编者按：

本文译自Michael Lebowitz在2006年出版的Build It Now: Soci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的第六章，主要讨论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几个问题。本文曾以视频介绍的方式发布在B站，见网页链接​

现翻译全文供读者参考这一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全文总长约7000字。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按：

2004年4月，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二届“声援玻利瓦尔革命”世界大会上，我应邀向正身处于玻利瓦尔革命进程中的工会运动委员会的同志们介绍南斯拉夫的自治经验。在这一演讲中（该演讲已被译成西班牙语并在委内瑞拉流传），我尝试指认了自治的基本特征、探讨这一概念在四十多年来的流变以及它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短短一年光景，委内瑞拉迈入工人自治的进程已骤然加快。正因如此，一年之后，当我于2005年4月应邀在瓦伦西亚举行的“革命中的工人：玻利瓦尔联合管理，一种替代性的经济模式”暨第三届“声援玻利瓦尔革命”世界大会上发言时，我决定重点探讨委内瑞拉的工人与玻利瓦尔革命在走向联合管理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尽管在2004年的委内瑞拉就有工人管理（self-management）、工人自治、联合管理、联合治理、联合生产的要求，但这只是梦想。随着Invepal、CADAFE、CADELA和ALCASA等公司迄今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希望后续会有更多的措施），昔日的梦想正成为现实。而这意味着，你们必须做好准备以与工人管理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做斗争。

为了让各位对这些现实问题展开思考，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南斯拉夫自治过程中的消极方面。我尤其想要指出七个在南斯拉夫经验里产生的复杂问题。我认为，你们需要了解出现在南斯拉夫的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可能以某种方式（甚至以更糟糕的形式）在这里出现。如果它们确然出现了，将有以下三种可能：

1.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而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将会使得工人自治名誉扫地。

2.问题会被工人自己解决

3.问题会被他人解决。

不过在谈论这些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强调一点，那就是我始终确信，工人管理是唯一能够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最终方案。当工人进行合作生产，进而理解到绝非是资产者而是劳动者自身才是劳动活动的受益人时，工人管理便可以证明：由于以下多种原因，它是一种明显更为优越的生产组织形式。

1.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相比起尽可能地少做事，工人会倾向于与身边的工人合作，将自身的工作做好，并以自己的工作为荣。

2.工人自身会有一些关于如何更好工作的知识，而我们可以将这些不与资本家共享的知识，用以改善当下的生产并利于今后的创新。

3.我们将不再需要花钱聘请主管和监工。主管(supervisors)和监工(monitors)的主要职责无非是确保被监视的工人始终处于努力工作的状态，就此而言，组织生产便不再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反而是以便于监督为基础。这种非理性特征以及其他非理性特征都已经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4.工人管理提供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可能性——它打碎了原有的脑体劳动分工。也因此，它为所有的工人都提供了发展自身能力与潜力的可能。在这一方面，工人管理可以增进生产和创新能力。

任何针对南斯拉夫自治问题的讨论都必须在恰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今天的我们必须记住，南斯拉夫，曾经确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曾令人神往不已，被视为是东方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时，其经济增长率极高。尽管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南斯拉夫完成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国转变为将工业品出口到西欧的工业国。

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让我先谈谈我于去年的演讲当中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即工人委员在理论上与其实践中所能完成的事情之间的差距。1950年，当铁托元帅介绍关于工人自治的新法律时，他承认了南斯拉夫工人的落后性以及许多人的担忧，即：由于工人无法掌握工厂以及其他企业的复杂技术，当前的工人自治尚未成熟。而铁托对此的回答是：我们不能等待所有人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在自治过程中、在不断的工作中，所有的人都将获得必要的经验。他们不仅会熟悉工作流程，也将会熟悉企业内部的所有问题。只有通过实践，工人才能学着如何记录，知道他们可以使用多少材料以及他们可以节省多少……他们将了解到企业会有多高的积累，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用于提高生活水平。”

现在，正如我上次指出的那样，南斯拉夫工人实际上确实对他们的企业了如指掌，而且许多人都曾在商店和企业一级的工人委员会任职。但是，铁托以为会发生的事并没有发生。1975年，即新法律出台后的二十五年，南斯拉夫作家何塞·戈里卡（Jose Goricar）用这种方式描述了工人与经理以及专家之间的差距：

它要么表现为功能上的分化，一种知识和技能的等级，要么是作为一种原子化单调工业操作的结果，其结果是……工人在履行职责时只能极其微薄地发挥思想自由、想象力和创造力。如果再加上相对较长且累人的工作日，我们现有的环境无法让工人更深入地参与管理工作组织。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尽管工人委员会成员有权决定投资、市场营销和生产决策等关键问题，但相比于经理和技术专家，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能力做出这些决策。所以，在许多企业中，工人委员会倾向于给来自管理部门的提议盖上公章了事（毕竟，经理们分享了公司的收入，因而在企业的良好运作上与工人们持有共同利益）。工人委员会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他们认为自己有确实能力去判断的事情，例如企业内部相对收入的公平性。而当他们因结果不理想而责怪经理时，经理们会说——是你们做出了这个决定。然而这不是工人们会接受的答案，他们通常的立场是，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你们干好你们的活。工人委员会偶尔会撤换出馊主意的经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运作起来就像是对政府不满意的选民，而不是政府本身。

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避免专家和工人之间的差距？在引入工人管理二十五年后，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戈里卡说，这是由于发展水平太低了，并且工人需要自我教育和自我指导。但在指出单调漫长又累人的工作日时，他自己也揭示了任何关于工人应当自我教育这种建议的问题。

要我说，基本问题是工作场所中没有搞过任何教育。为什么学习会计、簿记、市场营销等原理不是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在冗长累人的工作日外再添加什么内容，而是将其融入工作日中。换句话说，对工作加以重新定义，从而包括工人本身的生产过程，这是工人管理所需的。

显然，这涉及延长非传统工作日和缩短传统工作日（这对提高生产力和效率至关重要）。没有哪个南斯拉夫的自营企业曾做到过这点。结果呢？在许多企业中，工人拥有合法权力，但无法使用。

重新定义工作和工作日，将学习纳入其中，只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办法。你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我管理发挥其潜力。

那么，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打破企业中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壁垒？

现在让我谈谈南斯拉夫自我管理企业在经济运作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当对其生产的产品需求下降时，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中会发生什么：如果不能通过销售商品来获得利润，人们就会被解雇、失业。在南斯拉夫的企业里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每个企业内部的工人都很团结——你怎么能让你集体里的成员失业呢？

所以，企业继续生产——即使卖不出去，他们只是在生产库存。从整个经济的稳定性来看，这与资本主义相比还算不错，因为收入得以维持，经济衰退不会因为失业而加重。但是，企业不仅要支付工人的个人收入，还需要购买原材料。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而不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的呢？他们向银行寻求资金以度过这一时期。而银行（通常是大型自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纽带）往往会在这些情况下提供贷款。然而，这确实导致了企业对银行的依赖问题，而作为银行自由政策的结果，它构成了通货膨胀趋势的一个来源。

这些都是问题。但解决办法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工人自治的企业在面临销售额下降时应该做什么？

（图片来源：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

让我指出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的另一个特点，来扩展这个问题。在单一企业内，工人之间是团结的，但在不同的、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工人之间就没有这种团结。切·格瓦拉在1959年访问南斯拉夫后评论说，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企业的利润是在工人之间分配的；然而他指出，每个公司都 “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其竞争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切还指出，其中存在着真正的危险，因为这种竞争可能“带来扭曲社会主义精神应有之义的因素” 。

是的，在竞争企业的工人之间必然缺乏团结。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重复投资的问题。这些企业都在努力服务于同一个市场，并为此进行投资。结果之一是许多部门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使得这些企业在财务上更加脆弱、更加依赖银行。于是有了第三个问题：工人自治在面对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竞争时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现在，对于特定企业内部的工人而言，团结也有另一面向。南斯拉夫工人的目的是提高自己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收入（包括近期收入和长期收入）。因此，他们也倾向于投资目前最为现代化的机器密集型技术。这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显著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然而，其消极的一面也随之而来，即这种投资并未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此，当人们抱着获得更高收入的目的，从乡村辗转到城市时，他们将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谋生之所，其最终结果将是失业或是作为外籍员工移民到西欧。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通过向企业征税并利用相关税收建立新的自治企业解决了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问题。然而这恰是让现有企业的工人感到不满的地方，他们认为国家向企业征税阻碍了他们进行必要的投资。他们宣称：当工人自身都无法支配自己所创造的收入时，你凭何称之为是“自治”？倘若斯大林国家剥削并替企业做出重大决定，工人又如何可能真正实现自治？到了六十年代，联邦政府的地位就被削弱了：对于企业的征税下降，国家在投资中的角色下降，而失业率上升。

这就引出了第四个问题：自治企业工人对失业人群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换句话说，谁来负责创造新的岗位？

除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失业问题以外，不同企业之间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因此不同企业之间的员工不平等问题也在渐次凸显。我们不能说富裕企业的员工理所当然地就应该获得更为优渥的待遇。你也许在两个企业做着毫无二致之事，在一家企业里所获得的收入却远高于另一个企业。而这仅仅是因为你有幸在前者工作，或是垄断等其他市场因素对你所工作的企业有利。因此，在南斯拉夫有这么一句俗语：“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工作，而是你在哪里工作。”在在较为贫困的企业工作的员工认为这并不公平，他们往往满怀羡慕地看着富裕企业工人的收入增加。对此，他们的反应是将公司的收入更多地以个人工资的形式进行分配。为了通过进行相关投资以保持自身竞争力、提升未来收入，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银行。也就是说，较为贫困的企业更为依赖银行。

但是请记住，那些较为富裕的企业往往是银行部分股份的持有者。当我开始着手研究南斯拉夫的自治问题时，我想弄明白的一点是：贫富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在贫富企业之间造成了什么问题。我在1978年会见了一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中央委员，我问他：“难道富裕企业不会利用自身在银行的影响力来向需要信贷的贫困企业施压吗？”他回答道：“确实，这非常可怕。我们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较穷的企业被迫将产品廉价卖给较富的企业，以便从银行获取贷款。”（现在，请记住，这些企业都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它们都是工人自治的企业，工人由此获得收入。）我很震惊，这比我先前以为的还要糟糕。因此，我问他:“你们怎么做？”（我说的“你们”指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他回答道：“我们已经告诉他们了，这样不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他接着说道：“我们不能打压他们，因为这并非我们的任务。”然后，他和我就葛兰西和有机知识分子政党思想进行了有趣的讨论。

但问题在于：单个企业显然不可能为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奋斗，国家也并不能为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采取行动，政党也对此无能为力，其结果将是：企业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是自治口号之下实际膨胀着的特权，是逐渐失却的团结。

因此，第五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工人自治系统中，谁来代表全体工人阶级利益？

这无疑是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但与此同时，请允许我补充另一个与南斯拉夫自治相关的问题。正如我先前所指出的那样，此时出现了一种现象，即实力较弱的企业开始依赖银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仅向银行借贷进行投资，而且还借此为其集体成员提供个人收入。这是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全然相悖的，后者认为工人的个人收入应来自其企业的销售额。然而，列席于银行管委会中的，不仅有自治企业代表，还有地方政府、公社的代表，而公社代表会说“给他们钱。因为如果你不给他们钱，企业就会倒闭，而我们公社就得对这些工人负责。”

换句话说，企业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为了避免失业问题和企业破产时可能造成的混乱。但是，这就产生了经济学家称之为“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该论点认为，如果一家公司知道它将被援助，它便不会采取必要行动来解决相关问题。举例而言，比起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削减生产线，这些公司更倾向于花费大量精力来确保有高层的朋友，能够使之继续生存。这对经济而言，有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在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它们试图通过合并较弱公司和较强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不带来失业的情况下对弱小公司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和重组，但大型复合企业的发展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影响力是否被削弱。

这一切指向了第六个问题：工人自治的企业可以倒闭吗？

现在来总结一下南斯拉夫的经验。从自身利益出发，南斯拉夫个体企业的工人成功地证明了不需要资本家，工人委员会就可以指导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做出符合工人利益的决定，而且这些企业将倾向于引进新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和工人人均收入。这是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也是这里要阐明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但南斯拉夫经验也表明，单个企业内部的工人自我利益是不够的。南斯拉夫的经验不仅表明，特定企业内部的团结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内部的团结，而且还表明如果不能解决这种社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就会给工人管理的发展带来真正的限制。即使他们试图在不同企业的工人之间、商品生产部门的工人和社会部门的工人之间、生产者和社区之间建立联系，也受到一个问题的支配：自利。这里缺少的是社会内部的团结意识。

其结果是失业、不平等加剧、嫉妒、趋向通货膨胀、社会和种族紧张局势的上升——最终导致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国外势力。由于内部团结未能促进，社会容易受到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干预的压力。南斯拉夫具有独特的民族和宗教差异，不同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水平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如果不在建立团结的过程中消除差异，这些差异就会被利用。

思考一下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出的问题：

1.如何打破企业中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壁垒？

2.工人自治的企业在面临销售额下降时应该做什么？

3.工人自治在面对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竞争时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4.自治企业工人对失业人群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谁来负责创造新的岗位？

5.在工人自治系统中，谁来代表全体工人阶级利益？

6.工人自治的企业可以倒闭吗？

除了关于专家和工人间的差距的第一个问题外，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主题的变体：单个工人管理的企业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问题都是以工人管理企业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分离为前提的。遗憾的是，在一个大约50%的工人阶级在非正式部门工作、贫困率高达80%的社会中，这种特定企业中的工人贵族与绝大部分工人阶级相分裂的前提并非不可想象。我们也不应忘记这种分裂可能产生的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不从工人管理企业与社会其他部分相分离的前提出发，这些困难的问题里很多都会显得非常不一样了。例如，如果一个由工人管理的企业销售额下降，显然它不应该继续生产不被需要的产品，但当时一定有企业能够生产许多社区需要的其他产品。许多当地社区一定有需求，工人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这些需求，而不是拘泥于在某个具体的企业工作。同样的，为什么任何一个具体企业的工人对失业者的责任要比整个社会对失业者的责任大呢？而工人阶级整体的利益难道不是所有工人都应该关心的吗？

简而言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南斯拉夫特色自我管理中产生的弊病——整个工人阶级内部缺乏团结。当然，国家可以承担责任，向工人管理企业征税，并利用这些资源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然而南斯拉夫的例子表明，如果工人认为他们（甚至只有他们）有权获得其企业的收入，他们就很容易认为国家是疏远的、低效的和剥削性的。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七个问题：如何塑造工人自治企业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团结关系？

工人们是否有可能在讨论中考虑到其社区的需要（不仅是其近邻的社区，而且是较远的、相对弱势的社区）？显然，要朝这个方向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玻利瓦尔宪法（即1999年委内瑞拉通过的新宪法。——译者注）所设想的进程，正如第135条所强调的那样，不仅有国家对社会普遍福利的义务，还有“由于团结、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援助精神，个人根据自己能力所负有的义务”。

通过将地方民主规划表达的社区需求与自我管理的生产者的能力联系起来，玻利瓦尔宪法设想了一种替代性的经济模式——一种以正义、平等、团结、民主和社会责任概念为标志的经济模式。在宪法的这些理念的指导下，我认为你们就能够避免困扰南斯拉夫模式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那些由于注重私利但非整个工人阶级利益而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