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水土志》有十余种别名，如《临海水土异物志》《临海异物志》《临海水土记》《临海水土物志》等。其书具体作者和成书时间仍存在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最迟在晋朝已有其书，早于已知的其他文献。由此断定该书是目前可知世界上最早记述台湾的文献应是无误（《三国志》只记载卫温、诸葛直觅夷洲将人而返之事，并无记载其他，故不以《三国志》为最早）。

作为目前可知世界上最早记述台湾的文献资料，《临海水土志》的研究有着其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但对《临海水土志》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历代学者应有的重视。连横所著《台湾通史》上始于隋，不录卫温、诸葛直事，亦不录《临海水土志》，令人生疑，也令人遗憾。而今学界对《临海水土志》的研究也十分欠缺。故而笔者意从作者与成书、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三个方面一探《临海水土志》之究竟。因该书散佚较为严重，今以张崇根辑注版本为底本进行研究。

一、作者与成书

《临海水土志》的作者，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 沈莹撰。”《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循此说。因而后人多持《临海水土志》之作者为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沈莹之说。沈莹曾为吴丹阳太守，晋灭东吴时战死，除此之外再无其余事迹。因今可见史书并无录六朝其余姓名为“沈莹”之人，故而后人多自动将撰写《临海水土志》的沈莹和吴国的丹阳太守沈莹相对应。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和明代焦竑的《国史经籍志》都认为是“隋沈莹撰”，虽然晋朝戴凯的《竹谱》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两晋南北朝之书已有对其引用，“隋沈莹撰”之说不攻自破，但是这种“此沈莹非彼沈莹”的猜想倒是颇有意义。或“沈莹”非“吴丹阳太守沈莹”，但今已不可考。不过，遍查裴注《三国志》与《晋书》，魏、晋两代史籍可查名“莹”之人，惟吴丹阳太守沈莹、吴丹阳丞干莹（《搜神记》作者干宝之父）、由吴入晋的学者薛莹、晋江州从事张莹四人。其中张莹生平事迹全不可考，其余三人均为吴人，可知其时以“莹”为名，其人为吴人的概率应较大。就算“此沈莹非彼沈莹”，但既是魏晋时人，当是吴人的概率更大。

在《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所刊载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徐三见《<临海水土异物志>作者质疑》一文中，徐三见指出《临海水土志》中出现了地名“晋安”，这个“晋安”在吴国统治下应为“东安”，晋朝一统后才改为“晋安”。而沈莹在吴国灭亡之前就已战死，不可能知道晋朝的地名，故而吴丹阳太守沈莹并非该书作者。而沈莹的同僚、临海郡人柳荣活到了晋元帝时，他既有写临海一带的可能性，又与“沈莹”的姓名字形、读音接近，故而柳荣是《临海水土志》最可能的作者。对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地名更改频繁，就算官方予以更改，当地土人也未必改口；而且同名之地多不胜数，如《孔雀东南飞》中，庐江的焦仲卿葬在了“华山”，此“华山”绝不可能是陕西之华山，极有可能是同名之地，“晋安”未必是吴国时的“东安”；再者，六朝之时未有印刷术，古书之传抄全靠人力为之，传抄有误多有其事，晋人抄吴书时，将吴之地名改为晋之地名也未尝不可，后人不知其故而沿袭也属正常；且两晋南北朝“补书”（为书名流传而内容失传或残缺的书进行“补全”）者颇多，今本《列子》即是一例，不排除后人妄自增添句段的嫌疑；至于“沈莹”与“柳荣”之音、形，“莹”与“荣”形似，字音以方言与古汉语的理论则有可能相似，但“沈”与“柳”则音（接近古音的闽南语、粤语，包括临海本地方言均不相似）、形均相差较远。综上所述，“柳荣说”可信度不高。

无论是“吴丹阳太守沈莹说”，亦或是他种说法，《临海水土志》其书于魏晋之时产生于东南一带应是无误，不过笔者因为缺乏其他新的资料和有力证据，赞同传统的“吴丹阳太守沈莹说”。《三国志》中有“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的记载，其中“夷洲”即台湾。卫温与诸葛直“将甲士万人”前往夷洲实地考察，而且“得夷洲数千人还”，这就为吴地了解夷洲的情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学者认为，《临海水土志》的作者可能从卫温前往夷洲。丹阳太守沈莹于公元280年战死，卫温出海是公元230年，虽说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排除沈莹是一位高寿老将。而若“此沈莹非彼沈莹”，或是作者另有其人，不知其生平，则无法推断。但无论如何，吴地的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卫温、诸葛直所带的万名甲士，也有机会接触到被离夷洲的数千夷洲土人。笔者据此，更有理由肯定，《临海水土志》成书最有可能是在吴地。

至于成书之确切时间，姚永森在《<临海水土异物志>：世界上最早记述台湾的文献》一文中提到，《临海水土志》中有“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之句，吴末帝孙皓时始改“罗阳”为“安阳”，恰在临海郡内，吴亡后，晋武帝于当年（280年）即改其为“安固”，故而《临海水土志》必定成书于孙皓在位期间（264—280年）；再加上230年掳回来的夷洲之民已有“子孙”，历经至少是两代四十年以上，故而成书时间综合考虑应在公元274年左右。笔者结合吴丹阳太守沈莹之生平考虑，较为认同其成书于孙皓在位期间（264—280年）的看法（使用“安阳”的时间段内其书新成尚未传开，且作者仍在，应不会存在有“补阙”的情况），但不理解为何选择“274年”作为时间点。笔者综合考量之下，认为《临海水土志》基本成书于264—280年之间更为严谨。而前文提到，两晋南北朝颇有“补书”之人，沈莹此书出后，或有后人因其字句脱落、内容散佚而进行“补全”。故而笔者认为，《临海水土志》因是在264—280年之间成书，在流传过程中又经历了部分“补阙”的操作，但“补阙”的与夷洲有关的内容应是较少（曾经亲赴夷洲者或被掳掠的夷洲土人在吴亡后基本也寿命终了，难以提供资料了）。

综上所述，《临海水土志》因是264—280年在吴地基本成书的，作者最有可能是吴丹阳太守沈莹，后又有读者对其进行补、改。

二、思想内容

《临海水土志》今存条目有限，难以一窥全貌。据书名推测，应是记载临海郡所辖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地方志，但仅是推测而已。本节仅据今存条目进行分析、整理。

1. 夷洲风物

《临海水土志》今存条目中，研究价值最大、记载最明确的，当属对夷洲一地的记载。其中记述夷洲之地理位置，如：

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

夷洲之环境，如：

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

夷洲之风俗，如：

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

夷洲之物产，如：

有犬，尾短如麇尾状。

夷洲之传说，如：

今人相传，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国中至今庙祀徐福。

《临海水土志》虽然名为“临海”之方志，但今存对某地之具体记载唯有夷洲最详、可考。这既为今之学者研究台湾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成为了人们重视《临海水土志》，以其为“最早记述台湾的文献资料”的重要原因。

2. 安家之民

安家之民应为卫温掳回吴国的夷洲之民及其后代，因其具有独特的价值，故而笔者未将此条与上条“夷洲风物”合并。

《临海水土志》既记载了安家之民的原有风俗，如：

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

又记载了安家之民到吴国后的发展，如：

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皆好猴头羹，以菜和中以醒酒，杂五肉臛不及之。其俗言：“宁自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羹臛”。

《临海水土志》中对安家之民的描写佐证了海峡两岸在三国时期的一次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从文献的角度说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其余地区

《临海水土志》除了记载夷洲风物及被掳入吴的安家之民外，还有对其他地区风物的记载，但这些地区多难考证其所在，如毛人洲：

毛人洲在张屿，毛长短如熊。周绰得毛人，送诣秣陵。

毛人洲、张屿今已不可考，唯有“张屿”可能为“涨屿”，是“涨海中之岛屿”，但具体所在无人可知。

再如陶宗仪辑本中另有“狼荒民”之条目：

狼荒民与汉人交关，常夜为市，以鼻嗅金，知其好与恶。

此当是辑《水经注疏》中引《异物志》之条目，《临海水土志》虽然也别名为《异物志》，但六朝名《异物志》之书颇多，不知陶宗仪为何认定“此《异物志》为彼《异物志》”。假使二者相同，狼荒可能为古代南方民族或部落，具体已不可考。

如毛人洲、狼荒之地，或书中原录其所以，但今本只存条目，难考其源，姑且均并作此类。

4. 南方生物

《临海水土志》今存条目中，内容最多的就是对南方生物的记载。记载中的生物种类繁复，其中最多的应是水生物，无论是鱼、龟、蛤，还是其他的水生物，其中都不乏记载，如：

海豨，豕头，身长九尺。

镊鱼，长七寸，头如镊。

三蝬，似蛤。

鼋鱼，长五寸。

石蜠，大于蟹，八足，壳通赤，状如鸭卵。

亦有对陆地生物的记载，如：

晋安东南吴屿山，吴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馀以作脯，味似大虾。

亦有对飞禽类的记载，如：

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鸟类也。凡啄木异种，舌长二寸，杪有刺针。

还有对植物的记载，如：

猴闼子，如指头大，其味小苦，可食。

这些物产中，有些物产有明确的产地，如“狗竹，生临海山中”，但更多的是没有明确的产地。或许原书均有记载其出产地，但今本可考者不多，唯根据书名及其所录物产环境，推断皆是南方物产，且应皆为临海郡及其周边地区的物产，其中亦不乏台湾之物产。

三、艺术特色

《临海水土志》今存多是条目，极少有完整的大段文字。本节仅据今存条目进行分析判断。

1. 语言简洁客观

虽然《临海水土志》今存多以简单的条目为主，但观其成段文字，也不难看出《临海水土志》的作者有意以简洁客观的语言，将带有说明文性质的地方志写得精准，如：

得人头，斫去脑，剥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馀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

此段文字以简洁的“谓语+宾语”结构的句子为主，基本没有修饰性词语，整段行文也没有明显的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尤其是“得人头，斫去脑，剥其面肉，留置骨”和“战，得头，着首还”可谓是惜字如金。《临海水土志》作为带有说明文性质的地方志，其语言简洁凝练，更有助于读者快速地了解其内容。

2. 注重民间谣谚

《临海水土志》中注重引用民间谣谚来佐证所记载内容，如：

{制鱼}鱼至肥，炙食甘美。谚曰：“宁去累世宅，不去{制鱼}鱼额。”

再如：

杨桃，似橄榄，其味甜。常五月、十月熟。谚曰：“杨桃无蹙，一岁三熟。”其色青黄，核如枣核。

注重民间谣谚，既是对民间文化的重视，更是对民间文化的保留。民间谣谚中的内容、用词、韵脚等，在当今的民俗文化研究、古代汉语研究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临海水土志》所引用、保留的民间谣谚，更是研究文献资料匮乏的孙吴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3. 带有玄幻色彩

六朝时期，志怪小说兴起，志怪文字也成为风尚。《临海水土志》中不乏有带有玄幻色彩的记述，如：

东南海中蜈蚣长数丈，啖牛。俚人秋冬间遇之，鸣鼔然火炬驱逐之。

今可知世界最大的蜈蚣也不过三十多厘米，“长数丈，啖牛”的蜈蚣则带着极强的玄幻色彩。或许该生物确切存在但已经灭亡，或许该生物今天犹在而被古人误认为是“蜈蚣”。但不论如何，古今人看来，对此等“蜈蚣”的描写应是极具玄幻色彩的。
《临海水土志》虽是地方志，但受到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其中也难免带有时代无法抹去的特色。另外，当时的吴人对夷洲以及其他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可能都未能深入了解，只是凭借着口耳相传和猜测去描写，这也注定了这些不被时人所深知的地区会当有很强的神秘性，描述文字自然也会有玄幻色彩。这其实侧面反映出当时大陆对台湾的了解仍然很匮乏。但这些带有玄幻色彩的文字为《临海水土志》添加了不少文学色彩，加强了历史文献的可读性。

《临海水土志》作为世界上最早记述台湾的文献，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我们当代研究台湾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不论是台湾与大陆在历史上的联系，或是台湾的物产，还是台湾人民的文化心理和风俗，都能从《临海水土志》中找到记载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