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医疗群体中都有理发师外科医生。他们出身低微，手术存在不规范的操作，因此受到时人和后世学者指责。他们是欧洲中世纪早期宗教和医疗环境的产物，在服务民众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在树立外科标准、规范医疗市场、实践医疗济贫和提供战场救治等方面均作出了贡献。随着科学医学时代的来临，理发师外科医生逐渐被淘汰，但其历史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在12至19世纪，理发师外科医生（barber-surgeon）是活跃在欧洲的重要医疗群体。他们同时从事理发和外科手术这两种工作，是非正规的行医者。1他们为很多患者服务，被誉为“国民医生”（volksarzt）。2由于他们是“理发店出身的人，转而成为外科专家”，3在手术中存在很多误区，4因此也受到世人指责。在今人的常识中，理发师与外科医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为什么在欧洲能够合二为一？理发师外科医生群体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鉴于国内对此并无专题研究，本文结合国外相关成果，对理发师外科医生群体的兴衰及其存在意义，略加论述。
一、理发师外科医生
在12世纪以前，世俗医学不发达，教会医学占据主导地位。教士掌握内外科技术，是治愈身体和灵魂的核心医生群体。5由于教义的约束，教士对洁面和理发有特殊需求，6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理发师，理发师有时也会协助教士做外科手术。有关理发师的外科医疗最早见于公元11世纪修道院的记录。7外科（chirurgery）源于古希腊语χειρουργική，由χείρ和ἔργον构成，意指手工工作（handwork）。在理发师外科医生时代，外科定义为：“医学治疗领域的分支，旨在通过手工操作治愈人体各类疾病。”8医生在实施外科治疗过程中难免会沾染患者的体液和血液，这导致了外科与教会医学的分离。1163年，在图尔斯会议期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布敕令，禁止教士继续从事外科实践，因与血液的接触会污染信徒的圣洁。9这样，原本由教士主导的外科顺势转移到比较熟悉外科手术的理发师手中，理发师外科医生应运而生。10
自13世纪以降，外科逐渐成为欧洲大学的正式课程，解剖学成为外科教材中的重要内容。11法国教士亨利·德·蒙德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1260-1316），首先说服了法国学院派内科医生接纳外科教学，保证其合法性；其次使经验派外科医生相信，只有掌握必要的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知识，才能实现外科手术的有效性。121254年，圣卡姆学院的委员会要求学生必须通晓拉丁文，前两年学习医学理论和哲学知识，后两年学习外科手术。13尽管如此，直到近代早期，由于大学数量有限，受过大学正规教育的外科医生数量较少，难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因此，理发师外科医生仍然有足够的医疗市场。绝大多数外科医生都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学徒制还是培养外科医生的主要途径，14公会则是招收和培养学徒的组织。
中世纪欧洲普遍实行行会制度，比如英国，早在13世纪前后，伦敦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就成立了理发师公会（the Barbers’ Company），公会成员由会长、监察官（wardens）、行政官、侍从（liverymen）和普通会员组成。会长职务通常由1至2人担任，任期1年，可以连任或多次当选，其职责是每月向市长汇报公会成员的医疗活动，并监督会员日常外科实践的规范性。15然而，理发师公会内部结构混乱，成员身份也较为复杂，既有理发师外科医生，也有丝织工、蜡烛制造商，甚至还有内科医生和药剂师。16有鉴于此，理发师公会在1354年开始任命4位外科师傅（masters）参与会员考核。17按照惯例，公会中的每位侍从可招收4名学徒，其它成员可招收3名学徒。18 1482年的条例对招收学徒规定：所有学徒必须通过会长和监察官面试，方可录用，若有未经面试考核而入公会者，或存在超额录用情况，每例处以5英镑罚款，超录者不予清退。19
英国著名的内科医生托马斯·奥尔波特爵士说，外科是中世纪医学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20在19世纪之前，理发师外科医生是欧洲外科临床的主角，其医疗范围很广。德国工匠诗人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曾以理发师外科医生的口吻，吟诵其日常医疗的具体内容：“我遍布四方；精于制作药膏和治愈新伤；无论你是患有骨折、慢性感染、梅毒、白内障，还是坏疽，都不用心慌；拔牙、剃须、洗剪头发也是我擅长；还有放血，我最喜欢。”21诚然，与传统的内科医生运用验尿术和占星术的方法诊断和治疗疾病不同，理发师外科医生的主要医疗手段是放血。受盖伦医学的影响，人体内血液过量，被视为患病的原因，放血也就成为最为普遍的疗法。22体液学说为理发师外科医生实施放血提供了理论依据。托马斯·佩内尔阐释道：“人体的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当中，血液最为重要，维持着生命的存在和活动。”23托马斯·伊利奥特爵士也有着相同的观点。24实施放血疗法既有危险期，也有安全期。每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和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绝对不能放血的，托马斯·莫尔顿认为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也不能放血，也有人认为是4月的最后一天。25关于放血疗法的安全期，伊利奥特爵士在《健康堡垒》中提出，“每年春分直至6月的第8天，最适合放血，但在患者体寒，或气候寒冷时，不适合放血”。26《贫民宝藏》进一步指出，“每年的3月18日在右臂放血，4月11日在左臂放血的人，不会患失明症，这是经过验证的疗法”。27
理发师外科医生的主要患者是普通工匠和士兵。罗伯特·朱特对德国科隆著名的理发师外科医生格哈德·伊奇霍恩进行考察，发现在他接待的病人群体中，既包括贵族和富人，也包括中等收入者和贫民，而处于两端的贵族和贫民患者数量极少，绝大部分患者是普通工匠和士兵。这表明，理发师外科医生的治疗群体虽然较为广泛，但仍以普通民众为主；另外，职业与伤患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在伊奇霍恩医生的患者群体中，儿童占10%，这可以为“早期儿童健康受到足够重视”的观点提供佐证。28此外，大约有50%的患者来自其它堂区，甚至有部分患者来自科隆以外的偏远地区，足见伊奇霍恩医术精湛且声名远播。这说明医生的技艺精湛，是患者择医的重要考量。29
二、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及其管理模式
在16世纪中期以前，欧洲的理发师外科医生虽然主导外科活动，但其社会地位并未出现显著的提升。当时三等级制的医疗秩序日益巩固，内科医生通常毕业于剑桥或牛津大学，在法国、荷兰和意大利学习过古典医学，地位最高；处于中间阶层的是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彼此竞争不断，其专业和社会地位较低，需要接受内科医生的指导；药剂师处在最低等级，他们根据处方开的药收效甚微，仅对人体没有造成大的伤害。此外，还存在大量无照行医者，其数量与正规医生相当。30为整顿外科行业秩序，增强外科从业者的整体实力，理发师与外科医生走向联合。以英国为例，在首席外科医生（Serjeant-Surgeon）31托马斯·维卡里32的鼓动下，亨利八世在1540年颁布特许状，将当时拥有185位成员的理发师公会，与只拥有10至12位成员的外科医生行会合并，组建新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the Barber-Surgeons’ Company），新公会不仅成为伦敦乃至英国境内规模最大的行会，还享有节制外科活动的权力。33
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的发展离不开王室和公会成员的资助。一方面，公会得到历任英国君主的庇护，历任会长与王室之间的联系也较为紧密。查尔斯·伯纳德（Charles Bernard,1650-1711）不仅在1703年担任会长，还同时担任圣巴托洛谬医院的外科医生，年薪40英镑，凭借精湛的外科技术，伯纳德成为安妮女王的首席外科医生，还说服女王向公会追加1000英镑的补贴。34在成立之初，亨利八世授予公会每年4名死刑犯的尸体以供解剖，1604年，詹姆斯一世颁布特许状，规定只有理发师外科医生享有解剖尸体的权利，宣布“禁止屠夫、裁缝、蜡烛商或其他人对尸体进行切割、解剖和防腐处理，上述行为只能由理发师外科医生在公会管理者的批准下进行”。35为方便解剖，公会还在纽盖特监狱附近建造解剖剧场，人体解剖授课提升了理发师外科医生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会员的捐赠对公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公会在1557年建造了首座医学图书馆，购书费全部来自会员的捐赠，图书馆的清洁和运营工作由会员遗孀负责。1604年，芬顿医生向图书馆捐赠了500本《外科图鉴》，用以满足会员的日常学习需求。36 1641年，乔治·邓恩又捐献了5英镑用来购买医书。37
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的壮大不仅得益于经费的支持，更取决于其内部较为完善的培训和管理机制。首先，公会拥有良好的师徒传承体系，权责明确。公会学徒通常是年龄介于14至20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以高级理发师外科医生为师，住在其家庭店铺当中，接受至少7年的外科训练。在此期间，学徒需要履行基本义务，如尊重和服从师傅的权威地位，并在日常的外科实践中充当助手，作为回报，师傅需要传授他们具体的外科知识和实践，还有照料他们的食宿和穿着。38对师傅权威地位的服从有利于培养学徒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更有利于保持行业规范，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师傅的权威身份受到辅助法庭的保护，1601年，学徒乔治·兰顿对师傅态度不恭，遭到法庭的严厉斥责。公会还建议师傅们“对学徒的恶劣行为，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39另一方面，学徒的利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学徒亨利·克利尔在1612年向法庭申诉，他的师傅尼古拉斯·赫斯不仅虐待他，还拒绝传授任何外科知识。在充分考虑克利尔的请求后，法庭判决赫斯立即停止虐待行为，并认真传授他外科知识和技能，克利尔则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服从师傅。40与此同时，为保护行业秘密，师傅不得向学徒以外的人传授任何外科知识，公会中师傅的数量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并逐渐形成世袭职位。外人只有迎娶师傅的女儿，方有资格打破垄断，晋升为师傅。41在结束长达7年的外科训练后，学徒首先需要通过结业考试，考试内容包括笔试、临床实践和口试，合格者方可成为初级理发师外科医生，独立承担外科活动。42此外，他们还需要参加每年4次的解剖课程，以及由公会和内科医生学院联合组织的外科教学，通常每周2次。43为规范外科医疗市场，即使是未曾担任过公会学徒的外科行医者，也需要通过公会组织的考试，加入公会成为外国兄弟（Foreign Brother），詹姆斯·布莱克博恩便是其中的一员。44
其次，团结互助是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得以强大的基本理念。公会由会长和监察官进行管理，内部以强制性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为核心价值观，45任何出言不逊、诽谤和无故缺席等不利于公会团结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1551年，约翰·韦斯特在公共场合对另一位会员约翰·安德鲁斯出言不逊，最终被判处6先令8便士的罚金。46诽谤的惩罚力度更大。1599年，罗杰·拉伯尼因诽谤会员罪被辅助法庭（Court of Assistants）判处，禁止穿戴有公会标志的外套和帽子，这意味着褫夺了他在行业内的地位。47重要场合无故缺席也被视为不团结的象征，会遭到惩罚。1607年，约翰·吉伯斯和皮特·波特等人因无故缺席公会成员莫瑞斯·伊泽德的葬礼，被辅助法庭判处罚金。48除了惩罚措施，公会还会以充满仪式化的活动加深会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此外，妥善处理医患关系是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的经营之道。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形成，个人的品格和行为是获得信誉的主要方式。49在医疗市场中，病人占主导地位；患者择医通常依据医者的声誉和服务态度。医疗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理发师外科医生需要不断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50为此，首任会长托马斯·维卡里要求会员做到“举止得当，不得离异或酗酒，不得行骗，不得奉承、嘲弄或诽谤他人”。51为维护公会声誉，公会要求理发师外科医生在处理任何致命伤之前，必须请示公会管理者和有经验的师傅，以免造成误诊。为了尽量保障外科手术的安全性，理发师外科医生通常会谨慎对待复杂手术，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尽量避免结石手术，将其交给游医处理。52除此之外，为保障双方的正当利益，理发师外科医生与患者之间会订立契约关系，53在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患者有权向公会提起申诉，而他们的合理申诉通常会得到有效的回应。伦敦的砖匠爱德华·布朗尼深受性病困扰，他的主治医生理查德·厄普顿在收取诊金后却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布朗尼向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申诉，法庭判决厄普顿医生向布朗尼作出赔偿，弥补其久病不愈所造成的损失。54
三、从理发师外科医生向现代医生的嬗变
18世纪上半叶以降，医院和解剖学校的兴起和发展导致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的日常经营难以为继。早在17世纪末，圣巴托洛缪医院和圣托马斯医院在外科医生的培养方面，逐渐与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形成竞争。进入18世纪，伦敦出现了很多医院，医院不仅为实习生提供丰富的外科教学，还能提供留院工作的机会，因此更容易吸引年轻人，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的学徒制逐渐无人问津。55与此同时，解剖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对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也构成巨大挑战，公会医生成批离开，前往解剖学校任职，以至于公会内部很难找到适合讲授解剖学的师傅。解剖学校的增多加剧了尸源不足的困境。此外，公会的严格管理使内部关系紧张，也刺激了医生群体的分化。1714年，威廉·切塞尔登（William Cheselden,1688-1752）因擅自参与公会外的解剖教学，遭到公会强烈谴责，并被禁止兼任其它解剖课程。56
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的内部分化是导致理发师和外科医生最终分离的主要原因。理发师和外科医生群体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合作关系，正如詹姆斯·佩吉特爵士所言，“即使是在合并时期，外科医生和理发师之间由始至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57分化首先出现在理发师群体内部，原因在于近代欧洲假发风尚的流行，吸引了部分理发师成为侍奉贵族的假发师，他们早在17世纪便已远离外科医疗活动。其次，外科地位的不断提升是联合阵营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以法国为例，路易十五为振兴法国医学，在圣科姆创立5个医学教授职位，他还抬高外科医生地位，在1731年创立外科学院，法国的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在1743年最终出现分野，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法国的外科水平直至大革命爆发前夕，在欧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58相比之下，英国的分离颇为曲折。1684年，公会中的外科医生联名向查理二世请愿，要求建立独立的医疗组织，声称他们和理发师的结合会“阻碍外科学的发展”59。1688年，詹姆斯二世驳回请愿，但外科医生对公会的不满与日俱增。1744年1月，在约翰·兰比（John Ranby,1703-1773）的推动下，外科医生不顾理发师的强烈反对，再次向议会提交分离请愿，次年5月2日得到乔治二世御准。公会最终解体，外科医生成立自己的行会，拥有培训伦敦地区外科医生和颁发行医执照的特权。60为吸引会员，壮大新行会的力量，行会将入会费用由原来的100英镑降至25英镑。61 1800年，乔治三世授予其皇室特许状，皇家外科医生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由此而来。62
在脱离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后，外科医生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得到不断提升。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得益于外科理论知识的深化。此时的外科工作更讲究临床实验和数据方法，富有创见的外科著作也纷至沓来。约翰·兰比以其军医生涯中的笔记为蓝本，写作了《治疗枪伤的方法》。63他的学生威廉·布龙菲尔德在《外科观察与案例》中提出，“假设是毫无用处的，除非通过反复实验的方式对它加以证实，同时需要对结果和方法采取公正的态度”。64此时的外科实现了和内科同等的地位，时人对外科技艺和外科医生的态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克莱门特·霍伯宣称：“好的技艺总是难学的，外科亦是如此，它既要求外科医生充分掌握解剖学知识，扎实的医学理论，还需要拥有卓越的操作技能，没有什么比成为外科医生更困难的事情了。”65
其次是外科教育的改善，大学和医学院成为培养外科人才的核心组织。希梅尔曼考察了18世纪瑞典的外科医生教育状况，发现被任命的37位军医中，有33位达到外科医生协会制定的标准，并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在18世纪晚期任命的2位外科医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着外科知识的不断增加，考试内容也与日俱增，不断提升的专业医学教育成为理发师外科医生演化为现代外科医生的重要因素。66在大批专业外科医生的推动下，外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萨缪尔·夏普说：“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时期，如过去30年，在外科学领域取得如此突飞猛进的成就。”67同时代的外科医生本杰明·古奇进一步指出，原因在于“解剖学知识已然人尽皆知”，而根本原因是“我们拥有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优秀的外科医生”。68现代骨科学创立者珀西瓦尔·波特甚至难掩对此前外科状况的同情，认为其“粗糙不堪”且“深受各种劣质外科工具所累”。69尽管外科学的重大发现，如防腐术和麻醉术的诞生稍晚，但此时的古典医学教条已然让步于科学医学，引领着医学的重生。
在与外科医生正式分离后，理发师公会选举新的会长和监察官，保留各项传统和仪式。分离后的理发师外科医生仍然占据着部分医疗市场，70他们的人数也较为可观，在18世纪末的法国，依然活跃着25000名理发师外科医生，71但他们从事的外科活动却日益减少。约翰·盖伊（John Gay,1685-1732）在他的诗篇《没有胡须的山羊》中，描绘了该时期的理发店师傅，“他的杆上，挂满了锡缸盆；黑色的烂牙，有序地排着队；立在窗户上的杯子，围着红色碎布，看起来像血；剃须、拔牙和放血，他的三本生意经，打得铛铛作响”。72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理发师外科医生在1821年去世，至19世纪中叶，欧洲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大体不复存在。73位于伦敦蒙克斯韦尔街的理发师公会会堂在1666年和1940年遭遇两次彻底焚毁，1969年，伊丽莎白二世重启新会堂，公会隔月举行一次堂会晚宴，但在现有的200余位会员中，仅有约1/3继续以其它身份从事医疗服务。74
四、理发师外科医生群体的历史意义
第一，理发师外科医生树立了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外科标准。在大学接受古典医学教育的内科医生，奉盖伦的医学知识为圭臬，缺乏独立思考和医学实验的态度。擅长实践和手工操作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却敢于打破常规，推动了外科技术的进步。法国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安布罗斯·巴累（Ambroise Paré,1510-1590）当属佼佼者，他反对教条主义医学，将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运用到治疗当中，被认为是近代外科学之父。巴累在长期的军医实践中改革了部分外科治疗手段，譬如在枪伤的治疗过程中，传统观点认为，枪伤的可怕之处在于火药带来的毒性，因此需要在伤口处使用沸油消毒，并用烧灼后的铁器止血。在当时缺乏医药麻醉的情况下，病人通常疼痛难耐，且术后死亡率较高。巴累指出，弹伤没有毒性，可用蛋白、玫瑰油和松脂制成的药膏进行局部清洁，而结扎动脉的方法不仅更有利于止血，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患者机体受到的损伤。75尤其是在整形外科领域，莱奥纳多·菲奥拉万蒂（Leonardo Fioravanti,1517-1588）对鼻整形术的传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菲奥拉万蒂在十字军东征的归途中，拜访了卡拉布里亚的维亚诺兄弟，并在那里学习到由安东尼奥·布兰卡创造的鼻修复术。他在《生命瑰宝》当中详细记载了当时鼻整形术的过程：“先对患者进行局部清洁，接着在左手臂的肩至肘之间的部位，用钳子夹住皮肤，然后用小刀在钳子和肌肉之间制造切口，往里面填充羊毛和亚麻材料，用药物治疗直至该部位皮肤变厚，在鼻子处割下相应的部位，再割下填充皮肤的一端，将之缝合在鼻子处，使皮肤与鼻子能够完全融合；融合后再割下填充皮肤的另一端，与上唇部进行融合，再缝合手臂的创口处，在鼻孔中置入金属塑型器，有助于新鼻子的正常生长，而新生的鼻子会比皮肤更白。”76菲奥拉万蒂的著作影响了同时代的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Gaspare Tagliacozzi,1545-1599），他深知菲奥拉万蒂所描述的鼻子修复术潜在的价值，将这种原本由理发师外科医生从事的外科技艺加以改进，使其成为现代整形外科的雏形。77毫无疑问，菲奥拉万蒂在理发师外科医生和科学医学之间搭建了桥梁。
第二，理发师外科医生规范并补充了医疗市场。一方面，他们弥补了行医者不足的现实问题，为绝大多数民众维护健康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余地。78在15世纪的日内瓦，内科医生与理发师外科医生的比例为8∶90，到了16世纪上半叶，该比例达到3∶40。1790年代的苏黎世只有4位接受大学教育的内科医生，却有34位理发师外科医生和8位助产士。1800年的巴黎，接受大学教育的医生数量，远不及接受学徒制教育的行医者。79可以说，理发师外科医生占据正规医疗群体的绝大部分。80另一方面，他们也致力于规范医疗市场。理发师外科医生对无照行医者和庸医深恶痛绝，认为他们不仅抢夺了正规医生的客源，还因其治疗失当而损害医疗群体的职业合法性。81伊丽莎白一世的首席外科医生托马斯·盖尔（Thomas Gale,1507-1587）指责庸医“将最高贵的外科技艺置于堕落和毁灭的处境”，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接受系统的训练，也未曾掌握正确的外科方法和基础理论”，却“可以不计后果地实施外科手术”。82亚历山大·里德（Alexander Read,1580-1641）也指出部分江湖郎中的过失，称他们“用药大胆，却难以胜任常规的外科手术”。83理发师外科医生动员各方力量打击这些无照行医者和庸医，1376年，理发师公会向伦敦市长和议员提议，设立2位考核官，对外科医疗市场进行整顿。当局很快作出回应，命令“任何未经考核的行医者不得在伦敦城进行外科活动”。84公会还授权会员对非法行医者提起诉讼。851612年，辅助法庭命令行医者约翰·史密斯，不得在当地从事外科活动。86公会还规定，所有在伦敦的无照行医者，包括本地医生和外国医生，均须按月缴纳5英镑罚款。87理发师外科医生甚至还联合内科医生打击非法行医活动。公会的高级会员威廉·克洛斯（William Clowes,1543-1604）呼吁共同建立秩序井然的医疗市场，打击非法行医活动，他劝诫非法行医者，“各科学都有自己的界限，要选择你拥有最完善的知识，也最有经验的行业，而不要试图进入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或知之甚少的领域”。88
第三，理发师外科医生是医疗济贫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不仅自身团结互助，而且善待贫穷患者。公会监察官约翰·伍德尔（John Woodall,1570-1643）提出：“即使是穷患者身上感染最恐怖的疾病，也需要外科医生施以最细微的护理。”89理发师公会规定，“7年以上资历的会员在生活困难时，可以每周在公用箱中领取10.5便士”。90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的首任会长托马斯·维卡里在遗嘱中，将12镑遗产无偿赠予圣巴托洛谬医院的穷人。91 1470年，罗伯特·费尔拉斯在遗嘱中，将名下两栋房屋的租金分配给公会中的28位穷会员和他们的遗孀。92理发师外科医生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大众。1528年伦敦市档案记载着理发师外科医生救助贫穷患者的倡议：托马斯·维卡里等人于10月18日（星期二）在伦敦理发师外科医生会堂，召开堂会并提议，由市政当局提供可以照料20位穷患者的住所，届时公会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将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93
第四，理发师外科医生是随军服务的主要军医，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理发师外科医生历来有随军的传统，94军官通常也会雇佣自己的外科医生随行，在许可的情况下，这些理发师外科医生参加对伤员的救治。理发师外科医生从军不仅受雇佣关系影响，也是其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理查德·怀斯曼爵士（Sir Richard Wiseman,1632-1712）95在英国内战期间服务于王军，克伦威尔取胜后，他出任西班牙海军军医，王室复辟后返回英国。有些理发师外科医生的水平不高，威廉·克洛斯抱怨说：“军医们的水平参差不齐，被他们治死的兵士数量不亚于在战场上倒下的。”96但医术高超的理发师外科医生随军，足以提振士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据称，安布罗斯·巴累在战场中发挥的作用可抵10000名士兵，当士兵知道有著名军医随行，其作战勇气倍增。97此外，理发师外科医生还向海军提供医疗服务。98 1545年7月19日，英国海军战船玛丽·罗斯号在朴茨茅斯战役中不幸沉没，该船在1983年被打捞出来，沉船内共有超过17000件文物，其中保存有理发师外科医生工具箱，4英尺长，1.9英尺宽，内含外科医疗器械和医疗用品。99这是理发师外科医生服务于海军的有力证据。
如上所述，理发师外科医生群体虽然出身低微，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他们是欧洲中世纪早期宗教和医疗环境的产物，直至19世纪，理发师外科医生几乎承担了全科医生的大部分工作，弥补了专业外科医生数量不足的实际问题。他们在外科手术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更多的关乎医学知识的发展，孰非一己之过，19世纪麻醉学的出现，以及巴斯德和李斯特的医学发现，有效解决了历史难题。理发师外科医生群体不断提升自我组织和经营能力，发展壮大，在树立外科标准、规范医疗市场、实践医疗济贫和提供军事援助方面均作出表率，其历史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注释：
1 与之相关的术语还有表示公会中自由民身份的 Barber-Surgeon 和表示具体实践内容的 Barber-surgery，在使用中需加以甄别。Eleanor Decamp, Civic and Medical World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15.
2 Erwin H. Ackerknecht, “From Barber-surgeon to Modern Doctor”,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8, No. 4, 1984, p. 545. 理发师外科医生不仅存在于西欧社会，在中欧及北欧地区亦是如此。医史学家莱斯洛·波塔斯对波兰东南部贸易港口热舒夫的理发师外科医生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其最早出现于 1484 年，并在 1626 年成立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直至第一共和国覆灭之际（1795 年），热舒夫的外科手术仍然掌握在公会内的理发师外科医生手中；桑德维克和斯特兰德对挪威西南部的卑尔根市理发师外科医生行会加以论述，发现该行会始于 1597 年，在此后的 250 年间承担挪威居民主要的医疗活动，而当地理发师外科医生所掌握的经验医学更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更受欢迎。参见Leslaw Portas, “History of the Barber-surgery in Rzeszów”, Archiwum Historii i Filozofii Medycyny, Vol. 66, No. 2, 2003, pp. 119-133; H. Sandvik and J. Straand, “From Barber-surgeons’ Guild to Medical Association”, Tidsskrift for Den Norske Legeforening, Vol. 116, No. 30, 1997, pp. 3614-3617.
3 Charles E. Bagwell, “Respectful Image: Revenge of the Barber surgeon”, Annals of Surgery, Vol. 241, No. 6, 2005, p. 877.
4 Kate Kelly, Medicine Becomes a Science: 1840-1900,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10, pp. 88-89.
5乔治·帕克将英国外科史简单归纳为四个阶段：孕育在 12 世纪欧洲大学和医院纷纷涌现的历史环境中；奠基于 16 世纪医学复兴背景下理发师外科医生教育体系的形成；繁盛于 18 世纪医学院校和临床教学日新月异所形成的强大竞争；革新于 19 世纪麻醉学的出现以及巴斯德和李斯特的医学发现。欧洲各国大致如是。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A. & C. Black, 1920, pp. 4-5.
6剪发礼（Tonsure）源于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修士以此表达自己成为上帝奴仆的决心。比徳曾在《英吉利教会史》当中十数次提及执行剪发礼对于成为修士的必要性。Saint Bede, The Old English Version of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Oxford: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1890. 比徳还在信中咨询剪发礼的具体事宜。从中得知，剪发礼的宗教意义虽不及复活节，但在外型上对圣彼得的效仿更能体现教士内心深处对主的虔诚和顺从。参见 J. M. Wallace-Hadrill,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xford: Clarendon, 1988, p. 197.
7Roderick E. McGrew, Encyclopedia of Medical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5, p. 30.
8Alexander Read, The Workes of That Famous Physician, London: Richard Thrale, 1650, p. 7.
9Jessie Dobson, “Barber into Surgeon”, Anna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Vol. 54, No. 2, 1974, p. 84.
10James R. Van Dellen, “Barber Surgeon, or Surgeon Barber?”, World Neurosurgery, Vol. 77, No. 2, 2012, p. 293.
11Michael McVaugh, “Surgical Educ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Dynamis, Vol. 20, No. 4, 2000, p. 300.
12 Michael McVaugh, “Surgical Educ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Dynamis, Vol. 20, No. 4, 2000, p. 293.
13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p. 30.
14Celeste Chamberland, “From Apprentice to Master: Social Disciplining and Surgical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London, 1570-1640”,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3, No. 1, 2013, p. 23. 以 15 世纪的伦敦为例，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外科医生仅有 8 至 20 位，而当时伦敦约有 4 至 10 万人口。参见 Theodore R. Beck, The Cutting Edge: Early History of the Surgeons of London, London: Lund Hunphries, 1974, p. 4; Caroline M. Barron, “London 1300-1540”, in D. M. Palliser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600-15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96-403.
15 Jessie Dobson, Barbers and Barber-surgeons of London: A History of the Barbers’ and Barber-surgeons’ Companies,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1979, pp. 9-10.
16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p. 33.
17James Watt, “Surgeons of the Mary Rose: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udor England”, Mariners Mirror, Vol. 69, No. 1, 1983, p. 4.
18Jessie Dobson, Barbers and Barber-surgeons of London, p. 46.
19Jessie Dobson, Barbers and Barber-surgeons of London, pp. 18-19.
20 Sir Thomas Clifford Allbutt,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to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05, p. 106.
21Erwin H. Ackerknecht, “From Barber-surgeon to Modern Doctor”,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8, No. 4, 1984, pp. 545-546.
22R. Butler, An Essay Concerning Blood-letting, London: W. Mears, 1734, p. 32
23Thomas Paynell, Regimen Sanitatis Salerni, London: Thomas Creede, 1528, sig. C2v.
24 Sir Thomas Elyot, The Castel of Helth, London: Thomas Bertheleti, 1539, sig. B3r.
25Thomas Moulton, The Myrrour or Glasse of Helth, London: Robert Wire, 1531, sig. A1v; Anonymous, The Treasure of Poore Men, London: Richard Bankes, 1526, sig. D1r-v.
26Sir Thomas Elyot, The Castel of Helth, sig. Q2r-v.
27Anonymous, The Treasure of Poore Men, sig. D1r.
28Hannah Newton, “Children’s Physic: Medical Perceptions and Treatment of Sick Childr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1580-1720”,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3, No. 3, 2010, pp. 456-474.
29Robert Jütte, “A Seventeenth-century German Barber-surgeon and His Patients”, Medical History, Vol. 33, No. 2, 1989, pp. 188-193.
30Margaret Pell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Charles Webster ed., Health, Medicine and Mortal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65-235.
31英国皇室太医院职官（an officer of the Medical Household of the Royal Household of the Sovereign of the United Kingdom），始于 1253 年。
32杜坎·托马斯认为托马斯·维卡里的历史贡献有三：其一，曾任亨利八世首席外科医生，借助其在宫廷中的地位积极推动英国外科医学的发展；其二，撰写首部英文版人体解剖学教材；其三，在修道院解散后重建圣巴塞洛缪医院。参见Duncan P. Thomas, “Thomas Vicary, Barber-surgeon”, 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 Vol. 14, No. 2, 2006, p. 84.
33W. S. Copeman, “The Evolution of Anatomy and Surgery under the Tudors”, Anna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Vol. 32, No. 1, 1963, p. 7.
34 Sir Clifford N. Morgan, “Surgery and Surgeons in 18th-century London”, Anna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Vol. 42, No.1, 1968, p. 6.
35Sidney Young, The Annals of the Barber-surgeons of London, London: Blades, 1890, p. 114.
36 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p. 117.
37Jessie Dobson, Barbers and Barber-surgeons of London, p. 63.
38 Celeste Chamberland, “From Apprentice to Master: Social Disciplining and Surgical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London, 1570-1640”,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3, No. 1, 2013, p. 28.
39Celeste Chamberland, “From Apprentice to Master: Social Disciplining and Surgical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London, 1570-1640”,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3, No. 1, 2013, p. 30.
40 Celeste Chamberland, “From Apprentice to Master: Social Disciplining and Surgical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London, 1570-1640”,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3, No. 1, 2013, p. 26.
41 R. B. Outhwaite, ed., Marria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arria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 84.
42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p. 62.
43 Celeste Chamberland, “From Apprentice to Master: Social Disciplining and Surgical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London, 1570-1640”,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3, No. 1, 2013, p. 32.
44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p. 91.
45 John Stow, A Survey of London, London: John Windet, 1603, p. 542.
46 Jessie Dobson, Barbers and Barber-surgeons of London, p. 37.
47Celeste Chamberland, “Honor, Brotherhood, and the Corporate Ethos of London’s Barber-Surgeons’ Company, 1570-164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 Allied Sciences, Vol. 64, No. 3, 2009, p. 302.
48Celeste Chamberland, “Honor, Brotherhood, and the Corporate Ethos of London’s Barber-Surgeons’ Company, 1570-164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 Allied Sciences, Vol. 64, No. 3, 2009, pp. 326-327.
49Henry Peacham, The Compleat Gentleman, London: Francis Constable, 1627, p. 3.
50Mark S. R. Jenner and Patrick Wallis eds., Medicine and the Market in England and its Colonies, c.1450-c.185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24-63.
51Thomas Vicary, The English Mans Treasure, London: Thomas Creede, 1596, sig. A3v.
52W. F. Bynum and Roy Porter eds.,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123.
53Margaret Pelling, Medical Conflicts in Early Modern Lond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p. 246.
54 Court Minutes of the Barber-Surgeons’ Company, 17 November 1572, MS 5257 /2, fol. 70r
, Guildhall Library, London, Quoted from Celeste Chamberland, “Honor, Brotherhood, and the Corporate Ethos of London’s Barber-Surgeons’ Company, 1570-164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 Allied Sciences, Vol. 64, No. 3, 2009, p. 324.
55Sir Clifford N. Morgan, “Surgery and Surgeons in 18th-century London”, Anna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Vol. 42, No. 1, 1968, p. 4.
56Sir Clifford N. Morgan, “Surgery and Surgeons in 18th-century London”, Anna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Vol. 42, No. 1, 1968, p. 7.
57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p. 58.
58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p. 142.
59Jessie Dobson, Barbers and Barber-surgeons of London, p. 58.
60Christopher Lawrence, “Surgery and Its Histories: Purposes and Contexts”, in Thomas Schlich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Surge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39.
61 George Parker, The Early History of Surgery in Great Britain, p. 144.
62Zachary Cope,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England, London: Charles C Thomas, 1959.
63John Ranby, The Method of Treating Gunshot Wounds, London: Robert Horsfield, 1760.
64William Bromfield, Chirurgical Observation and Cases, Vol. 1, London: T. Cadell, 1773, p. 6.
65British Library, Sloane MS 364, fol. 4r. Quoted from Celeste Chamberland, “From Apprentice to Master: Social Disciplining and Surgical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London, 1570-1640”,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3, No. 1, 2013, p. 39.
66Lars Himmelmann, “From barber to surgeon-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Svensk Medicinhistorisk Tidskrift, Vol. 11, No. 1, 2007, pp. 69-87.
67Samuel Sharp, A Critical Enquiry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Surgery, London: J. and R. Tonson, 1750, p. 264.
68 Benjamin Gooch,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Wounds and Other Chirurgical Subjects, Vol. 1, Norwich: The Author, 1767, p. 62.
69Percivall Pott, The Chirurgical Works, Vol. 2, London: J. Johnson, 1790, p. 209.
聂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