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楔子

1951年，拉康发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号召，在两年后，于罗曼语系精神分析学家的罗马大会上，他提交了名为《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的论文。这篇文章主要涵盖了：言语与语言之间的区分，对“主体”（subject）不同于“我”（I）的理解，还有十分重要的有关“能指”（signifier）以及“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等概念的重构与建立。

二、       思想来源

拉康有关象征界的思想主要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结构主义的研究成果为主。大致可分为：斯特劳斯人类结构学中的亲缘关系、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的著作以及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有关隐喻（metaphor）和换喻（metonymy）的著作。

1.结构主义概要

结构主义首要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而盛行于20世纪50至60年代法国的知识界，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从心理学到语言学，再到哲学、文学理论，当然还包括精神分析等等。支撑结构主义的基本模型或比喻便是把社会或文化看作是一种语言，所有的社会活动皆构成了一种语言（言语作为语言的碎片，语言则是一种系统，两者的关系就像英语与操英语者用英语所进行的表达一样），因为这些社会活动都涉及一套带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则和语法的符号系统。由此，我们的行为并非是某种超然的自由意志使然，而是依靠个体行为所建构的整体社会关系及背景（结构）来理解的。

2.象征功能

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斯特劳斯在《亲缘关系的基本结构》一文中，分析了所谓原始社会的婚姻和亲缘关系的系统，他认为，我们可以从原始社会的婚姻关系中看到我们社会本身的基本潜在结构。斯特劳斯取了一个“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的例子来说明其背后的基本结构和象征作用，在例子中，原始亲缘社会中存在一种婚姻关系的运作形式，即对女人的交换。在这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对真实的人的交换（即交换实际的女人），而是在交换中女人被符号化并被运作于一种“象征交换”系统（在这里，女人沦为符号被交换，其符号的作用是为男人提供社会身份）。在这一形式系统下的单个系统使用者对于这个系统种种的无法违背的规则和规律，是始终无意识的。将这种表现提升到更纯粹的层次，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结构，正是它决定了人们的社会位置，并调节着他们的社会关系，只是当事人却对此一无所知罢了。

拉康就此得出二点主要启示：

（1）存在着一个基本结构——也就是一个单独的“无意识”结构——它可以被看作是构成所有其他的亲缘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基础。

（2）在亲缘关系系统里发生的并非是婚姻中对真实的人的交换，而是一种象征交换的过程。

第二点启示，让拉康认识到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拉康开始尝试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建立在一个更具哲学性与科学性的坚实基础之上。

索绪尔的语言学与语言符号（结构主义语言学）

索绪尔之前的语言学，其研究首要关注点是语文学与词源学，也就是追溯词语的历史和由来。索绪尔认为这种基于“历时性”（diachronic）的认识应当让位于“共时性”上（synchronically），即把语言视作一个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上都是完整的系统。举例来说，就是当我们运用语言时，我们事实上是依靠着一个由词汇、句法、语法和习俗等要素所构成的背景（结构）；虽然我们在说话和写作时没有意识到它们，但它们却决定了我们可以言说和无法言说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说索绪尔对于语言学最独创的贡献，就在于他将语言认作一个“总体系统”——该系统管控着人们可以言说的东西，而人们自己对于它的规则却始终是无意识的。（同时，索绪尔也认为，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无法对现实进行直接的反映，而是在整体社会的前提下，人们用社会化的语言符号来理解现实。）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由“符号”（signs）组成的系统。语言的对应理论就是索绪尔更进一步的补充，该理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直接指代世界上的对象的符号系统。以图式来理解对应理论就是：

如图，便是我们用词语指代的是概念，而不是词语的指涉物。

举例来理解就是，当我们说出了“汽车”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汽车的概念与模样，但我们所联想的形象却并没有指涉现实世界中的一辆特定的汽车。所以，“汽车”这个词就是一个关于汽车的概念。如果我们将指涉物搁置一旁，那么图式就成了这样：

也就是说，词语本身不指涉一个特定的指涉物，它仅指涉概念。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则接着托出了我们理解象征界十分重要的两个概念——所指（signifier）和能指（signified）。这两个概念构成了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符号，能指即声音或书面文字，所指即概念，在图式上就是：

（在索绪尔这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并由社会习俗决定，即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能指和所指也会有所不同。）

那么，如果说语言并不对应世界上的对象，它又如何使自身获得意义呢？答案在于差异系统，依靠差异系统，任何符号都可以通过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而获得其自身意义。比如，我会用“椅子”这个能指，而不是“王座”或“摇摇椅”（椅子因为差异于王座而获得了意义），因为我的所指就只是个普通椅子罢了。当然，我还是可以根据情境的不同而从这些能指中进行选择，而这个选择的元素便被称作语言的纵向“聚合”轴（即组合轴）。

不过，如果仅靠聚合轴，我是无法选择并使用任何我想要的词语的。若要使我们从聚合轴中选择的词语产生意义，我们还必须通过一种句法以正确的方式将之组合起来，此即 横向“句段”轴，该轴要求各要素的组合临近。

用一个句子来理解聚合轴和句段轴的结合作用即是：

明天我们将要离开巴黎（we will leave Paris tomorrow）。

一方面，在这个句子里“明天”作为聚合轴中被选择的词语，因“昨天”、“后天”等能指而获得差异，“我们”因“你们”、“我”、“他们”等词语而获得差异，以此类推，这便体现了聚合轴的作用。另一方面，经由这些词语在整个句子结构中的位置组合，这个句子才真正获得了意义。

反之，如果我们彻底打乱句子结构中的词语组合，那么这个句子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

巴黎离开将要明天我们（Paris leaves will tomorrow we）。

得益于索绪尔，我们可以总结出下列三个重要启示:

-这是一种语言唯物主义，语言先于意识；作为言说的主体，我们都是在语言中诞生的。

-语言并不反映现实；相反，我们是在特定语言系统的限制下产生自身经验的。

-语言是一组靠聚合轴和句段轴起意义的差异关系。

雅各布森的隐喻与换喻

雅各布森从索绪尔的聚合轴和句段轴出发，提出了与这两个轴对应的关系，即隐喻（对应聚合轴）和换喻（句段轴）。

隐喻是可以在不陈述一个直接比较的情况下，用一个词语或措辞来形容某种其他事物（即我可以用蛤蟆来隐喻某长者，也可以用黑框眼镜来隐喻他，这里就和聚合轴选择词语是一样的）。

换喻则是一种“临近”（contiguity）关系，而一个词项之所以会指涉另一词项的原因，就在于它被联系于或临近于另一词项。（比如我可以用“王冠”来表述君主的位置，因为“王冠”通常与君主进行联系，而我却无法通过临近性的关系来直接用黑框眼镜去指涉长者。）

三、能指的优先性

尽管拉康承认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过他并不认同索绪尔的两个基本前提，即：符号的不可分割性（在索绪尔看来，所指和能指作为组成符号的要素，是无法分割的），以及所指在能指之上的优先性。

1.能指何以优先？

在《无意识中字符的动因，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中拉康通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对索绪尔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段图式：

接着儿，请看这样一段故事：

一列火车进站了。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面对面地靠窗坐在车厢里，他们是姐弟俩，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沿着站台上的房屋随着列车缓缓停下而经过。弟弟说：“看，我们到了女厕。”姐姐回答说：“傻瓜！难道你没看见我们到了男厕吗”。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是，姐弟俩的第一反应就是通过厕所上的文字进行表达（这无疑体现了能指的优先性），并且在这里事实上把一个厕所门同另一个厕所门区分开来的，不是所指，而是能指（从女厕所到男厕所，这里只是从一个能指到了另一个能指）。所以，拉康提出，要颠倒索绪尔的模型，把能指放在所指之上，即：

在这个图示中，能指居于所指之上，而中间的那个横杆就代表着能指同所指间存在根本性分裂，也就是说，一个能指永远都不能指涉一个所指，能指只能沿着一条能指链上指向下一个能指（这就是一种换喻），而在这一过程中，概念也只得随着能指前行。

用图式来表述就是：

这个过程就被称作意指（signification）：一个永久性滑动的链条。

在这里，每个能指都“坚持”（insist）着一个意义，它带着这个意义奔向了下个能指。但这个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指向下个能指时，也意味着它还有个“锚定点（point de capiton）”，或者说停顿点。

这给拉康研究弗洛伊德的“谈话治疗”提供了模型，“谈话治疗”就是进行自由联想，自由联想的目的就在于让无意识自行运作而发现其结构和症结所在。

拉康接着认为，存在一个内在于我们的结构，支配着我们说出来的话语，这个结构就是无意识，无意识通过语言产生，并受制于语言规则。

而根据雅各布森的理论，拉康将他的隐喻和换喻同弗洛伊德的梦的工作过程——“凝缩”（condensation）与“移置”（displacement）直接对应。

凝缩是指两个或以上的符号/形象在一个梦中被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被赋予了各个构成其要素的形象（即复合形象）。

例如，关于受迫害的梦中，梦者就可能会梦到一个被认同是自己生活中的某个人物在迫害自己，但事实上这个人物可能并非单独的人物，而是多个人物的凝缩（复合）。所以梦中的复合形象，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梦者现实生活的隐喻。

移置则是指意义从一个符号转移到另一个符号的过程。以焦虑的梦为例，梦者会将自己白日生活中某个小事而焦虑不已，以避免某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种焦虑，完全是作为一种移置功能而运作。（对应换喻）

在弗洛伊德所谓“原初过程”（具备无意识系统的特点）之中，精神能量借由凝缩与移置自由流动，这样，拉康就把雅各布森在隐喻和换喻之间的区分映射到了“原初过程”中，从而说明了无意识如何像语言那般结构的。

四、象征秩序

20世纪50年代，拉康自始至终都在关切着建立一个系统，根据这个系统，人类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按照业已出现的象征符”而被结构的。拉康并不是说一切事物都可化约为象征界，而是说一旦出现了象征符，那么一切人类世界的事物就都会按照象征符和象征界的法则而被规定或结构，包括无意识以及人类的主体性。

在拉康看来，无意识是由能指材料构成的，无意识是一个超出我们控制的意指过程；它是透过我们而言说的语言，而非是我们所言说的语言（也就是说，无意识在我们的言说的能指中体现，但它并不等同于我们的言语）。不过这个无意识总是在我们的存在之中逃离我们，而它又同时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愿望。

所以，拉康把无意识界定为“大他者的辞说”（discourse of the Other）。而大他者就是语言，亦即象征秩序；前文所述的流动的无意识就是象征界的大草原，正是因为无意识的不断逃离，才需要一个结构来保持其确定性，即所谓的象征秩序。

我们自这个象征秩序中诞生，只要我们还作为人类主体而存在，我们就得受制于它。而对于这个象征秩序，我们无法逃离它，它却作为一个结构逃离了我们。

关于主体和自我的区分，以及如何进入象征界

根据拉康，自我是经由主体与自己身体的关系而首先形成的一种“想象功能”（imaginary function）。另一方面，主体则是在象征秩序中被构成的，并且由语言决定。

由此，拉康推出了能述主体（经由语言表述的一种能指）和所述主体（可以是想象功能的表达，也可以是无意义的），这两者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分裂。

比如，拉康说：“I is an other（我是一个他者）”时，“我（I）”就是一种能指，“我”并不意味着什么，要找到我，就必须走向他人（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而这里“我”的所指（即所述主体）早就逃离了我们的把握了，它既可以是我们出于想象界对自己的迷恋，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我”被拉康进行了去本质化，象征界及能指摆在了“我”这个所述主体之上）。但通过这样的一种能指链的表述（即意指），我们也就事实上进入到了象征界当中。

简而言之，象征界是无意识的，在这个领域内，主体通过不断能指进入意指之链（逃离主体的无意识的运作），并受制于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稳定意指之链的象征秩序。 社会中的人类是无法直接认识实在界的，所以他们必须借助象征界的形式来调和对所涉实在界的反映，所以对于社会中的人来说，象征比实在更“真实”，因为不借助符号（象征），他们就无法在脑海中呈现“所涉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