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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信这个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不已的人，请相信这个靠穷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请相信这个为穷人的将来而告别过去的人。”

——切·格瓦拉

“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

Ⅰ.前述

主线第八章【怒号光明】以并行式叙事的方式讲述了塔露拉的心路历程。从最初矢志不渝力求在不公义的大地上点燃自由与解放怒火，到被误解、现实与刻意操纵所构陷，再到最终落败并重回科西切为她织造的囹圄，德拉克之女经历了从觉醒到沉沦的悲剧——如科西切所料，毫不意外地被她的“理想”所背离，并如科西切所愿成为黑蛇的新容器，成为“乌萨斯命运的掌握者”。

事实上，如果稍微思考一下塔露拉在本章剧情回忆中的表现，就并不难洞悉其理想与抗争失败的必然性。单从本章标题“怒号光明”的英文名“Roaring Flare”即可窥见一二：作为“roar”的现在分词形式，“roaring”有“吼叫，咆哮”之意，当它用于形容词时则有“咆哮的；呼啸的；轰鸣的；熊熊燃烧的”之意；而“flare”虽然意指“燃烧”，但却是“（短暂的）燃烧”和“（短暂的）旺火”——换言之，塔露拉出于个愤而尝试领导的解放，固然会在“大而不倒”的乌萨斯燃起反抗的硝烟；但这种反抗并不建立在时代社会的深厚基础上，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小打小闹，如同小卖部十元一盒的粗制烟花玩具，在燃烧放出短暂的焰火之后就宣告终结，产生的烟幕甚至连被称为“狼烟”的资格都没有。

为什么塔露拉会因一个正确的选择而落败？这一方面与科西切所说的“末人的劣根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并非如此单纯。除了上一段提到的当时乌萨斯时代社会条件的后天缺失，塔露拉自身也存在着不一而足的先天缺陷——这些缺陷是如此隐秘而致命，以至于塔露拉甚至直到从科西切的控制下恢复时，都没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正是这些缺陷，最终将她拖进了科西切布下的嘲弄的深渊。

而所有这些导致塔露拉落败于（科西切捏造的）命运的要素，在现实的历史中都有迹可循，塔露拉的故事不过是对这些往事的解构和重演。本文将撷取两个与塔露拉经历最直接相关的案例，从时代、社会以及个人等角度，尝试探寻科西切对“塔露拉必定失败”精确谶言的依据；同时，作为一个楔子，本文在探讨塔露拉斗争道路失败因素的同时，也会对其抗争的对象——以科西切为象征的超出种群的“权力意志”——适当提及，这部分内容将在下篇专栏中详细解释。

Ⅱ.十二月党的覆灭：军人塔露拉的片面与局限

塔露拉生于龙门，长在乌萨斯。在掳走她的科西切的豢养下，塔露拉成为科西切公爵领内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成为她自己口中的“一个刽子手，一个宪兵头子，一个贵族军官，一个阴谋家”，一个科西切塑造出来的近乎完美的继承人——如果她没有怀着对民众和感染者的同情心，那她就是科西切所构想的真正的完美者。出于对令人战栗的“养父”科西切、以及他和他背后的乌萨斯帝国的抗争，塔露拉以“斗士”的身份成为一个感染者，成为领导民众发动抗争的“领袖”；她的怒火不曾停止燃烧，既是为自己被扭曲的命运而愤怒，也为乌萨斯广袤国土上遭受苦难的人民而愤怒，并以这份怒火为动力，在冰原上举起了反抗帝国的火炬。

在整个第八章回忆剧情的前半段，塔露拉一直身穿军装。这身军装的来历、以及她后来从何时起脱下这身装束，都没有详细的提及；但可以明确的是，塔露拉被科西切——乃至科西切背后的乌萨斯帝国——培养成一名军人，这身军礼服大抵是她在科西切公爵领从军时的打扮，之后也成为了她“斗士”身份的象征。帝国培养出的青年才俊、最后却反过来对抗帝国，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中也有，甚至为数不少；但站在整体角度，观察斗士塔露拉的觉醒、行动、活动范围等各方面，只有一个历史群体与之最为契合、最为切近，就是活跃于19世纪20年代、在1825年12月领导了俄国史上首次尝试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武装起义的“十二月党”（Декабристов/ Decembrist）。

在将乌萨斯与作为其原型的沙皇俄国进行对比时，一个不可忽略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的国祚永远与战争相伴。不同之处在于，乌萨斯帝国征服了高卢，将其划入帝国的广袤版图，而让沙皇俄国与法国产生交集的的俄法战争（1812卫国战争）则并未让二者中任意一方得到领土上的利权。尽管如此，这场战争仍被视为是沙皇俄国将势力延伸至欧陆的开端：拿破仑的马失前蹄使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1777-1825）被欧陆各国奉为“欧洲的救世主”，部分沙俄军队跨越国境的军事行动则被视作沙俄势力西进的试水；

但与卫国战争的胜利伴生而来的，是因新兴资本主义与腐朽不堪的农奴制激烈冲突而造成的内政危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十分拧巴的过程，其特点在于许多手工工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农奴为劳动力，这就成为了矛盾的焦点：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无法为新生产模式提供自由的可雇佣劳动力、以农奴制为根基的自然经济也无法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必要的生产原料和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必要求沙俄政府废除农奴制、解放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广大农奴作为自由劳动力，但沙俄政府又竭力维护形如朽木的农奴制不肯放手；身为自由主义者的亚历山大一世又不具备祖先的强硬手腕和决心进行破旧立新的改革，只能为维护统治而推行强化农奴制的军事屯田制度。沙皇政府在1814、1822年两度颁布强化农奴制与专制制度的法令，在社会上营造万马齐喑的局势；人民自然对此极度愤慨，开始以起义和暴动的形式宣泄不满。从1801年开始的25年里，俄国爆发了281次农民起义和64次工人暴动，1816-1825年间还爆发了15次军队哗变——其中就包含了十二月党人发动的起义。

与19世纪前30年里的绝大多数起义不同，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大多是少壮派军事贵族，即俄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上文提到，俄国国内存在极为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落后，感受到统治危机的沙俄统治阶级因此出现了分化：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尽管他本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首的顽固派力图维护农奴制和封建专制统治；部分改良派主张在保留现有制度上进行温和改革、以此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以十二月党人为首的部分贵族则预测到现有制度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因而采取暴力流血的革命以求变革。这部分贵族大多是知识分子或参与了1812卫国战争的青年军官，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较深；不少人还在远征中见识到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俄国的落后更加难以忍受，回国后便成立了不少秘密组织，意图改变俄国落后腐朽的局面。

1816年，这些贵族革命者在圣彼得堡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组织“救国协会”，后来制订较完备章程后改称“祖国忠诚子弟协会”。该协会规模很小，只有30多人左右，起初也并无太强的军事色彩，以普及教育为宗旨，意图以传播先进文化知识的形式让更多人参与到反抗极权的事业中；但因为成员见解不一，后来又出现废除农奴制、实现君主立宪制、甚至废除君主制等主张，所以该组织旋即自行解散，并在1818年改组为“幸福协会”，在最初的宗旨上加上了废除农奴制和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内容，组织的规模也因此扩大到200人左右。

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其实这就是第八章回忆剧情前半段中阿丽娜所做的事。与塔露拉选择的武装斗争道路不同，阿丽娜做出斗争的方式更为温和、但也更为坚定：施加外力实现的破局只会留下难以修复的创伤，而这种创伤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完美的修复；温和地、循序渐进的内在演化则可以实现代际的传承，让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思想上的独立和斗争的决心——这正是十二月党人在活动初期所采取的方式，缓慢而持久、长远不散。但正如阿丽娜所担心的那样，这种观念在不久后被更为激进的设想所挤压，逐渐被遗忘，从而导致十二月党人——以及塔露拉——偏离了最初的道路。

贵族革命者们的思想具体经历怎样的转变，现在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幸福协会”的宗旨变得越发激进，则是不争的事实。到1820年召开会议时，幸福协会的主张已经变成了“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这种主张成为了革命者们之后的一贯诉求。在次年1月为清除协会内不可靠分子而进行的改组后，部分军官奉令由圣彼得堡南下，调往南方的乌克兰地区，在图利钦成立“南方协会”，与圣彼得堡的“北方协会”遥相呼应。南方协会制定了《俄罗斯法典》（也译《俄罗斯真理》）作为协会纲领，主张废除农奴制和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将土地以公私两种形式分给农民，并推行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的法治体系；北方协会则以相对更保守的《宪法》为纲领，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后成立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的国家，保留皇帝的行政权。尽管南北协会在政见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北方协会内部也存在保守派和激进派之争，但推翻专制统治和废除农奴制的共识使南北两派团结到一起，决定等待时机发动起义、完成革命使命；

尽管南北协会的贵族革命者有着远大而崇高的使命，但他们达成的共识中有一个十分为后人诟病的内容——“只依靠军队发动政变”。这一囿于阶级认知的决定最终成为了他们失败的深层因素。俄历1825年11月19日（公历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暴毙。由于沙皇无子，故皇位应由其弟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Konstantin Pavlovich，1779-1831）继承；但康斯坦丁早先已宣布放弃继承权，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又指定三弟尼古拉（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即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796-1855）继承皇位——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几位当事人以外者一无所知。因此当沙皇驾崩、首都圣彼得堡军民向康斯坦丁大公宣誓时，宫廷又传来了尼古拉才是新沙皇的消息；但尼古拉又不愿继承沙皇之位，反而主动向兄长康斯坦丁宣誓效忠。这一变故让国内军民心生疑虑，尤其是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更加激烈；北方协会决定利用这一混乱局势，在再宣誓之日发动政变。

俄历12月14日（公历12月26日），北方协会组织了3000余名倾向于革命的士兵，将其聚集到树立有彼得一世“青铜骑士”雕像的参政员广场，表明拒绝对尼古拉宣誓效忠，意欲迫使参政院发布废除农奴制、召开制宪会议的公告。士兵们杀死了前来劝阻的圣彼得堡总督，但就在这时，担任行动总指挥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特鲁别茨科伊亲王（Prince Sergei Petrovich Trubetskoy/ 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Трубецкой，1790-1860）以“行动时机不成熟”为顾虑临阵脱逃，前往奥地利大使馆避难（也有说法是他一开始就没前往广场）。起义军一时失去指挥，群龙无首，耽误了时间。反应过来的新皇尼古拉一世调集了人数接近起义军4倍的兵力，以血腥的屠杀将这次不成功的起义镇压下去。消息传出半个月后，位于乌克兰的南方协会也于次年1月发动起义，不久也因主要领导人被奸细出卖而宣告失败。

贵族革命者的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对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被提交法庭审判者多达579人；包括南方协会领导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彼斯特尔上校（Pavel Ivanovich Pestel/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Пестель，1793-1826）在内的5位领袖人物被判处绞刑；以特鲁别茨科伊为代表的120名贵族被剥夺爵位称号，并流放西伯利亚；其余参与起义的士兵则被处于鞭刑处罚。由于这些革命者初次行动于12月，因此包括后来南方协会在内的所有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或“十二月党人”；尽管他们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就当时的立场而言，这就是一次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行动。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正面积极意义，姑且按下不表；单纯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十二月党人的构想符合历史潮流、最终却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失败？个中缘由固然有时代社会的局限、有对行动机遇的错判，但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他们自身：从1820年开始，十二月党人就逐渐舍弃了最初的温和改造道路，转而采取激进的暴力手段意图实现目标，但在当时的俄国，纵使再如何破败，瘦死骆驼比马大的封建帝制和专制体制仍有其存在的余地，庞大的贵族群体也使得社会尚不具备彻底废除封建制度的条件，无法实现瞬间的此废彼立——甚至连起义的主体自身都属于贵族统治阶级，这就导致起义陷入“少数的‘我’反对多数的‘我’”的悖论，导致这场起义实质上变成了贵族阶级因内部矛盾而爆发的冲突；

另外，正如列宁所言，“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2】，十二月党人的阶级局限性是阻碍他们的最大障碍。尽管他们的政治斗争在客观上代表了大部分俄国人民的利益诉求，但他们始终认为“只有少数贵族可以从上至下实现斗争”，从行动之初就抱有“只依靠军队完成革命”的想法，甚至害怕广大非贵族群体的革命运动会损害自身的阶级利益，从而不愿、甚至不敢发动群众，最后孤立无援、功败垂成。

塔露拉的第一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自她被掳走以来，科西切一直力图将其作为自己的继承者培养，在各个方面都以贵族和实权者的标准去约束她，向她灌输“帝王学”的思想，从出身上将她固定在了“统治者”的阶级——这意味着塔露拉先天丧失了从立场上同质思考的可能性，只能以同位思考的方式进行后天的弥补。但是，出身的局限使她无法真正对被压迫阶级的真实诉求产生深刻的理解——尽管她在成长过程中亲眼见证了科西切公爵领居民的悲惨人生，那也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外在观感，与真正的切身体会存在质的差别，因此她只能以近似猜、近似有依据想象的方式，去填补她对被压迫者悲剧境遇的理解。这就导致塔露拉陷入了一种与“何不食肉糜”类似的认知：我认为感染者应该得到解放，他们应该按照斗争理论，舍弃令他们痛苦的大地上的一切，加入斗争的行伍中，南下或向东进发，从头来过。

但这种出于年轻的自信认知让塔露拉无法理解到一个深刻而真实的道理：冻土雪原上的居民世代以农耕为业，他们自血缘里就与土地有不可割舍的联系；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参考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动员农耕者参与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将其从封建式的被压迫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更多的对土地的支配权，而不是强行切断他们与赖于生存的土地的联系、将其组织起来前往大城市进行斗争；即使有少数一无所有的底层农耕者会加入她的行列，但大多数农民不会为了一个宏大而缥缈的愿景而舍弃眼前聊以维生的土地——这是她的第二个问题，一个有关战略的问题。她的战术或许没有错误，但她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她不该将不属于农民可接受范围之内的战略考量强行灌输给后者，这对后者的阶级利益同样是一种损害；而一旦做到这种程度，这又与乌萨斯帝国的做法有何区别？不过是换个噱头的地权侵害罢了。

这正是爱国者所言“你会害死所有人”的原因之一——博卓卡斯替作为一个活了二百余年的行伍中人，他的眼界或许不如塔露拉这个后起之秀看得宽阔，但必定比塔露拉看得深远。他深知团结雪原农耕区的所有住民是不可能之事，强迫他们离开世代生存的土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牺牲；如果想要拯救众生，就更不应以“大义”名分牺牲更多人。他从不因为认可塔露拉的战术而尊其为领袖，仅仅只是认可塔露拉的高尚道德、以及她描绘的公正美好愿景而对其颔首。

第三个层面，阿丽娜的离去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它标志着塔露拉领导起义者的方针的第一次变化。阿丽娜在时，尚且能够对塔露拉进行有效的规劝和约束，一方面是因为她是塔露拉心中最为特别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她将塔露拉视为平等的交心对象——爱国者、霜星这些后来者至多也是将塔露拉视为追随对象或同事，对后者的了解程度远不及心心相印的阿丽娜。如果将坚定以教化手段作为斗争方式的阿丽娜与塔露拉一同视为早期的“救国协会”，那么阿丽娜离去后的塔露拉就可近似视为1820年以后持激进主张的十二月党。这种逐渐激进化的失去规整约束的斗争方式让热情逐渐变味为一种盲目，而这正是科西切诱惑塔露拉沉沦的鸩酒，最终他也自得其所——在黑蛇操纵塔露拉之后，从众性的盲目在“整合运动”中显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变成了一种宣泄式的暴徒的狂欢；原有的理想被彻底腐化，一如阿丽娜所说“不断用新的主义去替换旧有的理想，最后变得一无所有”。

这恰好也为爱国者在此前剧情（无名氏的战争、生于黑夜、乌萨斯的孩子们、苦难摇篮）中的行动进行了补注：至始自终，博卓卡斯替只是在守护塔露拉提倡的一种可能性，并不代表他会如仆从般忠实履行塔露拉的一切方针和策略；他在政见上的考量和有所保留，使之拥有“听调不听宣”的自由权利——这种顾虑并不仅是因为塔露拉在全局战略上的考量缺失，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塔露拉高估了理想，高估了人性，高估了自己。对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信的利用，恰好是科西切下手的阴险毒辣之处；而这种天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最终成为压垮年轻德拉克的最后一根稻草。

Ⅲ.格瓦拉的非洲之行：理想家塔露拉的天真与一无是处

上一段提到，科西切利用了塔露拉对理想的追求，肆意玩弄了志得意满的年轻革命者，让后者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与打击后心灰意冷，甘愿沦为自己的新生躯体，成为“科西切”这种理念的继承者。黑蛇这一步操作的精髓在于，他不论塔露拉的理想高尚低劣与否——这与他毫无关联；他要赌的，只有“塔露拉会被世态炎凉和人心难测所击败”，而塔露拉不负他所望的被她所信任的“被压迫者”所背叛，走上了自己当初起誓割席断袍的那条道路。

客观地说，这种观点在很多偏黑暗和现实风的文艺作品中都有体现，其着重想要体现的是“人性的劣根性在群体中将被无限放大”，以及“个体的美德在群体的恶行中微弱而渺小（，并最终将会被同化为群体恶的一部分）”——“疯狂于单个人是某种稀奇事，但与群体、党派、民众和时代则是常规”；如果将这种大层面的探讨主体与塔露拉的境遇放在一起，缩小到具体的矛盾对立层面，则得到“理想和现实”、“理想与主义”这两个组合。单纯以论道的形式来加以解释或许显得有些单薄，因此这里以一位和塔露拉经历相似的人物——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作为对照来帮助理解。

当今人们对切·格瓦拉的印象，大多是诸如“革命斗士”、“红色领袖”、“理想主义的旗帜”之类的美誉；人们对格瓦拉不吝赞美，但却对其主张的缺陷和行动的失败避而不见——事实上，当今通俗认知对格瓦拉的评价或许有高估之嫌：他的成功、乐观和对理想的执着不可否认，但如此盛誉多少有点“风口上的猪”的既视感；他斗争生涯后期的一系列举步维艰，更加凸显出各种偶然与客观因素在其前期成功中的重要性。一旦其所处的环境不具备任何偶然与必然的行动优势，格瓦拉以及他的乐观就将受到残酷现实的当头一棒——一如塔露拉被“群众的恶意”所击倒。

1959年，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人的领导下推翻了美国扶持的巴蒂斯塔傀儡政府，建立起拉丁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当时，红色风潮在世界范围内风头正盛，“世界革命”的热情号召在无数理想主义者胸中熊熊燃烧。建立起理想国度的革命者严格约束自己，身体力行建设以血汗和枪弹打下的自由国家；不少共产主义者更是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希望将赤色的理想传播到广泛被压迫的地区，实现“赤旗的世界”——而格瓦拉就是这些激情澎湃的“世界革命者”的一员。

1965年4月，格瓦拉辞去古巴工业部长等职务，乘飞机离开了古巴。离开功勋之地的格瓦拉化名“拉蒙·贝尼特斯”（Ramon Benitez），带着极为简单的行李——部分文件、两本国际象棋相关书籍和一些治疗哮喘用的喷雾，经捷克首都布拉格转道位于非洲腹地的刚果。导致他离开的原因既有与卡斯特罗在对苏关系和“世界革命”方面的分歧，也有他自己个人狂热理想主义追求的推动：当时的刚果处于独立派、比利时殖民者和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军阀势力被（具体是哪个国家我就不说了）扶持为统治者，而刚果最高革命委员会（Le Conseil Supreme de la Revolution）领导的军队被打成游兵散勇，不得不龟缩在雨林里打游击——切·格瓦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古巴，怀抱一腔热情意欲领导非洲“革命者同胞”，在远离古巴的大洋彼端再次实现“古巴奇迹”。

然后，这群非洲人就先给了他一棒子作为迎接：格瓦拉隐藏自己古巴革命领袖的真实身份，以“一名普通古巴革命战士”的名义向流放坦桑尼亚的非洲革命分子发表了激情澎湃的动员演说，试图号召台下的群众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统治、一起前往刚果打游击战；然而在场的人没一个愿意跟他一起干，反而表示要去古巴学习先进经验，鬼才跟着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古巴佬跑到刚果雨林里鬼混。格瓦拉一看拉不动人，只能自己单干，遂带领老搭档卡斯特罗秘密派去援助他的18名非裔古巴革命者前往古巴边界，打算与当地反抗军联络并寻求物资支援、再发动反击。

就是从这一步开始，格瓦拉对现实状况认知的缺乏和天真就暴露了出来。最直观的一点在于，他完全没有想到要准备前往刚果的船只，以至于一行人不得不消耗了更多时间在前往刚果的路上。而当他到了刚果之后，当地游击队的歪风邪气更令他感到窒息——现在网络上经常拿非洲各种武装力量的“玄学射击法”当作笑料，他们开枪时从不瞄准，永远是把枪高举过头顶然后按下扳机，比如像下图这样：

这种问题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一现象与非洲武装力量缺乏系统化军事训练固然有紧密的联系，但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现代科学教育的缺失：笃信巫术的非洲部落将枪械视为“魔法”的造物，认为驱动枪械射出子弹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因此只要自己的信仰足够虔诚、自己想要杀敌的想法足够坚定，那么子弹就会自动射向敌人、终结他们的性命——这种荒谬的看法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格瓦拉正是被这种缺乏军事素养的行为气到在日记本里骂娘；

这种迷信思想不仅仅体现在这一个方面，甚至严重到影响非洲游击队的作战士气。格瓦拉与这群非洲人接触不久以后，发现他们开枪完全靠玄学就算了，居然还不挖战壕——打游击居然不挖战壕？后来一问才知道，哦……当地人说这都是埋尸体用的。于是格瓦拉又好说紧说，终于让游击队学会了挖战壕。然后他又发现这些非洲士兵沉迷于一种名叫“达瓦”（Dawa）的调制酒精饮料，格瓦拉听这些非洲佬说“喝了达瓦刀枪不入”、“喝下这种神奇的药水，敌人射出的子弹就会轻飘飘地掉向地面”的鬼话，本想一笑了之，但当他发现游击队成员如果不喝达瓦甚至都不肯上战场之后，就彻底笑不出来了……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脑海里可能已经有画面了——清末的义和团也喜欢搞这种怪力乱神的玩意儿，而义和团最后的结局自然不必多言；初到刚果的格瓦拉姑且还想把这些带有强烈落后文化性质的习俗归为“地区风俗”来自我安慰，但接踵而来的各种纪律作风问题让他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光——格瓦拉近乎绝望地发现，当地的游击队永远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钱都到哪去了？答案只有两个：寻花问柳和宴饮享乐。当时的非洲游击队被两种疾病所困扰——不是热带常见的疟疾或黄热病，而是性病和酒精中毒：游击队员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去周边城镇喝花酒；最英勇的时刻，就是每次补给运来以后抢酒喝。这种纪律涣散、作风恶劣的部队，指望能打胜仗，那自然是白日做梦；有写日记习惯的格瓦拉因此在日记里大爆粗口，但并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解决措施——一方面是他乐观地认为这“不算什么大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一个外国人也确实说不上什么话。

当时的刚果革命局势完全是一团乱麻。游击队的根据地以小镇为划分依据，分为几个小规模的独立游击区，每块区域由一支部队控制，而这些队伍之间是没有达成统一协议的，全凭带头的一句话说了算，完全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和目标；此外，由于刚果属于多民族混居区，这使得游击队的行伍间多民族混杂，复杂的种族矛盾和部队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经常出现一言不合就开火混战的乱象。格瓦拉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但他没有任何实权，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游击队有直接控制权的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1939-2001）又完全不是帅才，根本没有和游击队共进退，而是在远离战火的坦桑尼亚遥控指挥，甚至在1965年6月给格瓦拉下了一个“夺取卡莱米（Kalemie）”的荒唐指令——这座城市位于刚果与坦桑尼亚界湖·坦噶尼喀湖的西岸，距离游击队根据地足足有300km的直线距离；而且这座城市不是什么一般的小市镇，而是某位民资所说的“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的级别——它是坦噶尼喀省的省会城市。大城市在革命中到底有多难打，中俄等国的革命先例都有着充分的印证；就靠格瓦拉这个打过几场游击的浪漫诗人和那点乌合之众，怎么打？拿头吗？

理所当然地，这次军事行动以失败而告终。憋屈的格瓦拉打算展示自己古巴革命领袖的真实身份，但毫不意外地没能镇住场子——一个外来的顾问，没有战功，只会发牢骚、开会的时候提提意见，谁会听你的？再加上格瓦拉被热带疟疾所困扰（据他本人日记中的说法，“24小时内拉了30次”），更加进一步削弱了他在游击队内的影响力，与卡比拉的分歧也让他成为了政治斗争上的孤家寡人。这次失败的行动之后，游击队再也没能组织起成型的攻势，整支队伍在解体边缘反复横跳；身份的暴露也让他更加难以在形势复杂的非洲久留下去。因此，1965年10月，在来到刚果仅仅半年后，格瓦拉不得不组织古巴战士们离开刚果，宣告了这次革命援助活动的彻底失败。尽管浪漫的切·格瓦拉仍未放弃他的革命理想，紧接着又跑到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打游击；但正如近两个世纪前的西蒙·玻利瓦尔一样，格瓦拉在这片伤心地再次落败，并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切·格瓦拉在非洲的失败是偶然的吗？显然易见，这是一种必然——不如说，他此前在古巴革命中获得的胜利，都包含了大量的偶然成分；这些偶然要素铸成的胜利冲昏了格瓦拉的头脑，最终让他行动的失败成为了一种必然。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来看，首先，他缺乏坚实的军事知识基础——是的，古巴革命的领袖人物，伟大的切·格瓦拉，因为哮喘而从来没有服过兵役；他仅有的军事经验，都来自在古巴打游击的那几次行动。古巴革命的胜利给了他盲目的自信，认为游击战术是万能的，只要把成功经验迁移到同属热带的刚果地区，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获胜。这种脱离实际的想法天真而愚蠢，也必然会迎来失败；

其次，格瓦拉本人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有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才能说出那么多激励人心、感人肺腑的话语；但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浪漫与天真最终葬送了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既然要诉诸血与火，就必然要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包括交通、后勤补给、发展前景、内部矛盾，都必须有程度不一的预判和解决。行军打仗是如履薄冰的危险行径，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军队的统率者必须殚精竭虑，在谋生存的同时顾虑如何求发展，在步步为营的同时放眼长远，才能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靠喊口号、画个饼号召大家吃空饭卖体力就能做到的。

对格瓦拉的这种评价并不是21世纪的“事后诸葛亮”式的风凉话，而是在同时代就得出的深刻教训。与格瓦拉有过接触的周恩来（格瓦拉曾在1964年访问中国，滞留刚果期间与周恩来有过联系，并得到了中共援助的几部无线电台），在1971年的一次外事会议上发表过对格瓦拉“革命援助活动”的精辟看法，深刻地剖析了格瓦拉不考虑现实的“浪漫革命主义”的荒唐之处：

“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那里放一把火就走。就象我们的盲动主义似的，脱离群众，没有党的领导……古巴的武装斗争成功是带有偶然性的。当然有群众，没有群众，他也不能成功。由于当时反动独裁统治很厉害，群众非常反对，而且美帝没有意料到那个地方会被武装的小队伍夺取政权，所以，是个偶然性的胜利……但是，自从这个偶然性胜利以后，他们又想在拉丁美洲到处用这种方式推翻亲美政权。

格瓦拉就跑到国外去搞这一套。首先跑到非洲的大刚果，过去叫做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现在叫刚果(金萨沙)……格瓦拉在刚果(金)东部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人，他不是帮助人家打游击。而是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对抗刚果的雇佣军，打阵地战……本来刚果的游击打了两年多，很有成绩。格瓦拉一去，就把人家的军队集中起来，脱离群众，打阵地战。他曾通过我们驻坦桑使馆，送了一封信给我，上头有格瓦拉的签名，我不大清楚，格瓦拉怎么从坦桑尼亚到了刚果。他在信中，提出要什么东西。很奇怪，要一个很大的广播电台，要使整个非洲，连美洲都可以听到。游击战争怎么能用这样大的电台?想法不对头，我没理他。后来，我们驻坦桑尼亚使馆证明，他们从那里撤退了。怎么撤的呢?因为阵地守不住了，要分散……格瓦拉离开刚果，回到古巴，后又转到玻利维亚山地，从阿根廷那边带来了一批古巴人、阿根廷人，也有一些玻利维亚人。完全是搞盲动主义，不找群众，甚至把群众抓起来做俘虏，怕人家走漏消息。武器没地方存，存在山洞里。这样怎么能发动游击战争?”【4】

塔露拉和爱国者的争执就源于此：前者有远大的理想，但从未独立领导过一支军队，从未体会过失望。这就导致即使其战术十分伟大，对现实认知的缺失也会让她陷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境地，她（继承自科西切）的雄辩使她能以口舌之利而更多人的拥护，却没几个人能抓住其理论中的漏洞进行驳斥；而后者独自走过二百年的岁月，在乌萨斯的旌旗下见过无数荣光与黯淡，如何带领军队与敌人作战是他的专业技能，他的战略眼光和与兵士共患难的责任让他无法轻易许下一个宏大的愿景，只能以身边人的安危为重，在此基础上谋求对倒行逆施的帝国的抵抗。这种情况下，他会因为塔露拉的正直而向有勇气发出号召的她颔首，但他绝不会走上和塔露拉一模一样的斗争道路，“志同而道不合”——因为那种道路过于浪漫，浪漫到不切实际、甚至显得天真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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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这种天真相对应的，则是现实的真实与残酷——这是导致格瓦拉失败的第三点因素。从格瓦拉抵达刚果，到他离开刚果的半年时间里，他遇到的挫折大多都出自队伍内部。他想用革命乐观精神去感化非洲游击队员，想用铁一般的纪律去约束他们，用先进（此处存在争议，但客观来看确实比刚果那帮人的做法要好）的战术去援助他们，但最终他得到了什么？只有一批被迷信束缚而不敢上战场、逛窑子酗酒导致战斗力低下、内讧火并和争权夺利成为常态的游兵散勇，以及没有一丝愧疚与犹豫的背叛：1965年6月的那场战役失败后，格瓦拉还带着古巴军人到处坚持了4个月；而刚果的游击队早在格瓦拉迫于形势撤离刚果的半个月前，就已经彻底与格瓦拉失去了联系，没有留下任何消息；

这还仅仅只是背叛的一个小插曲。事实上，自格瓦拉到达刚果不久后，就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相：这群人并不是为了求得解放、自由与平等而发动斗争，而是为了让自己获得特权、成为新的强权而去推翻现有的强权；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攫取更大的利益。只要看看刚果后来的发展，就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乎在格瓦拉离开的同时，刚果游击队的反抗行动就烟消云散，被扶持的蒙博托独裁政府继续独裁，游击队的行动没有留下没有任何波澜；而那位遥控游击队、四处掣肘格瓦拉的卡比拉，则纠集了活下来的原班人马，跑到刚果与坦桑尼亚的边境搞绑票要赎金、玩走私贸易，一度开起了当初游击队最喜欢的酒馆和窑子，混得风生水起；

直到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蒙博托被某国视为弃子，加上刚果（当时被蒙博托改名扎伊尔）矿产价格下跌导致经济动荡，卡比拉才在乌干达、卢旺达等国扶植下发动刚果内战，将蒙博托驱逐、自立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然而他在任时的所作所为与蒙博托并无差异，加上掀起内战招致仇恨，最后导致他在2001年1月16日被亲信暗杀；他死后，刚果总统之位由其子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1971-）三届独占（2001、2006、2011），使得“民主共和”成为了一个笑话。

这种根深蒂固的独裁思想如盘虬深根，深植于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一种非洲权力者不自知、却又不断前赴后继的“瘾头”，使得“革命”不过是“强权推翻强权”的往复循环，让恶行不断滋生、得以传播；对这种残酷现实的认知，或许才是导致格瓦拉离开的深层因素：再继续下去不仅是承受非洲佬的背叛那么简单，而是对“解放被压迫者、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的羞辱和背叛。

到了游戏里，碍于种种不可抗力因素，塔露拉的遭遇并没有以直白现实的政治斗争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人性恶为切口，让玩家得以用第三者的视角去旁观塔露拉所遭遇的恶意——“穷山恶水出刁民”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种地区歧视，这里的“穷山恶水”并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对一个人处境的形容。当一个人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求生本能会驱使他以保住自己的性命为第一要旨，而不是还死咬着“理想”“道德”不放——“活下来的才有资格说话”，如果自己都活不了，还谈什么“理想”和“主义”？到了这种关头，道德和本能之间的对立被无限放大，很多人却寄希望于“社会”概念出现后才逐渐成型的道德规范，认为这种人类附加的概念能够敌过自生命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本能，于是他们注定会失望——“不要去考验人性”，因为人性从来就不是什么经得起考验的事；尤其是在根本生存权益得到威胁时，“人性”这种东西只显得更加脆弱和冠冕堂皇。

于是，科西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尽管他的预言残忍、险恶又黑暗，但这就是现实，是永远以悲观主义示人的现实。塔露拉的失败在于，她真的天真到如科西切所预言的那样，将自己的承受能力和人性的坚强放在一个过于被高估的水平，将经历的一切背叛归因于“苦衷、被逼无奈”，认为所有人都会为了一个宏大的理想去不惜身命、为了一个只有后人才看得到的盛世而前赴后继加入自己规划的注定只有牺牲的路，却没有认识到人在成为“人”之前首先必须是“动物”，人的“动物性”是决定其“社会性”存在的先决条件。动物的举动必然以自己的生存为大前提，映射到人身上则是出于利己主义而对“自权利”的捍卫；“正是人的自保本能教会他们仓促、轻率和虚假”，这种利己主义的行动与人类社会构建的道德谱系必然存在冲突，从而使得后者将前者定性为一种“恶”；当出于利己而行使的“恶”扩散到十人、百人、一群人，它就成为了社会概念中的群体性的恶，成为一种个体无法抗衡的感染源——塔露拉正是败给了这种自己无法理解、也无力抗衡的“群体恶”；

“你会看到，你投入了一切的这片大地并不想要你。”

她是从什么时候起被这种恶感染，任其在自己的怒火上浇油添柴、最终将洁白的自己和自己的理想烧为灰烬的呢？是科西切向她宣告那个难以违抗的谶言的时候？队伍中有人告密的时候？还是阿丽娜告诉他“不要去恨任何人”的时候？——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她将那个村庄化为一片火海的时候。因为那时的她，已经彻底落入科西切精心编织的黑暗罗网，将乌萨斯和感染者的命运狠狠踩在脚下，成为她胸膛中熊熊燃烧的愤怒的奴隶了。

Ⅳ.结语

毋庸置疑，塔露拉和爱国者一样，是在与命运颉颃的过程中落败的悲剧者。不同之处在于，爱国者将伤痕作为自己反抗的证明，视之为顽强意志的褒美，将斗争延续到生命的终结，如同手持长枪对着风车冲锋的堂吉诃德一般，可以被摧毁、却无法被击溃，这种静默的愤怒造就了他史诗般的悲剧感；

而塔露拉自出生以来的遭遇就被人为地操纵了，作为一个“被塑造”的存在，塔露拉想要摆脱黑暗的命运、想要摆脱科西切对她施加的“自我暗示”，就必须急切地证明自己所选道路的正当性。这种急迫的心理让她对自己施加了太多的压力，不断自我灌输“不能受伤”、“不能受挫”、“不能向科西切示弱”的观念——如同给碳施加高压一般，最终成长为坚硬的钻石。但是，压力无法让她超凡入圣，只会让她的自尊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次两次的背叛和挫折固然无法打垮她……但到了第三次，正中她那坚硬却脆弱无比的理想——于是理想主义的塔露拉被始终不相信、却如鬼影般埋藏于内心深处的现实主义所吞噬了，她失败了。她被自己最为深信不疑的事物所背叛了，所做出的一切都失去意义了，她能做的只有遵从科西切为她铺就的道路，除此以外再无它法。

很多人在将霜星、爱国者和塔露拉放在一起比较时，都最喜欢霜星，对美少女的遭遇心痛不已（写这篇文章时，正好距离霜星离去的一周年还有30天）；其次对爱国者抱有唏嘘的尊重，认为这样一个英雄一去不回，落寞而坚定，倒也死得其所；而到了塔露拉这里，则产生了“洗白地莫名其妙”、“老神棍不说人话”等想法。这并非无法理解，因为这三个人的经历和结局，其实对应了童话、史诗和纪实这三种故事形式：人们对童话结局往往宽容，即使是BE，也会怀着一厢情愿的美好去祝愿童话的主角（更重要的是，童话的主角经常是天真无邪的少女）；而讲述英雄故事的史诗，往往以不同寻常的诞生作为传奇英雄的注脚，因此也必须以盛大而隆重的终幕作为英雄的结局，不然无以突出英雄之于凡人的特殊性和传奇性——一如生似牛鬼的武藏坊弁庆于衣馆力战而死、死而不倒；

但塔露拉是截然不同的状况。第八章尾声处，操纵塔露拉意识的科西切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塔露拉与我也只是各式父女中的其中一种罢了。”

正是这句话，道出了塔露拉所象征的一类人的存在：从记事起，父母对他加以约束，不让他做这些、让他一定要做到那些，只为让他成为“听话的”、“父母/老师/社会认为应该是这副模样的”孩子；随着年龄与见识的增长，他逐渐排斥父母为他定好的路线：考哪所学校、上什么补习班、某个阶段之前不许谈恋爱、一定要（或者不允许）竞选班团委干部（或社团成员），对既定的规划和长辈想要自己成为的那种模样深恶痛绝、甚至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他决定反抗，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道路、过自己的生活；父母或许采取强制措施加以阻止、或者就这样看着，但他们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你早晚会知道的。我们这是为你好，等你到那时就会知道了。”

他不信，于是沿着自己的自由的道路走着。一开始走得很顺，偶尔遇到一些小挫折，只会让他们更加不想回到父母设想的那种场景中去；但是，父母从小为他们设好了规制，一切都顺遂他们的心意（尽管他们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现在这一切荡然无存，社会的残酷呼啸而来，接踵而至的灾祸让他们头破血流。生存压力、曾经畅想场景的苍白、自我怀疑和否定，最终让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他们到“那时”了。于是他们与曾经对立的一切和解了，接受了父母的安排：相亲、进编制、贷款买房、结婚生子、养孩子……继续自己父母那一代的循环；而当今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理想：组乐队、环游世界、自由职业……往往被木然的他们亲手埋葬于“那时”这个节点。

——你一定听说过这种人、见到过这种人，甚至很不幸地，可能自己也成为了这种人。为什么很多人并不喜欢塔露拉？部分人是因为这个角色被设定在二元道德体系中“恶”的一端，出于剧情的逻辑，她应当被厌恶；还有一部分人厌恶这个角色，仅仅是因为抽丝剥茧揭开一切魔幻的要素后，塔露拉就只是现实中复杂代际关系博弈的一个失败者，一个曾经朝气蓬勃、最终因无法抗争家庭/社会关系而“泯然众人矣”的芸芸众生而已。在游戏中，这样的塔露拉至少还有血统、还有强大的源石技艺，让她即使芸芸众生，也能成为“众生”中最与众不同的那个——但现实中，人除了自己以外，往往一无所有。

这就是塔露拉的悲剧。区别于爱国者“抗争”的悲剧，塔露拉的悲剧是“媾和”的悲剧——这种处理并不出于她的本心，因此很难被称为“和解”，或许用带有屈辱性质的“媾和”更为贴切。在她的身上，你能够轻易找到十二月党人的理想主义，找到切·格瓦拉的浪漫主义，甚至还有前二者共有的，对黑暗时代和残酷现实的无法遏制的怒火。她的理想错了吗？并不，她的理想伟大而崇高，是根除苦难的最佳见解；但德拉克最后还是如同前两者一样败给了命运——她的错误，或许是生错了时代，或许是陷入了自我认知的迷茫，或许只是不自觉间行差踏错走上了一条不那么理想、逐渐流于“主义”的道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塔露拉就应该被全盘否定。尽管后来的她迷失了自我，但她在腐朽的乌萨斯帝国留下了一丝火星。这股火星在燃起小股火苗之后很快就熄灭了，但残存的火星让冻土上的人们知道了“光”和“热”的存在；待到这个大而不倒的帝国彻底枯朽之时，或许会有人凭借曾经一名德拉克少女留下的光热，重新点燃火苗，将整个帝国燃尽、在火焰的净化中重新书写乌萨斯、乃至感染者的命运——这一切或许就在不久之后，也可能在很久之后；塔露拉可能会亲眼看见，也有可能永远无法看见。

最后以尼采的一段话来作结：

“最伟大的事件和思想——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最伟大的事件——最迟被把握：与之同时的世代体验不到这些事件，——他们以此为生而不自知。有如发生在星空中的情形。最遥远的星光最迟才照临到人类；在它未曾来临之前，人们否认那里——有星星。”【5】

真正伟大的斗士，虽败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