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现实(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描述)

苏联青年的精神面貌

         具体地来说,譬如恋爱观、人生观、从兴趣出发关心政治的程度等,无论哪一点,可以说都和日本的那些毫不关心政治的人一样,包括共青团的团员,对政治也表现出惊人的漠不关心。我们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也常常举行政治集会。但是跑到莫斯科大学看看,那里的学生最多,几乎是清一色的苏联人,学校当局和越南留学生多次召开支援越南人民的集会,在有几百人参加的集会上,苏联学生只不过有一、二十人。因此,我们如果要使这种集会成功,就要依靠非常可靠的外国留学生,他们不认真去干,就不会成功。但是在这个会场的隔壁,第二天举行了一次舞会,全场挤满了苏联男女学生,他们在舞会上大跳扭摆舞、查尔斯顿舞。

         看到这种事情实在令人生气。而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里,和我住一个宿舍的苏联学生,也完全一样。

         就这一点来说,苏联的母亲们的一般想法是:咱们这一辈人已经吃尽了苦,好容易到这个和平时代,可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再受那种苦了,青年们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句话,就是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党和政府的“和平共处”政策来的,并且越来越浓厚了。

         所以,青年们的想法也就是进大学,就高职,拿高薪,娶个漂亮的老婆,过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别是大毕生和中上层家庭的子女,这种想法非常强烈。

对政治漠不关心

         不限于青年,在一般苏联人之中,不关心政治的风气也是根深蒂固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我毕业后办理完回国手续向学校告别时,一位苏联教授对我说:“好啦!再见!”于是他向我说了一句最美好的临别赠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回到日本后找个好的职位,拿高薪,有了钱,就讨个漂亮的老婆”。(笑声)我简直是无言以对了。

         那位教授在苏联可说是最标准的正经人。他说这些话并没有恶意,完全是他的真心直言。苏联全体的大学教育工作者都抱着这种想法,不仅是教授、讲师如此,苏联的青年和学生的生活理想,就是梦想进第一流的大学,最好是著名的理工科学府,学成之后成为专家、高级技术人员,在大学学习期间,最好能入党,毕业后就可以一步一步爬上去,住高级豪华的别墅,家庭用具全部电气化,出入有汽车代步,这些就是苏联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在苏联,大学毕业后找到职业并不难,那里有一条尖子路线,踏上这条路的人就不再有除此以外的想法。

    从这点来看日本,许多青年人不也是尽可能不参与学生运动和政治运动,一心要做一个高级技术人员,将来过舒适安定的生活吗?可以说,苏联青年不关心政治的倾向比日本青年还要普遍。苏联没有像日本、西欧那样的学生运动,也没有日本那样的私立大学,用不着交学费,所以苏联的教育体系就是彻头彻尾地培养不关心政治的人。

毫无意义的纪念大会

    即使有种种政治集会,也是几乎谁都不予理睬,不去参加。讲政治经济学,去听的人也非常少。只是上最低限度的课,为了应付考试。不过是临考试之前翻一翻讲义。几乎完全不深入研究思想问题、理论问题。

    在苏联,“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是最重大的节日,每年都要盛大庆祝。党政机关、大学当局也在自己的单位举行庆祝集会。在苏联,这类集会是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开会仪式,讲话、致节日祝贺等,第二部分是余兴节目,唱歌、跳舞等。但是第一部分的集会,会场几乎是空的,到第二部分时,观众还要看看是否有著名的歌手演唱,或者是否放电影,如果有,才决定入场参加。据参加过克里姆林宫集会的人说,那里的集会也是如出一辙。在一些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出席的集会,预定开会的时候到了,只见座席上放着一方方的手帕,表示人已到,座位则是空的。演讲人只是对着一方方手帕讲话,到第二部分余兴节目开始时,才看到手帕的主人陆续进场。这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如此了。

党和人民的关系

    现在可以看看苏联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在苏联党看来,所谓人民,就是接受党的领导的工具,而这种领导是单方面的,就是党发号施令,人民只能服从,这已经成了公式。人民决不准批评党的不是。如果人民批评了党,马上就会遭到迫害。苏联的党决不是毛泽东思想所指出的“人民——党——人民”这个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原则,而只是“党——人民”这个公式。

    苏联现在实施各式各样的经济制度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来越高,采取越来越扩大工资差距的政策。骑在人民头上的党员以及领导阶层的所作所为,无不为了保持自己阶层的利益,而提出一个接一个的政策。

     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群众路线的观点,对苏联共产党来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它所要维护的,就是现在这套专制主义的统治体系。层层领导人只图一己的私利私欲,他们的腐化堕落是必然的,这也就必然地引起苏联社会的全面变质。

新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党的变质

     苏联的党开始变质的一个转折点,是入党以后就能取得特权。按照列宁的原则,一个党员绝对不应该比一般非党劳动者取得更多的工资。但是今天的苏共党员的收入,远比一般人多得多。因为当了党员,地位就升得快。例如在工厂里,党员就能比非党群众早当厂长。当了厂长,就可拿到比一般工人多不知多少的工资。有能力的人,不管脑袋里的思想如何,只要当了党员又有了地位,就能领取高工资。所以,普通人就拚命想成为党员。青年学生也把入党作为他们拚命争取的目标,努力自我修养。可是,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想的却是入党就有了一切,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是从表面上看却是很老实的、挑不出一点不是的人。这种党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有什么两样?

丧失了党的领导作用一一屈服于和平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今天苏联的党已经失去了作为党的领导作用,这在赫鲁晓夫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中已暴露无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的损失。具体地说,人民的伤亡达二千万人,物资财产的损失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所受战争损失的总和。斯大林格勒几乎全城被毁灭。二十年来呕尽心血才取得的建设成就,全部毁于炮火。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大众希望和平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人民的感情也是强烈地渴望和平。

    但是赫鲁晓夫却利用这一点,选择了和美帝妥协的道路。如果真正要发挥领导人民群众的作用,就不应该要人民追随和平的敌人,而应该向人民明确指出谁是和平的敌人,指出一条赢得和平的正确道路,就应该彻底地揭露和平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只有领导人民和美帝坚决斗争,才能防止另一次侵略战争。

    做苏联党不是这样,他们一味强调再打一次战争就要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赫鲁晓夫利用人民对和平的善良愿望,选择了向美帝屈服、妥协的道路。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说明苏联共产党已从根本上丧失作为党的领导作用。

党员的条件--不论思想好坏,有能力的人就行

     在苏联,吸收党员,只侧重个人能力和努力读书、努力工作的人。这和日本通过国家考试来吸收那些拚命用功读书、旨在向上爬和做官的学生,本质上是一样的。脱离思想、脱离政治去观察一个人,就看不到他的短处。这种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入党,只是为了自己飞黄腾达,有高的地位,有好的生活而入党。这种人的心情,和日本那些为了当上高级官僚而接受种种考试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没有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因此,现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共产党人也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产党人也好,如果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办事,按坚持群众路线的观点办事,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就是一点短处也没有的优秀人物。但是,决不能说这样的人就有资格入党。假如一个党由这样的人组成,他们又处在执政地位,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苏联共产党员都是居心不良的修正主义者,都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

官僚主义压制革命口号

         在苏联,每年最大的节日是五一劳动节和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节.在各国人民友谊大学的日本学生虽然不过八十人,但总是举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庆祝活动。如针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提出不同的标语口号,使每年举行的庆祝活动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建议或行动,在苏联是绝对行不通的。日本学生提出一些创造性的庆祝口号,每次都要遭到苏联当局的刁难。标语口号一字一句全部要事前检查。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按照苏联当局所交代的去做,比如拿着官方制好的标语口号参加游行。反正就是一个“和平”,一个“友好”,超出这一范围就不行了。

         一九六七年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特大纪念的日子,过去,日本学生在苏联参加节日游行,只许打日本学生会的那面红旗。可是,这次五十周年的游行,苏联官员竟告诉我们连那面红旗也不准打,要去就得把旗子卸下来。我们说:“既然你们不准带红旗,那我们就只好带旗杆去了。”

    在莫斯科,今天已经不能喊着“打倒佐藤内阁!”的口号进行示威了。因为苏联领导人要讨好日本垄断资本,已向佐藤首相发出邀请他访问苏联的请帖。所以,不能刺激佐藤政府就成了借口了。现在,苏联政府和日本反动政府大讲和平友好,仅仅这一点,已足以显示苏联领导人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不能唱革命歌曲的五一节前夕

     “五一”和十月革命节前夕,总是要举行预祝集会的。各国的学生都准备有自己的节目,在会上表演。日本学生一般是表演三支歌;一支是用日语唱的日本革命歌曲,一支是用俄语唱的革命历史歌曲,还有一支是反映日本人民斗争的歌曲或民谣。总之,无论是用俄语唱的革命歌曲,还是用日语唱的日本革命歌曲,在节日前夕唱革命歌曲,日本学生成了唯一的例外,因为在这种场合已经不唱这种歌曲了。他们觉得唱革命歌曲是不光彩的事情。在学校里举行节日前夕祝贺时,乐声喧天,吵闹不绝,全是些爵士乐、扭摆舞音乐。有时想唱一唱《国际歌》,可是混杂在这种乌七八槽的气氛中,是多么地不伦不类啊!

     当我们要唱那两支革命歌曲时,苏联当局总是找出时间不多了,唱一支民谣就够了等等借口,不让我们唱革命歌曲。

     工厂工人的游行队伍中的吹奏乐队演奏的也是这一类曲调。一面滴哩哩滴哩哩地奏着“爱情的假期”之类的曲调,一面游行。我还想起一九六六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当时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大会堂举行的。日本学生组织了合唱团准备演出。合唱人员早在考试期间,不管功课怎样忙碌,也都尽量抽出时间练习。照例是准备唱三种歌曲,其中一支是俄语革命历史歌曲《红旗颂》。但是在上场演出之前,苏联当局硬是不许我们唱这支革命歌曲。我们问他们理由,他们说这一天的毕业典礼和文娱节目实况,要通过电视向苏联和欧洲广播,唱革命歌曲很不适合。我们听了很是气愤,结果只唱了日本歌曲。

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有兴趣

         在苏联青年普遍不问政治的同时,对于西方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却处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倾向非常强烈。

         他们如果从哪里弄到一两张西方的音乐唱片,明明有手提袋可以装进去,他们却不,一定要把唱片套的封面故意露在外面,招摇过市,引人注目,表示他有外国唱片。

         他们如果开唱机,住在楼上的,一定把窗户尽量打开,把声音放得大大的,好让左邻右舍知道他在“欣赏”西方音乐,并引以为荣。(笑声)他们跳起舞来,不是扭摆舞,就是查尔斯顿舞,以此为时髦。

         过去我在日本曾参加过歌声运动,会唱一些俄罗斯民歌。有一次我和苏联青年在一起时,我唱起俄罗斯歌曲,不料无人附和。我感到奇怪,忙问个究竟。那些苏联青年回答说:“唱那种没有意思的古老调子做什么,我们要听新歌。”接着他们就唱了起来。所谓新歌,就是那些毫无意义的流行歌,这些歌曲拿到日本来一样可以通行。

 

自卑感与优越感

    羡慕、崇拜美国和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有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事事带头,上行下效,理所当然。赫鲁晓夫穿的衣服,就是特地到英国定做的,中国的领导人一贯穿人民装。两相比较,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两个国家所走的不同方向。

    例如,我们在莫斯科“红场”就碰到一些奇特的事情。“红场”是革命的圣地,直到几年以前,到苏联的人都想到那里去一下,那里有列宁的陵墓,人一到红场,心情就严肃起来。但是,今天的红场,已经没有庄严肃穆的气氛了。我们看到许多戴着假睫毛,涂上蓝眼圈,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苏联女人。她们见到外国人,就马上走近来问:“有没有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带着美钞吗?”我告诉她们:“什么都没有!”谁知她们竟指着我穿的日本西装说:“就这个,你卖给我们吧!”

    这些行为表明:在苏联人心目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文化当然也是西方的好。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念头更是烟消云散了。在我们看来,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向着共产主义迈进,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这种想法,就不可能羡慕别人穿的西装,更不会千方百计想要一架外国半导体收音机。也只有丧失了对建设自己祖国的热情的人,才会觉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

    另一方面,苏联人一开口,就说什么都是苏联的好。这个是世界第一,那个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按照他们说的,第一架飞机是俄国人发明的,无线电也是他们首先发明的,环游世界一周,也是他们首先做出来的。但是在这种狂妄的优越感的背面,却又暴露出这么一副卑躬屈节的态度。我想,这可能是在他们的性格中,优越感与自卑感和平共处,而这两重性格又不断地交替表现出来。

 一看电影就明白社会真相

         有游客自日本来时,我总是劝他们不要去看照例安排游客看的地方,而想办法去看一场电影,就是言语不懂也不要紧,看看俄国人平时看些什么电影,也就能够有助于了解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至少我感到今天苏联上映的影片,大部分是描写间谍、强盗、庸庸碌碌的小职员或颓废悲观的人之类。法国的阿飞、黑社会打斗片在苏联上映得最多,美国的武打喜剧片,南斯拉夫和西德合拍的美式西部片等,都在苏联大大流行。观众看了这些影片,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是必然的。我们在苏联五年多,还没有看到过一部优秀的革命影片,充其量只是很早以前拍摄的早年的影片。所以说,从放映的影片,就可以了解到现实情况。如果按照原定的游览日程,是不能了解这些情况的,只有深入社会观察,才能一目了然。

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

     前面谈到了苏联青年的思想意识情况。更值得谈的是和这个问题有关联的思想领域斗争的问题。这是个重要问题。在苏联,地主和资本家是看不到了,但是阶级斗争绝对没有完结。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确能使人重新认识到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从外表上看来是一些优秀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把持了党的领导权。这些人是促使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主要因素,认清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思想领域的斗争,就不可能认清这一点。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着GPCR,这场大革命清楚地说明了思想领域的斗争的重要性。可以说这场大革命集中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它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各种制度的变质和崩溃

         五年之前,当然,我是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满怀向往之情,到莫斯科去留学的。到了莫斯科以后,最初还有许多佩服的地方,常写信告诉日本的朋友们。

    例如到莫斯科以后,认为最方便的是,什么时候都供应开水。除了太古老的住宅外,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自来水,开水也是日夜供应,无论是要洗澡、淋豁、刮胡子等,要用开水,马上就有。因为市里设有热供应站,将水煮开,输送到各个家庭。各个家庭冬天需要的暖气,也是熟供应站输送的。各个家庭都不要准备火盆和火炉。我以为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带来的成果,所以很佩服。

    住宅建设方面,大型的新村有计划地兴建起来。房租很便宜,连同煤气费、水费、电费、电视和收音机收听费等一起,不过占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此外交通费、邮电费也很便宜。许多到苏联的日本人,对这些都表示羡慕。我想,还是社会主义好。

    又如上学,不仅不必缴学费,而且有奖学金。这种奖学金和日本的奖学金不同,是不必归还的。毕了业也不必担心失业问题。生病或者受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不必缴医疗费。从入院到出院,管治疗,管饭吃,分文不收。这一切,用很通俗的比喻来说,不过是社会主义成就的一部分。虽然不能单单从社会福利的情况来评价整个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这一制度正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下,苏联的工人、农民流了汗水,建立起来的。可是,就在我们在莫斯科居住的五年期间,眼看着这些制度有的从内部开始变质、腐败,有的连外表也正在改变了。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夏天到达莫斯科的。我记得当时在莫斯科参观访问时,一位向导人员曾指着一所医院对我说,这是莫斯科唯一的一家私立医院。五年之后,到我回国的那一年,莫斯科的私立医院已发展到数不清了。这种私立医院和日本的某某医院和某某诊所,完全一样,由一两个医生开业。到这类私立医院看病,和在日本一样,要付医疗费。凭我们的常识来看,既然有不收费的公立医院,没有傻瓜会去这种要花钱的私立医院.事实却不然,登门找私人医生的病人很多,真是生意兴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原来这种收费的私人医院里有技术高的医生,又亲切又认真。一到那些公立医院,全是衙门式的,粗暴,不给认真治病。有时推来推去,受到虐待,这还不说,能治好的病也好不了。与其那样,还不如稍微花点钱,到能认真地给彻底治好病的地方去,这本是病人的常情。因此,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都不到公立医院去受那非人的待遇。这就造成私立医院日益兴盛,开设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来,好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全体人民都享受的免费医疗制度,就很快地崩溃了。

勃列日涅夫一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从一九六六年起采用所谓“新经济体制”,放手给予各企业以独立经营权,放手让它们追逐利润。按照勃列日涅夫这一伙的说法,只要人人都有追逐私利、满足私欲的打算,拚命去追求利润,就能到达“共产主义”。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共产生义”呢?这和资本主义又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把什么公司的总经理,换上一个什么委员会主席之类的称呼,而其实质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经济改革的目的在于:他们认为经济未能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这一套制度,所以他们要放松经济计划和统制,采用市场经济,让各企业去自由竞争,通过自由竞争去发展经济。一句话,就是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医治困难重重的苏联经济。我们在前面谈的是围绕着政权方面的问题。而这个“新经济体制”,就是要通过苏联的资产阶级政权在经济基础方面复辟资本主义。

         现在苏联采用的以引进所谓“利润方式”为内容的“新经济体制”,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决定的。而捷克斯洛伐克要比苏联早一年作出同样的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各国虽然有各种差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刚才谈到的,采用“利润方式”和市场经济,把过去由国家无偿提供生产设备,现在则以缴纳使用费的形式变成有偿供给。另一方面,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指标大幅度压缩,而加强各个企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国有化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特征,已经接连不断地消失了。

     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法则已经崩溃了。过去上级向各企业指定的最重要的指标是生产量。因此简单地说,就是根据生产量来实行“按劳分配’。但是“新经济体制”却把这个基准改变了,用营业额代替了生产量。因此,具备同一条件的人进行同一的劳动,但产品畅销的企业的工人收入,要比产品滞销的企业的工人多。

     现在苏联的工资差别还有某种限度的限制,但今后工资差别必将越来越大。在实行“新经济体制”以前,苏联在定工资时,作为一种义务,规定了八项指标。所有的企业在制订工资计划时,必须将工资总额、工人人数、劳动生产率等全部报告上级监督机关并且要经过它批准才能实行。但是新制度实行后,企业只要工资总额得到批准就可以了。至于雇佣工人人数,则由各企业自行决定。这样一来,在工资总额的范围内,只要工人数减少,每个职工的工资份额就增多。前面说的工资差别上还存在的限制,是指工资等级表是由国家决定的,对实际上造成差别的奖金,分别大体规定了百分比。但是,这和他们提倡的“物质刺激”的原则又有矛盾,这样总有一天会取消的。到那时工厂厂长就必然大搞企业的“合理化”措施,拚命向工人开刀,更多地把他们解雇。

       现在剩下的唯一的工资总额的指标,实际上也是想取消的。不过因为把它一取消,国民收入的计划就难以制订了,所以不得已仍然保留。但苏联当局已公开说,今后各企业的工资总额指标是要取消的,到那时由各企业自行决定各自的工资总额。

     我曾经向大学的教师提过问题:“实施新经济体制后,会不会出现失业者?”那个教师回答说:“苏联政府和党是会采取措施不使出现那些事情的,因此不必担心。”我认为这句话是说反了。因为苏联的党和政府已经采用了要引起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的方针。

     各个企业为了提高利润,而在推销产品方面进行竞争,而且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力求节省开支。为此,就必然会解雇劳动差的工人,并尽量减少用于职工福利和劳动保护方面的资金。这种对工人不利的做法是会采取的。这样就会出现失业者。对于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学家等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只要保证被解雇者从失业到再找到职业期间的生活就可以了。这个想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是一样的。还有有的工厂产品畅销、有的工厂产品滞销,这就有企业倒闭的可能。

     还有各企业可以把利润的一部分,在企业内部分配。究竟是怎么分配的呢?实际上,绝大部分被技术人员和负责事务工作人员等企业管理人员分享了。虽然手头上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一九六七年的利润分配实际情况,百分之六十以上落入了企业内部极少数管理人员之手,剩下的才分给一部分工人。

    技术人员、事务管理人员的奖金,过去一向是编入企业工资预算中的,这一次却从工资预算中分离出来,而从利润中领取。因此企业利润如果不增加,他们除了基本工资外,一个戈比的奖金也拿不到,如果利润大量增加,他们就可以拿到全部奖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企业管理人员具有“物质关心”思想,以便去拚命强迫工人为积累企业的利润而卖命。

    剩下来的一小部分奖金,并不是让全体工人平均分配的,而是由企业管理人员用于表扬“优秀”的工人。这和最近在美国、日本等企业中所采取的种种制度,可以说是完全一模一样。

资本主义的集体农庄市场

     商业流通机构最近也在不断地变化。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对某些“商品”已经实行自由价格制度,可以自由规定零售价格。对其他的“商品”规定上涨和下跌的幅度,让它们在市场上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价格。苏联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还有,各企业在决定什么商品生产多少时,已经开始由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同来决定。例如纺织工厂,首先要举办样品展览,把本厂出产的各种纺织品展示出来,在那里签订企业之间的交易合同,纺织厂就根据这些合同制订生产计划。因此,也就自然只努力生产利润高的商品。

    还有苏联集体农庄市场,由集体农庄将国家收购以后剩下来的农产品,和各个农户在自留地上种植的收获物,拿到这种市场来出售。这种市场最近日益发展。在这种市场上,买卖价格根据供求关系涨落。为了不让集体农庄市场的价格不适当地上涨,便在市场附近开设国营商店。但是,不管怎样,国营商店出售的商品和自由市场上的商品质量完全两样,所以根本不起作用。以苹果为例,在国营商店出售的,是小的,疤很多,在集体农庄市场出售的,大而新鲜,并且擦得很干净。到集体农庄市场一看,品种多、量丰富,并且可以随意挑选,只是价格高。国营商店虽然价格低,但是常常有牌价而热货,即使有货,质不好,量也不多。有趣的是,集体农庄市场也可以讨价还价,有时还搭送一点东西。

什么人掌握着生产资料

     前面讲到了利润分配的问题。现在在“新经济体制”下,一个企业可以用其利润的一部分和出卖用不着的机器所得的钱,来购买该企业所需的机械。过去,这种设备投资全部是由国家控制的。国家认为必要的机械设备,无偿移交给企业,企业本身无权随便处理这个设备。现在,企业可以用它自己的收入随意购置机械。这一来,企业自己购置的机械设备的所有权,当然就不属于国家,而属于企业“集体所有”。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再过几年,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就要消失,都变成“集体所有制”。这不是完全走和社会主义相反的道路吗?再从企业内部的雇佣关系看,是不是集体所有制,也很难说了。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由谁来掌握生产资料。苏联现在自称有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一种就是所谓“全民”所有制,另一种就是所谓集体所有制。工业方面一律属于“全民”所有制,农业方面则分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存在着两种形态的所有制。

    按照苏联过去的正式看法,一向认为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的形态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集体所有制将逐渐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是最近已经开始在说,集体农庄没有必要向国营农场过渡。只要这两者照旧扩大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最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差别就会消失,从而到达共产主义社会。

     谈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我有一次在上法律课的时候,向教师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同时发展下去,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它们的差别将消失。到那时究竟是‘全民’所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呢?还是相反?或者两者都不是,而产生另一种所有制形态呢?

    但是,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国营农场最近也和工业一样,采用了“新经济体制”。因此,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一样,国营农场可以用它的一部分利润和自行变卖不要的机械而得来的钱,随意添置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实际上也是向集体所有制过渡。因此,苏联当局所说的这“两者的差别将消失”,只能认为是一切所有制形态都过渡到集体所有制。

骗人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原田:苏联把国有部门即等于社会主义部门这个想法,扩大到荒谬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它有一套“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完全骗人的理论,把所谓新兴国家的国有部门说成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部门。这个“理论”概括起来说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下,阿联、缅甸、阿尔及利亚、马里这些国家,不是向资本主义而是直接向社会主义发展。因为究竟还不能说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叫做“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在过去是指印度,最近还把印尼和加纳也算进去了。

      这个“理论”并不是什么列宁的理论,它恰恰忽视了最有决定意义的政权问题。把那些非但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连共产党都没有的国家,只因为经济的重要部门一一从殖民主义者手里没收的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就说成是“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问题实在严重。

修正主义毁灭了社会主义

     和朋友们谈起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们都说:“社会主义国家还会侵略别人吗?”我说:“现在如果还把苏联当作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去考虑问题,思想就会混乱。苏联现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打一个比方。如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比做一个人的身体,那末现代修正主义好比人体内发生的癌。修正主义这种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人体内部发生,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人体就灭亡了。

     对于从外部袭击自己的敌人,立刻能够发觉,但是对于在自己身体内部发生的、要把自己灭亡的敌人,却看不出。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营内部,所以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

     但是,不管怎样痛苦、流血,如果不动手术切除人体内部发生的癌,就要危及人的生命。两者的关系就是,或者消灭对方,或者被对方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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