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古以来由于家庭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家长制。家长制作为伦理道德所维护的核心宗旨，随着教育、化为“文化基因”代代传承。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的作用下，这种“文化基因”对社会生活产生具有绝对意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今天也不能低估。
一、历史的追溯：家长制的起源与发展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家长制下一个定义：家长制是指家长拥有统治权力的家庭制度。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制，与宗法制、小农经济相伴而生，形成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在这种制度中，家长、宗子、族长是家庭、家族、宗族中的绝对权威，握有极大的权力，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就是家长权威的表现。家庭、家族其他成员与各级家长是支配与被支配、统率与从属的不平等的关系。
在历史上，由于中国其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农耕传统，人们长期保持按照血缘关系在一块土地上聚族而居，从事生产、经济、祭祀等各种活动的生活习惯。由于小农经济对家庭的过度依赖，因而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便长期保持下来，并成为社会结构和家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家本位的社会制度中，所有一切的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所有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必须套在家的关系中。在旧日所谓的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于家的伦已占其三，其余二伦，虽不是关于家者，而其内容亦以家的伦为推知，如拟君如父。父亲，也就成了最直接、有效的权威。
二、封建伦理的中心：家长制的强化
如果说“父权的形成”是“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那么父权家长制则是维护整个道德秩序、管理整个国家秩序的缩影。在家本位和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中国产生了“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君主是国家的大家长，家长是家庭的小君主；君权维护父权家长制，而父权家长制则是君权的社会支柱。“国家”一词其实也揭示出了国与家的密切关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也就被视为国家的缩影，其承担着培养良好行为规范的任务，以服务整个社会和适应君主统治的需要。
由儒家孝伦理与祖先崇拜结合而来的孝道形成了维系中国传统父权家长制的根基。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的是，无论在哪一种文化中，“孝”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孝”本身应是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和奉养，并不含有等级、特权的内容。而在古代中国，经过儒学家们的不断改造，孝道在实际生活中更多强调的是子女对家长的绝对听命和服从，“孝莫大于严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
古代君主以天下为家，视天下人民如子，所以历来封建皇帝均以“臣子”之“君父”自居。而对孝道的强调，更多地是为了从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开始，由下至上形成严密的尊崇等级秩序的价值观。正如子女应无条件顺从父母一样，妻子应顺从丈夫、幼弟应顺从兄长、臣子应顺从君主。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都不遗余力地推崇孝道，将对父母、对家庭的孝转化为对国家、对君主的忠，即所谓“移孝作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此，家庭的稳固则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秩序井然，子女对父母要尽孝道，放在国家层面，则演变成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诚。
三、家长制的影响
以父系原则为主导、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身份规定为行为规范，家长支持理论上升泛化到全社会各个层面并成为了在中国社会中的主导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伦理生活、政治生活：伦理关系实质上演变为一种等级秩序，如“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政治体制上君权与父权结合皇帝成为全国最有权威的大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其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某种制约，但仍无法改变它根本的至上性；各级官员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也拥有绝对权力，在百姓面前自称“父母官”，称百姓为子民。这种等级制度直接导致了权利与权力一边倒的倾斜：在权利的配置上，不同的等级拥有不同的权利，特权因此出现；在权力的配置上，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至高的统治权力，家长的意见就是命令，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从上到下，垒起了无数的梯阶，每一层的梯阶上都坐着奴役下级和子民的“家长”，这也就催生出中国“官民对立”的官本位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悠久的历史传统既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也可能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几千的封建专制使中国人在思想上承认了被统治、被支配的事实，配套的制度捆绑更强化了家长的绝对权力。家长制这一传统不仅会以有形的方式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会作为一种无形的理念在教育中传承。如果说私塾内四书五经的教育尚且停留在抽象层面，那么父权家长制下的家庭教育则起到了“身体力行”的言传身教作用。传统伦理在传统家庭下代代传承，而家长制的威权则从根本上打压、抑制住了孩子新的反思与批判，而少数摆脱这种威压的人又难以避免更上一层的作为“父权”的君权的打压。原来的子女终会成为新的家长，而家长制的理念却仍在代代更替之中不断传承。家庭、社会虽得以维持“温和”与“稳定”，但这种“温和”与“稳定”不过是剥夺反思与基本话语权后的一种世故与停滞，德、忠、孝这些被作为治国之本的伦理规则只不过是些经验的、非反思的角色关系规则，远没达到概念自觉的层面。
四、另一视角下的家长制
西方的思想家也非常注意生活共同体的“家”与政治共同体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卢梭就曾说:“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我们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原始的模型，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但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与“家”的关系逐渐分离，而中国“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念和“家国同构”的国家形式却一直保留下来。所以近代以来，一些目光犀利的西方思想家开始注意到曾经领先的中华文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并发现了家长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中国时曾说过：“这个帝国（中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个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因为“尊敬父亲就必然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论中国时说：“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君王通过层层官吏，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保护和统治子民。”“孩童般的服从无论在家里还是国家事务中，都被当作所有德行的基础”。但在一个国家里倘若孩童般的顺从没有限度，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和情感的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使他们的民族一直停留在“幼儿期”，“他们那些谈论道德和法令的书本也总是变着法儿反反复复地—千篇一律地吹捧那种孩童的义务”。所以“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
继赫尔德之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敏锐地指出：中国“国家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是家长制”。“皇帝像父亲一样掌管着一切。”“基于家长制的原则，臣民都被当作未成年的孩子......一切要由上至下领导和监督。”“皇帝这种父亲般的关怀和他的臣民的精神——他们像无法跳出伦理的家庭圈子、无法为自己获得独立的公民自由的一群孩子”。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与黑格尔同时期的谢林同样看到中国“至今仍然保持着四千年前的面貌，仍然恪守着它原初时作为基础的那些原则”。“这个原则不是别的，就是最古老的家长制原则，即父亲的权力和威严至高无上的原则”。让谢林琢磨不透的是“家长制乃是人类生活的起点”，世界上其他民族早期也都经历过家长制阶段，但后来都陆陆续续离开这个起点走上发展的道路，“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没有离开这个起点，为什么中国与后来纷繁多样的、范围广泛的发展几乎毫不相干呢？”对此，谢林认为“中国更多是一种对运动的否定”，“中国在拒绝了一切运动之后只能滞留于历史之始”。也就是说，家长制的顽固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主要原因。
马克思更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家长制的深层问题：在封建制度下，小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就是家长制的社会基础。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实在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的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社会生活也由此停滞。所以马克思也像他的前辈那样把中国称之为“活的化石”：尽管它历史悠久，但“除了改朝换代，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这使中国历史呈现出“一种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任务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马克思所谓的“家长制”、“东方专制制度”、“迷信驯服”、“传统规则的奴隶”、缺乏“首创精神”，准确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些因素中“家长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而它们的结合又培养了“迷信驯服”，最终使人们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这种精神奴隶是一种“无神”的宗教，是权力崇拜和个人迷信的精神基础。
一种“理想的家长制政府”应建立在统治者的仁慈、宽容以及因对下一代的期许而促成他们自我实现、批判前人、不断进步的基础之上。统治者虽然把臣民看作不成熟的孩子，但其也承担起“启蒙”的责任以实现后代对前辈的超越。但如果统治者只是想实现个人的专制并为维护这种专制的稳定而毁灭一切自由与启蒙，那么这种“家长制精神”只会扼杀掉创新精神与批判精神——并且这种理念还会因为“家庭”和“家长”的存在而不断延续。人们看似是为了“平等”而放弃自由，但这种“平等”不过是等级秩序中下一级对上一级的绝对服从，最后得到的不过是奴役，“依附别人的人不再是人了，他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只是别人的所有物了。”
五、现实的纠葛：新旧之争
从清末开始，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改革开放，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广，科学、民主、新道德等启蒙思潮兴起。虽然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被打破了、人们不再囿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规范内，但是家国同构、嫡庶亲疏、高度集权、等级秩序、忠孝合一等思想观念仍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中国人并没有摆脱旧家长制的的牢笼以实现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的转型与突破；内（思想、文化启蒙的滞后性）外（建国初期斯大林模式与政治家长制的契合）部历史因素的综合影响和现实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改革战略，使得政治家长制作风死灰复燃；而在家庭教育中，旧家长制的威权依然广泛存在，在两代人新旧理念交锋之际，这种限制、批判新事物的威权与新生代理念的矛盾则更显而易见。
作为“显学”的政治家长制尚还因各种监督机制的存在而处在监管之下，但对于在家庭和教育中传承的旧家长制我们仍未很好地面对和解决——而后者的影响更为广泛、严重；因为在家庭和教育中流传的旧家长制不仅是一切旧家长制的根源所在，而且放任家庭和教育中威权的存在只会造成“经验与知识的内卷”并塑造出对“威权”的尊崇；基于维护自身而拒斥一切批判的“全盘否定性”更容易培养“拒斥理性”“非黑即白”“诉诸权威”的极端思维；而对“中国式家长”的叛逆只会导致“一种偏见取代另一种偏见”，从“一种全盘否定到另一种全盘否定”。
在民国建立之初，尽新兴力量的“共和”理想看似实现了，但国家仍然混乱不堪，这与社会心理、国民意识尚停留在旧时代有关。“如果中国立宪政治不是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而依然是“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国民就仍会在“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现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就难免会走向失败和畸形发展的结局”。
在当代中国，不论是人民群众还是“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我们大都还处于“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的“不成熟状态”。并且在旧家长制潜移默化的教育下，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步入“现代化”这一“成熟状态”不但是非常艰辛的，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而这恰恰又被从事“监护”之职的“家长”所关注和利用到。“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尽管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然而只要有过一次失败事例并加上家长的“恐吓”与“教导”，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被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六、家长制、启蒙：时代课题
我们并不否认旧家长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坚守旧家长这一社会基础，那么立足于“批判”“创新”“理性”这些精神的启蒙终究只能落于某些“显学”的改造、而无法触动真正的国民性。解决旧家长制问题决不只是制度上的事，而是需要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进行批判与反思。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需要的根本支撑是人的现代化。“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能帮助我们推动各种现实方面进行现代化，但作为最基本单元的家庭和人呢？“家庭的现代化”“家长制的现代化”“教育理念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仍远远滞后，这也就给旧家长制留下了最广泛的生存土壤。而如果不从根源上去反思、批判旧家长制并思考、摸索一种适应现代化的新家长制和教育理念，人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在一百多年前的启蒙思潮中，最初的启蒙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了启蒙与旧家长制之间的不可调和，并也对旧家长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清末民初的启蒙大师严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家长制之恶劣：“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而民人特奴婢易主耳！”其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继续展开对旧家长制的批判，他指出：“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他分析“宗法社会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破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因此，“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可见对旧政治、旧文化、旧家长制的批判是建设新民主、新伦理、新家长制的根本前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吴虞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认为国家的落后于宗法社会的家长制脱不开干系，“顾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簸与宗法社会之中不能前进，推起原故，实则家族制度之梗也。”“夫孝之不立，其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制压力亦散。”如今“共和之政治立，儒家尊卑贵贱不平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然而，作为一次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持久地深入下去。“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政治与思想现代转型的时代课题并没有完成，而这一课题也就一直遗留到了现在。
陈独秀曾经说过：“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即“伦理的觉悟”。梁启超也把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影响下的觉悟分为三期：先是从器物上感到不足，继而从制度上感到不足，到建立共和政体后社会仍乱象不止，才从文化上感到不足，发现“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是不可能的，故要求“全人格的觉醒”。后来鲁迅先生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其出发点也与之相似。中国有几千年发展的精神文明固然不错，但当其他民族步入历史的洪流和发展的进程时，中国的岿然不动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超然卓绝的表现，但另一方面，说得难听点，“中国意识并不是那个史前状态自身，而是那个状态的一个僵死模型或干尸。”
所以，解决家长制问题最终也就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我们中国应该恪守自己在“世界史里绝对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完整地保守中国精神数千年来独具的文明内容，还是在追随现代性步伐的同时、为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寻找其特殊性地位并思考一种新的“普世主义”。同时，我们也都应认识到“孩子是无辜的”这一广泛认可的课题，并深入到家庭教育中反思家长制对启蒙以及新生一代的影响，探索该秉承一种怎么样的家庭模式和教育理念来推动现代性的发展。“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而伴随着对家长制的反思以及启蒙进程的再度开始，也许我们将会看到整个亚洲乃至世界新纪元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