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两岸关系较20多年前被更深的嵌套进大国竞争的环链，两岸各自的发展态势和经济力量比对亦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先发展还是先统一？我在这篇96年写的文章中给出的策略：第一是发展，第二依然是发展。先有主动权，才有主权。后疫情时期，中国发展如何布局，两岸如何走向，取决于诸多因素。在两个发展战略之间摇摆不定，是中国应该回避的。
现在我将全文发布出来，大家可以回忆当时的特殊局势，再对比现在的国际情形，临危见机，知难而进。
生态经济 地缘政治
发展战略和经济外交
——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及东亚格局
陈平
1996年4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演
田勇记录整理校正
1.国际竞争的经济和非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中国在20世纪最好的经济发展时代，冷战结束后大家都非常关心国际关系的走向。我们从全球的经验来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外交关系的互动，可能会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观察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依靠理论的指导。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国际竞争的各派理论，并给一个简要的评论。
(1)国际竞争的非经济理论。
讨论全球竞争和经济外交问题有很多方法，我先简单列出有关国际竞争理论中主要的非经济理北和经济理论。请注意，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看他主要观察哪些现象，从而讨论什么问题。
大家比较了解的是韦伯(Max Weber)的文化决定论(Weber 1930)，他用新教和儒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不同的历史作用来解释西欧和中国近代发展的不同。严格意义上讲，韦伯的理论研究的是中西差别的起源论，可韦伯在研究当代社会的影响亦很深远。后来斯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Spengler 1926),汤因比的“文明冲击论”(Toynbee 1934)和最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Hunt-ingtom 1996)，都是文化决定论的典型。
问题是文化是相当缓慢的变量，解释几百年间的长期差异尚可，解释几十年乃至十几年的中期变化则甚为牵强。例如韦伯认为儒家是中国资本主义难产之源，亚洲“小龙”和中国的经调
飞之后，儒家的价值观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高于西方之源。亨廷顿甚至认为后冷战时代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来自儒教和伊斯兰教的结合，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说成是人际关系的“竹网”推动，完全无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技术更新和体制改革的巨大努力在政治经济学上把文化决定论推到了极端。
文化中心论关心的不是历史的模式而是历史的过程，研究材料往往注重国际政治的变迁。斯大林提出过革命中心转移论，他当时认为革命中心从德国转到俄国，并将继续转移。中国人有段时间很喜欢讲这个理论，因为中国也想当革命中心。
更多的学者对讨论大国兴衰的机制很有兴趣。罗马帝国的衰亡原因在西方可说是永恒之谜(Gibbon 1794)。马里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奥尔逊(Olson)， 著有《集体行为的逻辑》和《大国的兴亡》(Olson 1984)，在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中很有影响，他注意到利益团体越大，采取共同行动越难。政治越长期稳定的社会，少数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能力也越大。这使原来有竞争力的国家由强而衰。美国后冷战时代改革非常困难，正是因为西式民主制度强调维护利益团体的均衡。每个利益团体都不愿牺牲自己利益，而只要求别人改革，不到危机难以形成改革的社会共识，就很难作根本的改动。所以民主本质上不是一个鼓励改革的制度，而是一个保守现状的制度。
保罗.凯尼迪(Kennedy) 著有《强权的兴衰》(Kennedy 1989)，讨论的是军备竞赛与经济竞争的关系。他认为有强大军方的强国可以制定游戏规则，因而从不平等竞争中获得利益，但是军备扩张过头也会拖垮经济。
布罗代尔(Braudel 1981)——华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他们试图推广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步推广 为生态、技术、人口等因素 如何影响经济结构，继而分析不同的经济制度怎么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幅全球竞争的图像:几个中心之间力量的竞争消长、主流势力的盛衰。非经济理论也许没有数理模型，但其历史的眼界、气魄往往比经济学家大。所以经济学家也要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学习。
(2)国际竞争的经济理论。
在经济学中讨论国际竞争有几个理论:首先是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从李嘉图开始。古典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筑在均衡理论基础上的。这在西方是主流思想，在中国却不很流行。林毅夫是很推崇比较优势理论的(林毅夫1994)。台湾的发展可以看成善用比较优势的例子。中国以前强调赶超发展重工业，大大加强了国防力量，代价是重工业资本密集，吸收不了农村过剩劳力。开放以来强调致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迅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准。这里的难题是赶超和致富两者如何兼顾。赶超要求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和工业政策，对高科技的重要领域提供政府补贴。公平竞争要求放弃政策性扭曲，由市场作技术选择。我以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放弃赶超政策,高科技产业过多依赖国际市场在战略上是危险的。但是赶超的项目必须有全球竞争的经济观点，政府对项目的资助必须引进竞争，工业政策在前苏联和日本失败的教训也不少。
与此相关的是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依赖理论，他们把拉美国家的不发达归至于跨国公司在拉美投资时建立的对美国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区域剥削周边区域。社会主义体系下可能有相反的依赖关系，例如丹麦对冰岛的长期补贴和内地对西藏的长期补贴，都可能形成经济依赖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有时用台湾的例子指出，依赖不一定导致停滞。
(3)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理论。
这一理论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鲁格曼(Krugman1979)提出的，他很可能在将来获诺贝尔
经济学奖。他注意到富国之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贸易量,例如日美之间大宗的贸易不是比较利益论能解释的。为什么他们要在同类产业间互相出口贸易呢?原因是规模经济，例如生产汽车，建条生产线是非常昂贵的，销售量越大，平均成本才会越低。像汽车、航空这样的产业，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形成全球规模的垄断竞争。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垄断没有竞单，他的非均衡贸易理论承认垄断竞争是新的国际竞争模式。
规模经济理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讲进口的购买力，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生活水平，台湾比大陆富得多。但如考虑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讲规模经济，中国大陆的筹码比台湾大得多，中国的绝对规模非常大，钢煤产量世界第一，总产值已是第三经济大国，马上就要“坐二望一”了。国际竞争的实力，不是看人均指标，而是经济规模。这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讨价还价的大筹码。也是大陆比台湾有条件搞产业政策的原因。我们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市场规模的重要，觉得中国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人穷理不壮。这道理不完全。韩国的大企业到大陆投资，主要想资助中国的规模效益同日本美国竞争。台湾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台湾商界的领导人就缺韩国那样长远的眼光。
(4)主导技术和成长阶段论。
马克思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但是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生产力经济学。对生产力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罗斯托(Rostow 1960、1975)。他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经济发展的阶段现象是由技术革命造成的。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技术革命的“长波”。由于技术革命的主导部门不同，经济组织以及社会体制都相应不同。第一次技术革命是蒸汽机和纺织机，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电气、铁路、电报等等，现在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变化使得工业中心转移，引起大国的衰弱。罗斯托十几年前就预言苏联要落后，但主要不是从政治角度预见的。他认为苏联在赶超前两次工业革命上是成功的，但在以计算机为主导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因为信息革命的变更非常快，而苏联体制僵硬不适应从而错误地批判量子力学，遗传学、生物工程等，对新兴科学技术的损害也很大。
(5)地理经济和耗散结构理论。
我们可以研究地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地理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在演化经济学中的应用。阿瑟(Arthur)用耗散结构理论来解释地理经济的非均衡分布的起源问题。例如硅谷为什么会出现计算机工业中心?为什么有钢铁中心纺织中心?政府并没有作规划，是历史形成的自组织现象(Arthur 1987)。一个基本的机制是自催化反应产生地区凝聚现象。克鲁格曼(Krugman1993)最近对地理经济的耗散结构模型也非常感兴趣。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均衡极大,西方不知如何评估中国的能力：中国究竟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可能称霸的核大国，还是即将诸侯割据的乱源?外国人想预测中国非常难。中国地区差异之大，可以说三个世界的现象中国都存在。国际贸易理论和依附理论都可以用来讨论内地和沿海的关系。
2.生态经济，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馆
我在文化革命中深感中西发展模式的差异之大，其原因可以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科技路线，一直追溯到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我发现影响社会演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生态、技术、人口、经济、文化，政治以及战争类型。我的问题是:这些因素在历史上是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社会演化的。如何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但又不是折衷主义简单相加的“大杂烩”。用复杂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说，关键在每个历史阶段寻找当时主要的相互作用机制。演化过程形成演化树，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的演化因素可能不同。在历史分岔点之间，决定论的机制起主导作用，在历史分岔点附近，随机论的机制起主导作用。
由此可见，在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新思想、新技术和偶然历史事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分岔状的演化树代表了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我们不是历史宿命论者，虽然我们重视地理环境对经济文化的影响。我们也不是历史创造论者，虽然我们承认科学技术及个人改造环境的可能性。
中西战争模式的差别:商业战争和土地战争。有两种对立的文化理论，即文化唯心论和文化唯物论。其实文化和经济是相互作用的，不是在真空中。所以我们的观察属于第三种：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论。比如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是政府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继续。战争模式的不同，反映经济结构的不同。东方和西方的战略观大有分歧。文化和思维又影响谈判的行为，改变世界竞争的格局。
我的一个观察是东西方谋生和战争的方式大不一样:中国人主要吃粮和蔬菜，西方人主要吃肉和奶(这个说法大约不很严格：因为西欧的内部差异很大，比如罗马时代的意大利，面包仍是平民主要的食物,但北方的日耳曼人粮食在食物构成中较不重要，严格的说法是:西欧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远高于种植业为主的中国)。中国历史上打的都是土地战争，争夺产粮区。西方人打的多是商业战争，争夺交通线的控制权(陈平 1979、1989)。
最典型的非均衡分岔的例子就是东西方文明在15世纪的走向互异。(当然西方文明的说法不很严格，英、法、德等国的文化不尽相同。狭义的例子，西方在中世纪的经济可以用意大利和英国作例子。)当时中国是人多地少，西方是人少地多。但是中国人感到缺少的是人口，在工业革命前人口就翻了一番，西方人感到缺乏的是空间，要膨胀扩张寻找新大陆，寻找通向东方的航路。世界文明就从这里分岔，这是为什么?
今天研究国际关系，我们也可提类似的问题：中美、中日、中俄发生冲突，争的是什么?中国经济刚刚起飞，中国人想的是统一台湾，西方人害怕的是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进用控制西方通向日本的生命线，战略观点之差距何其大哉!
我们发现，竞争目标的选择同文化传统是密切相关的。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很多，可以种粮、放羊、牧牛、打猎甚至当海盗，但是当某一种技术生活方式占了主导地位以后，就决定了经济结构的基本形态，就会影响制度、文化，影响荣誉感，影响竞争行为，影响产权继承制度，影响战略走向等等。
中国在商代气候温暖时还是农牧混合的国度，但到周代牛羊越来越少，猪越来越多。我猜可能由于周代天气寒冷，使得牲畜大批死亡，牧业受到严重打击难以恢复。而耐寒的农作物却相对发展很快，中国逐渐成为以小规模经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争霸首先要控制产粮区，有粮则有军，有军队就有权，中国的发展历来是政治控制经济，打的是土地战争。
欧洲气候湿润、土地平坦，长草放牧易、拔草种粮难。因此欧洲发展养牛不需要人力，只需要牧场的面积。可见西方文化是一种消耗资源节省人力的技术，而中国文化是消耗人力节省资源的技术。时间和人力在中国不值钱。吃粮可以自给自足，腌肉保存需要来源东方印尼的香料。香料贸易的商路在中世纪是致富之路。在西方的历史上从希腊罗马开始打的大多是商业战争，想称霸就必须控制交通线，发展先进技术，尤其是建立强大的海军。
另外，战争时间长短在中西间也有很大差异。西方人打仗多求速战速决，为的是重新签订条约，调整商业的势力范围或游戏规则，而东方打仗则是持久战，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愿谈判。西方人秋天草肥马壮之时开仗，天冷前赶快签约。西欧只有少数贵族骑士才有资格打仗,因为随军携带大批母牛供给战士新鲜牛奶，不可能像战国时代那样大量征农民当兵。由于经济结构不同，西方是乡村的贵族统治城市，商业经济是近代西欧统一的基础。中国是城市的官僚统治农村，中央集权的军队是秦汉以来中国统一的基础。所以中国从未产生西欧那样城市自治，政教分离的多元格局。比如中国要在小城镇建一-座像牛津大学一样的学校，是没有政府之外的独立经费的。世界上学生运动最多的国家当数中国、法国和韩国，都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合一的国家。英国、美国很少有学生运动能冲击政治，因为名牌大学都在乡下的小镇。美国的州会大都设在小城市而非大城市。中国将来要是将首都迁离北京，让北京成为文化中心，上海成为经济中心，像美国建华盛顿特区一样，另在华中地区建立新都，既有利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经济繁荣、学术独立。当然，这是题外话。
从战争文化的不同看战略和外交的不同就颇有新意。近代史上，西方人同东方人打仗始难终十分“恼火”。拿破仑人侵俄国，美国干涉越南，都找不到人签条约划分地盘，结果被游击战拖垮而非被主力决战打垮。事实上，战后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并不想也不能占领中国，而是要签条约和中国重划势力范围。中国人以政治交易为耻、以军人气节为荣，大概和中国军人执政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有关。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外交谈判的心态和中国古代传统颇为接近，而和现代钱权交易列强外交的现实相去甚远。
历史上也有打破文化传统，改变不利地理位置的先例。普鲁士搞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力量发展铁路和电报，得以在普法战争中一举击败法国。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实发展的是德国而非英美路线。科学技术主要是战争而非生产推动起来的，因为战争迫使人们进行长远投资、发展规模经济，然后，新技术再从军事向民用工业转移。中国的四大发明中，两项和军单有关:指南针和火药。原子能、计算机则全是二次大战和军备竞赛的产物。
俄国科学的崛起很大程度 上依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俄国的科学技术曾远远落后于德国，虽然彼得大帝请了许多普鲁士院士到俄国,但俄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仍无法相提并论，在斯大林领导下，俄国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加快，靠的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有几件精明的政治交易。一次大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不得重新武装，不得在本土训练军官团。斯大林利用德国的困境达成秘密交易:德国在俄国领土上秘密训练军官团，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向俄国提供先进技术。斯大林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促进了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再看看苏联核物理的成长过程，最主要的两个人都是西方培养的，理论物理学家朗道是犹太人、玻尔的学生。朗道差点被斯大林枪毙，玻尔给斯大林写信后保了下来。实验物理学家卡皮查是俄国人，是发现原子核的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得意门生，是当时世界的科学中心卡文迪什实验室中最具天才的科学家。斯大林为发展实验物理，邀请卡皮查访问苏联，并保证他来去自由。可当卡皮查到了莫斯科以后却被告知只有两种选择，要回去就枪毙，留下来则为他提供莫斯科最好的贵族庄园，并给他办一个研究所，由卡皮查任所长并享有一切人事财务大权。卡皮查只得留在莫斯科搞研究，卢瑟福为了这个得意门生,将卡皮查新建的全套实验设备送给俄国，斯大林也很慷慨地加以报答。这两个物理学家都不许出国，政治上不被信任， 学术上却授予大权。所以苏联的科学发展得比他国快。当苏联爆炸原子弹时，西方科学家认为一定是卡皮查造的，结果他们只猜对一半:这是他的学生造的，卡皮查自己不愿参与武器研制。
彼得大帝的俄国是东方专制西方文化的国家。什么是西方文化，就是西方的战略观念。俄国人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都认识控制出海口的重要：西边波罗的海为确保彼得堡，不惜打芬兰；东边太平洋夺中国的海参崴、旅顺港。但相比之下，毛泽东思想同斯大林战略却大不一样，斯大林要搞远洋舰队，毛泽东搞近海防御；斯大林要控制出海口，而中国在同缅甸的边界谈判中，宁愿将历来由中国控制的航道人口换给缅甸，将边界退回山顶进行防御。在最近的中俄边界谈判中，中国才开始认识到图们江出海口权利之重要。
中国改革以来打破了2000年来从秦汉到“文革”互设关卡、诸侯割据、地方保护主义的传统。改革之初，在各地羊毛大战、棉花大战中,内地的产毛区不把好羊毛卖给沿海地区的好毛纺厂，如果这样下去，西方预言的中国分裂就有可能实现。但是我认为这个危险已不复存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革命性的是，农民也开始具备全国和全球市场的眼光。具体讲有两件事：一件是乡村集资修公路，这是惊天劈地的变化。我在研究技术发展史时发现，各种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并不一样。普鲁士的俾斯麦首创国家资本主义，他把70%的投资用于修建新技术的铁路、电报，一举打败宿敌法国。中国的计划经济却给交通、通讯很少经费(陈平1981)。如今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自给自足观念:另一件大事是中国周边地区分别寻我国际贸易的出海口。现在中国新全球战略最积极的推动者，就是边远地区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省份。过去他们希望中央实行均贫富政策，将富裕省份的钱平调给落后地区。现在发现此路不通。边缘省份通过再思考发现，富裕省份发展起来靠的是出海权，直接进入国际竞争。结果四川直接跟沿海地区达成协议，开劈空中走廊得到直接出口权。东北地区要开发图们江、黑龙江，要打通经过朝鲜和俄国进入太平洋的出海口，缩短运输线。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也要寻找西南出海口，要么经广西出海，要么经越南、缅甸等国出海。甚至西北的新疆都希望同周边国家协商从陆路连通出海口。新疆想同哈萨克共同开发石油，据称哈萨克地下蕴藏的石油比中东还多。目前哈萨克成为美、俄、伊朗等国争夺的焦点，而哈萨克希望同中国合作开发，以便于大国的权力制衡。可见目前中国的形势非常好，经济发展推动外交变革已具雏形。这是文化革命时代不可思议的潮流。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不仅比日本有规模优势，而且比欧洲有统一的优势。须知欧洲共同体的任何文件得用12种语言:单这一条就使交易成本和合作成本大增。金关涛批判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导致中国的停滞(金关涛、刘青峰1984)。其实中国的问题不在文化的大一统，而在经济的元化而非多元化。一元化的统一在封闭社会中确是改革的包袱，但多元化的统在开放竞争中会变成赢家的资产。
3.战时经济、地缘政治和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现代化的历史，什么叫现代化?大家“齐步“进人现代化是没有的事，因为发展是不平衡的。纵观历史，一国要想致富除了自己励精图治之外，还得利用国际环境。要么发别人的国难财，要么被别人发国难财。我讲的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史。美国从欧洲的债务国变为欧洲的债权国，富起来的转机在发了欧洲人两次大战的国难财。美国任何一本经济教科书，第一个理性选择的经济例子，不是大米和白面之间，而是大炮和黄油之间的选择，这就是西方文明的特点。
中国政治传统是很少经济观念的，因为开放以前权力或政绩的来源在军事而不在经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全球观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一个极端是自觉中国是天朝大国，只要承认中国是宗主国，则可以把经济利益白白送人。这纯粹是中国农业大家庭的传统:老人给子孙发红包，而不像西方国家年轻人要给老人交税。中国的荣誉观念对理解中国的外交决策也非常重要。有人以为中国儒家和法家的观点是冲突的，其实不然。法家争的是权势，拿到权以后再做出儒家姿态收买人心。君子说义，小人讲利，所以中国要在世界上充当大国角色的话，只能讲义不能讲利，无条件援助外国或无条件放弃外国赔偿，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可惜中国文化圈以外的人们不吃这一套。商业文化或游牧文化讲的都是实力地位，没有实力只讲虚荣只会惹人耻笑。因此，精明的权谋家对付中国干脆明送高帽暗谋实利，中国历史上吃过的亏
应当引起我们文化上的反思。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文化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文化上的屈辱甚至自弃观念。以前中国有优越的文化，现在被日本西方打败了，中国人又承认胜者王侯败者寇，所以就认为中国的文化有问题。中国五四运动以北京大学为发源，一直到80年代，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一浪高于一浪，激进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相比之下，中国近代革命传统和多数民族主义运动大异其趣：德国、俄国(斯大林)民族主义皆把本国说成一切科学之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更是方兴未艾。
和毛泽东相比，斯大林的现代化战略，一是控制出海口，是要科学技术和人才。二战以后，中国同美国直接间接打了两次战争。朝战和越战基本上是中国把英法殖民主义模式外推到美国，事实上对美国人是误解的；反过来美国人把俄德的模式外推回中国身上，认为中国是俄国人的“马前卒”也是极大的误解，导致双方误解的原因就是不明白这些国家地理经济导致地理政治的差别。
美国后来居上，由于资源丰富， 不像英法依靠海外殖民地，所以美国采取的是“门户开放政策”，提倡自由贸易。美国的算房行得是很精的，双方打仗，美国可以向两边卖军火，但是赢家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都不能将美国排除在外。正如开办银行最大的赢利是竞争服务，无论买卖赔赚，银行收手续费是稳发的，然后才是风险投资。如果基础不在金融服务而在风险投资上，银行是会倒闭的。美国军备主要是威慑力量，最好是不战而维持美国制定的国际经济秩序，靠美国的技术经济优势获取厚利。战后美国外交的基点是维护雅尔塔协定划分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虽在对美出兵时狠敲了罗斯福一把,战后苏联仍想突破雅尔塔协定的格局朝鲜战争和古巴危机都是把别人推到前面，自已在后面渔利。
20世纪比较新奇的事情是核武器和冷战，改变了过去经济竞争的格局。在冷战中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理论，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依赖理论”，认为拉丁美洲落后是因为依赖经济。尽管拉丁美州有丰富的资源，但作为依赖美国的边缘地区被美国剥削。另一个是“搭便车理论”，冷战中附属美国经济而发展起来的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德国本来就很发达，但它也是由对抗英美变成加入英美集团而恢复很快。可见依赖可能输也可能贏，看你是否有全球竞争和产业升级的能力。50年代以后，中国和印度的共同愿望都是要独立、要自主、不依赖，同谁都不结成经济同盟。这样科学技术发展就无法依赖国际分工，什么都要自己做，结果经济发展非常吃力。中国和印度先后改革开放，事实上承认发展是某种相互依赖。
每一个后进国家想全面开发科学和先进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国家在冷战以及后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都无法不正视科学技术国际化的趋势。现代化不再依靠土地和人口，而是靠科学技术。新的技术是不可能从零做起的。过去后起国家像日本要发展起来，就得先借款造军舰，然后同中国打甲午战争，同俄国打日俄战争，然后靠战争赔款发家。
我们发现还有第二个富强的诀窍，就是发他人的国难财。战后美国本应向德国索要战争赔款，但为扼制苏联反向德国提供援助。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打算，我给你援助，你要用这些援助买美国的货物，以达到占领市场，并且使当地老百姓产生亲美的情绪。1989年柏林墙倒的时候，美国庆祝资本主义的胜利，但事实上是美苏两败俱伤(Cosgrove1996)。不过苏联在民族问题上输得更惨一些:导致苏联瓦解。美国赔得也不少，把大片民用品市场让给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打朝鲜战争时，日本经济起飞，台湾经济稳定;打越南战争时，日本经济挑战美国，台湾经济起飞。
美国有个女性人类学家芬妮蒂，写有一本《菊花与刀》的书。她从未去过日本,但她在战争时期调查美籍日本人的行为文化，然后给决策者献策:美国攻打日本本土时是废除天皇还是利用天皇结束战争符合美国的利益?根据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她认为应该利用天皇敕令来停战，结果少流了10万美国人的血而结束战争。由此我们知道人类学家是可以用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来影响历史的。我们外交做决策时能否也想想如何知己知彼，不只是数对方飞机、舰艇的数字，而是了解对方文化背景，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决定对策。
如果中国政治家能清醒的了解欧洲历史，对西方列强争霸的经济规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也许可以提前20年。在历史上，中国有几个机会可以得到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可惜没有把握住。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大概损失1000亿美元，中国无条件放弃战争赔款，结果日本人未必因此尊重中国。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时说:“我们是没本钱放空炮”。二是越南战争，美国耗费1400亿美元还无法脱身。尼克松承认中国已变成政治上第三极，经济上第五极。美国人是做生意的民族，所以要算一算影子价格，我们常讲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天下其实没有多少不可留易的事，问题在价格是否双方都能接受。尼克松为了研究如何跟中国谈判，专门请教西方领导人中见过中国领导人的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马尔罗说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所以中国会要求美援。他们私下讨论的价格没有披露。我的估计中美交易起价至少是20亿美元，上限大概得200亿美元。理由是美国已投进1400亿美元，中国不帮忙2000亿也脱不了身，还没算美国“面子”的影子价格。可是中国领导人和基辛格只争来一句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人想不到中国人的“面子”如此值钱，所以每当中国对美贸易出超竞争无计时，就要刺激一下中国人的面子，来换取中国商业利益上的让步，难怪基辛格说中美摩擦不断的一个原因，是双方不了解对方的心理文化和运作方式。
有趣的是,中美建交是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经济交易的结果，和中国的外交策略倒关系不大。美国冷战外交由东部传统的军事上业集团决定，中国对策是由对苏战略专家，例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而非中国问题专家决定的。西部的新兴科技工业集团以加州为中心，对太平洋区城比大西洋更感兴趣。卡特要获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关键在得到加州民主党人的选票，交换条件是改善美中关系，以便于加州与中国贸易。卡特是南部的农场主，他在外交问题上并无定见，一口答应这笔交易。台湾历来注意和美国的老牌政客联络感情，但新人卡特的出现在国民党驻外人员的意料之外。台湾仓促之下，送访台机票拉拢卡特周围的亲友，以游说卡特维持美台关系。而卡特是个清教徒，反感之下反而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
我无意在这里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我的关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取决于利用和制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势。我认为外交凭实力，我们必须认清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的外交战略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只要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其余什么事都好解决。
4.生态环境、资源人口和发展战略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资源缺乏，西北尤其是水资源的问题。奇怪的是中国水资源如此缺乏，可水的价格又如此低廉，导致水资源浪费很严重。水源缺乏实质上是能源缺乏，如果能源丰富就可以抽水或者调水，因此水资源问题实质也是能源问题。中国要解决能源问题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开发新的能源，如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太阳能、核能等;二是进口廉价能源。
另外中国多山少地，人口压力非常大。中国12亿人口中工业人口只有1亿多，现在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他们的出路在哪里?统统到城市里能干什么?所以中国必须发展交通，发展劳动密集的产品出口。外贸出口面临着买方市场，为什么同美国发生贸易冲突时我们不能非常强硬，原因是赚别人钱“嘴软”。现在的外贸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西方的采购多为连锁批发店,拿到稳定的定单就能稳赚，所以保证一个长期稳定的出口市场是国家的战略利益。)
若按比较利益原则，日本就应该放弃生产粮食，进口大米。但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特别是大国，要对农业采取高保护政策补贴农业?主要是战争的考虑。目前虽然讲和平，但还是要防备战争和封锁。现时情况，中国不可避免要大量进口农产品，即使不进口大米、小麦等主食，也要进口玉米等饲料，这是中国不利的方面。但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进口饲料用来喂猪、养鱼，把农产品加工包装再出口出去。
后工业时代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大规模、标准化的消售已过时，人们追求的是多样性。天天吃“汉堡”的是穷人，中产阶级就喜欢法国菜、意大利菜和中国菜。过去讲中国的缺点是小生产，如中国的饭菜不标准，饭馆多种多样，这在后工业时代倒变成了优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就要发展农产品的包装，发展运输业。像荷兰那样用飞机运鲜花供应全欧洲，这是高附加值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业。
中国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地区差距非常大,无法实行均衡战略因此中国要实行多样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地区差距可以变不利为有利。
为什么西欧北美都有种族主义浪潮，原因在移民问题。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固然保障了社会安定、避免革命，但也导致本国居民的特权心态。低技术的脏活累活让土耳其人、墨西哥人干，高科技的研究依赖东欧、中国、印度的穷国知识分子干。欧美经济扩张时，吸收移民不成问题，到白人也大量失业时，种族矛盾就起来了。就此而言，中国的地区差距动力多于阻力。北京上海的基建民工大都是外地农民，北大的研究生大都来自中小城镇，穷则思变，可以接受较低的报酬，从事难度更大的工作。中国的自然资源、教育资源都不如东欧和拉美，但这十几年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经济技术和地区发展的多样化实在是中国得天独厚的条件。假如中国也去搞均衡战略、福利社会，那中国今后就没有自己的优势了。有人近来惊呼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地区差距拉大，而我以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假如有的地区是传统文化，例如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宁愿过俭朴生活以保护环境，这并没什么不好。发达国家的富裕，未必能导致更快乐的家庭生活。但如果贫困地区的青少年无钱上学，失去选择的机会，社会就应当创造条件，改进机会的不平等。发展的尺度必须多样化，不能只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财富高的富国的国际竞争力可能低于小康的国家，因其出口产品的工资成本太高。价值观念也应当多样化，不能用一把尺来量“先进”、“落后”的标准。这样的“先进”往往要以牺牲其他方面的效能为代价。
多样发展必须解决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中国差距之大如同全世界的缩影，从低技术到高技术都需要发展。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有高科技。核弹、导弹现已无助于全球经济竞争。后冷战的全球高科技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三个工程:计算机工程、生物工程和金融工程。中国目前生物工程比较落后，但已开始赶追；金融工程几乎空白。如果中国能集中力量，十年之内将金融工程发展起来应该不成问题，因为中国的数学教育比美国好。
5.美国经济竞争的难题与全球经济外交的机会
开放不仅面临机会、也面临挑战。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仍然需要海外的市场和资源。这就需要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长远的认识，和互利的国家结成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不能像战争时期那样在外交战略上大幅度摆动。我们来考虑一下周边国家谁将成为中国潜在的竞争对手，谁将成为中国潜在的合作伙伴?
俄国同中国有很大的互补性。俄国自然资源丰富；中国自然资源贫乏。俄国人口老化、劳动力缺乏;中国人口资源丰富。俄国经济发展困难，很大问题就是劳动力匮乏。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经常把人口压力当做负面影响。后来发现日本、台湾、韩国，人口年轻，发展劳动密集产业进步很快。西欧、美国人口老化，再加上福利制度养出了工人贵族,结果美国不得不输人墨西哥劳工，西欧输人土耳其、中东和东欧劳工，来干苦活累活。俄国也面临同样问题，但同美国有一点不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虽然加州近年经济萧条、触发新的反墨西哥移民的浪潮，但高科技行业日益严重地依赖外国移民，所以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仍然是较大的。可俄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有会恐惧“黄祸"的心理。近年俄国的民族主义就有一部分针对在俄国经商的中国人。除非中国大大提高出国劳工和商人的教育水平，并在经济上富于俄国，否则俄国短时间内不会成为中国稳定的经济合作伙伴。俄国会卖给中国武器，但俄国双头鹰对资本技术的需求一直面向西方。当然，有两种可能性会促使俄国转向亚洲:一是俄国的经济继续下跌，而西欧共同市场无力吸纳俄国经济;二是脱离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民族主义上的反俄情绪升高，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敌对行为增强。面对可能的不稳定情形，中国可以谨慎地增加经济合作，但尽量避免新的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应当鼓励民间往来，例如鼓励中国商人或劳工与当地人联钢，中国传统的和亲政策，历史上比西方的种族主义、宗教战争更有利于多样发展。我主张中国应当研究双重国籍的政策，以长期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目标。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创新是德法两国从争夺鲁尔区资源的仇敌，发展成德法的煤钢联营，共同开发鲁尔区资源，分享利益，进而演变成现在的欧洲共同体。当时情况是政治上法国主动，技术上、资金上德国称雄，因此“煤钢联营"只有法国提出才可能实现，要是德国提出来则法国会怀疑德国不怀好意。这就是说弱者在外交上有时也会占据主动。德法联营成功后，周边小国纷纷加人，目的就是达到规模经济。市场规模越大发展得越快。德法“煤钢联营”的例子值得中国学习。
改革以来中国最大的战略转变就是从搞“三线建设”，随时准备打仗，改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同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南海主权之争都蕴含着危机。历史上，中国和周边民族也有不少冲突，例如日本、印度、越南和朝鲜。中国目前形势很好，有求于人的地方不多。不久中国就将进入老龄化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转移到越南、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那时中国的日子恐怕会比现在受约束要多。中国如能吸取法德“煤钢联营”的经验，同日本、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发南海石油，中国就有可能克服文化和历史冲突的障碍。谁能在亚洲这个新的经济合作中占据主动呢?日本人，各国都不信任它；美国人，不在这个区域之中;越南人、印尼人，他们力量都不够。最好的安排是中国扮演法国在欧洲的角色，在东亚政治上取得主动，联合各国共同开发，美国人出技术，日本人出钱，东南亚各国参与，大家利益均沾。这个联合在政治上可以是松散的，但经济发展是首要的。
这里较为敏感的问题是东南亚的华裔商人，他们控制东南亚各国经济很大的比例，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如犹太人，常常成为地方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全球华裔的资本据说已可与犹太人匹敌，这是中国在世界崛起的重要资产。华裔海外移民当然希望祖国的保护。美国政府对美国海外公民的保护是美国能吸引各国移民精华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政府对海外华裔的服务远超过台湾当局，则台湾的所谓南进政策等于为大陆资本向东南亚的发展开辟道路。就此而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发展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促进华裔和当地政府人民更好地合作，对中国的全球地位和解决台湾问题，都有极大帮助。为此，中国必须更多地了解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在对外政策上，在政策的建设性、灵活性和坚定性间有适当权衡。当然，中国最重要的砝码还是自己的力量，包括经济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
德国的外交传统是“先西后东",无论进攻还是缓和都是如此。俄国至今也是“先西后东"。我以为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可以采取东面主动、西面响应的态度。因为市场东边为大，资源西边为多。但历史上的不稳和冲突又以西边为多。故和俄国中亚的经济整合要稳扎稳打、缓步而行，等待他们主动要求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我们不仅要和西方资本争市场竞争，更要和西方文化争人心，还要观察俄国中亚政治的趋势，以避民族动乱的风险。但中国和日本东南亚的经济整合要有建设性。将来亚洲市场的规模会超过整个的北美、西欧市场。假如21世纪的东亚发展超过欧洲，这将把俄国转向东方，改“黄祸”观为“黄福”观。中国如能争取这几年和平发展的时间，将变成新的亚洲盟主。
现在谈谈中美和两岸关系。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中国可能高估了美国的能力和实力，似乎只要美国支持，台湾就能独立，事实上并非如此。70年代以后，美国国际事务总的呈收收缩趋势，中国文化跟中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美国人喜欢平民精神，不像英国人、日本人尊卑分明、精于算计等等。所以相对目前，美国是西方列强中中国最好打交道的国家，也是市场和科技最开放的国家。所以，维持和美国有利的双边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从长期看，中国能否和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观，而我的观察，今天美国有全球竞争力的支柱产业越来越少，美国有资源，有技术，制度完善，法律透明度高。但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太强，社会合作的成本太高，导致产品价格高。只要其技术发展一旦缩小，产品价格就失去了竞争力。
在此，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美国最具有竞争力的行业是原先是好莱坞的影视作品。美国人充满想像力，它创造出很多世界都卖座的电影。但欧洲共同市场已规定对外国电影，电影市场占有率设限，日本开始收购美国音像公司，再加上拍电影投资风险大，这个行业的霸权将会面临挑战。其次，是金融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美国的第一、第二产业是赤字，只有第三产业电影，是金融服务业是赚钱的。这个产业的障碍是非关税壁垒，包括入场准入限制。再次是计算机，尤其软件走在世界前列。但美国人力成本太高，软件工程师起薪就是5~6万美元，逼得厂商只能把有条件设计承包给廉价的外国工程师，例如保加利亚人和印度人,并大量雇中国人。中国目前脑力便宜，但产权保护不佳。如果中国这方面有所改进，在此领域应当有所作为。第四是飞机制造业，还有通讯，电机等资本、技术密集的行业，美国都有竞争力。
在21世纪，谁能控制这几个行业谁就是技术上的“老大”。但这些行业的技术研制更新快、投资大，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买方市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外交有很大的空间。以飞机制造业为例，随着冷战的结束，军备的缩减，再加上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竞争，美国的民用飞机制造商只剩下波音和麦道，后者还有被兼并的风险。这两家美国公司为了争取中国市场，都把部分零部件放在中国生产。最近波音公司的机械工人罢工，要求公司取消在中国的部件生产，以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会，克林顿政府进行干预，说服工人不得取消与中国的合作，否则会失去中国的定单。这件事非常反映冷战后中美经济互相需求，是互相矛盾的关系。现在很难形成遏制中国的反华同盟。美国是多元化的国家，利益集团互相牵制。现在最主张保护主义的是夕阳产业的工人,最主张中美合作的是上述有竞争能力的大公司。中国的问题是不善于和美国公众对话，要多开展民间外交，尤其是议会、新闻界交朋友。必须要知已知彼，并多从对方的角度去讨论问题。
去年美国新闻界报道中国对美贸易出超坐二望一，有近期内超过日本之势，所以引起普遍关注。美国记者问我的意见。我建议他们注意:多数工业品都是美国名牌中国制造，是美国大公司要降低成本输出制造业，并非中国主动进占美国市场。假如将中国用轻工业品排除出美国市场，也救不活美国的夕阳产业。取代中国产品的只能是比中国更穷的国家，他们有了外汇只会买简单便捷的中国机器，不会买复杂昂贵的美国机器。中国如有外汇，要的正是美国的飞机、通讯设备。但这种大宗交易多是政府间的合同，有赖于美中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中国50年代的航空工业采用苏联标准，后来中苏交恶，导致中国的航空工业长期难以转型，美国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明白中美经济合作的好处，但美国政府老给美国企业帮倒忙，原因是美国政府中律师太多而经济学家太少。他们用打官司的办法而非合作的办法来处理国际贸易问题，他们的行为动机和处理国内问题一样，个人名利双收，社会承担额失。美国朋友多能接受我当时这一分析。
顺便说一句，我1980年刚到美国时根本看不到中国新闻，美国大众传媒并未把中国放在眼里。天天攻击的第一目标是拉美游击队或中东恐怖主义袭击，其次是苏联政治和日本经济。现在《华尔街日报》上有关中国的新闻比日本还多，有称赞中国的也有批评中国的，东欧新闻大大减少。这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我们在同美国谈判时，应针对美国文化经济特点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双方都争“面子”就不好谈。给美国面子，谋中国实利就大有余地。21世纪对美国的文化心理的挑战会来自中国，但对美国实际利益的威胁仍然在中东、前苏联和拉丁美洲地区的革命或动乱。如果中国认清双方的经济利益，则将来有的是机会做政经交易。
台湾经济起飞除了自己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冷战和大陆改革开放提供的商机。但近年台湾竞争能力每况愈下。台对美贸易顺差日益缩小，对欧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对日贸易则一直处于人超状态。但台湾对大陆香港的贸易出超分别为100亿和200亿美元，台湾解决贸易赤字完全靠同大陆的巨额贸易顺差所维系。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大企业也要求早日通航。西方的跨国公司已视大陆、台湾、香港为经济一体，称作大中华经济圈，台湾独立的经济基础已大大减小。台湾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到全世界去做买卖。所以台湾商人第一需要签证服务抓住商机，第二希望受当地政府歧视竞争不公平时，能有本国政府保护。这是为什么许多人愿拿多国护照经商的原因。如果当地的中国领使馆像美国那样为国人出外经商提供服务，台湾商人便愿意拿中国大陆的护照。台独争取国际经济空间的口号便会失去人心。现在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的政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经济外交的不协调。台湾对大陆贸易的巨额出超是大陆听任台湾采取贸易歧视政策造成的。目前美国对大陆的投资额远大于对台湾的投资额，但对大陆的出口额却竟小于对台湾的出口额。如果中国大陆把部分台湾不合理的出超转为增加美国的进口，必将有助于理顺美台两方同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中国老在两个发展战略间摇摆:或者是统一第一 ，发展第二，或者发展第一，统一第二。其代价是至今未形成稳定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尤其损害高科技产业的升级。我认为中国的战略应该是:第一是发展，第二还是发展。百年来中国的外交困境是经济技术积弱造成的。目前台湾问题引起的美中的外交摩擦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导国家之一，尚无后冷战时代国际经济政治的主导意识。弱国才需要强调主权，区域强国应抓住国际事务之主动权和领导权。一旦主动权在手，主权自然巩固在领导权之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