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清醒、经济迷误、文化色盲 – 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

        因为最近福山又出来,所以想荐读一篇《 政治清醒、经济迷误、文化色盲 – 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这是我1997年评论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文章,现在重新推出,为在不久的将来评论福山对中国模式专制的误解和恐惧,给读者们预备一碟饭前的开胃点心。

        里面提到复杂经济学的概念,学习跨学科思维课的同学也可以读一下,有助于加强大家的理解。


        杭亭顿(这是台湾杂志发表我的文章时的译名,中国大陆译作亨廷顿)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哈佛大学最有影响,而且与时俱进的政治学家。他有一个著名的日裔学生福山。他们两人研究的共同主题是秩序和民主的关系,随着历史进程在两者的优先顺序之间来回摇摆,反映当代西方社会的动荡和兴衰。

        1968年亨廷顿发表名作《演变社会的政治秩序》认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要求稳定秩序,所以他承认苏联和南非(当时为少数白人的种族主义政权)的稳定性对现代化有合理性。西方主流世界应当接受共存。不料1989年东德柏林墙出乎西方意料的倒塌,他的学生福山抢先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1992年出书,颠覆老师的政治秩序论,强调民主是世界同归的普世制度,逼得老师亨廷顿向学生靠拢,在1991年出书《第三波》,承认民主是大势所趋,否则无法理解苏联的瓦解。这也使西方国家精英不再承认中国可以接替苏联的地位,纷纷预测中国也要走资本主义和所谓民主道路。不料西方还没来得及庆祝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浪潮在中东崛起,成为威胁西欧的主要危险。亨廷顿接着再次改口,在1993年出版《文明冲突论》来预言世界大势,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评论的对象。不料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崛起,福山又在2011年出版巨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把世界政治稳定体制的源头从西方文艺复兴提前到中国的秦始皇,来理解中国共产执政的稳定性,但又保留西方现代民主制的优越性。今年的新冠疫情,再次让福山慌了手脚,一方面承认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还是坚持西方政治学下的二元对立:即民主与专制,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苏联和美国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我们研究的复杂经济学师从普里戈金的非平衡热力学和多元演化的世界观,追根溯源到老子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为我们在世界上首先发现的“经济混沌”就是三生万物,即多种周期频率在经济活动中共存。

【注】美国高科技的中心1970年代起在加州的硅谷(Silicon Valley), 2000年前后因为房价太高,使许多加州的高科技企业迁往得州奥斯汀,因为当地的丘陵地形而俗称“硅丘”。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是发展高科技和跨学科研究的中心。



政治清醒、经济迷误、文化色盲

——评杭亭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 

陈平

*原载台北<海峡评论>1997年9月第81期。原编者所改的标题为:“打不赢,就入夥 - 评杭亭顿的 文明冲突论和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这里作者恢复原题。收入. 陈平著,《文明分岔、经济混 沌、和演化经济学》,第3.6章,576-58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京2000年版。


一、政治行情的报春鸭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行情的波动比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还难以预测。一九八九年福山宣布 “历史终结”的余音未了(Fukuyama 1989),小声说「不」的日本就上升为美国政经围剿的头号敌人。紧接著麻省理工学院的梭罗(Thurow 1992)在一九九二年《迎头相撞》的书中,把统一德国主导的欧洲视为廿一世纪的赢家。在梭罗的棋局上,中国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竞争者。然而不到一年,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 的《文化冲突论》把中国代表的儒家文明视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挑战者(Huntington 1993)。杭的大名在媒体炒作之下,使福山、梭罗之辈黯然失色。究竟为什么杭亭顿触动了美国(并非欧洲和东亚)的神经?

        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Cosgrove 1996)。但对美国衰落的原因则莫衷一是。福山相信美国制度的优越。但马里兰大学的奥尔森指出,利益集团维持既得利益的内耗导致历史上强国的先后衰亡。利益集团间折冲平衡的民主制使社会改革陷入困境(Olson 1984)。耶鲁的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过度的军事扩张损害了竞争力(Kennedy 1989)。美国冷战后削减税收、削减政府开支,同时削减外援的浪潮大大缩减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虽然梭罗仍然坚信高科技是强国的根本,但是高科技上仍占优势的美国,不但和日本的贸易持续逆差,而且和科技教育远不如己的中国贸易亦连年逆差。做过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的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布兰德(Blinder  1990)早就承认西方的经济学出了问题。因为日本人成功之道正是他们事事做错(按照西方的主流学派理论来看的话)!

        要是美国经济学主流派对日本、亚洲小龙和中国兴起的原因视为不解之谜的话,杭亭顿则干脆用亚历山大大帝砍断马其顿之结的办法,推翻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他大胆断言是文化、而非经济或政治变数主导后冷战时代的历史,预言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联合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为此必须对西方的全球战略作根本性的调整。

        中国有古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杭亭顿和书生气的冷战外交设计师乔治·坎南(Kennan  1983)不同,是见风转舵的现实政治学家。乔治·坎南看到廿世纪上半叶两次大战和大萧条带来的普遍不安全感,深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会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信心,因而主张内部改革,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遏制」苏联阵营的影响。但是军事工业集团炒热了坎南的「遏制」论后,再也不愿理会他反对核军备竞赛和反对美国干预越战的主张。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西欧北美的福利国家措施,都是和苏式社会主义竞争的产物。但是核军备竞赛却是从美国发源。

        和坎南坚持个人信念的执著相比之下,杭亭顿却是永远为强者辩护的舆论不倒翁。他一九六九年之成名作《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不但论证苏式集权制度和美式民主制度同样有效率, 而且发明政治算术来合理化各种独裁政权,他把当时推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列入「人民满意的政治」、菲律宾而非法国列入「稳定的政治」(Huntington 1968)。柏林墙垮了以后,杭亭顿又修改前议,紧跟形势,在一九九一年推出《第三波》一书,不甘落后地搭上鼓吹民主的畅销车 (Huntington 1991)。到了一九九三年他承认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时,他也间接承认了民主化不等于西方式的价值观和议会制度(Huntington 1993)。杭亭顿不断否定自己、理论翻新的惊人速度只说明一个事实:世界格局演化的方向和速度大出西方主流派学者的预料。

        杭亭顿的文章十分可读,在于他的政治现实主义直言不讳地承认「西方以往征服世界并非靠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依靠有组织的暴力之优越」。他坦承「西方运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来操纵世界,为的是维持西方的霸权,保护西方的利益,促销西方政治经济的价值观」(Huntington 1996)。杭亭顿对美国人的丑陋也看得十分真切。他说美国人决策时,没有历史,没有未来,只追逐眼下的利益,所以敌不过东亚的竞争者。但是他把西方的衰落和拯救之道都归之于文化而非经济的因素却是大错而特错。


二、兴衰和冲突之源在经济而非文化

        用文化而非政治、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民族国家的兴衰早有人在。韦伯(Max Weber)就把西方文明的上升归之于新教伦理,指责儒家要为中国的停滞负责。中国五四运动的启蒙家攻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余波延至一九八八年的电视片《河殇》,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大异其趣。奇怪的是,一九八八年《河殇》作者还在警告有被开除球籍危险的中国,怎么五年之后就上升为西方的头号威胁呢?难道中国文化同时是停滞或奇迹的创造者?

        东亚的上升当然不是穿牛仔裤、听摇滚乐的结果。而是制度转型和科技进步的推动。杭亭顿用中国人际关系的「竹网」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长,初看十分荒谬,这无异在暗示贪污行贿是经济成长的动力。细看其实了无新意。美国人历来把美国的外贸逆差归之于东亚国家的「不公平」竞争,而无视自身体制失调、社会硬化的现实。其实东亚经济上升的原因从经济分析看是十分简 单的效率和成本竞争的结果。 

        在人口密集、资源缺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日本、亚洲小龙,和中国先后打进美国市场的规律是共同的,大致是:

        (一)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降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以加速吸引外 资,吸收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加强国际竞争能力。 

        (二)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是投资基础设施,而非鼓励过度消费。谨慎的财政政策配合远见 的工业政策和重视科技的教育体制,迅速缩小了东亚和西方的技术差距。 

        (三)在和国际市场接触的制度法规上向西方靠拢,例如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开放股票市 场,逐步开放外汇管制等等,但开放的范围和速度由国内经济成熟的需要而非外来强权的压力而 定。东欧和墨西哥在西方顾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下的过早自由化,导致货币的大幅贬值和 生产的大幅下降,是发展中国家应当记取的教训。 

        (四)东亚国家都在法制上进行改革,例如使中央银行、司法系统相对独立以促进公平竞 争,保障合法权益,同时亦不同程度地建立宏观调控的政府机制。 

        虽然东亚国家政治宽松的程度不同、国有企业的比例不同,但在鼓励储蓄、鼓励投资、鼓励 吸引外资、鼓励更新技术、鼓励出口贸易上,政府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与此相反,北美西欧虽然至今仍拥有科学技术的优势,但用鼓励消费的办法刺激经济,虽有减弱经济波动的短期效果,却导致储蓄率降为东亚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长期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并存。东亚用外资更新技术的同时,美国却靠外国资金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来维持美国人的福利支出。美国法律繁琐诉讼泛滥大大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西方工会和私人资本互相抗衡的结 果,使西方的社会成本急剧升高,促使国内资本和产业被迫出走到低成本的地区,和东亚逐步开放导致竞争力增强的趋势相反,西方国家由于高福利、高工资,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使西方的保护主义浪潮日增,从而进一步削弱其竞争能力。

        应该指出,西方家庭瓦解、人口老化,和反移民的倾向是和竞争力的下降直接关联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从放宽农奴向城市的流动开始的。不但殖民主义的扩张伴随著世界范围的移民, 而且西方五、六十年代的繁荣,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中东廉价的石油、墨西哥(到美国)和土耳其(到西欧)廉价的劳工。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允许农民大量进城作工经商,从而打破了城市居民的特权地位。七十年代末的石油危机之后,西方经济的停滞和失业率的上升,导致对移民限制的增加。杭亭顿所谓的文化冲突,其实主要是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上的民族冲突。在西欧,外来移民主要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其次是南斯拉夫人和其他东欧人,前者为伊斯兰教徒,后者为东正教徒。在美国,主要的老移民为非洲黑人,新移民主要为墨西哥人。黑人在语言宗教上虽被同化,但经济差距使冲突上升而非减弱。墨西哥移民多属天主教徒,在信仰上和意大利人、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并无分歧,加州白人和黑人、黑人和墨西哥人的冲突升高,争夺的正是夕阳产业的工作职位。被杭亭顿列为儒家的台湾、香港、大陆中国的新移民教育程度高于白人的平均水平,至今并未和白人基督徒产生什么文化冲突。相反,华裔子弟吸收英美文化的程度远高于西裔子弟,甚至接近和超过犹太子弟。这充分说明经济地位和教育投资在社会竞争中的作用,远大于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因素。

        美国西欧要恢复自己的竞争力,首先要放下自尊的架子向东亚和其他民族学习。勇于推行简政放权的体制改革,打破维护既得利益的法律体系和移民壁垒,削减对福利和消费的津贴和保护,引进外来企业、外来劳工的平等竞争,本来西方文明的崛起就是吸收了中国发明的技术和阿拉伯保有的古典文化的结果。但是要骄奢惯了的美国人放下身段和尚未富裕的亚洲人平等竞争也难。君不见杭亭顿不但不主张向东亚学习,反而要放弃美国立国的多元文化的传说,回归狭窄和矛盾的新教教义。这实在有点一厢情愿。在西裔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形下,美国共和党试图把英语定为美国国语的企图亦在选民政治前碰壁,如何还能在文化上回到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

        应当指出,杭亭顿用宗教差别作文化分歧的基准在经济上是全然错误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公认,英美以股票市场主导的短期行为与德日以银行财团主导的长期行为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两种不同的竞争类型。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战前日本的政经体制都以普鲁士德国为师。泛称为新教的德国人重视纪律和团队精神,与英美重视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的传统大不相同。假如不计宗教、 意识形态的旗号,则两次大战、冷战和后冷战,都将是这两种竞争方式之间的较量。胜负则未有定数,差别看在什么样的战场和什么样的战略。德国十九世纪中在科学和工业上超过英国,靠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政策。美国在廿世纪上升为超级大国,靠的是门户开放吸收欧洲的人才资金,本身规模经济的优势,外加两次大战带来的天赐良机。德日的复兴,利用的是美苏军备竞赛在民用工业上让出的市场机会。目前美欧福利社会的危机,则提供了东亚新兴工业在家用产品上的市场机会。中国大陆如不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香港台湾的投资者早就心向北美、西欧,甚至澳洲。如无竞争的比较优势,没有人会去大陆作赔本的买卖。这是经济学的常识。杭亭顿的文化决定论在全球经济竞争的战略选择上,实在是误导世人。


三、西方后冷战时代面临的危机和选择 

        杭亭顿的文明冲突论和世界秩序论表面上有博大的框架,实际上远离国际的现实,原因在他不懂国际政治冲突源于经济冲突的基本原理。回顾冷战的历史,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和所谓的美苏导弹差距一样,是美国竞选政治下虚构的神话。冷战对抗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苏联继承彼得大帝的战略,要取得东(太平洋)、西(地中海与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而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互相对峙。二是亚洲各国要摆脱英、法、荷、葡的殖民主义,而为美、苏争夺亚洲的盟友提供了新战场。冷战的结果,美苏一败一衰。东亚不同体制的竞争,反造成多元政治、经济整合的局面。如果说东欧向西欧的回归是以政治为主导的话,大中华经济区的繁荣和东南亚经济的整合,则是以经济的交流为主导。如果东亚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则地区冲突的风险,东亚会小于中欧和北非。

        西方富裕社会的生命线在中东的石油,中亚的石油则是潜在的替代。英国为了确保海上交通线,控制中东和巴尔干半岛,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办法,借历次战争之机,用重划疆界的办法制造民族冲突从中渔利。杭亭顿罗列的大量文明冲突在中东、东欧和中欧的例证,多系英美殖民主义干涉区域冲突的后遗症。从西方的利益来说,阿拉伯的分裂和前苏联地区的民族冲突,以分裂小打最为有利、分裂大打会引火烧身,统一自然是最大噩梦。所以西方的维和,意在军事上维持西欧北美周边地区脆弱的均势,从而在经济上确保西方的优势。对西方最大的威胁当来自阿拉伯或俄国的统一和强大。无论统一的旗号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纳赛尔、侯赛因式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俄国民族主义,还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西方的国家利益并不重要。

        西方文明第二大的威胁在人口革命。西方殖民主义过度扩张而掠夺的土地,已由于人口革命而逐渐丧权失地,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消费社会不仅无法阻止,反而加速了这一和平演变。西欧、 东欧的人口增长率已近于零。美国白人的出生率远低于西班牙裔和黑人。美国西部和南部事实上已成为双语地区。西欧、北美经济增长的停滞将加深民族矛盾,而使美国、西欧的全球政策进一步收缩从扩张转为内向。美国头痛于中美的非法移民,西欧头痛于北非、东欧的非法移民,两者将无力再插手亚洲事务。日本、俄国东部地区和澳洲在国际事务上将逐步「亚洲化」。随著东亚经济的崛起,主导美国全球战略的智库将从大西洋移往太平洋。几年后将是斯坦福的某位亚洲专家来教训哈佛杭亭顿那样的欧洲专家在全球战略上的「文化色盲」了。            假如笔者对西方石油依赖和人口老化这两大痼疾缠绕的影响估计不差,则中国或儒家文明的崛起在经济、政治或军事上都不会对北美、西欧构成直接的威胁。中国需要资本密集的技术,美欧需要中国劳力密集的产品,双方的市场互补又互利。倒是美国、西欧、日本因技术水准和生活水准相近而互为竞争者。中国的海军无需也无力前出到大西洋。「中国威胁论」只是西方丧失国内订单的军事工业集团转向军火出口市场的烟幕。中国无需顾虑西方联合围堵中国之可能。当年美国主导西方阵营对中国经济之封锁,是靠核保护伞的大棒和对盟国开放美国市场的胡萝卜之利 诱。如今美国因纳税人拒绝重税而使外援和军备都大幅削减,哪里还能兴无饷之师? 

        假如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并无根本的经济政治的矛盾,而只有文化的冲突,则拯救西方文明的出路何在?杭亭顿虚张声势地描画了一场中美对抗导致北半球各大文明同归于尽的惨象。其政治现实感倒是颇为明智的。因为美国在冷战期间直接卷入军事冲突的韩战、越战,都起因于低估中国的能力和意志。美国避免两败俱伤的出路何在呢?杭氏的主张是放弃西化亚洲,尤其是西化中国的意图,承认各大文明的应有地位。换言之,在现实力量均衡的基础上重建新的雅尔塔格局。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德国主导的欧洲,和中国主导的亚洲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他的言外之意是用承认中国在台湾、西藏、新疆的主权,及尊重中国在亚洲事务上的影响力为条件,交换中国在中东和苏联地区潜在的危机上的合作或中立立场。

        杭亭顿的世界秩序重组的设想符合美国的外交传统,即美国的国家利益总在清教徒的传教使命之上。本世纪初,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以调停日俄冲突之名获诺贝尔和平奖,私下与日本签订密约,用承认日本对朝鲜、满洲的侵略交换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宗主权,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开了绿灯,二次大战中,小罗斯福用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交换苏联对日宣战,以减少美军的伤亡,从而为苏联插手东亚事务打开大门。这些短见的交易都不妨碍他们成为美国人心中有为的总统。 美国人最喜欢的格言是:「打不赢,就入夥」(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不管美国东、西、南部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究竟在欧洲、亚洲、中东,还是拉美上争论不休,但有一个大趋势是大家都会认同的。这就是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准从七十年代以来每下愈况。要维持美国人的实际消费水准,就必须越来越依赖廉价的消费品进口,和寻找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市场,这是为什么美国五百家大企业都急于和中国合作,而非和中国对抗的缘故。美国和中国、欧洲对话,重订世界市场份额的新雅尔塔协定,将是杭亭顿说不清、道不明的世界新秩序的核心内容。改变旧的、维护西方列强特权地位的游戏规则,建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互惠互利的良性竞争,是中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应当扮演的角色。


四、两岸的竞争模式和统一的可能途径 

        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台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多地方得益于台 湾的经验,例如先经济后政治的社会转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等等。西方管理的理念和中国传统的融合,台湾的企业家也给大陆的改革者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但是奇怪的是,在大陆汲取台湾和其他东亚地区发展经验的同时,台湾却在解严以后的社会转型中,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长处,而急于模仿西方已经衰落的短处。 

        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现身说法地表明一个古老的真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的人权运动,在资本主义初期促使封建庄园的农奴转化为城市工场的雇工,到患了富贵病的当代却成为经济上依赖外国劳工、政治上又保护已有特权的工具。西方以利益集团间制衡为基础的民主制,在经济发展阶段曾经制约过垄断利益集团的控制,在经济衰落阶段却成为社会结构调整的重大障碍。西方把程序高于情理的法治体系,在西方经济的强盛时代是可以支付的社会成本,在国际竞争加剧的今天,却直接成为美国竞争力下降,产业外移的原因。君不见共和党竞选时惊呼美国占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却拥有全球百分之七十的律师。美国每出品一美元的疫苗,九十九美分的成本都用于法律费用。令人惊奇的是:大陆台湾的政经互动,正好来了个前后互易。三十年前台湾在搞出口贸易之时,大陆在忙于文化革命,这十几年,大陆在埋头经济发展时,台湾却热心于「文化革命」或叫「宪政改革」了。其结果是台北的捷运系统七年还未修完,上海的环城高架公路两年就修起来了。台湾快速升高的工资成本和社会成本,将大大影响台湾经济的竞争能力。扩大规模经济,加强区域整合,是西欧、北美应付国际竞争加剧的唯一出路。令人深思的是,台湾岛内的明独暗独之争,阻碍而非帮助台湾企业的规模经济和产业升级。可以预测,台湾经济在「戒急用忍」政策下的内向趋势,只会加深而非缓和结构调整的困难。

        战后多数统一国家的分裂问题,如德国、朝鲜和越南,都是二次大战末美苏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结果。只有台湾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结果。美国敢于介入中国而非苏联的内战,是基于美中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随著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美中差距的缩短,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仅是时间问题。但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决定台湾地区下世纪在大中华地区的相对地位。

        中国大陆目前的对台政策犹如当年西德的东德政策,即东德对西德关门时,西德对东德大开门户。这种政策的效用在于双方地位的长期逆转,也取决于国际形势。依我的观察,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可能有另外三种模式:一是外蒙模式,即美国的战略利益面临重大危机时,为寻求摆脱之道而进行列强外交的交易。有如二战后期牺牲外蒙以换取苏军进攻日军。同理,在下次中东或中亚危机危及到石油生命线时,美国可能为换取中国在安理会的合作而舍弃美台关系。其代价是大大降低台湾在两岸关系中的政治地位,长远看不利于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二是西欧模式,即欧洲共同市场发展之初,法国把心向美国的英国排除在西欧共同市场之外。等到英国经济在西欧的实力从第二降到第四时才让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从而把美国在西欧政策上的影响大大削减。如大陆采用对等的「负面表列」政策,其效果等价于将台湾排除出大中华市场。这种「将欲 取之,必先予之」的政策只会削弱而非加强台独的经济基础。其代价是损害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利益,对港商、韩商、日商更为有利。三是德法模式,即从煤钢联营走向经济政治的合作,沿海石油的开发是一个可能的生长点。从全球竞争的长远利益看,当然第三种模式对两岸最为有利。但现实政治不一定受经济理性主导。依照杭亭顿的思维模式,中国利用下一次中东危机达成静悄悄的手术式外交,是政治上最简便的方式。到那时,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实力外交可能渐占上风。中国大陆单方面的对台开放将难以为续,而西欧模式的对台政策可能出台。

        作为关心廿一世纪全球竞争新格局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以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根本大计是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能让两岸关系干扰中国的全球战略和中美关系。台湾内部的种种乱象是台湾国际竞争力下降和社会调节成本上升的结果。台湾独立不可能打开台湾产业升级的出路。除非台湾用公民投票的办法打破现存的内战不战不和状态,否则,军事冲突的可能远低于外交和经济解决的可能。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有诗云: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参考文献 

A. Blinder, "There Are Capitalists, Then There Are The Japanese," Business Week, Oct.  8 (1990).

Michael H. Cosgrove, The Cost of Winning :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Broken  Social Contracts, Transaction Publishing, New Brunswick (1996).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6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199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6). 

George Frost Kennan, Memoirs, Pantheon Paperback ed., vol. 1, Pantheon Books (1983).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89).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1984). 

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Warner Books, (June 1, 1993). 

M.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 T. Parsons, Allen &  Unwin, London (1930).


本文为我原创

本文禁止转载或摘编

-- --
  • 投诉或建议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