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生育限制?建议孩子放开生


 

我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想结婚,却对自己能合法地生几个孩子十分在意。

没问题,有公共精神总是好的。

2016年起,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意图是明显的,一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二是给未来增添劳动者数量。

从数据上看,似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017、2018、2019这三年的全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仍在持续下降。

当然,下降速度明显放缓,但因为统计年份太少,还不足以得出明确判断。

越贫穷的社会,人们生孩子的意愿越强烈;反之,越富裕的社会,人们的生育意愿越低迷。单就中国而言,不能说现在很富裕,现在所做的是一个纵向比较,但同样可以印证这个规律。

当下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不高,未必需要数据,诉诸经验就已足够。据此可以推断,即便放开三孩,生育堆积效应不见得会有明显差别。

不过一个矛盾的确存在:如果生二孩合法,而生三孩违法,那么政策的初衷究竟是要鼓励还是限制生育呢?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今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

如何理解这一主张?


计划生育

“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这是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马端临的观点。

这个“为”字,可以解释为“决定”,“导致”。人口多少,不会直接决定国家盛衰,这是没错的。

但在古代中国,“盛世滋丁”,如果人口滋长,一般来说都反映着国家政治平稳,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人多,象征着好日子。

为什么?因为人多,意味着粮食充足。

我们有五千年文明,星汉灿烂,但也必须承认,那些诗词歌赋、风花雪月,基本是上层专利。盛世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而言,主要的意义在于不饿肚子,好一点的时代,粮食还有盈余。

粮食有余,做什么用?

那时没有能力把它加工成曲奇、薯片、粟一烧,做酒可以,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主要的消耗办法就是把它在保质期内吃掉,否则就会腐坏。所以人们就会生出更多的人来,消耗粮食。

于是人口就会增长,于是标志盛世。

盛极而衰,道家天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旦发生旱涝,地震,蝗灾,黄河决口,瘟疫横行,政治阴谋,战争叛乱,往往就来到了一个王朝的拐点。这个时候,人已经有那么多了,粮食供应缩减,就得有一部分人去死,而变数的性质本身决定了死法。

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总结了这种规律,被后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从常识上理解,在粮食总量有限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是对他人生存的威胁。最终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口的灭绝,重新达致平衡。

不过要注意,这种情况只适合于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里,生产力进步缓慢,几乎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不会有太大变化。那么,粮食生产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政治社会稳定程度,以及税赋政策的宽严程度

1982年,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确定前后,我们大致上还处于农业社会。

那时候,农业是国本,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工业化的基础,迈向现代化的支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与其说是一种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回到人性常态。慢慢能吃饱肚子的功绩,归根到底还得归之于政治社会稳定。

此时,如果放任人口增长,那么就回到了数千年的历史轨道,不但会把所有产出消耗掉,还可能进一步造成饥饿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已经清醒过来,意识到现代化使命在继续,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农业盈余,来支持新一轮工业化的积累,以及前行。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

而且,当时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预见的。

一方面,不能预见杂交水稻会在科技推动下迅速进化,产量迅速增加,发展到今天的海水稻;

另一方面,不能预见工业化会如此神速进展,巨量的年轻劳动力会成为一定时期内最重要的国际竞争优势。

于是我们计划生育,原定30年,实际上持续至今。


错了吗?

很多人不喜欢计划生育国策,这是个事实,不必回避。

首先是因为,对于知识分子或者社会上比较有文化的人们而言,“计划”二字不讨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的地位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越来越高,“计划”成了一个贬义词。

如果用英文来表述,计划生育就是Family planning,或者birth control,家庭成员计划,或者生育控制,好像就要容易接受得多。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专利,二战以后,百业萧疏,加之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许多殖民地独立为民族国家,拥有了自主权。

当时,全世界都在考虑人口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就世界范围看,主要表现为欧美相对宽松,而亚洲相对严格。

印度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它在1952年就已提出,但因为国情原因——不仅仅关乎粮食,还关乎文化,比如种姓制度、移植民主、重男轻女、宗教林立等等——导致许多政策无法落地,于是我们看到,今天它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而它的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弱,目前它正在享受人口红利,但未来会怎样,印度精英比任何人都要忧心。

除了印度,亚洲的韩国、越南、印尼、新加坡、伊朗,都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但可能名称不一样。

欧美国家在计划生育方面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因为它们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单位土地可以承受更大的人口数量,更少为粮食问题和发展基础问题而担忧。

甚至,我们还经常看到以福利措施鼓励生育的例子,比如北欧国家。不过有一点总是被忽略,那就是,鼓励生育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

在实施限制生育政策的亚洲国家里,中国是行动很迟的,比印度整整晚了30年。社会讨论经常自相矛盾,同一个人,可能会大肆鼓吹马寅初先生,为他的正确主张未被重视而惋惜,同时又极力抨击计划生育政策,为西方主张的人权、自由未能在生育方面落实而生气。

后一个情况很普遍,我们总是忽略一点——那不是根本主张的差别,而是个柴米油盐问题。

计划生育国策错了吗?

总的政策方向没有错,但执行上有可检讨之处。

生于计划生育实施当口的人,都对强制结扎、拆房牵猪有深刻印象,这是个制度文化缺陷,也是方式、手段的错误,同时也还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

所谓“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以及主观判断,都是我们还身处农业社会,受“马尔萨斯陷阱”的规制。

今天在中国,人们还会提起“马尔萨斯陷阱”,或者叫“马尔萨斯魔咒”,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去追忆了。

因为工业化,或者比工业化更具概括性的现代化,就是它的克星。

工业化、现代化让粮食可以更高效地生产、更方便地储存,以及可以转变价值形式,支持更多的人在不顾虑食物问题的前提下脱离农业,投身工业、第三产业,以及其它更高的智力追求。

而且,这个过程对于中国而言,来得太快,超乎想象。


现在的问题

2016年,放开二孩。

回到我们前面陈述的规律——生活越富裕,生育意愿越低。放开二孩,在大概率上,事实上已相当于不再限制生育。

因为可以断定,除非有性别偏执或者防护措施不足等情形,绝大多数中国夫妻不会生育第三个孩子。

当然,意愿是意愿,政策是政策。就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放开二孩,不如干脆就取消生育限制。这样就既可以解决逻辑矛盾,也可以清除一部分老百姓的顾虑。

那么今天看来,生育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已经不是一个板着脸孔的法律问题

前段时间我在居委会听到一个对话。一位怀孕女士在计生窗口咨询生三孩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不罚款,不强制结扎,就是现在还没有生育津贴。

如果是一孩二孩,生育津贴有数千乃至数万元。

“不罚就好。”

现在是一个经济问题。

所谓“罚款”,现在叫“社会抚养费”,这是“超生”的对价。

1980年代初,称为“超生罚款”;1992年,改称“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之后,叫做“社会抚养费”。

这个演变轨迹深藏奥秘。

“罚款”的意思是,你是错的;“计划外生育费”则不讨论对错,只看你的支付能力;“社会抚养费”所指,则是一种类市场行为,你占用了资源,就要为之付出成本。

这三个,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松动过程。这里面有社会文明进步的因素,即契约意识;也有治理现代化因素,即个人权利与社会福祉之间如何在冲突中妥协。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至少在近20年来,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望风而逃的计生干部形象了。

不过,也不要太过高估这个变化过程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还是在规制下谋生,底层建制还是制约着“对价”的实现,比如单位内连坐、所有人奖金与刻板的计生政策挂钩等问题至今依然未绝

不过,相信未来已来。

我们现在来讨论两个情境,当我们领会了情境的意义,也就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了。

第一个,1980年代,农业时代。

那时候粮食不足,还要发展工业,全社会必须“勒紧裤带过日子”。多生一个,生出来就不能让他饿死,就意味着要分薄所有人的所得,影响资源在工农业之间的分配。而多生孩子,按传统的观念,在社会保障缺失的条件下,显要的目的是为了晚年生活保障,也就是说,目的是自私的。

所以“超生”是错的,侵害了公共利益,必须惩罚,于是就有了“超生罚款”。“超生罚款”的意义,和现在一些大城市局部征收的交通拥堵费性质上是类似的。

后来,随着农业科技发展、粮食问题缓解,“罚款”演变为“计划外生育费”和“社会抚养费”,前已有言。

一言以蔽之,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社会的整体风险是在持续削弱的

第二个,2020年代,工业时代。

此时粮食不成问题,制止普遍性的浪费成了公益项目。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出生,不存在侵害公共利益问题,也几乎不存在占用公共资源问题——还是有,比如学位,但这是税收支持或者自费支付的。

这时候出生的人,从根本上说,被赋予的未来性质变了。他不是单纯消耗粮食的废物——在分工简陋的时代,人真的很容易成为废物——而是创造价值的实体。

如果国家劳动力不足,一个劳动力的出现,本身不但不仅是消耗公共资源(市场化条件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单纯消耗),而且他本身就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这是事实,没有把人物化的意思。

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为国家的未来增加了一份公共资源。

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要不要放开三孩这个事实上的伪命题的原因

为什么说是伪命题?同样还是在2020年代这个情境下,我们来看,现在生孩子的是谁?

80后和90后。也就是说,是那些独生子女们。

一对夫妻,平均而言赡养两对父母——有的会有退休金,酌情递减——这个是硬约束。

这种情况下,生育几个孩子,就是一个软约束。80后和90后今天已经没有晚年之忧,即便有也不会寄托于子女,所以养育子女就是一个纯负担——当然,亲情的快乐不可折算,同时也不可一概而论。

软约束的意思是,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不突破法律底线。所以,有的人选择不婚,有的人愿意丁克,有的人最多只要一个。

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个人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

生过孩子的人对此就会体会殊深。打个比方,现在有一对夫妻,妻子怀孕了,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胎停、死胎,会不会患妊娠期糖尿病,导致婴儿过大,生产过程是否危及孕妇生命,产下的孩子会不会有先天疾病,抚养教育他长大需要多大代价……这些问题,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不同的是,现在无论制度、文化还是未来保障,都不会逼迫他们生育,他们可以选择。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家又需要更多的孩子。那么,客观上就是,宾主易位。

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孩子,就要去支付对价。至少,不应该设置障碍。

道理显明,毋庸多叙。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编辑 | 董可馨

排版 | 阿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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