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传染病时,他在谈论什么?


米歇尔•福柯

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对麻风、鼠疫和天花的应对

一个例子我只粗略地勾画一下,就是中世纪对麻风病人的排斥,直到中世纪末。尽管还有其他方面,排斥还是主要通过法律与规章在司法裁判上的结合,一系列宗教仪式,至少造成一种划分,在麻风病人和非麻风病人之间二元划分。

第二个是鼠疫的例子,有关鼠疫的规章在中世纪末制定成形,也就是说16世纪以及17世纪,它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它完全不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并且最为重要的是, 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 。这些鼠疫规章将遭遇鼠疫的地区和城市严格地划分成格子,并且指示什么时候能出去,在家里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必须做些什么,必须吃什么样的食物,不得有某些类型的接触,要求他们在巡视员面前现身,并且为巡视员打开自家大门。我们可以说,这是规训类型的系统。第三个例子,就是天花,或者说18世纪以来的疫苗接种实践,问题提出的方式也很不一样。问题的关键将不再是施加一种纪律,尽管可能会求助于纪律,而是要知道多少人染上了天花,在什么年龄,有什么后果,以及死亡率,损害和继发后果,接种有什么风险,个体接种疫苗后依然死亡或者被感染的几率,在总体上对人口所产生的统计学上的后果。简单地说,已经不再是对麻风病的排斥,或者针对鼠疫的隔离,而是试图阻止流行病或者地方病的传染问题和医学运动。

此外,再说一次,我们只要看一下现代安全机制中包括的整体法律与纪律规定,就可以明白,不存在先是法律、然后是规训、接着是安全的顺序系列,实际情况是,若不考虑特定的安全机制,那么安全是激活法律与规训之古老装备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我们所处的西方社会,在法律领域,在医学领域,同样在其他领域,你们能看到有些相似的演变以及或多或少相似类型的转变,这也是我为什么举出另外一个例子的原因,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机制中,或者是特别的社会控制机制,比如刑法系统中,或者是出于人种的生物学改良的功能机制中,安全技术出现了。那么, 我分析的一个赌注就是, 我们是否可以说, 在我们的社会中, 权力的总体布局正在成为一个有关安全的领域?所以, 我将研究安全技术的历史,并力图确定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讨论某种安全社会。无论如何, 在安全社会的名义下,我会简单地考察是否真的有权力的总体布局,它有安全技术的形式,或者至少被安全技术统治。

安全机制的总体特征:安全的空间

下面谈谈这些安全配置的一些基本特点。我测定了四个,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无论如何,我将开始分析其中的几点。首先,只是概要地说说,我要研究一下所谓的安全空间。第二,我将研究对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处理问题。第三,我想研究针对安全的特别的规范化形式, 对我而言, 它不同于规训类型的规范化 。最后,我将讨论安全技术与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口同时是这些安全机制的客体和主体,不仅仅是人口的观念,还有人口的现实。毫无疑问,人口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现实,关系到政治运作,而且关系到18世纪前的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它是绝对现代的观念和现实。

先说说宽泛的空间问题。初看上去,我们可以这么说,以一种概略的方式来讲,主权在领土边界内实施,规训在个体的身体上实施,安全在整个人口上实施。领土边界,个体的身体,以及整个人口,是的……但关键并不在于此,而且我也认为它不贴切。首先是,在讨论主权和规训的时候,我们已经遇到过多样性的情况。如果主权真的基本上在领土内确定和运作,那么,无人居住的领土之上的主权观念将不仅是司法上和政治上可接受的观念,而且还是绝对被接受的和最主要的。然而,在主权的实际实施中,有效的、真实的、日常的操作却指向一种多样性,它被看作是主体的多样性,或人民的多样性。

同样,规训当然也实施在个体的身体上,但我已试图向你们指出,个体并非规训实施的首要因素。规训存在的必要条件有多样性和以这种多样性为出发点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目标或者要取得的效果。学校和军队的纪律、刑罚的纪律、工厂车间的纪律、工人的纪律,都是某种治理和组织多样性的方式,确定其植入点、协调性、侧面和水平的轨迹、垂直和金字塔形的轨迹、等级结构,等等。对于规训来说,个体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分解多样性的方式,而非构成规训的原始材料。规训是把多样性进行个体化的模式,并非从以个人名义被施加作用的个体出发,建构某种有复杂要素的结构。所以,无论如何,主权和规训,还有安全,只能与多样性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其他三个问题与有关空间的问题是同样的。对主权来说也是同样的,因为主权首先在领土内实施。但是,规训意味着空间的区划,而且我认为安全也意味着空间的区划,我想要跟你们谈的正好是主权、纪律和安全对空间的不同处理……

我认为,计划非常重要,或者至少值得注意,理由如下。第一,让我们说,那些诸如黎塞留、克里斯蒂安尼亚,诸如此类等的规训化城市,这些城市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凭空建设的人造城市,规训发生在即将完整建造的空旷的人为的空间之中。而现在,安全则依赖于一系列给定的物质条件。它当然要与当地的状况和水流、岛屿、空气等一起发生作用。因而它在给定条件下发生。第二,此给定条件不会被重建以达到某个完美的点,就像在规训之城中那样。问题只是使正面因素最大化,由此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流通,以及使风险与不便最小化,比如盗窃与疾病,尽管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因此,人们的着力点将不仅仅是自然给定的条件,而且是可以相对减少但永远不可能彻底消灭的数量。并且,因为它们不能彻底消除,所以人们致力于概率。第三,这些城市治理试图把那些因其多重功能所以必须的要素组织起来。什么是一个好的街道?街道当然有瘴气和疾病的流通,必须根据这个尽管令人难受但却势必无法排除的后果来进行治理。商品卸到这条街道,街边是商店。盗贼和可能的暴徒也会穿过这条街道。因此,这个城市的所有功能都会纳入到计划中来,其中一些是积极的,一些是消极的。最后,第四个重点,人们致力于未来,也就是说,对城市的设想或者计划不会根据一个只能确保彼时彼地功能完美实现的静态观念来进行,而是会面向将来,它没有准确地控制,也不可能准确地控制,没有精确地测度,也不可能精确地测度;然而,一个好的城市计划就是要考虑可能要发生的事情。

简言之,这里,我认为能说得上一项技术,它组织的根据基本上是安全问题,或者说,实际上是一系列的问题。一个要素会变动的无穷系列:流通,X辆马车,X个行人,X个盗贼,X团瘴气,等等。一个事件的无穷系列会发生:许多船舶会靠岸,许多马车要抵达等。并且与此同时,一个不断积累的单位的无穷系列:多少居民,多少房屋等。我认为,对这些开放的序列的治理,只能在概率估算意义上来进行控制,我认为,这恰好就是安全机制的核心特征,综上所述, 主权将领土首都中心化, 提出了政府位置的主要问题, 规训架构起一个空间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的关键问题, 安全则试图或治理环境,根据一些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或者可能的要素,这些系列都需要在一个多价的和可变的框架中来调节。完全从属于安全问题的空间指向一个可能事件的系列,指向暂时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然而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置于确定空间的。由一系列不确定的要素展开的空间,我想,大概就是人们可以称之为环境的东西。你们都很清楚, 环境是拉马克生物学中发明的概念,然而, 这个概念在物理学中已经存在,并且为牛顿及其追随者所使用。

环境

什么是环境?它是解释一定距离间实体相互作用所必需的概念。因此它是流通的基础和组成要素。在环境的观念中的问题是流通和因果关系。所以,我认为,建筑师,城市规划者,18世纪的第一批城市规划者,并没有真正运用环境的观念,因为目前就我所知,环境的观念从未用来选定城市或者布置空间。另外一方面,如果此观念不存在,我要说,在城市规划者试图重新反思和调整城市空间的时候,事先规划的环境观念的图式,这种使用的结构开始出现了。甚至在环境观念确定成形之前,安全配置就已经在运作、装配、组织乃至布置一个环境。环境将会是流通在其中得到实现的地方。环境是一系列自然条件,河流、沼泽、山峦;以及一系列人为条件,个体的聚集,房屋的汇聚,等等。环境是一定数量的效果,这些群体的效果作用在所有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个体身上。它是一个在效果和原因之间建立循环联系的要素,因为某个要素在一个角度看起来是效果,在另一个角度看起来就是原因。比如说,更加拥挤将意味着更多的瘴气,以及更多的疾病。更多的疾病明显将会导致更多的死亡。更多的死亡将意味着更多的尸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瘴气,等等。最后,环境显示为一个干预的场域,这个干预不是针对能够自由行动的法律主体,这是涉及主权的情形;也不是针对多种多样的可以完成任务的组织和机体,这是规训要求的表现;而是试图精确地影响人口。我指的是复杂多样的个人,这些个体根本上来说只以生物学的方式与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物质性发生关系。通过这个环境,人们试图影响的场域,就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这些事件是由这些个人、人口和团体所产生出来的, 以及围绕着他们产生出来的准自然事件。

我觉得,由城市提出来的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看到人类自然性的问题在一个人为的环境下突然出现了。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的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作为这次课的结束,我要指出一个文本,其作者无疑是第一个所谓生命政治学、生命权力的伟大理论家。他谈及生命政治、生命权力时,和一种不同的东西联系了起来,即出生率,这无疑是关键问题,但是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历史—自然的环境观念作为权力干预的目标出现在这儿, 而且我认为,它完全不同于主权和领土的司法观念,也不同于规训的空间,在这个既是人为又是自然的环境观念中,人为形成的条件发生作用的时候被看做与人口相关的自然,而由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编织而成的人口也是作为人的自然属性而发挥作用, 我们在莫奥的《人口研究》中看到有这样一段陈述:“政府不应改变空气温度,也不应导致气候变化;接受腐败的水的河道,郁郁葱葱的或烧光的森林,被时间磨蚀或被农业在土壤表面持续不断的开垦而破坏的山岭,这些都形成了新的土壤和新的气候。这是时间、人类的居住和自然变迁的结果,使得最健康的城镇也会变得致命。”

他说维吉尔有一首诗中提到酒冻在酒桶里,他说:我们今天还能在意大利见到酒冻在桶里吗?如果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不是气候变了,而是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干预改变了事物的进程,以至于自然本身为人类构成了另一一个环境。只可惜,“环境”一词并没有出现在莫奥的书里。作为结语,他说:“如果构成性格与精神的未知原则是气候、政体、习俗以及某些惯例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君主们通过明智的法律、有用的建制、税收的谨慎,以及通过约束而得到的权能,总之通过他们的事例,来统治他们臣民的自然生命和道德生命。也许某一天我们能从这些手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我们的习俗和国民精神添上我们所希望的光彩。”你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又一次遭遇到了君主的问题,但是这一次的君主已经不再是基于政治主权的地理学定位,而是将其权力施予领土之上的君主;这一次,君主处理的是自然,或者说一种地理的、气候的和物理的环境与拥有肉体和灵魂、物质存在和道德存在的人类之间永恒的接合和不断的交错;并且君主必须把权力作用于一个连接点上,其中物理要素意义上的自然与人类物种意义上的自然相互影响, 在这个接合点上, 环境成为自然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君主必须干预的地方,并且,莫奥说,如果他想改变人类物种,就必须作用于环境。我认为,在安全机制的展开中,我们获得了诸轴线之一,获得了诸根本要素之一,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处理环境的方案、政治技术,虽然当时环境的观念还没有产生。

本文摘自《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钱翰 陈晓径 译
2018年12月出版

福柯的分析表明了治理概念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从第四节课开始,福柯选择把自己的问题域转到治理史的框架下。这是一场理论政变,它突然改变了课程的前景:不再是关于安全部署的历史,而是关于西方现代国家的谱系,后者通过各种程序实行对人的治理。

本文为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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