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主义思想可能都限制在几千个知识分子或异化的贵族和中产阶级范围内，但民众对保守秩序的对抗却是普遍的，这要归因于当时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困难的经济转型带来的贫穷和混乱。
从18世纪中期开始，持续的人口增长开始引发赤贫现象，这一问题一旦出现就再没停止。最终，工业资本主义将会激发经济增长，并将创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社会压力也将因此得到缓解。但对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些好处在1850年后才会显现，多数地区在19世纪最后25年才尝到甜头。1848年之前的几十年中，工业化的脚步实际已经迈开，它表现为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技术手段，并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赫尔岑和家人在1847年旅行时看到的欧洲大陆正处于转型的第一阶段，随后的几十年还会出现更快的发展。城郊工厂的烟囱冒着浓烟，日益拥挤的工人宿舍的烟囱也冒着熟悉的烟雾，两种烟雾混合交融。刚刚开始架设的电报线也出现在视野中，铁路轨道像蜘蛛网一样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火车以迄今为止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速度穿梭疾驰。
重工业的蓬勃发展为铁路和纺织业机械化（见证了西方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提供了支撑，这一现象只在一些孤立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英国、比利时、法国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德意志部分地区（特别是莱茵地区和西里西亚地区），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地区和维也纳附近地区。尽管如此，曾经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工匠和手工业者依然感觉自己的生产技能和独立性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不但来自机械的使用，而且来自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包括妇女在内的没有技能或技能欠佳的工人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在更短的时间里生产更多同类产品，而传统工匠常常指责他们的产品质量不好。绝望让一些手工业者选择反抗。
1844年6月，饱受英国纺织工业和新建的波兰工厂冲击的西里西亚人力织工发起抗争，反对商人压低手工产品的价格，从中谋利。4万多织工中有约3/4无力养家。工厂遭到劫掠，但劫掠行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随后，普鲁士军队插手镇压，军人进入工厂后杀害了10名织工。此外，向工厂体系屈服的工匠和手工业者也发现为机器服务的生活毫无乐趣。工作节奏不再像过去那样舒适，而是要严格遵守钟表时间。对于家庭来说，煤气灯的出现可能是一个福音，但对欧洲工人来说，却意味着他们每天要在机器前工作14—15个小时——再也不能日落而归了。
当时工业化普及程度还不高，不足以创造出富有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他们也不将获取财富归因于大工业生产。当然，类似的资产阶级确实存在，但欧洲的中产阶级类型多样，距离以社会化形式联合起来的群体差距还很大。他们很多人是地主，常常只是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在法国，最富有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旧贵族相结合，组成了一个有1.5万人之众的极为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左右着七月王朝的政治。在普鲁士，超过40%的土地由非贵族群体持有。在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这个阶层之下，有一大批小的资产所有者、专业人士、官员、商人，以及较低等级的中产阶级，如零售商和熟练工匠。中产阶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相关领域或政府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所以中产阶级面临着以“受过教育的人过多”为表现形式的人口压力。正如一位法国讽刺人士所说：一定是出现了人口爆炸，因为“律师比败诉案件多20多倍，画家比画多，士兵人数超过了战争需要，医生数量也超出了病人的需要”。
因此，从社会层面讲，1848年保守秩序的崩塌是欧洲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现代化”危机。当时，这种转型还没有完成，不足以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首先就是要解决工匠、手工业者和农民面临的绝望窘境。欧洲一些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濒临马尔萨斯（Malthus）陷阱，许多农民在生死边缘徘徊，收成不好、饥荒横行时尤其如此。经营者把无地劳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因为农村劳工数量不断增加，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工作机会。从拿破仑战争到1848年，普鲁士无地农民转化为工人的速度最多达到了总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即便是拥有一些土地的农民也要为生计而奔命：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孩子后，每个人拥有的土地都会变少，土地的产出也会变少，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仅剩的小块土地卖给富有的地主。据估计，有10万普鲁士有地农民就这样加入了无地农民劳工大军。
在法国，同样的压力一样突出。19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人口数量就超过了农村粮食产量的承载能力，为了保证所有家庭的食物需求，粮食进口变得必不可少，而工人和农民对价格极为敏感，无力承担过高的价格。 中欧和东欧也存在农民受压迫的情况：俄国和奥地利统治的加利西亚还有农奴；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有一边被迫向地主缴纳沉重地租一边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做义务劳动（称为徭役）的农民；捷克农民一方面要支付政府税费和教堂征收的什一税，一方面要向地主支付货币及实物形式的地租，同时还要提供劳动。在承担这些的同时，农民还要表现出恭顺驯服：1848年以前，他们要把州郡官员称为“仁慈的大人”；尽管使用藤杖鞭打农民需要得到地区政府的正式许可，但地主可以随意使用拳头教训农民。在俄罗斯帝国以外，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农民的境况应该是所有欧洲农民中最糟糕的。平均下来，他们一年中有超过1/3的时间在地主（常常是波兰人）的领地上服徭役。同时，他们还要承担政府强加的修路任务，用自己家的力畜运输物料。这就是农奴制，这种制度通过暴力手段得以维持。从1793年开始，政府不允许地主使用棍棒殴打农奴，但这一禁令几乎无人执行。殴打农奴的现象十分普遍，政府不得不一次次重复下达禁令，最后一次下达禁令的时间是1841年。
一位波兰民主人士对自己的贵族同胞对待其乌克兰臣民的方式感到绝望：“在权贵眼中，农民不是人，而是牛；他们生来就是为自己的安逸生活服务的，就要被架上挽具，就要被施以鞭笞。” 与这些农民相比，工人的情况要好很多，但是他们也绝不是高枕无忧。工业的发展断断续续而非持续不断，“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出现时，价格会下降，贸易会萎缩，进而引发失业潮，点燃绝望情绪。
1830年革命之前就出现过这样的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出现在1848年革命之前。即使在这样的危机周期之外，最穷苦的人的生活境况也让观察者感到震惊。农村地区的贫困意味着许多农民要么待在乡村忍饥挨饿——甚至有可能饿死，要么找机会迁移到北美（1847年危机出现时，约有7.5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或进入城市。两条路都不好走。从事制造业比在农村劳动得到的收入更高，但相应的生活成本也更高。据估计，工薪家庭用在食物和饮水上的花销占到了总收入的60%—70%，剩下的很少的部分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衣物。
19世纪40年代，一些中产阶级慈善家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他们的研究显示，德意志工人的实际收入还不到他们过上体面生活所需收入的一半。有人指出，他们仅靠土豆和烈酒过活，生活水平还不及监狱里的罪犯，这一观察结果与布拉格的一项类似研究结果相吻合。在冬天，德意志工人无力购买御寒衣物，依旧穿着和夏天一样的衣服。大小城市都涌入了大量贫困潦倒的人群，他们挤进原本已经十分拥挤的廉价公寓。廉价房的建设、卫生设施的建设、清洁饮用水的供应都没有赶上乡村贫民涌入城市的速度。看到半裸的孩童在肮脏狭窄的街道上玩耍，人们震惊了。这些孩童中，一半人活不过5岁，活过5岁的平均寿命也只有40岁。1832年，一项针对法国北部工业城市里尔（Lille）的报告描述了赤贫工人的生活状况：“在地下室，在他们阴暗的房间里……空气从来不会流通，里面满是病菌，墙上黏满了污物……如果有床，也只是几片肮脏油腻的木板；或是潮湿、腐烂的稻草……家具破烂不堪、污渍斑斑，蛀虫随处可见。”在巴黎市中心，贫民窟的居民平均每人只有约7平方米阴暗、肮脏、潮湿的生存空间。一家报纸这样写道：“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空间更狭小、人口更密集、空气更不健康、环境更危险、生活更悲苦。”这些景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三世令塞纳河（Seine）地区行政长官奥斯曼（Haussmann）男爵重建城市。他整治贫民窟，修建了法国首都宽敞、优雅、至今依旧十分有名的林荫大街。恶劣的居住条件、污浊的水源、遍布狭窄巷道的露天沟渠为霍乱提供了温床。1832年，这种可怕的疾病首次在西欧出现。城市的污秽景象让卫道士和改革者相信，城市是罪恶和犯罪的温床。
1848年，柏林40万人口中有超过6 000穷人需要政府救济，乞丐4 000人，娼妓1万人，游民（无固定职业的人）4 000人。另据估计，还有1万人参与犯罪活动。这些生活在边缘区域的人口总数是普鲁士首都在籍居民数量的两倍。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认为贫穷并非经济环境糟糕所致，而是由穷人自身的懒惰、恶习和愚蠢导致的，所以不存在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公共事业组织能够提供少许救济，但一般情况下穷人只能依靠济贫院或施舍物勉强维生，济贫院的救济和施舍物的发放并非国家组织的，而是教区组织的，所以这些都取决于地方社区是否愿意承担负担。除此之外，穷人就只能向私人慈善机构乞求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