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知乎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产生新兴资产阶级?问题回答
问题恰恰应该是:为什么zcjj法权不产生zcjj?
分配问题何以影响到生产问题?分配造成的法权问题为什么一定在生产上造成新阶级的产生?问题不是zcjj法权会造成zcjj,而恰恰相反是zcjj法权不造成zcjj,造成zcjj的原因应该由别的科学提法来取代,而不应继续采用zcjj法权概念!
当我们回到马列的原始文本时,我们很难将他们关于法权的论述,与日后抹茶大芭菲关于法权的论述通过一条强有力的逻辑链条连接起来。马克思谈法权是为了证明按劳分配的必要性,以及反对拉萨尔“分配决定论”的谬误;列宁谈法权则是为了说明国家为了维持按劳分配原则还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国家还不能完全消亡,还会有“没有zcjj的zcjj国家”,总的来说是为了在现实意义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列的论述都没有引申到法权能够在shzy时期产生jjdz、再生产出新的阶级,以及造成zbzy的全面复辟。马克思用法权(Recht)这样一个类比的形容式的概念来说明按劳分配的形式平等,无论如何是与生产关系的具体分析没有关系的。沿着马列的理论逻辑,我们很难从一个抽象的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去解释生产关系中的具体变化。我们怎么能用一种法的概念来分析现实经济领域中的jjdz问题呢?
显然,“zcjj法权”这个提法引起了太多争议,而“zcjj”这一前缀又给许多望文生义者带来了无穷多的理论幻象。而法权背后指代的那个按劳分配原则也在抹茶大芭菲中被遮蔽、忽视,转而成为需要加以“限制”的对象,让群众在“政治挂帅”的范围内不敢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造成生活水平的长期低下,最后直接地成为抹茶大芭菲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抹茶大芭菲没能用法权概念解释的有以下几个东西:
1.按劳分配原则造成的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何以能成为收入多者会产生zbzy倾向,而收入少者则符合shzy倾向的原因?如果按收入多少来衡量走z还是走s,那么越劳动者似乎越不gm,越不劳动者似乎越gm?
2.这样一个用以形容分配原则的概念为什么成为衡量新阶级是否产生、旧残余是否复辟的标准?在生产关系领域中,这样一个概念指代的具体对象是什么?
3.为什么由此可以引申出“zcjj就在cp内”的观点?d内dz为什么就反映着社会领域的jjdz?
4.shzy条件下的zcjj和wcjj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阶级既然不能以直观的方式看到,也难以用理论工具在关系上进行具体分析,那么这种阶级到底指代着什么样的东西?
5.用法权概念指代生产关系领域的具体分析是否造成了理论发展的长期迟滞?望文生义是否已经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太多的理论障碍?
以上问题我们认为是需要经过一个“解蔽”的过程的。马克思列宁都说,正确的提法往往比正确的行动要更重要。如果我们还一直在这种错误的提法上打转,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触及到shzy时期gczy倾向和zbzy倾向作斗争的根本领域——即生产关系领域——的根本问题呢?以一种科学的概念和逻辑来进行我们的理论分析工作,一定是有益的。
以上五个问题,真要一个个回答,得换一个顺序。我们先回到马列,看法权本来是在哪一个领域里说话的;再看这个概念在赛里斯shzy建设中怎样被重新搬出来、扩大到生产领域,怎样一步步引申出“越劳动越不gm”的怪圈,又怎样不合法地引出了jjdz和阶级;最后看这套提法给我们的理论造成了什么样的障碍。这几步走完,五个问题也就各有着落。在此之外,上海编写的那本《shzy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1976年9月)是法权论被写成完整教科书体系最系统的一次尝试,它的得失最能说明问题,所以单独拿出来讲;破了之后还要立,所以后面再提出一个从生产关系再生产出发的解释框架,并谈一谈其中牵涉的偶然与必然的哲学问题。最后,我们把这篇回答解决不了的几个问题摆出来,留给大家诘难。
桥文和上海那本教科书,我们尽量长引原文;马恩列斯的论述也尽量用原话。这类争论最怕转述走样,你说它把法权扩大化了,总得让人看到它原话是怎么扩的。
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样一个用以形容分配原则的概念,何以能成为衡量新阶级是否产生、旧残余是否复辟的标准?它在生产关系领域中指代的具体对象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把《哥达纲领批判》那段话放回它原来的位置。马克思讨论的是怎样一个社会?他说得很清楚: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zbzy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社会总产品先做各种扣除,剩下的个人消费资料才按照每个人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法权问题正是在这里提出来的:
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zcjj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请注意马克思的用语: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法权说的是“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它的对象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得清清楚楚。它为什么还是“zcjj的”?马克思接着说: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这里的“zcjj”是一个形容词,说的是这种权利形式的历史来源——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抽象平等是在商品社会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说有一群zcjj在享受这种权利。马克思明明白白地说,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德文原文里“平等的权利”(das gleiche Recht)和“zcjj的法权”(das bürgerliche Recht)用的是同一个Recht,中文一处译作“权利”、一处译作“法权”,很容易让人以为平等权利之外还另外存在着一套叫作“zcjj法权”的东西。还要注意,马克思批评的是平等尺度本身的局限:每个人都被当作同样的劳动者来衡量,可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一个人有家累,一个人没有,同样的劳动换来同样的消费品,生活结果却不同。他批评的不是有人凭身份多拿。这一点后面会变得非常关键,因为1958年以后中国的法权论,批判的重点恰好倒了过来。
那么法权的局限能不能靠我们宣布一个更高的原则来克服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gczy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zbzy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权利受经济结构制约,而不是反过来生产经济结构。而且马克思写这一大段,目的恰恰是要反驳拉萨尔派“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的分配”那一套,所以他紧接着就警告: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这和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的说法是一致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马克思谈法权,是为了说明按劳分配在gczy第一阶段的必要性和它的历史限度,是为了反对分配决定论,而不是为了说明它会生出什么阶级来。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接过这个话头,说得同样克制:
因此,在gczy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shzy),“zcjj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zcjj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shzy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zcjj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
(这里用的是后来的通行译本,七十年代的版本把“zcjj权利”译作“zcjj法权”,上海那本教科书引的就是旧译。)列宁接着说的那段话更值得我们反复读: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zcjj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zcjj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gczy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zcjj权利,甚至还会保留zcjj国家,——但没有zcjj!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列宁同样把法权限定在消费品分配上;“但没有zcjj”——列宁明确地设定,保留zcjj法权和存在zcjj是两回事。他谈法权,是要说明国家为了维持按劳分配这条规则还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力,所以国家不能在gm第二天就自行消亡,这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从法权推出新阶级的产生。
那么,分配是不是就对生产毫无作用呢?也不是。分配可以反作用于生产,但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斯大林在《苏联shzy经济问题》里谈商品生产的时候,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条件的范本: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zbzy。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zbzy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zbzy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它并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它,因而只有在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时,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zbzy。
他还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尚且如此,按劳分配就更是如此。一个八级工比一个三级工多拿的那几十块钱,要变成能够支配别人劳动的东西,至少要过这样几道关:社会上有没有可以私人购买的生产资料,有没有可以雇佣的劳动力;有没有私人积累的通道,比如投机倒把、非法转移公共财产;这种积累有没有政治上的保护,能不能长期不被追究;它能不能在下一轮生产中重新组织别人的剩余劳动,并且一轮一轮地扩大自己。这几道关一道都没有过,那多拿的几十块钱就只是他家饭桌上多出来的几个菜、孩子多出来的几本书,它始终停留在共同消费基金之内,不会因此使他获得资本家的地位。这几道关全都过了,那么起决定作用的也已经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商品渠道、私人积累、政治保护和雇佣劳动这一整套生产关系了。
所以,法权本身提不出jjdz的问题。按劳分配可以造成生活上的差别,差别可以引起不满、攀比乃至特权思想,但是从“差别”到“阶级”,中间隔着生产关系的一整套环节,而这些环节恰恰不在法权概念之内。
回到第二个问题。法权在生产关系领域里到底指什么?答案说来很尴尬:在马克思那里,它什么也不指,它是一个分配尺度的名字。它后来之所以“指”了很多东西,是因为在中国的法权论里,它被一步步装进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五样东西:1958年桥文所批判的工资等级和干部待遇,1974年以后所强调的商品交换和货币,1975年桥文提出的两种公有制并存,教员读苏联教科书时和后来上海教科书所讲的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个人主义的“法权思想”和“zcjj生活作风”。这五样东西,一个是分配问题,一个是交换问题,一个是所有制范围问题,一个是劳动组织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问题。它们当然都同shzy的不成熟有关,都可以说是马克思所说的“旧社会的痕迹”,但历史来源相近并不等于发生机制相同。工资差别要靠发展生产、扩大公共消费来缩小,两种所有制要靠生产力发展和联合范围扩大来过渡,管理中的支配要靠群众参与和监督来改变,干部特权则可以靠制度整顿直接取消,它们的解决办法各不相同,怎么能用同一个名字去“限制”呢?
我们这样就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前半截了:一个形容分配原则的概念之所以能成为衡量新阶级、旧复辟的标准,不是因为它本身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它在使用中被扩容了。这个扩容大致有三步。说“按劳分配这条规则还需要法律和国家来保障”,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讲的是规范的实现条件;说“某种工资制度扩大了zcjj法权”“必须限制zcjj法权”,就已经把法权当作一个可以增减的社会范围了;说“zcjj法权是产生新的zcjj分子的土壤”,就赋予了它社会发生原因的地位。同一个译名,三个命题,理论负担一步比一步重。第三步要成立,就必须把上面那几道关一一说明白,可是法权论恰恰没有说明。“zcjj法权产生zcjj”这句话里,真正把前后两端连起来的,说到底只是两边共用的“zcjj”四个字。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按劳分配原则造成的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何以能成为收入多者会产生zbzy倾向、而收入少者符合shzy倾向的原因?如果按收入多少来衡量走z还是走s,那么越劳动的人岂不是越不gm,越不劳动的人反而越gm?
题主在问题描述里给出的理解是:每个人存在各种生理差别(体能、聪明程度)和社会差别(抚养家人的多少),按劳分配之下默认每个人都一样,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物质和社会资源积累的速率又不同,最后产生两极分化。可是题主自己也说了,两极分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诞生zcjj,zcjj法权也不会自动产生zcjj。消费上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分化之间,隔着的正是第一部分所说的那几道关。那么法权论是怎么越过这几道关的?我们得看它在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被搬出来的。
法权第一次在中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是1958年。桥的《破除zcjj的法权思想》先发在上海《解放》半月刊,10月13日由《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供给制和等级制度: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gczy生活,还是很吃香的。……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zcjj法权思想的攻击。zcjj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shzy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shzy、gczy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他也引了马克思,承认shzy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zcjj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但紧接着就反问:
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zcjj的法权,zcjj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
然后他搬出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对巴黎公社的赞扬——“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并且描写了推行等级制度的后果:
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d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zcjj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我们应当承认,这篇文章触到了一个真问题。gm胜利以后,干部的职务、级别和待遇确实有可能变成一种高于群众的身份,“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这种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个人物质刺激也确实不是跨越一切社会形态的永恒规律,红军和解放区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人的活动动力可以随着社会组织而改变。它所引的巴黎公社原则,即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过,是wcjj国家防止公仆变为主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这些地方,桥文是有先见之明的。
可是请注意,这篇文章批判的对象,已经同马克思所说的法权不是一回事了。马克思批判的是平等尺度的局限:每个人都被当作同样的劳动者,用同一个尺度去衡量;桥文批判的是不平等的等级:有人凭职务、级别取得高于他人的待遇和身份。前者是从平等尺度的内部揭示局限,后者是从gm同志关系出发批判现实的等级。一个说的是“平等得还不够”,一个说的是“根本就不平等”,概念的结构在这里倒了过来。更关键的是,巴黎公社那条原则针对的是公职人员,是防止国家机关的人员凌驾于社会之上;它说的是官员的薪金不得高于工人,而不是工人之间多劳者不得多得。桥文把这两件事放在“zcjj法权”一个名目底下,于是对干部特权的批判和对计件工资、等级工资的批判就混在了一起。这一点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教员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说的是:“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
到了1974年以后,事情又往前走了一大步。这时法权的矛头不仅指向干部特权,而且直接指向了按劳分配本身。我们来看上海那本《shzy政治经济学》是怎样论证“按劳分配中的zcjj法权占统治地位”的:
首先,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的那部分劳动,是他个人的劳动。劳动者对自己提供的劳动保留着权利,可以凭借着它参予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同这种情况相联系,在shzy条件下,家庭也就将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在长时期内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费用的一部分,仍然要由家庭中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负担。这就表明,按劳分配仍然没有跳出zcjj私字的框框。
以同一的尺度应用在情况各不相同的人身上,必然要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就是zcjj法权。可见,按劳分配仍然是局限在zcjj法权框框内的东西。它是zbzy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在wcjj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巩固、扩大和强化zcjj法权和它所带来的那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进一步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产生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按劳分配的外衣下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的情况,zbzy和zcjj就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快地产生出来。
这两段话把我们要讨论的全部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保留权利、凭劳动领取消费品,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gczy第一阶段“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进步之处,在这里却成了“没有跳出zcjj私字的框框”;按劳分配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限制,在这里却成了“zbzy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而从“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到“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按劳分配的外衣下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中间那一步是怎么跨过去的?多劳者多得,并不是侵占少劳者的劳动;真正“无偿地侵占”别人劳动的,一定不是凭劳动,而是凭别的什么东西。教科书在这里用了“在按劳分配的外衣下”这个说法,其实已经不自觉地承认了:侵占他人劳动的那个东西,本来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披着按劳分配外衣的另一种关系。
教科书为了支撑分配差别产生阶级的论点,还特意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话:“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可是我们把恩格斯这段话的上下文完整地读一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恩格斯开头说的是:“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分配上的不平等被他称作公社解体的“标志”,而不是原因;在同一段里,他把分配的变化同金属货币的采用、大农业和小农业的不同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说的是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分配的变化。紧接着他才补充说:“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恩格斯承认分配有反作用,但他的叙述次序是生产和交换在先、分配在后,分配上的差别是生产关系变化的表现。把“标志”读成“原因”,把公社解体时期私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兴起,挪用到公有制已经建立的社会里的工资级差上,这是对经典作家的断章取义。
既然按劳分配是“土壤”,那么限制按劳分配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教科书这样总结1958年取消计件工资的经验:
但是,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和职工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计件工资体现的zcjj法权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地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完善和生产的发展:(1)计件制容易助长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的思想,不利于工人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2)计件制扩大工人之间在工资收入上的差距,因而不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3)计件制还不利于开展技术革新、生产协作、培养工人的一专多能;等等,因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广大职工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对这一部分zcjj法权进行了冲击,终于在这一年,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取消了计件制,改行计时制。
又这样论证“政治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对立:
当然,物质刺激有时也可以刺激出一些人的积极性。但是,用物质刺激刺出来的,决不会是shzy的积极性,而只能是zcjj个人主义的积极性,是争名夺利的积极性,是走zbzy道路的积极性。如果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和lsq、lb、dxp一类所鼓吹的那一套办理,zcjj思想势必泛滥,新的zcjj分子势必大量地产生出来。
并且号召“使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多做工作,不计报酬的模范”。它引了列宁对gczy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赞扬,引了列宁关于“gczy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的说法。可是它没有引列宁在1921年《十月gm四周年》里的另一段话:
为了作好向gczy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zbzy和shzy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gm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zbzy走向shzy;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gczy,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gczy。
列宁是在战时gczy碰了壁之后说这番话的:“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教科书引了前一个列宁,却回避了后一个列宁。
我们所说的那个怪圈就是这样形成的。法权的对象从干部的等级特权,滑到了工人的劳动报酬;从“官员的薪金不得高于工人”,滑到了“多劳多得就是zcjj法权”;从批判脱离群众的特权,滑到了把劳动者关心自己的劳动报酬视为“zcjj个人主义的积极性”。顺着这个逻辑推下去,八级工比三级工更接近zcjj,拿计件工资多干多得的老师傅比“不计报酬”的人更不gm,劳动越多、收入越高,就越要被“限制”。我们说“越劳动的人似乎越不gm,越不劳动的人似乎越gm”,这并不是对法权论的歪曲,而恰恰是从它推出来的逻辑结论,我们不妨把它叫作一种事实上的劳动无用论。当时被拿来当靶子批判的一句话是“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zcjj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zcjj法权吗?”抛开说话人的政治立场不谈,这句反问本身恰恰点中了法权论的要害。
更讽刺的是,法权论真正想反对的那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被限制住。教科书自己在讲苏联的时候说得很清楚:
原来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而按劳分配则已成为他们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的一个外壳。
“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这句话把问题说穿了:苏联那些拿着几十倍于工人收入的人,凭的是资本和权力,不是劳动。教科书也看到了“这些大官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看到了“如果对少数人实行高薪制度,那末,就会使这些少数人处于既得利益的特权地位”。这些看法是对的,可它们说的都是职务待遇和权力,都不是按劳分配。真正该限制的是凭职权取得的特殊待遇和非劳动收入,结果被限制得最厉害的,却是工人的计件工资、奖金和劳动报酬的差别。八级工资制作为工人内部的劳动评价没有被废除,干部的级别待遇也没有被废除,被压下去的是劳动者凭多劳多得改善生活的那一点空间。法权背后指代的那个按劳分配原则,就这样在抹茶大芭菲中被遮蔽、被忽视,成了需要加以“限制”的对象,群众在“政治挂帅”的名义下不敢追求自己正当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这最后直接成为抹茶大芭菲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按劳分配所造成的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本身不能成为划分zbzy倾向和shzy倾向的标准;拿收入的多少去衡量走z还是走s,是把分配的结果当成了生产关系的本质,方向正好颠倒。一份收入的阶级性质,不在于它的多少,而在于它的来源和用途:它是凭劳动取得的,还是凭职权、价差、侵占取得的?它是停留在个人消费之中,还是能够转化为支配生产资料和他人劳动的手段?前一个问题区分的是按劳分配和对按劳分配的违反,后一个问题区分的是消费和资本。法权论恰恰把这两个问题都绕了过去。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由此可以引申出“zcjj就在cp内”的观点?d内dz为什么就反映着社会领域的jjdz?
我们先把教员的几次讲话按时间排一排。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说,所有制方面的shzy改造基本完成以后,jjdz并没有结束,这时候说的还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着的zcjj、刚刚在改造的小zcjj,也就是旧阶级的残余。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强调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仍然要不断变革,管理问题、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被提了出来,目光第一次从财产的名义转到了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关系上。到了1964年底的批示,话就说得极重了: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jjdz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zcjj打倒。
这些走zbzy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zcjj分子……
1974年到1975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则第一次把法权同复辟直接挂上了钩: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shzy国家。解放前跟zbzy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wcjj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lb一类如上台,搞zbzy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zbzy和zcjj的。”工人阶级一部分,d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wcjj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zcjj生活作风的。
1975年到1976年,最后收了口: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zcjj国家,为了保障zcjj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shzygm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d内就有人反对,批zcjj法权他们有反感。搞shzygm,不知道zcjj在哪里,就在gcd内,d内走zbzy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民主gm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gm。而一部分d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gm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这里不妨对照一下列宁的原话。列宁说的是“甚至还会保留zcjj国家,——但没有zcjj”,重音落在“没有zcjj”上;到了1975年,“没有资本家的zcjj国家”却成了寻找zcjj的起点。而且把这几段话放在一起读,我们会发现其中其实并行着两条线索,它们直到最后才被拧到一起。一条是法权线:八级工资、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制度,这是所谓“土壤”和“条件”;另一条是权力线:官僚主义者、管理人员不参加劳动、领导权不在工人手里、“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这是所谓“位置”和“主体”。“zcjj就在d内”这个结论,真正的根据在第二条线上,即d和国家掌握着计划、投资、任免、物资调配这些关键的经济权力,谁占着这些位置,谁就有可能改变生产关系的方向。可是在表述上,它却常常被说成是从第一条线推出来的:因为有法权,所以有土壤,所以会长出新的zcjj分子,所以d内也有。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在法权论的全部文本里,桥1975年的《论对zcjj的全面专政》是论证最完整的一篇,也最值得认真对待。我们先把其中最有价值的两段长引出来。第一段讲的是两种所有制: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zcjj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shzy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shzy社会zcjj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wcjj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它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赛里斯shzy同马克思所设想的“第一阶段”之间的距离。马克思讨论法权,前提是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全社会所有;桥给出的数字却是,农业中耕地、排灌机械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马克思当作前提的东西,在现实中还是一个任务。这一点他看得比当时许多人清醒,甚至比后来许多批评法权论的人还要清醒,后者往往默认“公有制已经建立,剩下的只是分配问题”,反而把这个距离忽略了。
第二段讲的是领导权,这是全文最见功力的地方: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他接着引了教员1969年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话——“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然后写道:
教员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少女乐队抹茶大芭菲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shzy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d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zbzy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shzy公有制不可能在zcjj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zbzy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d的路线和政策。
我们认为这段话是整个法权论里最有先见之明的部分。它把法律上的所有和实际上的支配分开了:工厂挂着全民所有的牌子,并不自动回答谁决定它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剩余怎么用。列宁的阶级定义里本来就有一个限定语,说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桥抓住的恰恰是法律没有规定的那一部分。它还看到了公有制条件下复辟的特殊路径:不一定先出现私人资本家,而可以先改变路线和政策,再改变所有制。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应验了这一点,很多新的财产关系确实是先有政策的变化,然后才由政策和法律加以确认的。它也承认分配和相互关系对所有制有反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这比简单地说“生产决定分配”要辩证得多。
可惜的是,桥接下来又被法权提法拽了回去。他紧接着引了教员“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那段话,然后推论说:
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wcjj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zbzy因素的发展,新zcjj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zbzy和zcjj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zcjj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把这段推理拆开,就是从两种所有制推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不可避免,再推到新zcjj分子的出现不可避免。每一环看起来都合理,合起来却把“可能”一路叠加成了“不可避免”,而最要紧的那一环,即商品、货币、按劳分配通过什么机制变成了新的zcjj分子,却一个字也没有说。斯大林早就讲过,商品生产只有在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条件下才会引导到zbzy;桥恰恰没有去追问这些条件在中国具备不具备、通过什么途径可能重新具备。更可惜的是,前面刚刚讲得很好的领导权问题,在这里又被装进了法权的框框:所有制里有法权,相互关系里有法权,分配里有法权,法权于是成了贯穿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总名称。可是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不会因为被依次列出来,就自动成为同一个权利范畴的三个部分。所有制范围的不统一、管理中的支配关系、消费品分配的同一尺度,它们的发生机制完全不同。领导权问题本来可以把分析带进“谁支配生产资料、谁支配剩余”的实质,结果却被法权这个统称稀释掉了。
再看桥是怎样描述新zcjj分子的: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教员指出的zcjj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zcjj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gcd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zcjj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gcd,为wcjj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wcjj卖高价。
文章写得很漂亮,可我们仔细看看,这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新zcjj分子”的依据是什么?是“生活作风”,是“满脑子zcjj思想”,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全是思想作风和消费行为,没有一条是他同生产资料、同别人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文中唯一沾得上边的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这本来是最该展开的一条,却被一笔带过了。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桥在这里却是从消费行为和生活作风反推阶级地位,方向正好反了。
题主在问题描述里正好问到了这一层:“当然同志们你们可能解释为D内路线斗争是jjdz的反映。但是我想问一下怎么反映的?jjdz反映在D内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可以反映?如果是有人代表了zcjj那么他就是zcjj了吗?”最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讨论过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同这个阶级本身是什么关系:
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zcjj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代表一个阶级和属于一个阶级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在政治上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自己却并不处在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上;反过来,说他是这个阶级的代表,就必须指出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确实存在,并且他的主张确实受着那个阶级的生活条件的限制。所以“有人代表了zcjj,他就是zcjj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而“他代表了zcjj”这个判断本身,又以zcjj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存在为前提。法权论在这里恰好倒了过来:它不是先证明一个新的zcjj在生产关系中已经形成,再指出谁是它的政治代表,而是先从路线上认定某些人代表了zcjj,再由此宣布zcjj就在这些人中间。
现在可以回答第三个问题的后半截了:d内斗争凭什么“反映”社会的jjdz?如果只用法权论来解释,这是解释不通的。既然法权是遍布全社会的“土壤”,那么凭什么新的zcjj主要长在d内,而不是长在计件工资拿得最多的老师傅身上?真正能够解释这一点的,是一个结构性的事实:在shzy条件下,原来由私人资本掌握的关键经济权力,即投资方向、资源配置、企业的设立和调整、人事任免、剩余的用途,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移到了d和国家的组织体系之中。所以路线之争有经济内容,因为路线决定了这些权力往哪个方向用,是扩大群众对生产的掌握,还是把权限集中到不受制约的少数人手里,进而让生产服从利润和积累;人员之争也可能有阶级内容,但只在一个条件下:某些人持续地组织和推动某一方向的生产关系,并且这个方向使他们获得了排他的、能够自我延续的经济地位。
由此看来,“走资派”和“d内zcjj”其实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应当分开使用。“走zbzy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讲政治和位置的概念,它说的是政策方向能够通过领导职务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没有这层权力关系,一个人赞成zbzy只是思想立场;有了这层权力关系,路线就能直接改变大规模的社会生产。这个判断是有力的。“d内zcjj”则是一个讲阶级形成的概念,它要求我们回答:这些人同生产资料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关系?他们怎样支配社会剩余?这种地位能不能在个人下台、换了人之后继续存在?能不能传给下一代?这些问题法权论没有回答,也回答不了,因为法权论的分析单位是分配尺度,而这些问题要求的分析单位是生产资料的处分和剩余的支配。
两者在现实中当然可能重合,路线、权力和利益可以互相强化:某些政策使特定的管理层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资源支配权,这些管理层又反过来支持把政策推得更远。但“可能重合”要求我们去研究这种相互作用,而不能凡有政策分歧,就当作两个已经完成的阶级在对垒。否则就会陷入一个循环:因为他的路线错了,所以他是zcjj;因为他是zcjj,所以他的路线必然是错的。这个循环一旦形成,群众就失去了独立判断路线是非的根据,判断的标准变成了“站在谁一边”。当时为配合学习“zcjj就在gcd内”而编写的那些辅导材料,比如北京师大理论组的几讲、上海市委写作组秦正先的《谈谈d内zcjj》,基本上也是沿着“法权—土壤—当权派”这个顺序展开的,它们能做的只是把同一条链条讲得更通俗、例子举得更多,却很难在链条中间补上那真正缺失的一环。
所以,“zcjj就在d内”这个提法里真正有分析价值的内核,是关键经济权力通过d的组织体系运行这一结构性事实,以及桥提出的“领导权决定实际所有”;它的弱点,是把这个内核挂在了法权这根钩子上,使得一个本该深入到生产资料处分和剩余支配的分析,又滑回到了工资、作风和思想上去,并由此不合法地引出了阶级和jjdz的结论。
第四个问题:shzy条件下的zcjj和wcjj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阶级既然不能以直观的方式看到,也难以用理论工具在关系上进行具体分析,它到底指代着什么样的东西?
把1974年到1976年的文本放在一起读,我们会发现“zcjj”这个词至少在四个层次上被使用。一是zcjj思想,争名夺利、物质刺激、“法权思想”,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二是zcjj倾向,某些政策、制度和管理办法在客观上有利于zbzy关系的发展,比如利润挂帅、奖金挂帅,这是关系层面的东西;三是zcjj分子,即已经通过特定的经济关系占有资本、支配他人劳动的个人;四是作为一个阶级的zcjj,即能够通过特定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自身的社会集团。四者之间当然有联系,但判别的根据完全不同。一个干部主张扩大奖金,最多说明他持有某种倾向,离“zcjj分子”还差得很远,离“一个阶级”就更远了。法权论的毛病恰恰在于在这四层之间自由滑动:用第一层的材料(作风)去证明第三层的结论(分子),再用第三层的复数去堆出第四层(阶级)。所以我们读当时的文章,总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zcjj到底是谁?好像是所有人,又好像谁都不是。
阶级到底应该怎样定义?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给出的定义大家都很熟悉: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这个定义有一个顺序:先是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再是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最后才是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分配在链条的末端,不在起点,而法权论恰恰是从末端往回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那个没有写完的“阶级”章里也提醒过,如果按收入来源来划分阶级,医生和官吏也会成为两个阶级,社会分工会把人无穷无尽地切成利益集团。干部、工程师、技术工人、普通工人、社员,收入形式和职业身份各不相同,若按这些外部特征来划分,shzy社会就会被切成无数个“阶级”;反过来,因为大家都领工资、都在公有单位里干活,就断言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阶级关系,同样是拿外部特征代替了关系的分析。
shzy恰恰是一个旧的阶级关系正在解体、新的关系正在生成的过渡社会,拿静态的“成分”去套,必然出错。我们不妨区分阶级存在的几种状态。有已经形成的阶级,它有稳定的生产关系基础,阶级地位不依赖于具体的个人,gm以前的资本家阶级就是这样,个别资本家可以破产,zbzy生产关系照样会再生产出资本家这个位置。有正在解体的阶级,比如公私合营以后领定息的原工商业者,定息停了,经济基础瓦解了,社会联系和思想观念却还在,法律身份、经济地位和社会联系是以不同的速度变化的。如果一直按出身把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当作固定的斗争对象,就是拿一个正在解体的阶级的历史身份去代替对现实支配关系的分析,“血统论”之所以错误,理论根源就在这里。有尚未形成阶级的社会集团,干部、工程师、技术专家、工人、社员之间有分工、教育和收入上的差别,但工程师拥有的是专业知识,厂长拥有的是管理职权,机关干部拥有的是行政权力,三者未必有相同的生产资料关系和共同的阶级利益。最需要严格论证的,则是正在形成的阶级。“d内zcjj”这类说法如果要成立,最该放的位置就在这里。
那么怎样判断一个集团究竟只是职能上的差别、一个特权阶层,还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阶级呢?我们认为至少要问五个问题。第一,这个集团是否系统地占有了其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并把它用于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地位?如果没有,那么它拿到的不过是公共扣除或者职务待遇。第二,它能否把直接生产者排除在生产条件和剩余用途的决定之外?如果不能,管理就还是受托的公共职能;如果能,管理权就开始变成支配权了。第三,它的职位和利益能否经由生产者或者公共程序被撤销?如果能,它的利益就还依附于可以收回的职务;如果不能,利益就已经脱离职务而自我维持了。第四,个别成员退出以后,同一套支配关系是否继续存在?如果不存在,问题就还在于个人行为;如果存在,那就有了超越个人的结构位置。第五,这个集团的优势能否通过教育、关系网络或财产传给下一代?如果能,它就开始再生产自己的成员了。
这五个问题不是打分表,而是用来确定位置的。只在第二个问题上出了问题,那是官僚主义;在第二、第四、第五个问题上都出了问题,但职位仍然可以撤销、也没有系统占有剩余,那就是一个固化的特权阶层,它可以严重地腐蚀shzy关系,但仍然依附于可以收回的政治授权;当排他的支配进一步脱离了可撤销的授权,开始系统地把社会剩余用于集团自身的积累和扩张,才可以说一个新的阶级正在形成;只有当这种占有通过经济机制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授权得到再生产,并且同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分离互相支撑,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才算已经形成。这里还有一个简单的反向检验:一个干部被撤职以后,他原来的待遇、权限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是不是随之消失?如果是,这些东西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职务关系;如果他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却仍然能凭某种稳定的权利持续取得生产收益,那才需要认真研究新的所有关系是否已经形成。
拿这几个问题回头看教员1964年“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它敏锐地抓住了管理权同劳动者分离、并可能固化为对立关系的趋势,政治上的警觉是深刻的;但它把职能上的矛盾、特权化和阶级形成这三个层次压进了一个概念,把需要逐步论证的过渡环节,直接写成了一个已经完成的判断。
再来看wcjj。这是法权论几乎从来没有正面讨论过的一面。shzy条件下的劳动者处在一种双重地位之中:在法律上,他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他又是被指挥者。马克思说过,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指挥本身并不构成阶级关系。如果管理者的权力来自劳动者的授权,受劳动者的监督,能够被劳动者撤换,劳动者又在参与中不断提高组织生产的能力,那么指挥者和被指挥者之间的分离是可以逐步缩小的。但如果管理知识和决策经验越来越集中到指挥者一方,劳动者越来越被固定在执行者的位置上,那么“被指挥者”的一面就会压倒“共同所有者”的一面。
由此还能推出一个我们不太愿意承认、但必须承认的事实:劳动者的阶级利益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劳动者的利益至少有三层:工资、奖金、劳动强度、就业保障,这是直接利益;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收入和发展,这是局部利益;劳动群众对生产条件、社会剩余和公共事务的共同掌握,这是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在zbzy社会里,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会不断把工人的直接利益同整体利益捆在一起;在shzy社会里,三层利益之间却没有自动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看到,1967年初上海的“经济主义风”里,工人关于工资、福利和临时工待遇的要求包含着真实的不满,部分管理者也确实在用补发工资奖金来争取群众,局部让利和政治斗争搅在了一起;八十年代的企业改革中,奖金和利润留成的扩大得到了不少工人的支持;1989年苏联矿工罢工的要求里,也有扩大企业独立性、自主销售产品的内容。劳动者完全可能支持那些最终削弱自己整体地位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首先是以满足直接利益的形式进来的。列宁说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这句话在shzy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含义:劳动者的shzy利益不是从他的职业身份里自然长出来的,而要靠一定的组织和制度条件才能变成他自己的行动方向。
法权论把“多拿”直接等同于“zbzy倾向”,于是只能把劳动者的直接利益当作需要压制的东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承认直接利益的正当性,同时去创造条件,比如生产和积累的信息公开,劳动者能跨出本单位参与计划,基本生活不依附于本单位的管理层,使整体利益有可能成为劳动者自己的支配性利益。
所以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新的剥削阶级尚未形成的时候,shzy社会的阶级矛盾首先不是两群可以点名的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两种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之间的矛盾。一种方式使生产资料由谁处分、劳动过程由谁指挥、社会剩余由谁支配、干部和知识由谁来培养这些事情越来越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另一种方式使这些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同生产者相分离的集团手里,并在条件具备时使它们服从利润和资本积累。矛盾是客观的,承担者却是交错的:同一个干部,可能在这件事上推动前一个方向,在那件事上推动后一个方向;同一批工人,可能这一年支持扩大群众管理,下一年又支持扩大物质刺激。只有当某个集团在上面那几个问题上都越过了界限,矛盾才凝结为严格意义上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法权论里的zcjj之所以抓不住,是因为它想用一个阶级的名称去捕捉一种结构性的倾向;它的wcjj之所以显得空洞,是因为它把劳动者当作天然站在正确一边、利益早已给定的主体,从来没有认真问过:劳动者的整体利益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为劳动者自己的行动方向?
第五个问题:用法权概念指代生产关系领域的具体分析,是否造成了理论发展的长期迟滞?望文生义是否已经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太多的理论障碍?
先说翻译。“法权”这个汉语词,在日常的理解里会同时唤起“法律”“权利”和“权力”三重联想。当它同工资、等级、商品、管理连在一起用,又被说成可以“扩大”、可以“限制”、可以“破除”的时候,读者很自然地就会把它理解成一种凌驾于各种关系之上、可以被某些人占据和利用的东西。原来是对一种权利尺度的说明,读着读着就成了对一个社会实体的命名。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1959年3月28日,张仲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于“zcjj法权”一语译法的意见》,主张译作“zcjj式的权利”,理由正是原文里“平等的权利”和“zcjj的权利”用的是同一个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право;加上“式的”两个字,是为了提示这里说的是权利形式的特征,而不是zcjj所享有的特权。到了197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刊文主张改译为“zcjj权利”,我们前面引的列宁那段话,用的就是改译以后的本子。
但是我们必须说清楚,改一个译名并不能改变工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权利”一词同样可以被用得非常宽泛,即使加上“zcjj式的”几个字,只要工资差别、身份特权、商品关系和阶级形成仍然被放在一个筐里,分析上的问题就不会自己消失。译名只是一层,更深的一层是:为什么一个表示权利形式的概念,会被要求去解释shzy内部这么多的矛盾?
我们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shzy”这个概念本身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马克思讨论法权的时候,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个人劳动直接作为总劳动的一部分,这是前提,法权是在这个前提之内的一个残余问题。到了现实的shzy,这个前提本身成了一项需要长期完成的任务:两种所有制并存,商品交换不可避免,城乡、工农、脑体之间差别巨大,生产力落后,计划能力有限。shzy既是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又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过程,还是一个有可能倒退的社会。理论于是面临一个难题,它必须同时解释这个社会为什么是shzy的,又为什么还不是充分的gczy关系、为什么还会复辟。法权论的办法,是用一个旧范畴把这两个判断缝起来:凡是尚未达到gczy的地方,统统叫作法权。所以法权论的膨胀,并不仅仅是Recht被翻译错了、解释错了,更深一层是一个原本只在“共同生产已经实现”这个前提内部说话的概念,被要求去解释这个前提本身的不充分。它当然承担不起。
在逻辑上,法权论还有一个更隐蔽的毛病,就是同一个概念被用了两次。第一次是分类:工资、商品、货币、管理差别,因为都带着旧社会的痕迹,所以统称“zcjj法权”;第二次是因果判断:因为它们是“zcjj法权”,所以它们是产生zcjj的土壤、条件和原因。前一步是命名,后一步是解释,中间却缺了对生产关系变化的实际分析。同一个现象被命名了两次,并没有因此说明它为什么形成。比如管理中存在支配关系,这被叫作法权;然后又用“法权还存在”来解释管理中为什么会有支配,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真正的解释应当指出:权限是怎样被集中起来的,信息是怎样被垄断的,群众的组织力量是怎样被削弱的,相应的利益又是怎样延续下去的。
一个总概念要能成立,必须能说明它所包含的对象共有什么决定性的关系。资本可以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因为它们都处在价值增殖和剩余价值分配的关系中,并且我们能说明它们之间怎样互相转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过:“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法权论把工资、商品、管理和思想统起来,提出来的共同点却只是“尚未达到gczy”,这是一个共同的发展状态,而不是一个共同的发生机制。于是判断的标准就开始漂移:这里拿分配差距当尺子,那里拿是否使用货币当尺子,另一处又拿干部有没有决定权当尺子,表面上都在判断法权,实际用的尺子已经换了好几把。后果是很实际的。公共教育扩大了,更多工人掌握了技术,技术岗位上的工资差别暂时保留着,按“法权多少”来衡量这是停滞甚至倒退,实际上知识的垄断正在被削弱;工资差别压下去了,管理权限却依旧封闭,劳动群众对生产的掌握并没有增强,按“法权多少”来衡量这是巨大的进步,实际上生产关系纹丝未动。尺子拿错了,进步就会被判成停滞,外观上的平均就会被判成根本的进步。
迟滞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回头看那两次大讨论,会发现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1975年辽宁编印过一本《1958—1962年围绕zcjj法权问题论战的部分文章汇集》,它在前言里抱怨说,1958年那场讨论很快就被引到了工资问题的争论上,把本来讨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变成了供给制好还是工资制好、按劳取酬该肯定还是该否定的争论。这个抱怨本身不无道理,可问题恰恰在于,法权这个概念本来就是把人往分配上引的。用一个分配范畴去讨论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讨论滑回分配,几乎是必然的。1974年到1976年的第二次讨论,规模要大得多,几乎所有的学习材料都在讲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物质刺激、商品交换,上海五·七干校编的那本学习资料里,还专门收了批判“三难三缺”思想、“提高限制zcjj法权的自觉性”的文章。真正属于生产关系实质的问题,比如投资由谁决定,企业的剩余怎样使用,工人参加管理有没有稳定的制度保障,干部的权力从哪里来、能不能被撤换,反而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同一本学习资料讲“苏联的shzy制度是怎样变质的”,小标题里有“'按劳分配'幌子下复活zbzy剥削关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工业中大搞利润挂帅”“把劳动力变为商品,重新确立zbzy雇佣关系”“夺取领导权,全盘改变shzy所有制”,排在后面的那两条才是真正的生产关系问题,可它们在整个叙述里是作为法权扩大的后果出现的,并没有被当作独立研究的对象。
1977年以后,风向倒转,法权论被否定了。可是否定的方式往往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法权概念的含混出发,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乃至收入差距一概说成无需进行阶级分析的纯粹经济手段。这同样是一种迟滞,只不过方向相反。前者把一切都叫作法权,后者把一切都从阶级分析里拿了出去;前者拿一个分配范畴去冒充生产关系分析,后者干脆连生产关系分析都不需要了。两边谁都没有真正进入“谁处分生产资料、谁支配剩余、谁决定劳动怎么组织、这种支配能不能自我再生产”这个层次。
所以第五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望文生义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长期的理论障碍,它的代价不只是一个错误的推论,而是让一代人的理论注意力长期停留在分配和思想这两个层次上,错过了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研究,而那恰恰是shzy时期gczy倾向和zbzy倾向作斗争的根本领域。上海那本教科书,正是这种迟滞最集中的标本。
上海编的这本《shzy政治经济学》有1973年的未定稿、1975年的未定稿第二版和1976年9月的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我们这里用的是最后一个本子。它在法权论的历史上地位特殊:此前的法权论都是一篇篇的政治文章,可以用概括性的语言去动员;进了教科书,它就必须能够区分不同的经济关系,并且支撑关于这些关系运动规律的判断。一个概念被放到体系的位置上,对它的要求也就高得多。这本书的序言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编写好一本shzy政治经济学的通俗读物,正确地分析shzy经济的运动规律,分析在shzy条件下zcjj特别是d内zcjj形成、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分析shzy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jjdz,阐明shzygm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分析在shzy条件下zcjj特别是d内zcjj形成、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这正是题主要问的问题。那么它是怎样分析的呢?我们只要把它的目录过一遍,就能看出它的结构:第一篇讲所有制和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第一章有“所有制范围内的zcjj法权没有完全取消”,第二章有“相互关系中的gczy因素和zcjj法权”;第二篇讲生产过程,从“shzy社会的产品和商品”讲起,经过价值规律、经济核算;第三篇讲流通过程,有“交换关系中的zcjj法权”,有“货币仍然是产生zbzy的土壤”;第四篇讲分配和再生产,有“按劳分配中的zcjj法权占统治地位”“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zcjj法权”,然后是两大部类、积累和资金运动;第五篇是结论,讲shzy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wcjj专政下的继续gm。法权像一根线,把所有制、相互关系、商品、价值规律、交换、货币、分配一路串了下来,每到一个范畴,就宣布其中“存在着zcjj法权”,然后号召“在wcjj专政下加以限制”。
我们先看它是怎样处处发现法权的。讲相互关系的时候:
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在shzy条件下,人们在相互交换劳动方面存在着三大差别,是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也就是商品交换的原则进行的,因而,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zcjj法权还严重存在。
讲价值规律的时候:
事实上,生产同类商品的各个企业所消耗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极不相同的,但是都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统一尺度进行交换。价值规律体现出来的这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情况,就是zcjj法权。
讲交换关系的时候:
shzy社会的交换仍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必然存在着zcjj法权。
讲再生产的时候:
社会再生产既是产品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shzy再生产过程中,不仅会再生产出gczy因素,而且会再生产出zcjj法权。
我们看到,它判断法权的标准始终只有一个:凡是“以同一尺度衡量不同情况”的地方,就是法权。按劳分配是同一尺度,价值规律是同一尺度,等价交换是同一尺度,于是处处是法权。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从马克思讲按劳分配那段话里抽出来的,被它推广到了一切经济范畴。可是这样一来,法权就成了“商品经济的一般特征”的别名,它说明了这些范畴都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却没有说明其中哪一个、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途径会转化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最后那一段尤其可惜:它明明已经说出了“社会再生产既是产品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已经站到了正确的门口,在讲积累的时候甚至还在注释里完整地引用了马克思“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的话,可是它往门里填的,却又是“zcjj法权”。它没有去问每一轮再生产中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是怎样被重新生产出来的,而是去问法权是怎样被再生产出来的。
问题还不止于起点。这本书的第二篇,是从“shzy社会的产品和商品”开始的:
在这一新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社会生产的客观目的改变了;shzy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满足shzy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但是,由于shzy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实现价值、利润,因而还要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指导下的zbzy生产。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现象,根子在哪里?这就要先来分析一下shzy社会的产品性质。因为shzy社会的产品包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胚芽。一旦把这些矛盾胚芽揭示出来,那末,shzy社会中存在着的一系列矛盾,就可以顺藤摸瓜,作进一步的分析了。
熟悉《资本论》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模仿《资本论》从商品开始的叙述方法:“矛盾的胚芽”“顺藤摸瓜”,正是马克思把商品当作zbzy经济的细胞形式来分析的思路。然后,这本书就沿着《资本论》的次序一路走下去:商品之后是价值规律,然后是经济核算里的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产值和利润,然后是交换、价格、货币,然后是工资、国民收入、两大部类,最后是“shzy资金的循环”。我们来看它对资金循环的描述:
在shzy再生产过程中,资金的运动首先要经过流通阶段,不首先通过这一阶段,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shzy资金就会停留在货币形态上,就不能转化为生产形态,也就不能进入资金运动的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在资金运动的第二阶段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制造出商品,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商品上面,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也凝结在商品上面。这时,shzy资金便从生产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然后,资金运动又进入第三阶段,生产出来的商品被销售出去,shzy资金从商品形态重新复归为货币形态。
这几乎就是《资本论》第二卷资本循环的公式,只是把“资本”换成了“资金”,把“剩余价值”换成了“社会纯收入”。可是马克思为什么从商品开始?因为在zbzy社会,“zbzy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是这个社会里一切产品普遍采取的形式,劳动力本身也是商品,所以从商品出发能够一步步展开到资本、剩余价值和阶级关系。shzy社会的产品却不是这样,教科书自己也承认,国营经济的产品“已开始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社会产品和直接社会劳动的性质”,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在这样的社会里,把一个残存的、受限制的形式当作细胞,然后照着《资本论》的骨架把价值、货币、资金、利润、两大部类一个个排下去,结果就是把一部zbzy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照搬过来,再给每个范畴贴上“shzy”的形容词,加上“必须限制”的结论。这样写出来的书,真正被详细分析的只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阶级分析,是靠法权这个标签从外面贴上去的。
所以,这本书在关键处说明不了复辟,也就不奇怪了。它讲苏联的复辟,讲的是“领导权被走zbzy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讲的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一长制”,这些都是政治叙事,并不是从它前面详细分析过的那些经济范畴的运动里推出来的。它在交换一章里其实说过一句很要紧的话:
在shzy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利润挂帅、投机倒把等类现象,实际上在实现着W—G—W向G—W—G'的转化过程,使后者具有独立的意义。一旦完成这个转化,劳动力就重新沦为商品,货币就重新转化为资本,zbzy就复辟了。
这句话点出了真正的条件: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货币重新转化为资本。斯大林讲商品生产什么时候引导到zbzy,讲的也正是这两个条件。可是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的社会里,劳动力怎样才会“重新沦为商品”?谁有能力让公共的生产资料和资金变成G—W—G'里的那个G?这就必须去分析生产资料由谁处分、剩余由谁支配、劳动者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对生产条件的掌握,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一个以法权为起点、以商品为细胞的体系里没有位置的。它的经济范畴是一套,它的阶级结论是另一套,两套之间靠“法权”和“限制”两个词连着,于是对复辟的解释只能落到“当权派篡夺领导权”这种政治叙事上,而领导权又是怎样从经济关系里生长出来的,又说不清楚了。
讲货币的那一章也是这样。它先给货币定性:
在shzy条件下,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仍然是社会财富的结晶,仍然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货币和货币交换的存在,仍然是产生zbzy和新的zcjj分子的土壤。这些跟旧社会都没有多少差别。
在货币形式中,zcjj法权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人们在货币面前,形式上是平等的:货币可以被任何人占有,可以作为“魔法手段”被任何人利用来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货币是激进的平均主义者。但是,这里包含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因为掌握了货币,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商品,意味着拥有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利。
接着它倒是列举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些具体渠道:投机倒把分子利用某个地区、某个季节暂时的供求不平衡,“倒买倒卖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低价进,高价出,牟取暴利”,“有的甚至会同国营和集体单位内部的某些人相勾结,采取各种手段,利用货币来开设地下工厂或组织地下包工队,进行雇工剥削”,有的还放高利贷。这些分析是具体的,它们说的正是私人积累的通道和雇工剥削的形成,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说的那几道关。可是这些渠道说到底是小生产和地下经济的渠道,它们同“d内zcjj”、同领导权问题在书里并没有接上头;而货币本身“意味着拥有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利”这个论断,又恰好是斯大林批评过的那种把商品货币看作“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的看法。
全书真正试图正面回答“d内zcjj是怎样形成的”,是在作为结论的第十三章。这一章开头说得很好:“shzy的生产过程,既是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又是shzy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然后它给出了一个机制:
在zbzy条件下,“每人所以能对于别人的活动或对于社会财富行使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底所有人。他在他的钱袋里随身携带着他的社会权力以及他同社会的联系。”在shzy条件下,由于实行商品制度,每个企业(事实上是每个企业的领导人)也被赋予这方面的一定权力;也只有赋予这方面的权力,才能同社会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不断地诱使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离开shzy生产目的,走上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道路。……一些人就会利用供求矛盾的扩大,把自己掌握的某些供不应求的商品当作筹码,取得一定的社会权力,迫使别人服从自己的某些要求,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为己有,转化为剩余价值。shzy条件下新的zcjj分子就这样孵化出来了。恩格斯指出:“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财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新zcjj、d内zcjj也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
在shzy生产关系下,d内zcjj还不是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是在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上,发挥着孵化新的zcjj的功能,通过扩大按劳分配方面的zcjj法权占有大量社会产品,并且采取各种隐蔽的手段,对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进行再分配,取他们能够取的一个份额,并且把这一部分转化为剩余价值。d内zcjj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对于占有社会财富表现得特别贪婪,对于zcjj法权特别迷恋。
这是全书最接近一个阶级形成机制的地方,我们应当公正地看待它。它看到了企业领导人“事实上”被赋予了支配物的权力,看到了“d内zcjj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却可以“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可以“对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进行再分配”。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不经私有产权、通过支配权来占有社会剩余的问题,在当时能想到这一层,是有眼光的。可是它给这个机制找的根子,仍然是“商品制度”和“为利润而生产”,也就是说,仍然回到了商品这个细胞和法权这个起点上。支配物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来的,还是从计划、调拨、任免这些在公有制下由少数人行使的权力来的?书里只讲了前者。截留“纯收入的一部分”就等于“转化为剩余价值”吗?剩余价值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前提,侵占公有财产是侵占,要变成剩余价值,还得有把它投入生产、雇佣劳动、不断增殖的那一整套关系,书里一跃而过。“通过扩大按劳分配方面的zcjj法权占有大量社会产品”,又把凭职权取得的特殊待遇算到了按劳分配的账上。更要紧的是,它接着说:
d内zcjj作为一个阶级,阶级利益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它的政治代表、挂帅人物,并且以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他们联系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zbzy道路,是d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
shzy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wcjj和zcjj的关系,d内zcjj是腐朽没落的zbzy生产关系的代表,是wcjj专政下gm的主要对象,d内走资派是复辟zbzy的主要危险。
前面说的是“孵化”“一般是”“取他们能够取的一个份额”,到这里就成了“作为一个阶级”“必然会产生它的政治代表”,成了“shzy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wcjj和zcjj的关系”。一个正在孵化的过程,被直接写成了一个已经完成的阶级;认定这个阶级的根据,又回到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个政治特征上。我们在第三部分说的那个循环,在教科书的结论里被固定了下来。
两大部类的问题也是这样。教科书讲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讲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讲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大体上把这些当作客观的比例关系来处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再生产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过程中已经消耗掉的东西,需要从价值上和从实物上得到相应的补偿。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卖得出,买得进;否则,就不可能继续进行再生产。
可是shzy条件下的两大部类比例、积累率、积累的内部构成,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比例,而是由某些人通过计划决定的。谁来决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谁来决定把多少社会劳动投入第一部类、多少投入第二部类?劳动群众对这个决定有没有发言权?这本来就是shzy条件下最重要的阶级问题之一,因为它就是社会剩余由谁支配的问题。教科书把它当作“按比例”的技术问题来讲,同时又在别的章节里大讲“领导权”,两者之间的联系反而断掉了。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这本书一笔抹倒。恰恰相反,它在许多地方有真正的见识,有些见识至今都不过时。
它区分了资金和资本。它说:
shzy资金循环不同于zbzy条件下的资本循环。shzy资金循环受shzy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它要求自己的每一循环阶段和形态转换,都环绕着为shzy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一shzy再生产目的而运动。zbzy条件下的资本循环,则受到zbzy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这一循环过程,始终是环绕着剩余价值这个zbzy再生产目的而运动的。shzy资金循环的基础是shzy公有制,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把各个国营企业单独的资金循环有计划地联结在一起,使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shzy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不是自发地由各国营企业从它自己的社会纯收入中去解决,而是由shzy国家按照shzy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把各个国营企业上缴的社会纯收入集中起来,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资金之所以不是资本,不在于它的运动形式,而在于它服从什么目的、在什么关系中运动,在于各个企业的社会纯收入能不能自发地变成本企业自我扩张的手段。这个区分是对的,而且它恰好提示了资金向资本转化的条件:一旦企业的纯收入可以由企业自己留下来、自己决定投向、围绕收益率去扩张,资金就开始向资本转化了。
它区分了政治挂帅和利润挂帅,而且它对利润的批评有相当的经济学内容:
当各类产品的价值转化为计划价格时,计划价格常常和价值相背离,而且,不同产品的计划价格同价值背离的情况又往往不一样。因此,用同样多的劳动耗费,生产不同的产品,就会得到不同的利润。可是产品利润率的高低并不反映社会对这些产品需要的程度。利润率高的产品,不一定是社会所急需的,同样,利润率低的产品也并不说明是社会所不急需的。如果片面追求利润,就会使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尖锐起来,就会离开shzy生产目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从而走上利润挂帅的zbzy生产的道路。
在计划价格之下拿利润率做企业的最高指标,会使生产偏离社会需要,这个判断是有分量的。它还坚持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并重,产品的品种、产量、质量和产值、利润同时考核,这在当时也是清醒的。
它提出了劳动群众掌握领导权的问题,而且讲得很透:
领导权掌握在广大劳动群众手里,是指广大劳动群众在d的一元化领导下,真正以主人的身份直接参加企业的领导和管理,突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种旧的社会分工的界限,抓大事,管路线,掌方向,按照wcjj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改造企业。广大群众这种领导企业的权利,是shzy公有制性质的体现。不能认为,劳动群众对shzy企业没有领导权,只有在某些人领导下的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掌握企业的领导权,这是劳动群众的根本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其他权利也就没有保障。
shzy企业的领导权如果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而是实行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就会造成劳动群众实际上同生产资料分离。
“劳动群众实际上同生产资料分离”,这句话已经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复辟的本质是劳动者同生产条件的重新分离。如果沿着这句话往下挖,本来可以写出一套关于生产资料处分和劳动过程控制的分析来。
它正视了两种公有制,而且用上海郊区的实例说明了集体所有制内部的级差收入:同样的劳动投入,土质好的“俞塘片”和土质差的“松片”亩产差两百多斤,靠近市区的生产队能弄到工业废水废渣作肥料、运输省工,农本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点七,离市区远一点的就要占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五。这是从实际出发对两种所有制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不平等的具体分析。它还区分了个别富裕和共同富裕,在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上主张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手上的扫描本这一节恰好缺页,没法引原文)。
可是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最后都被法权这根主线拖住了。资金和资本的区分,没有发展成对资金在什么条件下转化为资本的分析,而是归结为“限制价值规律”;劳动群众掌握领导权,没有发展成对处分权、指挥权和剩余支配权的制度设计,而是归结为“路线正确与否”;两种公有制的不平等,没有发展成对过渡条件的经济分析,而是归结为“所有制范围内的zcjj法权”。更严重的是,它在理论上把一切关系都推成了阶级关系:
因此,人民内部的shzy相互关系,归根到底也就不能不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为shzy和zbzy的是非关系。
shzy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jjdz,存在着zcjj法权,因而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
“存在着zcjj法权,因而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这个“因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不合法的推论。法权既然无处不在,阶级关系也就无处不在,领导和群众之间、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工人和工人之间的是非,“归根到底”都成了shzy和zbzy的是非。jjdz理论的扩大化,在这里有了它的政治经济学根据。
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就如此。这本书讲按劳分配,讲“承认差别,反对高低悬殊”,讲巴黎公社原则,可是它在实践中对应的,是计件工资的取消、奖金的批判和劳动报酬的长期压抑,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它讲劳动群众掌握领导权,可是群众参加管理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三结合”“两参一改”在运动退潮以后很难自己延续;它讲限制干部的高薪和特权,可是干部的级别待遇照旧存在。理论和实践没有紧密结合,这本书写得越系统,它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就越明显。它在1976年9月定稿,一个月以后,它所论证的那条路线就结束了。
这本书的教训,可以归结为两条:它以法权为起点,这是第一个错误,因为法权是一个分配尺度,不能充当生产关系分析的出发点;它仿照《资本论》从商品开始,这是第二个错误,因为商品不是shzy经济的细胞,从商品出发只能把zbzy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连同它的叙述次序一起搬过来。两个错误叠在一起,整本教科书就只能一边详细地分析商品经济的范畴,一边从外面给这些范畴贴上阶级的标签。它有许多真知灼见,但它的体系决定了它不可能从内部说明zbzy是怎样复辟的。
前面都是在破。破完了,题主的问题还在那里:新兴zcjj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个过程应当怎样描述?机理是什么?我们试着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出发,给出一个替代的解释。
为什么要从再生产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讲简单再生产的时候,开头就说:“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讲到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可见,把zbzy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某个资本家可以破产,某个工人可以换一家工厂,但只要生产资料仍然作为资本同劳动者相对立,这套关系就会通过新的个人一轮一轮地延续下去。社会关系之所以是客观的,正在于它有超出具体人员更替的稳定条件。放到shzy上也是一样。与其问“谁是zcjj”,不如问:在每一轮生产当中,劳动者同生产条件的结合方式是怎样被重新生产出来的?是越来越由劳动群众共同掌握,还是越来越由同生产者相分离的少数人支配?一个社会的性质,要在这种反复进行的运动里才能看清楚。
那么什么样的提法才是科学的?我们主张,与其用“zcjj法权”去笼统地概括,不如直接去问生产关系里实实在在的几件事。第一件,工厂、土地、机器、资金往哪里投,企业设不设、并不并、关不关,生产资料能不能转让,这些事情由谁说了算,凭什么说了算。第二件,活儿怎么干,机器怎么用,岗位怎么排,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怎么定,技术和规章由谁掌握、由谁检验,这些事情由谁说了算。第三件,干出来的东西除去补偿和个人消费以后,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归谁用,是用于全社会的积累和公共事业,还是被某个部门、某个集团拿去扩张自己;用途公开不公开,劳动群众能不能改变积累的比例。第四件,干部从哪里选、凭什么选,教育向谁开放,知识上的优势能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劳动群众怎样理解国家和共同利益。这四件事,前三件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过程的组织和剩余劳动的占有,第四件是使前三件得以延续的政治和思想条件。
回头看法权论,我们会发现它其实碰到过这里的每一件事。桥讲的领导权,教科书讲的“劳动群众实际上同生产资料分离”,说的是第一件和第三件;“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说的是第二件;“红”与“专”之争、教育gm,说的是第四件。它的问题不在于没有看见,而在于把这些都叫作法权,于是每一件事各自的道理就没有被讲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条判断的原则:一项政策是什么方向,不看它采用了什么形式,而看它在这几件事上改变了什么。扩大企业自主权,如果同时扩大了劳动者对企业决策的参与,又受着全国计划的约束,那可能是shzy关系的发展;如果只扩大了管理层对资产和剩余的支配,削弱了劳动者的发言权和计划的约束,那就是在往另一个方向走。同样,压低工资差别,如果管理权限依旧封闭,劳动群众对生产的掌握并没有增强,也未必就是shzy关系的前进。
这样一来,“两种倾向”“两条道路”就有了确定的内容。shzy的倾向,是这几件事越来越由劳动群众共同掌握,过去积累的共同劳动成果越来越成为劳动人民继续解放自己的力量;zbzy的倾向,是这几件事越来越集中到同生产者相分离的少数人手里,先是不受制约,再是排他,再是可以变成个人或集团的财产,最后使生产服从价值增殖。这两种倾向之间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不对称。马克思讲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说过,zbzy生产方式一旦确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zbzy关系一旦站住了脚,就可以靠劳动者不出卖劳动力就活不下去这个经济事实自发地再生产,它既不需要劳动者的认同,也不需要持续的政治动员;shzy关系却不一样,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计划的社会性、剩余的公共使用、劳动者对生产的参与,处处都需要有意识的组织、政治上的决定和群众的实践去一次次重新确认,一旦这种有意识的再生产中断,公有财产就很容易变成某些人可以处分的对象。这不是说shzy注定失败,而是说它比zbzy更依赖主体的条件,所以shzy时期的jjdz不可能在某一天宣告结束。教员对复辟危险的警觉,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深刻根据的,只不过根据不在法权,而在这个不对称。
阶级的形成又该怎样解释?我们设想一个可能的过程,注意,是可能,不是必然。起初,厂长负责生产管理,他的权力来自国家的授权,资源怎么配置、剩余怎么使用受计划的约束,他本人也可以被撤换,这时存在的只是职能上的分工和权力上的差别。往前走一步,一部分管理人员通过资源分配、干部任用、企业经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特殊利益,有了共同维护既有安排的动机,社会分层这时开始有了向阶级分化发展的可能。再往前走一步,某个集团能够持续地支配重要的生产资源,稳定地控制别人的劳动过程和社会剩余,并且有制度保障这种控制,个别成员退出了,集团的支配地位照样延续。只有当这种关系进一步使这个集团系统地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把它叫作一个阶级。
这里要警惕一种滑坡式的论证:劳动分工产生职能差别,职能差别产生特殊利益,特殊利益产生阶层,阶层自然发展为阶级。每一环看着都像那么回事,合起来却把可能性的叠加当成了必然性。事实上管理者的特殊利益至少可以有三个方向:他可以维护既有的国营企业制度,因为他的职位和待遇恰恰是这个制度给的;他可以推动公有制框架之内的管理改革;他也可以推动把管理权变成私人财产权。三条路都可能符合某些管理者的利益,彼此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先后。“管理者想要更多的利益”只是一种行为动机,还不是阶级形成的动力。真正的动力在于:当既有的生产关系对某个集团取得和维持利益的方式构成了约束,而新的经济条件又让它能够更稳定、更直接地取得收益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力。
苏联最后几年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的样本。1987年的《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扩大了企业在计划、价格和收入分配上的权限,1988年的《合作社法》允许设立从事生产、商业乃至金融活动的合作社。这两项改革单独看都还在公有制和计划的框架之内,都还可以调整,可是两者一结合,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机制:国营企业附设合作社,以计划价格拿到的物资经合作社按市场价格卖出去,国家价格体系里的差额于是变成了少数人手里的货币积累。到1992年以后价格放开、证券私有化,再到所谓“贷款换股份”,此前积累起来的货币和关系网络才转化为对大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我们看这条链条里真正起作用的东西:管理权,价格双轨,私人积累的通道,法律对新财产的确认,劳动者变成雇佣劳动者。工资的高低在这里几乎无关紧要。
还要看到生产关系的另一端。马克思说:“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新zcjj的形成和新的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只研究管理人员怎样变成资本家,而不研究劳动者怎样从享有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公有企业职工,变成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人,就没有触及整个生产关系的变化。教科书那句“劳动群众实际上同生产资料分离”,指的正是这一面。
那么,变化在什么时候从可以纠正变成难以逆转?我们认为不在某一部法律、某一个日期,而在若干相对独立的变化开始互相支撑的时候:生产资料的处分权和收益权,从可以由公共程序收回的经营授权,变成了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或法人的财产;劳动者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从由公有单位和公共财政保障,变成了主要靠工资在市场上去买;国家的财政和就业越来越依赖资本的投资和盈利;对外的债务和外国资本从外面锁住了国内政策的调整;新一代的管理人员和知识人员把新的关系当成了天经地义。这些变化单独出现的时候都还可以纠正;一旦互相支撑,要逆转其中任何一项,就得同时改变所有的关系,而这些关系这时已经创造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力量。
按劳分配在这个框架里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它是公有制基础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规则,不是阶级的发源地。它和两种倾向有没有关系?有,但关系是间接的、有条件的。如果工资差别只影响个人消费,那它是一个需要随着公共消费扩大而逐步缩小的历史限制,而不是需要“限制”的敌人;如果某些岗位的待遇连带着住房、医疗、信息和子女受教育的机会,那它就超出了当期的消费,开始影响下一代进入知识和管理岗位的条件,这时候要处理的已经不是按劳分配本身,而是职务待遇和优势的代际传递;如果某些收入根本不是来自劳动,而是来自职权、价差和侵占,那它就不属于按劳分配,而是对按劳分配的违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区分,而不是一概“限制”:真正按劳动评价的报酬差别,应当保障和兑现;行政级别带来的特殊待遇,应当公开,受群众检查;凭职权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应当作为对公有财产的侵占来处理。与此同时,社会把更多的需要转由公共消费来承担,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公共消费基金越扩大,工资差别就越难直接转化为生活机会和下一代机会上的全面差别。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完全超出zcjj法权的狭隘眼界,这才是那条物质的道路,而不是靠压低劳动报酬、号召“不计报酬”。
最后,怎样走向gczy?shzy的积累要承担双重任务:它既是物质生产能力的积累,也是劳动群众共同管理社会生产的能力的积累。如果钢铁和产值增长的同时,管理知识、信息和决策能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职业集团手里,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加深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分离。普及教育,缩短劳动时间,公开经济信息,让劳动者学会看预算、懂技术,实行岗位轮换,让群众组织有独立调查和审计的能力,这些投入未必马上就表现为更多的钢铁,却决定了下一轮的计划能不能少依赖一点少数管理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讲自由王国的时候说,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劳动群众只有在必要劳动之外有了时间,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对社会生产的共同掌握。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群众监督、群众参与、工人管理都不是万能的钥匙。监督机构一旦常设,就需要专职人员和经费,监督者自己也可能变成一个脱离群众的专门层次,于是又有了“监督者由谁来监督”的问题;群众的参与受知识、信息和时间的约束,没有必要的训练和余暇,参与就容易沦为仪式;参与如果只限于本单位,就会形成单位本位的利益,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就没有阻止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没有证据、申诉和人身安全保障的“群众监督”,会伤害它所依靠的群众;群众的批评还可能被一部分掌权者拿去打击另一部分掌权者。shzy生产关系能不能持续再生产,取决于公有制和全国计划的基础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公共消费的扩大和教育的普及、知识的社会化、保障权利和程序的法制、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有利的国际条件这些因素的结合,而不是靠任何一种制度的自动运转。shzy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保证,这本身就是shzy时期jjdz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回到题主的问题,zcjj法权为什么产生新兴zcjj?我们的回答是:zcjj式的分配权利本身并不能产生zcjj。能够产生新zcjj的,是生产资料的处分、劳动过程的指挥、社会剩余的支配以及干部和知识的培养这些权力从劳动群众手中分离出去,被少数人排他地掌握,进而能够脱离可以收回的授权而自我延续,并且最终同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重新分离互相支撑起来的过程。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工资差别在这个过程里可以充当条件、手段或者表现,但不是这个过程本身。
讲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既然苏联、东欧,包括走了不同道路的其他shzy国家,最后都经历了zbzy关系的重新扩张,那是不是说明复辟本来就是必然的?法权论说“新zcjj分子的出现不可避免”,岂不是说对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把偶然和必然的关系讲清楚,否则很容易掉进两种结构相同、方向相反的目的论里去。
我们先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谈偶然性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正在战斗的时候给库格曼写信说: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它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列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里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在给博尔吉乌斯的信里,他又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还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这些话常常被人拿来证明一切都是必然的,其实它们恰恰需要放在具体的语境里理解。我们至少要区分几种不同意义上的偶然。一种是认识上的偶然:某件事看上去偶然,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它的原因,原因一旦被认识,偶然性就消失了。这是机械决定论唯一承认的偶然。一种是不同因果系列相遇意义上的偶然:几个各自有其必然原因的过程,恰好在某时某地碰到了一起,而它们的相遇本身不能从其中任何一个过程的规律里推出来。某位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某一年的歉收,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的涨落,各有各的原因,可它们恰好同时作用于一场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点就不能从改革本身的逻辑里推出来。还有一种是结构未定意义上的偶然:在某一个历史时刻,社会结构本身容许不止一种发展方向,各种力量的对比还没有分出胜负,行动者的选择有实实在在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所说的“加速和延缓”,恩格斯所说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承认的正是后两种偶然。
恩格斯所说的“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说的是在长时段里大量偶然事件相互抵消之后显现出来的总的趋势,而不是说每一个具体的历史转折都有一个预先写好的结局。“把这个人去掉,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前提是存在着产生这种人物的稳定的社会需要;而在两种再生产倾向相持不下的时刻,恰恰缺少这样一种单一而稳定的社会需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说的那句话,在这里格外贴切: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里批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说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十月gm本身就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沙皇政权崩溃、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能力的相遇中实现的转折。shzy的诞生不是由某种抽象的历史必然自动完成的,它的倒退同样不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向唯意志论让步,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从线性的阶段论中解放出来,使它能够说明具体形势中的具体转折。
所以我们所说的偶然性,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任意性,而是存在于两个层次之间的一种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结构性的可能性:shzy经济制度内部存在着某些具体的矛盾,它们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客观条件,也划定了可能行动的范围,什么都可能发生是不对的。第二个层次是历史实现的偶然性:哪些人取得了决策权,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改革方案,改革成不成功,国际经济环境怎样变化,都可能影响这些矛盾实际朝哪个方向发展。布伦纳研究欧洲从封建主义向zbzy的过渡时就发现,面临相似的人口压力和商业扩张的不同地区,因为实际的社会财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二十世纪的shzy国家也是这样,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匈牙利都搞过不同形式的市场化改革,具体的结果和路径并不相同。匈牙利的例子尤其能说明问题:1968年的“新经济机制”扩大了市场调节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仍然保留着社会所有制和国家计划的基本框架;七十年代又有过一定程度的重新集中;直到八十年代末公司法通过,国营企业向公司形式转变,产权关系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可见市场化改革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制度后果,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可逆的。与其去找一个抽象的“不可逆转的时刻”,不如追问:zbzy生产关系在什么条件下,从一种受现有制度约束的经济形式,变成了能够制约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支配性关系?
对过渡社会来说,偶然性的分量比在一个已经稳定下来的生产方式里要大得多,而这一点本身又是由过渡社会的结构特点决定的。我们前面说过,zbzy关系一旦确立,就可以靠“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自发地再生产;shzy关系却需要有意识的组织和群众的实践不断地去重新确认。在这样的社会里,一种关系能不能稳定下来,取决于它能不能在一定的时间里建立起自我再生产的机制,于是马克思所说的“加速和延缓”就不再只是一个速度问题,速度的差别本身就可能决定方向:一场改革如果在几年之内被纠正,它只是一段插曲;如果在同样的时间里已经造成了新的财产关系和新的社会集团,它就成了新的起点。阿尔都塞把这种情况叫作“过度决定”:现实历史中的矛盾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国际的矛盾各有各的作用方式,并在特定的形势中汇聚。中央计划和企业自主之间的矛盾,既可以推动计划的改进,也可以推动企业自治,还可以推动市场化乃至产权的变革,哪一种方案成为现实,不是由这个矛盾本身单独决定的。
那么,偶然的变革在什么条件下变得不可逆?我们在上一部分说过,门槛不在某一部法律、某一个日期,而在财产关系的人格化和法律化、劳动力再生产的市场化、国家财政和就业对资本的依赖、对外经济关系的制约、新一代管理人员和知识人员观念的常规化这几项变化开始互相支撑的时候。这几项变化单独出现时都还可以纠正:经营授权的扩大可以收回,个别领域的市场化可以重新纳入计划,对外借款可以偿还,观念也可以在新的实践中再变。可是财产权利一旦受到法律保护,新的所有者就有能力影响立法和政策;劳动者的生活一旦依赖市场工资,他们就容易把企业的盈利同自己的饭碗联系在一起;国家财政一旦依赖资本,任何收回财产的措施都会表现为对增长和就业的威胁;外部债务又从外面把这一切锁定。这时候一项变革之所以难以逆转,不是因为它在法律上被宣布为不可逆转,而是因为逆转它需要同时改变所有互相支撑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已经创造出了维护自身的社会力量。苏联从1987年的企业法、1988年的合作社法,到1990年围绕“五百天计划”的激进方案和政府较为渐进的方案之间的争论、最高领导层在两者之间的摇摆,再到1991年的政治事变、1992年的价格放开和证券私有化,每一步在发生的时候都存在其他的选择,而每一步又为下一步准备了条件、造就了推动者。偶然性和必然性在这里不是两个可以分开称量的因素,而是在时间中互相转化的同一个过程。
偶然又怎样转化为必然?关键在于:zbzy关系一旦越过门槛、取得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就会生成一种新的结构性的必然。它至少从三个方面改变了下一个时期的历史条件。第一,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新的社会集团,私人企业主、投资者和雇佣劳动者在新的经济关系中各就各位,新的资本所有者通过企业组织、行业协会和政治参与形成维护现有制度的共同利益,原来由政策选择产生的关系,开始创造维护自身存在的社会力量。第二,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开始依赖新的关系,私人企业成为就业、投资和税收的重要来源,国家制定政策时就不得不考虑资本的投资行为,即使想改变方向,也得面对新关系已经造成的实际条件。第三,新的关系改变了劳动者自身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靠在私人企业就业维持家庭生活,他们的日常利益就同现有的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时候要改回去,就不再是调整政策,而等于另一场社会gm。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会觉得几乎所有的shzy国家都“必然”地走向了复辟。可是这种必然并不存在于变化发生之前,而是在变化发生之后由新的生产关系创造出来的。
阿尔都塞晚年关于“相遇的唯物主义”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过程说得更清楚:一种生产方式的出现,来自各有不同来源的要素在特定条件下的“相遇”和“凝固”;结构一旦凝固,就会表现出可以认识的客观规律。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三阶段的模型:偶然的制度变革,新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产生自身的再生产机制。每一个阶段都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制约,又各有不同的历史可能性。这个模型既承认历史转折的偶然性,又能解释新制度建立以后的结构性动力,因而可以同时避免两种单线的解释:一种把复辟说成shzy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一种把复辟说成几个人的背叛。巴里巴尔在《读〈资本论〉》里讨论生产方式的过渡时也提醒过,过渡需要单独研究其结构性条件。新的生产关系不仅创造新的阶级,还会重新组织原有的社会矛盾。中央计划和企业自主权之间、社会所有制和具体的经营管理权之间、国家积累和企业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原本各有各的性质,可以长期并存而不发展为统一的阶级对立;一旦zbzy关系取得了支配地位,原来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管理者可能成了资本所有者,原来围绕行政资源展开的竞争变成了资本之间的市场竞争,原有的矛盾通过新的生产关系获得了新的统一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时候说过一段话: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又说:“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这两段话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只有在zbzy关系已经形成以后,我们才能辨认出此前哪些变化构成了它的前提,事后的分析因此具有正当的认识价值;另一方面,事后辨认出来的前提,并不意味着这些前提在当时只能导向这一个结果。猴子身上有“高等动物的征兆”,并不证明猴子注定要变成人。
把这两层意思混在一起,就会产生两种方向相反、结构相同的目的论。一种是复辟必然论:既然最后走向了zbzy,那么从管理制度、工资差别、干部特权出现的那一天起,shzy就注定要被颠覆,shzy本身只能是一个产生新阶级的制度。法权论推到极端,就会滑到这个结论上去:只要有法权,新zcjj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另一种是转型必然论:既然shzy国家先后都搞了市场化和私有化,那就证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违背了经济规律,zbzy是现代化唯一可能的归宿。两者都把多种力量在具体形势中斗争的结果,回溯成了从起点就已经写定的命运。前者取消了shzy内部另一种发展方向的现实性,后者把一种生产关系的历史胜利说成了永恒的自然规律。教员在《矛盾论》里说过,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既然矛盾双方的地位可以转化,任何一方的胜利就都不能被事后追认为一开始就已注定。
这也决定了我们所说的“结构性必然性”的确切含义。它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如果一种生产关系已经取得了自我再生产的能力,那么在它的支配下,社会就会产生相应的阶级位置、利益结构和行为方式。它不是历史本身的必然性,而是一种已经确立的结构的再生产规律的必然性,所以它本身也不是永恒的。zbzy关系确立以后,同样会产生它自己的矛盾:雇佣劳动者的形成,为新的劳动者运动准备了条件;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也会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现。新的必然性划定了下一个时期斗争的条件和范围,却没有取消斗争本身。历史社会学里关于“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关键节点上,结构的约束相对松动,行动者的选择影响较大;某一条路径一旦确立,自我强化的机制会使后来的改变越来越困难,但这种困难来自具体的机制,因而可以通过考察这些机制来分析,也可能在新的危机中重新松动。休厄尔则把历史事件理解为结构的转变,即在一定的形势中,原有结构的若干环节被重新组合,产生出新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同这些研究的区别在于,它不把路径的自我强化仅仅理解为制度的惯性或者交易成本,而要进一步追问:究竟是哪一种生产关系在自我再生产,哪些阶级从这种再生产中取得自己的地位?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对阶级分析很要紧的方法:研究shzy社会的阶级问题,既不能拿最终的结果倒推全部的过程,也不能因为结果还没有出现就否认过程中的阶级倾向。正确的做法,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追问:当时存在哪几种可能的方向?它们分别由哪些社会力量推动?哪些制度变化正在为某一个方向创造自我再生产的条件?哪些变化还可以逆转,哪些已经开始互相支撑?
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现象:zbzy关系可以先于成熟的zcjj而形成。历史并不一定是先形成一个完整的新zcjj,再由它去发动复辟;完全可能是新的产权制度、市场关系和国家政策反过来参与创造了承担资本职能的社会集团。一个人在1992年成了私人企业主,并不能证明他在1972年就已经具有同样的阶级地位,人员的连续不等于关系的连续。这正好是对法权论那种叙事的一个修正:不是先有一个阶级,再由它去复辟;而是在两种再生产倾向的斗争中,某些集团逐步取得或者失去排他的支配地位,新的阶级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或者形成不了。jjdz先于阶级,并且塑造阶级。
在这个过程里,劳动者也不只是被动的承受者。许多关于“官僚阶层”的理论,只解释领导人和管理者怎样选择,仿佛解释了他们,就解释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可是历史上劳动者有时恰恰会支持被叫作“zcjj倾向”的东西,有时又会在劳动条件恶化以后起来反对它;波兰团结工会1981年的纲领提出“自治的共和国”,既要扩大市场机制,又要建立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的社会企业,最后形成的制度却同这些最初的诉求大相径庭。恩格斯说“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通过现实的社会成员的行动才能实现,研究阶级形成的动力,就必须同时研究社会结构怎样塑造行动者,行动者又怎样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社会结构。
据此,我们可以把shzy时期的jjdz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倾向之争:shzy关系在社会再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zbzy的因素以政策倾向、局部关系和思想观念的形式存在,管理层的特殊利益还没有脱离可以收回的授权,斗争的结果高度可逆。第二个阶段是关系之争:zbzy关系已经在某些部门和环节中形成,开始具有一定的自我再生产能力,但还没有取得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支配地位,两种逻辑处在相持和竞争之中,可逆性在下降。第三个阶段是阶级之争:zbzy关系通过资本积累、雇佣劳动和市场强制取得了对社会再生产的支配地位,新的zcjj已经形成并能够再生产自己,这时候要回到shzy关系,就需要一场重新改造生产资料占有、投资、劳动和产品分配的社会gm。法权论最大的错位,就在于它用第三个阶段的语言,敌我、阶级、专政,去处理第一个阶段的问题,于是在可逆性最高、最需要改变制度条件的时候,斗争的锋芒却落到了具体的个人身上。
写到这里,我们该老实交代这篇回答的边界了。它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指出法权论的不足,一个分配尺度的范畴被要求承担生产关系的总体分析和阶级发生论的任务,它承担不起;二是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出发,去看生产资料由谁处分、劳动过程由谁指挥、社会剩余由谁支配、干部和知识由谁培养,去区分职能上的差别、特权阶层和新的阶级,去看偶然的变革在什么条件下变得不可逆。可是框架只是框架,真正的难题我们只是把它摆了出来,并没有解决。
第一个难题,劳动者怎样才能真正掌握生产资料的处分权?“全民所有”既不能被理解成中央机关拥有财产,也不能被理解成本厂工人拥有本厂的资产。基层劳动者的直接管理和全国范围的计划协调,是同一个社会所有关系的两个尺度,可这两个尺度在现实中总是互相拉扯:放权给基层,容易局部化、单位本位;集中到上面,又容易官僚化、封闭化。上海那本教科书说“掌握企业的领导权,这是劳动群众的根本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其他权利也就没有保障”,教员在读苏联教科书的时候也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看作shzy制度下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这个方向是对的。可是在一个几亿人口、成千上万个生产单位的大生产里,这种管理具体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实现,又怎样才能在运动退潮和领导更替以后继续存在下去?二十世纪的经验给出的答案,至今都是不完整的。
第二个难题,劳动者怎样通过gcd这一中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wcjj需要自己的先锋队把分散的斗争提高为政治力量,这是十月gm以来被反复证明了的;可是恰恰因为计划、投资、任免这些关键的经济权力要通过d的领导系统来运行,d也就成了两种再生产倾向交锋的场所。这个中介怎样才能始终保持为劳动者自己的中介,而不在长期执政中变成一个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独立力量?巴黎公社的原则,普选、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给出了一部分答案;群众监督给出了另一部分答案;可是我们也看到了,监督会形式化,参与会局部化,群众的批评会被派系利用。中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里最难的问题之一,这篇回答没有能力回答它。
第三个难题,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怎样同集体利益统一起来?法权论的办法是压制个人利益,要求“政治挂帅”“不计报酬”,结果是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按劳分配本身都没有兑现,最后反倒为另一个极端准备了群众基础;而它的反面,把个人物质利益当作经济的唯一动力,又会一步步把劳动者重新变成只能出卖劳动力的人。列宁说要“借助于伟大gm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这是一个方向,但“结合”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直接利益、局部利益、整体利益之间没有自动的一致性,它们的统一只能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历史地形成的结果。公共消费的扩大,劳动时间的缩短,经济信息的公开,跨单位的计划参与,基本生活不依附于本单位的管理层,这些都是必要条件,可是哪一组条件是充分的,没有人知道。
这三个难题说到底是一个问题: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怎样不断扩大对自身社会生活条件的共同掌握,使过去的劳动成果成为劳动人民继续解放的力量,而不是重新变成统治他们的异己力量?
法权论的历史功绩,在于它没有把公有制的建立当作问题的终结,而是逼着人们去追问: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者是不是真的成了主人?它的历史局限,在于它用一个错误的提法去回答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个问题连同那个提法一起扔掉,而是换一套能够深入生产关系的概念,把这个问题重新问一遍。马克思在写《哥达纲领批判》时附信说“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那么,比一个现成的答案更值得留下来的,是这个问题本身。
当时谈zcjj法权,最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既要利用,又要限制”。桥在《论对zcjj的全面专政》里说:
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
上海那本《shzy政治经济学》讲分配时说:
表现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既要实行“按劳分配”,又要对按劳分配体现的zcjj法权加以限制。
讲价格时说“要根据shzy的价格政策,利用和限制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讲货币时说要“自觉地利用货币流通规律,在货币流通过程中限制zcjj法权”。
这套说法其实有来历。同一本教科书在讲所有制改造时写道:
根据民族zcjj的两面性和民族zbzy经济的两重作用,教员为我d制订了对民族zbzy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zbzy工商业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逐步地对它们进行shzy改造。
“利用、限制、改造”原本是针对民族zbzy工商业的政策。在那里,被利用和被限制的对象是清楚的:它是一个外在于shzy经济的阶级和经济成分。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可以分得开,增加生产、扩大交流、维持就业是一面,剥削工人、唯利是图、生产无政府状态是另一面。它最后的去向也是确定的,就是改造。可是到了七十年代,这个公式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身上,问题就来了。这些东西不是外在于shzy的一个阶级,而是shzy经济自身运转所离不开的形式。同一个按劳分配,既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shzy原则,又是“zbzy得以产生的土壤”;同一个货币,既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来管理shzy生产”的工具,又是“产生zbzy和新的zcjj分子的土壤”。说要利用它,又说要限制它,利用的是什么、限制的又是什么,始终没有说清楚。
这种含糊不是偶然的措辞问题,而是zcjj法权概念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法权从按劳分配的同一尺度,一步步扩到了工资等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货币、两种所有制、领导和群众的相互关系,最后成了一个包罗各种旧社会残余的范畴。凡是还没有达到gczy的地方都叫法权,于是理论上它们都是“zcjj性质”的、是“土壤”;可是现实中它们一样也取消不了,取消了经济就转不动。理论说它们都是zcjj的,现实说它们都是必需的,“既要利用,又要限制”就是用来调和这两句话的办法。它没有解决矛盾,只是把矛盾原样保存了下来。
后果也很实际。既然说不清限制什么,限制的分寸就只能随政治风向摆动:1958年取消计件工资,六十年代调整时期又部分恢复,七十年代再批物质刺激。被限制得最厉害的往往是工人凭劳动多得的那一部分,凭职权取得的待遇和非劳动收入,倒常常在“利用”的名义下保存了下来。按劳分配本身也就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兑现。
要走出这个含糊,就不能在同一个形式上一边利用一边限制,而要分清这个形式在具体关系中起的是什么作用。按我们前面的分析,大致可以这样划分:
应当保障和利用的:
- 真正按劳动评价的报酬差别,这不是要限制的对象,而是要认真兑现的原则;
- 两种公有制之间、国营单位之间的商品交换;
- 作为计量和流通手段的货币;
- 作为核算工具的价值核算;
- 在统一计划下运动的资金。
前面引过斯大林的话:“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这些形式服从共同计划、服务于共同需要的时候,就是shzy经济的工具。
应当限制乃至取消的:
- 凭职务和级别在共同规则之外取得的特殊待遇;
- 凭职权、价差、侵占取得的非劳动收入;
-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通道;
- 企业把纯收入留给自己、围绕利润率去扩张,也就是资金向资本的转化;
- 生产资料处分权和剩余支配权被少数人排他地掌握而不受群众制约;
- 这些优势通过教育和关系网络向下一代的传递。
不能靠“限制”、而要靠“发展”去克服的:按劳分配本身的历史局限,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同一尺度衡量不同的人。这要靠扩大公共消费、普及教育、缩短劳动时间,一直到“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才能真正超出zcjj法权的狭隘眼界。靠压低劳动报酬、号召不计报酬,是超不出去的。
这样分开以后就会发现,利用和限制并不是对同一个东西的两种态度,而是对两种不同关系的不同态度。该保障的是服务于共同生产的形式,该限制的是把这些形式转化为排他支配和资本关系的那些环节。“既要利用,又要限制”之所以说不清,是因为它把这两种关系都装进了“zcjj法权”一个名字里。
#资产阶级 #历史 #社会主义 #人文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