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和实践
心理危机的界定：存在具有重大心理影响的事件和决定，引起急性情绪紊乱、认知障碍、躯体不适和行为改变，当事人用以往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能应付，心理危机的界定太模糊，范围太大。
短程的帮助过程，是对处于困境或遭受挫折的人予以关怀和帮助的一种方式。
目睹或经历以下创伤事件：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如交通事故、火灾、矿难等），暴力事件（范围大到战争、恐怖事件，小到被强奸、抢劫、斗殴），重要丧失（如地位、财产、社会关系如婚姻、亲人、自由等）。
现在都蛮重视心理问题，有时会过分严重的危机会导致一个人一蹶不振，似乎经不起严重的心理打击，我们做专业工作的人员，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人经历过创伤、丧失，不一定会走向不好的一面，人是有应对修复能力的。
从广义上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一直在经历心理危机，几乎都是从危机当中成长起来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可能面对不同的分离、失落和突变，比如小时候心爱的玩具的丢失、因搬迁与好友分离、失恋等。然而不要低估当事人的应对能力。
死亡带来的哀伤，是狭义的哀伤，危机干预中这是一块非常突出的内容，学习心理咨询过程中，有一个课叫“哀伤辅导”，危机干预的范围会更加广泛。
哀伤是一个人成长的历程，换言之，心理治疗师的定位是帮助当事人度过最艰难的时候，处理最困难的情绪，有助于当事人更好的整合。
有些人人生阅历丰富，我的理解是，是某种程度上，TA不得不去比较多地承受这样的经历，也许更加能够经受住考验。而不是压抑与逃避无助于它的消失，经历过程中的种种痛苦有助于人们将哀伤的力量升华。
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比较重视的是宣泄，鼓励当事人去体验丧失，有助于当事人更好地整合。这和生活中我们一般的做法不太一样，常规做法是，如果当事人在哭，大家会去劝解，说不要哭。其实说到底，当我们想要去劝慰一个人不要哭，也许不是当事人受不了，而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受不了，是否是这样呢？大家可以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感受一下。
说说容易，在危机干预的实践工作中，只要是作为普通人，都会感受到当事人的痛苦，必须要去一起承受的。当事人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痛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疗师是否能够承受。
举个例子来说明，汶川地震的时候媒体报道过一个小男孩，他目睹自己的父母在地震中被压死的惨状，大家对他寄予了很多的同情和关怀，希望他可以振作起来。
然而在周围人对他进行工作、陪伴的过程中发现小男孩有闪回的现象出现。他当初目睹的惨状像放电影般一幕幕的在脑海里出现，挥之不去，在晚上的噩梦中、白天的想象中或者说回忆中。这让他非常痛苦，想摆脱却摆脱不了。
我们作为旁观者，许多人感觉非常揪心，父母就这样没了，自己每天还要不断重复体验这个创伤画面。于是有人呼吁：心理专家在哪里？怎么就帮不到小男孩了呢？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很多人都想帮他，尺度没掌握好，过度了，所谓过度，就是说太过想帮他，希望他快点恢复过来，不要再每天如此痛苦的生活，因此采用了满贯疗法。
本意是希望他适应这种创伤体验，于是连续7小时让男孩子主动想象他害怕看到的情景，在操作原理上没问题，对于害怕的东西需要反复接触，最后达到适应。
然而一般是针对不太情感色彩的恐惧症，可以用满贯疗法。对于在一个月之内发生的，孩子经历的这种创伤，采用这种暴露方法，那是周围人看着揪心，作为专业人员被赋予很多职业期待，在这种高度期待下做危机干预时，往往会忽略一些基本原则，太想做出成绩来。虽然当时媒体还是从正面报道了这则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小男孩不再害怕这个场景，可能是因为被压抑了很多情感，麻木了。
其实过程中，在短期内小男孩出现的任何反应都是正常，可被理解的，我们需要做的是理解他，而不是因为我们看着太难受，因此不顾一切要付出做点什么，熬也得熬过去。无法指望有一门绝技，施展一下就奇迹般地可以瞬间康复过来。现在感受到的情绪如果不处理好，以后会在其他方面出现代偿。
总的来说，我们要有恰当的方式去面对痛苦、进行宣泄。
要强调的一点是：度过哀伤状态的时间、表达方式因人而异。
应激反应：识别遭遇突然的创伤后会出现的各种反应，在一定时期内都是正常的，是适应的过程。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上个世纪就反复强调，做危机干预千万不要轻易贴标签，当事人出现的情绪反应不管是想法和行为中，哪怕程度再激烈，都是短暂适应的过程，这是我们工作开展的基本立足点。
情绪：震惊、恐惧、悲伤、生气、罪恶、羞耻、无力、无助、无望、麻木、空虚、以及丧失快乐及爱之能力。
一个人遭受到创伤体验，有情绪反应是最为常见的。罗列的各种情绪中，关键还是要看事件的性质，如果遭遇到是受威胁的事情，那一般会体验到极度的震惊、焦虑、恐惧。
又要提到汶川地震中发生的事情。地震发生后三天内我就赶赴现场，过去后遭遇到6级以上的余震，有些人发现余震来了，赶快朝卫生间逃，平息后再出来。没过多久余震又来了，又朝卫生间逃离，其实这次不是余震，而是门口有人把盆掉地上... 整个人处在一惊一乍的高度警觉状态，即便我只是后面赶赴过去，经历的都是余震，也会出现这种一惊一乍的感觉。
地震后一个月，还会有人每天从房间里逃出来几十次，这些都是所谓的“过度反应“，然而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存在，那么在处理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有难度一些。
当遭遇到的一些事件已经是有坏结果的，我们一般会有很抑郁的反应，甚至有些还有一些反应是我们很难面对的，比如羞耻感、无助感等等，此时很容易被情绪所湮没。
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一件事情很难决断到底如何操作，往往到最后会说按流程走，流程是没有情感色彩的，往往想多了就会太过痛苦，承受不了时候需要防御一下。
认知：困惑、犹豫、无法集中注意、记忆力丧失、不想要之回忆、自责。
刚才提到过的”闪回“其实也是一种认知，曾经目睹过的创伤情境一次次地在脑海里重现。然而人是会回避痛苦的，为何又要再次痛苦地重复这个过程呢？
其实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部分，类似于重新经历非常创伤的经历，想着如果再做点努力，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所到底，就是不甘心。
过度自责是经常在危机干预中出现的一种情绪，句式通常为：如果我当初.... 那么现在就....医务人员往往在发生一些医患纠纷后会有极端想法：世界上没有好人；希望得病，看你到后来是否要来看医生等等，会有毁三观的认知出现。这些都是正常的认知过程。
身体：疲倦、失眠、身体疼痛、身体紧张、心悸、恶心、食欲改变、性欲改变。
这里的不舒服有一个前提是没有生理上器质性的问题。国人表达情绪的方式蛮多会采用通过身体的疼痛来呈现，专业上我们叫做“躯体化”。
行为人际：无法信任、无法亲密、失控、觉得被拒绝、被放弃、退缩、工作问题、学校问题。
处理方案
1 脱离创伤事件
使产生进一步创伤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如必要时可提供实际帮助，找到安全住所，或保护当事人不再出现进一步的损失（财产、工作）。
对居丧最初阶段反应的处理
如果希望看所爱的人的尸体，即使已被毁坏，只要有助于适应死亡的事实，就可做。
不愿看到所爱的人的尸体也是可以接受的。有时，死亡过程快而无痛苦，可从这样的信息中可得到安慰。
帮助当事人体认失落，增加生者对亲友亡故的现实感。鼓励当事人谈论逝者，看逝者的生活照，收拾逝者的房间遗物等。
有个很具体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去看亲人的尸体，问心理干预专业人员：最后要不要见一面？作为专业人员你会如何表达？当然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提问，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说，如果去看的话，情绪上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情绪波动，但也会有好处，中国人都比较强调见最后一面；如果不去看，就不会那么痛苦，但也会留有遗憾。如果在交谈中能够循序渐进被理解、能表达，最后有能力去做决定。
因为最后当事人肯定会在时间截点做出选择，看还是不看。我更想表达的是，首先我们要正向表达，也就是说，如果TA去看了就说TA做得好，千万不要因为看到TA痛哭流涕的样子，对TA说，蛮好你不要来看的...一定是从正面的角度去表达：如此难过的时刻都能熬过来很不容易...如果最后决定不去看，那就表达说可以留个美好的完整的形象记忆，也不错，千万不要说，你现在不去看，后悔一辈子...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当事人可以度过最艰难的时光，哪怕当时再痛苦，也许这一页翻过去得会容易些。有时候我们常说，长痛不如短痛，总要去面对的。
2 讨论在创伤事件中发生了什么
看到什么，怎样做的，感觉到什么，那时在想什么，可减少对在创伤事件中自己的反应的负性评价。
生活中如果在下班路上遇到一些什么事，可能是车祸等不太好的事件，到家后总要说的，这个诉说的过程也是处理的过程，如果不让说反倒是会被憋死。
以前有个同事很喜欢央视主持人罗京，在他刚去世那会，这位同事逢人就说罗京如何如何，连续好几天，不管什么场合，看到人拉着就开始谈罗京，替他惋惜。
一些人可能会对自己在创伤事件中出现无助感而感到自责（如认为自己没有为阻止创伤事件做任何努力），而这种负性评价在创伤事件中是一个常见的反应。
以前有个同事很喜欢央视主持人罗京，在他刚去世那会，这位同事逢人就说罗京如何如何，连续好几天，不管什么场合，看到人拉着就开始谈罗京，替他惋惜。
在讲的过程中就有机会表达出当事人的过度内疚自责，如果当时我怎样做会更好，如果当时我......无法表达的话可能会成为心结。
居丧的人需要有哭泣和倾诉有关丧失和感受的机会。
好的聆听者能接受他们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想法（如愤怒，内疚，焦虑，害怕，悲伤），居丧的人可从倾诉中获益。
不过多打断，没有过多的指导，反馈想法和感受（如，“因此你感到好象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开了你。”或“听起来，好象你那时最大的担忧是现在你怎样照顾这些孩子”）。
咨询师此时要以倾听为主，站在对方情绪的点上作一部分回应，这是共情最好的部分。
3 提供对创伤事件的典型反应的宣教，指导在事件后的几小时和几天中怎样应对最好
一个人在遇到创伤事件后发现自己很多的不正常状态，从认知到行为，会不知所措，如果专业人员能够给当事人讲解这些种种都是大家都会有的表现，很正常时，对方也许会释然一些，不会过于紧张，能更好的安排自己接下来的日子。
4 鼓励通过对家人或朋友讲述有关的经历来面对这种创伤
这条和第二条同样都是要鼓励表达，但有所不同。我们中国人经常会强调说：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别往伤口上撒盐，如果家里人一起经过一些痛苦的事，都不太想去触碰伤口，那么气氛就会很沉闷，此时若有人敢直接做表达，说出痛苦的感受，也许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示范。
有个朋友30多岁，老爸因为心梗去世，他和妈妈两个人一个多月在家里面没话说，怕提了以后大家受不了，可是越是如此越难受。一个月后朋友告诉我，说家里很压抑，天天在家里过日子，两个人相处起来很别扭，我问他说，家里你们怎么交流的？他说从来没有谈过这事。听了我的建议后，回家和她妈妈谈这事，谈到爸爸过世前生病的状态，双方都有许多懊悔的事情，很痛苦。但是经过这样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后，彼此都释然很多。
5 时间—这种急性应激反应在短期内会过去
80%-90%的人在一个月内都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
6 社会支持非常关键
找出可能的支持来源和促进其他人提供支持（双亲、家庭、朋友、同事和单位领导）。
看到什么，怎样做的，感觉到什么，那时在想什么，可减少对在创伤事件中自己的反应的负性评价。
7 应用简单的放松方法
对应激反应的焦虑和紧张的处理是有效的，如：控制呼吸，做操，放松训练或愉快的活动。
8 鼓励逐渐面对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情境（如回去工作，但一次可能仅几小时）
以后生活中总要面对的，有点像系统脱敏，刚开始可以回避一下，后面肯定要去面对，需要循序渐进的去面对。
9 建议不要用药物或酒精来应对创伤反应，而是鼓励采用上述的第7项的简单放松方法
愉快的事件有助于人们从丧失中得到解脱。逐渐参加以前一直从事的或喜欢的积极的活动。
比如亲人去世，作为朋友邀请TA去唱卡拉ok，是否合适？短期内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时间一长还是需要去邀请的，总要回到日常生活轨迹当中去。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人邀请，TA就更加难走出来，如果邀请的次数多了，有助于当事人快点恢复。
慢慢参加过去与所爱的人共同分享的活动，也可帮助他们面对丧失的情境。
有时他们会对参加愉快的活动感到内疚，需要得到“允许”才进行积极的活动。
10 确保得到随访及咨询
如症状持续则需要特别的治疗，并更改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或抑郁。
我最强调的是，做危机干预，最重要是不多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难过而总要去多点干预，希望当事人尽快好起来，但往往适得其反。所以真的是要hold的住自己，不做过多反应，才是真的考验一个人专业的评估能力和经验。我的体验是，不断地是共同承受，而不是去弄的不痛苦，陪伴和支持是最基本的立足点。
当时汶川地震时候哪怕工作到再晚，我们的团队还是坚持有半小时多的互动时间，用来处理自己一天中积累的最艰难的感受，形式可以多样化：围着一起吃火锅，聊聊，说一点很没没有觉悟的话，都是很好的释放方式。如果每天要搞得很端庄，“端起来装着”也很累的，换句话说，吐槽归吐槽，第二天起来该干嘛干嘛。
人总是有局限，要觉知到自己被创伤激发起来的“全能感”。我在那里待了三个礼拜，回来有半年时间基本上没什么动力，不想说话，工作推不动，有点拖延症的症状，半年后才慢慢恢复过来。
自己如果不能照顾好自己，那很难帮助到别人。这是很重要的点。希望这些内容会对大家有帮助。
治疗师： 耗竭感，替代创伤
及时疏泄不良情绪
① 与别人诉说突发事件。
② 表达自己的想法态度。
③ 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
④ 和别人讨论压力及对策。
⑤ 讨论自己最困惑的经历。
⑥ 讨论事件中正向或值得骄傲的事情。
⑦ 团体中彼此支持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