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学校文化（anti-school culture）指学生通过抵制学校权威、贬低学业价值、构建替代性身份认同来反抗制度化教育的文化实践（威利斯，1977）。本文研究采用比较分析法：横向对比国内农民工子弟的“防御性边缘化”策略（熊春文，2013）与 70 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小子”的“文化反叛”模式（威利斯）；纵向则聚焦于当下乡村少年中多位面的新型反学校文化——一种糅合城乡幻想、网络符号与自我放逐但却孕育新希望、尚未定型的复杂认同。旨在揭示三类学生群体反学校文化认同的构建机制，并剖析其与社会环境、教育意识形态深层关系。
一.反学校文化 在两类参照群体中的生产机制
1. 英国“小子”与中国农民工子弟的文化反叛与阶级再生产
（1）英国“小子”的“反学校文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威利斯以工业小镇汉默镇上十二名受中等教育的工人阶级子弟为样本，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1]研究，揭示了反学校文化与工人阶级、阶级再生产之间的联系。
注释1：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种通过长期沉浸于特定群体生活场景，记录和分析其文化实践、意义系统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
威斯利发现，这些被称为“小子们”（the lads）的学生形成了一套与学校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他将这套文化形态命名为“反学校文化”。
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行为举止——抵制学校权威、无视校规如奇装异服、抽烟喝酒、逃课、上课睡觉、在走廊闲逛、以粗言俗语彼此嘲弄、破坏公物、打架，从中获取刺激和兴奋感。
价值认同——崇尚“男性气概”（masculinity），并将其与体力劳动紧密关联，同时鄙视脑力劳动，认为其是“娘娘腔”的工作。他们看重“实践智慧”胜过书本理论。
群体划分——将顺从学校规则的学生称为“耳朵眼”（'ear'oles）或“书呆子”，认为后者只是机械、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真正的活力与自主性。
小子们部分地“洞察”到学校所宣扬的“通过努力读书就能上升”的承诺对工人阶级子弟而言是虚妄的（即文凭未必能改变阶级命运）。然而，这种“部分洞察”（partial penetration）是扭曲的，其回应的方式（即反学校文化）最终却导致他们主动放弃了通过知识武装打破阶级垄断的机会，反而再生产了社会结构中底层工人阶级被动的生存局面。
（2）国内威利斯式的反学校文化复刻
聚焦 21 世纪初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约 1500 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困境，复旦的一名学者以上海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2]的初中生为核心样本，通过长期调查（如跟踪某学生从初中至职校），结合深度访谈（教师、家长及志愿者等），分析了上海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境况。
注释2：打工子弟学校是城市为解决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开办的学校，分为公办和私立两类。学校多分布于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区等房租低廉区域，主要招收流动儿童，收费低廉但普遍存在设施简陋、师资不足及辍学率高等问题。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1993 年北京出现首批由外来务工人员创办的民办学校。1998 年《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确立了以借读为主、民办校为辅的接收模式。2006 年《义务教育法》修订后政策逐步转向以公办校为主体接收流动儿童。但由于公办学位不足、户籍限制及入学门槛（如“五证”要求），打工子弟学校仍是重要补充。2010 年后，多地因政策收紧、城市规划等因素大规模关停此类学校，引发安置争议。
农民工子弟学校例如锦绣学校初中部：一名 17 岁的浙江富商之子因在老家贵族学校“闯祸”被迫转学至此，凭借丰裕的零花钱拉拢无业青年及校内弱势学生，构建起以暴力威慑和物质施惠为核心的帮派。帮派成员公开蔑视校方权威，称校长为“牟利老板”，直言“我们就是来混毕业的”，将早恋、打架、辍学等行为标榜成“酷”的象征。表面上他们只是重复着诸如在课堂打牌、用网络热梗挑衅教师等具有集体表演性的反叛行为，但在更深层的社会化层面，以该富商之子为代表的帮派头目，是在将父辈资本优势转化为校园新霸权，使反抗沦为阶级特权的再生产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女生对此类“老大”青睐有加，折射出底层群体对经济权力与暴力庇护的畸形崇拜——在资源匮乏环境中，财富与武力被异化为“魅力”符号，形成荒诞的逻辑闭环。
这种帮派文化的滋生与学校管理失效直接相关。在“一天能有三个老师进门就不错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流动率高、管理松散成为常态，校方根本无力构建有效的价值引导体系。当制度性教育失效，经济优势者自然成为规则制定者。更可悲的是，被拉拢的无业青年追随者，在“反抗幻觉”中加速坠入犯罪边缘：2005 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中农民工子女占比 70%，多因生存资源争夺（如偷盗、斗殴）入狱，其中不少人正是校园帮派文化中的追随者角色。
最终我们看到，农民工子弟学校中盛行的帮派文化，表面上挑战了校园既定秩序，实则复制了社会既有的阶级压迫结构。这种反学校行为非但未能突破体制束缚，反而成为阶级再生产的新载体——富商之子预演着继承资本的游戏规则，而追随者则在虚幻的“称霸”中走向更深的边缘。
2.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弟的“防御性边缘化”策略
如果说这些小子们以文化反叛为荣，那么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弟则羞于边缘化；前者主动拒绝教育赋权，后者则被迫接受制度性弃权。
沪城中学有一个独立编班“民工班”五班，该班教室被隔离于教学楼底层，学生普遍以“底层班级”自嘲。尽管他们认同“读书改变命运”的主流价值，却因户籍壁垒无法在沪升学。女生杨洋梦想成为街舞演员，却因上海只有酒店管理、数控机床、烹饪三个专业可供农民工子女选择，不得不就读酒店管理职校，最终因卷入帮派纠纷辍学。“她班上的其余 13 名同学中，有 5 个女生和 1 个男生选择在上海接受职业教育，3 个男生回老家上高中，另外 4 个女生觉得上学不能挣钱，还白白浪费了三年时间，已经开始做学徒工了”。
“民工班”的学生表面遵守纪律，实则消极抵抗，尤其是在老师们一次又一次“不中考者无需做题”的暗示或者明示下，不约而同地集体放弃学业。城乡差异的发展矛盾在他们身上内化为自卑，形成“被迫弃权”的沉默反抗。
二.网络时代 乡村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新形态：算法茧房与城乡幻象
当下乡村少年正经历着网络媒介带来的空前深刻的影响。2014 年快手用户量激增，农村用户占比显著，少年们观看着同为农村背景的“老铁们”，并热衷模仿短视频中乡镇青年塑造的“城里人”生活。“爱情”“金钱”“成功”等被符号化的文化景观，冲击着他们尚未定型的三观，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日益模糊。若说短视频中的乡镇青年呈现“像城里人，又不是城里人；是农村人，而不像农村人”的矛盾状态，那么作为“土味文化”消费者的乡村少年，则正在成为“似成人而非成人，是孩童却脱离孩童”的新群体。笔者曾家访一名五年级男生，发现他与其同伴沉迷模仿抖音、快手上的游戏主播，言谈间充斥网络热梗及从成人处习得的脏话，甚至将“司马”“浮木”等带有攻击意味的谐音梗视为日常用语；他模仿成人恋爱桥段讲黄色笑话，怂恿同伴打微信电话“骚扰”班上女生，却对爱情本质毫无认知，仅以夸张搞怪动作博取关注。
这种模仿，是对传统乡土价值观念的否定——否定了孩童的纯真性，否定了乡土社会的伦理规范；同时也是对自我真实需求的否定——他们并非真正理解成人世界的规则，只是通过夸张搞怪的行为，试图摆脱“农村孩童”的身份标签，融入网络塑造的“潮流群体”。网络媒介构建的虚拟文化景观，模糊了乡村少年的现实认知边界[3]。他们将短视频中的符号化概念等同于现实，用虚拟世界的价值标准衡量自身的生活。当虚拟的光鲜与现实的简陋形成强烈对比时，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自身身份的否定。
注释3：调查显示，2018—2023 年间，我国青少年短视频使用率从 40.5% 跃升至 96.6%，且乡村学生使用短视频的比例更高。不同于城市中的同龄人，在脱离学校管理后的课余时间，乡村青少年几乎不受任何外力约束——要么是根本不管他们的监护人，很多家长会主动把手机给孩子。
三.“大逆不道”的例外 ——现实困境与实用理性
在支教期间，笔者遇见 14 岁的辍学生小方（化名），在当地快递站务工，月薪三千，工作时间灵活，后续计划跟着做刮腻子零工的父亲学手艺，成年后参军。他家中共 4 个孩子，母亲在家照料幼儿，姐姐已出嫁；他虽学习成绩不佳，但性格开朗、细心顾家，很会照顾两个妹妹。
他日常通过快手社交，因不会熟练使用拼音输入法，搜歌时习惯手写；会打篮球、羽毛球、玩游戏，也喜欢国风及英文歌曲。他的成长经历充满创伤，小时候体弱多病，吃药需加大剂量。六年级时亲眼目睹邻村小学生被货车撞亡；因学业压力，他和部分同学曾用刀划伤手臂，这些事从未被老师和家长察觉。他家境简陋，地面是水泥地，曾经的下雨变形的篷布天花板已换成白墙和可调光的灯具，但杂物仍随意堆放在他的房间。
他还向笔者吐槽乡村学校的现状，认为教育与劳动脱节，校长更愿花钱购置石狮子装点门面，却不愿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得知笔者学校需要值班，他热情挽留吃饭未果，便拿出热馒头、凉疙瘩汤，搭配自制花生碎招待“我”，还提到自己偏爱甜口。是啊！甜，这是一个底层无产青年多么质朴而热烈的期盼。
小方身上存在三重看似矛盾的特征：
（1）制度批判的“部分洞察”
他指出校长将公款挪作私用的现象——宁愿花钱购置校门石狮子，也不愿为学生改善学习环境（夏天没有风扇，冬天才开空调），甚至刻意让学生承担体力劳动（搬水等杂务）以节省开支，这些批评直指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
当讨论初中军训时长与大学军训时长同为两周的不合理现象时，他却没有选择激烈对抗，而是理性建议“缩短为一周更合适”，将其视为可操作的技术性调整。他不会去贬低教育本身的意义，反而批评学校课程脱离实际（该教一亩地多大），显示出对教育功能的现实期待。
这种既批判体制弊端又珍视教育机会的矛盾状态，正是“部分洞察”的生动写照——他看透制度缺陷却无力改变，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道路：辍学在快递站打工的同时，坚持定期返校参加重要考试以获得初中毕业证书。以“安静离开但不完全放弃”的方式完成自我保全，在妥协中守护着微小但珍贵的可能性。
（2）工具理性的网络使用
小方对网络工具的使用始终围绕实际生活需求展开。他选择快手而非微信进行日常聊天，其中一个原因是快手撤回消息时不会像微信那样显示“撤回了一条消息”，避免了同伴交流时的尴尬。这种对功能细节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感情交流的务实考量。即便在虚拟身份的构建上，他也表现出功能优先的倾向。
快手账号取名时，他本想用繁体“發財”寓意吉祥，但因不熟悉笔画误写为“發貨”。发现错误后他并未修正，因为“发货”一词也能关联快递工作，且不影响账号加好友、看视频等核心功能。他常听国风音乐和英文歌曲（如《Counting Stars》），但从不深究歌词内容。这些音乐多来自豆包识别的短视频配乐，播放时他更注重旋律节奏带来的放松感，而非歌词传递的精确的文化意象或情感主题，音乐对他而言是劳动间隙的背景音。
小方无法通过系统学习，理解音乐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内涵，只能停留在感官体验层面，这正是资本规训所期望的意识形态效果：让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文化商品的消费者，而非文化意义的生产者与批判者。另一方面，小方拒绝接受与自身现实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叙事，通过放弃对歌词意义的解读，来抵御文化工业的精神异化。这种拒绝，是无产阶级子弟在精神层面的“消极抵抗”。
（3）创伤经验的底层视角
小方的身体伤痕成为他生活经历的一部分，这些创伤构成了他的生存底色。
他手上留有在校期间因压力过大“自残”刻划的刀痕，右臂因骑车摔伤导致骨裂，脸上还残留着六年级目睹同学车祸时飞溅的文具碎片造成的小圆疤。这些身体印记没有演变为帮派文化中的暴力符号，也未成为悲情叙事的焦点，而是自然而然地融入到生活之中。
他在家中煎烤花生并拌糖制成馅料，时不时地来上一勺犒劳自己；教笔者打篮球时，微笑并略带骄傲地说自己“和老师说话需要低头”。这些行为并非刻意回避伤痛，而是将生活重心置于可掌控的具体事务中，更关注具体情境中的自我遭遇。
同村残疾少年小李因先天踮脚被误认为“崴脚”时，他直率澄清“这是天生的”，并以“一起玩无需遮掩”化解尴尬；妹妹害怕打针，他讲述自己童年体弱频繁就医而导致抗药性增强的经历安抚妹妹；当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反抗神父的情节时，他将其归因于“神父经常打骂学生”的具体压迫，而非对他而言较为抽象的阶级斗争理论。
长期的现实斗争让他选择了一种无声的呐喊——通过获取最低限度的学历证明，为未来可能的发展保留机会。
四.结语
小方的个案揭示出经典反学校文化理论在解释当代中国部分乡村青少年实践时的局限。威利斯所描述的以张扬反抗权威、构建男性气概为特征的文化反叛范式，在此遭遇了解释困境。小方的辍学并非为了追求群体认同的叛逆姿态，而是基于家庭经济现实作出的理性选择，这与那种将体力劳动浪漫化为身份骄傲的态度截然不同。此外，与网络中常见的沉溺于符号化叛逆行为的同龄人不同，他的言行透露出乡土社会特有的直率与担当。
这种看似“例外”的理性态度的形成，深植于特定的结构性现实之中。家庭经济的压力与责任是首要因素。父亲工作的不稳定性与母亲出于保护的限制，使他早早承担起分担家计、照顾妹妹的责任。
其次，乡土熟人社会的情感联结与互助伦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他与同伴间的坦诚互动，以及基于地缘的朴素互助行为，缓解了城乡差异可能带来的孤立感。再者，面对算法推送的纷繁信息，他展现出一种功能优先的实用主义态度，网络工具主要服务于其现实生活中的沟通与娱乐需求，而非沉浸于虚拟的认同构建，物质生活条件的切实改善也增强了他对现实路径的信心。
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为部分乡村青少年在面对有限资源与不确定前景时，提供了一种超越单纯反抗或消极顺从的实践可能。这提示我们，在分析乡村青少年的文化实践时，需要更细致地关注其生存语境中的责任伦理、地方性知识以及他们与技术环境的互动方式，这些因素正在塑造着他们的主体形态与生活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