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见过这样的课堂？老师在讲台上讲述，底下孩子的目光钉在书本上，却空洞无物。你甚至难以分辨，他究竟在听，还是早已飘荡至另一个世界。当我们真正走进教室便会发现，比硬件短缺更令人无力的，是语言系统的阻滞：孩子们无法将自己的感受诉诸言辞，也无法理解课堂所传授的规则，为何与他们的生活如此遥远。课堂在 “空转”。这不是修辞，而是每日上演的现实。
本文试图走进这空转之中，探寻那些被困在原地的孩子，究竟被什么所围困。
一.为何教育注定只能成功一半？怎么评价教育的成效？
目前中文互联网上，对待乡村教育总是会以硬件设施不足、乡村学生数量减少、师资匮乏等等作为其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这些叙述都仅仅只是在宏观现象角度着眼，很少会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对乡村教育进行评价。这不是要求一种从特定视角出发的结论，而是再次重申教育是为学生的教育，仅此而已。
因而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够被称之为一个好的教育，重点要以学生为考察对象，可就是如此，争议也是不断的，怎样才能说将一个人教育好了，常见的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做指标，以分数论成败。可我们都清楚，分数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受教育的好与坏，总得掺杂一点品德、三观之类的要素。我们学校的校长在讲话时就说到：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那他是次品；如果一个人学习不好，那他是废品；可如果一个人品德不好，那他就是有害品了。诚然，这种言论的正确性有待商榷，但是可以看出来，在基层教育一线也都是知晓评价一个孩子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要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的。
一种来自大众的声音就是将所有可能方面进行简单加总，因此有了所谓的综合素养这种概念。但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是对 “综合素养” 的拒斥，这个整体主义式的粘合剂拒绝处在综合下各项指标之间的矛盾，强行使得本来充满着张力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矛盾被模糊掉了。而且在乡村学校中极力主张综合素养的评价，难免走向彻底的本末倒置，综合素质评价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而非简单的甄别和评比，但在 “减负” 政策的作用下，乡村小学学生的日常作业目前已仅有学校配发的一本随教材发放的练习册，不支持老师印发额外的作业材料。这里不是在鼓励给学生增加作业负担，而是希望说清楚所谓的评价标准与现实情况的脱节，主张综合素养评价的基层学校中有多少能给孩子提供合格的文体活动和习惯培养。
在此，教育的内在作用为其外在的效用所异化，目的在此被倒置为手段，也即是：受教育不再是为了知识的获取，也不再是为了身心的修养，而仅仅是成为了适应外部世界的工具。实际上，在现实中是如何去评价学生的受教育程度？这些评价是提供给谁呢？如果仅是教育局的纸面数据，那所谓的 “受教育程度”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为他存在，指标永恒地指向了外在的他者系统，这一他者系统（即相关教育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标准）最终既不能指向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无法回应社会现实劳动的需要，而是在一个行政系统内部形式性的无穷迭代。
在我接触的乡村小学里，是没有期中考试的，可能被提起一点重视的仅有期末考试一项，但也不公布具体成绩（担心学生和家长因分数而受影响），以 ABCD 的排名等级来进行评价，结合日常表现、平时情况，尽量给出一个看的过去的分数，在孩子 - 家长 - 学校 - 地方教育局的一团和气中，度过一年又一年的平淡教育时光。
很多人是无法接受这一残酷事实的，那倘若我们后退很多步，用内在的体验（例如求知欲、批判性思维、审美能力等）作为衡量受教育程度的指标又如何呢？这其实又从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回到了之前所谓的综合评价中去了，认为教育为明理、为修身，似乎学生内在素养的提升作为评价标准具有合理性，但在实践中还是落入了陷阱，内在的体验总归具有不可观测的性质，如何去测量这种内在的体验，这里内在的体验又只能被外显化，进而回归到用外在的指标去衡量其成果，因而这条路仍然是走不通的。
二.乡村教育场域中的几组矛盾
上述关于教育内在界限的论断，是一种结构性的分析。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乡村教育这一具体场域时，会发现这种“剩余的困境”并非均匀分布，而是被一种更为复杂的双重逻辑所结构和加剧。乡村学生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普遍意义上的象征化失败。
从在教育一线中观察到的学生的状态来看，学习不好的学生通常都会在受到批评时有着外在表现截然不同的防御机制：像流泪、假笑、张大嘴巴等等，而非通过语言来消解掉教师的批评。这一系列动作都指向了他们无法通过符号中介来面对作为老师的批评。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他们无法进行符号层面的辩解或反思（因为那需要进入象征秩序），只能退行到更原始、更身体的层面进行回应。
而这些学生的课堂表现来看，他们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无法自拔，来回空转，产生不出新的符号化的秩序，可他们就甘愿沉湎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教师以新颖一点的教学方式来将知识隐藏在里面的时候，这些学生是不会根据教学的形式来挖掘里面所隐藏的知识内容的，他们只会停留在那个让他们感到即时快乐的形式上，无法再进一步深入。
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了现在的学生面临的这种困境？或许会有人将如今乡村学生所遭遇到的根本困境归结到两类原因上：一是学生缺乏足够的资源或引导，二是学生自身缺乏学习的意愿。但这两类简单的二分均无法解释现状。其原因如下：
前者是传统的资源匮乏论，将乡村学生遭遇到的困境归因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多以经济类的表现形式呈现，抑或是没有学识丰富的教师来引导。但这种论断无法解释的是即便让乡村学生拥有更加优质的教学资源，各种硬件设施全都供上，但学生的学业成就并没有什么变化。其原因也很简单，各种资源转化为学生的学习成果需要经过学生所收到的家庭、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中介，而这些中介的因素当中如果有薄弱项，那转化的效率自然就很低。甚至于说这种论断仅仅只是为了将过剩的产能转移至乡村，再从那些本在城市中累积了储蓄的阶层手中汲取剩余，实现经济上的循环（估计也只是某一个人的体面生活的循环）罢了。
后者仅仅将困境叙述为学生个人缺乏学习意愿，仿佛这都是学生本人的错。但学生的个人学习意愿并非凭空产生，它是被现行秩序所塑造的，因而仅仅将原因归结于学生本人是不负责任的体现。
这两种解释都仅仅只是停留在现象当中，归根到底，学生的厌学或者说不愿意进入课堂中，其原因便在于：
第一，学生成长环境当中的某个环节里的“父性功能”常常是双重缺席的：其一是父性功能在物理上或符号上的缺席，这类学生通常家里都是隔代抚养，长辈由于缺乏教育的方法，使得他们没能够提供给学生足够的正式规则（来理解社会社会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其二在于学生所体会到的父性功能可能是以最原始的暴力呈现的。而这种方式反而使得规则与（难以接受的）创伤痛苦划上了等号，致使学生本人拒绝社会化，进而退回到想象性的自我外壳中。
这种例子真的很多见，但也出乎意料地令人痛心。我不禁问自己，每个这样的孩子，能在一片荒芜中看到一点希望吗？我班上的一个女学生，她的父母离异，兄弟姐妹四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排老大，经常因为各种原因挨父母打骂，这些创伤直接导致了她内心过度自卑，上课不敢抬头。但是她挣扎着抓住了一个途径——大量的阅读法律条文类的书籍，我去到学校里的第一节课，她在看《合同法》，随着师生关系的深入，她开始主动和我探讨一些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各种案例，向我诉说着想成为一名法官的心愿，这大概就是一个孩子所能设想的公平与自由。
她的妈妈在县城里开理发店，我能想象到曾经一个黄毛精神小妹早早的结婚生子，然后无法忍受婚姻生活选择逃离，她对于她的女儿来说永远是物质上反馈，经常带着一大包零食来到学校看望她，用一种飘忽的降临和物质上的满足抚平孩子的创伤。她是父权婚姻的受害者，也是乡村性别不平等的承受者，她自身就弱势，没有能力成为孩子的救命稻草，只能将自己承受的难言的匮乏，以物质补偿与情绪发泄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这不是简单的母性缺失，而是母性在结构性困境中的异化，是一个被压迫的母亲，对另一个被压迫的女儿的无奈回应。
三.乡村学生所面临的双重困境
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孩子收到的符号化教育与他们的生活相去甚远，使得他们在接近它们之后不得不退回到想象中的温暖港湾，毕竟在这个世界当中，与他们对话的就是他们的自我。
不少乡村学生所遭遇到的第一重剩余便是作为实在界内核的个体创伤，这些学生未能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处理现实的可能结构。于是，未被符号化的现实碎片，便持续不断地侵扰并劫持了他们的部分心理功能。而乡村学生所遭遇到的第二重剩余，在于其本身所处的环境 —— 乡村本就作为城市的剩余而存在。
在主流现代化叙事中，乡村及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知识形态、时间节奏，常常被符号系统标记为 “待发展的”“落后的” 或 “怀旧的对象”。它被置于主流象征秩序的边缘或外部，成为一种社会结构性的 “剩余”。具体化到学生环境：学生所处的物理空间（村庄）、家庭生计（务农、务工）、语言（方言）、娱乐方式，在课本和城市本位的评价体系中，很少作为有正面价值的符号出现，反而常是需要被 “矫正” 或 “超越” 的对象。他们的生活世界，在现代资产阶级化的理想教育象征秩序中，是隐形的。
学生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并非仅仅只是愚公门口的两座大山，个体的创伤与所处环境在符号系统中所具有的透明性之间形成了共振，使得乡村学生很难在这两座大山的阻挡下突破重围。并且学生内化了这种双重 “剩余” 的处境：我的内在感受是说不出的、无价值的；我的外部世界也是无意义的、等待被抛弃的。
因此，那个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的承诺，对他们而言，既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又像一个要求他们彻底否定自己既有存在的暴力性指令。“空转” 于是成为一种存在论的困境：前进意味着自我湮灭，后退又无路可走，只能原地循环。
四.结语
然而，正是这种 “空转” 所标示的彻底困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与使命。如果教育注定只能成功一半，而乡村学生又深陷固化的 “空转” 中，这是否意味着教育的彻底失败？抑或，这未被成功教育的 “一半”，恰恰为我们指认了超越工具性教育、触摸教育伦理内核的契机？
或者用更直白的话说，我们能思考出怎样的乡村教育的新的可能性呢？在语言的废墟上 “空转” 的课堂里，作为一个支教老师，我能做的很有限，不只是孩子，有时我也是几近失语的。乡村教育的困境，是乡村人口发展的困境，是工业化大生产对前现代乡村的整体排斥，凭借引入所谓的现代化教育管理模式去肢解消化乡村是痴人说梦。
某一天，爱踢足球的孩子们无意间踢坏了操场边一间房子的玻璃，也打破了漂浮的虚假的田园梦幻般的乡村生活。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曾经有个夏天，一位年轻的老师，远赴南北，站在讲台上告诉他们，“看不惯，觉得不公平，就多读书，大声说不，去改造这个世界”。不要忘记，当他们走向城市，有一位老师在这里等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