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康德思想的讨论中,一直有一个绕不开的现象,那就是充斥在日常语境中的“哲学黑话”。许多哲学爱好者热衷于将晦涩的哲学术语堆砌在一起,用以表达极为浅显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明觉厉的词汇除了彰显使用者的某种“恋词癖”之外,毫无价值。
这种词藻的堆砌,往往掩盖了思想的贫弱。“恋词癖”与其说是深入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思考停滞的标志;与其说它代表了某种知识储备,不如说它已经沦为一种盲目的迷信。
关于学术黑话的危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早有极其精准的论断。稍作改写以契合当下的语境:
“谁若只追求神奇,谁若把他的思想笼罩在迷雾中,并追求这种不确定的神圣性……他将很容易找到一种装腔作势的工具。但哲学必须竭力避免成为这种追求神奇的东西。这种放弃科学而自足自乐的态度,主张这样一种蒙昧的热情是什么比科学更高超的东西,是不可接受的。”
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黑话的三重面目:它是装腔作势的工具,带有愚昧的迷信色彩,本质上是一种蒙昧的热情。说白了,这就是一种自我陶醉(自嗨),并且在使用中让人产生了一种“自己提出了有价值思想”的错觉。
为什么说“恋词癖”具有迷信色彩?我们可以借用齐泽克(Slavoj Žižek)“相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的概念来解释。简单来说,相互被动性是指我们将自己的被动寄托在一个客体上,从而获得一种安心感或主动的错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喜剧节目里的“罐头笑声”——我们自己不笑,让电视替我们笑。
对于大词和哲学黑话的狂热,本质上就是一种“罐头思想”。 许多使用者根本不清楚这些大词的确切含义,也完全不考虑它们是否契合当前的语境。他们对这些词语的使用,相当于一种祈祷:“拜托你了,‘大他者’(或对象a),请替我思考吧。”
更有趣的是,在黑话交流中常会出现一种奇观:两个互相抛掷黑话的人,既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也不知道对方在表达什么,却奇迹般地达成了某种共识。这正是拉康(Jacques Lacan)所描述的场景:“两个匮乏碰到一起,互相填补了对方。” 这种无比空洞的交流,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随处可见。
面对黑话泛滥的现状,我们应当采取一种“教”的立场。或许有人会条件反射地认为“教”代表着傲慢,但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基于谦虚和责任感的姿态。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其著作《探究》中,基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提出了两种对话的基本立场:“说和听”与“教与学”。
“说和听”的立场: 这种立场往往演变为各说各话。它是一种独断论的立场,本质上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言,是“我听我自己说话的独白”。在这种预设下,说话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黑话,因为他们将黑话预设为一种自在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词语,完全不需要考虑“他者”的感受。
“教与学”的立场: 这是一种更接近哲学本质的立场。它首先不预设交流双方处于绝对对等的信息关系中。因为任何两个人的对话,必然存在认知领域的差异。如果交流要成立,必然是“我教别人”或“别人教我”。在这个立场中,你说的话是否有意义,必须得到“学”的立场的人的同意与理解。因此,“教”的人必须主动解释自己的话语,这是一种替他者着想的立场。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或命题是否有意义,必须由其所在的语境决定。无视语境、将哲学黑话当成自明之理滥用,恰恰是最反哲学的行为。当然,在特定语境下(例如两位对某哲学家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之间的探讨),直接使用术语是可以提高交流效率的,但前提是双方对语境有清晰的共识。
为了具体说明黑话的空洞,我们不妨剖析两个来自真实评论区的反面教材。
案例一:空洞的术语堆砌
在一期关于动漫《春物》的视频下方,有观众评论:“比企谷不就是一个倒错者吗?鞭挞自己,满足自己的一种二阶欲望。” 这条评论获得了236个赞。
这令人感到悲哀,因为这些看似高级的词汇没有传递任何具体的现实意义。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中,“倒错”(Perversion)有极其复杂的含义,广义上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倒错者;而“欲望”在拉康的理论中更是包含无数层面的意思,且始终需要在特定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所谓的“二阶欲望”在这里究竟指代什么?为什么如此含糊不清、不知所云的评论能获得如此多的认同?
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Robert Sokolowski)在《现象学导论》中清晰地解释了这种“匮乏遇到匮乏”的现象:
“想要和说话模糊不清的人辩论,犹如试图用手榴弹来驱散烟雾。要是听我说话的人和我一样没什么思想,他就不会察觉到我是在模糊不清地说话……如果他喜欢我采取的立场,他就会认为我说的很正确。”
很多人使用黑话,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某种情绪披上一层合理化的外衣。表达情绪无可厚非,利用情绪去欺骗别人虽不道德但逻辑上可以理解,但用哲学黑话包装情绪来欺骗自己,则显得十分可悲。
案例二:用黑话进行动机揣测与人身攻击
在另一期拉康相关的视频下,有条获得37个赞的评论:“你确定你在藐视别人、标榜自己的时候,不是在自己缝合,以避免面对创伤性现实吗?”
且不论这句话在语法上完全不通,它本质上是在给人扣帽子的同时,滥用精神分析术语(“缝合”、“创伤性现实”)。它没有指出具体的现实是什么,也没有说明创伤来自何处,只是单纯的情绪宣泄。立场鲜明的人喜欢拿黑话去硬套现实事件,搞所谓的“批判”,这暴露了一个极其隐蔽但致命的逻辑断裂。
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如果你真的敏锐地察觉到了现实中的“断裂”,为什么你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哲学黑话和现实之间是毫无缝隙的?
这些滥用黑话的人,把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哲学术语(例如20世纪法国哲学的词汇),无比“丝滑”地生搬硬套到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文化的现实之上,就像把毛衣强行套在衬衫上一样。
当他们用黑话去批判所谓现实的“深刻断裂”时,他们已经潜意识地预设了“黑话与现实完美调和”。他们说话的形式,已经彻底背叛了他们说话的内容。 此时,他们眼中所看到的“现实”,不过是某种观念的幻影。这是一种彻底的本末倒置:哲学黑话本应是从现实中提炼诞生的,但那些不加批判、直接拿来套用的人,却活在观念的真空中,反倒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具批判性、更看透现实。
缺乏语境和具体性的空洞词汇,绝不可能反映现实,它们只会制造出一种虚假的知识幻觉。
我们不可能完全摒弃黑话,因为哲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概念与黑话的历史。但“试图摆脱黑话的意志”是绝对不可放弃的。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它?
首先,必须承认双重的“分裂性”。 既要承认哲学黑话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分裂,也要承认“我”与这些黑话之间的分裂。在这双重对抗的前提下,我们要在语言的裂缝中,赋予黑话属于我们自己的形式——可塑性地将学术黑话转化为大众可以听懂、同时带有个人独特印记的鲜活语言。
既然认识到了哲学黑话所试图表达的现实断裂,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分裂”哲学黑话本身。
这契合了康德关于“理性的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的区分:
私人的使用: 在小圈子里说黑话,寻找理解能力匮乏的人以获得虚假的认同。
公共的使用: 让哲学获得更大的普遍性,诚挚地面向更广大的公众。这并非把晦涩的词汇强加给大众,而是让大众在这些词语中认出并塑造自身的潜能,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重塑词语本身的活力。
人们常误以为康德和黑格尔故意把书写得晦涩难懂,但这绝非他们的本意。黑格尔曾言,《逻辑学》本身需要不断被重写(后来的《小逻辑》就通俗了许多);康德也明确在信中表示,每一部哲学著作都应该流行并为大众接受,如果著作晦涩难懂,“那是作者的错误,而不是读者的无能”。康德甚至警告,貌似高深的辞令迷雾之下,往往隐藏着一派胡言。
黑话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遗留的问题。20世纪的法国哲学界曾涌现大量晦涩的黑话,这种风气最终招致了“索卡尔事件”(Sokal affair),并宣告了某些后现代主义学术表达的破产。就连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曾抱怨,在那个年代如果不说点别人看不懂的黑话,就会被认为不是在搞哲学;但在经历了《词与物》的晦涩后,福柯后期的思想变得明确且易懂得多。
语言是有生命的。当现实千变万化时,词汇的意义必须在运动中才能追赶上现实。我们必须去支配并消解黑话,而不是被黑话所支配和消解。 《等待戈多》的作者贝克特既是笛卡尔热烈的信奉者,也是他最深刻的批判者。他以一种“一命换一命”的决绝态度去对抗笛卡尔的思想。我们在对待哲学黑话时,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真正的信奉者,必须是真正的批判者。
最后,破除黑话离不开他者(受众)的反馈。当有观众指出我视频中频繁使用的“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指代不清的口头禅时,我虚心接受并加以改正。学术交流绝不是随便罗列大词;越是真正的学术交流,越需要澄清语境;语境越清晰,黑话就越不像黑话。 每一个从事哲学相关工作的人,都应将“明晰性”作为自己思想的基石。
结语:摆脱黑话的永恒意志
当然,完全屏除黑话是不现实的,因为哲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术语演变史。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心安理得地沉溺其中。
正如柄谷行人评价维特根斯坦时所暗示的: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彻底走出黑话的围城,但那种“想要摆脱黑话”的意志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迷雾中并试图寻找出口时,这种反思本身就是通往外部的开端。
观众也应当保有自信:当一个UP主的话让你完全听不懂时,首先要怀疑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对方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哲学不应是装点门面的辞令,而应是清澈明晰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