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少，赔偿少，个案，单打独斗，没有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和解协议”。

孟山都（现拜耳作物科学）在巴西的赔偿案件、诉讼数量及著名案例，情况与美国有显著不同。虽然巴西是孟山都/拜耳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特别是转基因大豆和草甘膦的使用），但其法律体系、集体诉讼机制以及政治经济环境导致其诉讼规模和赔偿金额远远小于美国。

截至2026年，巴西各地法院受理的针对孟山都草甘膦致癌的诉讼案件，总数可能只有几千起。与美国超过15万起的规模相比，天壤之别。

巴西的案件性质更多集中在劳工赔偿（农村工人因喷洒患病）、环境污染（水源污染、鱼类死亡）以及消费者健康方面。

绝大多数案件至今仍在审理中。结案的基本都是个案和解解决，尚未形成像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和解协议”（Mass Settlement）。拜耳在巴西采取了更为谨慎的个案处理策略，以避免引发类似美国的连锁反应。

二、著名案例

    （一）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劳工诉讼。

该州是巴西大豆主产区，大量农业工人在无防护情况下长期接触草甘膦。多名农村工人因接触草甘膦患上非霍奇金淋巴瘤或其他癌症起诉雇主和孟山都/拜耳。

部分案件获得了法院支持，判决雇主和/或制造商支付医疗费和赔偿金，但金额通常在50万至200万雷亚尔（约10万-40万美元）之间，且执行过程漫长。

（二）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的环境与健康集体诉讼。

该州是巴西最大的大豆生产州，农药使用量巨大。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提起集体诉讼，指控草甘膦喷洒污染了水源并导致社区癌症高发。

法院曾下令限制某些地区的喷洒活动，并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但在赔偿方面，进展缓慢，鲜有巨额赔付。

（三）“农药受害者”运动相关的法律诉讼。

巴西的“全国受农药影响者运动”（ABRASCO等组织）积极推动法律诉讼。这些组织支持受害农民和家庭提起诉讼，并在法庭上提供科学证据（如Fiocruz研究所的研究）。

虽然直接的经济赔偿有限，但这些诉讼推动了公众意识的觉醒，并促使一些地方法院颁布限制性法令（如禁止在学校附近喷洒）。

三、原因分析

在巴西，孟山都（拜耳）虽然也被起诉，但并未演变成财务上的“灾难性”诉讼危机。巴西人获得的赔偿少得可怜。   

主要原因：

法律差异：巴西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远不如美国发达，法院更倾向于补偿性赔偿。

举证难度：在巴西，证明癌症与草甘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的难度极大，且缺乏像美国那样强有力的流行病学证据支持。法官对于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更高。

政治经济因素：巴西农业集团势力强大，政府高度依赖大豆出口，司法系统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受到政治压力等各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