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完笔记手误竟把笔记剪贴，然后#&%Y*(@#​&——消失，

只能再记一遍……

本文本质上是一篇笔记，是对于B站视频BV1zCqgBWEz9​的学习。

一、《三国演义》：幽州太守刘焉，乃江夏竟陵人氏，汉鲁恭王之后也。

幽州太守刘焉。

这句话有两个错误。

首先史书上并未记载刘焉在幽州当过官。

《三国志·刘二牧传》：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汉鲁恭王之后裔……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

值得注意的是，废史立牧并不是自刘焉始，早在汉末便有废史立牧了。

《汉书・朱博传》：（成帝绥和元年）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

回到正题。

不过这个错误无关紧要，类似的张冠李戴在《三国演义》里还挺常见的。

然而这句话里最大的错误是“幽州太守”。

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太守是郡一级的长官。而州是比郡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它在汉代的长官只有刺史和州牧。

“幽州太守”就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市长，是很荒谬的。

幽州太守，当为幽州牧，且《资治通鉴》明确记载，不是幽州刺史。

《后汉书・百官志》：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

《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

《三国志・刘二牧传》：（中平五年）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焉谋得施。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中平五年（戊辰，188年）以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

二、《三国演义》：陶谦入城，与众计议曰：​“曹兵势大难敌，吾当自缚往操营，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绝，一人进前言曰：​“府君久镇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兵虽众，未能即破我城，府君与百姓坚守勿出。某虽不才，愿施小策，教曹操死无葬身之地！”

一人（即糜竺），称呼陶谦为府君，这是错误的。

因为陶谦是徐州牧，理应称呼为“使君”；

而“府君”是专门用来称呼郡太守的。

两汉时期的郡守，有开府辟士的权利，因此被尊称为“府君”或“明府”。州牧是高级一点的刺史。刺史是朝廷派到地方的监察官，负责巡视和监督州郡的地方长官，是皇帝的使者，所以被人们尊称为“使君”，州牧同。

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吴书》曰：谦死时，年六十三，张昭等为之哀辞曰：​“猗欤使君，君侯将军！

其中，猗欤是个叹词，表赞美；尊称使君，因陶谦为徐州牧；尊称君侯，因陶谦被朝廷册封为溧阳侯；尊称将军，因陶谦是朝廷任命的安东将军。

把对陶谦的称呼弄错是很奇怪的，因为书中其他地方是有对于陶谦的正确称呼的。

《三国演义》：（陶谦）急聚众官商议。曹豹曰：​“曹兵既至，岂有束手待死！某愿助使君破之。​”

《三国演义》：玄德曰：​“但恐城中无粮，难以久持。备令云长、子龙领军四千，在公部下相助。备与张飞杀奔曹营，径投徐州去见陶使君商议。​”

另外，书中其他地方对于称呼有正确有错误。

正确的比如，

《三国演义》：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此时刘备已被曹操表荐为豫州牧。

错误的比如，

《三国演义》：伯奢拜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使君宽怀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

此时陈宫不过一中牟县县令，称呼使君是错误的。

在查阅中，我看到了一种观点，称这可能是汉代尊称习惯。乱世中，人们常将使君泛用于对有实权、有恩义的地方官员的敬称，以表敬重，并非非陈宫当时确居 “使君” 对应的官职。

但这些观点的佐证史料并不足以说服人，所以我觉得不予采纳是合理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小说叙事创作逻辑下为凸显恩情、塑造人物、推进情节的刻意安排。我认为不是，但这观点属于各花入各眼，姑且难以排除。

不过，不管怎样，学习正确的历史知识总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