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製造共識》中,丘姆斯基指出: 媒體在報導受害者時,並不是一視同仁的。
有些人的苦難會被 大幅放大(amplified)、上頭條、密集深入; 而有些人的苦難則被 忽視(ignored),甚至被抹除。
能被大肆報導的那些人,就是 有價值的受害者(worthy victims)。 不被報導、被淡化的,就是 無價值的受害者(unworthy victims)。
差別不在於苦難的大小,而在於: 他們的故事是否能為權力帶來好處。
媒體系統會優先放大那些:
能強化某種地緣政治立場(geopolitical stance)
能證明敵人很壞(enemy image)
能支持既有政策(existing policy)
能維護國家與企業利益(state/corporate interests)
的受害者。
於是:
敵對國家的受害者 → 被大量報導、細節豐富、情緒濃烈。
己方造成的受害者 → 實質性消失、被稀釋為數字、缺乏人性化描述。
這不是偶然,而是宣傳模型運作後的自然結果。
以下為象徵性類比(非針對某一特定國家):
✔ 敵國的戰爭受害者
會看到:
受傷孩童的大頭照
名字、家庭、夢想
記者現場採訪
「暴行」「屠殺」等強烈字眼
目的: 讓受害者「具象化」、激發公眾憤怒。
✔ 自己盟友造成的受害者
通常是:
簡短數字
被動語態
「意外交火」「附帶損害」等模糊字眼
幾乎沒有照片
目的: 降低情緒衝擊,避免破壞既有立場。
同樣的苦難,卻被賦予不同的「故事權重」。
如果所有受害者都被公平報導:
戰爭的支持度往往會大幅下降
公眾會更質疑政府與軍事行動
國際衝突不會有如此強烈的「善惡二元」形象
人道視角會勝過地緣政治視角
大眾的情緒不會被單方向引導
也就是說: 公平呈現受害者會削弱權力操控敘事的能力。
這正是媒體傾向避免的情況。
這個概念與多個媒介效應緊密相連:
✔ 人性化報導(humanizing coverage)
照片、名字、故事越多 → 情緒參與越高。
✔ 選擇性共情(selective empathy)
共情不是自然發生,而是被「引導」到特定對象。
✔ 框架效應(framing)
同樣的事件,可以被說成悲劇、騷亂、反抗、恐攻。
✔ 敵人製造(enemy construction)
邪惡化對手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放大他造成的受害。
✔ 資訊稀釋(information dilution)
讓不利的受害者變得抽象、數據化、無臉孔化。
這些是「有價值的受害者」背後的操作技術。
也有人認為,《製造共識》的觀點偏向悲觀:
記者常常真心想報導弱勢,只是資源有限
有些受害事件確實更容易取得畫面
網路時代多聲音崛起,受害者敘事有更多管道被看見
有時候差異化報導反映的是文化、地理與關係,而非陰謀
但更多研究指出:
即使在社群媒體,**演算法(algorithm)**也會放大某些受害者、忽略其他
即使資訊大量,每個人仍會根據政治立場選擇性共情
新媒體平台也依賴廣告 → 與傳統媒體的濾網並非完全不同
所以更現代的觀點是: 「有價值的受害者」並未消失,只是從傳統媒體轉移到演算法媒體。
《製造共識》想讓我們意識到:
受害者是否被大量報導,不是由苦難決定,而是由權力決定。
因此我們看到的世界:
有些眼淚被放大,有些眼淚被刪除
有些痛苦被標記為「重要」,有些痛苦被沉沒在數字裡
有些生命被賦予意義,有些生命被語言抹成背景
理解「有價值的受害者」不是要我們否定苦難, 而是提醒:
若只依靠媒體的敘事,我們看到的世界永遠不是全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