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谁的效用

我们知道效用是什么了，那在计算幸福总量的时候，谁的效用要被考虑到，这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了。

功利主体的界定是争议非常大的，其中部分问题会直接对应上法律应该保护谁的权益，譬如堕胎问题，不论某个法律是支持还是反对堕胎，它背后都必须提供一种价值论证。

2.2.2.1 人类以外的生灵

我们首先谈谈人类以外的动物，效用的定义要么是心理感受，要么是行为偏好，这些都无法天然地把所有的动物排除在功利主体之外。

为什么有人会想着排除掉动物的权益？

首先，效用在功利主义计算时必定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这说明只要天平的一端是足够多的动物的性命，那我们就有义务牺牲人类的性命去换取更大的效用（无偏倚原则），这对很多人来说（比如我）是无法接受的。

其次，很多人会在一开始基于自己对某类动物的喜爱而支持动保（或一定程度上的动保），但却没有严肃地思考动物权益背后的根据，以及它是否会推出我们无法接受的后果，因此这些粗糙的观念都无法成为严格的道德，在经过反思平衡之后，这里面有部分人也会倒向人类中心主义。

那支持动物权益的功利主义者又在想什么？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嘲笑素食主义的段子和meme图，但是这些对严格的功利主义下的动保人士来说都无法造成困难，如果你有认真看前面的效用定义就知道，类似吃植物、消灭细菌为什么不是问题。

这类东西可能对佛教或某些朴素的素食主义者会造成困扰，但功利主义下植物和细菌都没有效用，某些嘲笑素食主义者的逻辑是这样的：素食主义者用对生命的同情心来推广，但是这个推广只推广到动物就停了，不继续推广下去，这种停止是任意而毫无根据的，不过是把喜好拿来当作道德而已。

但功利主义从来不建立在同情心之上，严格的划界问题建立在逻辑和科学之上，《动物解放》（三体里的伊文斯就有这本书）的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也表示，人类只有义务不食用哺乳动物和鸟类（因为已经被科学证明有感受能力），至于其他动物（比如鱼），Singer只是自己不吃，但是不觉得其他人有义务不吃。

（不吃哺乳动物和家禽在营养学里叫鱼素主义，尽管他们未必是基于动物保护的原因）

甚至，Singer也同意，如果通过基因编辑创造一种没有感受能力的猪，理论上也是完全可以食用的。

很可惜像Singer这样既真诚又自洽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太少了。

或许有人会以一种不可知论的姿态反问：“凭什么以科学为尺度呢，你怎么知道鱼和植物没有感受能力？”然而，如果我们不以科学或者常识作为标准，根据感受的不可通约性，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其他人类是否是哲学僵尸，这样的拷问就直接把基于感受作为效用的功利主义道德也取消掉了。

第一种反对动物权益的思路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反对动物权益，他认为我们只考虑人类自己的利益，不需要出于任何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人类就足以成为原因。假设有一种仁慈的外星人来到地球，经过精密的计算得出，只有把全人类安乐死，才能可持续且大量地增加地球生灵的幸福总量，那像Singer这样的动保人士，就会毫不犹豫地做“人奸”，配合外星人把人类消灭掉，而只有像他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才会坚定地反抗到底。

Singer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也只能做“人奸”了，然而如果我们用“因为我是人类，所以我就有义务完全排除掉人类以外的生灵的效用”来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据，那这种思路同样可以推广到基于种族、国家、民族、性别、圈层，因为你不是“我们”，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可以忽视你的权益（效用），这不正是歧视的来源吗？

这个对于一些保守主义者或许不算死穴，他们会声称，歧视就是完全正确的，可以把歧视当作道德的一部分，但这种思路会造成和伦理利己主义同样的困难，就是如果当另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或者性别歧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你做得对”（因为他们确实在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而不是批评他们歧视我们是不道德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果：道德要求你在语言上支持他们的歧视，但又要求你在行为上反抗他们的歧视（因为你同时还有着忠于自己群体的义务）。

这样的道德观念能被称为规范伦理学是非常可疑的。

（Williams关于管控动物的反驳，我们在应用伦理学部分会讨论）

第二种反对动物权益的思路

支持一定程度的动保，但又不希望“背叛人类”的人，采用的另一种妥协的方法是，我们可以承认动物的效用，但不承认它们的效用足以和人类的相提并论。

这在数学上完全没有困难，只要人类的效用对于动物的效用来说是超限数，那就可以做到提高动物的效用是有价值的，但无论多少个动物的效用相加，都无法让我们牺牲哪怕一个人类。

但这又造成另一个问题了，假如有一个人类，他的效用就体现在虐杀动物上面，根据这种效用计算方式，只要他对动物的虐杀没有造成负外部性（动物都是自己买的而且不传播血腥视频），那总效用一定是增加的，我们就不应该批判这种行为。

妥协者如果能接受这个结果，那它唯一的不足就是，我们直觉上可以接受人类的效用比动物大，但是如果人类的效用比动物大得像天文数字，又是凭什么呢？这在伦理学上似乎很难给出足以说服他人的根据。

而且，为什么不干脆一点，要么直接不承认动物有效用，要么直接承认足够多的动物就足以让我们牺牲一个人。

第三种反对动物权益的思路

又想吃肉，又觉得不能虐待动物的，会采取这样一种妥协的思路：可替代性论证。

如果我们杀掉一只鸡，同时我们的养殖业又产生了一只甚至更多的鸡，在这种动态中，我们可以认为鸡这个种群的效用总量是不变甚至有可能是增加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吃鸡的需求，就不会有养殖业的出现，正是杀鸡的因又同时保证了有新的鸡出现的果，新的鸡对死的鸡在效用上有可替代性，所以就可以免受功利主义的责难。

而且，恰好的，这个思路又不能推广到人，因为人有持续自我的概念，我强烈希望自己明天睡醒还活着，我有强烈的愿望在下个月去旅游，如果我死亡，我的偏好就无法实现了（或者从古典功利主义讲，如果我得知自己基于可替代性就可能会被随意牺牲，这会降低我的效用）。

因此，人的生命是没有可替代性的。

由于动物被认为没有这种对未来的意愿（也不会因为得知可替代就效用下降——因为听不懂），一条鱼在无痛苦中死去，但是因为养殖产业链的存在，很快就有新诞生的鱼会补上，而且这两条鱼根本无法从它的思想或者“鱼格”上区分，所以这个过程中效用是可替代的。

因此无痛苦地杀掉养殖动物是完全可行的，但虐待动物确是实打实的效用损失。

这个思路从科学上讲，应该可以把家禽和神经系统更原始的其他动物排除，但说猪狗牛这样的哺乳动物，完全没有持续自我的概念，则非常的可疑——尽管这种持续自我比起人类来说肯定弱得多。

就算我们接受了可替代性论证好了，我们的确可以杀生，但是这要求我们有义务改善食用动物的生活环境，并采用无痛的杀戮方式，毕竟我们已经承认它们有效用了。

比如猪这种拥有高度智慧和社会化的动物，和猫狗一样充满了好奇心，也有社交、玩乐、闲逛的需求，狭小的猪圈（特别是母猪栏）对它们造成的痛苦是非常大的，因此人类有义务改变和取消这种低成本的养殖方式。

但基于反虐待动物的动保人士可能并没有对自己的理念如此认真，他们只是想给猫狗这样的动物予以特权，一旦整个社会都要为动保付出高额成本，他们真的愿意出钱吗？

（其实，某些西方国家就正在这么做，无论我们怎么觉得白左幼稚，但他们很多人比网上某些动保人士要真诚得多）

（另外，如果认为基于施虐欲而对动物造成的痛苦不可取，基于食欲等非施虐心理而造成的痛苦是可取的，那动保人士就必须接受活熊取胆、通过胃管硬塞食物让鹅产生脂肪肝等行为，也完全是道德的）

第四种反对动物权益的思路

如果要脱离客观的物理因素，把动物彻底排除在功利主体之外，那就只能采用契约主义的思路了。

在义务论部分，我们已经提到了，契约主义不在于我们真正签订了某个实体契约，而只是为了说明规范性的来源，比如为了防止“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我们希望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个体都遵守契约。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就是——如果你觉得我的效用无关紧要，那我就干死你（尽管这并未发生），于是我们只能互相承认所有人的效用都值得考量。

换句话说，既有签订契约所要求的理解和沟通能力，又有“统战价值”的个体，都是功利主体。

严格而言，所有在过去或者未来，拥有融入人类社会的可能性的人类，都可以在契约主义的思路下，获得功利主体的地位，甚至可以包括某些懂得手语，可以与人类沟通的灵长类动物。

这大概彻底把其他动物排除干净了，但它仍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前面提到的正义论，作为一种契约主义，其实并没有天然地把动物排除在外（只是罗尔斯基于一种康德传统，觉得动物没有理性的道德人格），如果我们在无知之幕下考虑到自己会投胎成动物，那也是有很多基于正义理论的动物权益主张的。

至于投胎成别的生灵（如植物和细菌），这种状态是无法从科学上设想的（偏好和心理都不行），因此不需要在无知之幕下考量。

所以单纯用契约主义，并不能说明动物不是功利主体。

如果我们仍坚持对人的划界，似乎反而说明了，我们在增加善之外，还有另一种直觉影响我们对功利主义的构建。

而功利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其超历史的客观性（比如可以轻易克服很多阻碍善的封建道德残留），如果功利主义的原则是一种任意的构建，那就抹除了功利主义的动人之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某个原则比增加善要重要，那这不就是另一种“The right is prior to the good”吗，这样还算是功利主义吗？

（尽管这两点质疑并不构成系统性的问题，但它们确实降低了功利主义在直觉上的吸引力，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功利主义是一种道德客观主义）

总而言之，在规范伦理学里，无论是支持动物权益还是反对动物权益，其背后都是非常严密且严肃的立场，并不是随便想想就能彻底驳倒其中一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