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蒙早期交往
宋蒙联合抗金、灭金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是宋、蒙古、金鼎足而三的民族政权力量重新组合的过程。它们分别是迅猛崛起的蒙古，衰败而受蒙古紧逼的金朝，以及虽很虚弱但仍具一定实力的南宋。为了灭金这个共同的目标，宋蒙走到了一起。尽管南宋王朝的某些统治者情愿苟安东南，不思进取，但是生活在南方的汉民族和想有所作为的文臣武将总是矢志收复中原，因而灭金是一个永不忘怀和具有感召力的理想。蒙古草原诸部也长期遭受金朝的残酷压迫，成吉思汗于建立蒙古国后，也把反金和灭金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南宋和蒙古都是金朝的受害者，二者在抗金和灭金方面客观上具备共同利益，从而为宋蒙的联合奠定了基础。然而，双方皆感陌生，交往就在试探和疑惧、时冷时热当中开始了。
中国于十三世纪开端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世纪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开禧二年(1206)，中国北部蒙古国的建立，此年史称蒙古成吉思汗元年。
在蒙古崛起之前，中华大地上维持着宋、金、夏三国纷争的格局。“蒙古这个新的草原强权的出现，毁灭性地打破了宋、金、西夏在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1]在蒙古立国的那年是东亚地区变故频仍的一年，西夏，金、宋三个政权都发生了内乱或者战争，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的开始。西夏发生了镇夷郡王李安全废主自立的政变，被废黜的夏王是李纯佑(1193—1206在位)，庙号桓宗。这标志着西夏转入了末世，“从1206年桓宗被废黜，到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灭亡，在这空前动荡的年代里，党项皇室一直只能勉力维持国祚不坠。”[2]而宋、金在开禧二年(1206)则正在两淮、四川激烈交战，战争的起因是南宋宰相韩侂胄于该年发动开禧开伐，企图打垮日渐衰败的金朝，恢复中原。战争以宋的失败而告终，随后于嘉定元年(1208)与金朝签订和议，史称“嘉定和议”。对于金朝来说，这是不愿打的战争，蒙古崛起于其北，宋开战于其南，腹背受敌，处境危险，战争虽赢，并从南宋取得岁币，但是战争伤了它的元气。它自感军力已大不如前，当南宋提出议和之时，金朝也就不再向南进军，并在议和后归还了侵占的淮、陕宋地。而对于南宋来说，是一场准备仓猝的战争，一方面权相韩侂胄欲建盖世奇功以便巩固其权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宋官员普遍对金朝政治和经济危机估计得太严重，从而产生了以强胜弱的错误判断。南宋在开禧北伐中损失惨重。开禧北伐失败后，发动战争的韩侂胄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宋应金的要求，将韩侂胄枭首两淮，南宋的国格受到极大侮辱。从此，南宋开始了史弥远专权时期，嘉定初年的政治有别于韩侂胄的统治，史称“嘉定更化”。史弥远主持的“更化”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其实质与此前一样都是权相政治，特征是“前韩后史，臣横主衰”[3]。嘉定元年(1208年，金泰和八年，夏应天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三年)，宋、夏、金、蒙古四个并存政权的政治领袖的治国能力将对十三世纪上叶各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南宋方面，宁宗昏庸，形同傀儡，史弥远擅权，却无远见，苟安度日；西夏方面，篡位者李安全陷于动荡的局势中无所作为；金朝方面，金章宗死，皇叔卫王即皇帝位，也是庸懦之主；而蒙古方面则是雄才大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贤能与平庸何啻天壤之别！
南宋与蒙古合兵灭金要等到蒙古把金朝逼迁汴京、再迁蔡州之时。在此之前，南宋对蒙金的争斗持犹豫、观望态度，反映了南宋对自身军事力量缺乏自信，也不肯冒险向北扩展，因而显得相当矛盾和退缩。而成吉思汗灭金是志在必得，他和后继者不惜花费二十几年时间，连年征战。成吉思汗在蒙古建国之初，就曾经商议攻金复仇，但自感实力不足，“未敢轻动”[4]。于是，成吉思汗把比金要弱的西复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先降服西夏，以便在进攻金朝之前确保西边的安全。
早在蒙古建国的前一年(1205)，铁木真就曾攻打过西夏。开禧三年秋，成吉思汗又攻打西夏，拔斡罗孩城。嘉定二年(1209)秋，成吉思汗再攻西夏，一度包围其首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州市)，与西夏订立了城下之盟。嘉定三年(1210)，西夏君主名义上臣服了成吉思汗，除了贡献大批骆驼、鹰隼和纺织品之外，还被迫向蒙古纳女请和。在基本解除了西夏的牵制和威胁以后，成吉思汗把打击目标转向了金朝。
嘉定四年(1211)，成吉思汗挥师南下，开始大规模攻金。蒙军进围金中都(今北京)并攻入外城。因屡攻不克后退兵。嘉定六年(1213)秋，蒙古又分三道攻金，成吉思汗亲率中路军，于次年春再度包围中都，迫使金主纳宗室女请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蒙古军几乎踏遍了金朝黄河以北华北平原的土地，所过残破，仅有中都(今北京)、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十余城未被攻下。[5]金国势大为削弱，财政匮乏，不能守住中都，宜宗决定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以避蒙古军锋的威胁，留太子完颜守忠与平章政事、都元师完颜承辉等留守中都。嘉定七年七月，金宣宗到达南京(开封)，这里不仅位于中国农业最发达平原的中心，而且北面可以用黄河作为防线。
嘉定八年二月，蒙古派木华黎率军进攻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五月，金中都被蒙军占领。金朝集中兵力守黄河、保潼关，顽强抵抗蒙古。蒙古不能突破金军正面防线，遂转向金陕西地区发动重点进攻，打算攻下潼关，绕过黄河天险，绕道进攻金南京，实现灭金的目标。随着金都的南迁和蒙古的南进，宋蒙之间的距离在缩短。蒙古军横扫中原，对宋、金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新形势下，宋、金都在重新审视和调整双方关系。对于蒙古兴起和打击金人的情况，南宋通过派往金朝的外交使臣有了一些了解。嘉泰四年(1204)九月，邓友龙使金，有中原义士夜半求见密报“金为鞑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6]。嘉定四年(1211)六月，余嵘使金，适逢成吉思汗首次围攻金中都，了解到金军溃败、蒙古强盛的一些情况。
嘉定五年十月，真德秀使金，时值蒙古军队再次围攻金中都，不至而返。真德秀指出，如今金朝“土倾金烂”，灭亡征兆已“大抵可见”，“崛起者难驯”[7]，蒙古更令人担忧。以后，蒙古军队也随之南进。这一变化直接刺痛了南宋的神经。金人迁都宋朝旧都开封首先令南宋在感情上难以接受，金都南迁会给南宋的安全造成新的麻烦，另一方面蒙古追逐金人南进会给南宋以更大威胁，如果蒙古灭金，占据中原，则宋蒙便成近邻。然而，新兴蒙古固然可虑，但是距离毕竟还较远，更直接和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关系，这成了南宋朝廷争论的焦点。自嘉定四年(1211)金中都被蒙古围攻，宋金交往受阻，南宋不能将“嘉定和议”所许“岁币”输送金朝。嘉定七年(1214)金迁都前后，两次遣使至南宋索取积年未送的“岁币”。真德透等人提出终止同金的不平等关系，将输金岁币移用于加强边防。[8]真德秀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也有人主张乘机向金开战。以乔行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主张仍输金岁币，助金存在下去以便使金抵抗蒙古，作为南宋的一道屏障。乔行简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屠亡齿寒之辙可覆，宜故与币，使得拒鞑。”[9]史弥远认为这种主张较有远见。但这种纳币助金的主张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在这些人当中强烈的灭金复仇情绪在起着作用。事实上，金虽南迁，内外交困，但仍有一定实力，如果宋助金抗蒙，金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对于南宋确实是有利的。
以上只是南宋对宋金关系的设想，是否可行，还要看金朝如何处理与南宋的关系。金南迁以后的对宋政策却显得很不明智，将双方关系引向战争，使宋金和解、联合抗蒙的可能化为泡影。
金迁都汴京以后，嘉定八年(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三月，南宋遣宝谟阁学士丁焴、利州观察使侯忠信出使金朝贺长春节，提出南宋要求将岁币由嘉定和议所订的岁输银绢各三十万减为隆兴和议所订的二十万，但遭到金宣宗的拒绝。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祈请，谕遣之”[10]。金宣宗两次遣使至南宋督索岁币，宋廷亦不许。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宣宗“以宋岁币不至，命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等经略南边”[11]，侵犯南宋。金朝发动这次军事行动，虽然借口宋朝拒绝输送岁币，但实际上是欺软怕硬，想把失之于蒙古的土地和物资从南宋方面捞回来。“贞祐(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强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12]嘉定十年(1217)，成吉思汗见金已处苟延残喘之势，于是留木华黎经略中原，继续攻金，而自率蒙军主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13]这时金朝利用蒙古攻势减弱之机，于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派大军侵宋，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流域的漫长宋、金边境线上，从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樊城(今湖北襄樊)、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处展开了对南宋的进攻。南宋令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赵方、李珏、董居谊随时进行防御。六月，宋宁宗下诏伐金。自此宋、金连年交兵。
金朝发动的这场企图从其认为软弱可欺的南宋捞取便宜的战争持续了七年之久，直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的次年(宋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六月，金哀宗宣布停止南侵。[14]由于遭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金朝南侵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战争目的，反击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木华黎乘金朝在南边与宋交战之机，消灭金在黄河以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势力。金朝这困兽犹斗的侵略态度进一步加深了南宋对它的仇恨，这场战争完全排除了南宋联金抗蒙的可能性，把南宋推上联蒙灭金的道路。南宋在金朝这个世仇和蒙古这个新敌之间只有选择蒙古作它的暂时盟友，别无选择。正是在嘉定十四年(1221)到嘉定十六年(1223)间，宋、蒙之间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交往，并商讨了联合攻金的问题。
南宋为了抗金救亡，就要与蒙古交往来减轻金军对南宋的压力。宋蒙关系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蒙古主动遣使与宋联系，南宋不予接纳。
蒙古兴起之后，其首要目的就是灭亡金朝。从嘉定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起蒙古大举攻金，但是初兴的蒙古实力尚不足以在短期内灭亡金朝。成吉思汗惯于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来打击主要的敌人，他知道南宋与金长期敌对，因而打算利用两者间的矛盾，联宋攻金。嘉定六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成吉思汗率军分左、中、右三道攻金，是年冬天蒙古中路军南循到济南时，向南宋派出了使节，次年正月抵达南宋境的濠州。但是南宋拒绝蒙古使者入境。[15]蒙古此次遣使联宋攻金是在金迁都汴京之前，南宋对北方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开禧北伐失败的阴影尚未消失。南宋仍在奉行“闭关保守”的政策，对待正在衰落的金朝仍然不敢得罪，畏惧之心很重，一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南宋朝廷仍旧奉行着“益谨守备，毋启边衅”的防御政策[16]。宋金关系仍然在过去和平的轨道上运行，蒙宋结盟的时机尚不成熟。
第二阶段：南宋主动遣使与蒙古联系，蒙古热情接待与回访。
南宋朝廷，特别是当时主政的丞相史弥远原本不愿与金朝对抗，欲借助金朝作为抗拒蒙古南进的屏障。可是，迁都汴京的金朝不仅没有做出联宋抗蒙的努力，反而于嘉定十年(1217)发动了侵犯南宋的战争，彻底打破了南宋部分官员联金抗蒙的幻想，导致宋、金关系完全破裂，南宋只好向蒙古靠拢。嘉定十三年春，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廷旨意派遣都统司计议官赵拱(一作珙)往河北会见了蒙古驻汉地的最高军政首脑太师国王木华黎。[17]赵拱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18]。木华黎随后派遣速不罕等伴随宋使回访[19]。嘉定十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四月，南宋使臣苟梦玉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西域铁门关，在那里见到成吉思汗。[20]由于没有留下文献记载，双方会见的具体情况已无从得知，但双方无疑主要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联合攻金的问题。成吉思汗见到宋使的到来很高兴，于是“敕宣差噶哈护送苟梦玉还其国”[21]。嘉定十六年苟梦玉再度出使蒙古。[22]苟梦玉、赵拱出使蒙古都达到了联络蒙古的目的，分别见到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委派经略汉地的最高军政首脑木华黎。成吉思汗和木华黎对此十分欢迎和重视，都派遣使臣来南宋议事，实现了宋、蒙间的首次直接交往。首先宋蒙双方终于打破互不认识的局面，开始了面对面的交流；其次，这次是宋朝主动出使，显示了南宋罕见的主动外交的态势，虽然这是在金朝侵犯的压力下做出的反应，但是，主动去了解和联合一个新盟友，总比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要好。赵拱和苟梦玉两人出使蒙古对南宋来说意义重大。
第三阶段：宋蒙友好交往趋于冷淡。
苟梦玉于嘉定十六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出使蒙古以后，至绍定三年(窝阔台汗元年，1230)宋蒙双方关系很快便趋于冷淡，以致中断了联系，其中原因是：
首先，宋朝官员已认识到蒙古势力的强大，蒙古使宋，除了联宋灭金之外，还将对南宋构成威胁，这导致南宋对与蒙古的交往怀着戒备心理与畏惧态度。
其次，宋、蒙双方都想占据山东地区，冲突就不可避免。这时，宋蒙双方在山东地区尚无发生直接冲突，主要是各自竭力招抚山东民间武装势力，相互策反，通过封官加爵，供给钱粮的方式拉拢、招纳山东“忠义”，壮大力量，扩大地盘，这是一种间接的、隐蔽的、然而又是激烈的军事斗争。
第三，蒙古军队不断侵扰南宋四川边地。这里所说的四川边地，除了今四川北部与陕、甘交界的地区外，还包括今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即南宋川峡四路中的利州路。宝庆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发动灭亡西夏之战，同时遣一支蒙军进入南宋四川境。种种迹象表明，蒙古对南宋四川地区怀有蚕食的野心。宝庆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就发生了震惊南宋朝廷的蒙古入侵四川的“丁亥之变”，因这一年干支纪年为“丁亥年”。这年二、三月份，蒙古军队由吐蕃居住区攻四川夺取阶州，又包围西和州，宋蒙双方在将利兰皋镇(属将利县，今甘肃康县境)有过一次较量，宋军惨败。四川安抚制置使郑损闻报惊慌失措，轻率作出放弃关外五州、退守三关的决定。这样，宋军退守三关，关外五州之地或遭敌践踏，或坚壁清野，破坏严重，千里破败凄凉，了无生机。“丁亥之变”预示蒙古在试图联宋灭金的同时，已开始武力入侵宋境，并非一般的派游骑抄掠人口和财物而已，显出了蒙古方面更大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在与蒙古的交往中日益滋生防范、怯惧和反感。这就导致绍定三年(1230)蒙古遭李邦瑞出使南宋，被南宋坚决拒绝。
综上所述，南宋为了抗金的现实需要，而与蒙古交往。但是，交往过程中日益暴露出自身军力较弱和军政腐败的致命缺点，在抗御蒙古渗透和蚕食的战事中陷于被动的局面。蒙古了解到南宋边防的脆弱和边帅的软弱无能，蒙古统治者产生扩大侵犯南宋的野心。
二、蒙古“假道”
“假道伐金”是成吉思汗灭亡金朝的战略构想，这个战略构想在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中得以清晰地表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这个从宋境借路迂回包抄攻击金朝的战略显示出成吉思汗不愧为伟大的军事天才。无论成吉思汗在世时还是去世后，蒙古军队都很好地贯彻并实施了他的战略思想。在这种形势下，蒙古向南宋“假道”就成了灭金的一个必然步骤。无论南宋愿不愿“让路”，蒙古军队都要从宋境通过。成吉思汗根据其对宋金百年世仇关系的基本判断，得出南宋“必能许我”的乐观结论。而历史事实是，南宋在“假道”问题上与蒙古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蒙古向南宋“假道”并不顺利。
蒙古借道宋境的背景是蒙军很难攻破金朝几十万大军坚守的潼关——黄河防线，于是蒙古决定用避实捣虚之计，迂回陕西，绕出潼关之背进入河南，攻击金朝“南京”(开封)，迫使金朝的关河防线不战而瓦解。这无疑是一个高明的战略。成吉思汗在世时，蒙古“假道”宋境的军事行动大概始于宋嘉定十五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七年，1222年)木华黎派蒙古不花带游骑攻掠宋凤州地。
宝庆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二月，成吉思汗遣一支蒙军攻入宋境探道，蹂践南宋四川关外五州之地，正当这时成吉思汗去世，蒙军撤离。
绍定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元年，1229年)八月，窝阔台继承汗位后，又大举攻金，然而连连受挫。绍定四年(蒙古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五月，窝阔台汗召集蒙古诸王大臣商议灭金的战略。拖雷向窝阔台提出一个叫李昌国(—作李国昌)的投降者的献策，李昌国曾向拖雷献灭金之策说：“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此策与成吉思汗“假道宋境灭金”的遗言不谋而合，窝阔台汗极为赞赏。从而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将假道宋境灭金的战略付诸实施。其具体部署是：窝阔台汗自将中军，自白坡(今河南孟县西南)南渡黄河，从正面进攻；斡陈那颜率左路军由济南西下；拖雷率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今陕西宝鸡)，渡渭水，借道于宋，迂回南宋四川境域，沿汉水而下，进入河南，从背后去攻击金人，以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三路大军约定绍定五年春会师金南京(今开封)，灭亡金朝。[23]蒙古确定假道宋境攻金的战略部署以后，蒙军就发动了对宋境的进攻。绍定四年(蒙古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八月，蒙军进攻西和州。宋知西和州陈寅、统制官王锐率忠义民兵死战，多次击退蒙军的进攻，向四川制置司紧急求援，而制置司不急于救援。“(陈)寅率民兵昼夜苦战，援兵不至，城遂陷。”[24]十月十七日，蒙古使臣速不罕挥军至青野原(在沔州，即今陕西略阳县北)，向宋提出假道要求。南宋守将张宣诱杀速不罕。速不罕被宋军杀死的消息传到蒙军统帅拖雷那里，拖雷大怒，决定以武力强行借道。蒙古军队攻陷沔州以后，拖雷所部大军兵分两路[25]，两路军由沔州南下，绍定四年(蒙古窝阔台汗三年，1232年)十月二十四日进攻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宋军死战不敌，蒙军取胜后沿嘉陵江南下。东路军以按竺迩为先锋，驻屯在兴元、洋州之间，向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提出假道要求；欲假道南郑(今陕西汉中)，由洋州、金州通往河南西南部的唐、邓，与蒙古南下大军会师河南，灭亡金朝。蒙将按竺迩先以假道灭金对宋有利为理由游说南宋四川制置使佳如渊，既而又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要挟桂如渊。“按竺迩假道于如渊曰：‘宋仇金久矣，何不从我兵锋，一雪国耻。今欲假道南郑，由金、洋达唐、邓，会大兵以灭金，岂独为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渊度我军压境，势不徒还，遂遣人导我师由武休关东抵邓州。”[26]按竺迩是用武力威逼南宋守臣。桂如渊不组织有效抵抗，屈服于蒙军的压力，“弃关不守”[27]。蒙军顺利地通过宋境，进入河南。蒙古向南宋假道取得成功。
蒙古武力借道成功，南宋四川地区和整体安全遭到很大的破坏。四川地区遭到空前蹂躏。“三关之外，生聚一空。”[28]“人心既愤鞑骑横行，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29]南宋储积在关内外的大量粮食，被蒙军“蚕食烧毁，无有存者”，“千里之地，莽为丘墟。”[30]天水、同庆(成州)、西和、兴元、洋州等城陷落以后，蒙军都曾残暴地“屠城”，彻底毁灭了当地的居民和城镇。“残暴地劫掠、毁坏城镇村庄并滥杀人口是游牧人的本色。成吉思汗曾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是战胜敌人，追逐他们，抢夺他们所有的东西，让他们所亲爱的人以泪洗面，骑他们的马，臂挟他的妻妇。’这是一切游牧部落首领们的“理想”[31]。在蒙古“假道”过程中，蒙古军队在宋境内肆意攻掠，滥杀人民，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并非一路坦途。南宋的四川地方官员和将领大多数是坚持抵抗蒙军侵犯的，也给蒙军一定的打击。南宋失败的直接责任由四川制置使桂如渊承担，而归根结蒂应当归咎于误国的丞相史弥远。桂如渊作为四川战区的最高主帅，不用心训练士卒，培养将领，边备不修，要隘不防，蒙军一来，不积极防御，不与守土共存亡，而是率先南逃，完全丧失了一个守土之臣应尽的职责。桂如渊这样做是禀承了丞相史弥远对外妥协投降的意旨。当时川籍大臣魏了翁精辟地指出：对这次失败，“人莫不咎(桂)如渊之暗，而不知弥远实使之。”[32]
蒙古从南宋境内“假道”的另一个路线是从淮东借道以趋河南攻击金南京(今开封)。从路程上讲，借道淮东比借道四川更近，但是南宋淮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强大，因为那里是南宋防御的重点，直接关系南宋心脏临安的安危。蒙古欲“假道”淮东，主要是采取外交手段，争取南宋允许“假道”，南宋没有答应蒙古的要求。绍定四年(蒙古窝阔台汗三年，1231)，“鞑靼自山东通好，欲假淮东以趋河南，群臣议不许。”[33]这条材料说明，南宋不同意蒙古“假道”淮东。
蒙古于绍定四年假道四川成功，不仅尽破南宋蜀口关隘，也有部分军队深入到四川腹地，使蒙古对四川山川险易、兵力强弱、风土物产、水陆交通，多有了解，为后来蒙古大规模入侵和占领四川创造了条件。
蒙古假道伐金，对南宋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南宋主观上不愿借路，但由于主政者史弥远采取妥协退让、消极防御政策，被迫接受蒙古“假道”的现实。南宋既丧失了疆土，又不能达到与蒙古“通好”的目的，而且大大暴露了自己边防的弱点和政治的腐朽。
绍定四年前后，史弥远已患重病，但是仍旧主导着南宋军政大局。理宗没有多少发言权，因此，这时南宋军事上的失败，理宗似乎无法负很大责任。
三、宋蒙联军灭金
蒙古拖雷大军强行向南宋四川境地借路，用武力沿南宋边界打开一条通道，完成了“假道于宋，下兵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州)”的战略迂回，与主力会师河南的心脏。
蒙古军分兵三路伐金：中军由窝阔台汗率领，由凤翔回军河东，攻河中府，然后转攻洛阳；右军由斡陈那颜率领，进攻济南；右军由拖雷率领，自凤翔入宝鸡、小潼关，进入宋境沿汉水而下，经过唐、邓攻汴京，预计于绍定五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1232)春，窝阔台军和拖雷军会合，合兵攻取汴京。
绍定四年九月，窝阔台率中军抵达河中(山西永济东)，十月破城。拖雷右军强行进入宋境，攻入饶峰关，由金州(陕西安康)进军东南，取房州(湖北房县)后自房州挥师向东，兵锋指向邓州，进入中原。蒙军与金军中原逐鹿，展开殊死决战，蒙军采取避实捣虚之计，绕开驻扎在邓州禹山的金军，从邓州向汴京进发。在钧州(河南禹州)三峰山之战中，金军主力被蒙军杀戮殆尽，从此金朝就不再拥有与蒙军抗衡的军力。蒙军乘势占领河南广大地区，汴京周围只剩下洛阳、归德(河南商丘)两城了。这时窝阔台突然决定出居庸关，避暑官山，留速不台率兵围攻汴京。窝阔台突然北返带来的结果是，蒙古攻金的兵力不足，金人拼死抵抗，使蒙古对金的最后几仗打得十分艰苦。速不台率部猛攻汴城，凡十六昼夜，不能攻克，就暂时退军，散屯于河南。金哀宗乘蒙古退兵，从汴京出走，让后妃、兵士留守汴京。速不台闻知金哀宗离开汴京，一方面派兵追击，同时又进围汴京。绍定六年(1233年)正月，金哀宗渡过黄河北逃，被蒙军拦击，于是又渡河南走归德，蒙军穷追不舍，金哀宗在归德难以存身，又逃往蔡州(河南汝南)。在此期间，绍定六年(1233)正月，金朝元帅崔立叛乱，向蒙古献城投降。金哀宗逃到蔡州，负隅顽抗，欲与蒙古军队作最后的决战。
当蒙军在河南追击金哀宗时，蒙古又派遣王檄出使宋朝。[34]王檄至襄阳，与南宋商议联合灭金，请宋出兵，并且提供军粮援助。[35]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史嵩之将蒙古遣使之事上报朝廷，朝臣对此意见不一，有人赞成助蒙灭金，复仇雪耻，清算长达一个世纪的宋金深仇，有人认为蒙古贪婪无厌，应当提防蒙古的南侵之谋，金亡之后，南宋势必成为蒙古攻击的下一个目标。最终，南宋决定助蒙灭金。宋蒙此时就联兵灭金问题达成共识，王檄至宋，受到宋朝友好接待，“宋人甚礼重之”[36]。南宋并派遣邹伸之等六人回访蒙古，做出主动联蒙的努力。
金哀宗把蔡州作为立脚点，处境极其窘迫。当他闻知蒙宋为了灭金而展开紧锣密鼓的交往时，“惊悸无人色”[37]，迫于形势，也只好听从阿虎带的建议遣使到宋，游说宋朝助兵助粮，离间宋蒙的联合，缓解腹背受敌的窘境。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七日，金哀宗派阿虎带出使宋朝，让阿虎带向宋朝阐述：“敌人(指蒙古)灭国四十，以及于夏，夏亡则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金朝希望南宋明白这个道理，“与我连和，同御大敌”。但是，金朝的希望落空，阿虎带“至宋，宋不许”。南宋断然拒绝了金朝的联宋抗蒙的请求，金哀宗的努力已为时太晚。当嘉定七年金朝受蒙古侵逼而南迁汴京之时，金宋联合抗蒙还较现实。可当时金朝采取了错误的对宋政策，不仅不做联宋的努力，反而“取偿于宋”，大举南侵，破坏了金宋联合的利益基础，使宋朝内部主张联金抗蒙的力量涣然消解，而激起主张抗金的将领们的主战呼声愈加高涨。此时南宋的将领们不仅拒绝给予金朝任何援助，而且继续与蒙古联兵，准备攻取蔡州。
实际上，金哀宗在派遣使者争取宋援的同时，仍然在从事侵宋的军事行动。金哀宗在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十四日对前去增兵防守息州的金朝守臣、将领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这位自身难保的金朝皇帝对南宋的轻视傲慢和盲目自大。他说：“鞑靼用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地之马力，就中国之伎巧耳。朕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柔懦不武，若妇人然。使朕得甲士三千，可以纵横江、淮间。”固然，这番自我吹嘘的话也可以理解为金哀宗是在鼓舞将官们的士气，使他们不要惧怕宋朝的攻势。事实上，金朝已走到穷途末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金朝的军队在被金哀宗诬称为“柔懦不武，若妇人然”的南宋军队面前，已经处于明显的劣势。金哀宗谋划经金朝的唐州、邓州，夺取宋的金州(陕西安康)、兴元(陕西汉中)，进入四川，把那里作为逃亡地。
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一日，金哀宗曾下密诏，聚集大军，“出其不意，取宋兴元”。而屯兵于河南西南部地区的金将武仙，也曾经谋取宋的金州，想迎金哀宗入蜀，武仙攻宋的光化(在湖北光化县西北)，兵锋很猛。南宋方面也乘金朝朝不保夕，向金朝发动了积极的攻势。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奉命讨伐金唐、邓行省武仙。“(武)仙时与武天锡及邓守移刺瑗相掎角，为金尽力，欲迎(完颜)守绪入蜀，犯光化，锋剽甚。天锡者，邓之农夫，乘乱聚众二十万为边患。”孟珙消灭武天锡部，迫降邓州、申州(今河南南阳)。七月，孟珙接连大败金将武仙于马蹬山(今河南淅川南)等九座山寨，武仙败逃。八月十三日，南宋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擒斩金驻守唐州的元帅右监军乌古论黑汉。九月二十三日，蒙古军数百突然兵临蔡州城下，金哀宗布兵防守蔡州城四面及子城。接着，蒙军构筑长垒围困蔡城。
南宋按与蒙古的协议，决定出兵，并为蒙古军队提供粮食援助，共同实现灭亡金朝的目的。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十月，南宋名将孟珙、江海奉命率师伐金。孟珙、江海所率宋军的人数，据《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金史》卷一一九《完颜娄室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的记载，为二万人；另有记载出兵四万(《宋季三朝政要》卷一)、五万(《元圣武亲征录》)，其中宋出兵二万的记载较为可靠。关于南宋援助蒙军粮食之数，也几种不同的记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记助粮千石，《金史》卷一八、《哀宗纪》和《元圣武亲征录》为粮三十万石，《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记史嵩之运粮十万石给南(宋)北(蒙)军。我们现在已难以确认哪个数字是准确的，但助粮千石似乎太少，又考虑到《宋季三朝政要》关于南宋助蒙灭金的记载相当混乱、错误不少，故其所记助粮十万石也未必可信，所以，南宋往蔡州前线运粮之数为三十万石较为可信，这三十万石粮食可能如《宋季三朝政要》所说，是供给南北军，也就是宋蒙双方军队共同食用的。
南宋出兵，金军由真阳(今河南正阳)横山南来狙击孟珙所部，孟珙勇猛进击，将其击溃，斩首一千二百级。蒙古主将塔察儿派人来迎接宋军，宋军于十一月五日抵达蔡州城下，驻兵于城南。孟珙来到蒙古军帐中与塔察儿相会，商议攻占蔡州城的军事部署。塔察儿热情款待孟珙，取马乳共饮，赞扬孟珙击溃金朝名将武仙“极好”，与孟珙约为兄弟。可见，宋蒙双方在合兵攻蔡州时是平等友好的。
南宋兵力和粮饷的增援，使蒙军士气大振。蔡州城内金人得知南宋兵临城下，十分恐惧。这时俘获的金降人说城中粮食匮乏，人心惶惶。孟珙与蒙军商议，乘金人窘困、绝望之机，“画地而守，以防突围”，宋军负责攻击蔡城东南面，蒙古负责西北面，两军协力攻城。为了防止宋、蒙两军发生意外冲突，影响战事，孟珙与塔察儿约定：南(宋)军毋入北军兵营，北(蒙)军亦毋入南(宋)军兵营，南北两军勿相侵犯。[38]
金军殊死决战，尽力将城内居民征兵，健壮的妇女也被征集参加守城的战斗，往来搬运木头石块。城中粮食殆尽，难以久守，因此，金人不得不向城外突围，企图杀出一条逃路。金兵万人自东门出城，孟珙断其归路，将他们赶入汝河，活捉偏裨将校八十余人。十二月六日，宋军进逼蔡州城南边外围防御濠堑——柴潭。柴潭在城南，金人依恃柴潭为天险，迷信柴潭神为“护国灵应”[39]。宋军在此立栅，俘获金兵百余，消灭三百余人。七日，孟珙命令诸将勇夺制高点柴潭楼。宋军经过激烈搏斗，占领柴潭楼，俘虏金将士五百余人。柴潭之外为汝河，潭高于河五六尺，蔡州城恃潭为固。金军在城上金字号楼设有巨弩，居高临下，占据了地形上的优势，又相传岸下有伏弩，人不敢近，影响了宋军将士的士气。孟珙鼓舞士气说：“柴潭非天造地设，楼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宋军于是凿开柴潭之堤，放水入汝河，用薪苇柴草填充潭沟，顺利通过柴潭攻城。[40]蒙古军队也决开城西的练江入汝河，逼近城下，这时蔡州城“西、南二面不复固矣”。[41]西面、南面的天然屏障不复存在，金军西面、南面的防线已十分脆弱。金军见宋军决柴潭逼至城下，遂出南门与宋军交战，宋军进攻受阻。塔察儿令万户张柔率敢死兵士数十人“渡濠突城”，被城中金军钩去二位兵卒，张柔多处中箭，也被钩住。孟珙指挥救援，飞剑斩断钩子，救出张柔[42]。宋军进逼蔡城土门，金人施放“人油炮”，大概是将老年、小孩熬油制成的爆炸物。这种残忍的武器使宋军不堪忍受，孟珙遣道士前去游说金人，停止这种做法[43]。蒙古军也于九日攻破外城。[44]十九日，蒙古重点攻打西城，虽攻破西城墙，却不能进入城中，守城金兵十分顽强，“视死如归，人以不得出战为愧”[45]，蒙军无法扩大战果。
二十四日，金哀宗此时已知离灭亡之日不远，对侍臣总结自己的一生并表示宁死不屈之志，他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尔……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萦，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二十四日，金哀宗微服率兵，企图乘夜突出东门逃遁，没有成功。[46]
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二日，南宋主帅孟珙得降人言：“城中绝粮已三月，鞍靴败鼓皆糜煮，且听以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故降者众。”孟珙就指挥军队运云梯于城下，准备攻城。[47]
九日，蒙军将西城墙凿开五个缺口，金军极力防御，战至夜幕，蒙军仍不能入城，乃退军。[48]金哀宗见城将破，急忙于当晚召集百官，传位于蔡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寄一线希望于“矫捷有将略”的完颜承麟，万一突出重围，可以延续金朝的统治。[49]
十日，蒙军攻西城，金军集中三面精锐军队全力备御。孟珙挥师攻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登城。马义率先登上，赵荣紧随其后，万人竞相登城，与金兵大战于城上，迫降金丞相乌古论栲栳，杀其元帅兀林达及偏裨校将二百人。同时，金朝方面，完颜承麟即皇帝位，百官朝贺礼毕，马上赴前线捍卫城防，只见南城已插上宋旗帜。宋军喊杀声震天动地，守南门的金兵丧魂夺魄，放弃了南门，宋军涌入城中与金军展开惨烈的巷战。而此时蒙军尚与金军相持于西边土门水上，宋军打开西门，放下吊桥，蒙古军队杀入城中。金军仍在顽强抵抗，与宋、蒙联军展开巷战，但已无回天之力。南宋军帅江海俘获金朝参政张天纲，孟珙追问完颜守绪何在？张天纲道：“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环以草，号泣自经，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绝。”[50]金哀宗完颜守绪见宋、蒙两军攻进城内，金兵不能抵御，绝望地自缢于幽兰轩。金末帝完颜承麟得知哀宗上吊而死的消息，率群臣赶来，哭奠还未结束，金军就彻底溃败了。近侍举火焚烧了哀宗的遗体。完颜承麟随即也被乱兵杀死，金朝灭亡[51]。孟珙与塔察儿平分金哀宗完颜守绪的遗骨，又得金朝谥宝一枚、玉带一条、金银铜印、金银牌等宝物，凯旋襄阳。[52]金与宋有不共戴天之仇，此时灭金，大快人心！
端平元年(1234年)三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向朝廷献金哀宗完颜守绪函骨、珍宝法物、金朝执政张天纲以及完颜好海、夹谷奴婢等人。宋廷接收这批战利品，完颜守绪函骨、珍宝法物由大理狱看管，金执政张天纲等拘管于殿前司。四月，宋廷举行隆重仪式，告祖宗社稷，庆贺宋朝的世仇金朝的灭亡。宋廷还对率兵破蔡灭金的孟珙、江海等将领和参战兵士给予等级不同的嘉奖和赏赐，进带御器械孟珙三秩，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路分兵马钤辖江海和执行押解俘虏的行军器监主簿兼淮南西路制置司参议官陈一荐官升二等，其余将士犒赏不等。金朝灭亡对于受尽金朝蹂躏之苦的宋朝来讲，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宋金矛盾经历一个世纪的和战曲折，终于在理宗亲政的端平元年(1234)正月以金朝被宋蒙联军攻灭而告终。理宗适逢其会，他终于迎来了祖宗们可望不可及的结局，经他之手为列祖列宗雪了奇耻大辱，报了一百多年来的世仇。联蒙灭金为理宗戴上了圣君明主的光环，巩固了他统治的基础。联蒙灭金这个历史事件无论对南宋王朝还是理宗本人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
然而，头脑清醒、深思远虑的官员及时地提醒理宗不可沉醉于眼前的胜利，应当抓紧部署对蒙古的防御，乐而忘忧是危险的。监察御史洪咨夔奏言：“残金就灭，强敌为邻，抱虎枕蛟，机变叵测，上下凛凛益严备守，尤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
孟珙进见时，理宗对孟珙帅宋军与蒙古军队携手灭金的军事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卿名将之子，破蔡灭金，功绩昭著。”孟珙颇有大将风度，答道：“此祖宗威灵，陛下圣德，三军将士之劳，臣何力之有?”胜而不骄，不居功自傲，说明孟珙确实是理宗时代一位有文有武十分难得的帅才。孟珙克服了普通将领“贪功、好利、忌能、慢士”的通病。他的英武和谋略，不仅在南宋将帅中难能有人亚匹，就是蒙古军帅塔察儿也深表敬佩。刘克庄写道：“公(指孟珙)先入蔡，开关纳鞑，北军大掠，我师秋毫无犯，奔盎(塔察儿一名奔盏——引者注)虽胡人，然与公共事七十余日，独知尊敬，岂非其器识德度有以折伏之也！”孟珙所率破蔡灭金之师表现了南宋军队难能可贵的英勇奋战的作风和较强的战斗力，使长期屈服于金朝的南宋朝野扬眉吐气。同时，毋庸讳言，南宋出兵粮助蒙古灭金的目的，除了洗雪百余年的仇耻以外，主要是为了“和蒙”，主动协助蒙古灭金，可以避免蒙古借机寻衅，避免或推迟宋蒙战争的爆发，在对蒙关系上争取主动，这对南宋是有利的。因此，联蒙灭金是南宋非常明智的选择。
南宋出兵助蒙灭掉金朝时在端平元年(1234)正月，这时正是理宗亲政之初，励精图治，进行“端平更化”。灭金胜利可谓天赐良机，作为他“中兴宋室”事业的开端，无疑会对他变革“更化”、振奋人心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端平初年的时局，为理宗创造了大展宏图的良好社会条件，北方世仇金朝灭亡，蒙古暂时不会大举南侵，而权臣史弥远已病故，完全可以做到“赫然独断”，有所作为了。通观南宋后期历史，这时确实出现了一次扭转败局的难得的机遇。能否抓住并用好机遇，取得成效，实现理宗振兴宋室的政治理想，还要看他的统治才干和具体措施如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剑桥辽西夏金元史》，第239—240页。
[2]《剑桥江西夏金元史》，第239页。
[3]《南宋书》卷四《宁宗本纪》，《二十五别史》第15册，第86页。
[4]《元史》卷一《太祖纪》，第13页。
[5]《元史》卷一《太祖纪》，第17页；《金史》卷一四《宣帝纪上》，第304页。
[6]《鹤林玉露》甲编卷四《邓友龙使虏》，第62—63页。
[7]《西山文集》卷三《(甲戌二月一日)使还上殿札子》。
[8]《西山文集》卷三《(甲戌七月二十五日)直前奏事札子》。
[9]《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第23页。
[10]《金史》卷六二《交聘表下》，第1483页。
[11]《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第328页。
[12]《遗山集》卷一八《内相文献杨公(云翼)神道碑铭》。
[13][元]姚燧：《牧庵集》卷二一《王公（兴秀）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第375页。
[15]《建炎政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贴朝敷塞》，第848页。
[1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四川大麟司结局》，第665页。
[17]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六《蒙鞑备录跋》，中华书局1959年，第802—804页；《齐东野语》卷一九《嘉定宝玺》，第346页。
[18]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奉使”条，《王国维遗书》第八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185页。
[19]《蒙鞑备录笺证》“立国”条，《王国维遗书》第八册，第155—156页。
[20]《元史》卷一《太祖纪》，第20页；[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凯歌凯乐词九首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双溪醉隐集》卷二《凯歌凯乐词九首并序》，《述实录四十韵》。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五“嘉定十四年十一月”条亦记“鞑靼国遣使葛合赤孙等来计事。”但未提苟梦玉使蒙之前事。《宋史全文》纪事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苟梦玉到达西域见成吉思汗的时间是在嘉定十四年(1221)四月，推测他从南宋动身当在嘉定十三年。
[22]《元史》卷一《太祖纪》，第23页。
[23]《元史》卷二《太宗纪》第31页；卷——五《睿宗纪》，第2886页。
[24]《宋史》卷四四九《陈寅传》，第13238页。
[25]《元史》卷——五《睿宗传》及卷一二—《按竺迩传》均未明盲分兵两路，独《金史》卷——《完颜讹可传》载蒙古分东西两军，《金史》第 2446 页。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三《拖雷列传》也提到“分军”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元史二种《蒙兀儿史记》，第303页。
[26]《元史》卷一二一《按竺迩传》，第2983页。
[27]《金史》卷——《完颜讹可传》,第2446页。
[28]《鹤山集》卷八二《郭公(正孙)墓志铭》。
[29]《鹤山集》卷一八《应诏封事》。
[30]《鹤林集》卷一八《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8页。
[32]《鹤山集》卷一八《应诏封事》。
[33]《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34]《元史》卷一五三《王機传》，第3613页。
[35]《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
[36]《元史》卷一五三《王楝传》，第3616页。
[37]《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六《义宗皇帝纪》，第367页。
[38]《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2—12373页；《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
[39]《汝南遗事》卷四“祭崇潭神仍赐号”条，第49页。
[40]《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3页；本传记柴潭高于汝河五六丈，似不确，兹采(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潭高河五六尺”之说。
[41]《汝南遗事》卷四“敌人决练江宋人决柴潭人汝”条，第44页。
[42]《宋史》卷四—二《孟珙传》，第12373页；《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
[43]《宋史》卷四—二《孟琪传》，第12373页。
[44]《金史》卷一八《哀宗纪》。第402页。
[45]《汝南遗事》卷四“敌人克西城”条，第45页。
[46]《金史》卷一八《哀宗纪》，第402页。
[47]《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3页。
[48]《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六《义宗皇帝纪》，第369页。
[49]《金史》卷一八《哀宗纪》，第402页。
[50]《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4页。
[51]《金史》卷一八《哀宗纪》，第403页。
[5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