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秦是“周制”的继承者,汉才是“周制”的终结者?

 刘三解

  在“暴秦”:因何而兴,又因何而亡?》一文中,三解基于《秦砖》一书中对“秦制”中财政、兵役、军制、爵制和官制的研究讨论了“秦制”的基本形态实质上是“周制”的变体,由“国野制”下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镇压,演化成为王室与官吏组成的“君吏同盟”对“编户齐民”的镇压。

  


  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原初状态是“爵位贵族”垄断“军事化组织”;商鞅变法之后的君权扩张,在“爵位贵族”体系之中嵌入了君权代理人“官吏”和“比吏者”的角色,一直维持到西汉初兴;自吕后、文帝开启“无事模式”之后至汉武帝时代,“秦制”中的“中卒制”(比吏者)扩张至“全民”,变身“正卒制”下的“郡国兵”,“军事化组织”的垄断彻底终结,“国野制”的余绪终于消失。

  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国野制”的状态,可见李忠林在《春秋时期军赋制度改革辨析》(《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一文中的总结:

  

在国野分治的基本制度之下,西周时期的“国人”和“野人”相比,由于与贵族在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相当的权利,在经济上承担较轻的负担,这一切都使得他们成为政权的维护者,成为西周王朝主要的兵源。
从统治者的层面分析,公、卿等各级贵族都在王畿的“野”拥有采邑,通过占有“野人”的劳动实现其经济剥削,周王也在“野”拥有大量土田,其剥削所得属于具有私人性质的王室财政收入,而在“郊”以内有“籍田”,这些田依靠“国人”耕种,其所得为具有公的性质的国家财政收入。顺便说一下,其他各级诸侯和公卿对周天子有义务纳贡,也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国人”的政治权力和公共任务直接相关,这里的公共任务是指“自备装备”的出征,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共劳役和公共税收,也就是说,各级贵族和“国人”共同供养“国”,“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性”。

  而“野人”则是以“部族”、“氏族”的形态居住在各级贵族的“采邑”之中,为各级贵族服务,而不是为“贵族+国人”的所谓“周人公共族群”服务。

  而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国”的演变,实际上是“公共性”逐渐泯灭的过程,“化公为私”,在“国人”与“野人”一体化的过程中,上述“公共任务”与“王室私权”走向融合,并不是“野人”地位上升为“国人”,而是“贵族”和“国人”下坠到“野人”。

  进而在“编户民”之外,构建地位更低的社会阶层“徒隶”,即官奴婢和刑徒,填补“王室私产”或者说是“官营经济”的劳动者需要。

  唯有建立了上述认知,才能理解,为什么秦汉力役体系下,“徭”是一个绝对的基础概念;为什么秦汉法律体系下,“戍”这个军事义务,竟然大量被施与平民的“刑罚”,即“罚戍”,而官吏则往往为“罚金”。

  


  在“周—秦”制度逻辑下,“义务劳动”式的“徭”是遍及于全民的“财政概念”,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税收”,所以,在秦汉社会管理之中,可见“徭戍”、“徭日”,乃至于“吏徭”、“奴徭”,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

  

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


  “徭戍”的本质,恰恰是对军事需要人力资源的“财政转移支付”,只不过“支付”的不是“钱”,而是“人”,还是自带干粮,自行赶赴戍所的“人

  
而这种“财政概念”的“戍”绝不等同于“国野制”的“兵役”,正因为它具有“资源化”、“物化”的特征,使得平民的“戍守”任务在法律层面,伴随着“苦役”的性质,自然也就成为了“刑罚”的一种。

  相对而言,官吏的“罚金”,实质上延续了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罚铜”的传统,属于“贵族”群体内部的尊重与惯例。

  秦汉制度体系下,真正符合先例的“兵役”,都是以“屯”的名义存在的,无论是咸阳的“屯卒”、“屯卫”,还是“都尉屯”、“屯军”、“将屯”、“屯戍”,都是由国家供给廪食的“公家人”,而非“徭戍”所需的自备干粮。

  所以,秦汉制度体系中,类似于“国野”的身份之别,一方面是以爵位分别的身份体系来标识,另一方面,又以不同的任务体系来容纳(比如秦“中卒”、汉“正卒”,官吏),哪怕是同一个“编户民”,他在国家体系中的“角色”也会有所不同,也就呈现出了秦汉之际的特殊“动态”,使得诸多论者困于其中。

  通俗地解释一下,就是一个成年男性,在国家需要你服兵役的时候,你就成了“国人”,在国家需要你服劳役的时候,你还是“国人”,在国家需要你缴纳无差别税赋的时候,你就变成了“野人”,如果你犯法坠为刑徒,你就是世世代代的“野人”(在汉文帝定刑期之前)

  在“秦制”下要脱离这个身份循环,你需要“得爵”,而且不能是“士爵”,而是“大夫爵”,乃至于“五大夫爵”,也就是要爬到“有封邑”的“封君身份。

  在“汉制”下要脱离这个身份循环,除了上述“得爵”之外,增加“除吏”的选项,到了“六百石”以上的吏,也可以享受“封君”同等待遇。

  也就是说,“秦制”和“汉制”确实不是一回事,前者“很春秋”,极其类似于“作丘赋”、“作州兵”之后的春秋诸侯国,而后者则逐步走向了阎步克教授所指出的“由爵本位到官本位”,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 --
  • 投诉或建议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