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中古汉语IPA读音：/suoŋH/，960年2月4日－1279年3月19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国祚共319年。因国君姓赵，又为区别于南北朝时期之南朝宋，故亦称“赵宋”。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又别称“火宋”、“炎宋”。北方政权辽和金两国以宋朝位处其南方，称其为“南朝”，并自诩为“北朝”，西夏又因宋朝位于其东南，特称其为“东朝”。
公元960年，赵匡胤的部下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夺后周帝位而改元自立，是为宋太祖，史称北宋。建国之初，太祖由陈桥兵变意识到武人操政之危险，为防止他人效仿自己兵变夺取皇权，通过杯酒释兵权（一说此事为美化，但赵匡胤控制兵权为史实）将兵权归于中央，并置转运使将地方财富集中至中央，又命诸州县各选所部兵士，才力武力殊绝者送都下，其老弱者始留州，地方兵力亦收归中央，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采取调将指挥制。这一国策影响所及深远，导致北宋自初立之后频频不敌北方外患，对辽朝、西夏用兵屡遭挫败。
公元1127年，金兵侵略北宋，发生靖康之难，徽、钦宗二帝皆被金兵掳去，北宋灭亡。其后，宋室赵构南下称帝，是为宋高宗，经过一连串战争后，定都杭州临安，史称“南宋”。南宋在公元1141年与金达成绍兴和议，向金国称臣，以秦岭淮河为界，此后维持至江南偏安统治的局面。公元1276年，都城临安陷落，南宋大部分领土落入元朝手中。惟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陆续拥立端宗赵昰、帝昺继续抵抗元朝。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宋军全军覆灭，宋末帝赵昺随大臣陆秀夫跳海殉国，南宋正式灭亡。
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干政和地方割据，大部分时期皇帝均控制政局，没有出现唐朝中晚期时皇帝被宦官控制的局面。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西方与日本史学界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时代。
宋朝经济空前发达，商业繁盛，中国历史学家邓广铭和漆侠认为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唐宋八大家六位出自宋朝，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商业经济发达，科技发展非常进步（详见宋朝科技），四大发明在宋代也得到了改良；在政治上相对开明，对忤旨或党争失势的刑罚极少；宋太祖立下祖训要求其子孙不得杀害文人及上书谏议之人，文人的地位在宋代得到提升，有说法认为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
一、北宋历史
陈桥兵变与宋以前的朝代不同，宋朝与隋朝一样，是通过军事政变而非武力攻夺建立的。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原任后周一朝殿前都点检（即禁军统领），由于战功卓著，受后周世宗信任，成为其左右手。显德六年（959年）世宗崩，年仅7岁的恭帝继位，赵匡胤有了代立之心，打算效仿后周太祖的“黄旗加身”。显德七年（960年）春节之际，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南下的假情报，时后周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出城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驻扎，当天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将卒加黄袍于身（黄袍加身），高呼“万岁”，被拥为天子，时年33岁，是为宋太祖。后周廷臣得知时城内空虚，只得承认现实。后周恭帝被迫逊位，“禅让”帝位予赵匡胤。赵匡胤曾为归德节度使，驻于宋州，春秋时期宋州为宋国故地（今河南商丘一带），故定国号为“宋”，定都开封，改元建隆。依据五行相生的顺序，后周的“木”德之后为“火”德，因此宋朝以“火”为五行德运，并取红色为王朝正色。建隆元年，赵匡胤平定南北李筠、李重进二人的叛军。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开宝二年（969年）十月，他听从赵普的意见前后两次“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瓌等和地方武将的军事指挥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改以文官治军，并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两宋因此得以避免唐时藩镇割据的局面。然而，这项国策也导致地方军事资源减少，使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始终处于下风。
一统中原政权稳固后，赵匡胤着手扫除五代残余割据，一统天下。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战略顺序，先取经济富庶的南方六国以巩固国力，再掉头北伐契丹附庸北汉。他先行假虞灭虢之计，攻灭荆南和湖南割据政权，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赵匡胤一心希望恢复唐时北方领土，设立封桩库储蓄钱财布匹，以期日后从辽人手中赎回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他再度北伐，却于当年十月十九日突然去世，留下千古谜团，统一大业暂告停止。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稳固帝位后，继续统一事业。其后，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割据吴越钱氏相继归降。太宗遣大将潘美挥师北上围攻北汉都城太原，击退辽援兵，灭亡北汉，终于结束安史之乱后近二百年藩镇割据的局面。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众臣反对，趁伐取北汉之势，从太原出发展开北伐。北伐初期一度收复河北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围攻燕京，宋军与辽人在高粱河畔展开激战。太宗亲临战场，结果受伤中箭，乘驴车仓惶撤离，北伐未果。七年后的雍熙三年（986年），太宗遣曹彬、田重进、潘美兵分三路进行北伐。中、西两路进军顺利，而主力东路军贪功冒进，在岐沟关大败而溃。中、西二路被迫撤军。西路军在撤军后接到将已攻占的云、应、朔、寰州四州百姓内迁的命令，副将杨业中伏被俘，绝食三日而死。之后，北宋在对西夏党项族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中屡次失败，但因西夏厌战，与宋廷议和。淳化四年（993年）二月，四川爆发王小波和李顺发动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所到之处调发富家大姓除生活品外一切财产于众，得到蜀地农民呼应。次年正月，起义军占据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太宗得知后派遣两路大军讨之，起义军终于至道二年（996年）彻底失败。几次边陲防线的失利、后方起义的爆发遏制了北宋进一步收复疆土，太宗的施政也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而展开。太宗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善书飞白体，宋朝的铜钱淳化元宝也是太宗亲自题写的。宋太宗即位之事甚为蹊跷，是为“烛影斧声”之事，朝野相传赵光义谋杀宋太祖而得位，为确保政权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起源于杜太后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称要宋太祖死后先传其弟赵光义（即宋太宗），再传赵光美（后改名为廷美），再传赵德昭（太祖赵匡胤长子），而宋太祖同意。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然而，宋太宗却先后逼死宋太祖之子德昭和赵德芳，又贬黜赵廷美到房州，两年后赵廷美死于谪所。太宗长子赵元佐因为同情赵廷美被废，另一子赵元僖暴死，最后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赵元佐为帝。时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顺利即位，庙号宋真宗。宋朝始步入安稳守成时期。
北御辽夏宋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避免介入军事。自雍熙北伐后，辽国就经常在宋辽交界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宰相寇准力主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历代观点以批评者为主，认为真宗并无收回燕云十六州，且军事胜利者却要年年向战败者赎巨款买和平，甚为屈辱。惟另一种分析认为，击退南侵本身已是胜利，宋时经济发达合约负担并非巨大，难以说成城下之盟，辽朝此后数十年不敢再南侵，宋朝亦没有割地，不像南宋时割地求和的局面。之后，寇准渐渐失宠，终被罢相。真宗开始信用佞臣王钦若。王钦若长于逢迎，深知真宗希望天下呈现一派祥和的气象，于是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于各地制造“祥瑞”之象，极力鼓吹真宗封禅，深得真宗之意。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一年内先后三次封禅，严重损耗民力。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真宗偶尔一次临幸刘氏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就是后来的仁宗。而后，刘氏与另一名嫔妃杨氏共同抚养这名孩子。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改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刘太后十一年的垂帘听政时代。仁宗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氏的阴影之下，直到刘氏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 ( 后人京戏以此取材编为“狸猫换太子”、“打龙袍”)夏景宗于大庆三年（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持续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宋夏战争主要经历五个时期，即宋仁宗－夏景宗时期，宋英宗－夏毅宗时期，宋神宗－夏惠宗时期，宋哲宗－夏崇宗时期，宋徽宗－夏崇宗时期。宋军的失利使辽国趁机施压，导致重熙增币的发生。宋夏战争不利后，仁宗罢免宰相吕夷简，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推行庆历新政，任用包拯管理京城和御史台 ( 此时期即为包青天戏剧题材的主要背景 )，取得良好效果。在边疆上，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南蛮壮族侬智高叛乱和西夏的挑衅。北宋进入立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然而，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为朋党。仁宗一向厌恶廷臣结党营私，这些新政官员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仁宗死后，英宗赵曙即位。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以后英宗始才亲政。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就爆发濮议，这场争论长达十八个月。起因是宰相韩琦提请讨论英宗生父名分的问题，朝中因此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称英宗生父濮王为皇伯，另一派认为该称皇考。最终曹太后下旨称皇考，才平息这场争论。总体来说，英宗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继续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胆挖掘新人。英宗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便是英宗发起的。
变法与党争英宗死后，其长子神宗赵顼即位。神宗在位期间，宋初制订的制度已产生诸多流弊，民生出现倒退，北方辽与西夏又虎视眈眈。因此，神宗锐意改革。神宗启用著名改革派大臣王安石推行新法，任其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但是，新法的实行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加之天灾不断，神宗实行新法的决心有所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官员郑侠向神宗呈上流民图一幅，图中景象惨不忍睹，神宗受到极大震撼。次日，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新法。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被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开始不信任。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首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后来变法派中的官员吕惠卿肆意妄为，王安石因此复职回京，但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坚决阻挠。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长子，也是王安石主持新法的主要助手王雱去世，王安石借机坚决求退，神宗于十月再罢相位，此后王安石便不问世事。后人对熙宁新法的看法非常两极，但无庸质疑的是，新法的推行效果远不如预期。新法的实行虽然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耕地面积，但是却严重增加平民负担。熙宁新法在军事上的改革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军队战斗力无明显改善。加上王安石立意求新，把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的十余项改革措施于数年内全盘推行，使变法陷入欲速不达的困境。且新法实施后期，条文与执行效果偏差越来越大，一些措施从利民变成扰民。新法执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也是最后失去民心的原因，变法派如吕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品性饱受争议之人，以致被视作小人。对于历史上这次改革，黄仁宇曾评论道：“早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王安石被罢后，神宗继续改革事业，号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新法施行数年，宋朝国力渐强，神宗逐步将重点转移到外患上，熙宁年间西征吐蕃、西夏取得了数次军事胜利，元丰改制之后神宗决心一举消灭西夏，以绝外患。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开始西征，取得大捷，大大鼓舞神宗的信心。9年后的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神宗借此再征西夏，不想遭遇惨败，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赵佣为太子。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短暂地被其母高太后废，但不久又陆续恢复，其中不少沿用到南宋时期。神宗崩后，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刚即位的哲宗赵煦严加钳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冷落哲宗，结果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此阶段以旧党胜利，新法几乎尽废告终，是为元祐更化。更化期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核心不仅对新党进行远超前代报复性打击（首开贬官岭南之例，而非往日闲置西京），甚至连诸如苏轼这类旧党中的新法同情者也都排挤出朝廷。然而元祐年间，朝廷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大建树，反而重新陷入新法前边事败坏财政紧张的状况。哲宗亲政后，贬斥旧党，信用新党，恢复熙丰新法，史称“绍圣绍述”，“绍述”意为继承，“绍圣”的年号更表明了宋哲宗“绍述先圣”，亦即继承宋神宗变法事业的意图。尽管与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新法相比，绍述之法更着重于朝廷聚敛而非厚养民生，但因为旧党被得势的新党报复性地彻底打击，一些旧党所反对的养民之法得以确实执行，民生也稍有恢复。更重要的是，绍述扭转了元祐以来财政边事败坏的状况，宋廷财政收入重新丰裕，并因此取得了对西夏多次军事胜利，更在元符年间尽取横山，对西夏形成了彻底的战略优势。
靖康之变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23岁的哲宗驾崩，并没有留下子嗣，故死后由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即位第一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向太后去世，徽宗亲政。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曾被章惇批评“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即位后徽宗愈加生活奢侈迷醉，喜逛青楼，徽宗还崇信道教，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听信道士之言大兴土木，在开封东北角修万岁山，后名为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芙蓉池、慈溪等胜地，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在两浙路苏杭地区设立应奉局与造作局，专在南方搜集奇花异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徽宗既疏于理政，而又爱好佞言逢迎，尽管属意易于聚财的新法，但即位之初便将当初直言反对其即位的绍述主持者章惇逐出朝廷，而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奸佞廷臣，时称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蔡京当政次日，就下达禁止元祐法的诏书，即谓元祐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即便并非旧党拥趸，也全被排出政治中心，甚至于当年新党的干将，诸如曾布、吕惠卿等也皆逐于外州。由于徽宗的穷奢极欲和蔡京的曲意逢迎，厚养民生的熙宁新法演变为盘剥黎民的崇宁新法，各类苛捐杂税，以及蔡京肆意发行“当十大钱”所造成的货币贬值与币制混乱，均造成民众极为沉重的负担。尽管徽宗朝也有诸如《皇宋政典》、《政和五礼新仪》的编撰以及崇宁教育改革等文化教育以及法律制度上的善政，但仍然无法弥补经济民生层面上已经形成的严重破坏，最终引发北宋末年的诸多民变。重和元年（1118年），黄河泛滥，河北、京东四路遭受水灾，流民失所、无可谋生，淮南宋江发动民变，起义军一度占居京东、淮南、河北数县。两年后的宣和二年（1120年），宋江等三十六名起义首领接受朝廷招安，起义结束。同年十月初九（11月1日），方腊在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北）举义，各地农民闻风响应，不久发展至万人。三个月内，义军占领两浙六州五十余县城。次年正月，徽宗派童贯南下征讨，屡败义军，终于七月生擒方腊。由于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加之对西夏的战事一路凯歌高奏，平靖西寇似乎已近在咫尺，所以当他看到辽朝被金朝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辽南京西京二道之域（即燕云十六州之域）；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给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海上之盟。然而与势如破竹的攻辽金军相比，宋军在攻辽过程中，屡遭败绩，甚至于攻略幽州时虽一度攻入燕京（辽国称南京，今北京市）内，却因志得意满而再遭辽国残兵痛击而溃退出城，最终还得借助金兵才得破城。目睹宋军大都腐败残弱的金兵不再视宋为不可战胜的天朝上国，便乘胜掠去燕京人口北返，并借故克扣营、平、滦三州，更生南下攻宋之意。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以平州知州张觉背金投宋为由，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尽管西路军因面对善战的河东禁军而受滞于太原不得南下，但面对荒废兵事的河北禁军，东路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逼近东京城。徽宗大惊失色，后依李纲建议传位其子钦宗赵桓。钦宗在啼哭中登上皇位，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保卫东京。李纲暂时抵挡金军。金军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次南下。休战之间仍不曾解围的太原终因内外交困，坚守近一年后于该年九月陷落，而京畿禁军主力却又在朝廷政争的掣肘下以添油战术援晋，结果白白消耗，至此开封已彻底暴露在金军兵锋之下，而诸路勤王兵马也难以急援京师。开封城被金军围困期间，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闰十一月丙辰日（1127年1月9日），尽管开封城实际仍能稍守，但慌张失措的徽钦二帝竟迷信郭京“六甲神兵”的愚蠢把戏，致使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与诸将破城，二帝见俘。靖康二年二月六日（1127年3月20日），金掳妃嫔公主贵戚及宗妇、族妇、歌女等数千人到金国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依兰县），废徽、钦二帝，贬为庶人，史称靖康之变。被掳走的女眷或被金兵轮流蹂躏致死，或被打入洗衣院（金国官妓院）终身为妓，或被金人霸占为妾。金人在五国城侮辱徽钦二帝，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最后二人皆客死异乡。金朝攻灭北宋后，先后扶持张邦昌、刘豫，建立“大楚”和“大齐”两个傀儡政权。
二、南宋历史
建炎南渡金朝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得以幸免。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因宋朝的五行德运为“火”，改元“建炎”意味着重建王朝的火德。之后高宗一路南行，过淮河渡长江，建炎三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今南京市）作为行都，称“东都”。绍兴元年（1131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今杭州市）作为“行在”，绍兴八年正式定临安为行都，建康改为留都。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临安，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兀术撤兵北返。在北撤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截断退路，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兵力围困金兵十万之众，竟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北撤，途中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不敢渡江。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者当推岳飞。通过北伐，南宋夺回金扶植的伪齐政权之部分土地。
偏安江南宋高宗在苗刘之变后，为了防范及避免将领因北伐成功提升威望威胁其地位，决定一心议和，只希望偏安江南的统治。宋金在1138年首次议和，南宋一度收回河南与陕西。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快速攻下河南与陕西，并往南深入。由于宋朝军民抗战英勇，金军在川陕、两淮的进攻皆告失败。七月，金将兀术南攻不利，转攻郾城，被岳飞打败，转攻颖昌，又为岳飞败。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兀术出逃开封，北方各地义军纷纷响应，以至于金人南望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在此时，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于书面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割让被岳飞收复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十二月末除夕夜（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与其子岳云、部将张宪于临安（今杭州）。《绍兴和议》达成后，宋高宗生父徽宗的灵柩和生母韦氏本人被送回南宋，宋钦宗则因为宋高宗基于自身绝后的私人考量（高宗在南渡后失去生育能力），被南宋拒绝接回。高宗任用秦桧为相。秦桧在靖康年间曾主张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主和政策，与高宗之意甚合。秦桧归朝仅三月就成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为右丞相。由于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当时尚与高宗相左，一年后被高宗罢免。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复任秦桧为右丞相。秦桧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采取默许，但同时牵制其权力。秦桧后来权势巨大，引起高宗警觉。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廿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决，不久后一命呜呼。秦桧死后，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主和派官员，继续主导政事。高宗在南渡后失去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昚。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帝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击退。此时金国发生内乱，金帝海陵王被杀，金军北返。议和失败让高宗萌生退意。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孝宗。自称太上皇，居德寿宫。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宋朝进入相对复兴时期，孝宗平反岳飞，打击秦桧余党，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之轻敌，历时仅廿日就告失败。之后，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隆兴和议。内政上，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高宗死后，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淡，最后在守孝三年后，决定让位于其子赵惇，也就是光宗。光宗即位不久就患精神疾病，对孝宗十分不敬。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孝宗朝的大臣，因此即位两年后日渐疯癫。绍熙五年七月孝宗病逝后，光宗不服丧。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赵彦逾秘密策划另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诏，光宗被奉为太上皇。其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改元庆元。六年后，光宗去世。宁宗一朝被韩侂胄和史弥远两名权臣操控。
内忧外患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无先例不合礼，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被罢去相位。南宋民间依然十分怀念他，临安城门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诗文。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当时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大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这批士大夫全部赶出朝廷。庆元六年（1200年）间，韩侂胄见理学已不成威胁，解除了党禁。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开禧北伐，很快就遭到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结成联盟，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从此之后开始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赵昀即位，是为理宗。理宗即位，史弥远继续专政，赵昀也就奉行韬晦之策。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终于摆脱史弥远，次年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改观。其时，金朝在蒙古帝国步步紧逼下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和海上之盟的教训，援金抗蒙，使金成为宋的藩屏。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由于金国主力已在“三峰山之战”被蒙古军歼灭，呈亡国之态，宋廷当朝大臣大多赞同联蒙灭金，只有赵范反对。理宗答应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蒙宋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文件，埋下后患。金哀宗得知，也派使节来宋陈述利害，希望联合抗蒙，被理宗拒绝。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宋将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
抵御蒙军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于此役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端平二年（1235年），三路蒙军分别大举入侵川陕四路，荆湖北路和淮南西路，都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再次兵分三路大举南侵，前锋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占领川陕四路从而渡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曹友闻、王坚、孟珙、孟瑛、余玠、张钰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流矢所伤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蒙哥死讯，又得知幼弟阿里不哥准备在和林称汗，准备撤军以争大汗之位，宋臣贾似道借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忽必烈返回北方自立为汗。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为皇储。由于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过堕胎草药，因此赵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赵禥即位后不理朝政，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度宗了解前线战事。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咸淳十年七月九日（1274年8月12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
崖山亡国宋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隰即位。当时，宋朝已进入瘫痪状态。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祐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沦陷，元军遂屠城。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举行受降仪式，赵隰退位，南宋亡。但赵隰之兄赵昰和弟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元军将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史称崖山海战，据估计，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宋朝到此彻底灭亡。张弘范在石壁上刻“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而还。
二、政治制度
北宋初期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以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以上至三师者充任，通常设两员，有时设一员或三员，宰相还兼馆、殿大学士之职。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以中书舍人以上至六部尚书官者充任，亦无常员，通常设两员，有时设一员、三员或四员。宰相与副宰相、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称为东、西“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宋神宗元丰改制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使得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中书门下设于禁中，又称政事堂或都堂，是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行政机关。其宰相称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为“参知政事”。设置副宰相是为了分散正宰相权力以及扩充处理政务，这是是宋代政治的特色之一。宋神宗时元丰改制将中书门下改为门下、中书与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宋徽宗时，蔡京称太师，统领三省事务，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南宋宋高宗时，为了集中政务以应付军政急务，将三省合并为一，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宋哲宗时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宁宗时，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
枢密院作为全国军政的最高机关，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以谏议大夫以上至六部尚书等官充任，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知枢密院事，以起居舍人以上至尚书左右丞等官充任。资历浅者，称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不常置。为了防止唐朝藩镇割据与五代频繁发生的禁军哗变篡位等事重演，此职务大多由文官担任。枢密院掌管全国军马调度权力与高级武官考选奖惩，而全国禁军兵员的管理、训练、防御、升迁、赏罚等则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等三衙联合管理。枢密院长官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相等统称执政，宰相与执政官合称宰执。
三司是北宋初期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即盐铁部、度支部、户部三司，号曰计省，位亚执政，号称“计相”。其长官称三司使，以两省五品以上及知制诰、杂学士、学士充。副手称三司副使，以员外郎以上历三路转运及六路发运使充。元丰改制时裁撤三司，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南宋时兵役军费繁重，故又增设总领所作为户部的派出机构，专门负责数路或一路各军之钱粮征收供应，并参预军政。总领所共四处，分别为：
淮东总领所：领淮南东、两浙东西、福建、江南东西等路财赋，供应驻淮南东路之御前诸军
淮西总领所：领淮南西、江南东西等路财赋，供应驻淮南西路之御前诸军
湖广总领所：领荆湖南北、广南东西、京西南、江南西等路财赋，供应驻荆湖北、京西南两路之御前诸军
四川总领所：领川峡四路财赋，供应驻川峡四路之御前诸军
总领所长官称“总领某处等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总领。
中央行政执行机构方面，宋朝早期，六部九寺五监被一些新设一些机构取代职权，如审官院与流内铨分别代行吏部考校京朝官和选人的职权，枢密院和三班院代行兵部考校武官的职权，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与太常寺的礼仪之权，三司代行户、工部及司农太府两寺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直到元丰改制时，撤销朝廷的诸多令外机关，以三省代替中书门下，六部各设尚书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务，省部寺监才行使相应的职权。但实际上，元丰新官制与《唐六典》所载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制仍有相当差别：三省合署办公，两尚书仆射分兼中书门下两省台长，故名为三省实为一省，至建炎正式合并；六部多由原有的令外机构合并重组而成，故而改制后多兼理本应由寺监管理的庶事杂务，而规模变得空前庞大；寺监事权为六部所侵，导致除大理寺外皆不治京外之事，故建炎时一度全部裁并入六部，绍兴后虽有所复置，但也不复九寺五监之设，如以太常寺兼管宗正寺事、光禄寺并入鸿胪寺、太仆卫尉两寺与少府都水两监自此罢置不复。
中央监察机构主要有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专管监察，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台官有弹劾权，可以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还准许“风闻”论事。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下设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宋仁宗时始单独置院，其长官称知谏院事或左、右谏议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台、谏官都以言事弹劾为责，其职权本无多大差别，这一状况导致后世台、谏的合流。
最后，为皇帝起草制诰、国书和宫廷内所用文书的机构是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侍读学士、直学士院等。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或知制诰分掌“内制”和“外制”，总称“两制”，翰林学士等还侍奉皇帝，充当顾问。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元丰改制后，审刑院并入刑部。
官员管理制度宋代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此乃承晚唐五季遗绪之由。安史之乱后散官因滥授而不为人所荣，导致以职事官为实权，散官为号的制度遭到破坏，唐中后期出现了以使职为实权，职事官为号的新制度，职事官因位高权重、不轻易授人、不掌管实务、闲简无事，或为外官所领而阶官化，有些品秩低的职事官因属清选，成为士人及第后供职于藩镇的起家之选或初转之资而阶官化，也有些职事官因职司清要，被授予藩府立功将佐有功者而阶官化。五代时期，使职之间也逐步系统化和严密化，最后形成等级化，发展成年考成资，依资迁转的阶官化制度。宋代早期没有扭转这个趋势，反而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宋代极为复杂的官员管理制度。官为官员的待遇等级，分文武两类，列班序迁之制不尽相同，其中，文官以朝官、京官、选人序阶，武官以正任、遥郡、内使和军职列班。北宋初期至中期用唐朝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九寺五院等官司之正副官组合而成文官官阶，称为“本官”或“正官”，虽具官名，但无实职，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因此又称为“阶官”或“寄禄官”，领有本官者位高称“朝官”，位卑称“京官”，是为宋朝的中高级文官。京朝官外，由地方州郡的幕职吏僚和县之长贰官员构成低级文官官阶，号为“选人”，少数选人得任本职，但大多数同样徒具虚名。武官方面，以内使三班借职至内客省使或禁军军职构成武官官阶。“内使”又称“武选”，名义上为禁中供应侍从的使臣，但与文官本官相似，并非常直禁中处理宫中事务，实际职务另有差遣；“军职”则是职事与官名相称，专门负责禁军各级单位的训练管理。武选至诸司正使或横行官以上，军职至军都指挥使或厢都指挥使，因军功再晋升则加刺史、团练使、防御使、观察使、节度观察留后（徽宗改为承宣使）五等州郡牧守官，品秩俸禄仍视内阶军职，号曰“遥郡”，尊为“美官”，至是方可得任一方统兵大将。遥郡武官因功再晋，则落去内阶军职，仅留牧守官号，品秩始视牧守官，号曰“正任”，尊为“贵官”，最高可晋任正任第六阶从二品节度使。按宋制，武官欲入西府执政之列则必须先晋正任，三衙管军亦唯任正任武官。宋神宗元丰改制时，朝廷有意通过恢复《唐六典》模式的律令官制，以扭转中央政府冗官冗费的现状，乃废文武散官，制《元丰寄禄格》，以散官名号的新制寄禄官阶取代前期京朝官迁转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共二十五阶文阶寄禄官。宋徽宗时增为三十七阶（包括选人），还改定武官内班官为五十二阶武阶寄禄官。绍兴把略显混乱的武阶官厘清以后，文武寄禄官制度基本定型，一直延续到宋亡。职又称阁职，指三馆秘阁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集贤院学士）、诸殿（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保和殿）大学士、诸殿学士、枢密直学士、诸阁（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学士、诸阁侍制、直阁等诸殿阁图书馆官员。这些官职名义上是禁中诸多图书馆的长贰官员，但实际上不釐馆阁事务，仅为内外差遣所带加衔，以标文学高选。差遣是指官员临时委任的职务名，故又称“职事官”，带有“判、知、勾当、管勾、权、直、提举、提点、提辖、签书、监”等动词。北宋初年鉴于唐末和五代“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武臣擅权”等弊端，委派京朝官充任知州事和知县事，以接管节度使等武臣所掌地方之政事、司法、财政等权，而割据一方的地方武将被剥夺事权，原先的刺史、团练使、防御使、观察使、节度观察留后、节度使等常由地方武将担任的六等州郡长官成为武臣迁转之阶，此后“知事”“同知”“通判”取代了以往“刺史”“长史”“司马”“令”“丞”“尉”等地方官名，成为宋、元、明、清四朝地方官的正式官号。元丰改制之前，中央朝廷沿袭唐末五代差遣令外官治事的制度，事务官员也基本上以差遣为本职，但元丰改制以后，绝大部分差遣官按照《唐六典》的模式与本官进行统合，中央的文职差遣官基本消失。北宋前期的官品沿袭唐、五代之制，文官共九品，有正、从，自正四品以下，又分为上、下，共三十阶。但官品和官职多不相称。元丰改制正名责实，减少官品的等级，改为九品正、从十八阶，同时职事官和差遣统一。朝廷对各级官员制订磨勘（考核劳绩过失）、叙迁、荫补、碍止（中级官员至某级别时停止通过定期磨勘晋升，而必须因大功或才能得皇帝特旨简拔晋升的规定）等法。对于中、上级官员的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宋神宗后，一些下台的或势将下台的官员有的还被授予或自请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祠禄官，坐领“祠禄”。此外，朝廷的各种临时赏赐，也成为官员的又一重要经济收入。官、职和差遣的分离，导致大批冗员的出现。
三、军事
宋朝军队实施以募兵为主，征兵为辅的军队构成，实行自愿性的募兵制,并且将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作为一项传统的国策，有社会福利性质，起到稳定政权作用。北宋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其中禁军厢军为募兵，乡兵藩兵为征兵。禁军是直属朝廷的正规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虽名禁军，实际上奉皇命出戍八方，分守天下要紧之处，而非仅仅戍守京师。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但在重内轻外的国策下，精干兵员均被抽调至禁军，因此厢军战斗力低下，实际上只负责地方治安与后勤杂役，军事任务均交予同驻地的禁军。此外，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则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靖康之变以后，原有的禁军战力遭受毁灭性破坏，故开始依赖诸如岳家军这样的武将自建军队。绍兴以后，朝廷重新收拢兵权，岳家军等“行营护军”逐步演化为直属中央，戍守固定区域，由武将直接统领的地方正规军，号称“御前诸军”，俗谓“屯驻大兵”，取代了原本禁军的主力地位。
禁军方面，北宋初年沿袭后周制度，设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以统率，合称两司，设有殿前司都点检、殿前司副都点检、殿前司都指挥使、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殿前司都虞侯、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虞侯、侍卫亲军司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马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马军都虞侯、侍卫亲军司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步军都虞侯等高级军职。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决定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武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殿前司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军职。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军权，同时废除殿前司副都点检一职，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长时间不置，真宗景德二年废置侍卫亲军司都虞侯，侍卫亲军司分为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前两者和殿前司并称三衙，至此完成了从两司到三衙门的演变，三衙分别由殿前司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司步军都指挥使统领。但是，三衙虽有掌兵之实，却无发兵之权，具体的军事谋划与武官奖惩任命由枢密院负责。
宋朝在三衙以外，另设枢密院以司符节边备、武官铨选等战略规划事务，与三衙并为最高军政机关。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太祖、太宗之时，其他任何官员，即便是宰相，未得皇帝许可都不得过问枢密院事务。该项规定后来逐渐松弛，南宋时由宰相兼枢密使渐成惯例。而枢密院虽能发兵，且掌统兵官任免之权，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宋朝又实行更戌法，经常更换统兵将领，同时打散禁军的番号军、厢、厢下军等高级编制，调配军力时以满编五百人的“指挥”（营）为单位进行调动，作战时经常将来自不同军厢的指挥交予未曾管理过这些兵士的武官指挥。如是，使将不得专其兵，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此外战争时战区最高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对宋朝战力有负面影响。宋朝实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真宗朝以后，枢密院使和枢密院副使多由文臣出身者担任，少数武臣曾入枢密院，但都遭到文臣以祖宗成法反对，都遭到罢黜。真宗以后，以文官任统兵官，督率武将，渐成惯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由文官担任，武将担任都部署（都总管）、副都部署、部署（总管）、副部署、钤辖、巡检、都监，号为将官，领兵马，受指挥。宋朝的建国兵力部署“守内虚外”，但在熙宁年后首都驻军减少。
北宋中期以后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同时，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针对以上弊端，熙丰变法后开始实行置将法，将禁军分为“繋将禁军”与“不繋将禁军”，“不繋将禁军”诸指挥（营）仍如旧法，“繋将禁军”诸指挥（营）则被组织为固定的大编制单位“将”，不行更戍法，一般驻扎在固定的地域，由固定的将司长贰官员正将与副将负责管理与指挥。各地置将法实施状况不同，其中边事繁重的陕西、河东实施较为彻底，东南诸路禁军则仍以不繋将禁军为主。
南宋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以及三衙。屯驻大兵战斗力较强，原本是武将自行召募部队，如岳家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这时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经弱化，枢密院的权责也逐渐缩小。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相继被削减，屯驻大兵逐渐演变为中央统管的正规地方军，与禁军三衙平行。
宋代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宋朝以前仍处于冷兵器时代，从宋朝开始火器登上战争舞台，使用霹雳炮、震天雷、引火球、铁火炮、火箭、火球、火枪、火炮等火器，逐步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水战装具的发展，舟师仍在江河、濒海地区发展，南宋时还尚有车船。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各代中央和地方多设立兵器制造与管理机构，严格控制兵器的制造和发放，还规定有兵器查验、维修和授予制度。
在兵种结构上，步兵为主要兵种，并配有少量骑兵，车兵则逐步消失。没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够战马与驮马的问题终宋一代始终困扰著宋国军备(尤其在主要敌国辽、金皆有优势骑兵的情况下特别严重)，并成为两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防设施发展出城制、弩台、敌楼等设施。其中以山城防御体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将余玠于四川防御蒙军，为了巩固川西地区，他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方针，修筑钓鱼城（今重庆合川东）、大获（今四川苍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云顶（今四川金堂南）、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重庆万县西）等十余城，形成一个防御网，成功抵御蒙军攻击。
四、外交
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辽与金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外交对等，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宋代朝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表现在有较固定的管理机构，明确规定贡期，严格贡使的证明，回赐的制度化等。南宋时，还将海外贸易作为朝廷的财政收入预算之一，对于朝贡物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按市舶贸易的规则进行抽买。免税贡物的减少，意味着税收的增加，这样既有利于外交往来，又给朝廷带来实惠，使外交和经济获得双赢。
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国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国，挫败辽国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中国的资源与人力而至，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出使辽国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完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宋史》称：沈括“使契丹。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国，被拘15年，但仍不愿投降金国。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虽苏武不能过”。
五、人口
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99,145户，人口约3250万。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1,730万。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户数达20,882,258户，人口约1亿1275万；估计宣和二年（1120年）有户二千二百万。人口1亿1880万。靖康之祸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人口峰值是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户口达到1360万。若以绍兴卅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代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其中临安人口过120万（1274年），汴梁人口过180万（1125年），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
在人口分布上。宋徽宗崇宁年间，华北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六年有户23万，崇宁元年有户26万。而永兴军路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户23万。这两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中这些地方处于前线有关。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川陕四路。这五路户口达到571万户，占南方户口的一半。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197万户。江南西路户口则有166万、江南东路则有户101万。福建路有户106万。淮南东西路共计达到130万户。川峡四路总计有200万户（1231年有500万户.）、荆湖南北路总计有140—15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京西南路有40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