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埙如篪
陶埙（xūn），声音朴拙深邃，有如自然天籁，散发着凄婉哀伤的气息。陶笛与陶埙有点相似，但要注意，它们是有着完全不同起源的两种乐器：陶埙是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起源于中国，考古材料中可见清晰的发展序列。陶笛诞生的时间则晚得多。
考古中有一门排比器物的学问，叫做类型学。以类型学的眼光来看，器物的发展往往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乐器的音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笛从五孔、六孔到七孔、八孔，要经过四百多年的摸索；多音孔陶埙发展的历史，比在笛上多钻些孔花费的时间更久。
陶埙的起源与狩猎相关。带孔的石球飞向猎物要害时，气流在其中咻咻作响，给予了先民创造球形吹奏乐器的灵感。又有民族材料发现，东北的鄂温克人依然掌握着着吹响木哨诱捕公鹿的技术，说明吹奏的声音确实被运用到了狩猎中去。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件鹅蛋型的陶制器物，上面仅有一个孔用于吹气，称为“气孔”。这可能就是一件由石球演化而来的发声狩猎工具，它只能发出一个音。
从工具变为乐器，陶埙质变在于“音孔”的出现。在距今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单音孔的陶埙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手指盖住孔，埙音就低；手指放开孔，埙音就高。开孔从一到双，轻巧的改变就给这件工具平添了十足乐趣，成了仅有两个音的小巧乐器。
时间之水与黄河一同东流，从仰韶来到龙山，从陕西走入河南，带来激动人心的变化。河南旮旯王遗址距半坡遗址将近500公里，其中出土的兔形陶埙同样是单音孔的形制，开闭双音之间的音程也与半坡陶埙一样，是一个小三度。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制作这件陶埙的先民无疑拥有着天才般的艺术细胞，仅靠捏合、拼贴就将圆形土坯塑成了一只惟妙惟肖的兔儿。陶埙的吹孔位于兔的上方，音孔位于兔的右后腿。制陶师显然有一个温柔可爱的灵魂，吹奏陶埙，就像在轻吻兔儿绒绒的后背。
无独有偶，山西荆村、义井的两个新石器时代双音孔陶埙，出土距离相差300多公里，音程却几乎相同——都是在小三度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大二度。不要小看这个“巧合”，制造乐器的人，脑中一定先有了音阶。同样的音阶出现在不同地方的陶埙之上，说明同一个音阶早已在中原漫传。有了音阶，便能作曲；有了歌曲，便能共和一歌，口耳相传。大地上的先民们可能早就有了同一首丰收歌，同一首求爱调，同一首摇篮曲。
但是，一件只有两个音的乐器或许难以创作一首歌。要把这时候的陶埙看作乐器，则它只能是一场合奏中的点缀，因为在它之前的吹奏乐器之王，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能独立吹奏五声音阶的笛。
如此算来，《物华弥新》中亲似姐妹的两位音乐家至少是五千年的至交，贾湖骨笛的资历又要比兔形陶埙更老些。
单音孔陶埙只是乐器发展史的一个前奏，继续增加的音孔让它越来越像一件专业的乐器。晚商陶埙最为研究音乐史的学者所熟悉，它已经变成了规整的五孔，其中最完善者已能完整地吹奏今天的七声音阶了。
有兔爰爰
化为陶埙的兔不会动弹，温顺地伏在吹奏者手心。但制作这件陶埙的人所见的兔，并不是印象中乖巧雪白的家兔，而是自然环境中常见的野兔。兔形陶埙身着白裙，但头发（毛皮）是灰色，耳朵极长，这都是常见于野兔的特征。
家兔和野兔是两个物种。当今世界的家兔，无论品种，大约都属于欧洲穴兔的变型。家兔的驯化被认为开始于16世纪的欧洲，据说最先将野兔转化为家兔的是法国传教士。天主教守斋期间禁止食用大部分肉类，但可以吃小兔。于是，传教士们为了一饱口福，开始在笼中养兔。法国吃货们的努力大大加速了家兔的驯化，使得家兔在世界范围迅速传播开来。大约在明代，家兔传入中国，庞大的家兔养殖业迅速发展。
但中国人对兔子的喜爱，显然不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在驯化家兔之前，中国分布着数量繁多的兔属生物，其中包括大量原生的野兔。在兔形陶埙所处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与定居早已开始，中国先民已经驯化了狗和猪，但考古学家很难在早期居址中找到兔子的遗骸。兔的骨骼轻薄易碎，很难在地层中完整保存。由于同为啮齿动物，兔子那少得可怜的骨头渣甚至难以和大老鼠区分开来。
好在兔子形状的陶埙定格了野兔蹦跳在迢遥过去的可爱身姿，为中国人对兔子从古至今的偏爱找到了审美源头。
了解完家兔与野兔，再来看看兔形陶埙的核心玩法——兔洞。
技能原型显然是冯谖与孟尝君“狡兔三窟”的典故：
狡兔有三窟，仅得其免死身，今君在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战国策·齐策》
其实，中国原生的野兔有穴居习性的不多，鼠兔是较特别的一例。反而是后来的家兔，因为由穴兔驯化而来，普遍都会打洞。所谓的“狡兔三窟”，可能并不是兔子真的打了很多地洞，而是野兔奔逃隐匿行踪莫测，如处处打了洞一般难以捉摸。
虽然中国很可能没有成功在本土驯化兔子，但野兔毕竟是常见的自然生灵，一直以来就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山林草原的居民猎兔取食，皇家以白兔为美好的稀兽。
中国人眼里，天上有捣药伴仙，引人遐想的兔：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古朗月行》[唐]李白
地上有奔跑逍遥，惹人艳羡的兔：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诗经·王风·兔爰》
顺带一提，《物华弥新》中与兔有渊源的器者颇多。还未落地已有立绘的器者“刘家功夫针铺”铜版身边跟着只兔子，正是因为铜版上就画着一只白兔儿。
而器者舞蹈陶盆的三瓣嘴，可能来自宗日遗址的旧名“兔儿滩”。小陶盆没长兔子耳朵兔儿牙的理由，也许是因为只蹭了个名字吧。
月姥姥 黄巴巴
早早与人类结识的兔，自古以来就是先民们喜爱、崇拜的对象。兔子具有强大的繁殖力，顽强的生命力，在时常面临饥饿、灾病之难的人类眼中，是保佑生命延续的美好生物。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常常用陶、玉等材料制作兔形装饰品，这些珍贵又神圣的小像会被带入坟墓。
有趣的是，陶埙这样的乐器同样是重要的随葬品。论及中国重要的陶埙发现，则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的一批陶埙绝不可忽视。这片墓地中的随葬陶埙多达二十余件，均是三音孔陶埙，能够发出八个不同的音，毫无疑问已是专门制作的乐器了。
要注意的是这批陶埙的出土位置。火烧沟的陶埙多是给儿童陪葬用的，他们被放在骸骨胸前或腰侧，仿佛主人生前携带陶埙时就把它们挂在这个地方。乐器似乎也是小孩喜爱的玩具，当父母走出聚落打猎时，尚无法劳动的孩子们吹响陶埙作乐，排解孤独与恐惧。危险来临时，还能吹响陶埙发出警报。
河南的兔形陶埙发掘年代较早，材料不详，无从知晓它的主人究竟在何处。考古常常会面临地下材料缺失的情景：自然上，流水作用、地质变化都会搬弄被掩埋的遗存；人工上，人类的日常生活或者建设行为都会造成考古材料的消失。
根据甘肃所发现的陪葬现象，河南兔形陶埙生动可爱的外形，以及那恰能被小手握在手心的尺寸，我们大可以想象陶埙的主人正是一个几千年前的孩子。只是这名儿童遭遇了原始社会里司空见惯的灾难——死亡，以至被早早地埋入黄土。
远古的社会没有余力将儿童特别保护起来，相反，儿童往往被视为拖累。人殉现象刚刚出现时，他们就很容易沦为祭品，惨遭杀害。
墓主人为老年男性，三名殉人均为少年，墓主脚下的箭头柄是一根少年的腿骨。
儿童是不成熟的大人，因为他们无法出力劳动。每个孩子的天职便是活过成年，掌握所有的生产技能，为集体的延续出力。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脆弱的孩子夭折，他们的尸体也被简单埋葬。来自富有家族的孩子们或许能有一座坟墓，但对更多的孩子来说，上下扣起的大瓮里塞上几件陶器，这被称为“瓮棺”的葬具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死亡太过平常，居高不下的夭折率足够把史前居民的平均年龄下拉几十岁，很少有人记住墓地中乱葬的瓮棺里睡着的究竟是哪个孩子。
也许只有一个人会记住。那个讲起旧事、唱起童谣，哄着孩子入睡的人：
那个渴望孩子健康成长，如野兔一样敏捷的人：
那个因孩子的死去而悲伤，又害怕地下冰冷孤寂，于是将孩子作为玩具的乐器一同埋葬，希望它替自己奏起摇篮曲的人：母亲。
器者成为母亲，是因为真正的母亲们将夭折的孩子们托付给了她——
兔形陶埙，远古的乐师，灵动的野兔，夭孩们共同的养母。
埙声呜咽，是技巧，是哀思，也是送可怜孩子们稳稳安睡的，回荡在天地间的一曲安魂之歌。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
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
——《摇篮曲》
曲解研究所出品
作者：k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