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的是近代欧洲列强为争夺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神权大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的领土和权益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从欧洲来看，奥斯曼帝国地处其东，故统称为“东方问题”。
在1821～1829年的希腊独立战争、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1908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危机、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都曾出现过历史上著名的东方问题。
第一就是欧洲列强围绕瓜分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中近东地区的领土和属地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他们相互牵制不使某一方单独吞噬这块肥肉；第二就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各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欧洲列强的插手和干预，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经历了坎坷的道路。这两方面的问题又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巴尔干问题久经纠缠，成为国际冲突的症结，巴尔干半岛也就成了欧洲的“火药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由此产生的西方列强对其"遗产"的争夺斗争是“东方问题”产生的根源。
历史规律表明：强大军事帝国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征服和领土扩张，这一过程不仅使其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以维持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帝国财政的收支平衡，而且给其注入一种不安于现状、不断向上攀升的进取精神（Aggressive兼有两种含义：进取的和侵略的），确保了帝国的内聚力；一旦扩张由于某种原因被迫终止，它所带来的战利品和相伴而生的进取精神也就无法保持，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就会象定时炸弹一样爆发，国家精神上的分裂之后便是帝国的逐渐衰亡——帝国的外部敌人和内部反叛者将对帝国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如果他们足够强大，帝国的肢解将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规律的最好例证。这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持续扩张几个世纪的大帝国在向西扩张受到阻遏之后，无可挽回的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奥斯曼帝国自从1683年进攻奥地利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失败以后，开始由盛极而衰。
到18世纪，强邻紧逼，国势日殆。它地跨欧、亚、非三洲，控制地中海、黑海和红海。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列强日益向外扩张。
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巴尔干及其东南端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成为欧洲列强必争的战略要地。黑海是俄国通向地中海的重要通道，巴尔干是东南欧的门户，上述两海峡地扼黑海出入地中海的咽喉。因此，侵占土耳其，夺取黑海出海口，占领巴尔干，打通黑海通向地中海的通道是历代沙皇追求的目标。
早在1695～1696年，沙皇俄国两度进攻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亚速。1774年再次进攻奥斯曼帝国，迫使订立《楚库克－凯那尔吉和约》。依约，俄国将领土扩张到黑海沿岸，取得君士坦丁堡常驻使节权。这一条约标志着俄国势力在近东大膨胀的开始，也埋下了东方问题许多争端的种子。1792年俄国又进攻奥斯曼帝国，订立《雅西和约》，夺取了克里木汗国。1812年又迫使奥斯曼帝国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夺取了比萨拉比亚和部分摩尔达维亚，控制了黑海和多瑙河口。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再次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1829年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1821～1829年欧洲列强纷纷插手东方问题开始成为具有全欧性质的问题和国际政治纷争的中心。
在整个19世纪东方问题的争夺舞台上，主要的国家为俄、英、法、奥诸国和统一后的德国。
沙皇俄国对东方问题的政策基调是：肢解奥斯曼帝国，蚕食鲸吞其领土，力求取得独占优势，控制黑海、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以便自由出入地中海。
英国对东方问题的政策基调是：保持一个由它控制的表面独立的奥斯曼帝国，以保障英国在东方特别在印度的权益，并借此控制两海峡，遏制俄国势力伸向地中海与英国争霸。
随着英国对东方侵略的加强，以及它在失去北美殖民地后，印度在大英帝国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俄国在近东的扩张又诛求不已，英国为了维护其庞大殖民体系中的这条东西方重要通道，在近东与俄国展开了长期剧烈的斗争，成为19世纪东方问题角逐场上的两个主要对手。
法国是最早在近东取得通商权利的国家，在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埃及拥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同俄国的南进政策冲突也较早。自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法国对东方问题的政策通常与英国相一致。
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毗邻，奥地利对东方问题的政策最初与俄国尚比较一致，1726年曾与俄国结盟，联合侵略奥斯曼帝国。但到19世纪，俄在近东步步扩张，严重威胁奥地利的南翼，奥地利在近东与俄国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19世纪晚期，随着奥地利扩张重点日益转向巴尔干，奥俄的矛盾和冲突激化起来。
至于德国，统一前很少过问近东事务，到1878年柏林会议时，德国才在东方问题的舞台上崭露头角，1890年威廉二世亲政后，德国联合奥地利加紧推行其东进政策，与英、俄、法在近东展开激烈争夺。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列强围绕着东方问题的争夺愈演愈烈。
1833年俄国乘奥斯曼帝国与其属国埃及战争之机，迫使奥斯曼帝国与俄国订立《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后俄国放弃了这一条约，但随着列强在近东争夺的加剧，终于导致1853～1856年英、法、萨丁王国联合对俄的克里木战争。
俄国战败，签订了《巴黎和约》。和约规定黑海中立化，大大削弱了俄国的欧洲大陆霸主地位。
普法战争开始后，俄国乘英、法无力东顾，单方废除《巴黎和约》中黑海中立化条款；
1877年俄国又发动对奥斯曼战争，迫其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企图独占奥斯曼帝国，引起列强反对。
1878年举行柏林会议，订立《柏林条约》，迫使俄国让出根据《圣斯特凡诺条约》所取得的许多领土和权益。
19世纪90年代，德国联合奥匈帝国向近东和巴尔干猛烈扩张，俄国也在巴尔干加强"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德、奥与俄、英、法在该地区营垒分明，危机四伏。
到20世纪初，两大军事集团已最后形成，巴尔干半岛上战云密布，硝烟满天，波斯尼亚危机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接踵而来，终于在巴尔干半岛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谓“东方问题”，实际上是欧洲列强争相继承奥斯曼帝国“遗产”，从而引起的一系列激烈复杂的国际冲突。一般说来，它从18世纪末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
一度称霸欧洲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18世纪即逐步衰落。19世纪上半期，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军事封建的中央政权进一步削弱，各地军事长官（帕沙）力图摆脱最高统治者苏丹（亦译素丹）的控制；同时，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等民族奋起反抗土耳其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国势江河日下，为欧洲列强的争夺大开方便之门。
在所谓土耳其“遗产”中，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对各列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们是沟通黑海与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是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金桥”，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同时也使它们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在每次战争中都具有决定的意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之为“我们房屋的钥匙”。据说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时也回忆说，他宁愿“放弃对半个世界的统治，也不愿把那两个狭窄的海峡让与俄国”。
19世纪前半期围绕东方问题角逐的主要是俄、英、法、奥等国。一方面，它们对土耳其软硬兼施，迫其就范；另一方面，列强之间既有争夺又有勾结，不断变换策略，以实现各自的侵略扩张目标。通常俄国对土耳其采取步步进逼的政策，英法之间虽然也有摩擦，但为阻止俄国大举南下往往奉行“维持现状”的政策，实质上是在保卫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的幌子下，保存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并且把土耳其拉到自己一边。
在这场角逐中，英法两国的优势在于它们拥有强大的海军，同时经过长期经营，在土耳其拥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俄国则可以利用宗教和民族关系，打着保护东正教和斯拉夫人的旗号，“支持”巴尔干民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良族解放斗争，以实现称霸巴尔干和控制两海峡的战略目标。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沙皇俄国凭借它在欧洲取得的霸主地位，积极推行南下政策。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上台不久，就利用希腊人民反土起义造成的有利形势，逼迫土耳其政府于1826年签署《阿克尔曼协定》。按照协定，土耳其不仅承认当时的俄土边界有效，而且承认俄国对塞尔维亚以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保证俄国商船在土耳其水域自由通航，并且放弃黑海沿岸俄土有争议的地区。
但是，土耳其苏丹在奥地利总理梅特涅的劝告下，在希腊问题上不肯让步，一面继续出兵镇压希腊起义，一面拒绝俄、英、法“调解”。于是俄国勾结英法，封锁希腊水域，以武力制止土军的行动。
1827年10月，俄、英、法联军歼灭土舰队于纳瓦林港。这一事件更加激起土耳其的愤怒，同年底土政府宣布废除俄土之间的一切条约，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没收俄国货物。这对俄国的南下扩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俄国亦无可奈何，因为它当时正在同波斯进行战争，抽不出更多的军队来对付土耳其。紧接俄波（斯）和约签订之后，尼古拉一世迫不及待地于1828年4月对土宣战。军事行动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两个战场同时展开。在巴尔干方向，俄军10万人首先侵占了多瑙河两公国，随后渡过多瑙河，继续发展攻势，企图在入冬之前打到君士坦丁堡。但俄国本身准备不足，对土耳其的力量估计过低，以致攻势受挫，被迫在多瑙河两岸转入冬营。高加索战场虽然发展较顺利，但不起决定作用。
英奥等欧洲列强对于俄土战争的进程十分关注。尼古拉一世担心奥地利入侵多瑙河两公国，更害怕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急欲迅速打败土耳其，结束战争。
1829年6月，俄军发动第2次多瑙河战役，大破土军，并乘胜翻越巴尔干山脉，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西方列强担心土耳其首都落入俄军之手，推动土耳其媾和。
1829年9月，俄土双方在亚德里亚诺波尔签订和约。土耳其被迫承认多瑙河口及其附近岛屿、黑海东岸（从库班河口至圣尼古拉）等广大地区归属俄国，承认南高加索地区“永远”并入俄国，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对俄国和其他外国商船开放。土耳其还必须向俄国交纳1000万荷兰盾的赔款。
欧洲列强的全权代表聚集到维也纳，商讨解决“东方危机”的办法。土耳其在英法支持下态度强硬，1853年10月9日限令俄军在18天内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俄方断然拒绝，于是爆发了战争。从俄土交战开始，发展成以俄国为一方，以英、法、土以及萨丁（法国的附庸，1855年初参战）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战争。
东方问题，也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逐渐成为整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题之一，也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在19世纪上半期，东方问题更是欧洲大国关系中的焦点，围绕它形成、发展了一种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大国关系模式。
东方问题主要涉及五个国家：土耳其、俄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还可以加上土耳其的属国埃及（埃及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论著中往往被忽略，但它其实恰恰是东方问题棋盘上一颗重要的棋子）。我们可以把上述六国分为三类：承受方，土耳其和埃及；力图改变现状者，俄国（最主要的角色）和奥地利；力图维持现状者，英国（主要国家）和法国（应该预作申明的是，这里的“改变现状”“维持现状”都是从总体上进行的特征描述，并不排除在具体细节上的例外）。这三类国家构成了一种“大三角”式的格局。在每一类国家内部，也有互动的关系，或为冲突和争斗，或为合作与协调，或两者兼而有之，杂糅成一团。
先看沙俄帝国。按照彼得一世制定的扩张计划，俄罗斯要南下打败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黑海两海峡，打通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之时，发动了两次俄土战争（1768－1774，1787－1791），东方问题也由此拉开序幕。这两次战争使土耳其丧失了黑海北岸的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刻赤海，还失去了多瑙河两公国的部分主权。俄国商船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甚至获许通过博斯普罗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终于夺得了其梦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但是对于扩张成性的俄国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它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占领土耳其的国都君士坦丁堡，把它变成帝国的“沙皇格勒”。其实夺取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历代沙皇的梦想，除了宗教情结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这两点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著作中已有充分论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妄想着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俄罗斯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于1472年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在索非娅影响下，伊凡三世采用了拜占庭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他的徽章。伊凡四世更以拜占庭帝国的后裔自居，在拜占庭帝国灭亡（1453年）的百年之后自称沙皇（“沙皇Czar，Tsar”源于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号“恺撒Caesar，Kaisar”）。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对沙俄帝国南下战略的意图一览无余。由于以上诸原因，俄国在东方问题上注定是一个改变现状派，而在1806——1856这五十年间，俄国就发动了三次大的对土战争，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权。
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上抱有与俄国同样的野心。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奥地利给自己蒙上了一层“调停者”的面纱，给人造成一种持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的印象。在危机时刻，奥地利总是呼唤国际调停和倡议召开国际会议，乐于充当热情洋溢的会议主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奥地利还奉行追随俄国的政策，甘当俄国的“小弟弟”。在俄国人吃肉时，奥地利人也能喝上汤，双方利益均沾，各得其宜。1833年，俄奥签订了《明星格利兹协定》，协调了双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俄奥达成一致意见：将来土耳其“发生变动”时，双方采取共同态度。但奥地利的心思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它一方面力图瓜分土耳其，并且在中欧事务上与俄国结盟，但它境内有大量斯拉夫人，因此对于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都是反对的，它不可能容许俄国在自己南翼的步步进逼。俄奥合作的局面也仅仅维持了二十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俄奥双边关系的根本逆转。在多瑙河两公国问题上，奥地利不仅和俄国唱起了反调，而且作出了让俄国人大动肝火的选择。在土耳其的默许下，奥地利“暂时”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以填补俄国人被赶出后的真空局面。通过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和约》，奥地利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巩固了它的既得利益，行使保护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俄国人伤筋动骨、大动干戈，到头来不仅一无所获，还被迫吐出了许多以前获得的赃物，更为恼火的是，向它捅刀子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弟”奥地利，这叫它如何甘心？俄奥因此交恶，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俄奥激烈争夺、牵扯众多大国利益的巴尔干地区也成为此后一百多年间欧洲的“火药桶”。
与俄奥力图改变现状、瓜分土耳其不同，英国在东方问题上是坚定的维持现状者，早在1791年，当时的首相小皮特就在议会辩论中指出：“俄国的扩张和土耳其的衰落，关系到我们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完全符合英国利益”。与俄奥抱有领土扩张野心不同，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主要利益是商业利益。而商业利益的维持和拓展得益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和平。1838年，英土之间签订了一个有利于英国商人在土耳其的所有属地（埃及除外）获得商机的贸易条约。巨大的既得利益和潜在的获益前景既坚定了英国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宁和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的决心，也加强了它防范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对英国的经济利益可能构成的威胁的警觉。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强国，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强大舰队。它在世界上占有广袤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握有世界霸权的“日不落帝国”。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东方航线是英国通往它的亚洲殖民地印度的交通生命线。英国清楚：唯有维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确保君士坦丁堡不落入俄国人手中，东方航线的安全才有保证。在外交上，英国有“势力均衡”或“均势”的传统。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无力与陆地强国在欧洲大陆上直接展开争夺。因此采取了不断变换支持或反对一国或数国的的策略以大致维持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防出现一个在力量上对所有其它欧洲国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联盟，或形成一个将英国孤悬海外、阻止英国进入大陆的欧洲帝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和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英国支持奥地利以对抗法西等国，目的是不让奥地利受到过度削弱而让法国过分强大。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为避免普鲁士被奥法同盟吞没转而支持普鲁士。英国组织多次反法同盟以反对拿破仑是为了避免一个统一的欧洲帝国的可怕噩梦。在东方问题上，英国采用的也是同样的策略，竭力避免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独霸巴尔干的局面，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英国也不反对自己单独控制土耳其的前景。以上四个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基础——尽量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抑制任何大国单方面谋求改变现状的企图。在两次土埃战争（1831－1833年，1839－1841年）中，英国都站在土耳其一边，坚决抵制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对土耳其领土和帝位的觊觎之心，不使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