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课涉及到《通论》的第8、9、10章。《通论》实际上全书一直在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全书实际讲的是财政问题，表面上是就业、利息和货币。由于英国作为一个拥有完备法律体系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问题属于立法问题，即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卢将政治权力的核心权力定义为立法权）。一般的经济学家不愿意讨论复杂的政治问题，特别是立法权的问题，因为一讨论就会陷入到党争里去。
其实，经济学家在面对财政问题时一般都会很小心地处理。《通论》直接触及财政问题的内容在第8章中比较多且十分深刻。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主要是由财政治理来决定的。尽管凯恩斯在这一点上拐弯抹角地谈，还是逼近核心问题的。在讲《通论》的时候，会通过论点拆分的方法，上升到宏观的高度来思考。
本节课分三个主题：第一部分是时间贴现率与利率的关系；第二部分是流动性偏好；第三部分是消费倾向。不管是消费倾向还是流动性偏好，指向的都是资本流转，实际上就是《资本论》第二卷的核心内容——资本流转。而资本流转背后能看到大国博弈的影子，因为资本流转包括区域流转和结构流转。
1. 时间贴现率与利率的关系
区域流转就是人们历史上定期看到的美元加息之后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这个剧烈的过程导致他国货币的汇率发生剧烈变动，是利率变动扰动的汇率变动。这个逻辑关系在《资本论》课中讲过：利率是资本的时间价值，汇率是资本的空间价值。由于利率形成了对空间价值的预期，有的时候这个贴现是提前兑付，导致资本的大规模的流动，该流动里就涉及到了国家治理的原则和策略。
凯恩斯在第8章中讨论消费倾向的时候，使用了时间贴现率。如果想理解利率的话，必须理解时间贴现率这个概念。
先简述消费倾向这个概念。消费倾向是指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趋向性，反映不同消费群体或同一消费群在不同时期消费意向的变动。当然，制约消费倾向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政策、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市场供求、居民购买心理等等。凯恩斯将居民消费的倾向性分为两大类型：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
任何投资的目的都是资本增值。“金融”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增值。既然投资的目的是增值，那资本就有一个时间贴现的问题。例如需要依据平均通货膨胀和资本平均回报率来得出当前的平均工资水平所对应的将来的相同购买力的平均工资水平。
凯恩斯在谈论资本增值的时候，很聪明地没用剩余价值理论去分析，但他的分析思维处处是剩余价值理论。一般意义而言，利率应表达资本的时间贴现问题。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负利率。由于负利率无法表达资本的时间贴现，意味着对劳动所得的残酷剥削，由此回归到《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
正是由于资本外溢，即资本过多或资本供给过剩，才会导致利率为负。对资本的需求高，就会加息。因为大家都在需求信贷，所以利息会上去；资本供给过剩，就会带来低利率。由于特定时期的货币政策出现了问题，资本才会供给过剩，进而诞生负利率。结果是时间被贴现没了，也就是理应由市场提供给劳动者的时间贴现没了。当工资面对高通胀时，如果人们应得的资本贴现也出现问题（资本在严重贬值而时间贴现不能给予补偿）且劳动者如无投资能力（挣的工资必须用于刚性消费），那么他们的必需型消费将会变得极为紧掣。目前像美国的中产阶级大体上就是处于这样的情况。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跨越国界的剥削问题：高估值货币的国际化意味着全球劳动者为高估值货币进行贴息。像美元这种高估值货币的估值就严重超过了其自身的价值载量。这个时候实际上使用、存放该货币或者是以该货币计价资产的国家、个人都将为之贴息。而低估值货币的国际化，比如人民币、日元，实际上意味着本国商品廉价出售以及资源或资产的输出。卢倾向于让人民币处于高估值时候再进行国际化，而不倾向于它被严重低估的时候进行国际化。因为低估值时国际化会耗损中国必要的资产和劳动，降低中国的资本积累率。
2. 流动性偏好
流动性偏好是指人们在手中保存一定数量的货币的愿望。其主要是讲利率决定理论和税负决定理论，即流动性偏好是由利率和税负双重决定。凯恩斯在讨论流动性偏好的税负决定论时是放在了消费倾向里边讲的，消费倾向里他讲了客观决定因素和主观决定因素，其中主观决定因素里边涉及到了政策问题、财政问题。
首先讲流动性偏好的利息决定论。先分析一下加息构成的流动性偏好是如何生成的、它的意义以及每个国家应对策略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费雪定律公式是MV=PQ，令
刚性消费品需求公式
为刚性的消费品或刚性消费需求公式；
投资性消费品（资本品）需求公式
为资本品需求公式。现在来思考美国的加息逻辑：加息降低的是V； QT缩表降低的是M。2022年6月1日美联储未选择本应该开始的量化紧缩（QT），因此并没有压缩M。美联储只加息，降V。如果分母Q不变，那么降低V一定会降低通胀。而Q在整个2022年都在反复地下降。下降的原因首先是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其次是战争导致的供应链断裂，生产可能也被破坏；最后是贸易壁垒。以上三个因素共同导致美国的Q一直在下降。而美国在增加M，V不变的情况下，P会疯涨。美国目前是想通过下调V但Q不变来降低P，虽然有一定成效，但美国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以邻为壑。什么叫以邻为壑呢？举个例子，像意大利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粮食、能源、工业品等Q是外部供给。当Q的外部供给遇到问题时，Q减少但MV不变，通胀在所难免。注意！虽然如欧元这样的M会贬值，理论上应该是MV缩小，但由于像意大利这样的进口国家会将M2移入M1，即
进口国会将资本品需求纳入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会保证刚性的商品需求。而理论上本应该是刚性的供给，由于外部供给并不刚性，所以通胀就上去了。
日本不加息的原因是它不想降低V，但日本做了一件很清楚的事情——贬值，即缩减M，也就是日本的MV在萎缩，使得需求缩减。而供给Q基本保持不变，所以日本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通胀水平。从日本和意大利的策略差异中可以看到这里边的分野，当然意大利那么做也是没有办法。
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于2022年10月辞职。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财政专家。欧债危机他处理得很好。德拉吉以总理的身份试图解决意大利的国内经济问题。可如果这只是利率能决定的事情的话，也不至于是此番结局。尽管利率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在欧元体制下，意大利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决定欧元的利率。德拉吉为了从财政政策（即税政）上下手，要求所有的政党都不能成为反对党，但是他遭到了至少两个党的反对，无法进行下去。现在德国和法国自身难保，作为负债水平极高的“欧猪五国”之一的意大利，政府没有一笔数额足够客观的资金来处理国内问题的话，意大利就会进入破产倒计时。德拉吉是个聪明人，他没有必要背意大利破产这口黑锅。
德国从俄罗斯、乌克兰获得廉价的能源、原材料。包括工业用的化学制品、钢铁，都是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获得，廉价能源（如天然气）更是从俄罗斯进口。廉价的能源和生产资料，再加上中国的市场，形成了德国的经济繁荣。也就是说俄罗斯廉价的能源与原材料与中国的消费市场是德国经济缺一不可的根本保障。默克尔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她不惜得罪特朗普，也要维系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关系。美国当今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欧元。因为美元一旦出状况，如果同时欧元不出事儿，那么欧元会取而代之，这是严重违背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所以灭掉欧元这才是美国的基本国策。灭掉欧元就要摧毁它的发动机——德国、法国、比利时。而德、法、比三国的经济基础，就是对俄乌的能源、原材料以及对中国市场的极度依赖。德国又受制于美国的威慑之下，在逼迫默克尔下台之后，换上朔尔茨和贝尔伯克。德国这台发动机正在因为俄乌战争而慢慢地熄火。就算是俄乌战争不爆发，那么德法也面临来自日韩的强力竞争。日韩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工业信息化方面前进很快。
不过先出事的倒还不是德法，而是南欧，其中问题积累比较严重的是意大利。欧元区当前没有能力处理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假如是希腊，那欧元区还能应付，因为希腊只占欧盟体量的4%，而意大利是希腊的4倍。而且不仅是意大利需要救援，以“欧猪五国”为主的债务大国都需要救援。能解决这件事的只有美国和中国。由于意大利是欧元崛起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国自然不会去管。而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又不好，所以中国不愿像当年救希腊那样救一下意大利。
这里引申出一个涉及到全球资本流转过程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挽救欧元对中国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的？
2022年欧元占他国的储备的20%，美元占40%，剩余的储备被其他所有的国家占据，中国只有3%。如果德、法、意找不到解决欧元的办法，不能将国家经济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而是任由欧元区的债务大国出现国家破产，那么这些破产的国家可能最后的选择就是退出欧元区，重新发行自己的货币。这样的话，欧元区也就进入解体倒计时。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过程，这个惨烈的过程是由愚蠢的政治家们造成的。而愚蠢的政治家之所以变得愚蠢，是因为其他国家下了药。
本节课所讲的流动性偏好、资本流转的原理，欧洲人不可能不懂，但是懂得的人的声音早已被现代的媒体和信息技术有效地屏蔽和淹没了。这既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中国在应对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问题的时候，策略是什么呢？中国的M不能减，因为如果中国的M下降的话，那么经济增长就停滞了。中国的V也不能减，因此还不能加息。唯一的办法是使Q放大，即增加有效供给（在需求不动的情况下）。这种增加有效供给的方法，过去是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依旧是同样的思路，只不过是更侧重于水循环。唯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增加Q的目的，因为中国国内也存在很多像朔尔茨、贝尔伯克和马克龙这样的与美国利益集团勾结的人。这个群体要求增加Q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美国的外部供给Q。在美国的P=MV/Q中，V变化很小，虽然通过加点息的方式减少了一定的V，但这个减幅是不够的。M没有减少，甚至由于M2转到M1，M还在增加。如果Q不能跟进，美国的P就会猛增。而这个Q就是由中国来提供。这也是美国要减对华关税的原因。
因为中国的Q放大的过程会增加就业，所以世界需要的同时中国本身也需要足够量的Q。但中国也需要思考自己生产的Q到底是给美国、阿富汗、斯里兰卡、意大利还是给俄罗斯。这里边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中国是否需要高估值货币。中国真需要像美元、欧元这种高估值货币吗？再者，中国要这么多高估值货币用于何处？
卢认为，如果欧元在18个月内出事，那么替代它的那个货币不应是美元，而应是人民币。人民币的生态圈覆盖了斯里兰卡、阿富汗等国家（但不覆盖意大利），所以这些国家的问题中国有必要解决。中国需要允许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国到北京来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以资源或者是类似于像基础设施，比如说码头、岛屿等做抵押。然后中国可以向它们提供1000亿人民币的长期的国债，并安排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人民币只能以“马歇尔计划”的方式，通过他国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走向世界，而绝不是离岸交易中心。离岸交易中心它的原则就是美元兑换券。
美国在利率方面使用了悖论。在正常的情况下，利息、利率应该由市场的货币需求来决定，也就是说货币需求量大就加息，货币供给量太大就减息。现在是货币供给显然很大，货币需求并未殷切，因为还没QT，而全球的货币涌入到美国，美联储不应该加息，但实际采取的是市场悖论。执行市场悖论的原因是美联储充分理解全球美元流转的道理。全球美元流转，然后通过美元加息将美元资本全部回流美国，导致他国货币不足以解决他国的外部供给问题，比如斯里兰卡、意大利。因此，美元升值意味着他国的货币不足以进口足够的Q，P就飙升，债务危机就爆发了。所以美国用该悖论在制造他国的经济危机，通过经济危机深度化和全面化来解决自身的MV/Q的平衡问题，这就是危机转嫁。
在美国坑害这些国家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其实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因为中国有一个救与不救、怎样救、救谁的问题。而在这个救的过程中，中国使用的不再是美元信用，而是人民币信用。用人民币信用构建一个人民币的经济生态圈。中国除内循环外，还需要一个围绕着中国的内循环构建的人民币信用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的构建应从斯里兰卡开始。在讨论流动性偏好的时候，还需要提及门罗主义。美国过去还打不过英国的时候,对付办法就是门罗主义，跟中国现在的策略差不多。也就是美国将国内经济事务整顿好，然后把美洲处理好，再把周边处理好，一点儿一点儿地扩张，将美元信用扩张出去，等待战争的机会。中国其实可以参考美国的门罗主义。虽然该方法可能会争论非常大。因为中国的有关部门，包括财政部、央行、发改委，在逻辑上和朔尔茨、马克龙是一致的，采取的还是美元兑换券的逻辑。
3. 消费倾向
现在回到消费倾向这个部分。关于消费倾向是由什么决定的，先看一段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原话：“财政政策的变化，假如个人的储蓄愿望的确被其所预料的将来的收益所影响，那么不仅利率会对个人储蓄产生影响，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会对其产生影响。所得税（特别是鄙视坐享其成的所得税，即资本利得税）、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等都和利率一样，关系到储蓄。而且在普通人心中，财政政策的可能变动区间最起码要大于利率。”作为一名从来不谈财政的人，凯恩斯却说财政政策的可变动区间最起码要大于利率，意思就是财政政策是主要的。“假如政府有意用财政政策来对收入进行平均分配，那么财政政策自然会对消费倾向产生更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消费倾向的决定性因素是财政政策，只不过凯恩斯在书中只用这么一小段来论述这个道理。但是尽管他这个逻辑过程用了那么多公式计算，但没有做这个的延伸计算。在这一段的后半部分，他讲了国债法偿的问题，并且有计算。这一段卢在写《广义财政论》时，将国债法偿这一段扩展成一个章节，正是因为这很重要。凯恩斯把该说的事情说清楚了，也把重点说出来了。但是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不想讨论复杂的立法问题，而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他不愿意讨论。所以他把方向点完，然后还是绕着边际去写。
在消费倾向这个话题里，还要说一下消费结构的变动问题。凯恩斯在三个章节里边有涉及，并未讲明白。可以将消费列出矩阵。消费的第一个部分是必需型消费，这种消费具有刚性特征；第二个部分是投资型消费，通常在投资型消费里才能够对抗通货膨胀；第三个部分叫精神型消费，比如留学、读书、旅游等，虽非必需，但是现代人在信息化社会中，要用电脑、手机，精神型消费的量的比重会明显增加；第四个部分是空虚型消费。这种消费属于做了也没有实际意义且会给人无聊和空虚的感觉，甚至有害健康，比如毒品、游戏等。它大量损耗人们的金钱和时间，但是它还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消费倾向里之所以有边际消费，是因为它有一个逻辑。它有完整的计算公式，还有一个消费倾向函数。凯恩斯说当收入增加后，必需型消费会边际递减。所以他认为必需型消费边际性递减。而递减的消费就流向了后边的三种消费形式了。而当收入减少时，比如说作为一种常态的本币贬值。本币贬值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汇率贬值；二是购买力贬值。不管是购买力贬值还是汇率贬值，在当代的法币年代都是常态。这就意味着要考虑收入递减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收入递减之后，通常消费的倾向性是要保障必需型消费，那么人们就会通过收缩后三种消费给必需型消费。因此，必需型消费的M和V在比较长的时间不会缩减。而在该情况下，当Q为外部供给的时候，Q会缩减，那么通胀就难以平复。按照这个逻辑，美国的通货膨胀短期之内不但难以平复，极有可能会上升到10%以上。那么美国现在的策略就是加息。美国并不想猛烈加息，因为猛烈加息必然导致股市和楼市的崩溃。当楼市和股市崩溃，债务危机随之而到来，那么美国也有可能破产，所以美国可能在做某种意义上的权衡。
中国也面临类似问题。在河南出现了取款困难的问题，因为存款已经被异化成了产品。这事儿已经十年了，不是现在才出现，只是此刻变成了一个大事。另外就是断贷放大，断贷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放大取款困难与房贷问题的目的是导入债务危机，使得M出问题。
中国2021年的总资产是750万亿，总负债200万亿，GDP是100万亿。中国的贷款可能现在也就是5000亿，就算增长十倍达到5万亿也没有问题。但为何会被媒体放大到这个程度？注意在香港发生的事情，香港的年轻人在疫情期间到2022年下半年都在大量的买房。因为利率极低。另外，政府规定1200万以下的房屋可以贷款九成，九成按揭利率极低，此时不买房是傻子。1200万贷款20年还清，每个月还本付息的话，现在香港的平均工资能行吗？如果利息一动，天塌地陷。所以港府不加息，不管美国怎么加息，就算将香港外汇储备耗光也在所不惜，誓死捍卫地产商最后的利益。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允许香港的老百姓居无定所，所以一定会解决香港的居住问题。不过在解决香港年轻人的居住问题之前，要把香港地产商手上的房全部卖掉。大陆的地产商和金融资本家当然也想走香港这条路线，但他们没有办法像香港走的这么绝。香港走得太绝了，绝到绝户啊！
最后简单说一下消费倾向和资本积累率的关系。这个在《通论》里边也有涉及，因为凯恩斯认为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
个人收入公式
，储蓄等于投资
个人所产生的投资等于其储蓄
。个人收入等于消费加储蓄，储蓄一般就会变成资本积累，变成投资。也就是说收入增加，如果储蓄增加，那么资本积累率就增加。这是说的个人行为情况。国家或政府的情况是，国家的总收入里边公共开支（如教育、卫生、养老等）加政府投资
政府收入公式
。个人储蓄和国家投资之和
资本积累总和
就是一个国家的总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率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果个人收入中的储蓄变成了外逃资本，如中国过往十多年出逃了3万亿美元，资本积累率就会狂降。如果国家收入中的投资用于战争，国家资本积累率就狂降。美国之所以出现资本积累率狂降，就是因为连年累牍的战争。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就是因为资本没有进入积累，而是都外逃了。因为中国在房地产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化过程中，制造了一大批的资产阶级，将时间的贴息压缩了，本来应该三十年的事情压缩到一年，直接把贴息变成个人利润，然后外逃了。所以国家资本积累率狂降是一个非常凄凉的结论。
卢提出了三代殖民的理论：古典殖民、现代殖民和新殖民/后殖民。其实现代殖民的典型特征就是资本积累率狂降，一个国家的失败就在这儿。消费倾向里面是有道德取向的。中国1958年资本积累率高峰期到了40%。在整个毛泽东时代，资本积累率都是两位数，不吃不喝搞建设，消费很低，生活水平很差，都在储蓄，都在投资。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国家消费，都低，全部在投资里边，所以中国三十年就完成工业化。
如果中国在现在这个状况下，仍然保持一个合理的消费储蓄的结构，或者是国家的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尽量避免国家陷入战争，尽量避免个人大规模携资本外逃，保持一个相对好的资本积累率。而这个好的资本积累率，就是保持资本积累率必须在5%以上。卢认为中国处在工业化升级的阶段，应该是8%到10%比较理想，但是必须保证在5%以上，再不能像2015年前后，竟然出现负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