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兴衰往事:编户还是自由



汉初黄老政治与“士农工商”模式的短暂复活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际,曾下达诏令“复故爵田宅”,还强制“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贾人不 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基本承袭的是秦朝“军功爵”编户耕战政策模式。


鉴于战乱甫定,经济残破,刘邦时已开始实施“与民休息”的策略。惠帝刘盈即位不久,任用曹参 为丞相,改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笔者认为,当时崇尚“无为”的黄老政治,不仅表现在大幅度减 少徭役和兵役征发,将编民耕战规制在“与民休息”状态,而且还和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的复活 及私人工商业勃兴等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联系。


“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是汉初全局性的政策环境和 政治气候。在此种政策环境和气候之下,秦及西汉统一之际曾遭打压而销声匿迹的齐国四民“通货 积财”模式才转而短暂部分复活。而汉初私人工商业的蓬勃兴盛,正是短暂复活的齐国四民“通货积 财”模式在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展现及成果。


关于汉初私人工商业蓬勃兴盛的起因,《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披露: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班固此言颇有道理,只是比较笼统含蓄,需要略加阐释。



西北一景


在农、工、商等职业分野中,何者为本,何者为末?主要是见于商鞅变法中所强调的农本商末和重农抑商理论。如果从其“军功爵”耕战体制出发,这种理论不无合理性。前揭班固“本”“末”说亦代 表汉代的主流政策话语。因为私人工商业与国家耕战的基本需要——甲士与粮食,毕竟不存在直接 关联,反而容易与之争夺劳动人手等资源,涣散以劳役兵役为特定内容的耕战体制。但是,依照齐国 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私人工商业者与士、农并列为四民,同为春秋以降社会新秩序下职业分工和经济繁荣发展的产物或需要,只有职业分野差异,没有本末贵贱的高下。


即使是战国时期,也并非呈现 “军功爵”耕战体制的“一统天下”,至少在齐国为代表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私人工商业 并不受歧视和打击,反而较多重视工商业的风俗。时至汉初,此类热衷工商业的风气重新流行。所 以,才有了班固“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之说。而在汉初私人工商业随原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 式部分复活且短暂繁荣的过程中,先任齐国相后任汉丞相的曹参,又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曹参是随从刘邦平定天下的“布衣将相”和重要功臣之一。在担任齐国相期间,曹参曾重金延请 “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施“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策略,以治理齐国。惠帝二年(前193),曹 参继萧何为丞相,又把“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黄老政治,推行于全国。一般认为,曹参为代表的黄老 政治,包括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择吏以“谨厚长者”为标准等内容,对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能够起到“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等 效用《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载: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 ”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以上“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句,殊为要害。迄今对“狱市”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是宋朱翌 《猗觉寮杂记》卷下云:狱也,市也,二事也。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枰欺谩变易之类, 皆奸人图利之所。”二是陈直《汉书新证•萧何曹参传》指出,“狱市”为齐国大市名称,“狱”为“嶽”字 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


笔者比较倾向于陈直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使朱翌、陈直二说都有合理处, “狱市”1词也肯定包含有商业市场的意思。如此,曹参力主“并容”“狱市”保护庄嶽等商业市场,不允许官府轻易扰乱的方略,洞若观火。


实际上,在曹参治理齐国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策略中,当含有抛弃秦商鞅“重农抑商”旧制,重新回归齐管仲重视工商或“士农工商”四民并重等内容。如果此种 阐释能够成立,汉惠帝以后私人工商业的迅速复兴,就与曹参保护齐国境内商业市场的方略大有关 联了。换言之,无论汉初“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政治,抑或全力保护庄嶽等商业市场的新方略,都肇始于原齐国海岱之地,都是由曹参经办和推行。称曹参居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殆非虚言。


正因为有了曹参先任齐相后任汉丞相和汉朝廷的上述转变,国家对工商等产业采取不轻易干预 的政策,如准许私人经营铸钱、煮盐、冶铁等,商人发展空间由此广阔,才导致“网疏而民富”,导致“汉 兴,海内为1,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司 马迁的精彩描绘,可为证:南阳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 金”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徧郡国”齐刁闲善用“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 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吴 楚七国叛乱时无盐氏“出捐千金贷”,“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诚如林剑鸣先生所云,此时私营手工业乃至工商业具有经营者皆拥巨额资财的富商豪强,规模相当大且使用众多工匠,工商活动旨在营利等三特点。司马迁《货殖列传》对汉初富民在农工商中 崛起的论说,可谓别树一帜。诸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 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等等。


足以反映汉初黄老政治下富民的势力和地位,反映部分复活的四民“通货积财”模式对富民的宽容放纵。


上述史实表明,西汉初曹参推动下的黄老政治,促成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的部分复活,实现了该模式由“在野”步入合法,进而充当西汉编民耕战主导模式的补充或辅助。其直接经济成果就是私人工商业的繁荣及其短暂的黄金时代。



汉武帝“役费并兴”极端化与轮台罪己“富民”


汉武帝即位后,放弃了黄老政治,改而“尊儒”“尚法”。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大抵是汉武帝朝在 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建树。学者们通常把汉武帝黩武开边,归入边疆经营及民族关系,而把五铢钱、盐铁官卖、均输、平准等,视为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财经措施。这样的分类叙述,不 无道理。


但是,历史的真相是:汉武帝的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几乎是他天光二年(前133)之后32年 间举国临战状态下并驾齐驱的两个“车轮”。而且是“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 府库亦虚”“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 空”,等等,因战争及工役所造成的财政亏空在前。“更钱造币以赡用”,“举行天下盐铁”,“杨可告缗 遍天下”,“均输”“平准”等,次第在后。所有这些,《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著在简册,昭 如曰星。而这两项基本建树或功业,又意味着战时“役费并兴”的极端化。


汉武帝黩武开边和“役费并兴”,尤其是前者可与秦始皇媲美,虽然有主动攻击匈奴和经营西域 及西南夷等特色,但他依赖的基本上还是秦编民耕战体制,所征用调集兵卒动辄上万,乃至十万、数十万。征用役使的仍然主要是承担兵役、徭役的编户齐民。


西北山脉景色


为解决浩大的军费开支及由此派生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实行有名的盐铁官营、均 输、平准、告缗等。这些财经垄断措施,除去告缗打击剥夺商贾可以在商鞅变法中看到若干类同物, 或是在国家强权管制上与商鞅有相通处外,基本上和秦军功爵编民耕战体制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颇 多借用管子轻重理论,选择性吸收齐国“通货积财”及轻重术等某些内容为其所用。


汉武帝上述财经垄断,具有如下三个特色:起用大商贾及子弟,使其摇身变为“兴利臣”采用管 仲轻重、权衡、榷卖等术;出卖军功爵,使其发生商业化变异。以上特色,显然是在吸收齐国式“通货 积财”及轻重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异,突出之处,就是把齐国式“通货积财”等某些因素掺入财经垄 断,使之充任编民耕战模式的某种补充,共同服务于战时“役费并兴”的极端化。


为黩武开边服务的财经垄断,暂时给汉朝廷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如《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所 云: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亦饶矣”“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所过赏赐,用帛百余 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桑弘羊也曾标榜:盐铁榷卖等乃“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


这就得以支撑和满足汉武帝的黩武开边及官府穷奢极欲的经济需求。而实行“贾人有 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得籍名田”等政策,对身受官府赋役及富商盘剥的农民来说,又似乎有一定 的保护或优待。而盐铁榷卖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至少意味着没有对农民直接增加赋税。


然而,上述收益毕竟是有限和暂时的。大规模的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维持三十余年,终于招致 农户破产流离,商人破家,货少价贵,民贫穷,国亦贫弱等灾难性后果。首先是农户破产流离。元封 四年(前107)“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其次是商人破家,货少价贵。史称,“杨可告 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随之出现“商者少,物贵”,“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等不 正常现象,社会生产、流通及财富积累储存等皆遭受严重破坏。再次是百姓和国家相继贫弱,民力 和国力虚耗空竭。由于“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瑠,与汉武帝黩武开 边、财经垄断相依存的富国强兵走向反面,导致了国家和百姓的一概穷困窘迫。


征和四年(前89)三月,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声称“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同年六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正式放弃黩武拓边与极端财经垄断, 改行“富民”政策。这就宣告了上述“役费并兴”战时极端化的完结。



昭、宣二帝受大将军霍光的辅佐,承袭武帝富民政策,“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于是 “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岁数丰穰”,社会经济重新得到发展,史称昭宣“中兴”。


然而, “盐铁会议”上围绕如何继续实行武帝末“与民休息”和“富民”等政策,统治层曾出现分歧。贤良文学 主张废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极力反对,认为财经垄断政策乃“国家大业,所 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仅是和丞相田千秋“共奏罢酒酤”,以为妥协。不久,桑弘羊因怨恨霍光 和参与上官桀等谋反,被诛。霍光继续废罢酒榷,继续实行“与民休息”和“富民”等政策。



无论曹参“并容”齐“狱市”,汉初“网疏而民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抑或武帝罪己“富民”,都不 难看到汉代“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早期形态一波三折的非主流境遇。

西汉后期,重商观念再度“抬头”,“士农工商”四民秩序,随而受到朝野一定程度的认同。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等说,表明重商观念在西 汉前期已见端倪。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又说:


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蹐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因操办财经垄断有功而升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等,对待富民和工商业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 并没有因为官职权势赫然及算缗告缗带来诸多商贾破家,丧失商人子弟固有的价值理念。汉昭帝盐 铁会议之际,他在固守盐铁榷卖的同时,又强调“殷富大都”、“街衢五通”及“万物之所殖”之中“商贾 之所臻”的功用,依然尊商重商,赞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 等,属于“智者因地财”。


至于鼓吹“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实际上是某种程度地否认秦商鞅等农本商末和重农抑商理论,又质疑帝制国家单凭授田以富国强兵的政策,主张“富国”“足民” 并重,农商皆可以“足民”,皆利于“富国”。可见,桑弘羊等虽然反对废罢盐铁榷卖,但他同样反对编 民耕战模式中的重农抑商,更倾向于重商或农商并重。


桑弘羊等身为商贾子弟而曾被汉武帝利用来 为其黩武开边服务,他的重商言论,并不足怪。西汉初工商业的短暂辉煌发展及编民耕战与“士农工 商”二模式交替消长,成就了桑弘羊等微妙处境及复杂态度。



人的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未活过。

寻求不可能的事情是一种发疯。很快你将化为灰尘,或者一具骷髅,一个名称甚至连名称也没有,而名称只是声音和回声。

只有当下才是可能被夺走的东西。如果这是个客观真理,即每人只能拥有当下,那么谁都不可能失去一件他不曾拥有的东西。

                                                  ——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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