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课对应的是《通论》的Book VI的第22章——略论商业循环。虽然本章在书中篇幅不长，但是整部《通论》中的地位极高。因为凯恩斯是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研究者。而他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也具有极高的价值，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乃至对指导当今世界的经济政策也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
张维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之辩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回顾一段旧事。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进行了一场产业政策辩论，涉及到了商业周期的问题。米塞斯作为张维迎所属的奥地利学派在商业周期理论方面的领军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也正是奥地利学派亲手葬送了奥匈帝国。米塞斯正是张维迎的学术教主。
林毅夫实际上隶属于芝加哥学派，他的博导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芝加哥学派农业经济学家兼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只不过舒尔茨的观念比较温和，因为他的研究方向是以农业问题为主，所以他的反政府或者无政府的倾向达不到米塞斯的程度。而当今的北大经济系是清一色的“淡水”。
这场辩论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本质上就是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这两个同根同祖的schools of thought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进行方法论的辩论。其中涉及到的商业周期问题不难引起人们的思考。张维迎的观点非常明确，他是极端意义上的无政府和反政府主义者，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近乎仇视的态度。在学术方面，张维迎只是一名极端主义者，学术造诣并不高。因此，他作为虔诚的奥地利学派的信徒，却无法在中国形成自己的完整理论体系。张维迎的立场主要有如下几点：1. 认为不存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所以，他作为一名新殖民主义的传教士，声称人们要无条件接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条件下的所谓的市场；2. 认为市场能解决人性的“恶”的问题，所以阶级问题和市场非理性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市场可以调节一切，政府等任何市场以外的机构须全部退出。这实际上是将国民经济拱手让给殖民者。
林毅夫的立场具有极强的欺骗性。首先，林毅夫不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是他同意在特定时期国家可以有配套的产业政策，所以他搞了一套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他继承了他导师的赶超理论研究，认为这个追赶性发展过程是一个比较优势的问题（例如便宜的劳动、廉价的资源、可继续破坏的环境等）。西奥多.舒尔茨的赶超理论不认为第三世界追赶发达国家的条件和可能实际上是一个制度问题（甚至是制度优势的问题），整个发展过程是一个制度演进过程。林毅夫并不接受混合经济，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的结合体，所以他不接受这两种模式的均衡是中国经济的优选。因此，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均衡问题。此外，他认为产业政策只是国民经济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需的权宜之策，而不能作为长期国策执行下去，因此从根本上否定了产业政策的长期存在意义。所以，不论是奥地利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立场都没有站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思考经济问题。张维迎是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学问题，所以他结论非常明确。林毅夫貌似站在一个无我的境界：就是我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
中国虽然赶走了现代殖民主义，但还没有结束新殖民主义的压迫。全球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在与殖民主义斗争中失败了；有些虽然摆脱了殖民主义，却又被新殖民主义打败（如苏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从古典殖民主义，到现代殖民主义，再到现在的新殖民主义，就是一部残暴且悲壮的殖民史。这是一个思辨的过程，它需要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张林的产业政策之辩就是在新殖民主义体系内的关于方法论的争论，在立场上没任何差别。
之所以在开篇讲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经济周期或者叫商业周期来进行的。讨论商业周期的原因是要处理经济危机。既要搞清楚经济危机的成因，也要搞明白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者针对经济危机给出了不同的原因和方法。例如，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生产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马克思的解决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的革命理论。这套革命理论缔造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带领他们阶段性地走出经济危机。
关于米塞斯
米塞斯在1920和1922年分别出版了两部书——《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和《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阐述了计划经济下的资源分配是不合理的且社会主义经济模注定失败。1917年苏俄建立后，他认为经济体在没有私有制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是无效率且必定失败的，只有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经济民主。张维迎在1991年看到苏联解体之后异常兴奋，他认为米塞斯七十年前就预测到了这个的结果，这更加使他坚信社会主义是错的。但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苏式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该制度并不是完全的去市场化。由于他们的学术造诣未到达相应水平，所以无法进行辩证。米塞斯由于他对苏联的判断，导致他后来到美国去连教职都无法获得，因为错得离谱。米塞斯在1920年和1922年出版了他著名的专著后，全世界都等着苏联破产，结果苏联竟然迎来了1928~1938年的黄金十年。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萧条无法自拔的时候，苏联却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所以二战后，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成为一个笑话。
商业周期、凯恩斯商业循环理论与“三总”
商业周期也叫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收缩的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现象。一般意义而言，商业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扩张周期与收缩周期。也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阶段：繁荣阶段、衰退阶段、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下滑被认定为衰退。关于周期分三种不同的周期长度的划定：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wave）。
凯恩斯在他的商业循环理论是用“三总”的方法来描述商业周期的，“三总”就是总消费、总投资、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他从三总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来定义商业周期。依据商业周期的长短被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三个不同的分期。短周期也叫基钦周期，通常是3~5年。现在一般在讨论中不特别指明的周期都是短周期；中周期也叫朱格拉周期，是7~11年；长周期也叫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指40~60年的大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套着基钦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又套着朱格拉周期。依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长周期是很有用的。这三个周期的周期理论都非常重要，其中卢更加在意朱格拉周期。
中周期理论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香港非常明显的“三七现象”：就是经济从1973年底部到1977年这个高点；1983年中英谈判底部到1987年这个高点；1993年低点到1997年回归的高点；2003年低点SARS到2007年奥运会前的高点；2013年的低点大家都知道了，2013年的低点到2017年的高点；2023年也是历史性的底部——朱格拉周期的底部。
由于朱格拉周期对投资意义重大，所以本节课主讲中周期。卢观察了香港这二十几年：从1993年香港经济的低点到1997年的高点；2003年的低点和2007年的高点。卢于2003年在香港买房。而由于1993年、2003年、2013年都是金融市场的底部期，所以不管是买房子还是买股票都是入手的好时机。而这三者中，1993年和2003年是买房的最佳时机。所以卢对朋友们说道：如果还年轻的话，至少有三次到四次的买房好机会；如果已年老，那依然有一次或两次机会。因为能赶上朱格拉周期。只要真的懂商业循环理论的话，那么在投资上面一定会做得不错的。卢非常强调朱格拉周期的重要性，中周期里的结构性很有意思，虽然有的时候该结构性会被破坏（比如特朗普执政时期）。但是与极易被破坏结构性的基钦周期相比，朱格拉周期的稳定性算不错的了。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基本上是不会被人为破坏的，因为大周期有着大周期的内在逻辑，人为因素的干扰作用非常小。依靠朱格拉周期理论对香港的观察与分析是比较精准的；中国大陆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开始进入到相对比较精准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2023年的新周期开始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不能错过本轮朱格拉周期的起点。
回到凯恩斯商业循环理论的“三总”。从表面上来看，经济衰退肯定是消费不够、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凯恩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效需求不足是表象，实际上形成表象的根源在于总投资出现了问题；而投资在很多时候是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而非无限理性（unbounded rationality）。该结论与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俩学派认为投资是由无限理性的市场决定的。经济危机理论有两大门派：内生论和外生论。凯恩斯属于内生理论的支持者。
凯恩斯的第三个观点是市场经济具有有限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与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认为在任何时候（至少是中长期）市场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完全不同的是，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的影响是有限的不是绝对的、滞后的而不是即时的。
凯恩斯在讨论市场经济有限性的时候，提出了两条：一个是外部性问题，比如说科技发展是正向的外部性，而战争、瘟疫等是负向的外部性，都会对市场机制形成不可预测的冲击，所以市场机制是有限的、是滞后的；另一个是市场是程序理性而不是无限理性的，因为市场是见机于人性的市场，而人又受制于计算能力有限、信息有限、animal spirits等因素是程序理性的生物，形成集体性程序理性的市场。
《通论》的第22章的内容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虽然只字未提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种关于经济危机的部分在反复强调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也正是社会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性的有效论证。马克思的这番观察和理解是深刻而准确的，只不过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太理想。因为现代分工的存在，所以生产必须是社会性的。当生产的社会性表达为全球化，而生产资料却又是私人占有的。正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凯恩斯总体上的逻辑过程是按这番表述的。由此形成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该理论大概分五个部分，构成了他应对商业循环周期中的经济危机的一种策略性思考。在“三总”中，凯恩斯认为总投资永远都是不足的，所以投资需求永无止境。并不是投资足够或太多成为经济危机的本源。为什么世界银行的人跑到中国声称中国的经济不景气是供给过剩导致的并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因为他们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的投资过剩。而凯恩斯实际上认为投资不仅不会成为经济危机的成因，投资需求还是永无止境的。这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供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比如说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在特定时点上相对于中国的对建筑投资的有限需求过剩的；但凯恩斯逻辑中的总投资同样是含义宽泛的概念，原因在于可以投资科研、水循环等其他亟需政府扶持或直接承包的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投资领域。这些一般来说都是私人资本排斥的领域，因为属于五十年长周期投资。
这也是为何在朱格拉中周期之外，会有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的原因。一个国家在长周期战胜对手靠的是总投资中的长周期的投资组合。而奥地利与芝加哥学派的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工具主义理论体系告诉中国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供给过剩问题。结果就是既然供给过剩了就不要钱了，钱不要了就形成三万亿的资本外逃，资本积累率骤降，最终导致经济增速被迫放缓。只有读懂过凯恩斯才能领悟到总投资需求永无止境。有资本就是要继续投资，而不是外逃。
从商业循环理论中诞生的国家干预理论
这套商业循环理论的经济逻辑是凯恩斯《通论》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干预理论的立论基础。这套理论旨在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私人投资短期化向生产的社会性需求的长期化的纠正。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在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上，基本都倾向短周期，就是要救房地产，根本都不管中周期，更不用说长周期。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的立论基础，实际上是源于马克思的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必然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的事实。正是因为凯恩斯的理论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入手，所以他才说投资需求永无止境。当一个国家有大量的外汇顺差，不管是贸易项还是资本项下的，就应该将外汇顺差由外管局换成本国货币，然后外管局将所有的外汇用于购买战略性资源，并以此为依据发行本国货币，让这些新发行的本国货币进入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长周期的）战略性投资中去，实现总投资永不停歇。
所谓的香港的“三七理论”，只是对香港楼市的一个总结，股市和楼市是匹配必然联系的，但实际上并不构成一种定理或者定律，它是一种结合理论与观察的实证方法。但总之，确实是存在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
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总投资需求永无止境，所以他建议政府必须在国民经济进入萧条阶段后或已确认进入衰退阶段时启动大规模投资。
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第二个部分：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意思是供给就是需求，需求就是供给，它们是一致的。而这条理论也是不赞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因为供给过剩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而有效需求不足也正是供给侧出问题导致的。这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凯恩斯说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的意思就是必须通过有效供给（例如水循环；水循环实际上是供给而不是需求，因为是直接作用在供给侧）对资本的投入的过程会增加就业、增加对钢筋、水泥等诸多生产资料的需求，进而拉动有效需求。而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使得给予了人们在衰退或萧条阶段两种选择：一种是需求不足就发钱，例如美国直接注入市场1万亿美元或像姚洋建议的那样每位中国人发1000块钱。这都是典型的西方药理学的治表措施；另一种方法是从供给侧入手，投资有效供给（如水循环、加大科技投入等）。事实上后者才是适应长周期的选择；而靠发钱在需求侧发力是短周期的选择。
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第三个部分：就业就是需求。所以就业在《通论》里是第一位的。国民经济在衰退期间亟需的不是发钱，而是就业。发钱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如果凯恩斯的理论读懂并正确运用的话，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百益无一害的。.
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第四个部分：就业就是消费。在“三总”的逻辑关系中，总消费、总需求是通过就业解决的，而就业是通过总投资解决的。
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第五个部分：非高收益且具有长周期特征的投资理应国营。又国家承担这些项目的投资，以增加就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资本流转的一般逻辑
现在进入到本节课第三个环节：资本流转的一般逻辑。先聊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很多人从政治上思考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而卢自始至终都从财政角度分析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因为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致命的财政失败，而这个财政失败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错误地理解了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
卢将资本流转的一般逻辑分成三流：第一是流向；第二是流量；第三是流速。
流向。资本的第一层流向是是区域性流动，分为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流动。第二层流向是阶级或阶层之间流动。例如，穷人的钱被地产商以地租的方式或所谓的“科技巨头”以数据租的方式被集中了。第三层流向是行业间或者产业间的流动。问题来了，资本为什么会有区域性流动？为什么会有阶级间的流动？为什么会有行业间的流动？全球资本都流向美国难道实际上是因为加息了吗？2012年到2018年间，纵使中国的息口比美国高那么多，美国钱流不仅没流向中国，中国还外逃向美国三万亿。为什么工农阶层的钱都流向了资本家？而且越流越彻底，是连续给几十年且掏空家底的程度。为什么香港放弃了本来发达的制造业，转去只捧房地产行业呢？这一切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答案：财政失败——税收政策、收入与财富分配政策的全部失败。财政失败，定价权出大问题，一言以蔽之。定价错了以后，人和资本必然离开，而这个定价权就是直接税。让地租和数据租获利如此之丰厚，资本没有理由留在高科技或工业领域。在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巨头都是数据租食利者。不管区域间流动、阶级间流动还是产业间流动，流向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命运。当资本都离开了，经济或产业自然就衰败。而正是由于财政决定资本的流向，在讨论经济下行的时候才要引入财政决定论。
流量与流速。流量就是货币数量论中的M×V，即货币总量与货币的流动速度共同构成流量。量化宽松针对的是货币量，质化宽松针对的是货币流动速度。质化紧缩就是加息，质化宽松就是减息。美国开始进行质化紧缩，降V，M无法降下去，因为财政赤字减不下来，所以只能降V，流量在缩减。因此，流量的收缩不一定是货币总量少了，也可以是流动慢了。流量的概念不仅涉及到总量的膨胀与收缩，还涉及流动流畅迅速或缓慢停滞。而钱会运转正常的原因在于财政和金融的总体均衡，这还是凯恩斯的“总体均衡”的逻辑。总体均衡下，流速就会正常。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在适当的时候，需要由国家财政出面，不许救市、不许救地产商（因为他们是地租食利者），要救“楼”，救购楼的黎民百姓。因为中国35万亿流动性流量，其中有20万亿被冻在“楼”中，如果我们不管的话，那么中国经济不是一般意义的衰退，是要进入大萧条的。流动速度V不能停下来，而解决流动停滞的方法，就是出现一名最终购买者。
总结一下，在周期性理论中，关于周期性的决定性因素，按照凯恩斯的看法，短周期靠政策，中周期靠制度，长周期靠科技。再做一点哲学归纳，纯粹的市场有效性是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坚持的；市场的有效性与政府的有效性是凯恩斯学派所坚持的。在凯恩斯学派看来，市场与政府互补共生，当两者达到均衡的时候，表达为一种制度的有效性，而制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民的主体性。因此，市场的有效性与政府的有效性两者并行不悖且共生。如果能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状态，那就说明制度的有效性达到了最佳。而制度会有有效性是因为人民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