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他们在,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也不都是行活儿


2019年7月29日,FIRST青年影展颁奖典礼上,谢飞和田壮壮登台,颁发一个压轴大奖:年度面孔荣誉奖。

田壮壮介绍谢飞:这是我学电影的恩师,谢飞老师。

谢飞介绍田壮壮:这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现在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田壮壮。

互相介绍完毕,他们专注于介绍接下来这个人。

田壮壮说,这是最后的一个奖项,我觉得这个奖挺重的。应该发给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个人是具有FIRST精神的,是目光敏锐的,是一个不妥协的,坚持自由创作精神的人。

此人,娄烨。

娄烨上台后,问候过谢飞,随之与田壮壮热烈拥抱的一幕,令当天网络上的影迷久久不能平静。

图源@新浪电影

接过奖杯,娄烨说,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我在不同的时候,得到他们非常大的支持。

娄烨永远记得,1993年《蓝风筝》(田壮壮导演)被禁以后,他与田壮壮的几次见面。

或多或少,这让他在2006年遭遇相似的命运时,既有些措手不及,也似乎早有预习。

谢飞在介绍田壮壮的时候,想必会回忆起,1990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结束放映自己执导的《本命年》后,这位学生拉住自己的手说,真棒!谢老师完全把我震住了。

彼时,田壮壮还没从《盗马贼》(1986年)委曲过审的打击中走出来,拍了几部自认为“特别烂”的片子,意气消沉。

田壮壮和娄烨,也是谢飞于2012年,写给国家电影局关于“以分级制代替审查”的公开信中,着重提及的名字。

7年过去,谢飞、田壮壮华发丛生,依旧壮心不已。娄烨一部接一部,用电影持续解决自己的“说话”问题。

而谢飞那封公开信里的吁请,由于技术原因,至今无人应答。


01

欲与前人争短长


谢飞出生于1942年,比共和国长了7岁。

谢飞的父亲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法学家谢觉哉,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谢飞不懂法学,但是多年以后,这位法学家之子,面对诡谲莫辨的电影审查制度,用一句“法无禁止即可为”,捅出第一刀。

谢飞说自己并不了解父亲,直到72岁才开始“尽孝”:整理出版父亲的家书。家书里,父亲常与董必武等友人诗词唱酬,谢飞疏于此道,对无法领略那个更丰富的世界感到遗憾。

但是这位法学家父亲文采风流的衣钵,于“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一众儿女中,独谢飞接了过去。

在北京四中念书那会儿,谢飞热衷剧本写作和戏剧表演,曾在话剧《蔡文姬》中反串女角。后来受痴迷电影说明书收藏的姐姐的影响,与电影对上了眼。

高中毕业,留学莫斯科电影学院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愿望,因中苏关系恶化,未遂。退而求其次,谢飞于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制5年。

在大学,谢飞一边接受系统的苏联模式的导演教育,一边在上上下下的政治运动中抛掷了一年半载的时光。

即便如此,谢飞说,文革前的6届学生成材率特别高,将近 90% 的毕业生在“文革”后都当了导演,“区别就是艺术生命的长短和作品的多少 ”。

1965年,谢飞北电毕业,直到当年年底才上班:随演出队到三线铁路慰问演出。三个月后,文革到来。

下放白洋淀,转“五七艺校”,后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一年半样板戏。一身本事,无计可消除,谢飞再次回到北京电影学院,执起教鞭。

这一憋,就是10年。

不能拍电影,但还可以琢磨电影。1976年,政治气氛松动,谢飞活了当导演的心思。

当时能拍的题材,分两类。一类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是从革命战争题材里找故事。

随后,时任上海电影厂文学部编辑的郑洞天,向他推荐了叶辛的小说《高高的苗岭》,两人一拍即合,决意联合执导。在广西柳州少数民族山区拍摄时,当地驻军派了一个排的战士全程协助。

1978年,影片上映,名叫《火娃》。趁热打铁,两人于1979年再度推出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的《向导》。

文革后头两年,一年一部,谢飞出了口长气,也暴露了短板:实操经验缺乏。《火娃》拍完,剪出来的样片,尚不足80分钟。北影艺委会的老导演谢铁骊看了,留下一句点评: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


谢飞自此不敢疏忽案头准备工作,后来一有机会,就提起这句话,以作警策。

论起来,谢飞一共执导了9部电影作品。但是他自己认可的,只有六部。被剔除在外的,便有《火娃》和《向导》。他认为,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

谢飞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是1983年的《我们的田野》。影片讲的是五个北京中学生,在北大荒开垦荒地的故事。

1980年读到剧本草稿时,谢飞难掩激动,他要通过这部作品,为一代青年立传,替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同代人说出心里话。

这个故事激发了导演谢飞的创作激情,但他不得不先压住这份激情,拿出人民教师的冷静——先带领学生,将之拍成联合实习作品。

1982年,谢飞和一帮正在北大荒农场拍摄实习作业的78届学生,起了争执。

争执的起因是,身为辅导老师的谢飞,不自觉由辅导而为主导,引发了学生们的不满。

拍短片,数人为一组,有导演,有摄影。导演、摄影皆不止一人,于是一部戏数等分,人人有份。自己的那份,可实行民主专制。

其中有一场戏的内容,是垦荒队员站在两座新坟前,缅怀战友。谢飞运筹帷幄,他的拍摄方案是,一个摇镜拍群众,一个近景拍男主角。两个镜头,足矣。

这时,摄影组一个叫顾长卫的学生急了眼,因为他的方案被否决了。顾长卫抱住摄影机不撒手,说,这段戏是分给我拍的,我就提这个方案。不让我照这个方案拍,大家都甭拍。

北电教授倪震说,谢飞不避越俎代庖之嫌亲自上阵,实因其创作力遭“文革”浩劫压制太久所造成。

师生如此用心用力,明面上,是要拍出一部优秀的实习作品。暗地里,也是在和一个人“较劲”。

此人名曰,田壮壮。

田壮壮的联合实习作品《小院》摄制组,导演组有田壮壮、谢小晶、张建亚和崔小芹;摄影组有张艺谋、候咏、吕乐和张会军。

这个组合,在干将如云的北电78届,独孤求败。以致有人早早放弃,“田壮壮的班子还用说?谁能跟他比?”

担纲本片摄影的张艺谋,白天看田壮壮他们导戏手痒,晚上就默一遍戏解馋,“要是让我来导,应该怎么拍。”做完导演梦,他把自己拉回现实: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了。

田壮壮生于1952年,父母都是著名演员,典型的电影世家子弟。

父亲田方是首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母亲于蓝是受过周总理当面表扬的“永远的江姐”(《烈火中永生》里的女主角),60岁办儿童电影制片厂,直到80岁才退休。

田壮壮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前,先是在农村插了一年队,接着在部队当了五年兵。头三年当的炮兵,业务能力,连队排头。后二年,拿起了相机,给领导拍照。

迷上电影,是后来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那三年。带他的摄影师傅人特好,放手让他拍。

田壮壮说,守着摄影机就像守着一个恋人一样,特别愉快。

1978年,田壮壮报考北电。本想考摄影系,年龄超了,不成。另一层缘故是,他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觉得自己拍的照片,根本不行。转考导演系,如入无人之境,影片分析一场,30分钟交卷。

监考老师不解,田壮壮心里不免自得:分析的影片,正是父亲田方主演的《英雄儿女》。

出了考场,他在小卖部抽着烟嚼着冰棍,等一个发小——陈凯歌。

后来走出考场的陈凯歌,一扫此前报考北大中文系失利的颓唐之气,感到这回可能考上了。

陈凯歌形体、表演都不行,以文字博得北电老师赏识。

这个7岁起,即在母亲严格管教下日日习字诵诗不绝的年轻人,是78届导演系公认最具文学才华的一位。

1993年,78届十周年聚会,陈凯歌站到讲桌前,慷慨赋诗:


遥想当年 朱辛庄内

一百五十三同学

少年无忌 十足狂妄

评点今古 奋发向上

欲与前人争短长

十年过去 世称"五代"

小有气象 而今相聚

白发有添 豪情无减

一笑仍然是童颜

热爱艺术 忠实生命

泪洒人生 开发人道

再干十年 还要再开风气先

决不食言

而在学生时代,担得起“欲与前人争短长”重任的,唯有田壮壮。

在接受电影教育前的八年时间,田壮壮已经完成了一个没有成人、没有家庭、没有学校的社会教育。

他认为在中国当导演,须具备两方面素质。一个是,要有强大的毅力,另一个是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说,我开始做导演时,在这两方面已经有十年基础了。这个是学不来的,是社会赋予你的。

1980年,念到大二的田壮壮,领头拍起根据史铁生小说改编的短片《我们的角落》。

他在朱辛庄(北电旧址)一间农学院宿舍内,熬着酷暑,蚊蚋环伺,改了八稿剧本,才得到老师点头。历经三个月拍摄制作完成,被认为是北电导演系两年学习的检阅之作。在学校一放,田壮壮的名声从此打响。

有论者说,这要比后来广为人知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更能标志中国新电影的开端。

田壮壮对此看得很淡。他说,开端与否并不重要,但是能够标志出当时对传统电影的一种革命或反叛,起到这个作用,就够了。

1981年,《小院》后期阶段,在母亲于蓝的支持下,田壮壮拿着儿影长给的500块钱,和张建亚、谢小晶,远赴云南,忙于为联合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毕业作品《红象》取景。

张建亚说,田壮壮是点火的点火,灭火的灭火,因为大家都服他。

张艺谋依然是本片的摄影。日后功成名就,被问起当时的感受,他说,我们剧组那时候是壮壮说了算,都是跟着他们干的,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大学4年,张艺谋作为破格录取的旁听生(准予上两年,然后分配工作),凭借惊人的勤奋,有惊无险拿到通读四年的通行证;

陈凯歌则忙于到各个电影制片厂实习。

距离他们成为大导演的日子,已经在倒数,但还没有到来。

而在这4年里,田壮壮已经交出3部导演作品。这个记录,迄今无人打破。

谢飞对这位学生不吝夸奖:最能干的还属田壮壮。

北电教授倪震说,从学生时代看第五代电影的前史,田壮壮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轴心人物。他不但导演了《我们的角落》《小院》《红象》,形成一个电影系列,而且还把张艺谋、候咏、吕乐团结在自己的身边,显示了重用良才、深谋远虑的韬略。

在第五代紧张攻读的时候,困顿十年、终于迎来创作力解放的第四代导演,已经不再年轻。他们迫切感到时不我待,并且对于振兴中国电影,责任重大。

他们甚至在“北海读书会”写下宣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

有人说,这代人太沉重了。

但第四代代表导演吴贻弓袒露过心声:“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们最富创造力的年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甩掉了“倒霉”的帽子,有了透气感,必然要以巨大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创造。

这份热忱,体现在电影创作的方方面面。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导演阐述,是拿出写论文的气力写的。

另一位第四代大导演张暖忻,实践和理论两手抓,一手拍出《沙鸥》《青春祭》,一手和著名电影理论家李陀合写一篇《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开篇一个自问自答,向当时的电影界开出第一炮:

问:为什么要强调对电影语言的研究?

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目前有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

由此掀起电影界大讨论,影响至今。

而自1983年《我们的田野》之后,导演谢飞也开启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探索之路。

1986年,谢飞着手拍摄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湘女萧萧》。他想要刻画一出在“童养媳”畸形婚姻制度下,情欲遭遇扼杀的悲剧。

拍摄过程中,他遭遇一个关于“尺度”的问题:寡妇偷情被捉住,按湘西风俗,要裸体沉潭——影片到底要不要表现“裸体”?

为此,他找到小说作者沈从文。沈从文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由于中风,话说不太清,勉强能说一点。老先生说这是他在湘西各处看到听到的,所以就如此写道。

谢飞听了,心里惭愧,“1929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写出了真实,50年过去了,我都还不敢拍,那也太没志气了”。自此放开手脚。

1986年到1987年,谢飞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做访问学者,顺手把《湘女萧萧》报给了当年的戛纳。戛纳主席感到惊讶:怎么你们自己把电影送来了?

不同于谢飞的积极主动,田壮壮似乎对这种报名参赛,有点看不懂。

1984年,田壮壮拍出一部被王朔形容为“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的《猎场扎撒》,辗转被当时在北京筹备《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看到。

贝托鲁奇看完,对他说,你把这个寄到威尼斯吧。田壮壮说,我寄威尼斯干嘛呢?贝托鲁奇不得不亮出真实身份:我是威尼斯电影节主席。

田壮壮最终没寄。理由是:我觉得很贵,我没什么钱。到了1989年,贝托鲁奇再次见到田壮壮,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止不住埋怨。

至此,以谢飞和田壮壮为代表的第四代、第五代导演,来到一个同台表演、竞放异彩的时期。

1993年,谢飞的《香魂女》(还有李安的《喜宴》),荣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1993年,田壮壮的《蓝风筝》,荣获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荣获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紧接着,张艺谋的《活着》,荣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大奖。

1993年前后的中国影坛,大事发生,惊天动地。

而在1993年的6月,一个28岁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由于固定节目——每周四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看电影越发无聊,朋友来的越来越少,想了一个法子把大家再次聚到一起:住进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周末情人》。

这个年轻人,叫娄烨。


02

表达者的宿命

娄烨出生于1965年,父母是上海戏剧学院同学。毕业后,母亲到上戏当表演老师,父亲到上海青年话剧团当演员。他们家就住在上戏隔壁。

娄烨小时候特淘,学什么都不安分,后来发现只有画画才安静,于是画龄从幼儿园便开始算起。

到了小学,母亲把他丢给上戏美术系老师,他就和美术系学生坐到一块上课,人家学什么,他跟着学什么。画模特除外。这样一直学到高中。

娄烨画画好,但成绩一直不好。1983年高中毕业,他考进上海美术学校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后来就在美术制片厂一边戴着耳机听着打口磁带,一边当一个流水线工人似的动画原画师。只干活,不理人。

在美术制片厂那两年,他参与了《金猴降妖》和《天书奇谭》的绘画工作。工作之余,他没忘当一个画家的伟大愿望,报名了文化馆油画进修班。两年之后,他做好了充分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为了以防万一,他又添了个毫无准备、“多考一个无所谓”的北京电影学院。央美初试被刷,命中注定要当导演。

在北电,虽然进的是导演系,但第一年他看了大量和导演无关的东西。

比如研究化学热力学领域的《耗散结构论》;玩了命的要去弄明白科学哲学是怎么回事;或者再把以前没看懂的《精神分析引论》拿过来重看一遍。

北电老师崔卫平对娄烨十分欣赏,认为他是班里最有才气的一位。

到了本专业相关,娄烨整个大学期间的作品,都在磨练自己的电影技术。

他的第一个作业叫《控制》,但他拍起来有点失控:作业要求10分钟,他拍了20分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剪辑构成超市采买结账的过程,类似纪录片;第二部分是,一个女人拼命想把一颗鸡蛋立在椅子上,最后,快成了,蛋碎了。

老师看了作业,纳了闷:你得说点什么事吧?

娄烨回:我还说不了,现在还没有解决我的语言问题。

师生为此吵了一架。

后来他还拍了一个洗摩托修摩托过程的作业,找来同学王小帅当车行老板,让他和车主一起擦车。到了毕业作品《耳机》,他把纪实美学推向了一个极端:拍摄一个女孩子人流的全过程。

琢磨完了电影技术,他开始琢磨解决电影语言问题。为此,他的毕业论文选择去啃一个“不喜欢、特别沉闷”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不好懂。但娄烨的关注点,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他说话的方式。通过对安东尼奥尼作品的细腻分析,他弄懂了如何用电影语言来构成一个重要段落。

后来有一天,他再看安东尼奥尼的《女朋友》,对话有了可能:他突然能体会到里头说的事情,感到对于影片的内容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

知道了电影技术是怎么回事,掌握了作为导演的说话方式,娄烨开始追求自己的电影表达:筹拍第一部电影《周末情人》。

《周末情人》拍了四十多天。

娄烨说,这部影片描述了在中国大城市中,一拨六十年代生人的爱情和生活状态。“当你真正进入进入他们的生活,你就会很快发现,他们是在模仿中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的模仿实际上是真正独创的。”

拍完,娄烨感到获得了解放,他觉得可以不用管技术问题了,也找到了非常顺手的电影语言。但是很快,他意识到了想要表达过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电影创作之外,他也第一次遭遇“非常不顺利”的审查问题

消沉和痛苦了一段时间后,1995年,他又通过一部自认为“特别极端”的《危情少女》,来梳理《周末》遗留下来的技术障碍,并试探自己电影语言的边界。

《周末情人》和《危情少女》打通了娄烨的任督二脉,到了2000年的《苏州河》,他终于抵达了自由。

拍《苏州河》,娄烨找来拍毕业作品时认识、“希望他成为我所有影片的男主角”,贾宏声。女主角找的是周迅。

二人因戏生情。贾宏声说,我们每次在一块的时候都很快乐,现在想起来,她是我记忆中一丝闪亮的光彩。

2010年,贾宏声坠楼身亡。娄烨为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里头说,《苏州河》完成之后,他有一次对周迅说,我们都应该感谢贾宏声,感谢爱情。周迅一下子哭了。

《苏州河》后来被视作娄烨电影风格的发端之作,并且在全世界受到欢迎。香港发行的 DVD 封面上,把他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希区柯克和王家卫列在一个档次。

娄烨没有受宠若惊,说了句,幸亏这些导演还不错。

不过,本片在国内的境况,有些不受“欢迎”:未通过电影审查即送到日本、荷兰有关电影节参展,禁止在国内公映,禁令至今未获解除。导演娄烨被禁拍五年,不过一年半后即被解禁。

在《苏州河》被禁不久之前,另一位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拍出了被娄烨称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重复的”处女作《小武》,该片同样被禁。

内中原因,直到2007年,贾樟柯才撰文隐约吐露:

1999年1月13号,他被叫去电影局谈话。恰逢领导办公室一时无人,睃见桌上有一台湾杂志关于《小武》的影评复印件。取来一看,正文旁有人手书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署名者,为一第五代代表导演的文学策划。阅毕,贾樟柯浩叹迷茫:都是同行,相煎何太急,做人要厚道,为何要说同行的坏话!

内外交困的第六代,举步蹒跚。

而6年之后,因《颐和园》遭受致命一击的娄烨,对这个群体来说,无疑更是一次强震。

2006年5月,《颐和园》在当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放映结束后,观众的掌声尚未散去,娄烨一行,便提前知晓了该片的命运。

娄烨当时已经没有心思去想得不得奖,他想的是,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部电影了。他又想了想未来的打算,觉得大概要回去继续做动画片了。

2006年9月1日,娄烨和制片人耐安到电影局,听取领导的处罚决定:五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

宣读完毕,娄烨问,那吃什么呀?领导回:娄烨,我知道你不可能没饭吃。

这次被禁,没了缓。北电教授张献民后来去探了下内情。一个审查委员会的老同志说,自己那天没去,没投反对票。另一个说,这画面和声音怎么做得那么粗糙。

娄烨有些无奈:只要电影局说哪些地方要删,我可以考虑删。但什么意见都没有,干脆说看不清。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娄烨几乎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电话基本打不通,每天靠跑步和游泳打发时间。

冷静下来,娄烨对制片人耐安说,这5年我试试看,争取不拍吧。

结果显然是没试成功。他改了主意:总不能禁止我劳动。

他很快到南京取景,偷偷摸摸,以一种地下状态,拍摄一部同志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不需要明说,包括演员在内的剧组所有工作人员,没人主动触及“禁令”这一话题。

影片中,秦昊和陈思诚饰演一对男同性恋,性爱表现之大胆直白,不输《颐和园》。拍戏过程中,激情戏码,令秦昊感到难为情。娄烨一声号令: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都脱光了。秦昊更难为情了,只好迎难而上。

紧接着,娄烨又接拍了一部法语片《花》,中国女人花和法国男人马修的爱情,从马修对花的恐怖分子般的强暴中开出花来。

后来,《春风》的男主角秦昊和《花》的男主角塔哈·拉希姆在巴黎喝酒,拉希姆边喝边诉苦。秦昊安慰道,你应该很满足,你起码跟一个女的演。

被要求解释为什么他的电影里,性爱和暴力都如此过火。娄烨不解:我真的觉得,我对性和暴力的表达,在极其正常的范围内。

他想表现的,是爱情本身。比如《花》,他觉得他们没什么特别,“花和马修的性与爱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而我们也是如此。”

更想表现的,是生活本质。比如《春风》,他说如果你理解不了同志关系,那你就理解不了今天的现实、社会是怎么回事儿。“你都理解不了两个男的相爱,那你就有很多事情会理解不了”。

他反问道,那你怎么能理解“姓资姓社”的问题呢?怎么能理解“白猫黑猫”的问题呢?你要是现在还不敢坦诚面对这些问题,那你怎么来生活?

关于《春风》和《花》,尽管娄烨一再声称他拍的只是两个男的、一对普通异国男女的爱情故事,但由于影片充斥着大量的性爱和暴力场面,依然被媒体解读为对电影审查的某种反抗。

娄烨不认为自己是在反抗。他觉得对话比反抗更有用。

外人看来,他是在一再试探规则的“底线”,他却说自己的每部片子,都是在尝试适应规则:要说,也要做。“你接受就接受,就不要再发牢骚了,你就面对这现实,这也是一种工作,这种工作也是很有效果的。你接受了,又不服,这没有任何帮助。”

无论如何,从被禁拍令封印的《颐和园》,再到被禁期间执导的《春风沉醉的夜晚》和《花》,娄烨“反抗电影审查斗士”的形象,已然树立。但这个形象,不是娄烨想要的。

2009年,《春风沉醉的夜晚》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大奖,娄烨和编剧梅峰在享受现场观众的欢呼时,耳朵不由得比以往要更加灵敏。所幸,这一次没有传来什么不好的动静。

一方面,是几乎没有媒体报道。另一方面是,官方没有反馈。

娄烨放下悬着的心:他们没有继续指责我,或者说他们保持沉默,就是一个进步。

他又补充说,这个进步有点小——在这几年里,他一次次被问及关于审查的问题。他说,希望我是最后一个被禁的中国导演,其他人不必受这种苦。

《春风》得了大奖,他无从得意,“我的电影也不能够在各地上映,不知道它怎么能够被中国观众看到。”

2010年7月,王小帅的《日照重庆》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试映,他叫来贾樟柯和娄烨。

结束放映,三人上台,贾樟柯花了15分钟念了自己刚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文章里说: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电影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读毕,三人抱在了一起。

2011年9月1日,对娄烨是特别的一年。

这一天,《花》成为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开幕影片。

同一天,五年前的那纸禁拍令,也将到期。

娄烨一直在数着这个日子。他不记得那天干了什么,但肯定是喝了一杯。

2012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北京开迎新年会,受会长李少红邀请,娄烨第一次参加导演协会的活动。

他有点激动,说,组织终于找到我了。我终于有一个归属感了,感觉自己是中国导演的一员。

好景不长。

娄烨解禁后首部院线电影《浮城谜事》的“二次审查”事件,再度将娄烨和电影审查的关系推到一个紧张的状态。

所谓二次审查,用娄烨自己的话说,就是剧本计划、剧本审查用了5个多月,但影片审查只有23天,正好在戛纳首映之前通过。然后在中国上映之前,突然取消戛纳首映的龙标许可,要求重新进行审查程序,并且提出很多新的强制修改的意见。

而这时,距上映日期只有41天,影片的拷贝已经基本完成。这也就意味着,哪怕是最轻微的修改,也要重走一遍流程。损失不说,能否准时上映,也变得难说。

娄烨用一种看起来有些“激进”的方式,争取和当局的透明化对话:在微博全程直播二次审查进度,“包括每日双方的动作、电影局的说法和态度变化。”

经过18天艰难交涉,双方达成的折衷方案,看上去可有可无:把乔永照(秦昊 饰)打击拾荒者的最后三下进行了3秒23格的淡出技术处理——电影局要求保留“砸两下”,娄烨表示“无法接受”。

最终,《浮城谜事》如期上映,但娄烨选择放弃导演署名。

他认为这是一个与人无害但必须的姿态:“实际上,修改已经不涉及到内容,而是修改本身,为什么要做那么没有意义的修改?和分级和暴力程度没有任何关系,说到底是面子问题。”

娄烨遭遇的一切,老导演谢飞都看在眼里。

在整个第六代导演中,谢飞总批评王小帅,最欣赏的是娄烨。他认为娄烨一直在前进改变,他的电影都保持着独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浮城谜事》上映两个月后,2012年12月15日,谢飞在微博发布《呼吁以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随后中国导演协会和第六代导演张元、王小帅等一众演艺界知名人士纷纷转发。

2018年谢飞再次转发

公开信里,谢飞远溯过往,“1994年3月12日,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处罚张元、田壮壮、王小帅、吴文光等7位电影导演七年内不许拍摄影片。”

他感到痛心:由于这一决定,田壮壮导演七年没有导演新作品。

谢飞没有详加考查——事实上,田壮壮的责罚最重,被禁拍10年。

说起来,在1993年的《蓝风筝》被禁之前,田壮壮从学生时代的作业《我们的角落》起,便一直审查不顺。

1981年底,田壮壮踌躇满志,将《我们的角落》送交中央电视台审查。审查结果下来,他傻了眼:调子太低沉,情绪太灰色。不予通过。

田壮壮想不明白:究竟是光明还是灰暗,为什么不能播出来让观众来鉴别呢?

自此,影片“不好懂”和审查“不好过”,便与田壮壮难解难分。

1984年,田壮壮毕业后的第一部作品《九月》,在北影举行看片会。结束放映,全场近百人,还像观影时一样有礼貌:都很安静。

老导演凌子风终于开了口:壮壮,等你下一部片子我再表态吧,这部我实在看不懂。

还是这一年,田壮壮又拿出一部《猎场扎撒》,文化部领导忍不住表态了:你拍这电影给谁看,谁又能看得懂?

田壮壮没有理会,1986年,他不声不响拍出影像风格更为极端的《盗马贼》。曾经寥寥无几的知音,也皱起了眉头。

著名电影评论家李陀看后谦虚地问,壮壮,你能告诉我这片子是说的什么吗?田壮壮道,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王朔倒是看的心服口服,他说,(张艺谋、陈凯歌)谁也没真坚持过什么。倒是田壮壮比较牛,他拍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多难看的电影啊,但他说,我就喜欢,我就拍这个,你不让我拍,别的我还不拍了呢。

也有国际大导演看成了粉丝。

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彼时任文化部的艺术顾问,是田壮壮的忘年交。他看了《猎场》以后特别高兴。然后惊讶地听说,审查没通过。他便致电文化部领导夏衍,说,我看到了一个好电影,我从未在电影里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也从未见过如此真切的人。

另一位领导问,你能说说《黄土地》吗?伊文思回:那也是一个值得说的电影,但是我现在不想说,现在我只想说这部电影。

作家阿城的父亲、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棐感慨道,这两部电影(《猎场》和《盗马贼》),影评也没有,评论也没有,是影评界的耻辱。

直到1993年的《蓝风筝》,田壮壮迎来一个表达者的宿命:禁止表达。


其后10年,田壮壮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扶植王小帅、路学长、章明等第六代导演。帮着找钱投资、疏通审查。做了三年多,欠一屁股债。

谢飞的公开信,也谈及眼前:以后许多年中,姜文、娄烨、贾樟柯等电影导演也陆续受到过同样的剥夺文学艺术创作权利、禁止拍摄电影多年的行政处罚。

娄烨记得,就在谢飞这封信发布的十年前,2003年,电影局主动电话通知王小帅,让其联络他和贾樟柯等独立电影导演,一起开个会。

电影局领导强调,不是谈判,是座谈。

他们积极准备。预想到会议上,能说话的时间不多,他们商议草拟了一份提纲。

娄烨天真烂漫,主张用诗化体写,到时候可以激情澎湃念出来。北电教授张献民是过来人,说还是用公文格式写,“如果不采用公文的形式,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

这个事,后来史称“七君子上书”。

提纲中包含四点内容。总结起来即是,建议用分级制代替审查制度;彼此有意见,可以公开公正公平地对话。

提纲收尾表了下决心:为了繁荣中国的民族电影业,我们愿意贡献我们的力量!

听完,电影局领导也示了个好:对违规的电影,既往不咎。

结束这个可以称为“改变中国电影方向的里程碑”的内部会谈,与会者多少有些振奋。

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对于所改变的方向,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10年过去,《浮城谜事》“二次审查”事件,让娄烨寒了心:十年前的1113会议,我们提出四点要求和希望,影检公开就是其中的一条,但这四点希望几乎没有一条实现。

在那封公开信的最后,谢飞引用了一代电影表演大师赵丹的临终之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03

潮水的流向

2000年,谢飞执导了一部西藏题材电影《益西卓玛》,审查半年,仍不得上映。

一向慢条斯理的谢飞急了,立誓五年不再拍电影。认为导演的黄金年龄在40到50岁的谢飞,当时已近60,导筒一搁,便从此没再拿起。

后来,他专心投入电影教育,以老师、监制的身份,培育电影新人,要么就跑跑全世界各个电影节、影展,做做评委看看片,这一跑一看,分明感到中国电影和世界的巨大差距。

被问及具体差在哪里,他想说的很多,末了干脆不说了,“当前还是先谈谈怎样培养人才吧。”

谢飞爱才。他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直言姜文是个天才。但是这个天才导演后来的作品,他有点不大喜欢。

到了2018年的《邪不压正》,被称为“豆瓣最大牌影评人”的谢飞,给本片打了三星,并写下一条“负面”评论,以“实为遗憾”四字作结。

姜文在朋友圈看到,留言道:您要多读书,读好书才对!此事一出,被媒体拟了个“姜文怒怼谢飞导演”的标题满世界宣传。

事实上,成了豆瓣电影重度用户后,谢飞没少针对当下华语电影发表毒舌影评。这其中,一多半都是他的学生的作品。

谢飞当年看了《红高粱》,就认为张艺谋非常适合去拍商业片,觉得他有强烈的表现欲望。但到了《三枪》和《金陵十三钗》,他劝张艺谋多做反思,应该回去拍现实主义题材:为了迎合市场,不免有些极端商业了。

王小帅的作品,很难得到这位前辈的认可。对于2011年的《我11》,谢飞的点评依然克制:这部还不错,但也没什么新意。

谢飞予人的印象,一派儒雅,与人相交,透着真诚。能让他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事,只有电影。拍得不好,他要批评。营销过火,他就要宣泄怒火。

2012年10月,由其监制的《万箭穿心》,是唯一一部入围第2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

彼时恰逢“钓鱼岛”事件爆发,发行方没有在报名阶段及时退出,而选择在开幕前两天、票已售罄情形之下,以“爱国之名”单方面宣布退赛。

这一有违职业道德的炒作行为,令谢飞有如“万箭穿心”,他在前往新加坡讲学的飞机上,急急发出一份声明:

我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众多坎坷,深知某些投机分子为了私利,利用群众的热情搞过激行动,对国家、对文化艺术带来的巨大伤害。唉,可惜我花了三年心血与精力扶植的这部难得的文艺片「万箭穿心」,被卷入了这种低级的商业炒作之中

田壮壮跟老师谢飞也是一个脾气,对中国式电影营销向来反感。

2003年,田壮壮以翻拍一部《小城之春》,重出江湖。结束发布会,他干脆说,以后我会跟每一个片商签订一个很认真的协议,我永远不出席新闻发布会和记者采访。

营销对于电影的伤害,他看得透彻:冲着电影本身进电影院的有多少人?靠媒体进电影院的有多少人?现在全部是靠媒体才进电影院的。靠媒体进电影院不是错,但是媒体宣传的并不是电影,坦白讲不是。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2012年,曲折过审、终于上映的《浮城谜事》,由于排片率太低,票房低迷,甚至传出上片三天就要下映的说法。

这个情况,让娄烨比审查还要难以适应。王小帅对他说,市场才是真正的二次审查。

后来他和王小帅受贾樟柯邀请,去看其公司出品的一部电影首映,顺便参观学习了一场标准的首映活动,要如何进行。

娄烨的学习成果,向制片人耐安汇报如下:我绝不到各地跑宣传,要么你就杀了我吧!

殊不知,贾樟柯今天以一个老道的山西商人面目示人,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2006年,贾樟柯携荣获当年威尼斯金狮奖的《三峡好人》,载誉归来,执意将其安排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

制片人劝不动,丢一句,你是在用国内的市场票房殉情。

在北大百年大讲堂做点映时,贾樟柯举着金狮奖杯,说,我想看看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言毕,贾樟柯红了眼眶,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最终,《黄金甲》累计票房近3亿,《三峡好人》不足200万。一番“以卵击石”的市场票房比拼之后,贾樟柯似乎得到了“北大讲堂之问”的答案。

谢飞对此看得乐观,他认为,如果作品是有价值的,就会是永恒的。“贾樟柯的电影哪部在中国有过票房?最高的就是《三峡好人》,但这不证明他不是大师。”

但是他也无奈承认,第四代到第六代,都在式微,现在已经是明星导演、“小时代”导演的时代了。

2019年,中国电影命运多舛,艰难前行。

77岁的谢飞,依旧活跃在网络和各项电影盛事,为年轻的电影人发声、出力,并感到作为导演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作为第四代,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拍出有分量的关于文革的作品,到现在还没有,所以我认为我应该加油,向谢晋导演学习。

2009年的《狼灾记》之后,田壮壮像是给自己设下了一道十年期限的禁拍令,“我帮助别人拍电影,我也挺开心”。他说,宁肯不拍,也不能滥拍,你要为你热爱的东西工作。

2017年一部《相爱相亲》,让他以演员的身份广为人知。在随张艾嘉跑路演的时候,他被多次问道,什么时候再拍电影。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争取。

两年过去,他争取到了。睽违十年,田壮壮再出江湖,经过十多年酝酿,他决意将阿城的小说《树王》拍成电影,取名《鸟鸣嘤嘤》。

娄烨依然寡言,以一个非常自我的方式,顽强地持续进行表达。

《浮城谜事》之后的《推拿》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每次都有波折,每次他都以过人的耐心和韧性,平稳度过。

《推拿》作者毕飞宇说,娄烨有义无反顾的力量,他是那种具有牺牲气质的艺术家。

如今,我们眼见这样的艺术家,在一个接一个的“牺牲”。


我们还能不能威猛前行?


电影带给我们的美好是否仍在心中?


陈凯歌于2012年,写给北电78届30年聚会寄语里这句发问,回响仍在。


主要参考资料:

1.《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作者:[美] 白睿文 

2.《北京电影学院:第五代电影前史》,作者:倪震

3.《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作者:程青松、黄鸥

4.《田壮壮:现在这个时代挺奇怪的》,作者:第十放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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