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足够高的哲学高度和一个历史阔度上来阐释西方现代经济思想史是学习凯恩斯《通论》的必要条件。西方经济学可以用中西方医学的本质差异来进行类比。关于医学问题，从西方的现代药理学的角度出发，一种药能否从其原料中提炼出对病症起到专门疗效的药学因子决定了它能否能得到西方医学的认可。西医是通过治标的方式来治疗已病，例如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是直接割除。中医讲究的是通过调理的方式治未病，即发现身体失衡后调节身体。如果上升到哲学高度，现代药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既有自己的合理成分，也有局限性。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如同一部药理学，要求通过越来越严格的数学化和细致的模型化构建起一套精雕细刻的微观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大部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基本都不是经济学家。而中医治病恰好是有哲学高度的，所以我们在处理经济问题和理解经济学的时候，学习中医的哲学思维，站在一定的哲学高度和历史阔度上进行讨论和分析才是更加合理的。如果所谓的经济学家在不能治好本国经济问题的同时还把自己的国家给治死了，那么即便再强调和论证自己遵循的是科学，这种科学也毫无意义。

       心学讲究理在事儿上。法理不外乎人情，事儿上看理会更有意义一些。为什么说我们处理问题要在事儿上？弗里德曼在80年代那个危险的滞涨时期挽救了美国和英国。严格意义上说他不是位经济学家，而是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具有很高深的政治学修养，经济学只不过是他用来获得社会地位和帮助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工具。

       西方现代经济思想史可以被划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苏式；第二部分是德式；第三部分是英式；第四部分是美式。讲美式的时候会介绍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涉及弗里德曼和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乃至于美国凯恩斯学派的MMT。英式部分讲马歇尔、凯恩斯，还有美国与英国的凯恩斯学派。德式的是弗莱堡学派，已经在《掠过弗莱堡》文章中讲过不少了，会简单讲一下阿登纳和艾哈德。

       关于苏维埃早期的经济思想史，没有完整的或者是比较可信的资料，因为大部分都变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即斯大林模式下的经济理论。尽管那些并不都是斯大林提出的，季诺维也夫、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等人肯定是有一定贡献的，但终究很难在一个系统性的东西里来梳理这种事。

       在哲学高度上学习这百年跨度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穿越一般西方“经济药理学”的条条框框，直接深入到事里边。看他们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又怎样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思考；有哪些人失败了；又有哪些人成功了。这里边中国是个特例，因为中国早期学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改革开放之后又摸着西方路线过河，形式上有点像英国模式，但其实本质上中国更像德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在经济学解释上面非常困难的模式。

I. 苏联模式

       第一个部分说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还得回到《资本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实际上可以概述为“实践理性”，就是根据需要来做出选择。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国家与革命》大致解决了几件事情：如何处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产权问题；如何处理资源分配；如何处理工资与福利。在处理如此纷繁复杂的事情的过程中，大概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列宁去世，约5年左右的时间，这是在列宁在世时不断地指导和修正下进行的。逻辑来源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要从产权入手，也就是说要解决一次分配。所以苏俄建立后，列宁立刻着手开始动产权。沙皇家族和旧贵族的财产全部被剥夺。再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已经有初步的资本主义化（有了资本家，但更多的是地主）。俄国地主类似德国的容克地主。那么新的苏维埃政权也剥夺了这群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对他们的剥夺花得时间略长一些。这个剥夺的过程也很残忍。如果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结构中会发现这个产权问题就是一个新生国家的资产重组。这个资产重组历史地看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列宁、斯大林对苏联前沙皇帝国的资产重组，那么后来苏联的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工业化的基础就是产权结构调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产权结构重组之后，完成了整个资源的分配，建立了财政和金融之后，与自然资源、土地、矿山进行了结合，并且在新的组织框架下建立工厂和农庄。他们极大地将各类型的资源与劳动力、与资本进行了高效的匹配与整合，形成了快速的工业化。这个工业化的进程大概从1917年到1937年初步完成。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强国了。所以苏联有两部书可以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国家与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劳动工资与福利的处理，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处理得也是相当有水准；关于效率问题，也是处理得不错。所以在1940年之前，苏联在对经济治理的逻辑的思考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以致于后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苏联模式有没有问题？有的，因为由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和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截然不同的。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可以打破旧有的问题，比如说容克地主这种寻租的食利者和阻碍资源最佳配置的所有的要素。但是国家配置一旦形成，国家本身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后，它的配置效率就会递减。这时应该是国家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但是苏联没有办法由国家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因此必然走向灭亡。遗憾的是，斯大林之后，尽管五六十年代有赫鲁晓夫那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对苏联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进入严重的内卷和僵化而无法走出。同样进行反思的也在中国，包括毛主席率领中央高层去杭州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带身边人去海南读，也有邓小平和陈云。严重的内卷和僵化，就是国家配置资源的效率越来越低，而且是错配。这种事情如果不能在一个过程中自觉地修正，就会被动修正。这个被动修正就是苏联解体并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那么1991年后，俄罗斯的市场配置资源情况如何呢？显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因为俄罗斯天生不适合全部由市场配置资源。时至今日对俄罗斯到底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本国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依然未能走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更加不能超越西方当代的“经济药理学”的框架。因为看不透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个什么，所以他们还在迷茫中继续摸索。

II. 德国模式

       第二个部分是德国弗莱堡学派。联邦德国的起点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军国社会主义）。这个军国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德国以艾哈德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思考长度远超苏联。德国在1918-1919年和1923年就曾经分别爆发过十一月和十月两次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于1933年诞生了希特勒政权。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家的主体都是德国人，包括列宁本人也是深受德国的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的传承源于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艾哈德又是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有着深刻洞察的一个人，他本人又是个犹太人，所以弗莱堡学派奠定了联邦德国的治理的逻辑。二战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美国人决定建立联邦德国并选择阿登纳作为首任总理。有人告诉阿登纳说，艾哈德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艾哈德是少有的纳粹政权时期没有离开德国的犹太人之一，在希特勒执政时就已经为战后德国需要走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甚至还准备了小册子。阿登纳很信任艾哈德，任命他为内政部和财政部部长。他起草的第一份命令就是：废除旧马克、发行新马克。新马克立刻发放给所有德国居民，用于消费并作为重建德国的货币基础。艾哈德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于联邦德国经济建设的构想，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联邦德国构建起社会市场经济。德国为什么要走社会市场经济？因为德国人对寡头的理解，尤其是对容克地主的理解是深入骨髓的。德国曾是一个深受容克地主影响的封建程度很高的落后的农业国（尤其是普鲁士地区）。虽然在17世纪开始接触西欧文明，主要是英法文明，但到了19世纪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也仍然是一个容克地主主导的国家。虽然俾斯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但旧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个时候的容克地主主导了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德国的工业化进程里边充满了扭曲、变态和问题，艾哈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和经济学思考。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粉碎了德国的容克地主的结构。二战之后，艾哈德用新的经济政策再一次粉碎了寡头对德国的控制。

       讲这四个部分时候，从苏讲起、从德入手，从英讲、最后落实到美式，这里边有一种药理学的东西。苏式是近乎百分之百的生产资料共有，美式是差不多百分之百的生产资料私有，德式和英式介入这两个之间。在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的程度上，苏式太高，德式比较高。德国到今天仍然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比例比较高的国家，他的社会分配也更社会主义化。英式比德式弱，但比美式高，即英国的公有程度也远高于美国，这种社会分配的程度远高于美国。卢为社会主义概述出两个标志，一个就是生产资料所有的社会化程度，一个是社会分配的社会化程度，即税收里的直接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定是讲直接税的。德国在建立了新兴的社会市场经济之后，经济得到了难以想象的迅速恢复。因为无论是他的资本家还是劳动者，基本上都达至了一种尽可能地优化的状态，德国的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达到了一种他们尽可能达到的满足。同时在此基础上社会资源达到了他们力所能及范围内所能实现的最合理配置。

       两样东西在研究经济学时必不可少：一个是高度，即必须站在哲学角度思考；第二个是阔度，即对经济思想史有足够的理解。中国既没有研究苏维埃经济思想史的人，也没有研究德国弗莱堡学派的人，更没有研究凯恩斯的。基本上是研究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特别是弗里德曼那一代人，因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体系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理论体系。它正是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和1995年联合汇率制度改革后，在财政和金融层面陷入后殖民主义陷阱的整个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基础。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后既没有像苏联建国的时候那一批非常优秀的思想家，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出现一个艾哈德，也没有机会出现凯恩斯，更没有弗里德曼。

III. 英国模式

       第三个部分是剑桥学派。剑桥学派包含了四个部分：一个是马歇尔的原剑桥学派；一个是凯恩斯是新剑桥学派；凯恩斯之后分化出美国凯恩斯学派，今天的MMT就是美国凯恩斯的一部分，还有英国凯恩斯学派，英国凯恩斯学派后来成为工党的理论基础。凯恩斯学派在西方世界早已变成非主流，其原因是它不适合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工具。而凯恩斯主义对多数的国家，特别是对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来说是有正面意义的。如果用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工具来处理本国经济问题，尤其是在没读懂芝加哥学派的情况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死无疑。所以芝加哥学派作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于非帝国主义国家是属于用之必死的一个学派。对于美英这些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言是没事甚至是有益的。原剑桥学派中，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承接了古典经济学，这个“新”表现在从宏观深入到了微观，他用完整的数学语言对经济进行了新的描述，如均衡理论。但总归还是混杂着不少庸俗经济学的糟粕在其中。新剑桥学派或者是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均衡理论并否定了其中的庸俗成分，创立了再平衡的理论。社会主义思想是凯恩斯主义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但凯恩斯那一代人并没有选择革命路线。因为社会主义有两条线路：一条是东方走的革命线路，如俄国、中国；一条是西方走的改良线路，如英国、美国。

       虽然凯恩斯写了《通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有了再生之德，但他本质上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的两个“老师”，一个是马歇尔，一个是马克思，对他的影响都非常深刻。所以凯恩斯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与资本的关系。这和列宁的视角是一样的。他发现了国家在配置资源中的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或扩大财政支出来增加投资进而提高就业、拉动内需、熨平经济危机。凯恩斯理论是用社会主义方法处理和解决资本主义的痼疾。凯恩斯用了一整套的经济学术语，来论述国家参与经济的合理性、可能性和合适的方法。整套系统性理论的推出是在1936年，挽救了英国。但因为凯恩斯不能入阁，这套理论又出现得较晚，以及大英帝国的颓势难以逆转，所以尽管凯恩斯曾竭尽所能试图挽救，大英帝国最终还是衰落了。后来凯恩斯的理论在诸多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某种意义上熨平了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大概20年的繁荣。当然，任何的理论的存在都有约束条件，凯恩斯的理论在人口红利存在的时候是合适的。而一旦到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后就会失效。这就是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欧美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彼时的欧美社会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扩大投资，并不能增加工资。一个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如果执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必然将政府的投资和政府增发的货币返还到（不会返还到企业、不会去创造价值）资产市场，通过资产市场（如房地产和股市）来吸纳，最终形成逆凯恩斯主义。

IV. 美国模式

       芝加哥学派实际上是奥地利学派的美国分支。德国的两大学派都跑到美国，一个是历史学派，就是以耶鲁大学为中心的咸水派，代表人物有耶伦；一个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奥地利学派的最后一个人是哈耶克，他的学问很糟糕，主张反社会主义，符合近百年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主体思想。因为哈耶克试图从经济学角度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不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所以他成为了70年代的主流，最后在弗莱堡高龄去世。然而奥地利学派理论最终也未能在欧洲成为帝国学说，因为它并不是帝国占领并奴役他国的学说。反倒是芝加哥学派最后沦为了帝国学说，成为后殖民主义的显学。现在中国很多活跃的经济学家，都是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在中国的营销人员，例如张五常，尽管学问糟到一定境界，由于他是向中国推广后殖民主义显学的代表人物，还是在中国获得崇高声望。像薛暮桥这样的伟大的经济学家现在却无人知晓。货币主义所概述的就是三样东西：信用霸权、信用扩张和信用剥夺。从现在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中就能看到货币主义的本质的狰狞面目。

       弗里德曼的思想最后被概述为华盛顿共识，即所谓的新四化，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弗里德曼提供的这套理论体系——新四化，是美国经历石油危机之后走出困局的依据。所以弗里德曼才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战略家，他提供这一套东西构成了尼克松、基辛格、乃至于后来的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处理国际事务的底层逻辑。然而这样一套新的后殖民主义的殖民逻辑，至今仍被中国经济学界相当一部分人奉为显学和真理。如果理解不了弗里德曼，理解不了他为什么对香港和中国如此仇恨，自然也无法理解货币主义的根本逻辑与战略目的。弗里德曼于1988年第二次访问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赵紫阳会面并对其评价极高。后来他1993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对江泽民的评价就不高，因为江泽民执政时期的中国没全盘按他的理论体系去执行，没交出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此外，弗里德曼对回归之后的香港的评价近乎到了厌恶的程度。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他是一个伟大的美国的爱国者，是犹太和盎萨族的民族英雄。中国今后的三十年，最需要的就是弗里德曼这样的人物，因为需要这种人物解释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执政下的英国，国家和企业濒临破产，中产阶级要生活不下去了。对于彼时的英国而言，弗里德曼这个人物要做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地提出经济理论，还要制定方法。如怎么私有化？谁来私有化？何处寻找推动私有化的资金？市场化是什么样的市场？谁建的市场？如何将大规模的财产进行资本化？如何将资本化的收益归入特定的民族与国家呢？如何通过国际化的形式将他国国民的信用变成税收呢？香港就栽在弗里德曼手上，奇怪的是他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神圣的。撒切尔是怎样完成英国的私有化的？撒切尔夫人跟邓小平1982年9月谈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1982年12月份将港币与美元挂钩，第二件事是1983年中英谈判，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香港土地问题《附件三》里做了决定，从香港土地的飞速溢价中拿走一万亿磅。然后英资在香港都持有大量的、最优质的土地和资产，这些资本在香港获得高额溢价之后，迅速套现并返回英国，将英国政府的公营机构全部私有化。这一万亿镑让英国活过来了。弗里德曼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中国的经济学家、思想家或者战略家，看明白了吗？看明白别人是怎么抢中国的东西吗？又打算怎么去抢别人的东西呢？有人能出一个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主意吗？日本是怎么死在广场协议上的？弗里德曼给里根出的主意，他是让日元疯狂升值，美元资本疯狂进入然后资产泡沫，然后日本垮掉，美元资本返回美国，迅速完成美国的第二轮私有化和资本化。

       所以当代经济学者要研究芝加哥学派，要真正理解货币主义，要知道新的MMT。它们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和逻辑基础。中国90年代之后，所有从事金融的高管全部是来自于或曾在美国读书，或曾在美国读完书还在美国金融机构工作过后回国担任高层领导职务。他们受过完整的系统性的货币主义训练。当一个国家和民族接受了货币主义，那么后殖民主义殖民地的命运难以改变。俄罗斯央行行长乌琳娜是反抗货币主义并打响卢布起义第一枪的人。

       尽管现在的美国学界在怀念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但是对货币主义战略家的思考很难为舞台上的政客或者是政治小丑所深刻理解。货币主义是后殖民主义，必须有殖民地，如果把殖民地都逼反了（如俄罗斯），效果会适得其反。现在开始有人怀疑美元的价值、欧元的价值、日元的价值。日本人经历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变得非常谨慎，坚持让日元贬值。欧元差不多也是这个逻辑，欧元有反抗的可能性。

       从90年代到今天，芝加哥学派不仅构成中国的经济治理伦理，甚至还变成中国的政治伦理。如果不是留美的或者是被美国金融机构认可的，是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做高管，甚至他们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比例超过了财政部门100倍。中国的教育、学术、传媒在芝加哥学派的问题上是重灾区。这不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在香港这个问题甚至严重到快成为一种司法逻辑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