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对警察说:要不要我帮你查案?我人脉很广的!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妈妈”特别火,大家都在聊“海淀妈妈”,“顺义妈妈”,这说的是一群生活在海淀、顺义的妈妈,为了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每天开车穿越整个北京,甚至打飞的带娃全世界循环上课。 

我起初并没什么兴趣,毕竟虎爸猫妈的故事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蹦出来,它不是东风,也不是西风,就是一股循环风。经济发展到这阶段了,虎爸猫妈形态变了,人心没变。 

但今天我看到,除了有人羡慕妈妈们有钱,也开始有人骂,“病看好了再来,ok?”这就过了,主要是,骂人的人能保证自己没有相似的病症——焦虑吗? 

是个人,都有被焦虑操控的时候,它主要来自“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还有一种比较少,叫“我和别人不一样。” 

要我说,后者更难受,因为不确定孰对孰错,尤其是在工作中陷入困境的时候,我和别人都不一样,那到底该相信自己,还是随波逐流?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而且他面临的困境,简直逼得人想跳楼。 

这个男人是重案队里的异类,几乎没人喜欢他,别的刑警拿尸体开玩笑,来维持自己和死者的距离,只有他笑不出;他较真,对案子投入,感情陷得太深,把自己的腿都折进去了;队里工作的每一条“戒律”,他都在犯,是最不像重案刑警的重案刑警。 

但看完这个故事,你要问我啥是好重案刑警,我得说出他的名字——瘸探。 

如果和别人一样,瘸探破不了这个案子。 

为了找到并记录这个人,赵赶鹅花了50多天,这中间好几次,赶鹅的微信都被拉黑,就因为没给这老哥们的朋友圈点赞,实在来之不易。 

《瘸探》全文3.6万字,约等于白给你一本小书,可得收好了。


事件名称:瘸探

事件编号:寻凶手记特别篇(上)

亲历者:赵赶鹅

事件时间:2007年7月

记录时间:2019年7月

赵赶鹅/文

多少年了,重案队老大哥提起张印,一开口总是这个词儿——“跳楼探长”。每当这时我就张大嘴,巴望着听后面的故事:究竟他是个什么样的警察,为了破案能跳楼?当初又是什么案子能逼着警察跳楼? 

我用了很多年,才渐渐还原出张印跳楼的那个夏天清晨的样子—— 

那是凌晨5点,重案队办公室,张印一个人呆坐,面前是那摞困扰他已久的卷宗。 

最多还有一个小时,杀人嫌犯“老八”就要大摇大摆地走出重案队了。 

张印像失去了一切。 

他觉得,是自己没找到证据,才放跑这个杀人犯,而所有同事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包括领导。手机里,女朋友昨晚的短信是个巨大的讽刺,“等忙完这个案子,咱们上哪玩啊?” 

张印起身,晕乎乎走向大楼办公室窗口。 

就在那个血色夏天的清晨,张印一跃而出。 

探长跳楼,古今未有。


 60天前,夏初7月。

谁都没想到,连做侦查员都不合格的菜鸟张印,竟然被领导急速提拔为重案队的“代理探长”。 

张印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类”。 

他爱侯马的诗,爱涅槃乐队,爱小说,渴望内心自由。虽然他喜欢看谍战、侦探故事,偶尔还在宿舍里操纵鼠标开枪杀人到深夜,但他说自己不怕尸体就怕血。 

这就算了,作为重案警察,张印的致命问题是不会笑,还想得特多。 

大家都记得太清楚了,提拔为代理探长之前,张印去了一个撞死流浪汉的普通现场。 

那里距五环不远,一片荒野,流浪汉躺在树下。张印走近尸体,距离两米开外。 

张印用一分钟就破了案,死者后脑勺与后背上有明显的轮胎印,体表没致死伤,应该是意外车祸。他相信法医会给出相同的结论。 

一片荒野中,模模糊糊好像有人在哭。 

回警队的路上,紧紧挤在车后座,张印感觉耳边还有哭声。这声音让他怀疑流浪汉的死还有隐情,张印难受极了,就问旁边有20年工龄的老贺该怎么办。 

“就等着交通队出结果呗。要是里面还有别的事,他们肯定再给咱们推回来。”老贺耸耸肩,很轻松。 

老贺接着一边翻看现场照片,一边咂摸着:“这他X的怎么跟他媳妇交代啊,好好的xx,都给压成套了!”全车人笑得前仰后合,只有张印笑不出来。 

在这个每年命案超过100起的地方,如果学不会放松与自嘲,那就只能任脑子里的命案惨状窜来窜去。你得减压,就得笑。你得明白,真相永远无法全部复原。 

只要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杀了人就行了。 

可张印想要了解关于杀人的一切,他对犯罪动机和人性邪恶感到好奇。 

所以,张印学不会笑,总是皱起眉头,端着肩膀陷入沉思。有时,他装作对惨烈的现场不动声色,但私底下却喝大酒,做噩梦。 

没人愿意和张印住一间宿舍,因为他经常半夜做梦被吓得喊出声。 

“兄弟,你这个脾气在重案可干不长。”那天,搭档老贺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要是张印,可能出流浪汉现场后就立马要求调离重案队了——不,我要真是那时的他,就有点自知之明,根本不会主动申请来重案队。 

4个月前,2007年春节后,张印调入重案队。 

他29岁,重点大学高材生。细高个,大脑袋,身体羸弱,从里到外一个书生样,在公安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 

之前,他在派出所做了5年治安民警,为了加入重案队,他连续骚扰了支队长几个月。队长甚至威胁他,“我要告诉你的派出所所长”,也不管用。 

最后,张印硬是把自己塞进了队里。 

重案队是领导最放心,最信任的队伍。几个老同志对张印的背景颇为好奇,但谈起家世,他本人始终不露声色。 

进了重案组,有关张印的第一条笑话很快就有了:说张印衣着又脏又土,每次从宿舍出门前,都要抓起支队后院那只白猫在身上擦擦。 

他有时勇敢,准确说是又愣又轴。

刚来的时候,张印和搭档老贺去附近小区蹲点抓人——一个背耐克书包的持刀劫犯。 

那天清早,张印和老贺一眼就看到“耐克书包”在早点摊上吃包子。张印像神经病一样,抄上警棍就扑过去。老贺从没见过这样的警察,形容他“就是一条见了火腿肠的哈士奇”。 

劫犯是有刀的,事后老贺臭骂了他一顿,“你要是被他干了怎么办?我50岁的人,就在车里等着他再来干我,把警车抢走是不是?我他X再几年就退休了!” 

张印也不是没优点,比如工作起来死磕,他极度渴望破案一刹那的快感。不过他的死磕常常是以与同事甚至领导大吵为代价的,没人看得上。 

刚加入重案队,他就和队长大吵一架:有个年轻人突然中了***。张印和年轻人聊了两次,觉得年轻人孤苦无依,有自杀倾向。队长觉得这套心理分析太扯淡,带着全队发疯一样调查。两人争执不下,直到张印又跑了一趟,发现了年轻人的买药记录。 

队长“假意”道歉,张印竟然毫不留情面地接受了。 

全队人都觉得他是个白痴。 

在这种情况下,来重案队四个月后,张印竟被意外提拔为代理探长,手下四个警察。 

重案队探长不好当。要套得出证人嘴里的话而不是反过来被利用,要懂得基本的法医、病理学、指纹学知识,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经验,能在最快时间内把尸体和嫌疑人联系在一起。 

无论怎么看,对张印而言,这都是一场“捧杀”——干不了,就早点走人。

刚当上代理探长,菜鸟张印就迎来了“恐怖夏天”。每次听到这儿,我都觉得他是主动把自己放在火上烤。 

重案队流传着一句话:夏天的燥热,有时就是杀人动机。 

就是这个“恐怖夏天”,有个老头死在地下室,一礼拜没人注意,直到玻璃上爬满苍蝇。凶手是他老伴,杀人后,老太太听信二流道士的话,买来一大堆白色粉末抹在老头的尸体上,期待他能复活。 

就是这个“恐怖夏天”,一个歌厅小姐因为向大哥敬酒时“脸色太难看”,被小弟们用烟灰缸砸烂了脑袋。那个女孩包里有一张火车票,第二天要赶回老家结婚。 

还是这个“恐怖夏天”,有个继父对15岁的继女起了邪念。他趁妻子不在,把女孩带到了水库边上,叫了4个朋友,喝了酒,轮奸了女孩。最后,他们轮流把女孩的脸按进水里,淹死了她。 

张印尽量心平气和地问他为什么。这继父回答说“天太热了”。张印瞬间把手边的鲜奶瓶砸在墙上。 

当上代理探长的那段时间,张印发疯似的工作。“恐怖之夏”没多久,他瘦了十多斤。 

张印运气还算不错,7、8两个月,他一连破了13起命案。 

第一起案子的嫌疑人,是个神情紧张的小个黑胖子,他拒绝承认自己杀了人,手上却多了几十万现金。 

张印发现,命案现场的餐桌上摆了一堆餐具,唯有一个水杯远远地放在另一个角落。他敏感地意识到天气太热,凶犯逃走前可能会喝水。技术队在水杯上果然发现小黑胖子的指纹。案件告破。 

13起命案的最后一起,发生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两个男人在小酒馆里动了手,“输家”倒在血泊里,“赢家”疯狂逃窜。张印运气好,走出酒馆门口就撞上了赢家——这人害怕出大事,特意调头回来看看。 

赢家交代得很痛快。待对方按下指印,张印不顾老贺反对,道出实情:“那哥们其实已经死了。对不起。”嫌疑人一瞬间瘫倒在地,张印竟有点内疚地说:“其实你人真不错。” 

张印破了13起命案,但他越来越焦虑。 

他清楚地知道——因为“过班”制度,13约等于0!

直到现在,“过班”也是我们重案队分配案件的轴心。 

简单说,同是命案,侦破工作量却差别极大。比如丈夫杀妻案,丈夫动手后可能就在现场呆坐,沾血的菜刀就放在电视柜上。而另一起案子,20打20的群殴,死了两人,剩下的三十几人全部逃窜,你就得一个一个抓回来。 

“过班”制由此产生:嫌疑人等在现场或自首的(占了绝大多数),算0起重案——张印破获的这13起就属此列。 

一到现场就知道嫌疑人是谁,但嫌疑人关掉手机,杳无音讯的,算半起; 

到了现场发现既不知道嫌疑人是谁,也不知道人在哪的,才能算一起重案。 

只有接到完整的一起重案才算“过班”。这时你就可以不再同时接别的新案子,也才能专心完成手头毫无头绪的这起大案难案了。 

张印的13等于0。 

就像他的人生,千辛万苦进了重案队,证明不了自己,都是白费。 

但张印的问题在于,没难度的命案等于0,而能证明自己,让自己过班的案子肯定是难案,他这个菜鸟又如何能破的了? 

和医院大夫一样,重案队民警绝对不能像张印那样抱怨:“怎么还不过班啊!”或者在连续发生两起命案晚上,叼着烟卷发狠地说:“牛X再给我来一起!” 

老天爷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9月初,天还热,夏天马上就要过完,过不了班的张印似乎该考虑走人了。他向搭档老贺抱怨“过班”太难。 

就在这时,“报应”真来了。

到现场后,张印的第一反应就是她真美。 

一束阳光直射过来,少女侧脸的轮廓有些不真实。 

她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嘴唇微微张开,像要开口说话。她侧卧在地,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上身微微后仰,一只手放在脸颊旁,另一只细长的手臂伸向远处,可那里一无所有。 

她浓密的黑发散乱地铺在柏油马路上,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勒痕,身上到处都是青色的小伤口。她穿着廉价的黑丝袜,短裙,紫色上衣。一个黑色手包放在身边,里面装着点化妆品、卫生棉、一个手机充电器,还有几张表情夸张的大头贴。

她只有13岁。 

张印盯着她看了好一阵,然后悄悄抬眼看周围的同事。 

老贺,李逵,老猫哥,这回没一个人敢开玩笑。这几位是出了名的“老丈杆子俱乐部”,全队十几个民警,只有一个生了男孩。此情此景,他们沉默了。 

她完全是无辜的。她是个孩子。有人引诱,强暴了她,然后又杀了她。这行径猪狗不如。 

没时间哀悼,现场一片嘈杂,民警们开始工作。 

重案队有句话,说一个人只能死一次,而现场能“死”一百次。你必须对现场万分尊重。 

现在,张印作为代理探长,就站在现场中心。 

不过他头大如斗,一片空白,“感觉就像个第一天拍片的导演,一个人管着好几十个演员。” 

旁边有个刚入职的热心辅警,不戴手套捡了一大堆矿泉水瓶子往张印面前一放,憨厚地笑:“大哥,你觉得这些东西有用吗?”瓶子上全是他的指纹。 

老贺去询问一个水果贩子,但他并不清楚,之前李逵已经给他做过笔录了。派出所民警到附近一个卡口调取了治安探头,但是他调取忘记核对北京时间,因此还要专门再去一次。 

法医初步观察了一下女孩的尸首,她不太软,也不太硬,眼球还很湿润,“死去大概12小时左右。”法医是一门综合判断的科学,影响判断的因素有很多,天气,湿度,地质环境等等。换句话说,还是要猜。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辛苦工作,但真正操心、统筹一切的只有张印一个人。 

在现场范围内,张印就是导演,就是最大领导,就是上帝,他可以调动指挥一切法医、技术队员,派出所民警。但是他缺乏对付室外现场的经验。 

如果是室内的凶杀案,谁都知道怎么破。就算表面上没有线索,你也可以板起脸,逼着技术队把整个屋子用吸尘器吸个底朝天。 

可室外的现场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女孩尸体躺在地上,几个老百姓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盯着看。所有无所事事的派出所民警和法医,技术队的民警围成一圈。 

张印甚至能感觉到他们心里的嘀咕:“这哥们知道怎么破案吗?” 

一个小时以后,法医又开始催促张印要把尸体拉走。到时候,人们随意践踏现场,但这里可能就有嫌疑人的头发和衣服纤维。 

张印焦急地踱步,盼望快一点找到点蛛丝马迹:一件衣服,一条绳子或者一块血迹。 

天快大亮了,张印不想让更多人看到死去的少女。 

最终,张印放弃了“上帝”的控制权。转眼,尸体被抬走了,警戒条被撤掉,除了一滩血迹一无所有。现场在他眼前消失无踪。 

直到现在,张印还在为自己那一瞬间的懦弱而后悔。

死者信息得到的异常顺利。少女赵丁萱,因常常离家出走,在重案队算是出了名。 

她每次出走少则三四天,多则一个礼拜。第一次是2006年年初,她母亲刘岚说:“自从生理期开始,她就不听话了”。那次她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小崽,偷车开去天津,加油站老板发现他们太小,报了警。 

第二次出走是半年后,赵丁萱和一个21岁的超市保安回了趟河南老家,还私自“成了亲”。保安原封不动地把女孩送了回来,挨了老太太两记耳光。还好保安“没碰”她,免去一场牢狱之灾。 

就这样,赵丁萱前前后后出走过五六次。 

2007年9月9日,是这个13岁女孩人生的最后一次离家出走。 

那天中午,她和母亲破天荒没去摆摊,也没吵架。两人心情都不错,女孩玩了会电脑,就跑到院里,然后拿起一朵花,还让母亲闻闻香不香。等母亲刘岚出门回来,发现女儿又带着小挎包和零钱不见了,电话无人接听。 

刘岚忍到第二天,9月10日的晚上,手机突然通了。那头很吵,“有骂人和碰杯的声音”,女儿说她和朋友一起玩,但不说是谁,声音恍惚,随后又一次关机。 

第三天,9月11日晚上23时,刘岚报案。她恶狠狠地要求派出所民警把女儿带回来,民警拨打了女孩电话,还是无人接听。 

案件转到了重案队,立为疑似被侵害案。但那一天同时发生了多起命案,重案队上下空空如也。9月13日凌晨,警员们陆续回来,当天,拨打女孩手机,也是关机。 

直到9月14日早上4时许,赵丁萱的尸体在距离家门口三站地被发现。 

9月9日到9月14日,这6天,赵丁萱究竟去了哪?见了谁?发生了什么? 

重案队的会议上,法医报告一向是核心。尸体本身就是故事,比如法医能看出来暴毙的婴儿到底是从床上摔下来摔死的,还是被保姆打死的。 

但这次的故事有点短,尸检结果很简单。赵丁萱身上有多处尖锐物品的划伤,但伤口不深,衣服上没有相应的口子。颧骨轻微骨折,证明她曾被重拳打伤,手腕上有被绳索捆过的痕迹。

她的阴道严重撕裂,证明曾遭受性侵犯或猥亵。但她的嘴,肛门和阴道里没有发现精液或其他人体分泌物。 

只有那块盖在脸上的破塑料布能证明,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和赵丁萱熟悉的人。凶手把她骗到某个“角落”,持刀威逼,捆绑伤害,最后杀了她。 

这个结论很好得出,但有一个关键问题暂时无法解决——第一现场在哪呢?

重案队会议结束不久,9月14日下午2点,菜鸟探长张印和老贺敲开了一座公寓701a号房门。 

门一开,女人凶恶的眼光就越过两个人肩膀向楼道里看,“她在哪呢?!” 

刘岚脸上的肉耷拉着,咄咄逼人,赵丁萱看起来和她一点也不像。张印的喉头哽住了,老贺叫她“稳定一下情绪”——这句话等于判了人死刑。 

女人哽咽着说不出话,气势全消,她失去重心,一头倒地。两个警察赶紧扶起她,她就像孩子一样倒在老贺怀里,绝望地嚎。 

张印觉得,警察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他恨这个活儿。 

过了好一会儿,刘岚才大概恢复了神志。老贺向她介绍了情况,态度不卑不亢:警方目前怀疑,有熟悉的人带走并杀害了女孩。希望她配合警察的工作。 

老贺稍稍耍了一点心计,他把女人的注意力引导到嫌疑人“蓄谋已久”的方向上,尽量避免她像以往一样,把矛头指向公安局。 

但他并没有说谎,现在认定的侦查方向就是如此。 

但就在三个人一起去辨认过尸体后,女人察觉到了张印的软弱。 

她开始逼问张印,“我女儿是什么时间死的?为什么公安局没能在我报警以后立刻找到她?” 

张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女人很快把悲痛转化为愤怒,“你们都给我等着!”

就在这时,技术部门传来消息,赵丁萱最近加入过一个“杀手群”。 

群里没有真杀手,只有十多岁的初中小孩。赵丁萱入群时发过一条信息:“没意思,谁能带我走啊!”一个网名叫做“我好想你、这一秒”的男孩主动加了她的好友。 

两个人没聊几天就开始私定终身,赵丁萱的QQ签名改成了——“现在开始筹备我的婚礼会不会太早了?好幸福!” 

赵丁萱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她在家里见到的净是父母离婚、大姐出走这些糟心事。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接触过同龄人。很明显,这个男孩出现在了“对的时间”。 

女孩失踪前,对方喊她出来约会,还要她带好所有重要的东西,暗示她两个人要开始一起生活。 

赵丁萱兴冲冲地从家里溜了出来。离家之前,她还在院落里玩了一会。刘岚回忆,“她还没大没小地劝我该找个伴了”。 

技术部门很快查到了“我好想你、这一秒”的真实身份——一个14岁的初二男孩,名叫刘立夫,父母都是工薪阶层。 

张印和老贺到学校,老师说这人请了两天病假。两个人很快又接到电话,说刘立夫和另外几个小崽去派出所“自首”了。 

赶到派出所,张印绝望而愤怒。 

民警显然没把这帮孩子当嫌疑人,他们站在墙边讲小话,不时发出笑声。只有刘立夫看起来有点害怕。 

一个“锅盖头”男孩似乎想证明自己是头儿,走过来流里流气地对张印说:“大哥,咱都客气点呗,他们都是孩子......” 

“闭上嘴,蹲下!”张印大喊。 

待到把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分开,他们就原型毕露了。多半吓得面色苍白,说不出话,“锅盖头”尿了一裤裆。刘立夫则自己申请带上了手铐,很快,他就讲述了赵丁萱的行踪。 

他们几个是同班同学,锅盖头号称“大哥”。9月9日是锅盖头的生日,他想找另一个班的女朋友过夜,给她“开苞”。那个女孩不愿意,最后竟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女孩拿出压岁钱给锅盖头找一个小姐陪他过夜。 

刘立夫是几个小崽里最懦弱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处男。他被大家挤兑得不行,就把网上刚认识的赵丁萱搬出来,说正打算给她开苞。 

9月9日中午,刘立夫在网吧里以“私奔”的名义把赵丁萱约了出来,还特意要求她穿上短裙,丝袜,给自己长脸。

当晚,他们几个人先去吃火锅喝酒,又打了台球,唱了歌,折腾到11点多。 

锅盖头叼着烟卷,游刃有余地和“小姐”调情,刘立夫则有样学样地抚摸赵丁萱,却被拒绝。刘立夫觉得很没面子,对赵丁萱冷落下来。 

晚上12点,两对男女开了两间房,但刘立夫很快被赵丁萱赶了出来。 

不知道锅盖头从哪弄来了白色药片,说是“骚冰”,女孩吃了以后就任人摆布。尸检显示,那个半夜,刘立夫半哄半骗让赵丁萱就着冰红茶喝下去的就是**。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吸食,而且年纪太小,赵丁萱很快开始抽搐,大量出汗。刘立夫穿着裤衩跑到锅盖头房间求救,锅盖头和小姐吓得够呛,说去买药救人,随后退房逃走。 

刘立夫把赵丁萱拖进浴缸,灌满了水,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血液里的毒品“洗干净”。他又去买了点感冒药。赵丁萱迷迷糊糊地说要回家。 

刘立夫打了辆车,把赵丁萱送到了距离她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她才清醒过来。下车时,她问刘立夫还能再见面吗? 

刘立夫说以后再说,又加了句“对不起”。 

“没关系”,赵丁萱揉了揉眼睛说,转身走进黑夜。 

刘立夫的口供到了这里戛然而止,再无任何线索。 

锅盖头的母亲来了,看到自己孩子的脸又红又肿。“谁欺负你了孩子!跟妈说!” 

“我打的!”憋了一肚子火的张印恶狠狠地把脸凑过去。她顿了一下,低声说:“噢噢噢,您打他肯定是有您的理由。” 

到了下午,张印对几个哭哭啼啼的孩子无计可施,把他们重新关到一起。他们马上又活蹦乱跳。刘立夫也带着一脸鼻涕眼泪傻笑着。 

这群孩子的世界张印完全没有见识过,他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新线索很快到来,与刘立夫分开后,赵丁萱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天王星舞厅。 

那是附近农民工,站街女,中老年色鬼厮混的地方。门票20元一张。 

舞厅里有木制吧台,斑驳破旧的复合地板舞池,天花板也就2米多一点,还悬挂着粗大水管和手电筒一样的彩灯。赵丁萱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就是在那打的。 

张印和老贺去了舞厅,老板娘是个个子小,但嗓门高得出奇的女人。她态度诚恳,但一句实话没有。老贺装作要给治安支队打电话,贴封条,她态度180度大转弯,保证全部配合。 

老板娘说9月10日凌晨3点左右看到了那个姑娘,而且印象很深。因为她和周围人格格不入。她脸上的妆花了,长时间弯着腰,整个人很恍惚,但因为年轻,脸上“直放光”。 

为了躲避周围搭讪的男人,她叼着烟卷走上舞台,“乱蹦乱跳”,而且就站在轰隆作响的大音响旁边,老板娘一度怀疑这小姑娘要么是聋子,要么就是神经病。 

跳累了,要下台,一个戴棒球帽等候多时的老色鬼不顾她是否同意,一把把她抱了下来。两个人大吵了几句,但很快没事了。老色鬼拿给她一瓶啤酒,两人有说有笑。快到5点时,在舞厅门口老色鬼拉着她的胳膊要往车上拽,两人又发生了争执,老色鬼一个人生气地开车离开。

从那时起,老板娘就不知道女孩去了哪儿。

张印拿出本区地图,用红笔画了三个圈,那是天王星舞厅、抛尸地与赵丁萱的家。他又把三个圈连接起来,成了一个钝角三角形。这次重案队所有人和张印意见一致——凶手就住在这个三角地里。 

理由?那里的人都烂透了。 

一开始,张印试图通过电脑破案,那是最简单的法子。他登录人口系统,检索住在那附近的,30到60岁有过性犯罪前科的人。再用大头钉钉在地图上,一个钉代表一个嫌疑人。 

很快,大头钉就多到无处可钉。 

张印这个菜鸟探长根本不知道,2001年,就在这个三角区域,一个40多岁的女“花痴”,一口气指认了80多个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上至70岁,下至19岁,有一多半被送进了看守所。 

要想在一群犯人里找到犯人,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印就是怕得太多,浪费时间。重案队的老规矩——人脑子比不上老天爷,真相和猜测永远差着十万八千里,笔杆和脚比脑子好使。 

午夜时分,张印直接进入那片三角地,不过从一开始他就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 

他和老贺看见一条灰白色的土狗两条前腿撑着地,撅起后臀狠狠叫了两声,冲着警察露出尖牙。 

张印刚下车,一只大概是吃了鼠药,临死的大老鼠就疯狂地冲击他的裤腿。不管旁边的老贺怎么踢打,老鼠就是不理,而且只认准了张印一个人撕咬,直到精疲力尽,倒在地上抽搐…… 

“这里阴气是真重。”老贺想点根烟,在身上拍来拍去地找火。 

不久,在刑侦支队长的协调下,抽调100余名民警开始对三角地排查。这是空前的,当然不是没有隐情。 

赵丁萱的母亲确实没有放过公安局,她坚持每天到各类机关告状。正赶上不久前分局出了两档大事:有酒鬼闹事,抓捕时呕吐物回流,被呛死;一个孕妇在车站附近兜售摇头丸,便衣民警抓捕时,孕妇一路小跑撞上大客车,一尸两命。 

新任局长在大会上拍了桌子,“谁敢埋事谁就先给自己挖个坑!” 

按说,帮手多了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压力。 

张印一天能接到几十个督察的电话,处理数不尽的汇报工作。有时连续两个信访件内容一字不差,相隔只有半小时。张印都得立即回复。 

就是从这时开始,张印酗酒了,他常常在凌晨偷偷喝上一口,再用漱口水去掉酒味。 

重压之下,张印必须尽快破案,他开始不断往返那片阴森的三角区域。 

三角地的阴气,其实来自社会秩序的颠倒。 

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违建红砖楼,没水没燃气,铁梯子架在楼外,每一间房都装满了塑料袋和尿盆。没人打扫的食物残渣铺满地面,蟑螂在其中欢快跑动。走路嘎吱嘎吱响。张印每找一家,都要捏着鼻子出来,嗅一嗅老贺的点燃的香烟提神,也就在这段时间,张印学会了抽烟。 

比恶劣环境更让人绝望的是,这里人人都撒谎。 

他们的犯罪档案能有一大口袋,找不着几个完全无辜的人。比如有个独居的聋哑人,50多岁,家里全是崭新的轮胎,用轮胎做床,在轮胎上吃饭。他是个贼,但派出所无法处理他,因为轮胎没编号,核不了案。 

张印一开始的访谈很潦草,过了好几家,他终于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他内心隐隐害怕女孩是在这里被绑架的。 

他不敢想象在这里,女孩的人生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菜鸟张印从来没进入过这个世界。 

一听张印说是调查死去小女孩的案子,这里人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也罕见地愿意配合警察工作。可真正盘腿坐在床上端起茶杯子,却还是谎话连篇。 

那个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瘾君子信誓旦旦说自己就是凶手,奖金最好先发给他。 

一个老太太显然恨极了隔壁房间里从不洗澡,也不打扫卫生的小伙子,她有意无意地暗示张印,发现小女孩尸体那天,小伙子脸色惨白,像是受到极大的惊吓。张印故意说,那我就把他带回去,你给我作证。老太太吓了一跳,赶紧往回说,越说越错,干脆闭嘴。 

这片地方,尊严消失殆尽,人们对命运投降,绝望代代相传。 

调查到后期,内心软弱的张印都再也无法掩饰那种鄙视,他们则尽量配合,蹲在墙角瑟瑟发抖。 

三角地唯一不怕警察的是一个8、9岁的男孩。他总定定看着老贺腰里的警棍。老贺逗他,把警棍扔上半空,用胳膊肘内侧与肩膀让它蹦来蹦去,最后好端端地回到手里。男孩真诚地鼓掌。 

有次老贺看到小男孩腋下夹着一个破笔记本,问他,说是数学作业。张印几乎不敢相信在这里还能碰上学习的孩子。他快速扫了一眼笔记本,真是。 

“到30年我就退休,一年他X都不多干了。”老贺说。

张印决定按自己的逻辑潜入三角地。 

不真正进入凶手的世界,就无法直视对方,更无法找到对方的破绽。 

那个午夜,张印和老贺匆匆吃了个饭,再次回到这片诅咒之地。他俩不小心钻进了一间藏在出租房里的“发廊店”。几个大姐在床上并排接客,其间只隔一层蚊帐。 

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揉搓着丝袜,在门口沙发上冲张印挥手。老贺忍不住低声笑着对张印说:“50块。” 

张印也乐得够呛,“最多25。” 

他们亮出身份。老太太惊叫一声,害羞地往上提拉胸罩。 

其中一个略微年轻的黑皮肤女孩不肯回答问题,偷偷瞟着别人。张印拉她到门口,点燃一根烟,女孩接过去,嘬了一口,欲言又止。 

“我说的不一定准。” 

“你尽管说。” 

“这附近有个醉鬼,就住我们后排。他经常过来找我。那天凌晨一两点钟,他又过来找我,动作有点大,我不乐意。他跟我说了很多废话,还提到他经常做梦杀了那些不听话的小姐。最后又说他手上已经有人命了。他说这话那狠模样,跟真事似的。” 

“哪一天?” 

“就出事那一天。” 

“他叫什么?” 

张印往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人名和一串地址。临走之前,他把整包玉溪塞到女孩手里。 

当天晚上,张印带着十几个同事来到了那个醉鬼的小屋。那人本身就是这一片的“重点人”,他曾多次猥亵妇女,而且他的住处距抛尸地很近。 

老头缓慢地打开一条缝,张印把肩膀插进去,拱开门。十几个民警瞬间涌入,翻床垫,开抽屉。十多分钟过后,老头才提出了那个显然应该在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你们他X来我家干什么?!” 

张印余光扫着屋里,看着侦查员四处搜寻血迹、麻绳,或者死去女孩遗失的银项链。老贺钻进厨房,查探老醉鬼最近有没有吃过炸鱼和西兰花,那是小女孩胃里的最后一顿饭。 

一无所获。 

老贺把挂在墙边的一件夹克扔在老头身上,让他快点穿上去公安局。老头竟然咕哝一声,伸出了右手,意思叫他帮忙给穿上。 

老贺无奈地走到他身后,一边给他提裤子,披夹克,一边冲着张印挤眼睛、摇头,意思是,不可能是他。 

一小时后,老头坐在了刑警队后院的办公室,一只手拷在暖气上。走廊里,同事们透过门缝观察,然后纷纷摇头。 

清醒的老头比喝醉酒了看起来还糊涂,一只白袜子裹在裤腿外,一只手穿过裤链门抓挠下体,呼吸均匀,四处乱看。 

这不是什么好现象。重案队有条规律:有罪的人会放松,打瞌睡,或者一言不发地看着一个地方不动。无辜的人会揉眼睛,保持清醒,盯着墙壁。 

当然,这条规律不适用所有人,但一个没文化的醉鬼老头半夜3点被拉出来,身体柔软,丝毫不紧张,对环境充满好奇,这可不是能装出来的。 

张印进屋审问,老头一脸迷糊,聊着聊着,等张印问他身体有什么疾病时,老人突然来了精神:“心脏病搭桥手术,脊柱侧突,肺气肿,椎间盘突出,高血压,糖尿病,喉咙和肾上有息肉……” 

老醉鬼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的滞后,让张印吃惊。他不知道手机、计算机,也不知道国家领导人是谁。如果两人的对话出现在电影开头,观众多半会以为这是八十年代。 

老贺骗醉鬼说桌上那台打印机是一架精密的测谎仪,老头左看右看,拍了拍,竟然信了。 

于是讯问的后半程变成一场闹剧。老贺问他有没有嫖娼习惯,他小孩一样的拨浪鼓似摇头,老贺打印出一张A4纸,上面写着“撒谎”两个大字。 

“亲娘咧!你们的机器真厉害!”老头睁圆了眼睛,再不敢摸“测谎仪”了。 

其实老醉鬼有着种种不符合凶手的迹象。 

他没有其他住房,公寓又小,很难藏匿一个小女孩,更不太可能当着那么多夜猫子邻居的面,把小女孩拖出来。他也没有车。 

两个小时以前,线索还是那样完美。一个有强奸前科的独居老人,在发现尸体的凌晨嫖娼,还威胁不听话的小姐自己杀过人。 

如今老头的身份一下变了,他只是个一无是处的酒蒙子。 

女孩赵丁萱继**不瞑目,而代理探长张印距离开重案队的日子,似乎又近了一步。

菜鸟探长张印最不擅长开会,他不喜欢当着一大堆人的面说话。可他是三角区少女被杀案的中枢大脑,不得不对着领导用PPT——而这一次是副局长亲自听案子。 

PPT的光照在副局长脸上,阴晴不定。 

张印打着结巴,还汇报得事无巨细,从监控录像追查,到每一条线索的跟进。但讲述的主视角显然是他自己,队里兄弟听得懂,副局长可听不懂。 

副局长是预审出身,“管人的本事超过管事。你说东,他肯定问西,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不耐烦地打断了长篇大论,直接问数:“那一片房子有多少户?现在取证取了多少户,采血采了多少户?” 

“数据还没回来呢,他们还在统计。”张印嘟嘟囔囔。

 屋里一片死静。 

案件早就挂牌督办,市局专门有领导盯着,今天一看副局长的脸色,大家就知道他是来骂人的,现在这样回答不是主动找骂吗? 

都说重案队里,不会说瞎话的探长不是好探长。警察不是完人,如果领导问你没准备到的问题,对策就是,先用一条差不多的信息把缺口补上,回头继续查。这是一个善意的,小小的谎言。 

但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大会上,把领导晾在那,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你就等于不给领导面子,工作进度为0,所有的弟兄都免不了跟着挨批。 

副局长连续提了几个问题,支队长和副支队长看向张印的眼神,已经接近哀求。 

张印硬着头皮,实实在在地回答,场面近乎于顶撞。 

说起老醉鬼的线索,副局长挺有兴趣。他故意问刁钻的:提供线索的女孩手机号是多少? 

这是一条证明无用的线索,更何况他们什么时候去找人都可以。号码重要吗?不重要。领导会打电话问吗?他绝不会。 

老贺张嘴就编造出了一个电话号码给张印解围。 

就在瞬间,张印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忘了问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手机。”一向好脾气的老贺脸当时就耷拉下来。他在帮朋友解围,朋友却戳穿了他。 

张印的脸火辣辣的,还在自我安慰,至少我没说谎。 

副局长立刻把矛头指向老贺,没明说他糊弄人,但言辞激烈。老贺可是工龄20年的老同志。 

快散会时,老贺一个人从后门出去了,门磕得很响。平时很少说话的副支队长凑到张印耳边说:“你太自私了。”

老贺是个拆迁户,给10岁大的女儿办张超市卡,直接充了8万。有个重案队的哥们买房,他说不够借你一百万,“有钱了慢慢还给我。”全队都被吓倒了。 

老贺工作时极其认真,下了班就开着大卡宴扬长而去。大伙总是羡慕:“你说老贺这样的还在公安局上班为了啥?”最终大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为了哥们。 

重案队是个集体。大家一起吃盒饭,一起住单位,一起疯玩,一起破案调录像。在宿舍里点着烟卷,翘着二郎腿,为了争论嫌疑人住在哪吵得头破血流。这是当今时代少见的讲义气的地方。 

张印却和这个环境一直格格不入,他过于强烈的自尊心阻碍他融入这一切。他总想和别人不一样。 

张印没发现,老贺是重案队里最善的人,只有老贺同情他,还跟他四处乱跑破案。 

过班不成,案子没破,唯一的朋友老贺还伤透了心。 

旁人看来,张印已然败得一塌糊涂。

不过张印并不太担心,因为他藏着一条重要线索没说。这是重案队的大忌,消息没同步,很可能在查案时发生大事儿。可这个菜鸟不管不顾,拼上所有,把宝都压在上面了。 

后来张印向我回忆,那时就是“死得最惨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早在办案之初,民警就从电脑里调出过一个特殊的名字。这个人名是赵丁萱的母亲刘岚提供的。 

他是附近一个垃圾处理站的小老板,捎带卖早点。此前,赵丁萱曾在他这卖过旧书和衣服。有邻居说他对赵丁萱的关心程度过了线。有人甚至说,见过他在公园里亲吻赵丁萱的额头。 

邻居们都戏称他“老八”。 

老八49岁,他外号的来源鲜有人知。张印有次问到一个老片警才揭开了谜底:老八的那个垃圾站是半捡半偷,有次他把村书记大院里的孔雀“捡”回家养着。后来被几个莽汉按在地上胖揍,他还说:“孔雀是自己飞进来的”。

有个哥们骑在他身上猛锤,旁边有人起哄说:“大哥你这动作像八神放大招啊。”当时拳皇街机火遍全国,从此大家开始叫他“老八”。 

老八本身也有犯罪前科,只不过是普通的几次殴打与盗窃。 

张印自己找来老八的犯罪记录,细细地读。这一看,张印惊讶地发现,老八在2001年时还是个“全鱼宴饭店”的老板,有个小他十岁的东北媳妇。不知怎么的,几年功夫就落魄成了这样。 

片警对张印说,老八的媳妇是被他亲手打跑的。他打起媳妇来不要命,也不背着别人,好像那是他的一项“基本权利”。 

民警亲眼见到过老八大半夜,在家门口,抄起研磨粗盐的小铁棒,捶得他媳妇一脑袋血口子。

发现了这些细节,张印独自在三角地兜了好多圈。他进一步向周围邻居询问对老八的看法。他听说了一些传闻和暗示,很多人都会提及老八对小女孩有异样的兴趣,但没人能提供确切的证据。 

张印回到办公室,开始一一确认那些可能的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不过他没办法缩小名单,因为认定不了杀害小女孩的第一现场在哪里。 

他脑子里还是想着老八。

张印亲自填写了一张空白的传唤证。 

这是个私人垃圾站,前面平房,后院铁栅栏围着几扇破铁门和一堆漆油桶。 

老八半天才来开了门,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破旧的蓝色衬衫兜出大肚子,弯弯的嘴角向下撇着。整个人僵硬麻木。 

“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事问你。”张印拿着传唤证向他的脸上伸过去。 

老八接过传唤证,挡在门前,张印推了他一下,他才发着牢骚往里屋走。张印、老贺带着四个警探跟着走进了这个孤僻、神秘的平房。 

这里家徒四壁,有个捡来的破书柜,还有个露出棉絮的沙发,屋子中间摆着冒着尖的一大堆破烂,没装修。如果不是有张床的话,根本没人觉得这里会有人住。 

几个民警把房间搜查了一遍,老八坐在桌边继续吃烧鸭和面条,手边一瓶高度白酒。他还在慢悠悠地看着传唤证,那上面一共都没有三十个字,他足足看了五六分钟,留下几个肮脏的指印。 

“你看着点,我操!”张印看到了指印,怒气上头。 

“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老八竟把传唤证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箱,一脸无辜。 

“我X,你……”张印突然意识到老八这是故意的。 

在很多年后,张印向我回忆起这一霎那,才明白,他和老八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峙,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对于小女孩的死,老八似乎毫无兴趣。他承认小女孩卖过破烂给他,但很长时间都没见过她了。他的表现波澜不惊,毫无破绽。更重要的是,他有不在场证明。 

小女孩的尸体是在9月14日凌晨5点发现的。她的死亡时间,法医推断在12个小时,最多不超过15,16个小时。也就是说她的死亡时间应当在9月13日。 

老八说他9月12日和战友出去聚会了,13日凌晨回到了家。他的家距离抛尸地点隔着两个半小区。但经侦察员核实,老八记错了日子,他是在9月13日去和战友聚会,当天半夜回到的家。也就是说,他虽然可能说了谎,但实打实没有做案时间。 

另外,老八虽有一辆棕色半截皮卡车,但坏了很长时间了,完全发动不了。 

于是,传唤四十八小时后,张印只能看着老八大摇大摆地走出讯问室。 

这里面很讽刺。 

一开始,大家怀疑老八的时候,张印有些迟疑。这其实是他的一个性格缺陷。 

他总是要把心目中最靠谱的放在最后,他害怕到最后没有选择。这显然是缺乏安全感。到了后来,案件没有一样证据能指向老八,老贺认为传唤老八毫无用处,但张印却开始坚信老八就是那个禽兽。 

只因为他觉得“老八的态度很可疑”。 

那段时间,张印失眠严重,还得上了尿道炎,撒个尿就虚脱到两腿发软。半夜,他会蹑手蹑脚地到后院去撒尿,他不想别人看到他的惨样。他拒绝去医院,说要等案子破了。他把所有身心都留给女孩被杀的现场。 

张印有个女朋友,为人直率,讲究实际。她受不了张印整天恍惚而又健忘,有一回,下班吃饭,女友发现洗衣店标签竟然还挂在他身上。就和他大吵一架,指责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案子上,一点都不和她说。 

张印则认为那是在保护她,不想让她接触到那些阴森森的照片。张印答应她等到破了这个案,过了班就带她到江南旅游。 

其实,直到现在,张印都没娶老婆。 

他知道自己是个强迫又偏执的警察,当面前有个谜案时,破案是他唯一的救赎。

案发一个多星期,毫无进展。张印没法再等待技术部门可能的新线索了。他得由面到点,用一种赌博式的打法。他转而一边扩大资料搜索范围,一边埋头苦思,竟真找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 

老八的平房有个地下室! 

此前,城管、房管所、派出所清理过违规地下室,张印发现,老八的平房名列其中。上一次搜查时,老八没提,张印他们也压根没搜到这个地下室。 

老八的平房地上不到90平米,地下室却足有150平米,14间房。那里曾经是个日租小旅馆,有空调和除湿器,后来因为墙壁开裂,没人敢住了。 

同时,张印琢磨,法医对死亡时间的推定也不见得那么精准。 

他向法医又确定了一遍时间和状况:尸体没腐烂,“眼睛还是湿的”,死亡时间最多不超过16个小时。不过同一个事实,却可能有多种可能,比如法医也认可张印提出来的另一种可能—— 

凶手抛尸前,假如把尸体存放在一个阴凉地方,那么腐化就可能被推迟,甚至可能推迟24小时以上。 

如果真是这样,老八会不会在9月12日杀害了女孩赵丁萱,之后将尸体放在地下室待了一天,13日自己出去与战友聚会,13日晚上回来,再把尸体拖到了外面呢?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 

老贺不认同。他觉得张印是在为了答案找问题。 

老贺的反对理由很直接:老八收破烂的皮卡车早坏了,他没法运尸。如果说是把尸体拖过去的,那就太远了。半小时也不一定能到。而且太冒险。他完全可以把尸体抛在距家很近的地方,比如某个下水道,河沟,或者灌木丛里。 

不过别人的话,现在对张印都是耳边风。那天晚上,他带着老贺第二次去了老八家。 

“老八,你家有地下室是吗!上次怎么没跟我们说?” 

“地下室?”老八像第一次听说这三个字。 

“对,上次不是城管还来查过一次。” 

“后来再没人来了。封了。”老八说的坦然。 

“你再想想,你最近进过地下室吗?” 

老八看似想起地下室的存在,也承认现在那里还放着一些东西,但说地下室没电,只能打电筒下去。张印注意到,说这话时老八的口齿有些不清不楚。 

张印和老贺走进地下室入口,那里像一口深井,下面又热又湿,走廊把房间一分为二,每边各有四间房。灯光把走道里的人影拉长,张印心想着,这是老八第几次撒谎了? 

地下室中间有台除湿器,管子下面有个铁盆,里面有层薄薄的水,显然最近开动过。一个破旧书桌靠在墙边,上面有几个啤酒瓶。 

张印四处细查,盼望着奇迹出现,比如在角落发现女孩遗失的银质心形项链。 

他兴奋极了,脑海里浮现出犯罪现场的模样。但是他一无所获。 

突然间,张印注意到墙壁缝隙里,有个银白色耳钉。他没吱声,偷偷揣进兜,像是生怕老八看见。 

“你最近一次下来是什么时候?有带什么人下来过吗?”张印问。 

“哦,我下来过一次,忘了哪天了。我想来找点什么来着……反正我下来之后感觉有人盯着我,我害怕,就上楼了。” 

张印眼睛死死盯着老八的眼睛,看见他心虚地咽下口水,喉结耸动。 

“你那两天见到她了吗?”张印并没有说是谁。 

但老八马上就反应过来:“记不清了。”张印记得万分清楚,同一个问题,上次问老八,他还说“没见过”。 

张印眼神丝毫不动,就盯着他的脸。老八搓了搓脸,开始喃喃自语:“我觉得吧,这种人应该枪毙立即执行。要是我有个女儿被人弄死,我一定找哥们把他干了。哎,警官,你们最近案子查到什么情况了,不行我可以帮帮忙,我人脉挺广的。” 

老八说他在地下室感觉到“有人盯着他”,他是想暗示那个死去的女孩曾经在这个地下室里被捆绑过吗?老八第一次还说对这个女孩一点不关心,现在查到地下室了,他又要反过来要帮警察的忙了——老八就是凶手! 

不顾老贺反对,张印再次带走了老八。 

警察的一生中,总会碰到这样一起案件。有些难以意会言传的东西瞬间击中了你,那可能是嫌疑人的一个表情,可能是死者手机上一条诡异的短信。它们会让你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坚信对方就是你要找的嫌疑人。 

更奇妙的是,这种线索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你自己,只有你看的见。那就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案子,你要做的,就是拼了命来证明你的灵感是对的。 

张印也被那一瞬击倒了。

普通人也可能和张印一样,遭遇“过班”时刻。这是一条鸿沟,你掉进去了叫挫折;爬出来了叫成长。 

案情进行到这里,张印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留在重案队。 

可他不知道的是,逮捕老八的那一刻,就是自己厄运的开端。十多年过去,关于后续发生了什么,队里所有人都选择闭口不言,任何与这起案件有关的玩笑,都没人敢再开。 

故事好看,但也很长。我分成了上下篇。

我对你保证,明天的精彩程度,至少是今天的两倍。 

接下来的故事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警匪对峙,他们甚至开始一同生活。人生中陷入绝境,瘸探的应对方案和所有人不同。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扫地僧  小旋风

插图:超人爸爸


天才捕手发布的是口述真实故事。【陈拙老友记】系列是陈拙和他的朋友们,基于真实经历进行的记录式写作,以达到给人生续命的目的。  

“天才捕手”征集故事线索,也接受投稿。一经采用,根据故事质量提供每千字400-1000元的稿酬,邮箱:storyhunt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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