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战争
（一）古巴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北距美国佛罗里达州仅90海里。1492年古巴被哥伦布所发现，此后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人民为反对殖民统治而进行长期的斗争，19世纪古巴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解放进行第一次独立战争（1868年～1878年）和第二次独立战争（1895年～1898年）。美国早有吞并古巴的企图，一向把古巴看作是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品”和一个迟早会落入美国怀抱的“熟果”。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说：“古巴在墨西哥湾和安得列斯海所处的险要位置，当地民风淳朴，它位于我国南海岸和圣多明各岛的中间。宽广的哈瓦那避风港与我国缺少良港的漫长海岸线遥遥相对，它的生产和消费的特点为双方互利的贸易提供基础，所有这一切集中起来就使古巴对我们民族利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任何其它外国领土都不能与它相比，而我们同它的关系差不多与我联邦各州之间的关系一样。”美国曾想以1亿美元的代价购买古巴，但被西班牙政府拒绝。19世纪后期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资本控制古巴的制糖、烟草、造船等工业部门，为了维护在古巴的经济利益，美国在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以“援助”古巴独立为名进行武装干涉。1933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以陆军参谋长身份控制和操纵政府，1940年出任总统，后在1944年的大选中失败下台。1952年3月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巴蒂斯塔再次夺取政权，此次上台后当年即解散议会，废除1940年以来带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条例”和反劳工法，次年宣布古巴人民社会党为“非法”的政党。1954年又宣布禁止罢工和群众集会，在其上台后的短短几年内古巴就有数万人被杀或遭监禁、流放，10万多人流亡他国，上百万人失业。与此同时美国资本近一步控制古巴经济，古美还签署《军事互助条约》，据此美国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军警直接参与镇压古巴人民革命的行动。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激化古巴国内矛盾，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者（165人）攻打圣地亚哥-德古巴市郊的蒙卡达兵营，以便夺取武器武装人民，开展广泛的解放运动。此举未能成功，许多革命者牺牲，菲德尔·卡斯特罗等幸存者被捕入狱，同一时间发动的对巴亚莫城兵营的进攻也告失败。
（二）攻打兵营成为反对独裁、争取恢复被巴蒂斯塔废除的宪法武装斗争的开端，鼓舞古巴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和地主、资本家的革命斗争。国内出现名为“7·26运动”的新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提出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暴政的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被捕后被判以15年徒刑，在圣地亚哥一个法院受审时卡斯特罗以律师身份获准进行答辩。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发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演说，该演说后来成为武装斗争的政治纲领。鉴于全国爆发要求特赦政治犯的人民运动，巴蒂斯塔于1954年11月总统选举前夕释放攻打蒙卡达的参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因大赦获释后返回哈瓦那。1955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其弟劳尔·卡斯特罗迁居墨西哥，他们在那里组织一支革命部队，伺机打回古巴。在墨西哥中菲德尔·卡斯特罗遇见拉美游击战理论创始人之一格瓦拉，格瓦拉是阿根廷的一名青年医生，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24岁辍学后，游历南美各地。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民主政府中服务，阿本斯被军人推翻后他逃到墨西哥。1955年在墨西哥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接受游击训练。1956年11月25日晚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有82名成员的古巴革命队伍，乘坐格拉玛号游艇离开墨西哥的图斯潘河口，向古巴进发。他们计划在11月30日抵达时国内的革命者弗兰克·派斯在圣地亚哥发动一连串游击战，予以配合。到了那一天派斯依照计划很快控制圣地亚哥，但由于海上波涛汹涌，卡斯特罗的队伍直到12月2日才到达古巴奥连特省。卡斯特罗的革命远征队伍一上岸就遭到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经过3天血战后只有12人突出重围，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其中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1957年1月起义军夜袭普拉塔兵营，歼敌12人，首战告捷。同年5月菲德尔·卡斯特罗部队进攻乌贝罗，歼敌53人。此后起义军明确宣布要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提出进行土地改革、释放政治犯、恢复公民的政治权利等口号，赢得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全国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有着重大的影响，1957年3月13日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率领一部分爱国青年攻打巴蒂斯塔总统府，虽然这次要打倒独裁统治的行动失败了，但却推动群众斗争的积极开展。大学生运动自此得名为“3·13革命指导委员会”，进行武装斗争。
（三）4月9日哈瓦那工人举行总罢工，1957年9月5日爆发西恩富戈斯市人民起义，革命者和起义水兵占领卡约洛科海军司令部，控制全市并把武器发给人民，巴蒂斯塔军队前去残酷地镇压西恩富戈斯起义。313革命指导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2月24日，原名革命指导委员会。该组织一方面领导学生运动，另一方面与七二六运动领导的起义军配合进行武装斗争。1957年3月13日该组织派遣以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埃切维里亚为首的40多名青年攻打古巴总统府，行动失败，为了纪念这次行动，该组织更名为“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该组织积极支持新政权，1961年7月该组织同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合并为统一革命组织。在反对巴蒂斯塔暴政的斗争中马埃斯特腊山区成为联合一切反政府力量的中心，古巴建立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领导的“7·26运动”为中心的，包括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及其他政党派别都积极参加的民族民主反帝阵线。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7年7月12日宣布的《土改宣言》和1958年10月10日宣布的《农民土地权》第三号法令对于动员群众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些文件时解放区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分给农民，革命的社会基础得以扩大，农民、工人、大学生等纷纷参加起义队伍。1957年底至1958年初游击队发展到2000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把游击队改编为起义军。为了解放全国，起义军积极作战。1958年初，劳尔·卡斯特罗带领50名战士通过敌占区，从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到克里斯塔尔山区，在那里开辟“弗兰克·派斯第二东方战线”。不久奥连特省北部马亚里至巴腊夸一带被起义军所控制，同时在胡安·阿尔梅达指挥下开辟“圣地亚哥-德古巴第三战线”。人民社会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北部活动，“3·13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一个武装小组于1958年2月在努埃维塔斯地区登陆，经过5天行军后到达埃斯坎布赖山区，在那里开展游击活动。到1958年上半年起义军活动在奥连特省的大部地区，其他几个省区内也爆发武装起义。1958年5月巴蒂斯塔在镇压四月罢工和哈瓦那等城市的武装起义后开始大肆鼓吹对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总进攻”，此时游击队主要基地仅有300余人防守，只装备有步枪和冲锋枪。巴蒂斯塔政府出动1万多人的军队，配备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围剿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驻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军队也提供飞机对起义军基地进行轰炸，起义军面对优势的敌军时与之展开艰苦的游击战。
（四）他们在山村基地实施巧妙机动，充分利用山区险峻的地理条件，疲惫和袭击敌军。政府军官兵不愿为巴蒂斯塔卖命而士气低落，起义军对俘虏的政府军人员进行教育，然后遣送回去，这些被俘官兵回到巴蒂斯塔军队后进行鼓动，数星期之内官兵纷纷开小差。起义军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给进攻的敌军一系列打击，7月底在圣多明各的3天战斗中得到增援的起义军歼灭政府军最强大的一股敌军后转入反攻。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后起义军歼灭政府军队1000多人，并肃清马埃斯特腊地区的政府军，巴蒂斯塔发动的“总进攻”以失败告终。1958年下半年古巴革命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8月底起义军的两个纵队在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1932年2月6日——1959年10月28日）指挥下开出马埃斯特腊山区，穿越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南部沼泽地，在古巴西部地区展开进攻。在拉斯维利亚斯省中根据已达成的政治协议而加入进攻的革命军队有“3·13革命指导委员会”、人民社会党和其他反美反独裁团体的武装部队，这就使该地区的力量联合起来并加速军事行动的进程。从巴蒂斯塔军队占领下解放重要城镇福缅托，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起义军进而控制大片领土。1958年12月29日起义军开始攻打省会圣克拉拉，守城的政府军有3000人，装备有自动武器和大量弹药，并得到20余辆坦克、1列装甲列车和航空兵的支援。进攻该城的起义军有400人，装备自动和半自动步兵武器。尽管政府军占有优势，但起义指挥部仍决定攻打圣克拉拉。为防止政府军从东部地区调兵增援，特别是机械化分队的增援，格瓦拉在进攻前夕下令炸毁法尔孔城附近的桥梁。起义军在居民的支援下在攻打圣克拉拉的激烈战斗的第1天就获得重大战果，他们缴获满载武器弹药的政府军装甲列车。1959年1月1日“列昂西奥·维达尔”兵营最后一批守军缴械投降，同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起义军占领东部省会圣地亚哥。在这前一天独裁者巴蒂斯塔慌忙逃往国外，地方反动势力和美国大使馆企图将革命引向歧途，扶植其代理人取代巴蒂斯塔，但是起义军指挥部和人民社会党号召总罢工，挫败这一阴谋。1月2日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指挥的起义军开进首都哈瓦那，政府军投降，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1959年1月3日在圣地亚哥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由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任临时总统，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司令，这个政府不批准革命者拟制的法律。2月革命力量迫使这个政府辞职，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任革命政府总理，由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任总统。革命政府主要是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7·26运动”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为中心的政权，包括不同倾向的反对巴蒂斯塔的各党派人物。
（五）新政权实现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变革，实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工业的政纲，宣布美国公司和当地大、中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执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维护国家独立的政策。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同年“7·26运动”与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革命统一组织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革命战争的胜利使古巴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1953年7月26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古巴发动一场由150多名革命热血青年参加的反对巴蒂斯塔法西斯统治的武装起义，并对蒙卡达兵营发起攻击。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得到人民的支持，并由此揭开古巴人民反独裁专制、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序幕。1955年卡斯特罗组织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日子命名的革命组织“7.26运动”，领导古巴人民进行反独裁斗争。1952年3月10日美国扶植亲美的巴蒂斯塔在古巴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巴蒂斯塔政权恨之入骨，他们不断掀起武装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1953年7月26日革命青年对于奥连特省圣地亚哥东北的反动碉堡蒙卡达兵营发动第一次英勇的袭击，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生）参加并领导这次起义，虽然由于力量悬殊导致起义失败，但由此揭开古巴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序幕。1952年3月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权后26岁的年轻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他的大学同学和朋友结识和团结一大批爱国青年，组成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进行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1953年初卡斯特罗和他的同伴们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他们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就是攻打奥连特省的两个政府军兵营——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兵营。蒙卡达兵营当时约有1500名武装精良的政府军士兵，7月26日清晨135名起义者身着政府军制服，趁着星期天和狂欢节期间兵营守备松懈之际向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兵营同时发起进攻。他们兵分3路：一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攻打蒙卡达兵营； 另一路由劳尔·卡斯特罗率领，攻击司法大厦；还有一路由起义军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阿维尔·圣塔马里亚率领，攻占市立医院。卡斯特罗领导的队伍按预定计划解除兵营3号岗哨的武装，但是由于政府军的一支巡逻队的突然出现，起义者的队伍中有人提前开了一枪而惊动兵营守军。政府军紧急出动，战斗在兵营外进行。由于敌强我弱导致起义者完全处于劣势，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遭到失败。攻打司法大厦和市立医院的行动也同样失败，许多人被俘。撤退下来的18名热血青年跟着卡斯特罗上了山，8月1日清晨精疲力竭的卡斯特罗和身边的两个同伴在昏睡中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卡斯特罗发表著名的长篇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义正词严地斥责巴蒂斯塔政权卖国反人民的罪行。
（六）他的自我辩护持续2个小时，最后卡斯特罗高声说道：“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果卡斯特罗被判处15年徒刑，他的弟弟劳尔被判13年，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先后被送到松树岛的国家监狱。由于古巴国内反独裁斗争风气云涌，在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巴蒂斯塔政权只好宣布大赦。1955年5月15日卡斯特罗和其他攻打蒙卡达兵营的革命者都获得自由，出狱后卡斯特罗组织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日子命名的革命组织“7.26运动”，领导古巴人民进行反独裁斗争。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终于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革命胜利后“7.26”成为古巴最重要的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中古巴都要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在“七·二六”起义精神的鼓舞下流亡墨西哥的一批古巴爱国青年在1955年5月正式建立“七·二六运动”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斗争。1956年11月底菲·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1928—1967）等八十三名古巴爱国青年从墨西哥乘“格拉玛”号游艇向古巴奥连特省海滩暗渡，12月2日在海滩登陆，虽然遭到反动武装的袭击和“围剿”，但菲·卡斯特罗等人还是顽强地站稳脚跟。在农民的帮助下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得到发展。1959年1月终于推翻巴蒂斯塔的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七·二六运动”组织在1961年与古巴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组成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该党于1965年改为古巴共产党，是古巴革命胜利后唯一的政党，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党的第一书记和政府总理。古巴革命战争是古巴人民反对亲美独裁政权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得到古巴人民的广泛支持，与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这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革命战争经历城市起义，失败后转入农村进行长期游击战争，再发展到进攻城市夺取政权。革命武装力量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反动政府军队虽然与革命武装力量相比占优势，但战斗力不强。美国对领导古巴革命战争的“7·26运动”的性质没有判断清楚，认为只是要求恢复1940年资产阶级性质宪法的运动，认为美国能控制古巴局势以及其他原因，没有来得及出兵直接干涉，革命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古巴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在革命形势成熟后为夺取政权，政治斗争要向武装斗争发展：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长期控制和剥削，与古巴人民处于严重的对抗矛盾之中。古巴历届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古巴人民对此深恶痛绝，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基础。但是在较长时期内革命党派的斗争主要局限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因此虽然古巴政府在一届一届的换，但革命政党却并不能取得政权。
（七）1953年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看到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在政治、经济、内政和外交方面所造成的广大人民同外国垄断集团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深刻矛盾，在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勇敢地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进行革命战争必须确定正确的路线：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格瓦拉在其《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中说：“古巴革命战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在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这里出发向城市进攻的路线；另一条是在城市直接起义，直接夺取政权的路线。”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亦在城市发动起义，但失败后他选择山区，在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后逐步扩大解放区，最后向城市进攻，古巴革命战争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路线。当然选择这条路线并不一概排斥城市的起义，在必要时需要在城市发动一连串起义配合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特别是在战略进攻阶段更需要发动城市起义，以占领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游击战争的异常艰苦，要求革命战士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革命精神，能吃苦耐劳，还要有铁的纪律和善于做群众工作。格瓦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样，我们军队中的成员也必须尊重上级。他们必须立即服从命令，不管派到哪里，哪怕吃力也得服从。但是他们在工作中还必须把自己既看成是社会调查人员，又看成是司法工作人员。作为社会调查人员，他们应同人民接触，以便搞清楚人民中的思潮和情绪，使他们可以向上级组织提出积极的建议。作为司法工作人员，他们有责任批判任何一种在军队内外发生的不良作风，尽力加以消灭。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各行各业的人，应当把拿起武器同穿着军服的人在一定情况下并肩战斗看成是一种光荣。”要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古巴革命战争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组织，同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古巴革命党、古巴人民党、民族党、“古巴工人运动”等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党派组织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古巴人民社会党认为“7·26运动”如果没有“群众直接行动和总罢工的支援是不能获得胜利的”，因此它号召并组织工农群众参加起义军，动员人民在经济上给起义军以支援。人民社会党的党员和“3·13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人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7·26运动”领导的起义军，同时人民社会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等组织的游击队同“7·26运动”起义军密切配合行动，给政府军以沉重地打击。
（八）古巴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直接配合武装斗争，特别是最后的总罢工，配合起义军推翻独裁统治。古巴革命战争由于结成广泛的反独裁革命统一战线，并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形成力量巨大的古巴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的最后胜利。据统计从1847年6月到1874年间古巴有14.1万名华工，占古巴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古巴人民于1868年至1878年发动第一次独立战争，反抗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但未成功。第二次独立战争是从1895年打到1898年，终靠美国帮忙而推翻西班牙统治，但古巴亦变相地成为美国政府和资本家的禁脔。两次独立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华人留着辫子投身革命洪流，当时有好几支部队全由华人组成，这批由广东人与客家人组成的华军很能打，不怕死。古巴独立战争英雄甘札洛·狄格沙达将军曾留下千古名言，镌刻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一座公园中：“在古巴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也没有一个华人当逃兵。”华人部队中过半数是客家人，他们充分发挥客家人的“硬颈”本色，把鲜血洒在加勒比海的岛上。20世纪50年代卡斯特罗和他的胞弟劳尔以及切·格瓦拉开始打游击造反，也有不少华人参加，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曼都·赵、戈斯达沃·崔和摩西斯·王等三名战将。赵氏1934年生于古巴，父亲于1918年移民岛上，母亲是古巴白人。赵氏是古巴革命史上著名的“七二六运动”的元老，也是古巴共产党创党人之一。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古巴反共流亡人士登陆古巴猪湾，在海滩遭痛击，赵氏围剿有功，那时他是营长。1976年晋升准将，曾做过大使。崔氏1938年出生，母亲是古巴黑人，家境清寒，十六岁即搞革命，打过猪湾之役，1980年升至准将。他曾率古巴军队远征非洲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担任过古巴驻安哥拉部队副参谋长。1988年座车触雷，一只腿被炸断。王氏于1938年出生，参与过“七二六运动”，其父于1895年到古巴，母亲为华人，姐夫做过中国国民党古巴支部书记长，是个富商。王氏读高中时即加入反政府行动，1957年投身革命，负责成立宪兵部队。王氏与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最密切，做过卡斯特罗胞弟劳尔的副官，1976年晋升准将，现为中（共）古友好协会会长。卡斯特罗曾当面问王氏：“到底有多少华人参加过古巴独立战争和革命战争？”王说：“确实数目也许永远无法得知，因为许多参战华人已改用西班牙姓名，但保守估计至少有一万多华人参加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参与革命战争的可能有数百人。”
古巴共产党
（一）古巴共产党是古巴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党，古巴共和国宪法规定古巴共产党是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先锋组织，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古巴共和国宪法》于1976年2月15日经公民投票通过，24日生效。最初12章141条，主要内容为：古巴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和其他劳动者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劳动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古巴共产党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常设机关是国务委员会。新宪法规定国家元首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并设立总理职务。1902年古巴独立后不久就有一些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布拉斯·罗加、埃尼巴尔·埃斯卡兰特和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古巴共产党，该党是第三国际的成员，接受莫斯科领导，后来因为选举需要改名为“人民社会党”。最初人民社会党对卡斯特罗持怀疑态度，1961年7月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正式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3年5月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3日又更名为古巴共产党。60年代和70年代初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保卫国家主权和社会经济改革的斗争，1975年12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基本纲领和党章，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提出新的宪法草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76～1980），决定建立经济计划管理体制。1980年12月召开二大，修改党章，制定内外政策，并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1981～1985）。1986年2月召开三大，12月举行三大续会，正式通过党纲。六七十年代古共规模小，而且在政治局外不活跃。1969年古共党员只有5.5万人，占古巴总人口的0.7%，是世界上最小的执政共产党。20世纪70年代开始机构扩展，1975年召开一大的时候有党员20万，1980年有43万，1985年有52万，1997年有78万；现有党员约89.3万人。古巴共产党成立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曾长期担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2011年4月16—19日召开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劳尔·卡斯特罗为第一书记的新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由于苏东剧变导致1990年8月古巴政府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计划经济（不过后来开始经济改革）。1997年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外强调把经济工作放在优先地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集体成员的共同所有、共同劳动和共同受益。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社会主义国有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等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属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同与区别之处，对二者关系的正确分析能够为后续的结合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总体来看二者具备以下关系：物品交换应在私有性的基础上进行，但在马克思主义中指出当生产资料所有权具备公共性质时则失去商品交换资格。因此生产资料的归属者为劳动人民，并且劳动者的地位平等，任何团体、组织等都不能搞特殊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生产资料能够被当作商品实施等价交换，这属于一种排它性的表现，要求公有制企业能够在明确生产资料公有属性的基础上使经营权与所有权独立，在确保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对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同时在对共有资本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应保障在实现企业之间交换的基础上对人民、国家等所有权负责，经营理念能够与国家调控相一致。2011年4月16至19日古巴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通过劳尔·卡斯特罗所作中心报告、《经济社会政策纲领》、《关于完善人民政权机关、选举制度和行政区划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等4份文件，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由劳尔·卡斯特罗接任，马查多出任第二书记。
（三）《经济社会政策纲领》规定古巴经济模式将继续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能力和劳动”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基础，古巴经济模式的目标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和巩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文件还列举古巴即将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开放私营部门、建立税收制度、实现企业自主、取消不必要的补贴等。比起其它执政的共产党（如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时古巴共产党更执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和计划经济模式，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尽量避免市场经济改革，但在苏联解体以后迫于经济压力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措施。曾积极支援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冷战期间与苏联联合出兵安哥拉，与南非军队展开战斗，最终促成纳米比亚摆脱南非白人政权统治并获得独立。苏联解体后由于缺少外援，古巴减少对国际事务的介入，但坚持向外派遣医生、农业技术人员来支援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开始向拉丁美洲国家的左翼领导人（如巴西的卢拉·达·席尔瓦、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寻求支持。党纲规定：党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巴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目标是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使之成为独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改善古巴共产党作为整个社会生活最高领导的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组织。古巴共产党认为以美国、苏联为主的两极世界已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未消失，认为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发展关系。主张缓和、普遍彻底裁军、全面禁止核武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1975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又在1980年、1986年、1991年、1997年和2011年相继召开。1991年前的领导机构为政治局和书记处，1991年合并到扩大的政治局（20多个成员）。两届大会之间有中央委员会主持事务，四大决定允许信仰宗教的先进革命分子入党。1997年五大把中央委员会从225人缩减到150人。五大时有超过78万党员，32.1%为工人，13.8%为技术职业人员，8.2%为教师，7.5%为服务业劳动者。古巴共产党设有各级党校，下属青年组织和少先队组织分别是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何塞·马蒂”少年先锋队组织。
切·格瓦拉
（一）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原名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是阿根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战争的核心人物，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1959年起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1965年离开古巴后到第三世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捕，继而被杀。切·格瓦拉死后切·格瓦拉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时代周刊》杂志将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1928年6月14日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12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在1715年出生于爱尔兰，后经西班牙转辗来到阿根廷，在18世纪末他已成为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7代，同样也是贵族家庭，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结婚，1950年1、2月暑假时格瓦拉游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格瓦拉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产生。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阿根廷，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旅行结束后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毕业于医学院。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他的第2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格瓦拉。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二）在危地马拉中格瓦拉结识许多由于反抗独裁统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其中有秘鲁女革命者伊尔达·加德亚（后来在墨西哥中她成为格瓦拉第一任妻子）。格瓦拉与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积极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务。格瓦拉得到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马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政权。1954年6月武装到牙齿的阿马斯雇佣军（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入侵危地马拉，6月27日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阿本斯政权被颠覆后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地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也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危地马拉的革命经历使格瓦拉认识到：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在墨西哥时结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在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作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卡斯特罗组织的“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图斯潘出发，驶向古巴。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两天的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一名战士。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为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中。1959年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达·马奇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156人，但一般认为人数可能高达600人。1959年10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土地改革。
（三）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当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辞去自己的职务。4月1日他乘飞机离开古巴，前往刚果（金）。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同时格瓦拉在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先后前往刚果（金）及玻利维亚试图点燃革命火种。在刚果（金）的军事行动受挫后格瓦拉到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活动，最后因为当地农民出卖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逮捕，遭枪决。格瓦拉被誉为“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阿尔贝托·科尔达为他拍摄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被人们美誉为“世上最知名、最有魄力的照片”，也是出现在T恤上次数最多的照片。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卡斯特罗支持这次行动。最初他得到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协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绝他的帮助，认为其是完全无意义的，并写到：“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在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部队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并截断其补给线。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许的是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事后格瓦拉在他的《刚果日记》里回忆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是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四）同年在非洲丛林吃足7个月的苦头之后病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离开刚果（有6个伙伴没能活着离开），格瓦拉一度考虑将受伤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刚果。离开刚果的格瓦拉并没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特罗公布的格瓦拉道别信里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为此格瓦拉深觉在道义上他不应回古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格瓦拉极其低调地游走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布拉格以及东德，这段时期格瓦拉除了记载他在刚果的经过外还开始起草两本书，准备对经济学及哲学加以论述。在卡斯特罗获悉格瓦拉的下落后极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则明确地声明除非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活动，因地利之便的他会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回到古巴进行筹备工作外将不再踏上这片土地。1966年至1967年间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进行革命活动，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伙伴亦改变一些游击队的活动方式。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里恩托斯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错误判断令他后来惨败。他准备只是应付玻利维亚军政府及其一支训练和装备皆极差的军队，却没有在意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当美国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动地点后很快便派出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反革命，因为美国的援助让玻利维亚军队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更包括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别动队。而格瓦拉在游击活动中却得不到地方分离分子及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预期协助，这时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射机损坏令他无法寄发消息到哈瓦那，游击队员用来给从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解码的录音机亦在渡河中亦丢失，这令格瓦拉的游击队完全地被孤立。由于美国对玻利维亚政府的军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另外CIA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亡分子设立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乎有30万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1967年3月格瓦拉48人的队伍被2000敌军包围，格瓦拉最好的战士和朋友，陆续在战斗中阵亡。格瓦拉本人于10月8日因右眼受伤倒下，被俘牺牲。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的拉伊格拉中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0月8日当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带领游击队巡逻时特种部队包围营地并捉住他，他在他的腿受伤后投降。
（五）关于他被擒时的情景分别有几个版本，有说法在冲突期间有几个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您来说比死更有价值。”另一说法是他被捕获时身份仍然不为人所知，他在被捕获之时佩戴着一只刚收到的礼物劳力士手表，巴里恩托斯总统知道他被擒后马上下令处死他。格瓦拉被囚在一个破落的校舍一夜后第二天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绑在板上的情况下被一个抽签抽到了短秸秆的玻利维亚陆军中士枪毙了，一些人认为那个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头开枪。被广泛认同的是他开枪射击格瓦拉的双腿，以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证明身份。并假装是作战的创伤，以隐瞒他被枪毙。处死他的是政府军的一位中士（这个中士后来于2007年在古巴通过医疗福利系统治疗白内障），他喝了一点酒壮胆后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的格瓦拉站了起来，中士命令他坐下，格瓦拉却说：“我知道你要在这里杀死我，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杀死的是一个男子汉！”中士有些生气，直接举起枪打向格瓦拉的胸膛。另一个版本是在行刑前刽子手颤抖着不敢开枪，格瓦拉平静地对他说：“开枪吧，胆小鬼，你只是要杀死一个人而已。”他的尸体被直升机送到一个地方医院，并展示给媒体。关于他的遗体的照片成为一个传奇，当地修女认为他的样子很像耶稣。在一名军医切断他的双手之后玻利维亚的陆军将校将格瓦拉的尸首转运去一个秘密地方，并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没或火化。但是第一种说法明显的问题在于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是在三天后才达到玻利维亚的，所以其根本不可能听到所谓格瓦拉投降的话语。格瓦拉等人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暂时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内，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圣克拉拉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2014年11月14日《每日邮报》曝光一组格瓦拉的遗体照片，这是他在1967年遭玻利维亚军队杀害47年后首次公布的照片。
猪湾事件
（一）直到古巴革命为止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受美国影响非常大，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被推翻后美国必须要保证后院的利益，所以开始酝酿进攻。但在1960年新的古巴政府开始实行它们的改革（比如土地改革），这个改革也涉及美国公司的利益（尤其是联合果品公司），美国在此时依然以为通过警告可以阻止古巴实行这些改革，因为古巴完全依靠美国。美国的第一个措施是不向古巴运油，由于古巴的发电完全是使用燃油来解决的，美国希望以此来使其革命政府垮台。古巴却开始从苏联进口石油，美国政府因此下令美国公司在古巴的炼油厂不炼从苏联进口的油。由于这些炼油厂通过合同保证炼任何油，这个命令实际上是迫使这些公司违反这个合同，古巴政府以此为由将所有炼油厂纳入国家并强迫管理。古巴革命开始时期的革命家都来自中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的阶层，假如美国没有进行经济制裁的话他们不会与共产主义政府接触的。美国对古巴采取所有可能的经济措施，包括禁止进口古巴的糖、禁止出口零件，后来甚至达到完全经济封锁。但古巴却灵巧地利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冲突，并将它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转到其它国家（比如西班牙和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美国唯一还拥有的措施是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人民推翻美国长期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从那之后卡斯特罗就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政府担心距离美国海岸只有100多公里的古巴将成为苏联人威胁美国的滩头堡，一直企图颠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新政权。从1960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纠集古巴流亡分子，随时准备登陆古巴，推翻卡斯特罗的革命政权，计划代号为“十字军行动”。1961年初训练完毕的美国雇佣军被编成代号为2506突击旅，下辖4个步兵营、一个摩托化营、一个空降营、一个重炮营和几个装甲分队。为了支援雇佣军入侵古巴，美国派遣8架C－54运输机、14架B－26轰炸机、10艘登陆舰艇。五角大楼还派几艘潜水艇前往古巴沿海侦察地形，物色登陆地点。流亡古巴人的唯一任务是在古巴用武力保卫一个临时机场，直到在迈阿密的古巴流亡政府得以飞往古巴后向美国发电求救。
（二）对这个计划来说猪湾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它位于一个沼泽地（萨帕塔半岛）的边上，古巴政府要对它进行军事攻击有一定的难度。在它附近的埃斯坎布雷山中直到1960年代中依然有反政府武装力量行动，这里人烟稀少，当地的反抗不会很强。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情报来自于想要推翻古巴政府的反政府人士，他们夸张古巴国内的反政府情绪，同时也夸张埃斯坎布雷山中的武装力量的实力。中央情报局本身也试图夸张他们的报告，来向当时刚刚上任的肯尼迪保证这个行动肯定会成功的。肯尼迪一开始犹豫不决，也许当时中央情报局的计划署认为行动开始后即使失利，肯尼迪也会同意投入美国军队的。后来对肯尼迪进行责怪，说他中断行动计划，似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确做了这样的假设。1961年4月14日当选不久的肯尼迪总统在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官员联席会议上批准计划，但作为美军最高统帅他决定将不投入美军。1961年4月15日美国以轰炸古巴机场作为准备，这些飞机被涂上古巴的标记，来造成反政府起义的假象，然而5架美国飞机被古巴飞机击落。1961年4月17日这支由约1500多人组成的美国雇佣军在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指挥下突袭古巴，他们在美国飞机和美国海军军舰的直接掩护下在古巴中部拉斯维利亚斯省南部登陆，占领长滩和吉隆滩并继续向北推进。古巴军队和民兵与入侵的美国雇佣军展开作战，入侵者的两条运送弹药的船被古巴军队击沉。当年只有34岁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吉隆滩附近一座制糖厂临时改成的指挥部坐镇指挥，他下令：“击沉所有船只！”他对战友切·格瓦拉说：“现在我们真的在战斗了，胜利属于我们！”5分钟后他又对另一名军事领导人下令：“你们必须击沉所有船只，冲他们开火！我们要用迫击炮让他们从地球上消失！”不久他与正在坚守东海岸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通了电话，对古巴空军的战斗机大加赞扬：“飞机干得太漂亮了，太精彩了！它们开始下蛋了！”卡斯特罗只用了72个小时就迎来胜利，并下令：“追上去，不要停火！”三天后入侵军被消灭，1000多人被俘，90人阵亡。被俘的人受公开审判，一些人在1963年通过与美国交换紧急需要的药品、食品和农业机械后返回美国。
（三）由于流亡古巴军无法守住“流亡政府”打算飞往的机场，因此这个流亡政府无法发出他们的“求援”。对肯尼迪来说这样他也就无法下令让海军陆战队介入，因此不顾中央情报局的反对而下令中止这次行动。对于被俘虏的流亡分子时古巴政府取消他们的公民身份，并以此为人质向美国政府索取6200万比索的药品与婴儿食品，这也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支付战争赔款。吉隆滩之战发生的第二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认为这场在古巴发生的“小规模战争”将在全世界引发连锁反应。他紧急呼吁肯尼迪停止对古巴的侵略，并声称苏联准备向古巴提供反击侵略所需要的一切帮助，肯尼迪政府被迫声称美国没有支持推翻卡斯特罗的行动。事实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不仅策划这次颠覆行动，而且损失惨重。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在美国大众面前公开承认猪湾事件是一件绝不能再发生的错误，然后声称对该事件负全责。这起事件让美国政府大为难堪，成为世界媒体嘲讽的对象。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美国的这次进攻是否合法的讨论中古巴指责美国非法进攻的提议被美国一票否决，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有：入侵计划没有保密，许多参战的流亡古巴人在迈阿密的酒店里吹牛，说他们将要参加入侵古巴的行动，入侵前的破坏活动和从美国起飞的飞机轰炸也为古巴报了警。 当地的居民属于古巴最贫穷的阶层，也是受益于古巴革命最大的阶层（建造学校、医院、基础建设），因此他们是一开始反抗入侵者的人，他们为古巴正规军提供组织反攻的宝贵时间。 古巴军队刚刚赢得三年游击战的胜利，他们士气高昂，而且很有作战经验。肯尼迪将美国的空军支援减少，因此古巴空军只有一半在地面上被消灭，其余的得以升空，击毁五架美国飞机和两条弹药船。至今在美国就谁应该为入侵失败负责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中央情报局和流亡古巴人指责肯尼迪导致入侵失败，因为肯尼迪在流亡古巴人战败后不肯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中央情报局的批评者认为中央情报局向肯尼迪提供错误的情报，有些人甚至指责中央情报局对肯尼迪施加压力，事实是肯尼迪觉得他被中央情报局欺骗（尤其在古巴国内情绪方面）。
（四）肯尼迪有过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牵制中央情报局来减少中央情报局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有人将至今为止未被解密的肯尼迪的谋杀与猪湾事件、肯尼迪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恶化的关系联系到一起，但这个假说没有任何证据。对美国来说这次未成功的进攻不但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而且也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误。国内外对这次进攻的批评非常强烈，刚刚入任90天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为此大失信誉，相反卡斯特罗政权和古巴革命被巩固。由于古巴（有理地）担心美国再次进攻，因此古巴开始与苏联靠近，这个靠近不断升级最终导致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许多人（尤其在拉丁美洲）对古巴产生好感，1961年4月21日在墨西哥中1.5万人上街示威来支持古巴，在乌拉圭中八千人在蒙得维的亚示威。猪湾事件是美国首次在拉丁美洲试图推翻敌对政府的失败行动，这给其它许多革命运动带来生机，此外在美国开始讨论情报机关对外交政策的影响。1961年中央情报局内部的调查揭露一系列该局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怎样理解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其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这个调查导致当时的局长和两位副局长的解雇。 时至今日一般认为几乎导致了三次世界大战的古巴危机是肯尼迪政府试图在同一战场上赢回它丧失的威信的尝试，事实上至古巴危机为止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中肯尼迪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弱势的总统，他后来的名声有许多是来自于他在古巴危机中的表现。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揭露猪湾事件背后的真相，文章称尽管中央情报局要为此次行动失败负主要责任，但时任总统肯尼迪可能也不能完全摆脱干系。解密的档案显示白宫（尤其是肯尼迪）应为此次失败行动负责，猪湾登陆计划的失败尽管不乏战略、后勤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但也部分是由肯尼迪总统挣扎着不让美国陷入与古巴的直接对抗导致。促成中央情报局最终解密该份档案的调查人员彼得·柯布伦认为肯尼迪自以为能隐瞒美国是猪湾事件幕后主谋的想法，简直就像穿着新衣的皇帝一样自欺欺人和愚蠢。试图为中央情报局正名的历史学家杰克·菲弗认为中情局的任务小组可能事先就已经明白，没有美军的公开支持根本不可能成功推翻卡斯特罗，但他们的这项评估肯尼迪却并没有看到。在猪湾登陆接近失败之时他们又没料到肯尼迪竟能够抵住中央情报局和军方的压力而没有出兵，猪湾登陆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古巴导弹危机
（一）1959年1月1日古巴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1月13日成立古巴共和国，宣告这一胜利的是领导人民革命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这位领袖人物年仅32岁。新政权成立初期美国同古巴的关系还比较好，2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4月访问美国并还受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巴蒂斯塔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美国政府欢迎卡斯特罗并不是赞赏反对独裁统治，而是企图把古巴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巩固它在拉美的统治基础。此时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他的战友，本来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联系，而且甚至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学说尚无基本的认识。1959年6月古巴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发生很大变动，政府重要部门绝大多数被主张实行激进政策的人所掌握。美国政府担心古巴高层的变动引起整个拉美地区的失控，动摇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于是就对古巴新政权产生不满，导致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日益恶化。1961年1月5日美国突然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从经济上开始对古巴进行制裁，企图通过卡断经济命脉来逼迫古巴就范。1961年4月15日在美国的策划下古巴流亡分子驾驶B-26轰炸机对古巴进行两天的轰炸，1000多名雇佣军登上古巴猪湾，妄图入侵古巴以暴力推翻卡斯特罗政府。72小时之内流亡政府军即被击退，之后美国政府继续对古巴施加压力，采取敌视古巴的政策。在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时卡斯特罗不得不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当时对古巴的处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正是出于同美国争夺霸权的需要而想在拉丁美洲寻找一个立足点。古巴的求援正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认为古巴局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关系到苏联的威信及其在拉美的立脚点。古巴和苏联于1960年恢复外交关系。在美国同古巴绝交后苏联就抓住机会增加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苏古关系的发展也就隐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和日后的导弹危机。被逼入绝境的卡斯特罗于1960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面对坐在大厅里的美国人说：“是你们促使我们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朋友，它们就是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在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对这种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并开始研究它。”赫鲁晓夫思前想后认为值得一试，他坚决主张把导弹运进古巴，理由是：约翰·肯尼迪上台之后吉隆滩战役登陆失败使他在外交上输了一个回合，美国没有充分理由反对卡斯特罗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对付另一次入侵，其中包括接受苏联的核武器援助在内；
（二）对抗美国的包围，鉴于当时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苏联，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的导弹都对准苏联，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处于核弹、战略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之下，因此应尽快秘密地把导弹运进古巴，而且要在美国发现之前装好并可供发射；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在全球恢复美苏平衡，50年代后期在军备竞赛中肯尼迪政府在50年代后期拼命扩充其核武库，使美国在苏美核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赫鲁晓夫看来向古巴部署导弹显然是恢复苏美平衡的一个快捷、便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军事角度来说在古巴安置的60枚导弹中有的射程为1000英里，少数射程在1500英里到2000英里，而且可以避开美国的预警系统，因而事实上就会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一倍，改变苏联的战略地位；可以巩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地位，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古巴，从而把古巴作为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以增强苏联的威慑能力。赫鲁晓夫或许也知道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思前想后觉得这场大赌博还是值得一试的。1962年苏联政府批准赫鲁晓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在7月3日和8日参加与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谈，达成秘密协议。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提供伊尔-28喷气轰炸机，于7月开始实施。苏联把运往古巴的货物改由苏联船只运送，将几十枚导弹和几十架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同时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也陆续乘船前往。每一枚导弹都携带一个威力比在广岛的原子弹大20或30倍的核弹头，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是在7月下旬用商船运抵古巴的。直到1962年9月2日苏联才公开宣布：“根据苏古两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将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此时苏联的武器和专家的运输计划已基本完成，部署工作已近尾声。在此期间苏联在公开场合一直否认在古巴拥有任何进攻武器，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表示：“苏联不需要为了击败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的打击而将自己的武器转移到其他任何国家，例如古巴。”赫鲁晓夫并且保证在11月美国国会选举前他不会挑起任何事件。一周以后苏联政府发表一个声明，特别提到征召后备役军人以及美国对苏联向古巴进行海运而引起的惊恐问题。声明说：“苏联的船只是装运古巴人民日用品和食物。”但是接着又承认：“由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威胁，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还装载着一定数量的武器以及训练古巴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
（三）声明继续说：“我们的核武器爆炸力如此强大，而苏联又拥有如此强大的火箭来运载这些核弹头，以致没有必要在苏联疆土之外寻找发射核武器的场所。苏联有可能从它自己的国土上支援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是古巴。”1962年8月美国发现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1962年10月14日星期天在这个万里无云的星期日的凌晨两架美国U2飞机从南向北飞过古巴西部上空，他们拍摄大量照片，由专家们仔细地研究放大照片上的每一个画面。1962年10月15日他们认出一座发射台、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在修建射程为2000英里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用的坚固的永久基地，而且美国鉴定专家确信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导弹核武器。1962年10月16日约翰·肯尼迪总统才得到上述情况的汇报，他对赫鲁晓夫欺骗他的行为非常恼怒，并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关系重大。他没有料到苏联人在古巴这样一个地方会采取如此轻率和冒险的行动，没有料到转眼之间古巴戏剧性地拥有在西半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装备最好的军事力量。肯尼迪感到苏联导弹造成一种严重的威胁，要是不猛烈回击的话那就会有损他的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激起公众对他的不信任并使美国如芒在背，肯尼迪决定要使苏联明白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1962年10月22日晚上7点肯尼迪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约翰·肯尼迪认为这一秘密、迅速和异乎寻常的导弹设施是蓄意的挑衅和对现状作出的毫无道理的改变，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又以强调的语气列举美国即将采取的海上隔离等初步措施，他在演说中用“隔离”一词代替“封锁”，认为这个词比“封锁”火药味较少，比较适用于和平、自卫的行动。然而婉转的言词并没有减弱行动的火药味，封锁命令下达后美国地面、空中和两栖作战部队即开始集中，此外还调集出兵古巴所需要的军需物资，开始采取保护美国免遭核袭击的种种预防措施。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也进入戒备状态，美国总统下令载有核弹头的美国轰炸机进入古巴周围的上空。美国如此强硬的态度着实让赫鲁晓夫吃了一惊，于是他下令加快向古巴运送导弹及苏式轰炸机的速度，赫鲁晓夫低估美国的情报系统和肯尼迪政府的强硬态度。在肯尼迪发表广播讲话以后的5天中（即从1962年10月23日至27日）局势紧张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程度”，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加勒比海上空，整个世界危在旦夕。
（四）10月23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仍要按苏古协议继续使用武器“援助”古巴，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对美国的威胁将进行最激烈的回击。1962年10月24日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护卫下由9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舰队出动，美舰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布成一个弧形，封锁古巴海域。与此同时美国导弹部队全部奉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导弹在发射台上听候指令。不仅在佛罗里达和邻近各州中美国集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而且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也进入戒备状态，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海上“隔离”，于10月24日上午10时起正式开始。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上美国海军舰只控制几千英里长的海域，在离古巴东部海岸约300公里的大特克岛上设有巨大的美军导弹跟踪站，密切监视往古巴去船只的一举一动，整个古巴像个铁桶似地被团团围住。1962年10月25日苏联此时作出一个决定，即以不携带武器的船只去考验封锁。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被白宫形容为冗长、杂乱无章、漫无边际的信，它显然是在情感冲动下写的，充满着要避免核战的激情。在信中赫鲁晓夫承认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但把它们说成是纯粹防御性的。然后他说：“我深切地渴望和平，让我们不要使这种局势弄得不可收拾吧，强行实行隔离只会使苏联采取它自己认为必要的措施。但是如果美国作出不会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的保证，而且如果它撤回自己的舰队，不再搞隔离，这就会使一切马上改观。”1962年10月27日就在美国总统答复赫鲁晓夫来信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又收到苏联领导人发出的第二封颇为冗长、带官腔的并带有更大火药味的信件（这也许是由苏联外交部写的），信中包含着实质上不同的立场，其实质是谋求实现一种相互交换。信中说：“我的这一建议是：我们同意从古巴撤走那些您称为进攻性的武器，我们同意这样做并同意在联合国宣布这一承诺。您的代表则必须发表一个声明，大意是就对美国而言考虑到苏联的忧虑和关心，将从土耳其撤出类似的武器，我们可就双方何时将其付诸实施达成一项协议。”肯尼迪立即拒绝这种交换方法，他没有答复这封信，但白宫发表一份声明指出土耳其与古巴危机毫不相干。这封信既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意见的不一致，又使美国对苏联的意图更加捉摸不定，因而使局势又复杂化了。此时在全世界所有的美国核部队和常规部队都已经奉命准备随时行动，一支庞大的入侵部队也聚集在佛罗里达，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五）美国官方普遍估计在古巴的几个发射场已处于发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导弹发射场的任何直接空袭都可能造成美国城市上空的热核爆炸。肯尼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经权衡赞成与反对从土耳其撤除导弹的两种主张，讨论空中打击和入侵的时间表。正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激烈紧张地辩论应采取什么对策和一筹莫展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摆脱危机的办法，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不理睬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而只回答第一封信呢？”他向赫鲁晓夫发出接受他10月26日星期五“提议”的信：“我非常仔细地阅读您1962年10月26日的来信，对您表示愿意迅速谋求一个解决办法的声明表示欢迎。然而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在联合国的有效安排下停止在古巴进攻性导弹基地上施工，并使古巴一切可供进攻之用的武器系统都无法使用。但是让我强调一下其首要的因素还是要在有效的国际保证之下，停止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上的工作，使这一威胁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使这些问题同欧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些广泛问题联系起来而拖延这一有关古巴问题的讨论肯定将会加剧古巴危机并严重危害世界和平，因此我希望我们能按照此信和您在1962年10月28日的信件中提出的办法以迅速取得一致意见。”赫鲁晓夫领会肯尼迪的暗示，他认识到长期依然无法打破而又日益加强的封锁不利于苏联，封锁拖得越久时苏联的损失比美国就越大。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他已经来不及也不想与性格倔强的卡斯特罗商量，因为他已通过情报部门获悉称如果第二天不给美国答复，美军就会在29日或30日轰炸苏联的导弹设备和古巴的军事目标，然后入侵该岛，再拖延下去就意味着死亡。10月2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赫鲁晓夫的回信，信中说：“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国人民对于您所称为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您和我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为了尽快地消除这一危及和平事业的冲突，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下达的在武器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外现又下达新命令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随着这一句话的播出后这场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信中没有再提撤出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为对等条件。1962年11月11日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部撤走，1962年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30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28型轰炸机，肯尼迪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命令苏联武装力量解除最高战备状态，加勒比海又平静下来。
（六）此事过后美苏更深刻的认识到双方在避免核对抗、维持核垄断方面有着相互吻合的利益，古巴导弹危机促使克里姆林宫下决心大力发展核武器来改变劣势，洗刷当年“懦夫的耻辱”。果真到60年代末苏联就赶上美国，使苏联在全球争夺中逐步转为攻势。美苏之间差距的缩小也使得苏联在国际社会的野心扩大，使得美国苏联之间的碰撞更为激烈。在导弹危机的余烟中军备竞赛得到加强，但它在一套日益完善的制度下被处理，竞争在一些正式的协议里被法制化，如1963年的《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1972年的《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NPT”）又称“防止核扩散条约”或“核不扩散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英国、美国、苏联等59个国家1968年7月1日分别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签署的一项国际条约。该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该条约于1970年3月正式生效。联合国大会于1968年6月12日通过的关于禁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又称《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7月1日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开放签署，1970年3月5日生效，有效期为25年。1995年5月11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与延期大会决定条约无限期延长，2000、2005、2010年先后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截至2011年12月共有190个国家批准或加入，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成为条约正式承认的有核武器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国未签署条约。朝鲜于1985年4月加入条约，后于2003年1月退出。1957年8月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提出防止核扩散问题，1959年爱尔兰在第13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草案。1961年爱尔兰向第16届联大提出《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国际协定》草案，草案要求一切国家（特别是核国家）应缔结一项国际协定，保证不把核武器的控制权和制造此种武器的必要情报转让给不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证不制造此种武器或不以其他方式获得对此种武器的控制权。同年12月4日联大通过该草案，成为第1665号决议。1962年3月防止核扩散问题被列入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谈判日程，美、苏就这一问题开始双边谈判。1964年10月东方大国成功地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美国担心更多的国家成为核国家，便积极推动与苏联的谈判。1967年8月24日双方向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联合提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联大于12月19日作出决议，要求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于1968年3月15日前，将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谈判情况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
（七）1968年1月18日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在日内瓦复会，3月11日美、苏共同提出一项联合修正条约草案，该草案于3月14日提交联大审议，1968年6月12日联大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该条约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条约达成以来在推动核裁军、阻止核扩散、促进核能造福人类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条约由序言和11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有：1967年1月1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为核武器国家；有核武器缔约国不得向任何国家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及控制权，也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上述武器或制造上述装置或取得其控制权；无核武器缔约国不得从任何让与国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及此种武器或装置的控制权，不制造也不要求任何人提供这方面的帮助；缔约国承诺谈判制定关于早日停止核武器竞赛与核裁军的有效措施，以及在国际监督下普遍彻底裁军的条约；条约不影响各缔约国为和平用途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在进行一切和平核活动中均应依据和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约和安全保障制度，以防止核能由和平用途移作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联合国监督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努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以国际核查员的身份督查核保护措施的应用和包括民用核方案在内的核查措施。根据有关协议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员定期检查核设施，证实有关核原料所在地的情况，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安装的仪器和监控设备，证实核原料的库存量。这些和其他保护措施可共同提供独立的证据，证实有关国家和地区是否遵守和平使用核能源的承诺。为了证实已生效的有关保护协议的实施情况，大约250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在世界各个地区进行日常实地检查，每年进行大约有2400次保护措施的检查，其目的是确保在大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900个核设施所有的核原料没有从合法的和平使用转向军事之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第一阶段举行于1963年，谈判双方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目的在于减少双方毁灭性核武器，迄今近60年以来进行的相关协议有八种以上。除此条约外1980年代之前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多集中于美苏之核武存量，因此此类限武谈判都集中于美苏两国，如何避免核灾难成为美苏两国的共识，也成为双方谈判的主要动因，而此谈判即使于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迄今在美俄之间仍然持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迅速发展战略核武器，至60年代双方都已拥有庞大的核武库。60年代后期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希望减轻军费的压力，同时遏制苏联的发展。
（八）苏联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开始谋求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冷战结束后美俄也持续尝试建立其他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1963年8月5日谈判主要目的是禁止空中、外太空、水下核武器试爆，1968年7月1日主要目的“禁止核武器扩散”。第一轮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时间是1969年11月17日 - 1972年5月，历经2年半。在1972年5月26日的莫斯科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共同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签订“第一阶段限武条约”（简称SALT Ⅰ）。SALT I 增进美苏友善互信，对世界深具正面影响，同时签订为期5年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第二轮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I）时间是1977年 - 1979年5月，时间历经2年。1974年美国福特总统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达成第二阶段限武谈判，并于维也纳签署“第二阶段限武条约”（SALT Ⅱ），但这个条约始终未于冷战结束前取得美国国会及苏俄党中央批准生效。在1979年6月18日的维也纳中美国总统卡特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签订《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亦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作为条约的补充文件时双方还签署《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议定书》、《关于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原则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关于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商定的声明和共同谅解》以及苏方提出的《苏联关于‘逆火’式轰炸机的声明》。条约由序言和19条正文组成，SALT II 是第一个真正规定裁减美苏双方核武的条约，可惜因为美苏双方国内反对舆论甚大，美国国会迟于批准，但美苏两国政府都表示将遵从这一条约。SALT II签订后6个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驻军古巴也曝光，更延宕SALT II的批准生效。1986年美国里根政府指控苏联违约，退出合约。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为避免世界局势动荡触发核战，美苏重新思考友善合作的可能性。1991年7月31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莫斯科高峰会议中签订“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Ⅰ），五个月后苏联解体，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和乌克兰与美国之间依然信守 START Ⅰ。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与苏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召开“美苏核子与太空武器问题谈判”，并于1987年12月签订《苏联与美国关于销毁中程与较近程导弹条约》（INFT），该条约正式宣告两方销毁双方现有核武的百分之五，该谈判促成美苏军备竞赛速度减缓。1995年美俄相继通过（START Ⅰ）及（START START II）条约，正式承认限武谈判成果，两国将在2007年以前将两国的核子弹头裁减到3000至3500枚之间。1993年1月3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可惜双方国会依然迟于批准。基于多种原因，2002年6月14日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翌日俄方也扬弃START II，该条约功败垂成，所在以START II之外美俄也持续尝试建立其他裁军协议。
（九）1997年继续展开谈判“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Ⅲ），预定将两国拥有的核子弹头进一步削减到2000至2500枚之间，不过谈判夜长梦多。而对于第三者古巴而言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古巴对美国的立场要比苏联人强硬得多，古巴人坚决不同意撤出导弹，但在古巴人的强烈反对下赫鲁晓夫却这样做了，古巴人感觉他们被忽视、被背判了，国际关系形势由大国所主导，小国只不过是大国间角逐中的棋子。为了不使得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盟国感到难堪，另外也出于宣传目的，美国从土耳其撤军比苏联晚一些，而且是秘密撤军，这样美国从表面上来看是这场危机的胜利者。不顾虑这个对外的心理效果的话，苏联在这场危机中获得一个战术胜利，通过在古巴部署和撤出导弹，苏联达到美国从苏联的邻国撤出导弹的目的。平心而论双方都达成了原先所设定的目标，也都各自保住的面子，算是一个相当圆满的解决。正如现实主义者认为的国际关系形势由大国所主导，小国只不过是大国间角逐中的棋子。古巴导弹危机被解决时苏联人事先没有征求过卡斯特罗的意见，卡斯特罗因而宣称他被出卖了，并表示对这个协议将不予理睬。然而他虽能拖延时日，却不能制止危机的结束。导弹尽管设在古巴的土地上，却是掌握在苏联人手里，而且也没有一个古巴人懂得如何发射导弹。在国际关系中谎言有助于事件隐秘性的达成,而欺骗将导致国际社会的不信任，这个秘密行动的最大的不利就是它要求说谎。赫鲁晓夫欺骗肯尼迪关于在古巴有进攻性武器的存在，葛罗米柯曾于1962年10月18日当面向肯尼迪总统说谎，那时总统已经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了。“在那一行动中它肯定使肯尼迪产生一种个人背叛的气愤，它也阻塞在互信基础上建立超级大国关系的道路。”还有信任却是赫鲁晓夫所希望的，像一份发表的关于这次危机的一篇评论所说的：“他相信美苏关系将在肯尼迪被告知有关导弹的事后取得进展。”但是对赫鲁晓夫来说欺骗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他曾经就弹道导弹的能力无耻地说了好几年谎话。美苏两国在事件中都充分考虑到国际舆论的反应，两国都有效的开展舆论战，以求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根据贝塔朗非的“系统论”，假设把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世界视为一个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系统，则其中一个参项的变化，会引起其它参项发生变化，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所引发的危机印证这一点，另外国际关系结构取何种模式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和力量的对比关系决定的。综合国力中的领土、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实力和科技水平等“硬实力”决定国家实力的大小，而民族属性、历史观念、地缘政治、国家战略等“软实力”则决定力量的发挥和使用方向。苏联试图改变地缘政治、国家战略等因素使有效的国家实力达到更充分的发挥，以求达到制衡美国的战略优势的目的。
（十）在不安全的状态中一国在制订政策时不能只强调自身利益，因为要求得生存就得与别国在政策上偕同，这正是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忽视和古巴导弹危机中学到的。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指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的认同，当面临共同的敌人时美国政府和人民间、各党派和各权力集团之间达到空前的一致和认同，与此类似的还有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的英国和珍珠港事件期间的美国。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古巴导弹危机的两个主要当事国领导人在危机中采取的理智和克制态度值得国际社会各国借鉴，他们每一方都要求保持自制，避免感情用事。国际政治学大师摩根索说过：“审慎是最大的美德。”60年前肯尼迪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彰显他的“审慎”，这也许应该为情绪化的、意识形态驱动的布什提供一个有益的观照，在高度警戒的条件下管理核武器的经历表明这些核武器是多么容易失去控制。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后来说所有三个国家在危机前后所做出的决定都由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考虑而被导入歧途，尽管错上加错，但这一切错误都在核战争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后果面前不得不停了下来。从这种意义上说不是肯尼迪，也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核战争本身遏止核战争的爆发。古巴导弹危机历史时刻，出示证据避免大战，获得重要的证据会使当事国在危机中获得主动。肯尼迪为什么对以前那些声明反应如此慢，在他们的欺骗被揭露之前等待几个月，而对在古巴导弹的作出反应如此之快呢，一个明显的理由是古巴的导弹是真的，而不是哗众取宠。冲突中利用定量分析法使当事国占有充分的感性材料，以求在第一时间对事件作出反应。古巴港口比过去明显繁忙，使美国起了疑心并派出U-2侦察机才发现在古巴的导弹，与之相对的是当事国对自己的调兵等行动也采取掩盖措施。10月8日一支F-4H战斗机中队进驻位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南端佛罗里达群岛的京维斯克岛以加强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力量，对外美国则宣称这是每年在这一地区例行军事演习的一部分。肯尼迪政府应用控制论使用危机决策模式为各国提供新型的解决危机的有效模式，模式的流程如下：接受一定的变量与信号→作出反应→信息反馈→修正目标。面对具有严重性、时效性和突然性的事件，决策者可根据新情况，对原先作出的常规决策及时修正或补充，能较为充分的考虑到国际关系中不确定的因素，扩大选择和可控制的范围，为外交决策提供较大的摆动幅度。古巴导弹危机被称为“谁是懦夫”零和博弈的经典案例，由于当时美国拥有核优势处于攻势，肯尼迪总统采取强硬立场，命令对古巴实行封锁，对苏联进行核讹诈，迫使赫鲁晓夫作出让步从古巴撤回苏联的导弹，危机才随之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