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一）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1908年6月26日—1973年9月11日）是智利医生、政治家、总统，1908年6月26日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出生于智利瓦尔帕莱索省首府瓦尔帕莱索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老阿连德因工作的关系常年在智利全国各地奔波，阿连德一家也因此经常搬家。年少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在智利国内的很多地方都生活过，小阿连德8岁以前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塔克纳（1929年该地划归秘鲁管辖）度过的，他在塔克纳学院接受基础教育。1916年阿连德全家搬往伊基克居住，在伊基克定居期间萨尔瓦多·阿连德前往当地的男子学院接受教育，1918年阿连德曾短暂的在圣地亚哥的智利国家学院就读。1919年阿连德前往瓦尔迪维亚的公立学校阿曼多·罗伯斯中学学习，1921年阿连德返回故乡瓦尔帕莱索并就读于当地的爱德华多·巴拉中学。1924年阿连德从中学毕业，在中学学习的同时还协助父亲进行律师工作。少年时代的阿连德目睹智利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劳资矛盾此起彼伏，逐渐产生改变不合理社会现状的想法。中学学习期间阿连德的政治观点深受在智利瓦尔帕莱索定居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德马尔契的影响，德马尔契是一名工匠，他经常致力于保护当地工人和贫苦百姓的利益。阿连德和德马尔契是忘年之交，当时的阿连德在放学后经常前往德马尔契的家中做客，两人经常一起下棋，讨论国内外的时事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德马尔契还将自己的收藏的图书借给阿连德阅读，在德马尔契的影响下阿连德阅读一些关于德国哲学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著作，首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日）是俄罗斯帝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认为自由是个人的绝对权利，是道德的唯一基础，无自由即无幸福。国家按其性质来说必然是对外实行侵略，对内庇护特权阶级，剥削人民劳动的暴政独裁工具。 有国家必然有统治，有统治必然有奴役，有奴役即无自由。他主张立即摧毁和破坏一切国家，只有国家的消灭才有资本、剥削和奴役的消灭。他提出要摧毁国家必须不断地进行暴动，由个人坚强意志领导的密谋团体组织全民暴乱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巴枯宁虽然认为农民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把流氓无产者看作暴动的主要力量，认为在他们身上包含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他把未来社会描绘成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他反对一切权威、社会立法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拒绝进行政治斗争。主张个人和社会的绝对“自治”，他的信条是“自由即至善”。1924年中学毕业后的阿连德决定前往军队服役，他先后在驻守塔克纳和比尼亚德尔马的智利陆军骑兵团服兵役。
（二）1926年阿连德兵役期满退役，同年阿连德进入智利大学医学系学习。阿连德在青年时代受到社会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影响，在大学学习时便参加政治运动。他阅读过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并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31年阿连德领导学生罢课，参加街头示威以反对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总统的独裁统治，不幸被捕入狱，政治犯特赦时他才被释放。1932年阿连德因抗议军队推翻存在仅12天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而再次遭到政府监禁，不久后他在新政府实行的大赦中得以被释放，阿连德被释放之前获准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在葬礼上发誓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1933年阿连德从大学毕业，毕业时发表博士论文《精神卫生学与犯罪行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2年—1936年阿连德在瓦尔帕莱索和蒙特港等地的医院工作，担任医生。1933年阿连德参与创建智利社会党，并成为该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的负责人。智利社会党是智利当代有影响的政党之一。1933年4月19日由统一社会党、马克思主义社会党、共和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和劳工党合并组成，主要创始人马特。该党成立宣言表示承认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工人中影响较大，但成分比较复杂，党内长期存在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斗争，引起组织的不断分裂。1936年社会党和激进党、共产党等组成人民阵线，在该阵线执政期间成为执政党之一。1970年社会党和共产党等6个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在大选中取胜，由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戈森斯出任总统。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提出结束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和地主寡头的统治，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实行铜矿等基本财富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等措施。对外奉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政策，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社会党还表示要通过提高军人觉悟和撤换反动军官等办法建立一支新军队。1973年9月11日人民团结阵线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戈森斯自杀，社会党遭到镇压，部分领导人流亡国外。此后党内曾发生分裂，但一直坚持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斗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为统一领导局。1934年阿连德担任社会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秘书，1935年阿连德加入瓦尔帕莱索医疗委员会，同年他还出任《智利医疗报》和《社会医学杂志》的编辑并加入共济会。阿连德从医期间萌生“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只有革命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智利面临的问题。1937年3月阿连德作为瓦尔帕莱索省和基略塔省代表当选为众议员，当年5月15日正式就职，任期4年。1937年—1939年任社会党瓦尔帕莱索支部秘书长，1938年德国发生“水晶之夜”事件后阿连德向纳粹德国政府发送电报，谴责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活动，1939年他出版著作《智利社会—医治现实》。
（三）1939年9月28日—1942年4月2日阿连德担任政府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任职期间他竭力游说议会通过工人安全法，建立起妇女保护体系，颁布学校免费午餐制度，并创立智利国家卫生局。1943年—1944年阿连德担任智利社会党总书记，担任总书记期间他提出社会党应与智利共产党结成联盟的主张。智利共产党成立于1912年，党员4.7万。原名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改为现名。1970年至1973年与社会党等联合执政，1979年提出“人民造反”路线，要求立即结束军政权。1983年同社会党阿尔梅达派等组成“人民民主运动”，1985年被宪法法庭宣布为非法，1990年10月恢复合法地位。1945年3月阿连德作为瓦尔迪维亚省、延基韦省、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麦哲伦省代表第一次当选为参议员，当年5月15日正式就职，任期8年。1948年阿连德在美国政府和美资铜矿公司的压力下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制定《保卫民主法》，宣布智利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断交。阿连德强烈谴责冈萨雷斯·魏地拉总统的做法，将其斥之为“智利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极右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影响仍然可见。1953年3月阿连德作为安托法加斯塔省和塔拉帕卡省代表连任参议员职务，1961年3月阿连德作为阿空加瓜省和瓦尔帕莱索省代表再次参议员，1966年12月27日—1969年5月15日阿连德担任参议院议长。1969年3月阿连德作为奇洛埃省、艾森省和麦哲伦省的代表当选为参议员，当年5月15日开始新一届参议员任期。1952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智利社会党的候选人首次参加总统大选，他获得5,1975张选票（仅占选票总数的5.45%），负于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阿连德在所有总统候选人中垫底。1958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左派联盟—人民行动阵线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获得356493张选票，占28.9%，居第二位。由于当年选举中没有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根据智利宪法规定在总统候选人没有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情况下从得票最多的两人中由议会通过投票选举来决定总统人选，简单多数即可获胜。
（四）阿连德在议会投票中负于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议会投票中阿连德获26票，亚历山德里获得147票），再次落选。1964年9月4日阿连德作为左派联盟—人民行动阵线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获得97,7902张选票，约占选票总数的38.93%，败给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获得140,9012张选票，占总票数的56.09%）领导的中立派联盟。1970年智利总统选举期间以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主，联合激进党、人民行动运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人民行动共同组成人民团结阵线。阿连德被推举为人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这是阿连德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人民团结阵线在其竞选纲领中指出：“智利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并被资产阶级集团所控制。基督教民主党政府不过是为国内外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府，它所进行的改革只造成经济停滞、生活费用上升和严厉镇压群众，要根本解决智利存在的问题必须要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团结阵线提出的施政纲领是：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加强和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重建智利的经济和政府，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1970年9月4日智利总统选举的结果正式公布，在第一轮中没有候选人人超过半数。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拉米多罗·托米奇得票获得82,4849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8.08%。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阿连德获得107,5616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6.63%。民族党（由保守党和自由党于1966年合并成立）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获得103,6278张选票，占总票数的35.29%。根据智利宪法规定在总统候选人没有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情况下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中由议会通过投票选举来决定总统人选，简单多数即可获胜。阿连德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公开批评资本主义，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美国在智利拥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一旦社会主义者执政，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就有可能被智利政府国有化或没收。美国担心智利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阿连德在美国政府中不受欢迎。第二轮选举开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即将卸任的智利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希望他能说服他所在的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在国会投票中支持民族党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按这一计划时亚历山德里在就任总统后将会立即辞职并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弗雷就能够合法地再次竞选总统（智利宪法不允许同一人“连续”担任两届总统，但对非连续的当选没有限制）。
（五）按照当时形势时亚历山德里应该能够轻松击败阿连德，美国政府及智利一些右派集团力图阻止阿连德当选，在进行二轮大选前夕暗杀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雷内·施耐德（施耐德主张反对军人干政），这件事使智利民众和基督教民主党极为震惊。之后基督教民主党决定支持阿连德当选，但向阿连德提出“宪法保证条例”，作为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他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是：阿连德政府执政以后一切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必须尊重军队和国家警察的原有体制、等级制，不得建立同国家军队和警察相平行的武装组织，不得任意没收新闻媒体等。阿连德接受“宪法保证条例”，智利共产党也保证要在资产阶级法律范围内行事。在10月24日举行的议会投票中基督教民主党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的阿连德，从而保证阿连德的胜利。阿连德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击败独立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在议会选举中阿连德获153票，豪尔赫·亚历山德里获35票），当选为新一任智利总统。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一职，任期6年，他也由此成为智利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竞选获胜并顺利就职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总统。由于阿连德没有掌握军队等重要的国家机构以及政府忽视组织生产和恢复必要的社会经济秩序，加上政策失误、国际形势变化导致阿连德执政两年后智利经济形势恶化及政局动荡。1972年由于需求过旺，智利出现商品短缺的局面，物价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率高达140%。而政府采取的限量供应，冻结物价等方法使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在土地改革方面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加深，冲突日益激烈。国际铜价此时也在下跌，1970年高峰时铜价在66美元每吨，而到了1972年铜价每吨不足50美元。智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罢工和游行次数不断增加。早在1971年年底妇女们便组织游行，以唤起人们对商品奇缺的关注。1972年8月零售商们举行罢商活动，当年10月爆发席卷全国的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公司职员、商人、律师、司机、工人和学生等发起，持续长达24天。此次全国大罢工给智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阿连德总统也由于过于担忧而得了心脏病。为了防止引发政变，阿连德生病的消息一直被严格封锁，11月2日卡洛斯·普拉茨·冈萨雷斯将军出任内政部长后罢工才通过谈判逐渐平息。到了1973年智利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社会动荡加剧，国内局势一片混乱。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6%，为了增加就业和生产，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赤字，1973年9月通货膨胀率达到381%。由于土地改革的失误导致农业生产下降，1973年农业生产下降22%，小麦产量下降40%。
（六）政府为保证粮食的供应不得不增加粮食进口，1970年进口粮食花了1.35亿美元，而1973年则花了5.11亿美元。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出现严重问题，铜价下跌使智利铜的生产和出口下降。加上美国对智利的制裁，阻止国际组织给予阿连德政府援助，阿连德政府的国家财政储备濒临枯竭，智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阿连德与基督教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摩擦不断，基督教民主党作为左翼政党参加1970年大选，然而在阿连德的任期内该党不断右倾，最终与右翼的民族党结成联盟。他们指责阿连德将智利引向古巴式的独裁政治，试图反对阿连德的一些激进改革措施，阿连德与他的反对者在国会互相指责对方违背宪法、践踏民主。基督教民主党是大部分西欧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基督教民主党创始于19世纪，它把基督教关于社会和经济公正的观点同关于政治民主的自由主义观点结合起来，主张维护有关教会和家庭的传统价值观。但各国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取向差别较大，西欧地区的基民党大多数奉行保守主义政策，有的则相对温和。拉美地区的一些基民党更注重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具有改良主义倾向。阿连德愈加坚定的社会主义政策（部分是应同盟中激进成员的要求）和与古巴的亲密联系使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尼克松政府通过多边组织向智利施加经济压力，继续支持阿连德在国会中的反对派，阿连德当选后尼克松随即指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阿连德政府施加压力。对政变的担心持续很久，最迟在1972年就有流言传出。1973年由于智利的贸易伙伴对阿连德心怀不满，而铜价又快速下跌，智利经济坠入低谷，到9月恶性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虽然经济指标下滑，但是阿连德所在的人民团结联盟在1973年早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所获席位仍然些微上升至43%。然而此时与基督教民主党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已经解体，基督教民主党与右翼的民族党结盟组成“民主联盟”，继续反对阿连德政府。1973年6月29日罗伯托·索帕中校指挥一批下级军官起事，政变军队的坦克团朝国防部前进，到了国防部时坦克就开始密集开火，导致22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军事暴动被称为“坦克突击”。政变军人还企图攻占总统府，但并没有成功，最终暴动军人在武装部队总司令普拉茨的劝说下放下武器。在这几个月中由于担心国家军队对政府的忠诚度，阿连德始终不敢动用军队来维持国内秩序。1973年8月宪政危机已经浮出水面，最高法院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而众议院（此时基督教民主党已与民族党结成紧密同盟）指责阿连德政府违背宪法，号召军队维持宪法秩序。党派纷争是导致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重要内因，“人民团结阵线”是智利社会党、智利共产党、智利激进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人民行动组成的左翼政党联盟，其中社会党和共产党是联盟内最主要的两个政党，然而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在很多观点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七）阿连德就职总统后“人民团结阵线”内部的各个左翼政党的分歧日益严重，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两党纷争很快演化成以智利共产党为首的“温和派”和以智利社会党为首的“激进派”在政府内的派系斗争，两派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军队的政治角色”、“基督教民主党的地位”和“经济改革的实施方式”等焦点问题上展开激烈交锋。温和派主张只有议会道路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激进派则倚重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号召武装左翼工人，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暴动未雨绸缪。温和派认为智利军队不是外国利益的代言人，军队的爱国主义和宪政主义传统值得肯定，他们呼吁阿连德政府重视军队建设，吸引军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邀请军人参加内阁。激进派则极其不信任军队，主张建立工人阶级武装力量，以制约智利军队。温和派认为只有联合基督教民主党才能走通“社会主义道路”，激进派则反对向基督教民主党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温和派主张以温和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建议在巩固好已有经济改革成果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建立公有制部门，按照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成本制定相应的分配政策。激进派则主张实行激进的变革，建议以最快的速度在所有经济领域推行国有化改革，迅速建立起公有制部门，在分配政策上偏向低收入群体，大幅度增加低收入群众工资。这两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在政府内的不断党争中耗尽政治资源，使政府开展的改革事业日益陷入困境。“智利左派革命运动”是阿连德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极左翼政治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65年，在1970年总统选举期间该组织大力支持阿连德竞选。阿连德出任总统后该组织负责阿连德政府的日常保卫工作，部分成员在阿连德政府中担任职位。然而“左派革命运动”不认同阿连德提倡的“议会道路”模式，始终强调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们不但经常同国内的极右翼组织“祖国与自由阵线”的发生武装冲突，与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也是矛盾不断，严重的阻碍政府的改革进程。尽管阿连德是社会党人，但他本人倾向于政府内“温和派”的立场，同时反对左派革命运动的极端主张。阿连德上台之初便引用列宁的论著《极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通病》，强烈批评左派革命运动”，表示该组织的极端行动有损于他倡导的“议会道路”，之后政府与“左派革命运动”的分歧变得公开化。此时政府内的各党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团结，随着阿连德总统不断推进改革事业，各左翼政党之间的分歧日益公开化。到了1973年8月政府内各派系的分歧变得彻底公开化，这期间政府以外的极左组织“左派革命运动”和极右组织“祖国与自由阵线”双方相互的暴力活动加剧社会动荡。
（八）由于阿连德对各左翼政党和政治组织缺乏实质性约束导致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走向失控，严重影响“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改革实践，不断激化的党争和派系斗争使阿连德政府始终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决策核心和行政执行力量。政府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也随之不断下降，党派纷争引发智利政治的碎片化，各个政党之间不断分化组合，很多政党内部分裂出不同的派系。一些党派不断改变政治立场，政府内阁更迭频繁导致政府令从多出，有些政策甚至前后矛盾。智利国内政局因此日益动荡，种种这些都给美国政府对智利的干涉制造可乘之机，为日后的军事政变埋下伏笔。智利国内外反动势力本来就对阿连德政府怀有敌意，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误、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人民团结阵线内部意见分歧，再加上阿连德没有掌握军队等重要国家机器使得政府受到左、右两面夹击，智利政局愈发动荡，阿连德政府面临着政变的危险。阿连德预感到政变将在不久后发生，他的朋友曾劝他出国，但他表示拒绝。1973年9月全国性的大罢工持续不已，内外交困的阿连德想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解决危机，同时决定自己的去留。9月10日智利海军的“普拉特”号巡洋舰、“柯克伦”号、“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奥雷拉”号驱逐舰、“阿劳科”号航行补给船、“辛普森”号潜艇及两艘海军拖船组成的舰队离开瓦尔帕莱索港，前往太平洋参加智美“UNITAS”海军联合演习，在午夜时分返回港口。9月11日凌晨1点半智利全国各地的军队纷纷开始行动，分头出击的部队很快控制国内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要害部门，瓦尔帕莱索港于早晨7点落入回港发动政变的海军之手，康塞普西翁不久后也被政变军人占领。9月11日早上6时20分阿连德得知瓦尔帕莱索的海军已经发动兵变，之后立即命令国防部长莱特列尔通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加强首都的警备力量。然而莱特列尔一直没有找到皮诺切特，随后莱特列尔在前往总统府莫内达宫的路上遭政变军人的逮捕。为了尽快掌握情况，早上7时阿连德带着总统卫队分乘5辆汽车出发前往总统府莫内达宫，并回绝下属们让他出国避难的请求。7时20分阿连德一行人全副武装到达宪法广场，随后进入总统府的办公室。阿连德总统相信国家局势依旧可以控制，他试图联系莱特列尔和皮诺切特等军中高级将领，但不论是他们的办公室电话还是私人电话都无法打通。8时15分阿连德总统接到空军副官罗伯托·桑切斯打来的电话后说：“你去转告加夫列尔将军，智利总统决不逃跑。”并召集部下宣布自己誓死守卫总统府的决定。8时30分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委员会勒令阿连德立即辞去总统职务，并把政权交给军警当局，叛军首脑声称如果阿连德愿意投降就放他一条生路。阿连德随后拒绝，几分钟后政变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迅速包围莫内达宫，阿连德之后两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军事政变并拒绝辞职。起初他呼吁人民保卫政府，但之后他为了减少无辜群众的伤亡而放弃发动民众抵抗军队。
（九）10时30分叛军开始向总统府进攻，总统卫队与政变部队展开激战，政变部队用轻武器对总统府进行20多分钟的扫射。总统卫队随即进行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皮诺切特通过电话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阿连德再次拒绝。利用停战的间歇，阿连德把一批妇女送出总统府。11时30分皮诺切特向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就轰炸就派飞机轰炸莫内达宫，阿连德依旧拒绝投降。12时两架“猎鹰”战斗机升空向总统府投弹，在总统卫队的狙击下叛军未能前进。13时军政府呼吁同阿连德进行谈判，阿连德派谈判小组同叛军交涉，但毫无结果。皮诺切特再次要求阿连德投降，阿连德断然拒绝。13时30分政变军队发起最后进攻，阿连德和他的一队人退入独立厅内，13时45分政变部队彻底攻陷总统府。总统卫队依旧同叛军发生交火，政变军官高喊要阿连德在10分钟内投降。当10分钟快要到的时候阿连德命令他的战士们放下武器，向军队投降。随后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人民团结政府垮台。14时30分圣地亚哥市消防队抵达总统府莫内达宫，开始扑灭因双方交战而引发的大火。16时大火被消防队员彻底扑灭，17时30分阿连德总统的遗体被运送至军队医院。阿连德对新政府立法机构改革的总体设想是通过改革让立法机构由原来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变为维护民众利益的机构，新政府要在各个阶层广泛地实行政治民主化，发动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立法机构。立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民众有权力参与国家的各项政治事务 立法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对现有的立法机构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彻底清除其中的官僚化现象，使其能切实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建立新的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的机构将广泛汇聚民众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新的立法机构将捍卫每一个智利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发展权利，国家将用严格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人民的尊严和荣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政府将加强底层人民的政治参与，从体制上保证人民有权参与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本地区政治事务。阿连德也设想新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他认为新政权应该有自己高度自治的独立司法机构，其各项工作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下展开，司法机构的成员也应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指派产生。新政府的行政机构将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团结阵线”将鼓励地方分权，中央权力应受地方政府的节制，新政权将努力克服现阶段行政机构中中央高度集权、官僚化现象严重等弊端。阿连德呼吁各级行政人员不能脱离生产第一线，要与工人一起参加劳动，这样新政府才能有权威和公信力。阿连德论述新政府中军队和警察的政治职能，他的核心思想是军队的首要职能是国防，军队最基本的任务是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十）“人民团结阵线”当政之后将在保持军队国防职能的前提下给予军方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阿连德一直对智利军队和警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军内的右翼势力缺乏足够警惕，有观点表明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阿连德青年时代曾在军队服役，他对智利160余年的宪政传统深感自豪，并且相信军队会尊重宪政权威。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具体法案是：首先以选举获得行政权；第二步以选举赢得议会多数，掌握立法权；第三步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实现政权的社会主义化。在资本主义法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实施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萨尔瓦多·阿连德在1971年5月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提出要在智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样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前辈预言过，但是没有具体实现的革命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方式，主张要“在民主、多元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所主张的多元化包括：建立多党制政府，允许多元化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建立多元化的经济成分，即以以公有制为主，公有制、合营和私有制成分并存。智利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智利社会主义指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在智利推行的一套社会主义理论和进行的一场试验，阿连德当选总统后明确表示智利将实现社会主义，但不是使用暴力，也不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帮助，而是要用“红葡萄酒和馅饼”来实现。他在就职演说中保证效忠于多元民主制，宣告“智利今天是地球上第一个负有使命，要树立第二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样式的国家”，智利“要树立第一个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样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阿连德就职后成立左翼党派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掌握政府各重要部门，并建议修改宪法，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改为一院制。阿连德把国家的落后和贫困归结于外资公司及其在智利利益关联者的盘剥，他谈道：“尽管智利取得政治独立已经一百多年，但是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仍然处于殖民地阶段。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较为隐蔽的殖民主义，跨国公司多年的压榨使得智利在经济上高度依附于外资，缺乏经济主权。”阿连德把他的当选看作是智利继1818年摆脱宗主国西班牙取得政治独立之后的第二次独立，即国家的经济独立，阿连德的经济改革思想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首先阿连德阐述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总体规划，接着他对具体的经济领域（如跨国公司、土地改革、银行业改革、中小企业等）提出相关的改革设想，最后他论述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
（十一）1969年阿连德在竞选演说中阐述“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总体规划，阿连德谈道经济改革是一场体制改革，其目标是为了结束现存的代表大资本家和大庄园主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立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体来说阿连德经济改革要达到以下几个目标：减少专供上层消费的奢侈品的生产，国家的生产计划要以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标；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让所有的劳动者能达到同工同酬；摆脱外资对智利经济的控制，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合理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以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大力发展贸易，促进出口的多样化发展；采取措施稳定货币汇率，治理通货膨胀，从而稳定经济形势。值得注意的是阿连德特别谈道：“在新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阿连德政府为了摆脱外国垄断资本对智利的剥削和控制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基本资源收归国有，对外国和本国企业实行国有化。改变经济结构，建立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三种所有制。1971年初阿连德向议会提交一份有关铜矿国有化的提案，7月11日议会一致通过这项提案，政府把原美国资本控制的铜、硝石、铁矿和本国私人资本经营的煤矿等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宣布成立铜矿法庭，审理有关铜矿国有化后所引起的各种案件。到了1973年国家已控制500多家企业，90%的金融业，80%的出口和55%的进口贸易也由政府控制，阿连德政府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阿连德政府加快土地改革进程，先后从4000多个大土地所有者手里征收800多万公顷土地。建立国营农场，集体合作社，或直接把土地分给农户。阿连德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阿连德政府为了提高社会生产率下令工厂全日开工，把一班8小时制生产改为三班制生产，并扩大工人的参与权。加强工会在计划、经济和社会机构中的地位，同时参与领导国有化企业。阿连德政府还积极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为消灭贫富悬殊、收入不均的现象，政府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35%—40%。发放各种补贴，改善医疗与妇女保健待遇，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等。改善基层群众的多种社会福利，扩大社会保险，增建住宅，降低房租，为工农子女上学提供多种便利。阿连德任内大力实行教育改革，其执政期间“在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政府提出：“整个社会关心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国家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因素，因此必须实行开放教育，使全国人民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能自觉地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责任。”为此阿连德政府确定教育改革的五大目标。
（十二）迅速扫除文盲，1971年智利教育部发起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组织大批志愿人员奔赴农村和边远地区开展扫盲活动，除进行扫盲外还进行基础文化教育。普及初等教育，使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使教育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使职业技术教育向普遍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加强非正规教育体系的发展，改善教育工作者的待遇。阿连德推动的的文化改革提倡改变过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理念，推进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要用阶级兄弟之情来代替个人主义，尊重劳动及劳动者，鼓励普通民众进行文化创作。阿连德呼吁智利文化要摆脱殖民主义色彩，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阿连德注重加强外交方面的独立性，由其领导的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裁军和减少核武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加强智利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阿连德在1970年访问委内瑞拉，会见委内瑞拉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罗德里格斯。1971年7月阿连德总统访问阿根廷，会见阿根廷总统亚历杭德罗·阿古斯丁·拉努塞。8月—9月访问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会见哥伦比亚总统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博雷罗、厄瓜多尔总统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和秘鲁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1972年11月—12月访问墨西哥、美国、苏联和古巴，会见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和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等领导人。1973年5月25日参加阿根廷总统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的就职典礼，阿连德与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秘鲁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和厄瓜多尔总统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同邻国玻利维亚的关系方面阿连德政府初期承认智利同玻利维亚有近百年的边界纠纷，表示愿意尽快结束争端，提出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的解决方案，使玻利维亚重新拥有在太平洋出海口的主权。阿连德政府多次派出外交代表同玻利维亚胡安·何塞·托雷斯的左翼军政府进行接触，1971年8月21日右翼的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上校推翻托雷斯总统政变夺取政权后阿连德政府不再同玻利维亚就出海口问题举行任何谈判。1971年智利恢复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于当年11月10日—12月4日对智利进行访问。卡斯特罗在访问期间积极参与智利内政，走访智利北部矿区和南部农村地区并组织集会、发表演说、问候民众。卡斯特罗对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很感兴趣，并亲自向阿连德提出建议，此外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国建立外交关系。
拉美主权债务危机
（一）拉美主权债务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国家的一次债务危机，成因源于20世纪70年代油价暴涨带来的过剩流动性和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出口国储蓄。在低利率资金的诱惑下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借入大量以硬通货计价的债务，然而随着利率上升、资本流向逆转、发展中国家货币面临贬值压力，拉美的负债率上升到不可持续的水平。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因外汇储备已下降至危险线以下，无法偿还到期的公共外债本息（268.3亿美元），不得不宣布无限期关闭全部汇兑市场，暂停偿付外债并把国内金融机构中的外汇存款一律转换为本国货币。墨西哥的私人财团也趁机纷纷宣布推迟还债，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还债困难，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到1986年底拉美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飙升到10350亿美元，而且债务高度集中，短期贷款和浮动利率贷款比重过大。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外债负担最为沉重，近40个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新安排债务。第一种处理拉丁美洲债务问题的方法是拒绝债务重组，这种方法认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严厉财政调整提供所需的时间，而美国支持下的IMF将提供所需资金。1985年贝克计划阐述这一做法，推行私营部门参与自愿性银行贷款重组，延长财政调整时期。其结果是大量债务负担影响投资，导致日益增多的资本外逃和增长疲软，债务比例不断上升，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拉丁美洲“停滞的10年”。债务重组是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也就是说只要修改原定债务偿还条件的，即债务重组时确定的债务偿还条件不同于原协议的均作为债务重组。第二种处理是布雷迪计划。直到20世纪90年代债务重组的参与方才认识到失去偿债能力的国家需要真正的债务减免，即减少债务名义价值，这就是布雷迪计划。不可转换且无力偿还的银行贷款通过一定折扣变为可转换布雷迪债券，直到2003年拉美才走出债务危机的阴影。布雷迪债券源自发展中国家以主要欧洲货币借入的银团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间很多发展中国家因外汇枯竭而无力偿还这些贷款。为恢复金融界对借款国的信心，当时的美国财长尼古拉斯·布雷迪于1989年提出一项计划，将大部分这种债务转换成由美国财政部支持的可转换债券。
（二）布雷迪计划是针对1987年后拉美重债国债务状况恶化并屡次宣布停止支付本金或利息的情况，1989年3月在贝克计划的基础上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提出的一个解决债务问题的新计划。布雷迪计划承认国际债务问题是债务国偿还能力的危机，而并非暂时的资金周转失灵。布雷迪计划也强调外债本金和利息的减税，并提出应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债权国政府为削减债务本金和利息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布雷迪计划要求商业银行继续为资助债务国的贸易提供信贷，同时还应提供多方面的债务减免和增加新的贷款资金，并且还要求商业银行对那些正在与它们进行债务削减谈判的债务国就现有债务的苛刻条件 (诸如抵押担保) 给予暂时的降低或放弃。贝克计划是“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计划”的俗称，亦称“贝克建议”。因由美国前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1985年10月9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汉城年会上提出，故得此名。目的在于采取由发达国家增加贷款方式，支持发展中债务国家经济增长，从而解决其偿债问题。主要是通过对债务国新增贷款，将原有债务的期限延长等措施来促进债务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要求债务国调整国内政策，这些措施被称为“贝克计划”，但该计划收效甚微。其主要内容是：债务国应在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督与支持下采取综合的宏观管理和结构调整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降低通货膨胀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发挥中心作用，与多边开发银行协力增长，并提供更有效的结构性和部门调整贷款，对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债务国给予金融上的支持；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主，联合其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组成大商业银行，在1986——1988年由大商业银行向15个重债国提供200亿美元贷款，由官方机构提供90亿美元的贷款。3个特点：一是强调债务国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率；二是强调债权国、债务国、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通力协作；三是规定一个固定的贷款数额。目标：试图将债务国的偿债负担降低到其经济增长能够承受的水平。但因为该计划在具体实施时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贝克计划从未正式被官方采纳。布雷迪计划同时也要求债权银行自愿减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债务，发展中国家应按市场结构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同贝克计划相比时布雷迪计划是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
（三）具体做法是：债务国可以用一定比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正常贷款，购回所欠债务，或作为打过折扣的债券的担保；债务国定期向债权银行偿付削减本息的债券的利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特别准备金为此提供有效担保；如果拉美债务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严格的经济平衡计划，美国商业银行将在三年内减免其部分债务和利息；日本将向拉美国家提供贷款；各债权银行通过协商放弃一定比例的旧贷款，条件是替代旧贷款的债券，其本息可获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担保。布雷迪计划的提出表明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首次承认减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间题的必经之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也产生严重影响，它不仅威胁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西方国家丧失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因此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维护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先后采取和实施一系列所谓“救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政策，相继抛出“宫泽计划”、“密特朗计划”、“贝克计划”，但皆以失败而告终。1989年3月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公布“布雷迪计划”，其中心内容是：鼓励商业银行取消债务国部分债务；要求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以促进债务国经济发展；提高还债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时“布雷迪计划”把解决外债的重点放在债务本息的减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上。这一计划改变美国过去坚持逼债的僵硬立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政策出现一个重大转折，严峻的现实迫使美国政府开始承认减免债务是解决债务问题必由之路。尽管这一计划有可能导致民间银行削减贷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尚属疑问，但给缓解债务危机提供一个突破口，也应该看到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之前发展中国家1.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债迟迟得不到解决，已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沉重的债务负担造成债务国的经济衰退。不少国家出现连年负增长，出口不振，进口萎缩，无力还债。因此唯有在减债的基础上向债务国提供新的资金并向它们开放市场，使其恢复增长活力，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才能从根本土解决债务问题，布雷迪计划顺应这个潮流。由于拉美地区外债沉重导致经济恶化，大大减少从美国的进口。尽管目前美银行贷款风险储备金增加，抗倒闭能力增强，但巨额外债仍对美银行业构成威胁。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政府认识到债务问题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有可能发展成为政治问题，所以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就提出这个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
（四）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雷迪于1989年3月提出解决债务问题应遵循以下几点原则：解决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债务国经济的发展；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政策改革是债务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国际商业银行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是必要的；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债务问题。其建议：IMF和世行在促进债务国实行经济改革上要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商业银行要同债务国合作，既要提供新贷款，也要在自愿基础上减免债务的本金与利息；债权银行要在3年内中止原贷款协议中规定的限制减债条款，而债权国政府也要在管制条例、会计和税收等方面为银行减免债务提供便利。布雷迪计划的提出表明美国对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立场有所变化，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坚决反对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尤其是私人商业银行债务认为本金可推迟偿还，但最终必须全部如数偿还。利息要按期支付，分文不能少。里根总统和当时的财政部长贝克曾多次否定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财政部官员提出的减债方案，布什执政后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较为重视，他任命主张减债的布雷迪留任财政部长，把在1988年9月曾提过减债建议的部长助理戴维·马尔福提升为副财政部长。促使财政部在分析贝克计划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综合多种减债方案，提出上述布雷迪计划。布雷迪计划提出后至1993年1月20日布什任期届满，先后有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与债权银行达成减债协议，从而加入布雷迪计划。墨西哥是拉美第二大债务国，1989年债务总额达988亿美元。1989年7月墨西哥率先同国际债权银行达成减债协议，1990年2月协议正式签署。这项协议涉及墨西哥欠私人商业银行485亿美元的中长期公共外债，约占墨西哥外债总额的1/2。墨西哥政府提出三种方案供债权银行进行选择：削减债务本金35%；降低债务利率并把它固定为6.25%；提供相当于所欠债务数额25%的新贷款，利息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已成为全球贷款方及债券发行人的普遍参考利率，是国际间最重要和最常用的市场利率基准）加0.8%。参加减债协议的450家债权银行中占41%的银行选择第一种方案，即将墨西哥的200亿美元外债数额减少35%(70亿美元)，并将剩余的65%改为30年期限的新债。47%的银行选择第二种方案，即将墨西哥225亿美元外债的年利率从目前的11%降为固定的6.25%，每年可减息6.75亿美元，偿还期也改成30年。
（五）其余的银行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同意向墨西哥提供总额为15亿美元的新贷款。这一减债协定为缓解墨西哥资金短缺的困难和促进墨西哥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美国将墨西哥作为布雷迪计划的第一个示范的例子。1989年11月哥斯达黎加同债权银行达成一项减债协议，通过在二级市场上以16%的折扣购回债券和降低利率两种方案使哥斯达黎加减免25%的外债和25%的外债利息。委内瑞拉于1990年3月同债权银行达成减债协议，通过削减本金、降低利率、在二级市场打折扣购回债券、债权银行提供部分新贷款等方案减少委内瑞拉20%的外债（约70亿美元）和9%的利息。1992年11月10日阿根廷也同国际债权银行达成一项减债协议，根据协议时阿根廷将可以通过发行贴现债券减少其55%的商业债务，并以债券的形式在30年的期限内偿还310亿美元的债务利息。从布雷迪计划提出后至1993年初近3年的情况看来布雷迪计划是有一定成效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决定各自提供120亿美元的资会用于削减债务的一揽子计划，日本政府也决定提供60亿美元。拉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和其他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菲律宾等）已根据布雷迪计划同债权银行达成了减债协议，债权银行所在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银行业务的调节和税收等做了相应的修改，以鼓励债权银行积极参与削减债务。但是布雷迪计划本身有很大局限性，首先它要求享受减免债务的国家必须强制实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其次它所筹措的300亿美元的资金不是以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为目的。1990年底拉美债务总额约为4250亿～4300亿美元，仅付息一年就需约400亿美元。美国提出布雷迪计划只使少数发展中国家得益，大部分国家债务未能减免，即使已达成减债协议的国家，协议未涉及的债务仍占其欠债的大部分，1992年底拉美国家的外债总额又增加到4500亿美元。布什政府提出的布雷迪计划与里根政府提出的贝克计划的不同之处是贝克计划只是提供新贷款以促使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还债，而布雷迪计划首次把减免债务纳入美国的政策之中，美国在实际上承认债务国不可能完全付清债款的客观事实，提出由商业银行较大幅度削减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原有债务和由国际金融机构增加对债务国的支援贷款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债务战略。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
（一）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是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81年3月成立，其前身为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1960年2月成立）。成员国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13国，组织机构有部长理事会（由外交部长或负责一体化事务的部长组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委员会（由各成员国委派1名常驻代表组成，为常设机构，负责协会的各项日常工）、秘书处（由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与协会的其他行政机构联系，只对协会负责），总部设在蒙得维的亚。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是拉美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根据《蒙得维的亚条约》于1961年成立。1980年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特别会议决定改组为拉美一体化协会，后又签署《1980年蒙得维的亚条约》。1981年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成立，取代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协会的首要任务是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1995年外长理事会会议决定责成代表委员会继续制定与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相适应的贸易规则，决定加入由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拉美经委会组成的且旨在支持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三方委员会。促进由成员国组成的次地区集团（安第斯集团、南共市、三国集团）之间的谈判，加强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联系，推动美洲地区的一体化向前发展。1998年第十届部长理事会会议决定继续发挥ALADI作为地区一体化工具的作用，以便在一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确定拉美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呼吁各成员国加强经济关系和贸易交流，推动局部和地区条约的谈判，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建立共同的贸易标准，发展成员国间的合作和经济互补。
（二）1985年乌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六国总统签署《蒙得维的亚声明》，指出为使拉美地区协调均衡发展，必须采取行动帮助协会内经济不够发达国家，1995年外长理事会重申对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成员国（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提供帮助。1998年3月古巴提出正式加入的申请，明确宣布无保留地承认ALADI蒙得维的亚协定，并承诺履行成员国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经过8个月的谈判后1999年协会部长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宣布接纳古巴为“中等发展”水平级的正式成员国。ALADI秘书长罗哈斯和代表委员会轮任主席、厄瓜多尔大使塞拉诺对古入会表示热烈欢迎，指出孤立古巴无益于民主。古巴的加入体现该组织和拉美一体化进程的多元化，也标志着一体化的深入，是古巴最终重返拉美大家庭的第一步，也是拉美地区一体化的重要举措。建设宗旨是促进和协调成员国相互间的贸易，扩大出口市场和经济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最终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基本职能是为拉美地区一体化组织和拉美国家双边协定提供保护，为双边和多边贸易提供方便和咨询。组织机构：外长理事会，最高决策机构；代表委员会，常设政治机构，由各成员国派一名代表和一名副代表组成，每15天举行一次会议。该协会下设协助机构和工作组，协助机构下设金融货币事务委员会（由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金融货币事务顾问委员会和各国海关关长会议等机构，工作组下设规则和纪律、贸易便利化和商品市场准入等小组；评审和汇总会议，由各成员国政府的全权代表组成，每三年召开一次会议，必要时可召开特别会议；秘书处，行政技术机构，设一名秘书长和两名副秘书长。秘书长任期3年，可连任；商会理事会，1986年10月成立，负责协调企业间贸易活动等。组织成员13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古巴和巴拿马。
（四）各成员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三个等级，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为经济“高等发展”水平，智利、哥伦比亚、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古巴和巴拿马为“中等发展”水平，厄瓜多尔、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为“低等发展”水平。向该协会派常驻观察员的国家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西班牙、葡萄牙、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意大利、瑞士、俄罗斯、罗马尼亚、中国、韩国、日本、乌克兰、圣马力诺、巴基斯坦。向该协会派常驻观察员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拉美经济体系、拉美开发银行、泛美农业合作委员会、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伊比利亚美洲秘书处。拉美开发银行成立于1970年，简称“拉开行”，旧称安第斯开发银行，总部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初衷为促进安第斯地区一体化，现已成为拉美地区主要的多边金融机构之一。拉开行成立宗旨是通过向成员国政府、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推动各国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其成员数量为19个国家以及13家安第斯地区私营银行，出版物有 《年度报告》。机构设置主要有股东大会、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执行主席办公室，下设有负责环境和气候变化、经济分析和发展知识、人力资源、战略通讯、法律咨询、监察与审计、机构发展、企业信贷与风险、后勤与行政服务、运营与技术、秘书及外事等部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巴斯、基多、波哥大、蒙得维的亚、利马、巴西利亚、巴拿马城、马德里、墨西哥城、亚松森、西班牙港设有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是执行主席，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组织会员：阿根廷、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西班牙、葡萄牙等19个国家以及13家安第斯地区私营银行。组织领导是执行行长，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上期）
（一）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全名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特（1915年11月25日—2006年12月10日），是智利政治家、军人，曾出任智利总统和陆军总司令。1915年11月25日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特出生于智利瓦尔帕莱索省首府瓦尔帕莱索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皮诺切特拥有来自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和巴斯克人的血统，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长子。皮诺切特在瓦尔帕莱索的圣拉斐尔神学院就读小学，1925年完成小学学业并继续在圣拉斐尔神学院就读中学。1926年皮诺切特随家人移居基约塔并前往当地的拉斐尔·阿里斯蒂亚学院继续就读中学，1928年皮诺切特随家人搬回瓦尔帕莱索，之后在当地的圣心神学院继续中学学业。1932年皮诺切特完成中学学业，拥有高中学历。1933年初皮诺切特被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录取，同年3月他正式进入军校学习，并开始在智利陆军服役，成为一名步兵学员，在军校期间他主修军事地理学。1936年皮诺切特从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毕业，获得陆军准尉军衔，之后他按照规定前往圣贝尔纳多的步兵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1937年9月皮诺切特完成在步兵学校的学业，获得少尉军衔。之后前往陆军第六步兵团（“查卡布科”团）任职，驻防康塞普西翁一带。1940年皮诺切特前往圣贝尔纳多的步兵学校担任讲师，次年他被调往圣地亚哥的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任职，继续担任讲师一职。1945年底皮诺切特获得上尉军衔，同时被调往陆军第五步兵团（“卡拉潘戈”团）任职，驻防伊基克一带。1948年皮诺切特出任皮萨瓜集中营（位于北部沿海地区）的指挥官，负责集中营的守卫工作，同年他前往康塞普西翁省的洛塔执行煤炭勘探任务，并获得前往智利陆军战争学院学习的资格。1949年皮诺切特正式开始在陆军战争学院的参谋部正规班学习，1951年皮诺切特完成在陆军战争学院的学业，获得参谋部毕业文凭并成为军校参谋。之后他返回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担任教师，兼任陆军战争学院助教，负责教授军事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课程，并参与学术刊物《百鹰》的编辑工作。1951年—1953年皮诺切特在陆军第四加强团（“兰卡瓜”团）任职，驻防阿里卡一带。1953年皮诺切特获得少校军衔，随后他返回圣地亚哥，接受陆军战争学院委任教官的邀请，在陆军战争学院担任教官。皮诺切特当时只有高中学历，为获得更多的知识，他前往智利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二）1956年初皮诺切特中断在智利大学法学院的学业，同一群年轻军官代表智利陆军战争学院前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与厄瓜多尔战争研究院进行合作项目研究。在厄瓜多尔工作期间皮诺切特致力于地缘政治学、军事地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工作，还担任过智利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的武官和埃洛伊·阿尔法罗军事学校的教官，因工作出色让他获得厄瓜多尔政府授予的荣誉少校军衔。1959年末皮诺切特返回智利，前往驻防安托法加斯塔一带的陆军第一师总部任职，同时获得陆军中校军衔。1960年皮诺切特担任智利陆军第七步兵团（“埃斯梅拉达”团）团长，驻防安托法加斯塔一带。1963年皮诺切特出任陆军战争学院副校长兼军事地理学教授，负责教授地缘政治学。1965年首次造访总部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南方司令部，1966年皮诺切特获得陆军上校军衔，1968年初皮诺切特出任陆军第二摩托化师参谋长，驻防首都圣地亚哥。同年皮诺切特再次到访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南方司令部总部，并以军官的身份前往美国佐治亚州的班宁堡，造访参观位于当地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和美国陆军装甲兵学校，还在那里接受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教官的短期军事培训。年底改任塔拉帕卡军区司令兼陆军第六师师长并获得陆军少将军衔，驻防伊基克一带。1971年1月皮诺切特出任首都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兼陆军第二摩托化师师长，负责首都圣地亚哥一带的保卫工作，同时获得陆军中将军衔。1972年1月皮诺切特出任智利陆军总参谋长，成为智利陆军中的二把手，同年第三次访问位于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南方司令部总部。1973年6月29日皮诺切特以陆军总参谋长身份率领第一步兵团参加平定罗伯托·索帕中校叛乱的军事行动，同年8月23日皮诺切特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职务，晋升陆军上将军衔。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带领陆军联合海军、空军和国民警卫队在首都圣地亚哥发动军事政变，政变当日凌晨智利全国各地的武装部队开出军营并占领智利国内大部分的电视台和电台，开始广播军乐进行曲并不时插播新闻说军队正在控制国家局势。武装部队很快占领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和首都圣地亚哥除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及其北面的宪法广场以外的所有地区，8时30分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联合海军总司令何塞·托里维奥·梅里诺、空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古斯曼以及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塞萨尔·门多萨等人成立军政府委员会，随后军政府委员会发布公告并勒令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立即辞职，把国家政权交给军警当局。
（三）而阿连德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内多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军事政变并拒绝辞职。10时30分皮诺切特命令陆军占领宪法广场并对拉莫内达宫发起进攻，在进攻拉莫内达宫时陆军部队使用大炮、装甲车和坦克等重型武器。11时30分皮诺切特向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就轰炸拉莫内达宫，阿连德拒不投降。正午12时智利空军的四架霍克猎人喷气式战斗机开始向拉莫内达宫投掷炸弹，拉莫内达宫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13时30分陆军部队对拉莫内达宫发起总攻，13时45分陆军部队攻占拉莫内达宫，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人民团结政府垮台。政变成功后智利全国各地的市政当局陆续宣布效忠于军警当局，军政府委员会掌控国家的政权。1973年9月11日18时军政府委员会在圣地亚哥的解放者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军事学校召开会议，会上正式宣布将军政府委员会改组为军事执政委员会，同时推举皮诺切特为军事执政委员会主席，皮诺切特随即宣誓就任主席一职。从此皮诺切特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智利的实际统治者。1974年1月1日皮诺切特将军事执政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正式转移至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1974年6月27日皮诺切特获得“智利国家最高元首”的头衔，同年12月17日他正式出任智利总统职务。1975年3月21日皮诺切特会见到访智利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同年6月22日巡视复活节岛。1976年9月21日晚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同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共进晚餐 22日上午皮诺切特在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向博尔赫斯和阿根廷籍法裔生物化学家路易斯·费德里科·勒卢瓦尔（197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授予大十字级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勋章。1977年11月17日皮诺切特会晤到访智利的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25日皮诺切特前往智利南极省巡视，并视察智利设在南极领土上的科学考察站。1978年1月4日智利举行全民投票，皮诺切特执政的合法地位得到多数民众认可，1980年9月11日智利新宪法经全民表决通过，皮诺切特依照宪法规定当选为总统。1981年3月11日皮诺切特辞去军事执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离开军事执政委员会。同日依照宪法规定时皮诺切特在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宣誓就任宪政总统，开始为期8年的总统任期。1982年晋升大元帅军衔，1983年3月10日皮诺切特接受哥伦比亚“今日电视台”记者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阿朗戈的采访，同年9月11日皮诺切特以总统身份出席纪念军事政变10周年大会。
（四）1986年9月7日皮诺切特遭遇武装组织“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未遂刺杀，之后他宣布实行全国戒严。同年底，他发表除夕文告，宣布允许大部分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国，取消智利国内的戒严状态。1987年1月皮诺切特下令释放大批政治犯，3月11日皮诺切特签署法令，宣布提前开放党禁，允许恢复中断13年的政党活动。1988年10月5日—6日智利全国就皮诺切特是否继续执政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显示55.99%的人反对皮诺切特继续执政，皮诺切特得知后宣布尊重投票结果。1989年3月11日皮诺切特的总统任期依照宪法规定自动延长一年，同时他宣布愿意接受有限的宪法改革。同年12月军政府依照宪法规定组织新的总统选举，智利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在选举中获胜，之后皮诺切特开始主动推动民主化进程，将军政府掌握的权力逐步过渡给新产生的文人政权。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是智利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57年，主要创始人为弗雷·蒙塔尔瓦。20世纪30年代初以弗雷·蒙塔尔瓦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推翻伊瓦涅斯·德尔坎波（1927～1931任总统）独裁政权的斗争，后来加入保守党。1938年因政见分歧脱离保守党，支持人民阵线并另组国家长枪党。1942～1946年国家长枪党一度入阁，1957年与基督教社会党等合并组成基督教民主党。该党奉行基督教民主思想，表示既反对“无限制的”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公有主义”。1964～1970年弗雷·蒙塔尔瓦出任总统，该党执政期间曾对美资铜矿公司实行“智利化”（即合营）。征收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并组织农社，采取一些发展钢铁、汽车装配、化工和造纸工业的措施，还组织农业工人工会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社会党人阿连德·戈森斯执政期间基督教民主党由对政府“有条件的支持”转入公开反对，1973年军事政变后该党处于非法地位，对军政府持批评态度。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中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中央领导机构为全国委员会。1990年3月10日皮诺切特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电视讲话，1990年3月11日皮诺切特正式卸任智利总统职务，将总统职务交给在1989年总统选举中当选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士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智利成功的完成民主过渡，最终实现还政于民，皮诺切特在离任总统职务后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职务。1990年12月6日—7日皮诺切特陪同艾尔文总统会见前来智利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1991年7月皮诺切特会晤前来智利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1992年3月皮诺切特首次以陆军总司令身份访问厄瓜多尔。
（五）1994年3月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的英国驻智利大使馆会见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撒切尔夫人），1995年皮诺切特访问马来西亚，并在吉隆坡会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端古·加法尔·伊卜尼·阿卜杜勒·拉赫曼。1998年3月10日皮诺切特卸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职务，之后皮诺切特根据宪法规定，获得智利国会授予的终身参议员职务，该身份拥有司法豁免权，3月11日皮诺切特宣誓就任终身参议员。1998年9月21日皮诺切特以私人身份访问英国，并在伦敦与撒切尔夫人再次会晤，在英期间皮诺切特椎间盘突然不适，前往伦敦一家私人诊所治疗。10月16日夜间手术后正在休养的皮诺切特突然被英国警方拘禁，起因是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指控他在执政期间涉嫌杀害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后裔。西班牙法庭发出传票，拟将皮诺切特引渡至西班牙受审，皮诺切特随后被软禁在伦敦附近的一个寓所里。皮诺切特被软禁后智利政府坚持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立场，以皮诺切特手持外交护照应享有外交豁免权为由，要求英方立即放皮诺切特回国。2000年1月经有关方面的多次交涉后英国政府宣布“皮诺切特因健康原因不宜被引渡受审”，3月2日正式将皮诺切特释放；3月3日皮诺切特乘坐智利空军的专机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2002年7月4日皮诺切特提交辞呈，正式辞去终身参议员职务，表明退出政坛之意，但他仍享受作为前总统的特权和待遇。2006年11月25日皮诺切特宣读一份声明，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在执政17年中所发生事件的政治责任。不过他为自己辩护，声称1973年军事政变的唯一目的是使智利变得强大起来，避免走向分裂。2006年12月3日皮诺切特因突发严重心肌梗塞和肺气肿，被送入圣地亚哥市军事医院接受紧急治疗，之后皮诺切特接受心脏搭桥手术，身体情况一度出现好转。2006年12月10日14点15分皮诺切特因心肌梗塞在圣地亚哥市军事医院逝世，享年91岁。皮诺切特执政后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和宵禁，终止实施宪法。解散国会，禁止政党活动，限制集会与新闻自由。1974年6月14日皮诺切特将智利陆海空三军各自的情报机构进行合并，组建为智利国家情报局。该机构归内政部领导和管辖，直接对军政府负责，负责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政府人士进行镇压。17日颁布第527号法令确定军政府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规定掌权的军事执政委员会拥有制宪、立法和行政权。1975年7月3日皮诺切特签署第890号法令，批准并颁布《国家安全法》，该法自同年8月26日起正式实施。《国家安全法》将反对军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行为列为“危害国家安全”，通过该法让皮诺切特获得宣布戒严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1976年军政府颁布《制度法》，规定在国家遭遇潜在颠覆活动的时期总统有权控制新闻、没收财产、审查信件以及禁止集会，凭借此法让皮诺切特获得独断专行之权。
（六）1977年8月13日皮诺切特将智利国家情报局改组为智利国家信息中心，该机构继续承担原国家情报局的职责，由国防部领导，直接对总统个人负责。1978年4月军政府颁布《大赦令》，该法令规定赦免从1973年到大赦令颁布之日的这段时间内所有公民所犯的罪行。同年7月24日皮诺切特将同自己政见不合的空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古斯曼上将（1920年9月19日——1999年9月29日）免职并逐出军政府，随后皮诺切特任命费尔南多·马太·奥维尔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兼军事执政委员会空军代表，填补古斯塔沃·利·古斯曼离开后军政府内部出现的职位空缺。1981年3月11日1980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生效，宪法规定国家和市政官员以及国营企业工作人员不得罢工，同时设立由总统、军事执政委员会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等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83年5月军政府使用武力压制反对派和劳工组织举行的示威和罢工，1984年5月，军政府制定并颁布《反恐怖主义法》（第18314号法令），将攻击军政府当局及其政治体制等行为列为“恐怖主义”。1974年7月政府颁布第575号法令，对行政区划进行改革，决定将智利全国划分为12个大区和一个首都联邦区。1975年设立智利南极省，1978年颁布第2339号法令，根据各大区的地理、文化、民族和历史特点对大区加以正式命名。皮诺切特夺取政权后废除1925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之后他任命一个“新宪法研究委员会”，负责新宪法的制定工作。1976年1月9日军政府设立高级顾问机构——国务委员会，协助“新宪法研究委员会”，参与新宪法的制定和审查工作。1978年—1980年国务委员会对新宪法研究委员会制定的宪法草案作出一些修改，军方人士也提出修改意见，增加过渡性条款，规定宪法一旦获得通过后皮诺切特就将被选举为总统。1980年8月12日《智利共和国官方日报》公布宪法草案，同年9月11日1980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经由全民投票得以通过。1981年2月设立宪法法院，3月11日1980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正式生效。1980年版《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规定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8年，同时规定在1988年举行全民投票，如在任总统获得多数支持可继续执政到1997年；如得不到多数支持 在任总统自动延长一年总统任期，并在1989年12月举行新一届总统和议会选举。还规定1989年起恢复国民议会和政党活动。1989年7月30日智利经全民投票，以85.7%的支持率通过宪法修正案，8月17日修正案以法律形式公布。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减为4年，不得连任，同时规定修改宪法须参众两院五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
（七）皮诺切特努力加强智利政府同智利原住民马普切族印第安人之间的联系，鼓励马普切人积极融入智利社会，将马普切公社的土地分配给众多马普切人家庭。1978年—1990年共有6,9984名马普切人获得土地所有权，皮诺切特本人在到访阿劳卡尼亚大区的马普切人社区时被马普切人酋长授予“伟大的权威”的称号。皮诺切特上台执政后为了克服智利国内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在经济方面实施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力求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健全服务市场的法律体系。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创造以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模式。皮诺切特表示他自己希望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为此军政府特意起用“芝加哥男孩”（1955年—1964年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过训练，深受“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影响的年轻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支持者）来贯彻实施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20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智利受此影响出现长达两年多的经济衰退，为此军政府自1983年起开始实行“应急经济计划”以及“缓和债务危机计划”。在不影响新自由主义改革总体方针的条件下逐步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中的调节控制作用，智利经济在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后得到有效恢复。20世纪70年代初期智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皮诺切特执政后把反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减少货币供应量。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和贸易自由化，通过外部商品进入来抑制国内市场的商品价格。1975年7月30日政府颁布第1123号法令规定自当年9月29日起恢复智利比索为货币单位，以1∶1000的比率回收旧货币埃斯库多。1979年6月政府放弃浮动汇率政策，实行智利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试图抑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当时的比价为39∶1，但收效甚微，对智利出口极为不利。1982年6月取消固定汇率，重新实行浮动汇率政策。在军政府的治理下智利的通货膨胀率从600%下降到6%，总的来说智利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较好，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1974年智利政府开始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军政府将萨尔瓦多·阿连德执政时期（1970年—1973年）征收的私人企业和银行全部交还原主，将绝大部分国营企业拍卖给私人。1973年智利全国共有596家国营企业，到了1989年除了铜矿、石油、自来水、核基础设施等具有战略意义的45家企业由国家掌控外其余的551家企业均实现私有化。军政府实行对外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赋予对外贸易以战略性地位，大力鼓励出口特别是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并对外贸体制等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对关税、税收、金融政策等方面提供各种优惠。1975年成立智利出口促进局，负责帮助出口企业制定生产计划，进行人员培训，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资助。
（八）开拓市场，扩大出口，同年设立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在出口商品多样化和贸易方向多边化的方针指导下智利的出口总额大幅度增长。军政府减少国家定价范围，政府取消长期以来国家对物价的补贴和对国内市场大部分物价的控制，单是在1973年9月—10月政府便开放3000多种商品的价格，到1978年国家由原来控制两万多种商品的价格变为只控制8种商品的价格。军政府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放宽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以建立一个不受国家直接干预的、自由化的资本市场。军政府实行私人金融机构利率自由化政策，1974年政府颁布法令允许成立私人金融公司，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利率自由，同时放宽国内金融机构获得外国贷款的条件。对国有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营业活动，包括利率和储备金比例加以控制，只能实行法令的最高利率。军政府实行银行私有化政策，1975年国家开始把大部分由政府机构掌管的银行以优惠价格拍卖给私人财团，同时政府取消对银行利率的管制，并实行统一的储备金比例，到1978年底智利国内只有两家国有银行——智利中央银行和智利国家银行没有被私有化。1974年智利军政府开始实行税制改革，降低关税，放弃高关税保护政策，用5年半的时间大幅度地下调关税，完成税制改革的计划。1979年6月智利采用10%的统一关税（汽车除外），同时取消优惠兑换率、进口限制、进口预付款等措施，至此智利成为拉美关税最低的国家。军政府设立增值税，增加直接税收，加强反偷、漏税的措施，使国家收入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一系列压缩财政开支的措施，使有的年份出现财政盈余。80年代末期由于政府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也随之扭亏为盈。军政府实行吸引外资的政策，对外资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把引进和利用外资提到发展经济的战略高度。1974年军政府颁布以对外资开放和非歧视政策为特点的《外国投资法》，即“600号法令”。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资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给外资更多的优惠、投资领域与机会，主动的吸引外资。以后又不断修改外资法，规定对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一视同仁。1977年10月智利政府修改《国际兑换法》，允许商业银行对外负债额可相当于自身资产和储备的50%，并由国家担保用于还本付息的外汇自由汇出。20世纪80年代初智利面对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境，军政府及时对外资政策进行调整和补充。1982年把外资征收的附加税从40%减至33%，1985年5月军政府颁布关于外债资本化的“第19号条款”，鼓励通过外债资本化途径吸引外国投资和减少债务，同时修订公司税法，做出一系列旨在减税、方便资本抽回和利润汇出的规定。通过债务资本化把债权人的债劵转化为直接投资，并对他们汇出利润和抽回资本给予优惠，结果既减少债务额又吸收外国投资。
（九）1974年—1978年流入智利的外国投资达30亿美元，外流技术人员开始回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智利由于宏观经济形势日益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成为拉美国家中最受外国投资者青睐的国家之一，被标准普尔公司评为投资风险A级。皮诺切特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为重要指导，将法治和市场作为两大基本工具，继续缓慢而有序地依法推动智利土地改革。至1979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同时大规模开放土地买卖交易市场。皮诺切特执政后立即终止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激进的土地改革措施，并将前两届政府在土地改革中征收的土地以自留地的形式分配给被征用农场上的前农场工人，或者归还给土地以前的主人，亦或者拍卖给私人投资者。到1978年底已有293万公顷土地归还原主，314万公顷土地分给合作社和个体农户，余下的土地全部卖给私人。皮诺切特政府将土地改革协会和农业工人未遵守土地改革法而强占的土地还给原先的所有者，约占历届政府征收土地的29.4%。对于土地改革协会依法占有的庄园土地（约占征收土地总面积的31.5%）时皮诺切特政府直接分田到户并颁发地契，使农业工人成为土地所有者，从而在法律上确认并部分继承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土地改革成果。对于弗雷和阿连德政府依法征收而难以分割的土地（约占征收土地的三分之一）时皮诺切特政府选择由执法官以拍卖方式在市场上销售，对被授予小块土地的农民时从1973年12月开始允许他们销售他们拥有的土地。皮诺切特政府在土地改革中对封建庄园主们继续采取抑制政策，一是拒绝全部归还他们被往届政府没收的土地，二是在出售他们被没收的土地时以拍卖方式把那些土地投资能力弱的庄园主合法地排除在外，最终促使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庄园制度逐渐衰落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皮诺切特政府基本完成预期的土地改革任务和目标，总体上在提升农业经济效率方面取得良好成效，并为智利社会转型发展带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皮诺切特政府不仅建立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而且构建起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模式和农村劳动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土地分配和占有的公平性，在推动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皮诺切特政府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1974年军政府颁布第一部林业法，规定自然人或法人在荒山野地植树造林由国家统一验收，如符合标准时国家支付75%的植树费用并一次偿清。国家负责提供优良树种，为造林者发放为期15—20年的低息贷款。在人造林成材收益前25年中免征土地税，对已进入成材期的林区时国家仍减免50%的土地税。鼓励外国企业在林业部门投资，为保护现有林地，砍伐树木必须及时补种。大力促进出口，引进外来品种，为资助植树造林提供200万英亩土地。1976年皮诺切特政府提供信贷支持前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组建私营的农技推广服务公司，把农业推广服务予以私有化，并为小农补贴农业技术服务费用的80%。
（十）1979年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农民出售土地，实行增加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方针，同年智利开始从国外引进新的葡萄酒酿造设备和技术。1980年政府颁布关于合理开发和保护天然森林的法令，规定禁止在保护区内砍伐树木，凡采伐天然林者需要在当年复种同等面积的人工林，同时开始推行家庭植树计划。1983年以后皮诺切特政府建立以服务中型农户为主的、由国家支持的农业技术推广的服务体系（包括重振国家农业发展研究所），并支持国家农业发展研究，重启国有糖厂并与甜菜种植户签署种植合同等。军政府掌权期间智利的第一产业有了显著发展，其中渔业和林业的增长尤为显著。1980年智利成为南美第一、世界第五位渔业大国，全世界捕捞量居第四位。1987年智利渔业出口总值近10亿美元，1989年智利林业出口达到7.84亿美元。农产品加工业也得以快速发展，智利成为国际上公认的生产葡萄酒的领先国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出口农业已成为智利经济最为活跃、发展最为强劲的部门。军政府掌权期间发展民族工业，为保持国家对铜矿生产的控制，1976年4月1日军政府正式成立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军政府加强对石油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工作，发展石油工业，并为此制定多项计划。1976年智利开始实施在麦哲伦海峡勘探和开采石油计划，1979年政府制定近海石油资源开采计划。1981年智利国家石油公司开始实施一项十年计划，争取通过利用外资加速石油工业的发展。1982年智利国家石油公司与美国钻石钻探公司签订合同，规定双方共同完成在瓦尔帕莱索和康塞普西翁沿海大陆架一带寻找石油的“太平洋计划”。随后智利国家石油公司又与美国阿美拉达赫斯公司以及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签订合同，达成共同勘探从查考海峡到佩拉斯湾一带石油资源的约定。军政府时期智利的铜矿业和石油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82年智利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铜国，在世界铜矿市场所占份额高达40%以上。1987年铜矿产量超过140万吨，1990年达158.8万吨。军政府发展交通运输事业，采取公共交通自由化政策，鼓励私人经营公路交通运输业和购买私人汽车。1975年位于首都圣地亚哥的地铁（圣地亚哥地铁）正式开通运营，1976年5月军政府正式启动南方公路计划。南方公路将纵穿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并与泛美公路相交，从而真正意义上把智利的南北地区及整个美洲大陆连接在一起。计划由智利陆军工程兵负责，至1988年军政府为计划投资375亿智利比索，2400公里的道路正式通车。20世纪70年代末期军政府对航空运输中的安全条例和对等条件等做出规定，鼓励航空公司开展一系列的机票促销活动，实行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天空开放”政策。规定航空公司可以自由定价、自由选择飞行距离、飞行次数和飞行路线，同时政府开始逐渐将部分铁路线路交给私人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