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拉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1963 年，拉康被逐出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决定成立自己的新精神分析组织；这给出了一种新的愿景，即一个分析家和被分析者共同组成的共同体。

尽管这个愿景非常美妙，但却产生了一个问题：谁将在这个群体中占主导地位呢？如果是被分析者主导，那么分析家就会失去他们的地位——他们也就不再是分析家了。

例如，著名精神分析师桑多尔·费伦齐有时会在病人自由联想的过程中打断病人，然后自己坐在沙发上，开始倾诉自己的联想。这种做法看似“民主”，但它破坏了分析师的主导地位。

如果是分析家主导，那么会出现这样情况，这也是拉康派组织中经常出现的：在那里，我们能看到，除了纯粹分析师和纯粹被分析者的第三类人，这类分析家在治疗病人的同时还接受“更高级”分析家的分析。

齐泽克甚至了解到，有几个分析家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他们与 “纯粹”分析家进行着无休止的分析，通常的原因是为了维护 “纯粹”分析家在分析界的地位，结束分析可能会招致 “纯粹”分析家的愤怒，而“纯粹”分析家是他们事实上的主人；而他们有时也自己当分析家，但只是为了挣钱来支付自己的分析费用！

套用拉康的名言：不仅以为自己是国王的乞丐是疯子，而且以为自己是国王的国王也是疯子。同样，疯子也是自以为是分析家的分析家——这就是分析家在拉康派组织中的行为方式。

问题在于：一旦我们把分析师身份实体化，也就是说，把对方想象为一个在临床环境之外本身就是分析师的主体、而不是在临床环境中扮演分析师的主体，分析师群体就成了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新群体；那么，如何与主人打交道的问题就会重新出现。

你会发现：在你逐渐走向分析结束——即穿越幻象的时刻，同样也是在你被承认属于分析家群体的时刻，——你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相当原始的形式——群体身份识别！

第二部分 米勒：拉康，我测你码！

如果说有哪位残暴的主人毫不关心自己行使权力时会如何影响他人，那他就是拉康：自由主义的基本格言是：相互尊重，即“我只对你做，你也能对我做的事”，而这对拉康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关于拉康的大量轶事，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他人的漠视和不尊重：他打嗝声音很大，与人亲近时很粗鲁；如果在餐馆里，菜点好并上桌后，他更喜欢邻居点的菜，他就直接交换盘子，等等。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拉康的学术继承人——米勒声称，他不仅是拉康“难以启齿且不断滥用权力”的受害者，而且他甚至同意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并以此为乐。

他说：“谈虎色变！说起来很可怕，但我多年来一直是我岳父——即拉康——在公开和私下里，对我进行难以启齿和无休止的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这构成了真正的道德和精神乱伦罪。我屈服于比我自己更强大的东西。我甚至同意这些——羞耻啊！就像阿黛尔·海内尔说的那样——从中得到一些快感，某种快感。我永远分裂了。四十年前，那个怪物——拉康——已经离开了人世，而我将开始的诉讼，对于愈合我心灵的创伤、修复我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只能起到象征性的作用，但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些话包含了浓重的讽刺意味：米勒的意思是，在当今“政治正确”的文化中，他与拉康的关系——他生命的支点，一个真正的主人如何改变其学生生命的最高案例——只能被视为一个难以启齿的虐待案例。

但齐泽克认为，米勒的话唯一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了：拉康在他的学校里也以他一贯粗暴的方式行事，因此，他在使他的学校成员摆脱与他的转移关系方面肯定会失败。

在拉康的学校里，他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主人——一个通过他的名字进行统治的死去的父亲，而是更接近于神话中的原始父亲。

在拉康学派的米勒制度中，所有新的发现，都必须理解成是从拉康本人在其最后几年所发现的东西那里来的，尽管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简而言之，所有新发现都是对拉康最后的秘密的洞察，即拉康在死前所看到的他的东西。

拉康最后一个“正式”情妇，凯瑟琳·米洛在拉康弥留之际也在场；米勒圈子里有传言说，就在拉康咽气之前，拉康对她耳语了几句，其中包含了拉康对我们世界奥秘的终极洞察...…

还有，当有人对拉康提出一个小的批判性观点时，这种批判不仅会被认为是对拉康的误解而遭到拒绝，而且往往会被直接当作一种症状来分析。

当齐泽克对米勒提出一些小的批评意见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米勒追随者的反应是：“你对米勒有什么问题？你对米勒有什么意见？你为什么抵制他？你是不是有什么难以释怀的创伤？”

拉康学派所特有的理论还导致了一种真正的伦理弊端：当不同派别之间爆发冲突时，领导其中一个派别的分析家会定期动员他们的被分析者公开支持他们、并攻击其他群体，利用被分析者对分析家的依赖，以达到分析界权力斗争的政治目的。我们甚至无法想象，这种诊所与政治的结合会引发怎样的个人危机？

三十多年前，米勒当时只是做了很多口头发言，而在他的学校里有一条禁令：你不能正儿八经地写书——你最多只能收集一些薄薄的书面发言记录。他的许多追随者十分绝望，因为他们想发表论文，而在米勒圈子之外发表论文是非常冒险的举动...…

第三部分 齐泽克：米勒，你个混蛋！

米勒并没有超越拉康；在政治问题上，米勒并没有表现出真正主人的特点，而是经常倒退到自由主义。例如，在过去几十年中，他将拉康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批判性言论解释为对左翼的自由主义批判，更不用说他在研讨会上对萨科齐的高度评价了！

米勒反对任何激进政治的论证显然是荒谬的，它的庸俗逻辑是： 精神分析诊所只有在稳定公民秩序中才能蓬勃发展；而左翼激进分子的定义就是要破坏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精神分析师应该反对左翼激进分子，因为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完全有理由指出：在上届法国总统大选中，虽然米勒组织动员反对勒庞的正式原因是为了阻止民粹主义右翼的胜利，但其真正的目标是那些不屈服于“如果你不投票给马克龙，你客观上就是支持勒庞”这样讹诈的左派——米勒甚至为那些拒绝支持马克龙的人创造了“左托派”一词！米勒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勒庞获胜，精神分析事业也会安然无恙地发展下去；他的动员是以抵抗法西斯为幌子的反左派行为。

不幸的是，1934 年在奥地利，当多尔夫斯实行法西斯统治时，分析学界也做出了同样可悲的选择：当社会民主党人奋起反抗时，精神分析组织命令其成员不参与任何斗争，照常营业——即使这意味着默默接受法西斯统治。显然，最重要的不是反法西斯，而是一切照旧...…

第四部分 别谈钱，谈钱伤感情！

尽管精神分析治疗原则上对所有人开放，但经济在这里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进入：有一大群人不仅无法负担全面的治疗——这可使被分析者转变为分析师，更无法负担任何治疗。

拉康主义者在处理金钱问题时，通常只关注它在治疗中的作用：分析者通过向分析师支付费用，确保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保持适当的距离。

弗洛伊德对沃尔夫曼的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月革命后，沃尔夫曼的家庭失去了财富，沃尔夫曼再也无力支付弗洛伊德的治疗费用；弗洛伊德不仅决定免费进行治疗，甚至还在经济上支持沃尔夫曼，结果可想而知——沃尔夫曼对弗洛伊德的“善意”做出了偏执狂式的反应：他开始问自己，弗洛伊德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有什么隐晦的计划吗？他想让沃尔夫曼娶他的女儿吗？

直到后来穆里尔·加德纳继续对沃尔夫曼进行分析，才把事情弄清楚，使沃尔夫曼过上了大致正常的生活。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齐泽克身上：当齐泽克的分析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他无法再负担继续分析的费用，因此他向分析师提议停止分析，但分析师立即将他的提议解释为，他本人抵制分析的一种形式。

分析师告诉齐泽克，可以继续分析：齐泽克不必立即付钱给他，等齐泽克以后有足够的钱时再偿还。齐泽克接受了这个建议；幸运的是，一笔意想不到的巨额酬金使他得以偿还这笔债务……

然而，齐泽克后来认为，自己当时没有做到的是：承认“被分析者没有钱”这件事并不是治疗逻辑的一部分，而是对于分析来说，毫无意义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不应该简单直接地纳入分析过程的内在逻辑中。

当我们在市场上交易时，我们并不需要假定其他人都天真地相信商品拜物教；我们只用假定这个系统本身相信商品拜物教——也就是说，就好像市场中的商品自己相信市场，并以此行动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商品拜物教不是一个精神分析范畴，不是一个可以且应该归结为爱欲动力的现象，而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一个“客观”的社会关系范畴。

回到金钱在分析治疗中的模糊作用：分析师的标准答案是，首先承认问题，然后提出一个“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案：他们自豪地吹嘘说，他们每周都会留出一到两次的下午时间，接待来自下层社会的病人，并免费为他们治疗...…

在这种“人道主义”解决方案下，阶级分化以两种被分析者之间的区别为幌子，以残酷而直接的方式重新出现：

一种是“完全”的被分析者，他们能够定期支付分析师的费用，并且能够继续进行分析，直到成为分析师；另一种是无法支付费用的分析者，他们只能得到短期治疗，没有机会成为分析师。

第五部分 “拉康意识形态”

那么，政治是如何进入分析过程的呢？在拉康解散自己的组织时，他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一种精神分析行为而非政治行为，是一种精神分析治疗的终结姿态；但是，由于他的姿态影响到了一个群体，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拉康的这种否认是非民主的。

当时有一些不同意解散的学校成员：他们认为拉康太老了，无法做出决定，解散信则是米勒个人写的。

而法院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无权解散一个组织，因此，米勒的圈子不得不动员其成员，勉强获得了超过半数同意解散的成员的签名，从而“民主地”确认了拉康的行为。

齐泽克的立场是：在解散拉康学派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假装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民主的团体：拉康学派的基础是无条件地将拉康视为一个主人。

而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组织也是如此：维系这样一个组织的也可以是一个主人的形象，这个人为既定秩序的惰性再生产提供“剩余”。

因此，拉康运动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 "拉康意识形态"：

首先，赋予分析师一种激进的认识论特权：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植根于独特的临床位置，精神分析可以看到科学、哲学和政治领域的“构成性缺失”或盲目性； 

同时，悄无声息地将精神分析理论从其在临床环境里的特殊根基中剥离出来，在意识形态上将其提升到比所有其他话语更有智慧的地位——符号逻辑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新的本体论。

这样，通过指出拉康的致命局限，我们摆脱了对拉康的移情：我们不再陷入无休止地追寻拉康终极奥秘的过程；我们并没有解开这个谜团：拉康呈现给我们的谜团，也就是我们在阐释他时试图揭示的谜团，对拉康本人来说也是一个谜团。

第六部分 我们需要哲学！

为了打破“拉康意识形态”的禁锢，我们要运用柄谷行人的“视差”概念。

让我们以赤裸的人体为例：我们可以将其作为色色的对象，这意味着，我们抽象掉了生物学或医学方法所能触及的，关于人体的所有事实：皮肤下的腺体及其排泄物、内部器官等等……

反过来，为了注意到这些，我们必须将身体去色色化...…这两种视角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之间不存在更高的综合。

精神分析治疗也是如此：精神分析术语有自己的现实应用范畴，但它的某些方面——如金钱的作用——无法用精神分析术语本身来解释。

当拉康主义者事实上将精神分析理论提升为一种普遍理念，使他们对政治和经济现象拥有最后发言权时，他们就深陷意识形态的泥潭了：他们甚至忽略了在他们自己的组织中起作用的“政治”因素。

因此，在处理精神分析时，我们应该把它的三个维度——理论、临床实践、成员组织——看成是一个由三个不可还原的维度组成的波罗米结。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整体总是会被其中的一个部分所超定，而要思考这种超定，就需要一种具体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在此并不适用。

齐泽克认为，哲学的作用就在于此：波罗米结的形式应该扩展到另一个维度，即三加一：科学理论——临床实践——成员组织这三者之间，应该有哲学的补充。

这里的哲学不是老式的形而上学，比如对宇宙的一般看法； 并不存在绝对中立的普遍性，每一种普遍性都是由特定领域超定的，只有在特定领域内才能形成普遍性——但每一种具体情况都必须从其产生的更普遍的维度来解释：历史相对化不能相对化自身；它以自身的普遍有效性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