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卷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36、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7、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38、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
39、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
40、给丁玲、欧阳山的信
41、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
42、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
43、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
44、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
45、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46、对华中部队整训的意见
47、给秦邦宪的信
48、坚持为人民服务
49、驳国民党政府提示案
50、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51、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
36、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今天延安大学开学。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校，过去有些部分是分开办的，现在合起来了。像周扬[2]同志所讲的我们的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入中国国土，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对共产党，和我们闹别扭，这些人就违背了这个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两条心。我们是一条心，开大会是一条心，开小会也是一条心，公开的、秘密的都是一条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整个中国凡是没有沦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是根据地，华北、华中是根据地，广东、海南岛是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有人说根据地不好，不应该有根据地，这个话不妥当。没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出发去打敌人。什么人最恨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不喜欢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根据地在它后方把它挤出去。我们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还有一些军事课，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抗大[3]也学政治，也搞生产，也讲经济。现在我们的军队都讲经济，三五九旅搞生产，今年要求每个战士、干部都要生产六石一斗细粮，这不是经济吗?所有我们的军队，搞饭吃，做衣服，修房子，盖大礼堂、小礼堂，做桌椅板凳，一概都是自己动手，这都是经济。延大的学习偏重政治、经济、文化这三门，各个根据地都搞这些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刚才周扬同志说要为边区服务，要为这个根据地服务。可不可以有一个两个，两百个，两千个，到晋西北、太行山、泰山、五台山的根据地去服务?那里也叫边区，大体上我们的根据地都叫边区。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日本是实在的东西，它落在中国有几十万军队打我们。现在我们各个根据地负担的敌人很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有些人看不见这个事实，诬蔑我们好像一个日军也没有打，一个伪军也没有打。去年《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的一篇文章，叫做《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那里头就有数字，有百分之五十八、百分之九十等。现在我们有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其他党政机关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大概有二十五万，四十七万加二十五万就是七十多万。现在各抗日根据地直接和间接交公粮的人口一共有八千多万。过去有一万万，后来日军“扫荡”，把正面战场的大量兵力调回来，对正面战场采取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集中力量要把我们搞垮，要把我们摧毁，实行“扫荡”、“蚕食”、“治安强化”、“三光”政策。“三光”，就是烧光、抢光、杀光。我们也要有一套去对付它，这就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战争最残酷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叫《破晓前的黑暗》，号召大家努力来战胜这个困难。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全体努力，实行十大政策[4]，熬过难关。敌后的困难很多，延安也有很多困难，例如《野百合花》[5]问题，只有小米没有猪肉问题。延大发展生产很好，还要继续发展，猪肉还要吃得多一点。那天我同周扬同志谈，你们大家纺纱，还有各种专门生产，都很好，但我看现在还不够，还要努力发展。敌后的情况更困难，大体上各个根据地都很困难，因为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敌后是非常艰苦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站住了脚，坚持抗战七年之久。这个残酷的战争经过最困难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今年我们又向上发展了。中国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如果说大后方这个大根据地一点不救中国，这个话也不妥当。有的人说只有他那个大后方根据地救中国，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不救中国，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你那里是怎样救中国的?你们三百万军队只负担日军的百分之四十二、伪军的百分之十，我们四十七万军队负担却那样重。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小，但是担子很重，没有任何接济，就靠我们党政军和老百姓结合起来，一齐努力奋斗。这次河南战役[6]，日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约四十万，就不挑担子，一听枪响就“向后转，开步走”。现在许多事情难办，所以要搞一个办法，就是民主，这个办法有的人不赞成。还有一条就是团结，有的人也不搞，他那里发小册子，开大会小会，骂共产党为“奸党”，八路军为“奸军”，边区为“奸区”，很不讲团结。
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根据地的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项工作上了轨道，就使得我们的学校也上了轨道。但是过去的缺点一定要克服，教条主义一定要去掉。
政治上你们要学习党的方针和政策，如统一战线、“三三制”[7]、精兵简政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你们都要学习，现在的方针是要全面自给。“三三制”的执行，前年开高干会[8]以前右了一点，去年又“左”了一点。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就是打日本，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志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
经济上要做到全面自给，几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全面自给，除了搞饭吃，还要生产各种用的东西。现在边区政府发了指示，要求边区人民的所有家庭，一百四十万人口，三十五万家，每家有一年余粮。不仅要防备天旱，还要准备反攻。这个目标去年没有达到，要在今后两三年以内实现。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使得三十五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末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外，还有工业，现在开工厂代表大会[9]，提出日用工业品要全面自给。边区工、农、商、学、兵一百五十万人口，一年需要三十一万匹布，可是我们现在每年只能生产十万匹，还差二十一万匹。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完全解决衣服的全部自给，根据过去经验，这是有把握的。边区过去的棉花、棉纱、布，都要从外面买，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血向外流。如果我们棉花自己种，棉纱自己纺，布自己织，一百五十万人大家动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们的经济就更坚实。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四百七十万斤铁，大部分不能自己生产，又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从外面买，血又要向外流。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四百七十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关于文化教育问题，也有很多工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党、政、军，一共一百五十万人，都要识字。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边区的经济发展了，农民也要求有文化。我们要使边区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识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如果能识一千五百字、两千字、三千字，那更好。我们至少要做到识一千字，每村要有一个冬学。识字要成为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单靠我们下去教“一、二、三、四”，“人、手、刀、牛、羊”，那是不行的，老百姓里头有识一百字的就可以教别人。
还有卫生工作。周扬同志说了，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文化上你们还要学会演戏，扭秧歌，还要学会唱歌，唱黄河大合唱、小合唱，等等。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件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四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于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十年，就让你劳动十年，你顽固二十年，就让你劳动二十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做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戴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10]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后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于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后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于审查干部，我们实行九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
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有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讲。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干部大学，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一九四三年四月后，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相继并入。
[2]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
[3]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前身是抗日红军大学。
[4]十大政策，见本卷第66页。
[5]《野百合花》，见本卷第121页注[4]。
[6]河南战役，见本卷第143页注[5]。
[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8]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9]指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
[10]“抢救运动”，又称“抢救失足者运动”。一九四二年底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审查干部工作以后，由于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并使用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间，毛泽东曾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九条方针，反对错误路线——逼、供、信。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许多错案。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再次强调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九条方针。十月九日，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经过许多努力，才制止了审干工作中的错误。随后，对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对受冤屈的人赔礼道歉。
37、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
一、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仅在没有我党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的地方，我党才不能负此责任。
二、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三、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四、要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必须解决下列诸项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思想。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服从这个目标。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为了这样的目标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迅速的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又要使干部了解:为着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国特殊条件，城市武装起义常常只有在响应城外进攻军队的条件下，即在里应外合条件下，才有胜利可能(例如一九二七年上海起义)，而没有城外军事行动配合的单独城市起义，是很难胜利的。因此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地或者过早地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又要使干部了解: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第二，关于计划与组织。各局各委应依据自己所属地区内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与伪军伪警的具体情况，拟定一个大体计划，例如如何分工负责，如何组织机关，如何配备干部与训练干部等。应该以每一个城市(大的、中等的和小的)，每一段铁路、公路，每一个伪军部队与伪警组织为工作对象，都组织一个有能力的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大城市与大部队还可组织几个委员会，分头分区去工作。此种委员会不作根据地工作，专门负责组织与指导各该城市要道与伪军中的工作。此种委员会目前可设在根据地内或游击区内，如有安全条件，则设在城内。各局各区党委，对所属大城市、中等城市及重要铁路，应委托在自己直接指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去工作，各敌占县城及小城市，则在各地委或县委指导下组织委员会去工作。对于经常调动的伪军中的每一个军或师，应在适当党委指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去工作。但是同时，这种工作还应动员全党全军一切组织，多头地与分路地去进行，从支部到中央局各级组织，只要它对城市与交通要道及伪军伪警有办法去进行工作者，均应直接派人去工作，暂时不必统一，关系亦不必交代。如各种关系在工作中群众中碰头时，则应彼此关照协助，不应彼此争夺和抱怨。这种工作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但为管理方便起见，在各局及区党委之下，可成立城市工作部门。这种部门除指导和组织城市与交通要道秘密工作外，还应指导敌区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的小型便衣游击队，借此给城市工作以便利。这种部门应驻在根据地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与根据地党、政、军混在一块。
第三，关于工作方向。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大局有利于我，城市与要道周围或其不远地方又有我党强大军队与根据地，这种工作将有极大开展的客观条件。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人民中，除开极少数死心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外，大多数人是能够参加或同情各种各样抗日工作的。因此，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一切群众中、各界人民中，都要进行广泛而妥善的工作。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但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不应与国民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应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人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民族利益，肃清大城市群众中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过去我们在大城市为情报及经济工作而建立的组织与关系，仍应进行情报与经济工作，只在可能情况下去进行一些上层活动与群众工作。为了广泛造成根据地同城市(特别大城市)和要道的交通联系，并为准备夺取城市和要道的军事出发地，应在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的人民中进行充分的工作，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第四，关于工作方法。到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方法，应从总结已有经验中取得，并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但应指出: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应用心研究适合每一个地点、每一种群众、当时环境的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斗争形式。在敌占区，党和抗日团体的组织，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应该注意精干、隐蔽，严防特务分子混入。但各种普通群众组织与群众活动，就应该公开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去进行。例如，利用已有各种伪组织(新民会、自卫团等)，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或建立纯粹的但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职业机关与职业活动(茶馆、饭店、荐头房等)，甚至利用工厂、工房、学校、店铺，在为了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成立其中所有人员某种无定形的联盟，亦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常看到根据地附近乡村中全村人联盟，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的严密组织和分工，这种办法，应该运用到城市某些工厂、工房、学校、店铺中去。应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群众联合起来，例如减轻负担，免除骚扰，隐藏物资以及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均可以成为群众联合活动的出发点。而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欺骗做作，则大可成为我们和群众利用的合法口号。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区各阶层人民中的极高威信，亦可成为我们城市工作的有利资本，许多人以听到我军消息，与我军建立某种联系，取得我军某种证件为荣耀者，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形去促进人民的团结，但这在敌区是非法的，应该十分隐蔽地有限度地去利用。在目前，城市和要道的一切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以不妨碍和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与合法斗争为限度。这点同根据地附近游击区中的合法与非法联系的斗争，是有些区别的。在游击区中的合法斗争，常常是为了掩护非法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而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则相反，非法斗争常常应该服从合法斗争。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利用各种合法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并利用各种合法口号去进行。各种非法宣传也是应该进行的，但应切实考虑其方法。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而在举行起义以前，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形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形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
第五，关于干部。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但应使他们吸收新经验，并在新方针下，用新方法去工作。其次，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一些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种职业者，或党与非党干部均可。而这种干部，现在各根据地是很多的。再次，就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做工、谋事，特别是在苏北与胶东，每年有数十万人到上海、杭州及满洲[2]各城市谋生。因此，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此外，在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干部放回去。根据地士绅到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他以某种任务和名义到城市去活动。就是根据地中因有某种政治嫌疑而不易弄清楚者，亦可派他们到敌占城市进行某种独立活动来考察他。而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地与分路地去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此外，在根据地中，各级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均应切实研究与学习城市工作，研究城市的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斗争艺术，研究建立城市革命秩序，掌管城市及大的工商业，作为将来夺取与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
第六，关于经费。必须有大批经费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只要不引起干部的浪费及城市工作人员的雇佣观念，一切必须的经费，是应该充分付给的。各根据地各种组织，为了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必需开支，应准予报销。在各根据地预算中，应准备一笔充足的城市工作经费。发给资本到城市与要道去做生意，以其盈利充工作经费的办法，也是可以采用的。
五、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中共中央
六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这里指中国东北地区。
38、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一 致辞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2]，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3]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5]某种相同的意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6]及莫斯科、开罗[7]、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根据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成员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的外国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等的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共二十余人。该团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到达延安，在延安参观访问一个月左右。七月十二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重庆，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
[2]第二战场，见本卷第7页注[3]。
[3]莫斯科会议，见本卷第102页注[21]。德黑兰会议，见本卷第79页注[5]。
[4]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5]参见本卷第33页注[2]。
[6]大西洋宪章，也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是罗斯福同丘吉尔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至十二日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举行会谈后，于十四日正式发表的。宣言指出：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
[7]开罗会议，见本卷第79页注[4]。
39、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是第三次联合国日，延安有热烈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不但是一个庆祝大会，又是一个动员民众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的大会。
一九四二年罗斯福总统发起以每年今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作纪念，今年是第三次了。过去的两年，是世界形势起巨大变化的两年，包括两个巨大的事变。第一个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2]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3]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是本月六日英、美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4]，使进攻转到了决战阶段，英勇的盟军正在法境作艰苦的但是胜利的战斗，它的影响将及于全世界。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
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从四月十八日开始，日寇相继发动向河南、湖南与广东的进攻，洛阳失陷，长沙岌岌可危，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南战事。在这个战场上，洛阳失守以前，敌以攻击第一战区蒋鼎文[5]将军及汤恩伯[6]将军统率下的三十余万军队为主要目的，以洛阳失陷而告一段落。本月初旬，又开始第二个战役，敌以向部署在灵宝、虢略、官道口线的第八战区胡宗南[7]将军统率下的军队进攻为主要目的。截至本日为止所获情况，该线业已不守，敌向潼关前进，显有攻陕目的。据闻西安已下令疏散，西北处在极大的威胁中。中国纪念联合国日，却和欧洲及太平洋处于相反的情况，那边在进攻，这边在退却。
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中国从抗战开始，即形成了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敌主力向正面战场进攻，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向敌后前进，开辟了几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改变其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直至今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六十万日军及九十万伪军的总数中，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然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接济的，各抗日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敌对正面战场只作过几次战役性质的作战，都是早去晚归，并无战略的与占领性质的进攻。国民党统治人士在此期间的政策，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顽固执着，不愿稍变，以迄今日。
但是敌情起了变化，四月十八日以后，过去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敌人所以出此，全为救死，但是敌人今天并未丧失战斗力。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军队官兵脱节，军民之间又脱节，作战五十余日而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在准备退却。
敌后战场以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人口由一万万下落到五千万，军队缩小了，土地也缩小了。但是我们坚持奋斗，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适宜的政策，打退了敌人一切进攻，终于站稳了脚。一九四三年及今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从敌人魔手下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万，主要的是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
这本是极好的形势，只要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奋士气，击退敌人进攻。有如此坚强与如此广大的敌后战场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击，即足退敌。敌人并不多，截至目前止，豫、湘、粤三处进攻部队合计不过十几个师团，难道以倾国之力还不能给它打回去吗?而无如至今还只看到自己的退却。
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站住，能够进攻(虽然现在尚不是战略性的进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国民党反而不能站住，不能进攻呢?
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共产党团结了华北、华中、华南一切敌后战场的各界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对于全国则力求团结，无论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反动，总是愿意和它改善关系。国民党不然，就其统治人士来说，今天为止，尚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8]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
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一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9]诸君已经来延安，华莱士[10]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乘此联合国日纪念，谨致我们共产党人的热望。
根据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2]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3]这里指同盟国。
[4]第二战场，见本卷第7页注[3]。
[5]蒋鼎文（一八九五——一九七四），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
[7]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8]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9]记者团，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见本卷第171页注[1]。
[10]华莱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当时任美国副总统。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抵重庆，进行“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
40、给丁玲、欧阳山的信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丁玲 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2]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3]，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丁玲（一九○四——一九八六），湖南临澧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辑。欧阳山，一九○八年生，湖北江陵人，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主任。
[2]指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3]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到会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
41、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
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极，西北危极。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决定本年十一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2]。
在这次大会上，主要地将讨论下列各项问题:
(一)团结与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今年的参议会应检讨已有好的和不够的经验，反映各方意见，给团结与民主以更充实的内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增加力量。且要以边区的模范推动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从速终止一切分裂与反民主的现象。
(二)军事问题。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
(三)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多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两年至三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边区各项工业品年有增加，但还不能自给，特别是布、铁等项，要办到三年内完全自给，并且不仅求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好。在与愚昧斗争的事业上，年来虽有进步，但文盲还未消灭，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数年内至少都能认到一千字。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四)选举问题。边区参议会议员应于明年改选。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爱戴的人选到参议会去，使这些新的参议员更能反映人民利益与决定抗战建国大计，关于选举条例及选举方式应在今年参议会中提出讨论。
上述四项，为今年参议会必须讨论之主要问题，本联席会议责成各级政府，各参议员及各级参议会，各抗日团体，各劳动英雄，在事先发动热烈的讨论，准备意见，以便届时反映于参议会，作出有利于增强团结抗战与发展边区各项建设之决议，至为至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
[2]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九日召开。
42、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斯坦因：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这就是一九四○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党员的观点。那时我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斯：你所考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正是由于在我们作战的区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我们才从一开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军队，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一九三七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你们在内战时所采取的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激进政策是否还将实行?
毛：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
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斯：共产党对土地政策的改变，在当时是如何决定的?
毛：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我们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加以实施。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
实行一切土地逐步转移给耕种者的方法，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同时还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于地主、佃农，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
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取决于真正的国内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全部地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战后国民党坚持进攻我们的话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
但是，不管将来国内是和平还是内战，我们宁愿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减租和交租的政策，因为总的说来这将减少前进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我想提醒你一下，一九三○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一个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佃农主要作物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对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不能够、也不愿意将土地法付诸实施，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因此，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仅是减租的方式。
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
毛：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产党打算在战后的中国起什么政治作用呢?
毛：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区域内一切抗日的人们的意见。共产党愿意并且时刻准备同所有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人密切合作。这种愿望表现在我们的民主代表制性质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选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斯：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毛：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合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假使国民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话。而且，我们将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履行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对国民党许下的四项诺 言[2]。
斯：关于四项保证，在重庆时我常听到人们笼统地提到它及其附带的条件，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毛：我们允诺:(一)不继续实行我们过去实行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三)把边区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民主政府；(四)将我们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3]我们那时说过，我们将履行自己所声明的诺言，但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一)停止内战；(二)对日作战；(三)推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4]
斯：对目前的政策，或对你所阐述的中国远期目标，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反对意见?
毛：没有，现在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意见。在以前的时候有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以陈独秀[5]为代表，他的反对意见早已毫无影响。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死了。另一种是张国焘[6]的偏向，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抗党的正确路线，最后孤身一人离党而去。现在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这两种偏向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团结，而且没有留下影响团结的痕迹。
斯：你是说你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
毛：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末，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
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所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
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末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这种观察实际情况，研究好的和坏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时间，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有时可能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政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对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批评和教育。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透彻地研究和分析一个工作中好的例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天的《解放日报》来说吧，有一篇长文章[7]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它详细讲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如何改正缺点成为一个最好的连队。我们军队的每个连的干部和战士都要阅读、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做法，利用一个连队的好经验对五千个连队进行政策教育。今后你还会看到有关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或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类似的文章。
我们再来谈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很坚决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错误，纠纷和误解仍然不断发生，到处还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在包办一切。因此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党人士有实际权力的重要性。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要向所有同志具体讲明，我们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仅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党和非党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们必须通力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了。
斯：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在政策上犯过重大的错误?
毛：在所有基本点上，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只是在把这些基本政策应用于具体情况时，有时才容易出现某种偏向，有“左”的，有右的。然而，这些偏向并不是全党性的，也不是党内某个派别的，而是党内某些人的。从这些错误中，全党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某些时期，我们党内曾有几个人相信共产主义现在就可以在中国实行了。但是，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使共产主义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在我们党内不可能有一个主张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小集团存在。
国民党断言在我们党内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这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自身被派别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党，也许这就是这样的谣言在重庆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斯：你是否有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你对某个问题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
毛：是的。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
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二十三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二十三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三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根据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刊印。
【注释】
[1]这个谈话原载斯坦因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一九四六年七月曾由晨社译成中文出版。这次收入本文集，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按英文原版重新翻译。斯坦因（一九○○——一九六○），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九四一年加入英国国籍。一九四四年，作为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关于毛泽o东同斯坦因的这次谈话，斯坦因曾将谈话记录送毛泽东过目。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说：“我的访谈笔记翻成中文送给他看，以确保笔记的准确无误。几乎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没有把笔记还我。一天，我偶然遇到了他，他抱歉说，‘我必须把我告诉你的一切，征求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他们同意了’。我的访谈笔记还回来了，未作任何修改。”“我把有关的访谈要点发表如下，不加一点我个人的评论，以确保其文献性。”
[2]见本卷第103页注[26]。
[3]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保证实行以下四项：（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4]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5]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6]张国焘，见本卷第101页注[7]。
[7]指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军委总政治部写的《警七团的第七连》一文。
43、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2]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四十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四个师团，蒋军近四十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3]有十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地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十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4]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5]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其余三十七万军队、二百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6]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7]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的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份电报的发出时间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发给李先念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
[2]蒋，指蒋介石。
[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4]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
[5]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到达重庆，进行“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
[6]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7]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44、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先念、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1]同志:
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2]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是些什么?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3]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毛泽东
午俭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荣桓，即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和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敬，当时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子华，即程子华（一九○五——一九九一），山西解县（今属运城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2]“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3]见本卷第158——166页。
45、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一
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
二
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据说这是“磁铁战术”，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人民已经看穿你们这个“西洋景”了。
三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审阅《解放日报》社论稿《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时加写的三段文字。
46、对华中部队整训的意见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尧、张、赖[2]:
十四日电悉。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3]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材，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训练班。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刘、陈[4]
未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由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署名的这份电报的原稿是由当时在延安的陈毅起草的。毛泽东在审阅时作了修改。修改后他写信给陈毅，谈了几点意见：“中央整训指示中有用兵一项，今年当然不能强调，应以练兵为主，但应提及。整训指示又规定一年整训主要靠今冬完成，因不但明春春耕到来后练不成，且恐时局变动得快，故团级以上干部讨论练兵办法不宜过久，去冬边区只用五天讨论五天下操，即完成了练兵动员。又高级训练班时间亦不宜太长，以便应付时局。”
[2]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一八九二——一九七四），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赖，指赖传珠（一九一○——一九六五），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3]张宗逊，一九○八年生，陕西渭南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旅长。
[4]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已到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委托与刘少奇共同指导华中地区新四军的工作。
47、给秦邦宪的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博古同志:
此文[2]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3]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4]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5]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6]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2]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3]指解放日报社。
[4]指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5]变工队，参见本卷第76页注[4]。
[6]艾，指艾思奇，当时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部长。陆，指陆定一（一九○六——一九九六），江苏无锡人，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余，指余光生（一九○六——一九七八），浙江镇海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48、坚持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
同志们!你们是从部队里选举出来的，你们代表了八路军、新四军，同时你们还代表了我们抗日根据地的九千万人民，也代表了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开会。虽然你们不是全国人民直接选举的，但实际上你们所执行的纲领和工作任务，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抗日部队抗击了在华敌伪军的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抗击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2]，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是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
我们的部队，不论在前方打敌人或在后方保卫陕甘宁边区，不论生产或练兵，不论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有缺点，我们要改正缺点，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去年拥政爱民运动中，我们运用了自我批评的方法，我们有缺点还可以互相批评。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当然，这种自我批评只有在我们的部队里才有，在国民党军队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根据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豫湘战役，指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第二阶段。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日军以十四万兵力首先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守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断败退，至五月二十五日，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又发动湘北作战，六月十八日侵占长沙。六月二十二日，开始对军事要地衡阳发动攻击，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经四十七天激战，大部守军伤亡，八月八日日军占领衡阳。
49、驳国民党政府提示案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一看六月五日政府之提示案[2]，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十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十万人，其余三十七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四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3]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审阅新华社九月十九日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大量重要改写的一段话。
[2]见本卷第135页注[7]。
[3]庞炳勋（一八七九——一九六三），河北新河人，一九四○年后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三年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吉林长春人，曾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一九四○年六月，与日本驻军签订“防共协定”，准备公开投敌。后被处死。
50、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九月十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3]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4]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5]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五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九月十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四项[6]，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五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六月四日(于六月五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十二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八条[7]，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做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做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四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8]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林伯渠，名祖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2]王世杰，字雪艇；张治中，字文白。均参见本卷第134页注[3]。
[3]参政会，指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决议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其中国民党人占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参政员为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
[4]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5]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6]见本卷第135页注[4]。
[7]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以书面形式送交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王、张以二十条如此写法无异暴露政府之罪状为借口，拒绝接收和转呈国民党政府。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就修改中共提出的二十条致电林伯渠，指出：“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修正后的十二条为原二十条中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三条，关于两党悬案方面的第一至第七条和第十、第十三条。原二十条意见中的其他八条即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二十条，见本卷第131—134页。
[8]见本卷第135页注[7]。
51、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
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2]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作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
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时至今日，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师其故智，天天在强调其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而这所谓“统一”者，不是别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谁也明白，这样的“统一”，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因为五分之四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来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国国土，不就“统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吗?真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好计策!天皇陛下之传令嘉奖是毫无疑义的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决不准许这样的叛卖阴谋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决不准许这样的阴谋。单拿新四军来说吧，它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审阅《解放日报》社论稿《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发表）时加写和改写的几段话。本篇一，全部是毛泽东加写的；本篇二，大部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
[2]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一九三七年十月起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