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卷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九三七年六月）
55、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56、给蒋介石的信
57、给冯玉祥的信
58、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59、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60、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
61、给阎锡山的信
62、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63、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64、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
65、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66、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67、给何香凝的信
55、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根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红色中华》刊印。
【注释】
[1]中国文艺协会，是由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三十四人倡议，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大会上，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组织协会是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
56、给蒋介石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1]。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2]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3]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4]。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5]与上海一二八之役[6]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7]彭德怀 贺龙
任弼时 林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2]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3]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4]山城堡之役，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国民党军从此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5]长城抗战，指一九三三年三月驻守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6]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部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7]王稼蔷，即王稼祥。
57、给冯玉祥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2]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3]犹不悟也。
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4]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5]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悔，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6]，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7]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十二月五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字焕章，安徽巢县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参见本卷第465页注[4]。
[3]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
[4]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5]长城抗战，见本卷第465页注[5]。淞沪抗战，见本卷第465页注[6]。
[6]见本卷第424－433页。
[7]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董任该部第七十三旅旅长。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董振堂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一九三六年董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58、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1]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2]，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3]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4]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5]，取青济[6]，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7]彭德怀
贺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见本卷第371页注[10]、注[13]。
[2]指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福建事变，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事变。事变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分化下失败。两广事变，见本卷第437页注[2]。
[4]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5]沪宁，指上海、南京。
[6]青济，指青岛、济南。
[7]王稼穑，即王稼祥。
59、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2]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
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2]陈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吴兴人。当时被蒋介石指定负责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和谈判。
60、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2]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3]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4]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陕北苏区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释】
[1]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指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于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建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组织，办有《民族战线》等报刊，宣传抗日反蒋。
[2]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3]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4]阎，指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
61、给阎锡山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2]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3]，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4]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5]方面，前遣彭雨峰[6]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7]，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者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敬颂公祺!
毛泽东 敬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阎锡山，字百川，见本卷第371页注[14]。
[2]陕变，指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事件通称西安事变。
[3]删电，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就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电报，见本卷第468－469页。皓电，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4]指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何应钦指挥的向陕西进逼的军队。
[5]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6]彭雨峰，即彭雪峰，见本卷第454页注[2]。
[7]一九三六年八月和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两次进攻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勇抗击，并于十一月收复百灵庙等地。傅作义，当时任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62、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2]，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2]徐特立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毛泽东曾在那里求学。
63、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和史沫特莱[1]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国内的和平统一；
(二)对日抗战；
(三)人民的民主自由；
(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六)改善人民生活；
(七)发展工商业；
(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一九二七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2]:要求停止内战，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十九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3]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4]。同年十二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5]，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6]，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7]开会之前夜，乃于二月十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
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
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
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
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十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末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8]与广田三原则[9]，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10]北部，取消“满洲国”[11]，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12]；
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
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
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
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13]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14]等类和平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十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渡过这个战争吗?
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渡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15]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16]，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17]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18]，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19]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根据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三日出版的《新中华报》第三百三十八期至三百四十三期刊印。
【注释】
[1]史沫特莱（一八九四——一九五○），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
[2]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宣言中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3]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系列事件，通称华北事变。
[4]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5]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6]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7]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8]大陆政策，指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吞并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并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又叫田中政策。
[9]广田三原则，指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10]察哈尔，见本卷第382页注[3]。
[11]“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
[12]殷汝耕冀东政府，参见本卷第434页注[5]。
[1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缔结的这一协定，实际上是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德国和意大利通过签订协定形成的柏林—罗马轴心的扩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参加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国家的反共同盟（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4]九国公约，参见本卷第13页注[7]。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指由法国外长白里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美、英、法、德、比、意、日、波、捷等国代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非战公约）。但在签约同时，美英法等国即先后声称各国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诉诸战争”。截至一九三三年，加入非战公约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六十三个国家。国联盟约，指一九一九年在法国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条约。
[15]张汉卿，即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
[16]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叛乱，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五个月。
[17]指《阿Q正传》。
[18]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内一部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理解的青年军官孙铭九（当时任东北军特务团团长）等，派人将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枪杀。
[19]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杨虎城，见本卷第371页注[13]。
64、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弼时[1]:
甲、三中全会[2]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
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应转变，以适合于这一总任务。
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争取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洛[3]、毛
六日
【注释】
[1]弼时，即任弼时，参见本卷第439页注[1]。
[2]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见本卷第493页注[7]。
[3]洛，指洛甫，即张闻天，见本卷第373页注[1]。
65、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韦尔斯问:关于国共两党最近的和平谈判如何?
毛泽东答: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则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纲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务。关于军队之改编及苏维埃之改变诸具体工作，不久即将进行。至现在为止，国民党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够，如对上海救国领袖之起诉[2]，对上海纱厂工人之待遇及对国民大会法规之种种限制，皆使人失望。
问:内战的危险已经完全消灭了吗?
答:内战的危机在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内中仍然存在着，不过不是重要的了。如果现在说和平完全成功，会使群众对于“巩固和平”这一个运动表示松懈。目前全国规模的停止内战仍然没有做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指令散在全国各处的红色部队停止战争，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进剿”，如在闽浙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我们现在正向国民党要求停止这些地方的进攻。至于南京与地方的对立，也是存在着，惟有实行彻底民主，才能完全消灭此种对立与内战的危机。
问:共产党对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样?
答:我们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使他们明了，使其不妨碍民族民主的革命。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对国共合作表示怀疑，他们挣扎着，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到人民这边来。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谓亲日派，也存在于国民党中，他们为全国所不满，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也不满意他们，这部分人如不改变态度，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
问: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得到了怎样的开展呢?
答: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是有开展的，国共两党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余那些怀疑共产党政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反对国共合作；至于“左”倾分子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也比较减少了。但是文化界、学生界、舆论界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因为南京迄未具体表示其彻底的坚决的转变，许多错误政策仍然保留着，致引起全国的不信任。我们说“大家应该工作”，南京之彻底转变有待全国人民之继续工作，不要等着它自动转变。统一战线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国内必须团结，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问:国内各党派对统一战线的反应如何?
答:汉奸除外，其他一切党派，对全国团结都是同情的。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欢迎与赞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取反对的态度，这些分子如不改变其态度，不论其主观见地如何，实际确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3]之流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分子的活动毫无疑义是汉奸的行动，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不能起欺骗作用，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
问: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问题怎样解决?
答: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对外的，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此种对立，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南京与各省都应当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问题上有所进步，以后才能消除对立，走向团结抗日的大道。
问:在统一战线政策中，阶级斗争问题怎样求得其适当的解决?
答: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制度未废除前，是无法消灭的。但在抗日战争的面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因此在统一战线纲领中，我们提出给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农民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压迫，起来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给以民主权利与改善其生活，始能减少其矛盾。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需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之。
问:你们为什么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
答:关于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我已经在别的机会中讲过许多。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问:怎样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
答: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个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
问:共产党对此次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
答:今天的国民大会，带着国防性，同时是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桥梁，因此全国应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是准备参加的。南京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则国民大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全国应联合要求南京修改其不正当的规定。国民大会的选举，应由人民参加，它的召集与开会，应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务应不限于谈宪法，而须扩展到彻底而具体的讨论抗日救亡的方针。共产党对国民大会的意见，已向全国发表，并向国民党提出，现在仍继续谈判，目的在使国民大会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务。
问:对释放政治犯问题，共产党的意见如何?
答: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共产党早已提出，现在继续要求，把它当作同国民党谈判之一部。南京如果要表示它政策的彻底转变，则没有理由不释放政治犯；不过目前国民党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现，虽然口头上答应释放政治犯，但实际并没有做到，而且还有继续逮捕爱国犯的事件。苏州对救国领袖的审判，大失人望，南京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满，南京要真诚表示它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马上释放救国七领袖，并宣告其无罪。
问:关于准备抗战问题，你有何意见?
答: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暂时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武力进攻，在准备侵略期间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我们就应利用此时机作积极准备抗战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敌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问:中日战争的结局你怎样估计?
答: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存在的。但这必由于中国人民的分散，不团结，不抗战或不坚决不彻底的抗战，不联合世界上帮助它的友人等条件下才发生此种危险，中国人民如果继续睡觉，房子就会被敌人抢去。共产党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斗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是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我们号召各党派、各阶级坚决地反对中国殖民地化，要求中国的自由与解放，并且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与解放的胜利，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
问:英、日最近的接近，你怎样看法?
答:日本统治者与英国保守党政府正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进行着妥协谈判，以达到他们牺牲中国的目的。中国人民不能听他人的宰割，中国人民应当严密注意此事，如果南京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工作上表示动摇与消极，人民与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对它都是不能饶恕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英日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妥协，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基础。不错，英日的妥协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时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国欲维持现状，但现状的内容容易时刻变动着，这从“九一八”后英国的步步退让中可以看出来。在基本上，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持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但是一时的、某些部分的妥协是可能的，因为英国本来随时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达到于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关于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中国不能完全孤立，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在今天有着实际的政治意义，中苏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接近与改善。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我们应当区别开。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问:你对北方青年有怎样的希望?
答:北方青年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环；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救国时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
[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称七君子事件。同年十二月，沈钧儒等被押至苏州，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一九三七年四月，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对沈钧儒等提出公诉，并于六月开庭审判。由于全国人民声援和七君子坚持斗争，七七事变后沈钧儒等被释放。
[3]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系、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66、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2]，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从洛甫[5]同志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之存在。因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见本卷第373页注[1]。
67、给何香凝的信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2]，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3]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4]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六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一九二八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
[3]承志，即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国民党左派，诗人。九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画，共同表达胸中的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