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出版罗布·塞维尔对列宁1902年小册子《怎么办?》的介绍
文中列宁谴责俄国社 会民 主党中的改革派和机会主义思潮,并主张建立一个由专业革 命家组成的致力于领导工人阶级掌权的政党。这对马克思主义者为革 命而奋斗的今天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像
列宁的书《怎么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革 命党建设的经典著作。它也是改革派和学者们批评最多的文本。
历史学家安东尼在他的书中读到的一个例子是对列宁尖酸刻薄的污蔑——《火上的世界》(伦敦,2008年,第5至6页):
“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开创了今后90年的先例。列宁没有时间搞民主,没有对群众的信心,也没有对使用暴力的顾忌。他想要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由强硬派专业革 命家组成的小型政党,他们将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
这种公开的仇恨不应使我们感到惊讶。但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当马克思被资产阶级评论员对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赞美”时,列宁却没有这样的救赎。他遭到邪恶联盟的无情攻击和诽谤。这是因为列宁建立了一个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的党,向世界上的工人们示范了怎样才能具体地推翻资本主义。
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就试图埋葬列宁工作的真正本质,宣扬列宁主义“本质上”相同的观点。这个想法得到了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人、改革派、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赞同。
不管这些毫无根据的诽谤,《怎么办?》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需要那些想要改变社会的人认真研究。
这部作品之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能是因为书中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作者过于夸张地说,工人阶级只能靠自己来达到工会意识。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从宪章派开始,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是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觉悟的。事实上,正如书中所示,列宁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那里借用了这一思想。
列宁在《该做什么?》里说,工人阶级只能靠自己达到工会意识。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从宪章派开始,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是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觉悟的。
事实是,在这个参考之后,列宁再也不会重复这个错误的表述和甚至承认,这是一个“钝公式”和“大幅简化”的错误。
尽管如此,列宁的《怎么办?》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关于革 命党的重要性的知识,这一点今天值得更多的研究。事实上,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敦促“每个革 命党的成员都要成为列宁主义者,而不是空想主义者。”(《列宁回忆录(第66页)》)
这本书于1902年初出版,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引起了极大的赞扬。“《怎么办?》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克鲁普斯卡娅解释道。她说:“它为一些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提供了答案。每个人都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按照计划规律运作的地下党组织。”
她说:“该小册子强烈呼吁人民组织起来。它概述了一个广泛的组织计划,每个人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革命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不管它多么小,对机器的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同上,第76页)
列宁的工作是俄国革 命运动早期的一项重要贡献。本文应与他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一并阅读。
为了澄清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后者主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个人恐怖主义;然后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后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本质。
列宁在书中提到的争论是与“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机会主义有关,而这种机会主义已经变得突出起来。正是通过这些意识形态斗争,使俄国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形成。
从列宁的著作可以看出,革 命党的发展是一个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同阶段甚至几十年形成的复杂过程。它的出生痛苦可能是痛苦的,它受到持续的结晶,重新组合,甚至分裂之前,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出现。
可以说,列宁的工作对今天特别重要,因为在俄国革 命一百周年之际,资产阶级们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攻击以及当今各派团体的政治倒退。这些各派团体把他们的极端左倾搞得焦头烂额,然后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向机会主义的方向冲去。
这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个特殊特征,这个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组织多年来建立了诸如反法 西 斯联盟、停止战争联盟和反对种族主义等受欢迎的前线组织,在那里没有半字提到社会主义,因为害怕疏远他们的自由派支持者。因此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党希望通过将其名称从“好战工党”改为政治上较为平淡的“社会党”而变得更加受欢迎。
所谓的“列宁主义”组织,比如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多年来建立了一些受欢迎的前线组织,比如反对种族主义。在这些组织中,没有提到社会主义计划,因为害怕疏远他们的自由派支持者。
这些组织一旦接近工人阶级,就开始调整自己的宣传,以适应工人运动中的改革派环境,同时将粗俗的“激进主义”提升为灵丹妙药。他们所提供的只是他们的“大众”报纸的薄薄的政治稀薄,这些报纸在性质上日益成为改革派。在紧缩时期,社会党在呼吁不削减开支的同时,就如何调整和平衡预算向地方当局提供了合理的建议,仿佛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找到解决方案。这样,他们就成了昨天“自由派经济学家”的镜像,故意降低了工人阶级运动和阶级斗争以缩小工会主义的水平,并用列宁的话来说是一场为小规模渐进改革而进行的“现实斗争”。
对于俄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来说,工人们应该只对经济或“面包和黄油”问题感兴趣。这种做法可以概括为“工人主义”,是企图把政治水平降低为群众的“捷径”。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倾向,尽管其煽动,但知识分子的势利性,他们认为赢得工人的方法是迎合他们所谓的“偏见”。然而,这种讨好群众的企图却没有成功。
列宁在1901年末和1902年年初写了这本书《怎么办?》,回答了关于组织的“我们运动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批评了党内右派。这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在他们的报纸即《星火报》周围,在健全的理论原则基础上进行了党的建设的斗争。
毫无疑问,列宁的书是对理论的重要贡献,并解释了革 命党作为无产阶级革 命的组织者和负责人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列宁的一生工作在理解党的本质作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天才使他在这场运动中对党的重要性的看法比任何人都清楚得多。
对列宁来说,为了领导群众在革 命中取得胜利,党是必不可少的。列宁明白,这样的政党是不可能临时组建的,“因为在爆发和爆发的时候组建这个组织为时已晚。”相反,它需要在这类事件发生之前有意识地建立起来,从聚集一批“专业革 命家”开始。
考虑到革 命党所面临的任务,它不可能是一个业余松散的组织,而必须建立在所谓的“民 主 集 中 制”的党的原则之上。这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民 主组织形式。
在此基础上,在内部进行民 主讨论后,多数人将决定其政策和优先事项。这将成为全党的官方政策。列宁的概念并不是新的,而是以德国社 会民 主党为榜样,他很欣赏这个政党。
他本人强调他在俄国社民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缺乏独创性,他说“我没有意图提升我自己的表述,就像在《怎么办?》中以“纲领性”的层次,构成特别的原则。”(LCW,第13卷,第107页)
今天,在改革派和前马克思主义者中,否认列宁立场的本质,试图把列宁的立场说成只适用于当时沙俄的情况,是一种时髦的做法。但是说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是由于俄国的例外是不正确的。
当然,沙俄的条件是极其困难的,需要地下的工作方法。例如,由于逮捕和镇压,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在俄罗斯境内举行。这就是1898年俄国社民工党成立大会的命运,在那之后不久,主要参与者就被逮捕了。普列汉诺夫的解放劳工集团只能在流亡中运作。同样,《星火报》必须在国外出版并私自偷运到俄国进行传播。
然而,列宁的组织理论并不仅仅是由俄国的条件决定的。它的基础是需要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掌权的政党。这样一个政党的重要性是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的。在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这意味着没有任何限制。历史表明,革 命阶级需要有一个党和领导人,他们准备迎接这一挑战。经验表明,没有这样一个党,革 命是不会成功的。
在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革 命阶级需要一个愿意克服这一挑战的党和领导人。
十月革 命的成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事实上,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胜利之间的关键障碍,是领导问题尚未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党的问题”。在工人阶级解决这一问题之前,革 命过程的自觉自发表现,工人的权力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由于过去的许多失败和近几十年来事态的长期发展,许多人放弃了建立这样一个党的所有希望。他们已经变得怀疑和燃烧殆尽。
他们不是先建立干部组织,然后再建设党,而是把“建设运动”和“建设左翼”作为前进的方向。他们不明白你不能人为地“建立运动”。工人阶级的运动主要是由重大事件建立起来的。由于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改革派的泥潭,特别是其“左”环境。事实上,这类人破坏了今天的劳工运动。
列宁的书包含了许多一般性的教训,但它是专门针对俄罗斯运动早期“圈”时期的具体问题而写的。1907年,列宁在他的著作序言中强调了这一点:
“批评的人犯的基本错误该怎么办?就是要把这本小册子同我们党发展中一个确定的、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况联系起来看待。例如,帕夫斯(更别提无数的孟什维克)明显地证明了这一错误,他在小册子出版许多年后,就在一个由专业革命家…组成的组织的主题上写了不正确或夸大的观点。”
“今天要坚持伊斯克拉的主张,一个由专业革 命家组成的组织的想法,就像指责日军在日俄战争后夸大了俄罗斯军队的实力,夸大了战争前准备作战的必要性。为了取得胜利,日本人必须动员他们所有的军队对抗可能的最大规模的俄罗斯军队。不幸的是,许多评判我们党的人都是局外人,他们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由专业革 命家组成的组织的思想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如果当时没有把这一想法推到最前沿,如果我们没有‘夸大’,把它带回给那些试图阻止它实现的人,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的。”
列宁接着说:
“《星火报》为一个由专业革 命家组成的组织而战。它在1901年和1902年进行了特别有力的斗争,战胜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义,并最终在1903年创立了这个组织。它保存了它,以面对随后在分裂以及风暴和压力时期的所有动乱;它在整个俄罗斯革 命期间保存了它;它在1901-02至1907年期间保持原封不动。”
事实上,它的保存证明了它在1917年10月的胜利中取得了成功。
当列宁发表《怎么办?》在1902年初,所有对《星火报》的支持者欢迎其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对党的发展的重要贡献。然而,1903年夏季俄国社民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激烈分裂,引发了一场对这本书的长篇大论。“现在他们[分歧]已经出现在代表大会上了,每一个对他们怀恨在心的人都出现了。伊斯克拉反对普列哈诺夫和列宁,他想方设法煽动它在一个根本问题上产生分歧”,克鲁普斯卡娅解释道:“列宁因为他的文章而受到攻击。从哪里开始?和他的小册子该怎么办?并被指责雄心勃勃,等等。”(《列宁回忆录》国际出版社,纽约,第95页)
正是在这里,这个事件就开始了,列宁所谓的“精英主义”关于组织、专业革 命者等的想法,将导致党内分裂。随后,资产阶级学者和改革派声称,这些组织方法最终将导致斯大林主义。但这完全是错误的。斯大林主义起源于落后国家革 命的孤立,而不是某些组织规范。
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开场白是引用1852年6月24日拉萨勒对马克思的话。这不是偶然的,它为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定下了严肃的基调。
“…党的斗争赋予了党的力量和活力;党的软弱的最大证明是党的扩散和界限的模糊;一个政党通过清洗自己的…而变得更强大。”
非利人士对“清洗”加强党的建议感到愤怒,特别是根据斯大林主义的经验。今天,“清洗”一词的含义与1852年或1902年完全不同。人们的想法是,一个真正同质的政党要比一个异质政党强大得多,这是不可否认的。在一段时间内,党可以用外来思想吸引各种偶然的因素,发挥非常消极的作用。党不是这类人的游乐场。与那些正朝着相反方向前进的人在政治上的分歧要好得多。
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革 命政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会发生演变。从一个小圈子到一个更大的集团的转变导致了不同的方法,向一个群众的大党的转变也是如此。在某一时期发挥作用的人有一种倾向,即在组织发展的新时期被抛在后面。这会在某一阶段引起摩擦甚至分裂。分裂可以被看作是不幸的,但它们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就像人类抛弃或“清除”死亡细胞,让新的细胞在他们的位置上生长一样,类似的过程也会在党内发生。
列宁解释说,俄国运动的早期不可避免地被马克思主义者的“小圈子”所支配。这些“圈子”发挥了进步的作用。但他们最终成为了党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1905年11月,当法律活动的条件出现时,这一转变实际上是与过去的旧圈子的一次不可撤销的决裂”,列宁解释说。
俄国运动的早期不可避免地被马克思主义者的“小圈子”所支配。这些“圈子”发挥了进步的作用。但他们最终成为了党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正如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政治分歧和关于战略和战术的争论可能会变得非常激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被称为“硬敲门派”。他们有很多争论。列宁在1907年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小册子《怎么办?》和《向前一步,后退两步》的发表,给读者带来了一场激烈的,有时是苦涩和破坏性的争论,在国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毫无疑问,这场斗争有许多没有吸引力的特点。然而,在这些冲突中,出现了新的政治清晰度,使该党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信心。
列宁一生都坚定地捍卫革 命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怎么办?》与俄罗斯“经济学家”的斗争即将结束是在什么时候?
列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在我们彻底结束这个‘经济学家’时期之前,俄罗斯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这本书被用来解决这种机会主义倾向的问题。
列宁还解释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由大学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转到了工人运动中的改革派和机会主义者手中,今天的情况仍然是这样。
直到今天,最糟糕的垃圾思想都是在大学里产生的。因此,革 命党的干部在理论上需要有能力回答其政治敌人的论点,首先是在所谓的学习场所。要引用列宁在《怎么办?》中整个的第一节解释“经济学家”趋势是国际运动机会主义趋势的一部分,与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和法国的米勒兰(Millerand)领导的修正主义者不相上下。列宁把他在俄国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看作是这场国际斗争的一部分。
他接着抨击了“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批评自由”的概念,认为这是那些决心推动“社 会民 主进入工会主义渠道”的人的时髦口号。他把这种“批评自由”看作是向革 命党走私外来思想的“自由”的明显企图:
“如果我们评判人们,不是根据他们表面上的华丽,也不是根据他们给自己的高调称呼,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和他们实际上所提倡的,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批评自由’意味着社 会民 主主义中机会主义倾向的自由,将社 会民 主主义转变为资产阶级改革政党的自由,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引入社会主义的自由解释说。”
最重要的是,列宁批判那些想要完全自由地淡化或放弃革 命政治的人。作为回应,他们指责他不能妥协,而且是宗派主义。但是列宁警告他的同志们,不要被那些想把他们带向机会主义方向的人拖到“沼泽”里去。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但非常明确的问题:
“我们四面八方都被敌人包围,我们必须在他们的炮火下前进。我们通过一项自由通过的决定联合起来,目的是同敌人作战,而不是撤退到邻近的沼泽。从一开始,沼泽地的居民就指责我们把自己分裂成一个排外团体,选择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和解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开始喊:“让我们去沼泽地吧!”当我们开始羞辱他们时,他们反驳道:“你是多么落后的人啊!难道你不为拒绝我们邀请你走一条更好道路的自由而感到羞耻吗?“哦,是的,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邀请我们,而且可以到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甚至到沼泽地去。事实上,我们认为沼泽地是你合适的地方,我们准备为你提供一切帮助。只要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抓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词,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到我们喜欢的地方去,不仅可以和沼泽地战斗,而且也可以对付那些转向沼泽的人!”
在这里,列宁把“经济学家”的观点定义为一种对理论完全不屑一顾的倾向。
他们说工人不感兴趣的理论。“我们关心的是工人阶级运动,”经济学家说,“我们所在地区的工人组织。“他们接着说:“其余的仅仅是教条主义者的发明,‘对意识形态的高估…。”
他们不断地谈论“工人阶级运动”,掩盖了他们对工人的真正蔑视。就像今天的宗派组织一样,他们认为工人们不够聪明,不足以理解理论。因此,革 命运动必须集中在“面包和黄油”问题上。宗派跟踪工人,告诉他们事情有多糟。但工人们并不笨,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工资和条件很差。这种方法是“经济学家”的标志。虽然基本要求和口号有其重要性,但在这个危机深重的时代,工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更广泛的解释,而不是煽动。
列宁以一种胜利的姿态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真正的运动的每一步都比十几个计划更重要。“经济学家”歪曲了马克思的话,认为工人们不需要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只需要一般的活动。”
列宁解释说:“在一个理论混乱的时期重复这些话,就像在葬礼上祝愿送葬者万事如意。”
“此外,马克思的这些话是从他的信中摘录出来的。哥达纲领尽在其中,他强烈谴责在制定原则时采取折中主义。马克思给党的领导人写到,如果你们必须团结起来,那么就达成协议,以满足运动的实际目的,但不允许就原则进行任何谈判,也不要在理论上作出“让步”。这是马克思的思想,但我们中间有些人以他的名义企图贬低理论的意义!”
贯穿列宁工作的根本思想,是要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马克思主义干部——专业革 命家。列宁强调说:“没有革 命理论,就不可能有革 命运动。”列宁接着说:“在流行的机会主义说教与对最狭隘的实践活动的迷恋的同时,这一思想再怎么坚持也不为过。”这是列宁重点批判了盲目的激进主义,这是今天左派所钟爱的。当然,列宁并不反对总体上的活动,但这必须与提高政治和理论水平相联系。
为了强调这一点,列宁引用了1874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rishEngels)的话,当时他强调了理论在建立运动中的重要性。恩格斯不仅认识到革 命斗争的两种形式(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且认识到三种形式,将理论斗争与前两种形式并驾齐驱。
对于那些在英国为马克思主义而战的人来说,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解释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对理论的悲观态度是其“缓慢前进”的主要原因。恩格斯强调,“特别是领导人有责任对所有理论问题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洞察力,越来越多地摆脱从旧世界观继承下来的传统词句的影响,并不断记住,社会主义既然已经成为一门科学,就要求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追求,也就是说,对此进行研究。”
受第二国际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思想的影响,“经济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务实”、“面包加黄油”的目标上,寻求对大众的捷径。但这完全是错误的。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倾向的角度看,我们忠实地听从恩格斯的劝告,认真对待。我们需要不断培养我们的共同思想家,使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抵制运动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压力,而这些压力正是资本主义的压力。
可笑的是,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是对我们的对手的嘲弄。但我们有很好的伙伴。列宁说:“没有嘲笑就说不出‘理论家’这个词的人,恰恰是沉溺于自己无知中的人。”我们非常熟悉这些一文不值的人,即愤世嫉俗者和怀疑论者,他们蔑视理论。这只是他们蔑视工人阶级的一面镜子。毕竟,理论只是工人阶级过去的普遍经验。理论不是学术话语,而是行动指南。
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带到工人阶级,但从那以后,每一个宗派主义者都重复了这个错误,以证明他们从外面来领导工人运动的聪明的“传教士”的高傲角色是正当的。
正如我们所解释的,列宁在正确地暴露自发性的限制(“在自发性之前屈从于奴隶”)。“相反,我所用的说法自那以后经常被引用是‘经济学家’走到了一个极端。”列宁解释说:“我说过,纠正了‘经济学家’扭曲的东西,这些词的含义十分明确:这是对“经济学人”扭曲的一种有争议的修正,从其他角度看待这本小册子是错误的。“
“经济学家”总是追随工人的偏见,试图告诉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煽动地使用“工人为工人”和“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的‘面包和牛奶’,而是‘一般的’大众工人‘这样的口号。”这只是对工人阶级落后的一种适应。但是工人阶级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强大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它有成为革 命阶级的潜力,我们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工人阶级当作神圣的产婆。正如托洛茨基后来解释的那样:
“群众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对群众的理想化是陌生的。我们看到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阶段,以及在最大的政治冲击中。我们观察到了它们的强弱两面。他们坚强的一面——果断、自我牺牲、英雄主义,这些总是在革 命高潮时期得到最清晰的表现。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领导了群众。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不同的历史篇章,被压迫的弱者走到了最前面:异质性、文化不足、世界观狭隘。”
“经济学家”的机会主义方法是试图比你自己的声音更响亮,并在没有成功的地方寻求成功的捷径。毫不奇怪,他们是“纯粹而简单的劳工运动”的拥护者,也是与工人接触最密切的“有机”接触的崇拜者。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伟大的理论家,但他们对理论家的蔑视却是最大的。实际上,用列宁的话来说,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纯工会主义者’的论点”。他们否定了革 命理论和斗争中的自觉因素,将革 命运动降低到“工会主义的水平”。
列宁反对这种尾巴主义,说“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一场以无产阶级 专 政取代资产阶级 专 政的政治革 命才能得到满足。”需要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革 命党,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理论基石上的革 命党。
列宁虽然明白煽动在揭露恶劣的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重要性,但他还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是“纯粹的工会”级别的斗争。与此相反,列宁强调,必须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要争取更好的条件来出售劳动力——权力,而且要废除强迫财产的社会制度——不要把自己卖给富人…。”因此,社 会民 主党不仅不能只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让经济风险的组织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部分。要积极开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列宁强调,“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要争取更好的条件来出售劳动力,而且要彻底废除资本主义。”
换句话说,从工人的眼前问题开始,有必要总结这些经验,并将其与工人阶级为改变社会而进行的更广泛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意味着能够将宣传和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列宁警告不要使用粗野的煽动,因为简单地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恶劣条件就是把他们当作小孩子对待。
他解释说:“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并不是孩子,光靠”经济“政治这一稀薄的稀粥来养活我们是不够的。向工人解释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压迫是不够的。为了帮助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有必要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处理所有不公正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日常斗争与革 命纲领和理论联系起来把特定的和一般的联系起来才能提高意识的水平。你不能仅仅告诉工人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一论点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分界线。机会主义者把改革和革 命的斗争分开,列宁强调改革和革 命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社民党总是把改革斗争作为其活动的一部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总之,它从属于改革的斗争,作为全体的一部分,从属于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但这还没有结束。他们希望工人们管理社会。
继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又勾勒出了鼓动与宣传的区别:“如果我们给少数人很多想法,我们就有宣传;如果我们给大量的人一个想法,我们就会有骚动。”但是,革 命宣传者的作用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劳动者提供全面的解释和出路:“宣传者在处理失业问题时,必须解释危机的资本主义性质、危机在现代社会中的必然性、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必要性等。”
列宁指出了俄国党的弱点。以它的研究为例,列宁批评他们的极低政治水平:
“让我们以过去几年来最普遍的社 会民 主主义研究为例,审查其工作。它“与工人接触”,对此感到满意,散发传单,强烈谴责工厂内的滥用职权、政府对资本家的偏袒和警察的暴政。在工人会议上,讨论从未或很少超越这些主题的范围。关于革 命运动的历史、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问题、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发展问题、各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的讲座和讨论极为罕见。事实上,理想的领袖,正如这些圈子的大多数成员所描绘的那样,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政治领导人,不如说是工会秘书的性质。对于任何一位秘书来说,比如说英国,工会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他帮助工人揭露工厂的滥用职权,解释那些妨碍罢工和示威自由的法律和措施的不公正之处(即警告所有人和杂七杂八某一家工厂正在进行罢工),解释了属于资产阶级等的仲裁法院法官的偏袒等。换言之,每一位工会秘书都会进行和协助进行“与雇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不能太强烈地认为,这仍然不是社 会民 主主义,社 会民 主党的理想不应该是工会秘书,而应该是人民论坛(Tribune of the People…)谁能利用每一件事,无论多小,都能把他所有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民 主要求摆在面前,以便向所有人阐明争取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当然,列宁并不反对革 命者在工会工作或处理个人问题。他当然赞成这样的工作。但他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和危险,如果以一种单方面的方式处理。对列宁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社民党必须首先是革 命者,其次是工会主义者。他们必须成为工人干部,党有义务通过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他们参加党的会议,保证他们的工作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使他们认识到机会主义的危险。列宁认为这是入党的条件。当党员在工人运动中采取立场时,这种控制就更重要了,在那里,他们有被卷入成为“工会秘书”的危险,列宁警告人们不要这样做。
他明确指出,任何将“社 会民 主主义政治降低到工会主义政治水平”的做法,都意味着为工人阶级运动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具做好准备。这反映了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压力。不是革 命者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是环境改变了他们。
列宁一贯主张在“专业革 命家”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革 命先锋队,他们愿意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革 命工作中去。
列宁自始至终反对自发性和适应工会(资产阶级)政治的论战,始终主张在“专业革 命家”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革 命先锋党,他们准备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这种革 命工作。
“革 命者的组织必须首先由将革 命活动作为其职业的人组成。鉴于该组织成员的这一共同特点,必须消除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所有区别,更不用说在这两类组织中的行业和专业区别。”
这里列宁真正说的是,在革 命党内部,工人和学生(知识分子)是没有区别的,他们都是同志。所有偏见都被排除在外,不受欢迎。这不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党来说,来自中产阶级的学生和工人同志都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这样做,他们在政治上放弃了以前的阶级偏见,转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领导人几乎都是这样,该党由以前的学生组成。顺便说一句,列宁对先锋党的构想,被从改革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等所有批评者视为令人发指的精英主义,不过是一个为工人阶级提供领导的政党。党的作用不是跟踪工人,而是根据其集体经验,提供一个真正的前进道路。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事实上,这是革 命工人党存在的全部理由。
有趣的是,列宁解释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致力于建立“学生圈”,“当时整个学生青年都被马克思主义吸收了”。据前学生格里戈里·齐诺维耶夫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在19世纪90年代下半叶),‘学生’一词与‘革 命’一词同义词,因为在那个时期,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具有革 命性或激进的思想,支持工人的革 命运动。”(参见《布尔什维克党史》,“新公园出版物”,1973年,第63页)
这些学生革 命者,受到沙皇当局的迫害,将成为通往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桥梁。列宁解释说,当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学生时代就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革 命运动通过使这些学生学习革 命的马克思主义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创造了青年工人能够接触到的年轻力量。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表明,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认真的学生,可以成为革 命运动的优秀干部。
列宁同志总是对年轻人很感兴趣,他不辞辛劳地回答了一些批评他的人的“反学生”偏见。列宁说:“单纯学生委员会是没用的,它是不稳定的。”“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成立一个由专业革 命家组成的委员会,一个学生或一个工人是否有能力成为一名专业革 命家是无关紧要的。”于是他想培养学生干部和工人干部。“我指的是专业革 命家,不管他们是从学生中发展出来的,还是从工人中发展出来的。”
他补充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革 命者降到业余水平,而是把业余者提升到革 命者的水平。”然而,他补充道:“要想成为一名专业的革 命家,需要多年的时间。”
“因此,必须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把工人提高到革 命者的水平上;我们的任务根本不象‘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样,降到‘劳动群众’的水平,也不象斯沃博达所希望的那样,降到‘普通工人’的水平(并由此上升到经济学家‘教育学’的二级水平)。我绝不否认大众文学对工人的必要性,对特别落后的工人来说尤其是通俗的文学(当然不是粗俗的)文学。但让我烦恼的是,教育学家对政治和组织问题的不断混淆。先生们,你们这些非常关心“普通工人”的人,事实上,在讨论工人阶级政治和工人阶级组织时,你们想要和他们交谈的愿望是对工人们的侮辱。严肃地谈论严肃的事情,把教育学留给教育者,而不是政治家和组织者!”
列宁同志在纠正了污蔑他的人之后,得出结论。于是《怎么办?》中检查工人新闻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定期在全俄各地发行。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 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
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1917年10月,所有这些艰苦的工作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列宁同志培养了整整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他们将成为建设大规模布尔什维克党的框架。在列宁同志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领导下,党要吸引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佼佼者来征服国家政权。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吸取这些教训,为迎接新的十月做好准备。研究列宁同志的著作《怎么办?》是这一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卫列宁同志!保卫革 命的马克思主义!
——伦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生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