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卫战（英语：Battle of Hong Kong；日语：香港の戦い，又称香港攻防战）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昭和日本帝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首天，日军入侵英属香港的一场战役，战役爆发于1941年12月8日清晨，亦即日军偷袭珍珠港约6小时后，日军在12月10日攻破醉酒湾防线，12月13日占领九龙半岛，日军于12月18日晚上成功登陆香港岛，香港守军（驻港英军、香港义勇防卫军、香港华人集团军、加拿大陆军）展开顽抗，攻守两军在黄泥涌峡、浅水湾及赤柱等地爆发激战。因为香港守军作战失利而且孤军无援，身兼香港三军总司令的总督杨慕琦于12月25日下午决定投降，当日时值圣诞节，因而被称为“黑色圣诞”。香港日占时期历时“三年零八个月”，至1945年8月30日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抵达维多利亚港，占港日军向英军投降，香港重光，香港恢复由英国管治。

英国的远东战略部署及香港布防策略沿革

日本对英国开战及入侵香港的历史概要

1842年大清割让香港以来，英属香港是英国在亚太区的重要据点。19世纪晚期，随着俄国在东亚扩张势力，英国与日本出于抗衡俄国的需要，两国在1902年1月缔结英日同盟，日本继而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击败俄国，两国又在一次大战中的青岛战役合力清除德国在亚洲的势力，但日本持续扩充军力并谋求称霸亚洲，其战略野心在一次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逐渐浮现，英国开始对日本持续扩张军事势力有所警惕，遂将日本视为威胁英国在远东利益的假想敌，并按时局调整香港的防卫策略，以配合英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至于谋求军事扩张的日本，亦视英国为其称霸亚洲的阻碍，随着《伦敦海军条约》于1936年失效，日本决定摆脱各项限武条约的制肘，全心扩充军力准备排除英美在亚洲的势力，日本开始深入研究对英国开战所需的部署，并开始构思攻打香港的计划。二战爆发后，日本在1940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中订立两大国策，其一是以日本为中心，建设以日、满洲国、汪精卫国民政府为骨干的“大东亚新秩序”，其二是伺机执行“南进政策”进军东南亚及太平洋，至此埋下侵占香港的伏笔。

华盛顿条约、远东战争备忘录及司徒拔报告（192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1921年邀请列强参与华盛顿会议，商讨德意志帝国战败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分配，并尝试恢复势力均衡，避免再次引发战争。当时会议的其一焦点，在于重新划分美国、英国及日本三国于远东的海权势力，而争议则聚焦于限制海军军备、殖民地布防及德属殖民地的再分配事宜。由于香港是英国亚洲殖民地的前沿，位处日本与东南亚之间，拥有重要战略价值，其布防问题亦被纳入议程之内。

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协商成果，英美日等国于1922年2月分别签署组成《华盛顿条约》的《四国公约》及《华盛顿海军条约》。按照《四国公约》，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必须解散；而《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缔约国须根据条文限制其海军的规模及部署。美国及英国获分配的海军主力舰艇总吨位比例较日本高（英、美、日的吨位比例是5: 5: 3），条约限制日本海军的规模不能超赶英美两国，并使日本须拆毁多艘建造中的战列舰，不过，日本亦成功争取在条约加入限制在东亚增建军事基地的条文，其中第19条规定，包括香港在内所有东经110度以东的英属岛屿，除澳洲、新西兰及加拿大的属岛之外，其海防设施及海军基地都维持现状，不得增建，只可维修或替换已破旧的装备。有关条文特别针对香港、菲律宾及关岛这三个英美在东亚的属地，使英国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开展防务计划时受到限制，因此在条约生效期间的1922至1936年，英国不能在香港增建海防炮台或扩充海军基地。在一次大战后，日本取得德属中南太平洋群岛的控制权，作为日本在太平洋制衡美国势力的缓冲地带，但同样不得在岛上建造海军基地及海防设施。换言之，条约将美国、英国及日本分为三大势力，美英两国虽可保有较大规模的海军舰队，却难以固守远东领地；两国海军主力须先在本土集结，再跨越重洋，方能抵达远东作战，使美英两国俱陷入战略被动。至于日本，虽然在亚洲拥有地利之便，战略上处于优势，但整体海军规模将比不上英美，难以单独与美国或英国长期作战。简而言之，条约的理想目标，是使三国都无法在亚洲占有绝对优势，从而达成势力均衡。

在海军条约签订后，虽然国际局势暂时缓和，但英国军方从未停止探讨远东的防务事宜。1920年英国海军本部撰写了《远东战争备忘录》（War Memorandum (Eastern)），构思英日战争的作战蓝图。按照当时海军本部的构思，倘若英国与日本爆发战争，整场战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本土动员，皇家海军将从英国本土派出舰队开往远东的海军基地，并利用沿途的英国属土及殖民地作为补给站，而爆发战事的英国远东属土必须尽量死守，等待皇家海军的主力来援。第二阶段是建立中转基地，令皇家海军可在日本本土附近建立据点，英国将以军事行动夺取或夺回，或者通过外交手段获取邻近日本的港口控制权。第三阶段是围堵日本，皇家海军将会逼近日本本土，诱使日本海军进行舰队决战，皇家海军于取胜后将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逼使日本谈判或投降。这个作战计划于1920年代已开始构思，到1930年代初期日臻成熟。

按照海军本部在1920年代的想法，由于新加坡位居印度洋进入南中国海的要冲，而且远离其他列强的直接威胁，因而成为皇家海军在远东的核心基地，英国在远东的防卫策略将以新加坡为核心，名为“新加坡战略”，可是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距离日本及英国在中国的租界都过于遥远，并不适合用作第二阶段行动的中转站，因此皇家海军必须使用香港或香港以北的港口作为中转基地，方能展开第三阶段的作战行动。换言之，皇家海军的策略是香港一旦遭到入侵，英军将通过新加坡的基地增援或重夺香港，而香港必须在战争爆发后尽量死守，直到皇家海军抵达增援。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防务问题便备受军方关注。早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前，英国陆军部便开始研究香港的防守策略。起初，英国陆军部认为香港太接近日本的势力范围，根本无法抵御日军入侵，只能弃守。然而在1925年，英国陆军部仍电令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及驻港英军，检视香港的防卫能力。港府在1926年向伦敦提交报告，指香港海滩甚多，难以防守，故此防卫目标应限于阻止敌军使用海港。报告同时建议军部向香港增兵至四营正规军，以及派驻18架飞机。这些讨论厘清了当时香港防务的战略目标。

虽然英国在一次大战结束后的1920年代尚未计划再度扩充军力，但英国政府及军部俱同意在不违反《华盛顿条约》的前提下，适度增强香港防卫。在总督金文泰任内，香港政府有意发展航空业，而当时持有启德土地的“启德营业有限公司”，在开发该片土地为大型商住项目时陷入经济困难，港府及军方都认为启德土地适合修筑机场，港府于是在1927年出资收购整片启德土地。为因应日本陆军飞行第8联队于1927年5月进驻台湾高雄，皇家空军也于同年进驻香港，但当时驻港空军只能使用水上飞机。受制于《华盛顿条约》，军部不能在香港建筑空军基地，所以先由港府在启德兴建供民航用途的机场，启德机场于1929年启用，该机场由海事处的前身“船政厅”管理，但同时供军方飞机使用，之后在机场的东侧设置启德皇家空军基地，基地设施在1930年代中期陆续落成，启德成为军民两用机场。

虽然司徒拔报告建议将香港的防务集中于固守香港岛，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战争计划小组却另有计划。小组在1927年提议将香港的防线延伸至包括九龙半岛在内，可提防日军采取攻打旅顺港的策略，先占据九龙的高地并架设大炮，再从九龙的高地炮击维多利亚港及香港岛，因此有必要在新界及九龙之间设立防线，方可保障维多利亚港及海港两岸的设施如太古船坞的安全。小组亦重申香港是皇家海军在远东的重要前哨基地，香港守军必须坚守45至55天，皇家海军才有足够时间调动舰队到香港增援。小组后来在1930年及1934年分别两次提交相近的报告，促成在1936年建造醉酒湾防线。这道防线横贯九龙山脊，是英国在战间期少有的海外大型防御工事建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略调整（1930至1939年）

踏入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益恶化。日本在1931年藉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并且在1932年进攻上海，迫使上海非军事化，日军在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致使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同时期的欧洲，早在1922年法西斯党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为首相后就开始计划扩张意大利殖民帝国。1935年，意大利派兵在意属东非进攻埃塞俄比亚。希特勒的纳粹党在1933年德国上台执政后亦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充军备重建，并于1936年派兵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

国际形势急转直下，英国政府开始加强香港防务。1932年英国先按计划向香港增加6门3英寸高射炮，随后又增加香港的海防炮，并将原派驻上海的一营士兵调派到香港。此外，英国政府和军部采纳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于1934年开始在香港修筑醉酒湾防线，并计划在《华盛顿条约》于1936年失效后，在西贡、将军澳及赤柱等地增建炮台。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英国政府于1934年决定扩充军备，并于1936年初批出拨款，给予各英国领地加强防务，香港亦取得500万英镑，该笔款项在2020年相当于数亿英镑，对比香港当时的经济水平，香港获得的金额是十分庞大。不过，因为防务建设是以英国本土为优先，故此香港的防务未能迅速扩充。

英国于1930年代的远东战略曾经出现多次变动，也使香港的防卫部署和策略受到影响。1936年，驻港英军司令巴度苗（Arthur Wollaston Bartholomew）少将提交了《1936年香港防卫计划》。这个《防卫计划》是以死守香港，等待本土舰队来援为防卫目标。巴度苗判断日本如挥军入侵香港，日本陆军在开战初期将会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发起进攻，并配合海军及航空兵轰击香港，而防守香港的四营正规军及一营香港防卫军，当中的三营正规军在醉酒湾防线死守，而香港防卫军则守备各机枪堡，尽力阻止日军越过防线进军九龙，从而避免日军炮击维多利亚港两岸及进攻香港岛，直至英国援军抵达为守军解围。不过，巴度苗明言目前驻防香港的军力仅有四营正规军，只可以应付敌军突袭，并不足以抵挡有组织的进攻，守军也只能背水一战。陆军部曾于1935年3月派出要塞监督巴伦（Frederick Barron）少将到香港检视巴度苗设计的醉酒湾防线及视察驻港英军的操演及装备，巴伦其后提交《香港防御设施报告》，指出香港守军的炮兵装备老旧、车辆不足及营房太少等问题，他亦认为醉酒湾防线最少要有四营守军，另有两营兵力用于新界迟滞战，一旦新界失守则加入醉酒湾防线，使防线能够由接近六营的兵力防守，巴伦又提到香港的海岸线太长，守军须要有海军及空军支援。故此，巴度苗多次要求伦敦增兵香港，他在1938年4月向陆军部表示，如要按计划防守香港，香港守军最少要增至八个营，还要有五个中队的空军。

然而英国海军本部却于此时对增兵远东一事有所动摇。德国在1935年扩充军备及重建海军，令英国本土再次面临威胁，而意大利又有可能与德国结盟，将威胁到英国在地中海及埃及的利益，未必能够派遣庞大的舰队到远东增援。因此在1937年的《远东战争备忘录》中，虽然海军本部保留原有的增援远东计划，却又构思派遣较小规模的舰队到远东，配合已在远东驻守的舰队及驻防新加坡的空军，干扰日本的海上贸易线，从而逼使日本谈判。

同样在1937年，参谋长委员会的战争计划小组再次评估香港防务，认为香港需要增建多一座空军基地，方能抵挡日军的空中攻击。然而受制于香港的多山多岛地形，新机场只能选址在地势较为开阔，但不受醉酒湾防线保护的新界，因而引起三军激烈的争论，海军坚持要保卫香港的海军基地和船坞设施，陆军不愿意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到新界，空军则不打算增兵香港。经历多番争论，参谋长委员会在1938年7月决定放弃巴度苗在1936年制定的《防卫计划》，将香港的防守范围缩减到香港岛及维多利亚港。委员会同时决定停止修筑醉酒湾防线，并将其军事用途更改为拖延敌军推进，香港政府因此在香港岛增建机枪堡等防御工事，并将海防炮及高射炮逐步转移到香港岛。贾乃锡（Arthur Edward Grasett）少将于1938年11月接任驻港英军司令，他认为醉酒湾防线本身须要四营兵力驻守，但香港仅有四营正规军，假如要固守香港岛，便没有兵力可分派到新界和九龙，在醉酒湾防线也只能安排一营兵力略作抵抗，而且必须保留实力退守港岛，不能在九龙损失过重，预期最多逗留两天便要撤到香港岛。贾乃锡在任期间一直争取伦敦增兵香港，期望多派最少两营步兵，方有兵力可调派到醉酒湾防线，然而伦敦方面担忧广州和深圳沦陷后，香港已难以坚守，因此没有答应，他只好强化香港岛的防御工事，以期在香港岛打持久战。

太平洋战争前的多次调整及港府民防政策（1939至1941年）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香港附近的大亚湾登陆，在10月21日便攻陷广州，又于1939年5月攻克海南岛，而在深圳河一带的香港边界，日军与防守香港的英军正处于对峙状态，虽然日本尚未准备好向英国开战，但香港的周边都已在日本势力的控制之下。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引发二战欧洲战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从1940年至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香港的防守策略一直受到英国政府面对战局的发展而不断转变。在欧洲战事爆发前，由于日军在1939年已进占广东及海南岛，完全取得香港周边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英国有感于香港已被日本势力包围，对防守香港的态度趋向悲观，甚至打算放弃使用香港的海军基地。尽管如此，英国的防守方针仍是尽可能拖延与日本开战；假如日军入侵香港，守军应尽量拖延到英国在东南亚的驻军赶来增援；时任海军大臣丘吉尔直言“香港虽不能坚守，但一定要保卫”。当时英国政府曾经有以下考虑，包括支持中华民国拖延日军扩张；研究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合作；尝试促使美国干预远东局势；或者与日本谈判等等。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正式拉开二次大战的序幕，国际形势出现剧变，英国在战争初期的形势不容乐观。1940年4月，德国侵占丹麦及挪威，挪威的沦陷，令德国更容易封锁英国的对外交通及攻击英国本土，使英国国内陷入恐慌，由德奥合并开始到德国入侵捷克上采取绥靖政策的首相张伯伦因此下台，丘吉尔于5月10日接任英国首相。就在丘吉尔接任首相当天，德军发动席卷西欧的大规模攻势，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皆迅速沦陷。英国派驻法国协防西欧的英国远征军，也与法军节节败退，惟有在5月底实施敦克尔克大撤退，将残余部队撤回英国。6月14日巴黎陷落；法国不久便于6月24日投降，英国在欧洲陷入孤立，只能单独对抗野心勃勃的德国。与此同时，意大利在6月10日对英法宣战，开启了地中海、中东及非洲战场，牵制了皇家海军的主力。德国于7月发动不列颠空战，德国空军大规模空袭英伦三岛，作为入侵英国本土的首阶段行动；德国海军进行潜艇战封锁英国海运，使英国物资短缺；德军又拟定海狮计划准备登陆英国本土，使英国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

日军在1938年12月攻占广州及深圳后，虽然日本已截断物资经香港转运到中国的物流线，但中国仍能通过滇缅公路经英属缅甸获取物资供应，因此自1938年起，日本便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以断绝中国取得外来物资。1940年4月起，德国在欧洲发动连串凌厉的攻势，不但占领西欧和北欧多国、意大利站在德国ー方干涉欧战，连英国本土也深陷险境，日本于是趁机要胁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日本为了加强对英国施压，日本陆军于1940年6月初调派大批部队在临近香港的深圳集结并举行军演，日本又向英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受制于急剧恶化的欧洲战局，为避免在远东地区也燃起战火，只好听从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在外交上向日本妥协。英国与日本于7月18日在东京达成协议，英国同意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英国希望透过谈判拖延日本，避免与日本立即开战，但日本并没有停止染指东南亚的步伐，日本趁法国本土已经沦陷，于9月派遣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滇越铁路遂落入日军控制，此举不但可进一步截断中国的对外交通线，更令日本的军事势力范围延伸到东南亚，还可将香港进一步孤立，使香港一旦爆发战事，在东南亚的英军也难以驰援。

英国向日本屈服关闭滇缅公路，使港英政府领导层及殖民地主管部门对香港的防守更为悲观，香港总督罗富国及殖民地部都认为香港已无法防守，呼吁伦敦当局考虑撤出香港守军，罗富国更认为应宣布香港为“不设防城市”，以避免战争造成大量平民死伤。不过，英国政府及军部虽然都认为香港是难以防守，却大力反对香港撤防，认为放弃守备香港形同鼓励日本加快渗透和侵略香港，而向日本不战而屈，不但打击英国国内的民心士气，也打击中国抗日士气，进而削弱英国政府的威信，更有机会诱使日本加快发动战争，后果极为严重。德、意、日于1940年9月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正式形成，在此情况下，正在抗击德国的英国，更不可能对轴心国之一的日本作出退让。英国政府决定不再与日本进行谈判，并于10月重开滇缅公路，以表达不会向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日本作出妥协的决心，英日两国爆发战争的危机因而再次升温。日本陆军在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后，曾经提出应趁法国及荷兰已经沦陷，英国在欧洲单打独斗，要求日本政府批准进一步入侵英、法、荷在东亚的属地，但日本海军以准备不足及美国可能介入为由，反对立即向英国开战，战争才没有在1940年爆发。

虽然战争因英国政府暂时妥协及日本政府忧虑美国介入而没有立即爆发，但英国当局仍要为很可能爆发的战争谋划对策。因为在香港东面的台湾早已是日本殖民地；在香港西面的珠海及海南岛已经沦陷，而法属印度支那也已被日本势力所支配；与香港北部接壤的深圳，以至广州一带，都已在1938年起陆续沦陷，因此香港在地理上已陷入三面受敌。假如香港受到日本大举入侵，加上日本海军在远东具有很大优势，英国在东南亚的驻军将难以驰援，英国此时也无法派遣大军增援在远东的守军，所以香港在1940年已近乎被日本势力完全包围，只是日本尚未下定决心向英国开战将香港拿下。由于英国不可能将香港向日本拱手相让，但增兵香港又很大机会要承受全数损失，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及军部对香港的守备目标，便不在于瓦解日本的军事攻势，而是在道义上争取上风，减轻政治压力，以及减少平民伤亡。故此，英国政府一方面向马来亚及海峡殖民地增兵，却又否决远东三军总司令朴芳空军上将向香港增兵的提案，首相丘吉尔更直言向香港增兵是“大错特错”（This is all wrong）。不过，因应朴芳的要求，英国当局同意将一批包括通用载具和备用炮管在内的军备运送给驻港英军。

然而在1941年初，英国在北非战场的罗盘行动击败意大利入侵埃及后的行动，不但将意大利皇家陆军逐出埃及，英军更乘胜追击意军达800千米到意属利比亚腹地，并消灭意大利皇家陆军第10集团军，令英国对抗轴心国的士气大振，英国政府及军部对日本的态度遂转趋强硬，更尝试与美国联手增兵东亚，阻吓日本发动战争。当时英国已于不列颠战役取得胜利，德国空军无法取得制空权令希特勒取消执行海狮计划入侵英国本土；英国又于同年3月开始透过《租借法案》获得美国物质支援；美日关系日趋恶化，美国海军决定将太平洋舰队由美国西岸移驻到太平洋中部的珍珠港，并增兵菲律宾。德国在6月22日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减轻英国本土面对德军入侵的压力；而皇家海军在地中海及大西洋亦逐步站稳阵脚，可以派出部分军舰增援远东地区。由于形势稍为好转，伦敦当局及军部开始与美国、中国及荷兰流亡政府商讨合作，共同在远东制衡日本，亦即设立ABCD包围网，企图逼使日本放弃侵略。

贾乃锡少将于1941年7月卸任驻港英军司令返国，由莫德庇少将接任。不过，贾乃锡取道家乡加拿大返回英国之时，特意到渥太华游说加拿大政府派兵增援香港，他与加拿大陆军总司令加利华少将及加拿大国防部长罗士顿会晤，寻求加拿大派兵增援香港，加拿大军方对此正面回应，并转交加拿大内阁商议；时任加拿大总理麦肯齐认同加拿大可在战时发挥更大影响力，同意协防香港，加拿大政府于9月决定派两营步兵增援香港守军。当时在大英体系下与加拿大同为自治领的澳洲，已经派兵到英属马来亚支援当地英军。贾乃锡邀请加拿大派兵到香港的提议，既无须动用在英国本土的兵力，又可增强香港防务，更可展现在大英体系下各自治领与英国共同对抗轴心国的决心，加强阻吓日本的开战意图，还可提升英国国内的士气，因此获得英国内阁支持，连原本对增兵香港采取消极态度的首相丘吉尔亦表示乐观其成，并由自治领部正式向加拿大发出派兵到香港的邀请。两营共1,975人的加拿大援军，于10月中旬分别从魁北克市和温尼伯启程，经温哥华乘运兵船横渡太平洋，于11月16日抵达香港。朴芳、贾乃锡与莫德庇等英军将领，于11月继续游说加拿大增派援军到香港，而朴芳更提议加派空军到香港，虽然加拿大也有意加派兵员和装备到香港，但未能赶及战争爆发前落实。

除了商讨增兵香港之外，当日军在1938年攻占广州后，香港政府开始筹备民防工作。不过，由于时任总督罗富国认为强化香港军备会被日本视为挑衅，主张香港不设防，故此他将焦点集中在强化港督权力、战时财政预算、舆论审查、粮食和物料管制，以及关闭边境等行政措施。虽然罗富国在任内下令成立防空署及教育公众应对空袭，但备战态度始终有欠积极，罗富国本人更拒绝增建防空洞。罗富国于1940年4月至1941年1月间因病返回英国休养，其职务先由辅政司史美代行，至同年8月交由陆军中将岳桐署任。岳桐署任总督后，各项民防工作才加紧进行，他于10月下令在香港岛及九龙大量增建防空洞及各种民防设施，又邀请国民政府派员来港，协助监听日军通讯及分享情报。不过，由于岳桐仓促推行的民防工程引发大量贪污弊案，招致立法局及社会舆论猛烈抨击。杨慕琦于1941年9月就任港督后，为了挽回公众信心，旋即在11月成立“公务员贪污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Corruption in the Public Service）及“惩治贪污局”（Anti-Corruption Bureau）彻查弊案，然而未见成效，战争已经爆发。

香港政府在1937年12月筹组一个专责应对敌军空袭香港的新部门，防空署（Air Raid Precaution Department）于1939年正式成立，该部门负责统筹防空洞的建造工程、设置防空相关的民防设施、培训防空救护和灭火人员、教育公众应对空袭，及制定公众防空演练计划等工作，以期降低香港遇到敌军空袭时的人命伤亡；防空署在1939年便为超过6千人提供防灾训练，并印发小册子教育市民应对空袭的措施；到1940年该署委派督导员，可在防空演习、实施灯火管制期间及在战时，进入民居进行指导工作。踏入1941年，香港面对日军入侵的压力与日俱增，为因应战争一旦爆发后的人力需求，政府呼吁香港市民参加义务性质的防空救护队及后备灭火队等民防组织。

驻港英军于1937年起招募香港华人居民加入皇家炮兵，在1941年已有约150名本地居民在英军炮兵单位中服役。二次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后香港实施征兵制，规定在港居住的英国人参军，他们大部分被编入属于后备军的香港义勇防卫军或皇家海军志愿预备队（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s），而后备军亦招募华人居民参加。除了早已成立的香港义勇防卫军，香港政府也筹组新的军事单位，以补充驻港英军人数的不足，香港华人集团军及晓士兵团因此成立。香港华人集团军成立于1941年11月，成员由香港本地华人组成，由驻港英军派出资深军官协助训练；与香港义勇防卫军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不同，香港华人集团军的成员是全职军人，因此无须事先召集便可执勤；当初希望先组建一个达800人的步兵营，但战争爆发时，只来得及编成一个51人的步兵连。晓士兵团（Hughesiliers）是一支由居港外籍人士组成的民兵，成员来自超过兵役年龄的英国人，及其他居港的同盟国或中立国侨民，他们将会在被召集时协助驻港英军保护重要据点；虽然晓士兵团的成员大多有55岁以上，但很多都是退伍军人，当中不少成员更具有在一战的作战经验，而领军的是曾任怡和洋行大班的行政及立法两局议员百德新。

日军战略部署（1936至1941年）

在1920年代，日本虽然没有正式计划攻打香港，但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却一直活跃。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从1926年起编修《香港兵要地志》，开始有系统地查探香港的布防和地理。1934年，丸山政男大佐编纂《为攻略英领香港之兵要地志并作战资料》，详细探讨香港的地形、防卫兵力、机场和炮台等军事设施。日本除了派出间谍刺探及由卧底取得情报，也透过香港黑社会、意大利驻港领事馆及其他渠道收集各种情报。参谋本部在1938年8月更新的《香港兵要地志》，便是根据谍报及丸山大佐的成果。不过，日军所收集的香港防务情报，虽然能够准确指出城门棱堡的弱点，却未能正确描绘醉酒湾防线的机枪堡位置，对香港其他海防设施的描述也多有错漏，亦未能查探英军的详细部署策略。曾任意大利皇家海军中校的意大利驻港总领事米利托（Gennaro Pagano di Melito）透过在港府的线人收集香港防务情报，及后将资料转交其盟国日本，使日军可修正部分有错漏的资料，并以此在1939年8月编订《香港防御施设图》。

1936年，日本陆军修订《帝国国防方针》，开始构思对英国作战，也随之开始探讨进攻香港的计划。虽然日军自1937年全面侵华后，便积极收集关于香港的军事情报，且颇有进展；但日本军方要到1940年初，才将攻打香港列入为一旦英法参战的其中一个回应行动。按照当时日军的《香港作战要领》，进攻香港的策略是先夺取制空权，然后派出陆军依次攻占九龙半岛及香港岛，而海军则可按情况派出陆战队在香港岛的南岸登陆，或者只对香港执行海上封锁。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本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关闭滇缅公路，日本陆军不但派出大军在深圳演习，更一度部署进攻香港。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曾派员到香港调查环境，陆军初步构思派遣一个半师团的兵力攻打醉酒湾防线并占领九龙，继而侵占香港岛。不过，日本海军却认为进攻香港将令美国有机会籍词介入，但当时海军尚未准备好同时向英美开战，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亦听从海军的建议，没有发动战争，故此进攻香港的构思也暂且搁置。1941年初，日本陆军第38师团曾派遣参谋到香港边境实地视察，然而不久之后，第38师团便因为长沙会战而须往北调动，攻港计划因而再次停滞。1941年3月5日，日本外交官松冈洋右访德，德国元首希特勒透过松冈催促日本尽快向英美宣战，并提出日本可进攻香港和新加坡等英国远东殖民地。

1941年8月，美国向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使东亚局势出现关键性转变。当时英国正增兵香港及东南亚殖民地，并联合美国、荷兰及中国组成ABCD包围网，借此吓阻日本的开战意图；但美国向日本石油禁运一事，却逼使和战不定的日本政府内阁必须作出抉择。自1941年8月到10月初，由首相近卫文麿领导的日本政府内阁便与军方在开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近卫文麿担心对英美开战，将使日本难以兼顾多条战线，主张继续跟美国和谈解除石油禁运，惟军方认为美日两国必有一战，主张加快开战准备；而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必然成为ABCD包围网的其中一个重要据点，势必对日本来往东南亚的交通线构成干扰，所以日本军方决意在开战之初便要攻占香港。日本陆军在9月向昭和天皇提交“南方作战”方案，计划同时进攻香港、菲律宾、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英属婆罗洲、关岛及俾斯麦群岛，并突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然而，日本政府要到近卫文麿于10月辞任首相，由主战的东条英机接任后，才决意向美国及英国开战，并开始审议“南方作战”的战术细节。

讽刺的是，由于日本政府在这段时期对开战的立场摇摆不定，决策常自相矛盾，反而使英国及美国的情报机关大为困惑，无法准确判断日本发动战争的时间。结果在1941年8月到11月，英美两国虽然明知日本将会开战，但在有限的讯息及自相矛盾的情报下，判断日本是不会在1942年春季之前开战。与此同时，虽然英国调整策略加强防守远东地区，并通过协商由澳洲及加拿大分别派出援军到星马及香港，但由于情报机关判断日本不会在短期内开战，使得增兵远东的速度及规模都受到影响，而在远东包括在香港驻防的英军，在1941年年底还认为最少仍有半年时间可增强防务，所以很多防御工事的建设及军事部署都没有加快进行。日本对开战准备充足及英美对开战时间的误判，不但让处心积虑开战的日本达成奇袭，也令日军入侵香港和东南亚的攻势势如破竹，短短数个月间便席卷东亚。

战前双方的军事部署

驻港英军

莫德庇少将于1941年8月就任驻港英军司令。当时驻港英军陆军有四个由正规军组成的步兵营，包括由英国本土派来的皇家苏格兰兵团第2营（简称“苏格兰营”）和密德塞克斯兵团第1营（简称“密德塞克斯营”）；由英属印度派来的第7拉吉普兵团第5营（简称“拉吉普营”）和第14旁遮普兵团第2营（简称“旁遮普营”）。除了这四个派驻来港的步兵营，莫德庇尚有在香港招募及组成的作战单位可供动用，包括一营香港义勇防卫军（简称“香港防卫军”）、一连香港华人集团军，以及一队晓士兵团民兵。此外，还有四团皇家炮兵、三连皇家工兵，及若干后勤部队。

莫德庇最初的防守方案与1938年参谋长委员会的决议一致，由于英国不打算增兵香港，香港守军可动用的兵力极为有限，所以防守策略是以保卫香港岛为核心。莫德庇起初把三个步兵营留驻香港岛，只部署一营旁遮普步兵在新界及九龙拖延日军。1941年9月29日，加拿大决定派出皇家加拿大来福枪营（简称“来福枪营”）及温尼伯榴弹兵团第1营（简称“温尼伯营”）增援驻港英军。因为在1941年11月16日有两营合共1,975人的加拿大援军抵港，守军的正规步兵增至六个营，莫德庇因此有空间调整部署，除了增派士兵到九龙和新界，也决定重新驻守醉酒湾防线，以期增强拖延日军推进的效果。莫德庇把六营步兵分成“大陆旅”（Mainland Brigade）及“港岛旅”（Island Brigade），“大陆旅”部署在九龙和新界，负责拖延日本陆军南侵，而“港岛旅”部署在香港岛防卫港岛南岸，阻止日军从香港岛南部的海滩登陆。当战争爆发后，醉酒湾防线一旦被日军攻破，“大陆旅”便撤返香港岛，并在港岛北岸防守及组成第二道防线。

莫德庇将怀特（S.E.H.E. White）中校率领的苏格兰营、基德（G. R. Kidd）中校率领的旁遮普营及罗连逊（Cadogan-Rawlinson）中校率领的拉吉普营编入“大陆旅”，由华里士（Cedric Wallis）准将指挥，这个三步兵营是驻守醉酒湾防线的主力，而防线的兵力部署，由西到东被分为左翼、中央及右翼。苏格兰营驻守防线左翼（上葵涌－城门棱堡－荃湾），旁遮普营驻守防线中央（王屋－沙田围－望夫石－隔田－山下围－大围－城门河），拉吉普营驻守防线右翼（西贡竹角－葵坳山－黄麖仔－大老坳－东洋山－芺蓉泌）。

为迟滞日军的攻势，旁遮普营和苏格兰营分别派出“前锋队”到大埔公路及青山公路至边境地带，负责前线侦察和破坏任务，一旦收到日军入侵香港的消息，“前锋队”便配合皇家工兵破坏九广铁路、大埔公路及青山公路等，通往九龙的桥梁、道路和铁路，以拖延日军推进，然后返回所属的单位。大陆旅的指挥部位于九龙塘歌和老街和窝打老道的交界处，旅部的外围由迈亚（H. W. Mayer）少校率领的一连香港华人集团军防守。

至于驻守香港岛的“港岛旅”，由加拿大援军司令罗逊（John K. Lawson）准将指挥，下辖史钊活（H. W. Stewart）中校率领的密德塞克斯营、薜基富（J. L. R. Sutcliff）中校率领的温尼伯营、荷姆（W. J. Home）中校率领的来福枪营、罗斯（Henry Barron Rose）上校率领的香港防卫军及百德新率领的晓士兵团。密德塞克斯营负责港岛沿岸防守、温尼伯营负责港岛西南（寿臣山－薄扶林－鸡笼湾－黄竹坑），来福枪营负责港岛东南（鹤咀半岛－大风坳－赤柱－柏架山－鲤鱼门－大潭）。罗斯上校率领的香港防卫军分别为大陆旅和港岛旅提供前线支援及二线防卫，百德新领导的晓士兵团则在战争爆发后防守北角发电厂。港岛旅的指挥部设在聂高信山山腰，邻近黄泥涌峡道。莫德庇的总司令部位于域多利兵房（今香港公园），纽临（Lancery Newnham）上校担任参谋长。

英军的野战炮主要配属于香港星加坡皇家炮兵团第1香港团（1st Hong Kong Regiment,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Royal Artillery），装备有12门6英寸野战炮、2门60磅野战炮、8门4.5英寸榴弹炮、8门3.7英寸山炮、6门18磅野战炮，以及4门2磅反坦克炮 。总括而言在战争爆发时，香港守军的陆军有六营正规步兵合共5,287人、四团正规炮兵2,811人、一营香港防卫军1,378人、一连香港华人集团军51人、后勤部队1,190人，共计10,717人。

香港守军除了有陆军之外，尚有海防炮兵、海军及空军的部署。海军方面，香港自1865年起已成为皇家海军的中国舰队（China Station）司令部。二战爆发后，中国舰队的大型军舰逐步撤走，由于香港的周边地区都已被日本控制，皇家海军担心日本一旦对香港开战，在香港的舰艇即会落入日本的包围，所以大型军舰都在1940年撤往新加坡，而驻港舰队几乎全由小型近岸防卫舰艇组成，驻港皇家海军的舰艇由驻港皇家海军高级军官哥连臣（Alfred C. Collinson）准将指挥。开战前夕，驻港海军尚有3艘1917年S级驱逐舰，分别是哨兵号（HMS Scout H51）、珊奈特号（HMS Thanet H29）及色雷斯人号（HMS Thracian D86）；2艘昆虫级浅水炮舰，分别是蝉号（HMS Cicala T71）及蛾号（HMS Moth T69）；另外2艘浅水炮舰分别是燕鸥号（HMS Tern T64）及知更鸟号（HMS Robin T65）；1艘赤胸朱顶雀级布雷舰红尾鸟号（HMS Redstart M62）；3艘防潜网敷设船，分别是巴礼号（HMS Barlight Z57）、艾德门号（HMS Aldgate Z68）及水门号（HMS Watergate Z56）；8艘鱼雷艇（编号：7至12及26至27）。

香港守军仅有的3艘S级驱逐舰都是一战的老古董，在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海空兵力下实难以生存，当中的两艘更于开战当晚紧急撤退到新加坡以保留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实力，仅留下色雷斯人号在香港水域苦战。这些驱逐舰虽然是香港守军“最大型”的军舰，但日军认为并不足以构成威胁，日军较担心的反而是守军的鱼雷艇，恐防守军利用这些小型及高速的鱼雷艇干扰日军对香港岛的登陆战。

由于大型军舰都已经撤走，驻港英军要阻止日本舰艇进犯香港水域，便很倚重位于维多利亚港两岸，尤其是设在香港岛四周的多座海防炮及炮台，驻港英军的炮兵司令是麦里奥（Tom MacLeod）准将。守备维多利亚港西面入口的有昂船洲炮台（3门6英寸海防炮）、港岛西有摩星岭炮台（3门9.2英寸海防炮）、银禧炮台（3门6英寸炮）及上卑路乍炮台（1门6英寸炮、2门4.7英寸炮）；在维多利亚港东面入口有白沙湾炮台（2门6英寸炮）及歌连臣角炮台（2门6英寸炮）。香港岛南部也有多座炮台，主要用来防范敌军在港岛南岸登陆，当中有部分炮位可转向北方支援陆战；在港岛东南部有博加拉炮台（2门9.2英寸炮）、鹤咀炮台（2门4英寸炮）、赤柱炮台（3门9.2英寸炮）、黄麻角炮台（2门6英寸炮）及舂坎角炮台（2门6英寸炮）；在港岛西南部有香港仔炮台（2门4英寸炮）。其中的8门9.2英寸后装海防炮是英军在开战时于香港部署的最大口径及最强火力的海防炮，当中安装在赤柱炮台的三门9.2英寸炮在香港战役中，对保卫香港岛南部水域及阻慢日军向香港岛南部推进发挥了很大作用。不过，英军炮台的海防炮，虽然大部分可作360度回转，但香港的地形多山，而且海岸线复杂，各炮位的射界因此受到地形所限制，对于特定位置的目标，须由射界可覆盖该处范围的炮位接战，所以可迎击敌军的海防炮远比29门的总数少，这也是香港岛四周都需要设置炮台的原因。除此之外，因为海防炮的原始攻击对象是敌军的船舰，装备的炮弹以穿甲弹为主，这种炮弹虽然贯穿力强，但炸药分量不及爆破用的榴弹，用于陆战的破坏力相对较弱。假如香港面对装备大量重炮的敌军来袭，守军单靠海防炮是不具备火力优势。另外，皇家海军于1939年起在香港多条水道布设雷区，部分水雷能由遥控引爆，可配合海防炮阻止敌舰驶近香港近岸。

至于香港的防空方面，由于皇家空军在1930年代末期已决定不增援香港，使香港的空中防卫能力极为薄弱。驻港皇家空军司令为苏利民（Hubert Sullivan）上校，并由希尔（Donald Hill）少校担任香港机队（Hong Kong Flight）指挥官。驻港英军只有3架没有鱼雷挂架的角羚式鱼雷轰炸机，以及2架海象式水上侦察机，使香港守军面对日军的空袭，须完全依赖分布在香港岛各处的高射炮及炮台。香港岛四周都部署有高射炮，港岛东有西湾炮台（2门3英寸高射炮）；港岛东南分别有鹤咀的德忌笠角炮台（2门3英寸高射炮）、赤柱沙石滩（2门3英寸高射炮）及赤柱炮台（2门3英寸高射炮）；港岛南有南朗山（2门3英寸高射炮）；港岛西南有鸡笼湾的鸡笼湾炮台（2门4.5英寸高射炮）；港岛西有摩星岭炮台（2门3.7英寸高射炮）及龙虎山的松林炮台（2门3英寸高射炮）；港岛中央有黄泥涌峡（2门3.7英寸高射炮）。虽然香港岛的四周都设有高射炮，但香港岛的地形多山，常会对炮位的观测和瞄准造成阻碍，只能由敌机从一座山的山脊冒出至飞到另一座山山脊背后的时间，进行瞄准及开火，所以可迎战敌机的时间，往往短过地势平坦的地方，因此香港须要比地势平坦的城市部署更多的高射炮，方能有效应付敌机空袭的威胁，但当时英国本土亦饱受德军空袭，能分配给香港的高射炮极为有限。由于守军的高射炮数量不足，又缺乏雷达指挥，面对日军飞机的空袭，所能发挥的空防效能受到颇多限制。

侵港日军

日军于1938年10月登陆广东，进而攻占广州及珠江口一带，并封锁香港边境。日本陆军于1941年6月在广州设立第23军，负责广东占领地的军务。同年9月，日本陆军部开始构思“南方作战”的行动计划，决定调派一个师团及一支攻城炮兵队作为进攻香港的主力，并下令隶属第23军的第38师团筹备战术部署。

第38师团起初的战术方案，主要围绕进攻九龙及逼使英军投降。由于新界与九龙半岛之间山多地狭，使进攻九龙的日军只能考虑两条路线，分别是沿着新界东部的九广铁路及大埔公路南下至城门水塘再翻越金山，以及沿着新界西部的青山公路穿越荃湾及葵涌。因为青山公路的路况较适合运送及部署重炮，而新界东部的路线则较为险要，又有城门河及沙田海所阻，所以日军计划把进攻九龙的兵力集中在西面的青山公路；而在边境东部集结的另一支日军部队也会同时经粉岭及大埔南下，并推进至醉酒湾防线中部及东部的前沿，借此牵制英军，但不考虑作为进攻九龙的主力。第38师团计划以三日攻占大帽山以北的新界地区、六日围攻醉酒湾防线、三日突破防线及攻占九龙市区。占领九龙后，日军将使用五至七日部署攻打香港岛，然后在港岛北岸登陆，在五日内攻陷香港岛，并逼使英军投降。不过，由于预期攻陷九龙后，在香港岛孤立无援的英军将会很快投降，所以第38师团在开战之前，并未考虑进攻香港岛的战术细节。由于英军已在香港筑有要塞、炮台、堡垒及地下化的防线，为准备炮轰英军的坚固防御工事，日军特别在攻港部队中编入第1炮兵队，配备42门口径达150毫米或以上的重炮，包括8门专门用于攻城的四五式240毫米榴弹炮。

第38师团的作战方案，大致被第23军采纳，只是将攻陷香港岛的时间缩短至三日内。进攻香港的主力是日军陆军第23军，集团军的最高指挥是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参谋长栗林忠道少将，参谋副长樋口敬七郎少将。第23军属下包括第38师团、第1炮兵队，以及第51师团所属的荒木支队。

第38师团的师团长是佐野忠义中将，师团的作战参谋是亲泊朝省少佐。师团属下共有13,509名官兵、3,395匹军马，以及若干运输载具。第38师团主要由三支步兵联队组成，包括土井定七大佐的第228联队（3,038名官兵）、田中良三郎大佐的第229联队（2,901名官兵），以及东海林俊成大佐的第230联队（2,890名官兵），并由第38步兵团长伊东武夫少将统率。第38师团的炮兵单位包括神吉武吉大佐的山炮兵第38连队（36门四一式山炮）、独立山炮兵第10连队（24门四一式山炮），以及独立山炮兵第20大队（9门波佛斯M1930山炮，从中国战场虏获）；工兵单位包括独立工兵第19连队及独立工兵第20连队；一支装甲车中队（5辆九四式轻装甲车）；师团还有通讯队、兵器勤务队、卫生队、野战医院，以及病马厂（负责军马救治及防疫）等后勤单位，而整个第38师团共有23,228人。

第1炮兵队由北岛骥子雄中将指挥，有5,892名官兵，包括重炮兵第1连队（8门四五式240毫米榴弾炮）、独立重炮兵第2大队（8门八九式150毫米加农炮）、独立重炮兵第3大队（8门八九式150毫米加农炮）、野战重炮兵第14连队（6门四年式150毫米榴弹炮）、独立臼炮第2大队（12门150毫米臼炮）、炮兵情报第5连队，以及第3牵引自动车队（牵引车32辆）。

荒木支队由第51师团所属的步兵第66连队组成，兵力约有6,000人，连队由荒木胜利大佐指挥。由于香港山地多平地少，九龙半岛和新界之间有丘陵分隔，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又有维多利亚港隔开，香港岛的地势也是以山地为主，地形不利于机械化部队推进，所以日军只派出小量装甲部队参战，而以步兵及炮兵为主力。日本陆军直接投入攻打香港的地面部队约有29,120人，即是第38师团及荒木支队的总和，这个人数尚未包括第1炮兵队、宪兵及其他支援单位。

日军相对英军的一个显著优势是配备大量中小型火炮。75至119毫米口径的中型火炮，日军有89门，而英军仅有35门。75毫米以下的火炮，日军有48门，并且有36门迫击炮，而英军只有4门小口径反坦克炮及60门迫击炮。因为香港的地形多山，大口径的重炮或海防炮即使具有较长的射程，但射界容易受到地形阻碍，难以发挥长射程的优势，而且部署需时，反而中小型火炮更容易跟随前线部队行进，适时提供火力支援。日军三支步兵联队都有山炮部队伴随作战，其大量装备的75毫米口径四一式山炮，特点是容易分解及组合，方便运输及部署，如由熟练的炮手操作射速可达每分钟20发，是一款很适合为前线单位提供火力支援的速射炮，因此自1911年开始装备以来，便成为日军步兵联队的重要装备，另外日军基层步兵单位还配备有八九式掷弹筒，可弥补手榴弹与迫击炮之间的火力空白地带。相形之下，英军前线步兵单位缺乏野战炮的支援，在前线的火力处于劣势，这弱点也在之后的战事反映出来，纵使英军尽力坚守据点，奋勇发起反攻，不惜与日军埋身肉搏，甚至在短兵交接中击退日军，但每当日军架设速射炮后，英军前线在日军密集炮火打击下，往往伤亡惨重，最终节节败退，所以两军在中小型火炮数量上的显著差距，对前线作战的成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日军对香港的空中作战主要由陆军飞行战队负责，由于英军在香港没有部署像样的战斗机，日军享有绝对的制空权，日军机队以空袭香港重要战略要地为主要任务，并为陆军的攻势提供空中掩护，所以入侵香港的机队主要由轰炸机组成，并辅以少量战斗机支援。在进攻香港前夕，日本陆军抽调飞行第45战队、独立飞行第10中队、飞行第44战队第3直协队及独立飞行第18中队南下广东，编入专责攻略香港的第23军。飞行第45战队原驻中国东北嫩江，装备34架九八式俯冲轰炸机，但部分飞机因故障及天气因素，飞到广州白云机场参战的有29架，该机队在香港攻略战中，主要负责空袭英军舰艇、炮台、军营、民用设施、支援地面部队攻势，以及散发心理战传单。独立飞行第10中队原驻山西运城，装备13架九七式战斗机，但因故障及天气原因，实际参战的只有9架，在开战初期为轰炸机护航，也会用于辅助性的对地攻击。飞行第44战队第3直协队原驻汉口，装备6架九八式直接协同侦察机，主要负责监视英军地面部队及协调日军地面部队作战。独立飞行第18中队原驻汉口，装备3架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主要负责搜索目标及拍摄空照。故此，实际有29架九八式俯冲轰炸机、9架九七式战斗机、3架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及6架九八式直接协同侦察机，合计47架飞机，接受第23军的指挥。

日本海军参与侵港作战的两支航空机队均由第二遣支舰队指挥，分别是南支航空队派驻三灶岛的3架九二式舰上攻击机，以及广东方面队的2架九四式水上侦察机，合共5架海军飞机，数量不但少，而且属较老旧的机型，主要用作侦察及搜索等辅助用途，需要时亦可挂载炸弹进行空袭任务。虽然日军直接投入攻打香港的飞机不算新式机型，甚至部分机型已显得老旧，数量也得52架，但对比驻港皇家空军只象征式装备5架旧式飞机，又没有战斗机，所以谈不上要争夺制空权。第23军获调派空袭香港的机队，主要由较轻型的单引擎俯冲轰炸机组成，对袭击英军基地及防御工事的攻击力有所不足，故此日军也预备必要时调派更多机队参与侵港作战，包括抽调海军及陆军参与菲律宾战役的重轰炸机部队，改为空袭香港。在开战后，日军曾调派九七式重轰炸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及一式陆上攻击机，合计62架双引擎轰炸机，加强对香港的空袭。

虽然进攻香港将以陆军为主力，但海军也有派出军舰参战，主要负责封锁香港海域、截断海上交通线、炮击陆上目标，并且在必要时协助陆军进攻青衣岛、昂船洲、九龙半岛及香港岛。日本海军派出支那方面舰队辖下的第二遣支舰队投入侵港作战，由新见政一率领，五十铃号轻巡洋舰为舰队旗舰，旗下有3艘驱逐舰（栂号、雷号及电号）、4艘鸿型水雷艇（鹎号、鹊号、雉号及雁号）、3艘炮舰（桥立号、宇治号及嵯峨号），以及若干支援舰只。

日军的进攻部署及准备

香港自第二次中日战争在1937年7月爆发起，便成为中国取得海外物资支援的重要中转站，日本为截断香港与华南地区的交通线，决定发动广州战役。1938年10月12日，日军第18师团在邻近香港的大亚湾登陆，10月15日攻占惠阳，10月18日占领福田，10月21日攻陷广州，日军由登陆广东至攻陷广州只用了十天时间，日军自发动广州战役起便在深圳封锁香港边境，阻止物资从香港流入中国，并且与戍守香港边境的英军对峙。不过日本当时尚未准备好向英国开战，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英美等西方国家，所以日军没有大规模集结在香港边境，其部署目的是要阻断跨境物流运输，但同时要避免与英军在边境发生冲突。当时广九直通车已经停运，九广铁路北行列车的终点站止于属于英段的上水站，而英军在罗湖桥上设置路障，又堵塞路轨，提防日军越境。1940年6月，日本在威逼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期间，日军曾调派达5,000人到香港边境进行军演，借此向英国施压，之后因英国同意关闭滇缅公路，撤出大部分部队。1941年年中因为德苏开战，因此日本政府内阁对是否在12月向英美开战仍是举棋不定，但日军已经筹备入侵香港，日军在1941年6月于广州设立第23军，而其下辖的第38师团亦已研讨入侵香港的战术细节和所需的战前部署。10月17日，由东条英机领导的日本政府决定向英美开战，11月5日，在御前会议议决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确定实施“南方作战”，日本海军及陆军将于12月上旬完成对英、美、荷的开战准备。11月6日，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下达准备攻占香港的密令；同日，酒井隆中将接任日军第23军司令，敲定攻略香港的作战计划，并确定第38师团为进攻香港的基干部队。

第38师团于1939年8月在名古屋编成，是日本为准备扩大中日战争的规模及在持久战中寻求突破而增设的11个师团之一。第38师团于1939年10月从大阪出发，同月下旬在广州黄埔登陆，先后被编入第21军、南支那方面军和第23军。该师团一直活跃于广东地区，于1940年3月参加攻占中山，同年5月至6月进攻良口，1941年4月至5月在东江作战，其后封锁香港及澳门往来中国内陆的交通线，第38师团在两年间参战达390次，可说是“身经百战”。日军在1940年控制广州及珠江口一带后，当时的南支那方面军已经着手筹划进攻香港，并封锁广州白云山一带，利用该处的山势模拟醉酒湾防线，进行在山区行军、运输、部署和作战的训练。第38师团于1941年9月中旬，在佛山仙人岭进行野战演练，由新上任的步兵团长伊东武夫少将指挥，并在师团中挑选精兵组成特攻部队，针对攻打英军防线的机枪堡进行特训，特攻部队将先破坏机枪堡外围的铁丝网，再以喷火器喷气枪眼进行压制，及后向枪眼投入爆破筒，并训练从机枪堡的射击死角，使用手榴弹发动攻击。第38师团的训练于9月中旬曾一度因第二次长沙战役而中断，至10月上旬返回佛山。之后，第230联队在仙人岭，第229联队在中山，而第228联队在三水，继续进行训练，到10月下旬，针对攻略香港的演练大致完成，并分别接受第38师团长佐野忠义中将的检阅，可见第38师团不但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对进攻香港的准备也十分充足，而且训练有素。

在日军各支侵港部队之中最早针对香港作调动的，是由北岛骥子雄中将指挥的第1炮兵队。因为日军早已知悉英军在新界和九龙之间的山脊建有地下化的防御工事，而自1939年起，日军在中国战场已鲜有须要动用多门重炮轰击的坚固防线，当英日两国在1940年6月因滇缅公路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便于7月15日下令将攻城重炮部队转移到香港附近备战，并编成第1炮兵队。这支重炮部队于1940年8月18日在广东宝安登陆，并开始进行针对英军防线的轰击训练。

1941年11月21日，日军为进攻香港而开始秘密部署，第23军在罗湖及南头等地设立兵站设施。作为侵港日军主力的第38师团先在虎门集结，最先出发的第229联队在11月21日离开中山，在唐家湾经水路前往虎门；第228及第230联队，也于26日至29日离开佛山及三水，经陆路南下虎门。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议，日本正式落实对英、美、荷开战，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航母机动部队已在太平洋的航程上；翌日，第23军司令部接获由大本营发出的即将对英国开战密电。12月4日，第38步兵团长伊东武夫少将率领首批部队从虎门出发，到深圳作入侵香港前的最后部署。12月7日，日军已在深圳银湖山、布吉、李郎及横岗等地隐蔽集结。荒木胜利大佐率领的第51师团辖下步兵第66连队（又称“荒木支队”）分别集结在深圳龙华区及惠州淡水，这支部队于开战初期主要担当后卫角色，防止中国国军部队从背后干扰日军主力入侵香港的行动。12月8日凌晨，第38师团长佐野忠义中将在深圳沙湾；步兵团长伊东武夫少将在黄贝岭。土井定七大佐的第228联队分别在沙井及西乡；田中良三郎大佐的第229联队在横岗，而其第3大队在沙头角；东海林俊成大佐的第230联队在布吉，而其第1大队在南头。在香港边境集结的第229及第230联队都已在12月7日完成最后休整，只有距离香港较远的第228联队需要继续行军。日军对进攻香港一直保持高度机密，为防被英军洞悉其调动大军的真正意图，日军内部将是次调动称作准备进攻昆明，日军又采取昼伏夜出的策略，尽量在夜间行军，在日间则将人员及装备隐藏，又刻意将部队的阵地分散在各处，并在晚上严控灯火，即使时值冬季，在野外也不生火煮食及取暖，避免被英军发现有大量部队在香港边境集结的迹象。

日军在前线的保密措施本身是成功的，在香港边境驻防的英军也没有发现须时刻留意和报告的异样，不过伦敦政府早在12月3日已通过外交途径得悉日本将取道泰国南部进攻英属马来亚，英国当局也将消息电告香港守军主将莫德庇，所以香港在12月5日已调集部队准备迎战。日本在1941年11月初决定向英国开战后便密谋攻占英属马来亚，并要求泰国为日军提供前线基地。另一方面，英国亦争取泰国合作，不要让泰国成为日军入侵马来半岛的跳板，日本则准备派遣饭田祥二郎中将率领的第15军，当泰国拒绝请求时，便强行在泰国夺取前进基地。虽然英国曾于12月初通报泰国，日军在海南岛三亚出现异常调动，日军舰队亦于金兰湾集结，可能会对泰国发动攻击，惟泰国却倾向与日本合作，纵使泰国于12月8日亦一度受到日军入侵，但泰国在日本军事威胁及日方提出瓜分占领地的利诱下，泰国首相銮披汶颂堪决定与日本结盟。虽然英国未能促成泰国合作阻止日本发动侵略，但与泰国政府交涉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从中得悉日本即将发动战争及入侵香港的图谋。

香港在战前的局势

虽然日军在1938年年底已经压境，但在香港的市区仍是一遍繁华景象。香港人口在1935年尚不足100万，其后受到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影响，开始有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到1941年香港爆发战争前已高达160万人。罗富国在1937年至1941年9月出任香港总督期间，虽然其个人观点认为香港难以单独长期防守，建议伦敦政府将香港设定为“不设防城市”，但他仍有就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制定民防措施，包括成立防空署统筹建造防空洞，在各区安装防空警报器及协调各项民防工作。因为化学武器在一次大战的欧洲战场被大量使用，驻港英军的领导层也有不少曾经见识过化武的杀伤力，港府和军方在探讨民防工作时，估计香港一旦遭到敌军使用毒气弹空袭，恐怕在数小时内便死伤枕藉，所以香港政府在1935年已将防范化武袭击列为民防项目，不过从英国进口的防毒面具都很昂贵，每个最少要30港元（1936年的价格），一般市民根本负担不起，政府因此协助本地橡胶厂及水鞋厂生产防毒面具 ，首批香港制造的防毒面具于1937年供货，每个售价为8港元，比起舶来货便宜得多，但对比一般市民的收入依然是十分昂贵，所以除了一部分是卖给政府，便是供应给中国国军打抗日战争。不过到1940年，香港政府有感于日军入侵的压力不断增加，于是推出资助计划，将防毒面具以每个2港元的售价卖给市民，希望办到“一人一罩” 。香港在1930年代后期已开始备战及筹备多项民防工作，如在1937年12月9日举行的防空演习，全港当晚8时至10时实施灯火管制，辅政司更声言会对劝告无效者罚款千元；1940年下半年起，防空演习的次数转趋频密，灯火管制更连续两晚进行。香港在1941年11月举行大型民防演习，模拟市区被敌机大规模空袭时的灭火、救护及伤患转移能力；政府又再次呼吁市民参加灭火、救护、运输及厨务等民防工作。

1939年2月21日，日军飞机越过边界入侵香港领空，并在罗湖站附近开火扫射，导致30多人死伤，英国随即向日本提出抗议，并由香港辅政司史美向日方交涉，日军辩称是误击，同意道歉及赔偿2万港元，事件虽然以日方赔偿而平息，但当时社会有舆论认为爆发军事冲突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香港政府及军方都了解单凭香港的兵力是不足以应付日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但为免造成社会恐慌，所以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又经常宣称驻港英军有能力保卫香港，甚至将醉酒湾防线比喻为“东方的马奇诺防线”；即使在1941年12月5日，港府领导层得悉日本很可能短期内对英开战，香港军部也于同日召集后备军，但对公众发放的讯息仍是尽量缓和紧张气氛，总督杨慕琦在12月6日还出席慈善晚会，所以即使是战争爆发前的12月7日，香港市面仍是一切如常。

虽然英日两国在1940年6月已因滇缅公路问题而关系紧张，日本更在香港边境举行军演，不过在1940年7月，日本驻港领事冈崎称没有任何撤离日侨的计划，日本侨民可放心在香港居住，他又呼吁香港市民无需对近期的局势感到恐慌，冈崎还称自己昨天才在香港买了新汽车。1941年3月，日本驻港领事矢野称没有通告要撤走在港的日侨，还称离开香港的日侨大部分是从广州出发，只是经香港乘船，又称香港的日侨学校如常上课。不过英日关系在1941年持续恶化，1940年9月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之后向法属印度支那的维琪政府施压侵夺英美在当地的资产；1941年7月，英美两国以维护权益为由报复，冻结日侨在两国的资产，香港政府亦跟随英国冻结日本企业及侨民在香港的银行存款，在香港居住的700多名日侨陆续离开香港，不过日本官方否认因战争临近而撤侨，只是经济原因而离开；到12月初，除使馆人员外，仍有百余名日侨在香港，日本驻港领事馆称会安排他们先到广州，不过日本方面仍称日侨是因为经济问题而离开香港。

由于英国情报部门在1941年下半年认为日本最快要到1942年年中才准备好向英美开战，这个误判不但使伦敦政府没有加快在远东的军事部署，也令在远东防守的英军认为还有半年时间备战，对香港的防务安排亦产生不少负面的影响。香港总督与驻港英军的主要将领及参谋都是香港在战时防务决策的要员，但当中有三位在1941年下半年才上任。身为香港守军主将的莫德庇少将于1941年8月才抵港上任，而身兼香港三军总司令的香港总督杨慕琦在同年9月才抵港履新；至于港岛旅旅长罗逊准将，更是在11月中旬才带领加拿大援军抵港；即使是大陆旅旅长华里士准将，他抵港也只不过是一年多。参谋长纽临上校是在香港任职最久的主要将领之一，他于1937年在香港担任密德塞克斯营营长，于1940年成为驻港英军参谋长，虽然莫德庇及罗逊都是资深的军官，但他们来港未久便要在香港迎战日军，所以很多作战规划都出自纽临，纽临在作战期间亦多次亲上前线视察及指导守军部署。另外，新任辅政司詹逊于12月7日，即开战前一天才抵港履新，职位在文官中仅次于总督，但就职礼因非常时期而从简，他更在两周多后被俘，不过在日本战败投降后，詹逊对香港重光却有重要角色。

加拿大在1941年10月派出两营步兵共1,975人增援香港，对缓解驻港英军兵力不足的问题有正面助益，英国和加拿大都期望透过强化香港的兵力可吓阻日本的开战意图，但加拿大军当时并未准备好立即投入二战，英国和加拿大也不知道战争即将在12月爆发，所以派到香港的加军很多都是年轻的新兵 ，平均打靶不足35发，当中有300人在加拿大时仍在使用木枪受训，从未发射过实弹；不过莫德庇及身为加军教头的罗逊（他从加拿大领军到香港前任职渥太华军事训练学院总监），都认为还有时间可一边驻防、一边操练。加拿大军乘运兵船在11月16日抵港后，他们原本还有一船装备跟着来港，包括一批通用载具、火炮及弹药等，但运送过程发生延误，当日本入侵香港时，这船装备仍在太平洋上，并因香港已被日军海上封锁而无法到港卸货，令加军只能使用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应战。至于由香港政府组建的香港华人集团军，更是在1941年11月才成立，这些本地新兵根本没有时间完成所需的训练，便要投入12月初的实战。

在1938年因驻港英军兵力不足而被弃守的醉酒湾防线，原预期只有在新界进行迟滞战的旁遮普营使用，加拿大于1941年9月29日决定派兵增援香港，莫德庇得到新增的两营兵力可调整部署，他于10月修订防卫计划，决定在11月派三营守军进驻醉酒湾防线，借此加强迟滞敌军的效果，阻止敌军利用新界和九龙之间的山脊进行炮兵观测，并可争取更多时间撤走及破坏在九龙的物资和设施。然而因为重新进驻醉酒湾防线的计划须要尽量保密，所以莫德庇在10月调整防卫计划时，只曾与各营营长到防线视察及商讨。莫德庇在10月中旬逐步调动各作战单位进驻据点，归入大陆旅的苏格兰营、旁遮普营及拉吉普营，于11月中旬至月底陆续进入醉酒湾防线的阵地。不过，苏格兰营及拉吉普营的士兵之前从未到过醉酒湾防线，亦不熟悉新界和九龙的地势和环境，而防线已关闭达三年，在进驻初期须要进行整修工作。

日军在进攻香港前已在中国征战多年，香港守军的兵员却普遍缺乏实战经验，而且很多是新兵，在初次参战时将会较容易出现不知所措的情况，到醉酒湾防线进驻的士兵又不熟悉环境，莫德庇亦了解守军仍需多加操练，为使各单位可熟习环境和训练协同作战，并作为调整部署的参考，决定先在11月24日至28日为守军举行第一次防线部署演练，然后让士兵休整一周，预定在12月8日至13日为大陆旅举行旅级协同作战演习，再于25日圣诞节为全港英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莫德庇与大陆旅旅长华里士还考虑当醉酒湾防线及九龙的防务都巩固好后，便可派兵到新界北部的边境地带驻守，使守军阻击日军入侵的防线能进一步往边境推前。然而在12月3日，英国政府从泰国首相銮披汶颂堪的口中得悉日军有意借道泰国南部进攻英属马来亚；除此之外，日本外务省于12月1日密令驻伦敦、华盛顿、香港及马尼拉等地的日本使馆销毁其馆内的密码机，这个不寻常的举动于12月4日被英国军情部门发现；鉴于种种迹象均显示日本即将向英国开战，伦敦当局遂将消息电告香港。莫德庇于12月5日接获日军即将发起战争的军情后，便通报英军各单位立即备战，香港总督杨慕琦于7日下达动员令，香港义勇防卫军司令罗斯上校亦于同日下令防卫军队员即时报到，香港守军于12月7日清晨已在阵地就位，准备日军来袭。由于战争在12月8日爆发，守军原定的多项演练都来不及实施，莫德庇的防卫计划也未能透过演习进行验证及优化调整，便要直接应用于实战。故此香港守军虽为抗击日军入侵的守方，但在熟悉环境和部署方面，却并未享有守方应有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