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程笔记是对复旦大学吴晓明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上的讲课内容忠实的记录，保留了原汁原味，感谢吴老师！
哲学就是哲学史。 ——黑格尔
课程链接：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全46讲 主讲-吴晓明 视频教程_哔哩哔哩_bilibilii
本文对应于课程的第37-44集。
本文的前置文章是【课程笔记】复旦大学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本文的后置文章是【课程笔记】复旦大学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新世界观的创立
注：（*）是笔者的注释或补充，其余均为吴老师的知识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
第四节 马克思思想的秘密和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总体介绍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及其重大意义
这一节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这一节的标题是“马克思思想的秘密和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叫做《巴黎手稿》，因为马克思当时在巴黎写作这部手稿。这部手稿很晚才被发表出来，一直到1932年才发表了德文版和俄文版，同年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于1845年，但也一直到1932年才被发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一些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很在意《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想把这部著作发表，这部著作也一直放在他们的手边；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据说恩格斯都不太清楚马克思在1844年8-11月究竟在干什么。后来，1905年，梅林在写《马克思传》的时候，他也不知道马克思的这部手稿。
所以，知道这部手稿的人很少，一直到1932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原因在于马克思的思想在1844年处于酝酿的时期，居然有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一部很大的手稿被发现了。因此，重新试图对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进行解释的各种各样的方案都开始出现了。
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这段时间，即一战和二战期间，整个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着非常重要的变化。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被称作马克思的又一次重新降临。因为，对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阐述，以往的人都不太清楚，只是恩格斯在晚年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时候，在马克思的笔记本当中发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且把它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发表出来。这个提纲发表出来以后，大家根据提纲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但仅仅也就是11条提纲，而且这11条提纲发表的时候，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做了若干修改。
在整个这样的历史时期当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其它的思想，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源头等，大家都不太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指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弥补了马克思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空缺，而且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空缺。在这个手稿发表以后，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潮和运动。
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新阐述，从很大的程度上，同这部手稿的发表有联系，因为马克思原先给人的印象，在当时文献的情况下，大家认为他主要是一个政治和宗教的批评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之前的思想进程可以看出来：《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写的论文属于政论，如《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这类文章；那么《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主要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当时显然，马克思认为他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费尔巴哈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总批判，但没有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很多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所以，马克思开始做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工作。
但是，马克思哲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什么地方开始起源，而且这种起源包含了一种怎样的思想的动向，这一点人们都不太了解。虽然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但是马克思的思想演变和酝酿的这一非常重要过程和环节，一直是埋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的发表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界中的一件大事。
套用马克思在《44年手稿》当中讲到的关于黑格尔的一句话：“《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1]p93
那么我们可以给本节加一个标题“马克思思想的秘密和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44年手稿》当中首次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恩格斯在1843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就已经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
*虽然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比恩格斯晚，但是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远超恩格斯的高度。这当然与马克思刻苦阅读了两千多部经济学著作以及他个人独到的经济学理解是离不开的。同时，这与马恩后来的分工不同也有关系，特别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恩格斯主要负责哲学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全面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点体现在，恩格斯长期以来创作了一系列哲学著作，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史观的运用)等，而马克思的中年和晚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鸿篇巨著——《资本论》。
*更为重要的是，《德法年鉴》晚期，马克思认识到了在人类社会中，物质生活关系是比哲学、法、宗教等一般意识形态更加本质的领域。也就是说，正是唯物史观（虽然这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引导马克思开始发现、走向并步步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殿堂当中去的，而《44年手稿》成为了这一关键性转变即从纯粹哲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之作”。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 “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资本论》这部巨著固然很伟大，但是，《44年手稿》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源头，它为《资本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地位不可小视。此外，《44年手稿》还包括了共产主义、哲学批判等其它内容。实际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阐述和实现的，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是“异化劳动”，即一种自相矛盾的劳动，共产主义是异化劳动或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二）专家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工作
1932年发表的《44年手稿》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德文本，一个是俄文本。对照之下，德文本糟糕得一塌糊涂，俄文本优秀得一塌糊涂。后来，我们用的《44年手稿》的版本几乎都是从俄文本过来的。当时，东德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在1932年发表了手稿；苏联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的领导人主要是梁赞诺夫，他是马克思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权威和研究者。那么，这两个版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是因为它们的作者的工作态度有非常大的差别。
前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在这方面的研究都是非常扎实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有两位马克思的笔迹专家，马克思的笔迹是没有人能够辨识的，只有恩格斯才能辨识。所以，恩格斯晚年也没办法，他本来也有写《自然辩证法》之类著作的打算，但是，后来作为他朋友的马克思的遗著、遗稿和整理工作都在他身上。虽然可以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来分担这个工作，但是手稿的识别没人能做。所以恩格斯不得不放下他的工作，把《资本论》第二卷、《资本论》第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等通通自己来作整理。
主持中央编译局的衣俊卿教授也想说，我们是不是该弄两个马克思笔迹的识别专家，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手稿没被识别。现在的德国几乎无力承担这项工作，每年的经费极其有限，以至于他们的工作——历史文献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展得极其缓慢，因此，有一部分工作分担给荷兰人，有一部分给日本人，日本人在马恩思想方面的研究也不错。
国内有一个人在日本留学，他回来以后也希望能在中国培养一些研究者，包括马克思笔迹识别的研究者，但这种培养非常困难，但是，我们的条件好在我们有钱。几年前的清史工程我们投入两三个亿，后来的《大藏经》《儒藏》也投入了几个亿。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文献版的工作一部分转移到中国，我想我们投入几个亿没有问题。
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有两位笔迹识别专家，而且最重要的是卢卡奇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那么卢卡奇的重要性体现在：如果《44年手稿》要整理并且要找一位专家的话，全世界卢卡奇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原因可归结为以下：
第一，他在当时是顶尖黑格尔哲学专家，因为《44年手稿》牵涉到黑格尔，特别牵涉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他其它青年时期的作品，卢卡奇还专门写过《青年黑格尔》这部非常重要的思想史著作；
第二，卢卡奇对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早期的思想，有非常深入的研究。1927年，他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被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圣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卢卡奇在当时研究整个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马克思早年思想的形成过程当中，有一个空缺，即缺了一部分东西，这部分东西没有文献的佐证，但是一定包含在这个思想过程当中。他认为马克思思想中有一个阶段是物化理论的阶段，那么他从什么地方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主要是从《资本论》中得出，从《资本论》的商品拜物教中得出的。所以，他认为物化理论的阶段被历史湮没了，大体在1844年左右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有一个物化理论的阶段。这是1927年的卢卡奇的一个论断，这时《44年手稿》还没有发表。
所以，后来梁赞诺夫把《44年手稿》的影印本给卢卡奇看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到卢卡奇欣喜若狂。因为《44年手稿》辉煌地证实了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异化理论的阶段。
卢卡奇当时的境遇很糟糕，因为匈牙利这样的情况使得他只能待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44年手稿》的整理的工作，他对此兴趣极大，原因在于：第一，他预言过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空缺，这个空缺现在有文献佐证了；第二，他对马克思、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所以他马上参与到《44年手稿》的整理。
那么我们又碰到一个问题，手稿识别专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手稿放的时间长了，一个单词有些地方被虫咬了，有些地方被水淹没，往往有时只剩下头上两个字母或最后两个字母或中间两个字母，这时我们要猜这是什么字。我们想象一下，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人猜这个字。一方面，我们需要手稿识别专家，需要辨认马克思书写的字；另一方面，这些文字当中损失的部分需要人去猜，这是谁也猜不到的。
因此，只能由卢卡奇去猜。德文本到后来出现了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即胡乱猜字，导致语句都读不通。但是俄文本由于卢卡奇当时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几乎就成为了后来的定本。后来的《44年手稿》的编辑、整理和出版虽然有很多变化和修订，但是总的框架、整理程序和成果都是俄文本1932年版确立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二）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
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讲《44年手稿》如何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秘密和诞生地”。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体现的马克思的思想动向
1．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有一定保留的费尔巴哈立场
在《44年手稿》中，马克思的明确的哲学立场是费尔巴哈的立场。但是在阅读《44年手稿》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微妙的情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写了非常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换句话说，从1845年春天开始，马克思全面地清算费尔巴哈。
从站在费尔巴哈一边转向清算费尔巴哈，那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44年手稿》相差几个月呢？差大概四五个月，即半年时间，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研究。虽然在《44年手稿》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声称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在《44年手稿》对费尔巴哈有非常婉转的、微妙的批评。甚至我们可以说，《44年手稿》包含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理由，这是这部手稿值得关注的哲学立场。
如果我们一般地去读《44年手稿》，而不关注马克思思想史的整个进程，我们可能会觉得马克思完全是费尔巴哈立场，但是如果关注思想的变迁、转变和发展，特别是关注1845年春天，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全面的清算，那么我们能够在《44年手稿》中读到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指对费尔巴哈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清算）。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哲学立场。
2．马克思的主要工作——对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
《44年手稿》明显地开展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这部分理论，吴老师不主张称作政治经济学，而应该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它不是一种我们通常所讲的知性科学或经验实证科学，这能从《44年手稿》中读出来。
总的来讲，看来马克思是比恩格斯晚了一拍，但是他也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了，因为在《德法年鉴》上，恩格斯已经发表了他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但是在1844年，马克思开始也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一般的观察来看，马克思晚了一拍，但是从《44年手稿》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马克思晚了一拍，但是马克思升了好几步，这是非常独特的。
所以，后来马克思回顾他的整个思想历程的时候，曾说过，自从转向费尔巴哈哲学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当中，他开始意识到人类的思想的形式和政治的形式等并不能从一般的所谓精神发展的阶段来把握，也不能从它们自身来把握，它们植根于市民社会当中，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该从政治经济学当中去寻求。
我们从他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他并非在恩格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后也一起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他自己思想的历程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时候，他把思想的形式以及政治国家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马克思依循黑格尔，把这种世俗基础叫做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要到政治经济学当中去。
所以，他在1844年写作的《44年手稿》特别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体现了“晚了一拍，但是升了好几步”。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批判是如何展开的，而且这一部分思想实际地引导了一直以来的整个《资本论》写作的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体来讲，《44年手稿》有刚才讲过的两个动向：一个是明显地站在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上，同时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变得微妙；第二是马克思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为了了解这两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意图，我们可以看《44年手稿》的序言。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
1．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37页第二段，即《44年手稿》序言部分，马克思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 [1]p37
这一段讲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说明马克思《44年手稿》当中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讲除了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提到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如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的著作。前两位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大体上都可以被包括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之下，恩格斯除外。恩格斯当时非常有名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是第一点，马克思在序言当中宣称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
2．关于马克思的哲学立场与对费尔巴哈高度评价的论述
下面一段，讲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立场。马克思说：“此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p37-38
这里马克思讲到了他的哲学立场，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哲学立场，这个哲学立场很明确，就是费尔巴哈立场。“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如此说。
“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这句话的评价不得了，当时德国的思想界，哪怕是那些敢于攻击黑格尔的人，都对黑格尔佩服到五体投地，要说拿哪一个人的著作跟黑格尔相提并论，特别是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相提并论，这一般属于荒诞不经的。而马克思在这里居然把费尔巴哈的著作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相提并论，认为这是“继《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所以，《44年手稿》往往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它对费尔巴哈的评价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地步。
《44年手稿》如果从哲学立场上讲，简要地说，它就是费尔巴哈的立场，我们同时说，《44年手稿》中的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关系和《德法年鉴》时期的关系已经有所差别。在《44年手稿》中，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上的关系，我们喜欢用一个词去形容，这个词是“微妙”。
3．关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继续批判的必要性的论述
我们看一段话，这段话有的版本排在正文，有的版本排在注释下。我们所用的版本把它放在注释，就是38页的注释二，手稿中删去了这段话。马克思说：“相反，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1]p38
夹在两个破折号之间的插入语“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非常微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1843年的时候，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已经彻底地终结了黑格尔哲学，认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一劳永逸地结束了黑格尔哲学，认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已经完成。那么马克思自己要做的工作是，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研究费尔巴哈没有研究过的领域或黑格尔哲学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法哲学领域，也许再扩展一些，还包括历史哲学。这些事情费尔巴哈都没研究过，他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自然界。所以，诸如逻辑学、自然哲学等这类东西费尔巴哈会感兴趣，但诸如法哲学费尔巴哈没有研究过。
但是在《44年手稿》中，马克思似乎觉得对黑格尔哲学和黑格尔辩证法有必要重新进行批判，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批判地还不够，换句话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当中有某种疏忽、错误和遗漏的东西。至少在《44年手稿》的序言当中，马克思彷佛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没有把握。
所以他说，费尔巴哈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仍然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马克思虽然尚未阐述，但是对黑格尔辩证法重新进行批判的必要性可以从马克思的阐述中看到，但是马克思没有把握，加了一句“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马克思也许在想，他要进一步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也许有新的发现，也许没有新的发现而只是证明了费尔巴哈的发现。这段话非常微妙，体现了两点：
第一，马克思似乎觉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及他通过这一批判所发现的哲学的本质，也许有疏漏和不充分的地方，所以，马克思认为他的著作也许有可能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第二，马克思对批判是否有必要没有把握。也许他能获得真正的进展，如果能获得，他就把费尔巴哈抛到后面；也许没有真正的进展，也许他所做的工作只是证明了费尔巴哈的发现，即对哲学本质的发现。
以上所述都是在《44年手稿》中显现出来的，在《44年手稿》的最后，还会显现更多的东西。这里是简要对《44年手稿》基本立场和内容的概述。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背景和特点
这部手稿很难读，因为它是手稿，因为当时马克思在一种非常独特的思想状态中写作。这种东西大体上属于分娩阵痛阶段。
梅林当时不知道马克思在做什么，但是他有一封信，这封信是赫斯写给费尔巴哈的，主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状况。信上说马克思当时异常勤奋地工作，每天读书和写作将近20个小时，然后一次一次写作，又一次一次把他的手稿扔掉。他的脾气变得暴躁易怒，状态非常不好。这里主要指的是1844年8-9月的马克思的状态。因为，梅林写《马克思传》的时候，不知道马克思在这段时间干什么，那么为了填补这个空白，他找到了当时赫斯写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这样描述马克思的。这封信很适合《44年手稿》。
所以《44年手稿》很难读，它的难度体现在它被完稿的时间不在一般的过渡时期或理论的正常的时期，而在一个完全不正常的时期。《44年手稿》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材料、新的哲学术语、旧的哲学范畴都混杂在一起，不同思想的内容又到处在交汇，有些术语属于黑格尔，有些属于费尔巴哈，也有些属于他自己，都混杂在《44年手稿》中。但是《44年手稿》有一个优点，正因为它是手稿，所以思想当中一些隐秘的东西都被保存在手稿当中。正式发表的东西当然比较可靠，但是有时也会有毛病，毛病在于：当时的思想是激烈争论的、有党派性的，公开发表的东西会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掩盖起来。
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想发表，但是一次一次想发表，一次一次又终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对思想界中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都进行了批判，但是这些流派有很多依然活着，并且在共产国际当中占有一些地位，有的甚至拥有很大的地位，比如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流传下来的派别，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随便说话。
又如《神圣家族》，它比《44年手稿》稍晚一些，但是《神圣家族》当中对费尔巴哈的崇拜比《44年手稿》强得多。因为，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属于费尔巴哈一派，公开讲话得时候坚决支持费尔巴哈，私下的时候也许批评批评费尔巴哈的问题，比如当施蒂纳发表著作以后，马克思同恩格斯通信的时候，私下会批评费尔巴哈。但是，在一部著作公开发表的时候，他是有党派性的，他明确地坚决地支持费尔巴哈。这就是手稿和公开发表的东西的差别。《44年手稿》的优点在于它是手稿，缺点在于难读，也因为它是手稿。
我们在阅读《44年手稿》的时候，虽然它的内容比较庞杂，最麻烦的地方是新旧思想在里面混杂在一起。为了阅读方便起见，我们把它分成几个主要的部分，并且构成一个理论上的框架，这样我们能比较方便地阅读《44年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文
如果我们把《44年手稿》分成几个主要部分的话，那么阅读起来会比较方便，但是也不能把他们完全分离开来，因为他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主要可以把《44年手稿》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以“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3）以“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判。
1．“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批判
本部分的标题或作“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简短介绍一下。
（1）国民经济学最基本的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是出自德国哲学的概念，即内在矛盾的概念，意思是两个彼此矛盾的命题同时可以得到证明。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实际上包含着一系列内在矛盾或二律背反，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思想家分析这类东西的时候的基本特点。在《44年手稿》当中，马克思特别提到若干方面来表征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和基本的二律背反。我们讨论比较明显的一处，也是最基本的一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42页当中偏上的一段，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1]p42
这段话讲到了国民经济学基本的、最重要的二律背反。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观点，不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国民经济学家的观点。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指的是两个彼此矛盾的命题同时可以得到证明，比如“世界是有限的”和“世界是无限的”这两个命题都能够得到证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二律背反，即内在的矛盾。
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中发现了这个矛盾，就是马克思提到的“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这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虽然很像马克思说的。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起草他们的党纲的时候，第一句话几乎就是“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这帮人骂得狗血淋头。这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而是国民经济学家说的。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说的就是劳动价值论或劳动价值理论。
我们在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都已经逐渐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它的最完善的形式出现在李嘉图那里，就是所谓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说的是一切价值都只不过是凝结起来的劳动。所以，我们在讲国民经济学，特别是从斯密开始的国民经济学的时候，很明确地提出了严整的劳动价值理论。等价交换的意思是两个产品之间包含着相等的凝结起来的抽象劳动，因此按照等量的抽象劳动进行交换，这叫等价交换。价值的唯一实体是劳动是国民经济学家所发现的最基本的理论立脚点。整个国民经济学，特别是从斯密开始的开明的启蒙的国民经济学，都把他们的全部理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基础。
“国民经济学家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所有的物质财富、所有的产品、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按照自然法的原则，它应该属于劳动的人格化，即工人，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大家注意，那个时候的思想家、理论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称他们是非常伟大的，而不是庸俗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的意思是这帮人开始思考他自己以及他这个集团的利益，而古典经济学家不是这样，特别是李嘉图，完全根据理论、理论逻辑推演出一切可能的极端结论。所以，劳动价值论很简单，就是一切财富、产品、价值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因此劳动产品应该属于劳动的人格化，即工人。什么是劳动的人格化？如果把劳动变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工人。同理什么是资本的人格化？如果把资本变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资本家。所以，“国民经济学家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正题。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反题，也是国民经济学家说的，就是《44年手稿》刚才所说的“他（指国民经济学家）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这里说的是工资规律。工资规律就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得到一部分，这部分叫做工资，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说，生产和再生产这样一种特殊商品（指劳动力）所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来决定工资的额度，这就是工资规律。
在这里，出现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内在的矛盾，这被称为国民经济学基本的二律背反。后面还有几条二律背反，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规律的矛盾。这两条显而易见是矛盾的，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产品、财富和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按照自然权的法则，它应该属于劳动的人格化，即工人。但是实际上，国民经济学家又对我们说，工人不能得到全部，而只能得到一部分，那部分叫做工资，工资叫做劳动力的价格，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谈论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时候，第一入手的就是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的二律背反，现在马克思要对二律背反作出说明，为什么国民经济学包含着内在矛盾的？
马克思说，那一定是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那个东西出了问题，那个东西是劳动。但是，这个劳动一定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国民经济学家所陷入的二律背反和自相矛盾，不是因为他们脑子糊涂而陷入进去，而是因为他们的立场、出发点、立脚点站在了劳动身上，但是连劳动都是自相矛盾的，而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一般的、自然的、永恒的劳动。他们站在自相矛盾的劳动的立场上，因此，马克思开始使用一些术语来概括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他最初用的词很有意思，就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劳动”。
这一点我们在43页第二段可以看到，马克思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这时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1]p43
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国民经济学陷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二律背反，马克思要问的是他们为什么陷入矛盾，问题在于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是劳动，但这种劳动并不是自然的或一般的劳动，而是自相矛盾的劳动。由于他们站在自相矛盾的劳动的立场上，所以他们的学说当中就包含了和显现出这样的矛盾，这样的二律背反。所以，马克思说：“劳动本身.....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招致灾难的”一词在另外的版本（*指刘丕坤的单行本）翻译为“造孽的”。“造孽的”一词可能在中国东南地区如上海用的比较多，吴老师的祖母就喜欢用这个词。比如我们小时候饭碗里的饭没吃干净，这就叫做“造孽”。
但是，马克思很快就没用这个词了，空开几段，马克思把它叫做“片面的、抽象的劳动”。
马克思说：“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1]p43
这个地方马克思用了一个比较理论化的术语——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但是不久以后，在十几页后，马克思用了另外一个词——异化。所以，第一我们看到的是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对它进行了描述，马克思追问这样的矛盾、这样的二律背反从何而来，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而来，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是什么？是劳动，但这个劳动是什么样的劳动呢？并不是一般的、自然形式的劳动，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的劳动，这种劳动是自相矛盾的。国民经济学站在这样的劳动的立场上，所以它们的理论当中就到处表现出这种矛盾。马克思把这种劳动先是叫做“有害的、造孽的劳动”，后来又叫做“片面的、抽象的劳动”，最后他用了一个他较为满意的词——“异化劳动”。
总而言之，马克思要来描述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那种劳动是自相矛盾的劳动。
（2）异化劳动的规定
当马克思阐述了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的二律背反，并且把这种矛盾追究到国民经济学的前提上去，他开始使用“异化劳动”一词，异化劳动有四个基本规定：
①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
这一关系又叫做物的异化。
在65页，马克思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p65
马克思接着引了宗教方面的情况，他说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显然是从费尔巴哈那里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很详细地讨论过宗教的异化，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费尔巴哈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的时候讲过。
隔两段，马克思指出：“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1]p65
所以，这里讲的是物的因素，即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劳动产品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这些产品作为凝结、积累起来的劳动反过来支配并且控制活的劳动。所以，资本支配劳动的意思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支配活劳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四）
所以，马克思在《44年手稿》中引了亚当·斯密的一句话：“什么是资本？资本就是储蓄起来的劳动。”原来的版本将“资本就是储蓄起来的劳动”译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
自相矛盾的劳动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机器是资本的一部分，是不变资本，那么机器支配劳动的意思是积累起来的、死的、凝结起来的劳动支配活的劳动，自相矛盾的劳动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马克思首先讲到的是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然后他说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理论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的理论是有关联的，至少有某种形式上的关联，所以马克思引用费尔巴哈的观点：“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这是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神学进行人本学批判中最主要的观点。
②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
第二个规定也叫做自我异化。
首先，马克思做了一个推论，他是这样说的：“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1]p66
那么自我异化或者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它的表现形式非常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克思的描述。
他说：“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p67
这就是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上次讲过吴老师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位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跟吴老师说，马克思有两个地方是错的，第一个是马克思说资本家不劳动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说马克思说的资本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马克思说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讲得很清楚。也许某个具体的人心地善良，挣了一些钱又把它们送给别人了，但是如果资本本身不要求获取超出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那么这就不叫资本。资本家的意思是资本的人格化，也就是说，资本像人来活动的话，会怎么做？所以，马克思说他的理论是最不要求个人来负什么责任的，因为他讲的是资本的逻辑。
那位学者说马克思的第二个错误是马克思假定人喜欢劳动，在学者看来，劳动很没有意思。马克思讲人喜欢劳动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人肯定是不喜欢异化劳动，因为现代的劳动已经非常明显地使自身置于这样的一种异化的状态中。就因为这种劳动是一种异化形式的劳动，所以人肯定不喜欢异化劳动。
正如马克思在上面讲的：“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从这一段我们当然能看出人是不喜欢劳动（异化劳动）的。所以，马克思后面说：“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这就是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
③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
这意味着在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劳动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马克思在这里，为了区别异化劳动，使用了“自由的、自觉的劳动”。
马克思这样讲：“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产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p68
所以，我们通常也说劳动创造人，人的最基本的本质就是劳动。那么马克思在此强调的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但是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条件下，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因此，马克思把劳动看成是人的类本质，看成是人的生活本身，但是在异化劳动的前提下，这种生活本身变成了维持生活的手段。举个简单的例子（尽管这个例子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如果一个诗人写诗，一个画家画画，我们说在纯粹艺术（不牵涉市场、拍卖和赚钱）的领域当中，有人说诗人写诗像花要开放一下，这种活动叫做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和我们通常所说生产劳动有区别。所以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仍然把生产生活确定在自然必然性的领域。
什么叫做自由、自觉的活动？比如你是一个恰好有文学、韵文或绘画才能的人，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这种活动，那么在这种活动的对象化过程中，你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你本质力量的真正实现。现在有些画家想要赚钱，因此他们批量式地画画，在工作室中挂着几十幅四尺整张的宣纸，这里画一幅，那里画一幅，一下子画十幅，到了这时这种活动已经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变成了谋取财富的手段。
那么马克思在这地方讲的是人的类的本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而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状况下，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变成了维持生活的手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另外有一段，马克思这么说：“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但是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条件下）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1]p69
这里说的是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生活，而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被掩盖起来，并且表现为维持生活的一种外在手段。
④人同人之间的异化关系
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是人同人之间的异化关系。
69页的第（4）点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p69
紧接着说：“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69
这是一个对象性的原理，人对自身的关系总是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因此，人的异化也只有通过人同人的异化关系表现出来。那么，这种异化关系用马克思后来的话来讲，就是阶级斗争。甚至也包括在一个阶级内部的竞争，如资本家同资本家的竞争，工人同工人的竞争。按照霍布斯的说法，人对人像狼一样，人对人的关系像狼对狼的关系。
这就是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人同人的异化关系。
我们简单小结一下二律背反和异化劳动的规定两部分的内容，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的二律背反当中，发现了国民经济学所陷入的那种矛盾，这种矛盾的核心在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劳动，这种劳动本身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把这种自相矛盾的劳动叫做异化劳动，并且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3）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通过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在《44年手稿》当中制定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基本的前提和理论的基础，换句话说，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44年手稿》中立足于异化劳动概念。因此，通过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马克思最终形成对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些的基本方面。
然后我们简要概括一下《44年手稿》几个主要的观点：
①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前提——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说：“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1]p71
简单地说，异化劳动是原因，私有财产是结果。马克思在手稿的这一部分特别详细地加以阐述，为什么要阐述这一点？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作为无可争议的前提，并且把这个前提看作是自然的，并且因此是永恒的。而马克思的分析要说明的是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或劳动发生异化的结果，它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劳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私有财产不是理所当然的、不必追问的东西。
虽然在现有的生产、生活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似乎觉得私有财产理所当然，但是像启蒙时代的那些最有思想的人物都开始追求这个问题。比如卢梭，他专门写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来探讨私有财产怎么产生的，卢梭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突然有一个人想出来把一块地画一圈，并说这块地是他的，这时私有财产就被发明出来了。
那么，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马克思回答这是劳动本身的分化产生出自相矛盾的劳动，这种劳动把劳动本身设定为被另一部分凝结起来的、积累起来的劳动支配的这样一种前提，就是劳动活动的异化或劳动发生异化以后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私有财产是某种劳动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私有财产不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而是一种结果，这种结果从何而来？从马克思所作的批判——异化劳动或劳动发生异化产生出来的。
这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第一个重要的观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五）
总结一下刚才的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点内容：马克思在这里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意味着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并不是自然的、永恒的劳动，而是异化劳动。
②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范围——异化劳动的范围
第二，国民经济学的范围（活动领域）是异化劳动的范围。所以，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把历史的原则，特别是黑格尔发展起来的历史的原则放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当中去。
③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变革——从一般的、抽象的财富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
第三，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把握私有财产主体的本质。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劳动的原理或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理论说到底实际上是现代的国民经济学整个理论的基本的立脚点和出发点。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意味着私有财产主体的本质在国民经济学当中被把握住了。
在78页，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因此，十分明显，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因此，在这种揭示出——在私有制范围内——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看来，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1]p78
这里马克思引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说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把亚当·斯密称为政治经济学的马丁·路德。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从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到国民经济学体系之间有一个变革，这个变革被恩格斯看作是类似于宗教改革（当然，这个宗教改革指的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一场变革。
在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那里，他们对财富的理解只是理解到了一般的、抽象的财富，理解了人的外在的财富；而到了亚当·斯密，国民经济学有了一个重要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再把财富理解为人外在的某种东西。所以，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把握了私有财产主体的本质或财富的主体本质。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或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国民经济学被叫做启蒙的国民经济学或开明的国民经济学。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一个重商主义或货币主义的父母只理解财富的抽象的性质或外在的性质，所以他们会给孩子一百万，但是开明的父母或启蒙的父母也有一百万，他们没有把钱外在地给予孩子，而是花一百万送孩子去读书、游历，所以他们应该被叫做开明的父母或者启蒙的父母。
所以，马克思说，相对于货币主义或重商主义这样的经济学来讲，国民经济学，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开明的和启蒙的。因为原先的经济学，即货币主义或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只理解财富的一般的、抽象的本质，或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本质；而以劳动为原理的国民经济学掌握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或财富的主体本质。
④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总结
所以总之，大体上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并不是自然的，并不是永恒的东西；第二，国民经济学掌握和阐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换句话说，国民经济学的整个活动领域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之内；第三，国民经济学掌握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因此国民经济学对于私有财产的理解比重商主义和货币主义前进了一步，所以他不再是拜物教徒和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即路德派的新教徒。
我们继续看看刚才78页那句话的下面：“正像路德认为宗教、信仰是外部世界的本质，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1]p78
这样的一个批判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当中，我们最后回到异化劳动的二律背反。
我们在79页看到一段话，马克思说：“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指国民经济学家）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就是说，既使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1]p79
这段话使得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回到了国民经济学基本的二律背反中去了，所以马克思否认国民经济学不是科学，没有说国民经济学的整个原理都是胡说八道，而却说：“他们（*指国民经济学家）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
这句话的意思是原来的国民经济学家敌视人，他们在敌视人的方面总是比先辈走得更远。马克思认为，这种敌视人的方面的发展不是随便的，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真实和彻底的话，那么国民经济学在根基上对人的敌视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国民经济学家敌视人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科学，而是因为他们是科学，而且这个科学如果越发展、越彻底、越真实，那么他敌视人的性质就越充分地暴露出来。
所以，马克思接着讲：“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就是说，既使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
这句话说的是异化劳动，即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本身的自相矛盾。
他接着讲：“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
句中的“原则”指什么？劳动的原则。这个劳动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马克思讲：“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
这里的“支离破碎”指的也是矛盾，即彼此分离的、独立的、对立的一种形式。
这就是《44年手稿》要说的第一个方面——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以“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
上次我们讲《德法年鉴》上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说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确切地说，从黑格尔哲学的立场转变到费尔巴哈的立场），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这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当中， 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并且诉诸无产阶级）。
在《44年手稿》当中，马克思把他的共产主义的概念发展到另一个高度，使得这个共产主义的概念同异化劳动的概念相联系，换句话说，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现在同政治经济学批判有联系，这一点首先并且首次在《44年手稿》当中被建立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从《44年手稿》开始的，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在《44年手稿》当中同“异化的积极扬弃”或异化劳动学说有联系，换句话说，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联系。
所以我们后来能够知道为什么马克思后来要写一部大著作——《资本论》？为什么《资本论》实际上是他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一部力作？因为在这部书里，他的共产主义学说现在同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在一起。
那么在《44年手稿》当中，马克思把他的共产主义概念首先发挥为“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我们简单讲讲其中的内容：
（1）何谓“积极扬弃”？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这个步骤同以往的所有共产主义学说，只要是采取浪漫主义方向的共产主义学说，划清界限。因为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最初提出来的，在马克思以前，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前辈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学说，甚至我们中国传统当中也有这样的学说。
以至于后来康有为写了一部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大著作，这没有问题。正所谓“大同称宝典”，在吴老师看来，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大同书》，只是《大同书》还没有被很好地发挥过。这本书的基本的思想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旧邦”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
共产主义学说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在他以前有许许多多的前辈，当然，我们知道比较多的而且贡献比较大的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当年编《德法年鉴》的时候，他就是想把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学说结合起来。
那么在《44年手稿》当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方面同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概念是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学说是以“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作为核心，所以，共产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的共产主义学说以“积极扬弃”这个术语，使他德国哲学化，使他同传统的共产主义学说，特别是浪漫主义的定向，划清了界限。
现在我们看看“积极扬弃”，在80页标题为“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最后几段，马克思说：“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1]p80
这话读起来比较费劲，我们抓住了两个最基本的东西：第一，“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第二，“上述对立（指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即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很简单，这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对立。所以有人说只要有穷人和富人，只要有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就一定有马克思主义的制裁。这话说得有点对，但不很对，因为只要有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就一定有对这种对立的抗议，就一定有慈善事业，但是一定要有马克思吗？不一定。 所以我们还是得讲什么叫做有产和无产的对立？这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对立。这种对立很多人都了解到并且把握到了，几乎所有的慈善家都把握到了，中国古典的诗人和思想家也都把握到了，只要这人心气够高，有一定的境界，他就能把握到。最著名的就是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说的是穷人和富人的对立，有产和无产的对立。这诗叫做律诗，律诗必须对偶，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有产和无产的对立被把握到了如此的高度和如此极端的形式，因此这首诗能堪称文学上的上乘之作。
但是马克思说，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只要不被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就是无关紧要的。这不是说这个对立是没意思或者是假的，而是说解决这个对立的办法还没有产生出来，所以说它是无关紧要的，还没有发展到矛盾状态。这个“矛盾状态”是黑格尔的用词，黑格尔在逻辑学上是怎么用的呢？他提出了三种状态——“差别，对立，矛盾”。一开始是差别，然后这种差别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形成了对立，而这种对立要发展到矛盾的状态，必须有使得这种对立能够得到解决的前提产生出来，这叫做矛盾。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思辨方法把“差别，对立，矛盾”看成一个过程，首先是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外部的，而是差别的内在发生，同一个事物中发生的差别），这个差别在极端的形式当中发生成为对立，而这种对立可以持恒、拘守，但是这种对立仍然会发展到使得这种对立截止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讲的矛盾和矛盾转化的可能性。
所以最初是差别，差别发展到对立，对立发展到矛盾，而矛盾开始形成了一种扬弃对立的前提条件。
然后我们讲第二句话，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到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发展到什么状况呢？马克思说：“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所以，私有财产有一个发展过程，私有财产一出现，就开始出现了差别，私有财产的整个活动领域因此逐渐发展出了对立，即穷人和富人的对立或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当私有财产发展到劳动和资本对立的时候，马克思认为这是发展到矛盾关系的私有财产，这种发展到矛盾关系的私有财产意味着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当中，他对于异化、异化劳动采取一种“积极扬弃”的理解方式，用了黑格尔哲学惯用的术语——“扬弃”，而且他还特别加了一个“积极”，那么什么叫“积极扬弃”？意思是把私有财产发展起来的成果据为己有。因此，马克思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如果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话，那么他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私有财产，相反，他还认为正是私有财产的充分发展，私有财产发展到矛盾关系这样一种进程，才可能产生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的前提和条件。
这与浪漫主义完全不同，浪漫主义的基本方式就是开历史的倒车，浪漫主义认为：私有财产很坏，说到处是对立，到处是痛苦，有穷人，有富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根源。然而浪漫主义对这些现象采取的办法是开历史的倒车，比如回到一个叫黄金时代（原初的状态）的时代去。这在卢梭的想法表现得最充分。所以，后来几乎所有的对私有财产进行批判的观点都是要开历史的倒车。
我们还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也采取这种观点，说中国现在的事情都是被现代化搞坏掉的，被启蒙搞坏的，被自由主义搞坏的，那么，怎么办呢？回到老祖宗那里去，越老越好，问题就解决得越好。这种想法虽然对现代世界、私有财产都采取批判态度，但是这种批判是浪漫主义的批判，因为他要开历史的倒车。
我们在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国的经济学当中，我们都能看出他们的浪漫主义的特性，因为他们都是和卢梭的思想有着本质联系，重农主义的先驱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城市本身就很糟糕，所以他们想着要有一个返回运动。后来的蒲鲁东、西斯蒙第都希望回到小生产状态中去。
而马克思的观点和他们不同，这个差别突出地体现在“积极扬弃”，这个术语是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术语，“扬弃”的意思是既被废止，又被保存在，在更高的阶段上回复。“积极扬弃”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私有财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谈论这样这个问题。马克思不是说不要扬弃私有财产，不是说不要扬弃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他说的是只是在私有财产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在私有财产发展到高度紧张对立的前提条件下，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的前提条件才产生出来。
所以，他讲，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那种异化劳动实际上是发展到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私有财产，而这种私有财产是使得矛盾关系得到解决并且开始形成能动的理解的那一种私有财产。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原话解释，那就是刚才提到的：“上述对立（指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处。
（*马克思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他的共产主义是通过“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来阐述和实现的，只有私有财产越深入发展，越充分发展，从差别发展到对立，再从对立一直发展到矛盾关系的阶段，即从有产和无产的对立（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发展到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那个阶段，矛盾就能得到解决了，从而才能够扬弃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
*有产和无产的对立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是还没有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对立；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发展到矛盾关系阶段的私有财产，并且也是能使得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积极扬弃”本身蕴含着一个前提：私有财产得到充分发展，发展到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矛盾关系的阶段，这时的私有财产就是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自相矛盾的劳动——异化劳动。因此，“积极扬弃”立即意味着“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
*因此，共产主义是否能实现，完全要看“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能否实现，要看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否实现，所以说他的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在一起，和异化劳动联系在一起。
*而浪漫主义虽然也对现代性（大体可以等同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是缺乏原则高度的，是非原则高度的，换句话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浪漫主义的观点试图开历史的倒车，通过回到现代世界以前的世界来解决现代世界的所有问题（如贫富差距、私有制、金钱至上、利己主义、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拜物主义等），越古老的时代越好，卢梭甚至认为原始状态和自然状态是最好的社会状态，他将人类历史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一代不如一代，黄金时代是人类最好的时代。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要比浪漫主义的观点更加进步的。）
第二，紧接着刚才那一段下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p80 这句话就是积极扬弃的基本含义。
原来有些版本的翻译是“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多了一个“同”字，“同一条道路”更容易理解。
这句话的意思是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不是两条道路，不是方向相反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
而浪漫主义的观点认为方向是相反的，它基本的观点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回到一个所谓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当中去，海涅的《论浪漫派》一上来就给浪漫主义下的一个定义就是这个。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他们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特别是反对劳动和资本高度紧张的对立，所以他们要开历史的倒车，走完全相反的路。还有一些人认为要走其它的道路。
但是马克思讲：“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至于为什么走同一条道路，前面已经说了。这里再说一遍：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发展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就是无关紧要的、还没有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对立，只有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对立才是有效能够扬弃对立的那样一种前提和条件。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不太恰当的一句话来讲：你想扬弃一句话，可以，但你得发展一句话。你必须令异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然后有可能扬弃异化，总是绕路走，回头走，这是走不通的，历史从来不是这样的。
原先的共产主义几乎所有的都是浪漫主义，偶尔有一些例外是绕道走的，但马克思很坚决地提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去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评价得很高，以至于阿伦特说，马克思是给予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最高褒奖的人。为什么？马克思看得很清楚，现代生活出现了对立和矛盾，但扬弃对立和矛盾的条件在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过程之中，既不是开倒车，也不是避开它，所以，马克思的这句名言非常重要，这句名言使得他同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或空想的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六）
刚才我们讲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接着我们看83页第三行，马克思说：“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p83
所以，马克思正是在把无产和有产的对立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基础上，谈到了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的道路，因此整个革命运动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当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论述是连贯的。所以不是一般地脱离私有财产的运动来谈论革命或共产主义，而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当中来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
我们在这里看到，“积极扬弃”，第一，同浪漫主义的定向划清了界限；第二，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整个革命运动是扬弃私有财产，但是扬弃私有财产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当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而不是别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人谈论共产主义，他们谈论共产主义也有自己的基础，它们的基础不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当中，而在人的本性、人的良知、人的同情心或侧隐心等当中。
马克思与他们不一样，整个革命运动的基础，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当中找。私有财产的运动就是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领域。所以我们说，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意味着同浪漫主义划清界限，同时意味着共产主义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内在联系。
（2）共产主义的三种形式
①第一种形式：粗陋的共产主义
粗陋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简单地说，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被平均化。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中出现共产主义叫做粗陋的共产主义。
我们看看81页第一段最后两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1）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这种关系（指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1]p81
简单地说，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没有被扬弃，而是被平坦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前面马克思在《44年手稿》当中谈到了蒲鲁东，蒲鲁东说，强制提高工资或使工资平等化，这样的观点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这种观点说到底就是使得私有财产关系普遍化。工资大家一律相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变成平均化和抽象化的工人；还有一种，每人都分得小额的股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变成平均化和抽象化的资本家。
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说的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因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对所谓共产主义的理解不是私有财产关系的积极扬弃，而是把私有财产关系保留下来，形成一个平等化、均等化的私有财产关系。简单地说，为什么提高工资或工资的平等化只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扬弃私有财产关系，而不是使得私有财产关系被平均化和普遍化，问题不是提高工资或工资的平等化，而是消灭工资。因为，工资意味着劳动力的价格，而工资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已经先行把自己设定在雇佣劳动当中了。
所以，对于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讲：“（1）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这种关系（指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这样的共产主义以双重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惟一目的；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实物世界的关系；”[1]p81
这段话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这样的共产主义表现为“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这句话所说的“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指的是什么东西呢？这种东西可以是才能、禀赋、天才、容貌等，这些东西不能被所有的人分摊。所以，这种共产主义大概将来会寄希望于一种变容术。原因在于这种共产主义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平等化、平均化，而个人的禀赋和才能没办法平均化，所以它想用强制的力量把这种东西消除掉。
粗陋的共产主义的第三条表现和第四条表现是“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实物世界的关系”。这种共产主义被马克思叫做粗陋的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想把私有财产关系均等地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
这是第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②第二种形式：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和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
第二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可被概括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和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
在82页当中的地方，马克思在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当中说：“共产主义（α）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1]p82
这种共产主义采取政治形式，有的人主张共产主义应该是民主的，有的人主张共产主义是专制的，不管民主还是专制，共产主义都采取政治的形式。
马克思紧接着说：“（β）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还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1]p82
还有一种共产主义是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并且这种共产主义了解到共产主义不是政治形式的，所以它要求废除国家。大概有许多叫做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属于这个类型，最著名的就是巴枯宁。
这种共产主义正确地了解到共产主义不是政治性质的，但是对于这种共产主义，马克思评价：“但同时是还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所以，这种共产主义大约是在经济性质上来了解共产主义。
那么，这种类型（指政治形式或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是第二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简约地概括为政治性质或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
但是马克思不同意这种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既不可能是政治性质的，也不可能是经济性质的，为什么这么说？经济是什么？经济是私有财产的运动，在没有私有财产运动的地方，就没有经济生活，也没有经济学，这是我们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讲经济。
所以，正如《44年手稿》中刚才已经提到的一段：“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私有财产的运动是经济的运动，经济的运动意味着私有财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不是经济性质的，因为共产主义不在私有财产的运动范围当中，同时它也不是政治性质，因为政治无非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要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经济这个词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跟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完全不一样。
上一次，王德峰老师给硕士生上课，他针对回到事情本身的原理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如果有十个大饼，他吃了五个大饼就很饱了，边上一个人很冷很饿，一个大饼也没有吃。按照人本身的性质，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那个有十个大饼的人应该给没有大饼的人几个大饼吃。但是，在现代的经济生活中，必须拿出两个美元来换一个大饼，四个美元来换两个大饼，六个美元来换三个大饼，如果没有美元，大饼吃不到。如果没有美元，你又想要获得大饼，那么你采取的方式只能是盗窃、抢劫等。大饼的分法和吃法开始具有经济性质。王老师的说法也需要稍微有些限制，没有限制显得有些浪漫主义，当然，两个大饼送给别人其实也行。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你正在吃大饼，你口袋里有五个大饼。过来三个很强壮的人，他们很饿，这时他们向你要大饼，你必须给他们，不然他们揍死你。
这种行为不是经济的，而是叫做丛林法则。只有当每一个大饼需要两美元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经济的，在经济发生以前，不需要两美元的时候，我可以送给你吃，你也可以从我手中抢来吃，总而言之，这不是经济的。（我们不要把经济这个术语想得过分宽泛）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另一种更加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经济，即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他们需要生产商品，类似这样的一种活动。
所以，我们讲第二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是经济性质的，还局限在私有财产范围内，或者是政治性质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既不是政治性质的，也不是经济性质的。如果真要谈论共产主义，不要去争论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民主和专制对它不适用，共产主义根本不是政治上的问题。有一帮人，比如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正确地理解到共产主义不是政治性质的，而是“废除国家的”，实际上就是非政治的。所以，简单讲，第二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就是经济性质的或政治性质的。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共产主义不是政治性质的，也不是经济性质，那么共产主义是什么性质的呢？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那就叫做“社会性质”。
社会性质怎么来理解？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比如非常纯粹的志愿者活动可以叫做社会性质的活动。一定要是非常纯粹的志愿者活动，因为现在有些志愿者活动不怎么纯粹，比较麻烦，比如吴警官和张老师的那件事。真正纯粹形式的志愿者活动不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当然，如果你去做“小白菜”（*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对自己和同伴的昵称），组织者发两件T恤给你穿穿，也不算是经济的。
第二个例子，吴老师小时候，居委会的一些功能是社会的。当然，在有的阶段中，居委会也不纯粹。比如在十年浩劫期间，居委会要管“地富反坏右”，不完全属于政治的，属于半政治的。在上海的弄堂里，有一些“地富反坏右”要被弱管制，当需要人手扫地时，就把他们叫去扫。
现在的居委会是半经济性质的，有些马路上的摊贩和小店的物品把街道都堵起来了，边上的居民很愤怒，路没法走，自行车都推不过去，说要把他们给关掉，但是很难关掉，因为居委会在这里面有经济利益，居委会把门面租给那些商人了，靠这个来收钱。
但有一种居委会活动是社会的，比较早的时候，那时每到过年的时候就有一个阿姨拿着铃哐啷哐啷一敲，说今天过年了，各位把门窗关好，小心火烛。这种活动是社会性质的，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刮风下雨的时候，老太拿着铃哐啷哐啷一敲，说马上要下雨，各家各户把衣服被子都收回去，这种活动也是社会性质的。
所以，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政治性质的或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还局限在异化的范围内，或经济异化的范围内，或政治异化的范围内。
而马克思提出的是第三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七）
③第三种形式：私有财产或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
82页第（3）点，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p82
这句话很好地概括马克思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解，就是私有财产或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
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我们重点看看“社会的”一词，该词后面紧接着“即合乎人性的”，这个词翻译得比较麻烦，因为“社会的“的原意是“人的”，而不是“合乎人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将这句话直译为“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里的“社会的”意指“人的”。最早的刘丕坤的《44年手稿》译本翻作“属人的”。
但我们现在所用的译本翻成“合乎人性的”，但“合乎人性的”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的痕迹，有很强的形而上学公社的痕迹，我们要注意淡化这种痕迹，因为马克思在当时并不是这样一个用词。
最后一句是“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句话读起来有点困难，原来一个版本将这句话译为“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复归”的意思是返回运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积极扬弃”。
所以这是第三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概述的自己的共产主义，第一它不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第二不是依然局限在异化范围内的政治形式或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第三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或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
以上那段话只是马克思原文中那一段的上半段，下面还有半段，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p82
这一段话我们一读就看到了这种共产主义的领会不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或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而且具有一个哲学上的存在论的高度。我们要特别强调这样一个哲学存在论的高度，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哲学存在论的高度，一般形式的共产主义总是先行地屈服于现代形而上学，也就是屈服于现代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一般意识形态。而马克思在这里对共产主义加以阐发的时候，立即提出了哲学上的存在论的高度的要求，这是一种原则高度。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讲，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环保主义者或绿色和平主义者，他们的意图和想法应该说不错，但他们的想法如果不是空想的话，就局限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局限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意味着他局限在现代经济生活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局限于资本逻辑的范围之内。因此，这种绿色和平主义或环保主义归根到底，要么是空想，要么只是从属现代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的一种补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当然，在现有的范围当中，有这种东西比没有这种东西好，但是我们是搞哲学的，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深度上想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环境经济学，它开始要从把这个东西（*指环境）变成经济生活的一种方式，出现了一种东西叫做碳汇，这种碳汇可以买卖，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东西。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我们看到大国纷纷退出这个协定，实际上这个东西没有太大意思，问题在于有没有原则高度。
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讲对了一半，就是只要在资本逻辑的范围当中谈绿色和平，谈环保是毫无意义的，不过他们还忽略了一条，只要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谈绿色和平，谈环保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资本，无限制的贪欲，还有一个叫主体性哲学，这两者是本身混为一体的。从笛卡尔开始的“我思”一直到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哲学，都是主体性哲学，对自然界和对象采取压榨和拷打的姿态。前者（*指资本逻辑）马克思分析得很多，后者（*指主体性哲学）海德格尔分析得很多，而这两个东西叫做“狼狈为奸”，资本逻辑加上主体性哲学。
海德格尔力图证明的是事物是有其自身存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有待加工的材料，事物由自身而在场，但是只要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我们依靠主体性的哲学（所谓“我思”），然后表象事物，那么这个事物就是由表象而在场，因此它已经不是由自身而在场。所以伽达默尔在有一篇论文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自然的本质和自然的语言》，他说到今天，事实上还只有诗人在坚守这一点：事物由自身而在场，事物通过自身而存在。但在主体性哲学当中，在资本逻辑当中，事物是有待加工的对象的材料——纯粹的质料。康德讲了一句很有名的的话：人是目的。意思是人必须作为人来尊重，反过来说，自然界等事物是手段。
但马克思在这里说，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后面马克思有许多这样的说法，如人作为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作为人的存在，人的自然的本质和自然的人的本质等。
马克思在83页最后一段还特别讲到一句：“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p83
这话太惊天动地了，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如果人是目的，那么自然界也是目的。
马克思紧接着说：“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83
在这里共产主义立即被引导到一个哲学高度，这是一种存在论变革，在这个高度上，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个说法的意味比我们通常想象地深远地多。所以，我们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当中，我们看到的基本的情形就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什么叫做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就是“天人合一”。只不过马克思所讲的是“完成了的”，“完成了的”意味着不是原初了那种统一，而是经过了全部分化发展的这样一种统一，现在在共产主义的概念当中要被建立起来。所以，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指人类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共产主义的三种形式：粗陋的共产主义、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方面叫“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另一方面有一个哲学存在论（本体论）的高度。
3．以“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判
最后我们讨论《44年手稿》的第3大点：以“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判。这一点在《44手稿》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叫做“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在这个部分当中，马克思首先探讨了费尔巴哈的贡献。
（1）费尔巴哈的贡献
第91页倒数第二段，马克思评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p91
这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基本评价，《44年手稿》对费尔巴哈的评价非常高，所以马克思在这里讲，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宗教批判的时候，有施特劳斯，有鲍威尔，有施蒂纳，但鲍威尔和施特劳斯都被马克思看作“都依然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形式”，一个站在实体的立场上，一个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只有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中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对于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马克思概括了三条：
①第一条贡献：对一般哲学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概括费尔巴哈的第一条贡献是：“（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1]p91
这一点我们在讲费尔巴哈哲学的时候专门讲过，我们讲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容的时候，第一条是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第二条是对一般哲学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不是对某种哲学进行批判，比如仅仅批判黑格尔、谢林、费希特或康德，他事实上对整个哲学进行批判。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哲学是神学的另外一种形式，只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想加以阐明的宗教。所以，费尔巴哈尽管非常集中地批判黑格尔哲学，但是他把黑格尔哲学看作近代哲学的完成，看作柏拉图主义完成的形式。所以，费尔巴哈认为，哲学和宗教一样，也应该受到谴责和批判，因为哲学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一种形式，所以费尔巴哈首先提出了对一般哲学或整个哲学批判的任务。
我们后来看到有许多思想家，像施蒂纳、马克思、基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他们都是跟随费尔巴哈走上这条道路的。尽管费尔巴哈的贡献极其有限，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筚路蓝缕的，开启山林的人，因为是他第一个提出对哲学这个整体应当受到批判。“近代哲学的罪魁祸首是斯宾诺莎，完成者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曾如此说。
②第二条贡献：在高级的哲学直观中把握了社会
马克思概括费尔巴哈的第二条贡献是：“（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1]p92
这一点需要稍稍分辨一下。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的原因在于，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但是我们后来知道马克思讲费尔巴哈不懂社会，为何在这里说“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这里的核心之点是所谓人类社会在费尔巴哈的高级哲学直观当中被肯定下来，所以费尔巴哈根据这个高级的哲学直观确立了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他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后来费尔巴哈被看成是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先驱者和奠基者，这一点费尔巴哈是有贡献的。
但是费尔巴哈的毛病在于，他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和他的普通的、常识的直观无法沟通起来，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讲，这叫不懂辩证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八）
今天我们待会要讲最后一章——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新世界观的创立，那么这一章很简单，因为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万川归海，最后归结到这里。
上一次我们讲了第二章的第四节，是关于马克思的《44年手稿》，已经讲了前面两点，第一点是“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点是“以‘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上一次给第三点开了一个头，第三点是“以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判”，首先是讲费尔巴哈的贡献，我们已经讲了两条。
第一条是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条体现在91页最后一段：“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
这一条预示着马克思后来所做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批判。
上次也讲到了第二条：“（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那么上次讲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费尔巴哈不懂什么叫社会。恩格斯晚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时候，他在里面说：“只要一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费尔巴哈就变成唯心主义者了，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如果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比较起来，费尔巴哈只是表现出惊人的贫乏。”[2]但是，马克思在这里说，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因此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2]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费尔巴哈诉诸直观。在费尔巴哈哲学中，有一种东西叫做高级的哲学直观，在这个高级的哲学直观当中，费尔巴哈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被理解为爱。所以费尔巴哈认为，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应该通过爱来体现。这是哲学直观做到的。
就像王德峰老师有一次上课，说我有是十个大饼，我吃了五个大饼，吃得很饱，但边上的人饿得饥肠辘辘，没有饼吃。如果我们在高级的哲学直观当中，我们会说那五个饼应该给边上的人，但是现代社会不允许，现代社会要求掏出两美元来买一个饼。
那么费尔巴哈有一种哲学直观，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直观的对象性关系，应该被叫做爱，因此，他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在高级的哲学直观中把握了人对人的这样的一种本质的关系——爱的关系。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就是对社会的直观，至少在最初的德国形式中是这样的，所以，费尔巴哈后来又被看成是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领袖。《共产党宣言》中的“对于共产主义的历史文献”当中，有一种就是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主要的领袖和奠基者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在哲学直观中把握了社会主义。
后来，马克思看出费尔巴哈的毛病在哪里呢？有两种直观，一种叫高级的哲学直观，一种叫通常的、普通的直观，即在日常生活中的直观。在普通的直观中，你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爱，而是像狼对狼一样，以一种冲突和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人在高级的哲学直观应该是健康的、友爱的、和谐的，但在普通的直观当中不是这样，而是彼此冲突的、你争我夺的、不健康的、患着瘰疬病（老鼠疮）的。这两种直观，费尔巴哈没有办法使它们调和起来，所以，用我们哲学上通常的话来讲，普通直观是“是”，哲学直观是“应当”，普通直观是“实然”，哲学直观是“应然”，这两者没有办法沟通起来。
但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著作当中看到了，费尔巴哈所提到的高级的哲学直观特别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设定为理论的原则，因此，费尔巴哈的哲学在当时有批判意义。
这是费尔巴哈的第二个贡献。
③第三条贡献：把感性和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
马克思概括费尔巴哈的第三条贡献是：“（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1]p92
这句话听起来很烦。原来的翻译是“他把立足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同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
我们先讲“立足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是什么？这是感性。我们在讲费尔巴哈哲学的时候，曾经讲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原则，一个是感性，一个是对象性，连起来叫做感性——对象性。
那么“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那个否定的否定”是什么？这是思辨的思维。
这不是一般的思维，这个思维是“否定之否定”，而且这个“否定之否定”自称是绝对的肯定，但是这个绝对的肯定，首先是肯定，同时是否定，然后是否定之否定，这就叫思辨的思维。
所以，“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那个否定的否定”指的是思辨的思维；“立足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指的是感性，或者直接的感性。这个感性立足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的、以自身为基础来肯定自身。这个费尔巴哈在他的著作谈到了。
黑格尔哲学的原理就是思辨的思维，就是自称是绝对的肯定，但同时是否定的否定。立足于自身基础之上并且实证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就是感性。所以。马克思的这句话虽然很长，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费尔巴哈把感性同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第三条贡献——费尔巴哈用感性的实在性同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
因此，费尔巴哈有三条贡献，第一条是对整个哲学的批判，第二条在高级的哲学直观中把握了社会，第三条是把直接的感性同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
（2）否定之否定
接下来，马克思开始解释费尔巴哈如何批判思辨的思维，就是那个“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方面。
在92页，马克思说：“黑格尔从异化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1]p92
这句话说的是正题。否定之否定有三个题：正题、反题和合题。那么，费尔巴哈解释这个否定之否定，正题简单地说就是黑格尔从宗教、神学出发。
对于反题，马克思说：“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1]p92
因此，正题意味着黑格尔从宗教、神学出发，反题意味着黑格尔扬弃了宗教、神学。
最后是合题，马克思说：“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教和神学的恢复。”[1]p92
正题意味着黑格尔从思辨的思维出发，不过在这个阶段，思辨的思维还是抽象的；紧接着反题是思维的外化，思维转变成为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东西，这意味扬弃了宗教、神学；合题是重新返回到思辨的思维，因此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最后是宗教和神学的恢复。
所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主要立足于这样的一种分析：黑格尔从宗教和神学出发，接着他扬弃了宗教和神学，最后他恢复了宗教和神学。这就是思辨的思维所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马克思接着探讨费尔巴哈的分析，他说：“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1]p92
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的贡献，而且在贡献的第三点，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然后，费尔巴哈解释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思辨的辩证法从宗教、神学出发，然后扬弃宗教、神学，最后恢复到宗教、神学。但是，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似乎看出某种东西：“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
接着马克思进一步探讨否定之否定，马克思说：“但是，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p92
在这里，马克思讲的话很微妙。我们知道马克思反对黑格尔，赞成费尔巴哈，但是在这里，他对费尔巴哈似乎有些不满，因为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成是“否定神学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
但是，马克思又说了：“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这句话听起来是批判性质的，黑格尔只是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和费尔巴哈比较起来，这句话却包含着肯定的含义。因为，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说，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表达，而这种表达恰好是费尔巴哈没有的，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哲学的表达，这在哲学史上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可以看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就写了黑格尔的哲学贡献，它突出强调的最主要的一点是黑格尔的哲学包含了历史原则，黑格尔的整个哲学是以巨大的历史感为背景的。
所以，上面那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重要的、哲学上的、具有原则高度的表达，第二层意思是黑格尔只是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44年手稿》非常明显地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但是同时，黑格尔哲学当作完全被费尔巴哈忽略的东西在《44年手稿》的这一部分当作被恢复出来，被拯救出来。因此，最后马克思在这个部分的批判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他既吸收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和对象性的原则，同时，正是在《44年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当中，马克思拯救了由德国唯心主义发展起来的所谓活动的原则。
（3）对象性的活动
在《44年手稿》当中，马克思还谈到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劳动。
95页第二段，马克思说：“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p95
类似的话，海德格尔在100年后重新说过一次。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当中，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劳动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当中被先行地表达出来了。”[3]
“劳动”一词还不够突出，所以马克思在《44年手稿》最后概括他所取得的哲学批判的成果的时候，用了“对象性的活动”一词。
该词出现在97页最后一段，马克思如此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p97
原来的版本把“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翻成“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地活动着”。
这段话完整讲了所谓“对象性活动”一词。为什么我们特别突出“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因为它直接引导到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分析这个词，我们知道感性和对象性是费尔巴哈的原理，费尔巴哈所谓哲学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立脚点和出发点是把现实性理解为感性——对象性，但是费尔巴哈的整个原理叫做感性的直观或对象性的直观。现在，现在马克思发明了一个词，这个词不是感性的直观，也不是对象性的主观，是感性的活动和对象性的活动，那么“活动”这个词从哪来？“活动”一词不能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活动”一词是德国唯心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当作形成起来的一个术语。
所以，我们读《44年手稿》，我们得知道这种词、术语或概念的来历是什么，感性、对象性的来历从费尔巴哈那里来，那么费尔巴哈关于感性和对象性的整个理解是关于感性的直观和对象性的直观，现在马克思把它叫做感性的活动和对象性的活动。“活动”不是我们通常、一般所用的术语，这个术语在德国唯心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讲德国古典哲学的时候，我们看到首先是康德用了这个词，他把自我意识叫做纯粹的活动，先验的统觉也叫做纯粹的活动。为什么叫做纯粹的活动？他必须避免人们把这种活动想象为经验的或心理的。所以，这个“活动”一词后来一直被使用，康德用来表示自我意识，作为先验的统觉，把它表述为纯粹的活动。费希特后来把他的自我叫做活动本身。到了谢林，因为他返回了斯宾诺莎的实体，所以他把自我意识的那个活动过程叫做无限的活动。黑格尔把思辨的思维叫做自我活动，为什么叫做自我活动？因为那是绝对者自身的活动。所以“活动”术语有来历，不是通常的用法，如果我们在通常的意义上想象这个词，我们肯定犯错，因为它是有来历的。就像“对象性”和“感性”都从费尔巴哈来，不是马克思杜撰的。
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用了“对象性的活动”这个术语。这个术语可以简要表明马克思在当时的哲学活动当作处于怎样一个地位，同费尔巴哈，同德国唯心主义有怎样的关系。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原则在《44年手稿》被表述为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感性、对象性的原理从费尔巴哈来，而活动的原理从德国唯心主义来。这并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从这里捞一点，从那里捞一点，一混合就弄出点什么东西了，彷佛我们喝咖啡，加点糖，一混合就出来点什么东西，不是这样的。马克思有他重要的变革和创造的地方。
但是，我们从概念的分析当作可以了解到马克思在《44年手稿》提出“对象性的活动”或“感性的活动”这个术语的时候，他的那些思想的来历从哪里来。所以，《44年手稿》很特别，特别是最后的一部分，从明确的方面来讲，马克思支持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44年手稿》的标题就叫做“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且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评价极高。
但是在整个《44年手稿》的理论活动当中，我们却看到被严厉批判的黑格尔哲学中的有一部分东西被拯救出来，正是这种拯救使得马克思已经具备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理由，所以，我们才能想象在几个月以后，马克思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件事情不是突如其来的，阿尔都塞解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时候，他讲这叫做破天荒、奇迹般的东西。吴老师不赞成这个说法。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破天荒、奇迹般的东西，那么说老实话，我们没法讲思想史。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跑到门口摔了一跤，然后变成尼采主义者，这就叫做破天荒、奇迹般的东西。思想史不能这么解释问题。当然，阿尔都塞也有贡献，如果单纯地利用那种一层层积累起来，就自然形成一些东西的积淀说，那么阿尔都塞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就是断裂。按他的讲法，在这里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发生了。但是作为思想史，我们要讲清楚这个断裂为何发生？何以发生？
《44年手稿》当中，如果我们要在哲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那么我们在手稿当中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象性的活动，而且这个概念对于费尔巴哈以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对象性的活动同费尔巴哈有联系，但包含批判费尔巴哈的理由；对象性的活动拒绝德国唯心主义，但同时吸收了它的活动的原则。
参考文献：
[1]余源培,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袁贵仁.当代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