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
摘要：1720年至1760年代间，清廷为提防准噶尔汗国的扩张，曾通过西藏地方政府从拉达克王国方面取得大量关于内陆亚洲、南亚次大陆以及俄罗斯的重要情报。通过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清朝不仅察觉到准噶尔汗国曾自叶尔羌派遣使团路经拉达克与莫卧儿帝国往来，更得以先后认识到印度莫卧儿、伊朗阿夫沙尔、阿富汗杜兰尼与沙俄等周边帝国的势力消长。本文通过重点分析汉、满、藏文等多语种史料，探讨清廷通过拉达克所建立的欧亚情报网及其历史意义。
随着近年清代多语种史料的出版与开放，清史学界开始逐步关注清代中原与内亚周边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往来，而清史研究中的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世界史研究重视跨区域整合的全球史视野，具有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结合近年来比较帝国史研究的理论发展，如英、俄帝国史研究者“将边疆置于核心”(boderlandsinthecenter)的反思视野，亦能为新时代的清史研究注入新血。通过以上思考脉络，本文将结合近年来新见之清代汉、满、藏多语种档案，探讨清廷在1724年至1768年间于拉达克与西藏地区建立欧亚情报网的始末，并从全球史的跨地域视野出发考察18世纪清朝对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朗阿夫沙尔王朝乃至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认识起源。
一、前言
18世纪清朝与拉达克之间的交往，与准噶尔和西藏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这点，前人已有相关著作。其中最具开拓意义的莫过于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Petech)关于拉达克王国的两本专著:《拉达克王国(950—1842)》与《拉达克编年史研究》。伯戴克的著作虽主要侧重于拉达克的通史部分，然而其中重点利用《清实录》与拉达克方面相关藏文材料，对于拉达克与清朝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中国学者近年也开始利用藏、满、波斯与乌尔都文等多语种史料研究拉达克、西藏与清廷之间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陈庆英利用藏文《五世达赖喇嘛传》研究1679年西藏与拉达克战争，以及陆水林利用乌尔都文《查谟史》等史料研究拉达克与巴尔蒂斯坦史地，这些研究皆具有开创性。近年来，随着《军机处满文录副档》的开放与出版，齐光、陈柱等人先后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拉达克在清朝与准噶尔之间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先前也曾利用满、藏文档案，发表了拉达克与清朝情报网等相关成果。以上的研究主要将拉达克放置在清朝与准噶尔关系的框架中来理解，本文则希望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扩充研究视野与多语种史料的立场出发，进一步通过对拉达克与清朝情报网的梳理，将清朝与拉达克的关系放置在更为宽广的全球史视野来进行思考，尤其注意拉达克所提供的南亚、中东以及俄罗斯等地的相关情报与清朝地理知识的推进。
此外，笔者也注意到先行研究在史料运用上的限制，如清朝官方关于拉达克来文的满文材料虽然数量相对丰富，但多数翻译自藏文原文。事实上，清代档案中藏有一定数量的拉达克藏文来文原件以及西藏地方官员根据藏文原文的蒙古文翻译，相关满文档案实际上是经由藏、蒙文转手翻译而来的最后结果。通过比对藏、满文文件，可以发现在转译过程中藏文个别词汇的意义发生了转变，以便配合满文中清朝官方惯用的语境。因此研究拉达克与清朝关系史，不可忽视拉达克寄往清朝方面的藏文文书原件以及相关蒙、满文的翻译流程。然而目前关于清朝与拉达克的先行研究中，笔者暂时没有见到能解读、利用拉达克藏文档案原件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拉达克相关清代满、汉文档案，也尚无学者系统介绍与利用。因此笔者不揣简陋，通过重点强调全球史视角、拉达克藏文文书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相关满汉文档案三点，试图对清朝与拉达克之间欧亚情报网络建立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进行讨论。
二、清准博弈背景下的拉达克
拉达克地处克什米尔地区东南部，位于今天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西藏与新疆交界一带。由于其位于多文明交接带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历史时期便是跨区域、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在17、18世纪期间，拉达克王国更是通过与清朝方面的情报交流，扮演着沟通中国、中亚与南亚等地的信息枢纽。做为一位杰出的藏学家与拉达克史家，伯戴克首先通过《清实录》中的汉文记载，指出清朝曾通过拉达克王国搜集准噶尔情报的关键信息。然而囿于编纂体例，《清实录》对于拉达克的记载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其中由拉达克传送给清朝的关键历史信息也往往在史家笔削下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中国清代档案的出版与开放，人们开始注意到满文档案中关于拉达克所搜集准噶尔情报的相关记载，而对于拉达克最初如何与清朝建立正式关系的原委和历史背景，却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如同伯戴克所言，清朝与拉达克交往的目的，确实与搜集准噶尔情报息息相关。然而细究清朝与拉达克双边关系的建立过程，除了情报搜集之外，同时也有复杂的佛教政治考量。早在满洲人于1644年入关取代明朝以前，皇太极已于1636年在盛京称帝并立国号为“大清国”(Daicinggurun)。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明朝尚未灭亡，因此大清国的正统性显然最早并非单纯建立在中原王朝与儒教传统的基础上。考量1636年在满洲与蒙古史上的特殊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大清国最初的正统性依据，与蒙元遗产和藏传佛教息息相关。1634年，皇太极在击败成吉思汗继承者察哈尔林丹汗后，宣称获得当年由大元帝师八思巴所造之大黑天佛像，与此同时也建构从林丹汗处获得中原传国玉玺的传说，以此做为“内亚/中原”的二元正统依据，随即得以在1636年称帝。由此可见，清朝的正统性基础，有一半在于蒙元遗产和藏传佛教。而清朝立基在藏传佛教普世性上的正统基础，也正是顺治帝于1644年入主中原后立即在蒙古王公的促请下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北京，模仿蒙元时期忽必烈与八思巴建构“施主/福田”政教模式的主要原因。
清朝在立国之初所依靠的内亚正统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清朝在入关以后的整体发展。如清朝在17世纪上半叶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其中或多或少有内亚因素，尤其是藏传佛教势力的影响。1673至1681年之间的三藩之乱，表面上高举着“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然而背后却也有蒙藏势力参与其中。除了1675年林丹汗之孙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企图趁机重夺成吉思汗汗统外，吴三桂本人曾遣使携礼拜谒五世达赖喇嘛，希望借此寻求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卫藏、青海与康区各地所掌控的蒙藏势力，与清廷进行对抗。吴三桂的计谋最终为清廷方面所识破，康熙帝本人虽因此对五世达赖喇嘛颇有微词，但清廷与格鲁派的政教同盟却仍得以保存。
三藩之乱正酣之时，格鲁派所支持的准噶尔政权却在内亚崛起，成为清朝竞夺内亚正统性的主要敌手。在五世达赖喇嘛的加持下，曾被认定为格鲁派转世活佛的噶尔丹建立了雄踞西北的准噶尔汗国，严重挑战了康熙帝做为内亚共主与藏传佛教法王的权威性。这也是为何清朝甘倾全国之力、历经三朝之功彻底消灭准噶尔人，并通过《清实录》等官书将笃信藏传佛教并作为五世达赖喇嘛心子的噶尔丹蔑为“迷惑回子之教，坏宗喀巴与达赖喇嘛之法”的佛教叛徒，从而消灭准噶尔汗的佛教正统性的原因。另一方面，清朝皇帝为宣扬自身的佛教正统性，在与信仰藏传佛教的蒙、藏乃至拉达克人交往时，往往亦倾向以统治汉地(rgyanag)的文殊菩萨形象自居，而这也是造成清廷与拉达克及蒙藏上层的往来书信中，经常以文殊菩萨称呼清朝皇帝的主要原因。
即便噶尔丹最终在康熙帝的痛击下于1697年败亡，清朝仍未得以彻底解决准噶尔与其所带来的藏传佛教正统性危机，这也造就雍正、乾隆二帝极力关注准噶尔问题的政治倾向。历经17世纪末与准噶尔的战争后，清朝开始积极搜集关于准噶尔人的相关情报，而位于叶尔羌、卫藏与克什米尔之间并与准噶尔和西藏具有贸易往来的拉达克，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了清朝的视野。
三、1720年代清朝与拉达克的联系以及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
清朝与拉达克最早取得联系，主要是通过西藏甘丹颇章政权。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目前的文献记录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9世纪;而由于语言、宗教与地缘方面的接近，拉达克与西藏在历史时期持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互动与交往。1680年代拉达克与西藏之间发生战争，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所领导的西藏甘丹颇章政权在卫拉特蒙古的协助下击败拉达克，最终拉达克与西藏方面签订和约并答应定期向达赖喇嘛赠送礼物，二者的关系得以正式通过外交文书确立。随后清廷在与西藏建立往来后，也正是通过西藏方面进一步在1720年代与拉达克正式建立联系。
清朝与拉达克最早的接触，为1724年拉达克使团访问北京，此由伯戴克首先指出，其后学者大都因循其说。关于拉达克与清朝建立双边关系的具体理由及过程，仍有待进一步廓清。实际上，清朝之所以与拉达克建立联系，与1720年的“驱准保藏”战争直接有关。1717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遣大策零敦多布经由于阗奇袭拉萨，击败并杀害拉藏汗，至此西藏为准噶尔人所控制。1720年，在康济鼐等藏人势力的协助下，清军成功进入西藏驱逐准噶尔人，并于1721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由西宁塔尔寺迎往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此后清廷虑及桑杰嘉措专擅的前车之鉴，废除西藏摄政(sdesrid)一职，改设五位噶伦(bka’blon)共同执政。康济鼐因协助清军有功，受封噶伦，总理西藏事务。
据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之后，于1723年藏历11月接见由拉达克王尼玛纳木扎尔(Nyimarnamrgyal，1694—1729年在位)遣来的两位使者。随后达赖喇嘛邀请拉达克使者参与藏历新年宴会，使者最终于1724年初辞别达赖喇嘛。虽然《七世达赖喇嘛传》并没有记载二位拉达克使者离开后的去向，但根据《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两人离开拉萨后随同七世达赖喇嘛所派遣的使团一同前往北京，于雍正二年(1724)六月抵达西宁一带，然因天气炎热，使臣一行暂留边外，待天气转凉后由时任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派员护送进京。而《宫中档》的这条记录，也正与《清实录》所载相符。
而紧接在同年七月，清廷内部就如何封赏拉达克王一事，举行了议政大臣会议，年羹尧因为素来熟悉蒙藏事务，被委托提出相关建议。对此年羹尧称:
又查拉达克汗系协助康济鼐效力之人，康济鼐封为贝子，今若使拉达克汗封赏逾康济鼐之等，将退沮康济鼐效力之心。若将拉达克汗封为同等，彼为其国之汗，纵然封之，未必感戴。是以臣意以为暂止加封拉达克汗一事，依议政大臣等所议，降旨奖赏绸缎等物。嗣后拉达克汗复有劳绩效力之处，再由主上施恩晋封。为此谨奏。(朱批:议政大臣等议奏，议政处议，已照尔所奏而行。)
根据这段史料，可以得知拉达克汗尼玛纳木扎尔早在1720年便曾协助康济鼐等人支持清军将准噶尔人驱逐出西藏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清实录》虽然对1724年拉达克使团的来访仅以一语带过，然而满文档案反映出清朝方面对于当时晋封拉达克王一事，实际上曾有极为谨慎的考量。原本清廷曾经考虑过加封拉达克王郡王衔，但为避免以康济鼐为代表的西藏地方势力感到不满，这个想法最终遭到搁置。
至于拉达克在1720年清军“驱准保藏”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将在与准噶尔人贸易过程中所获得的情报经过康济鼐转呈给清军。根据拉达克方面收藏的藏文档案，雍正帝在1726年曾经致书并赠送礼品给拉达克王，并在信中称赞拉达克王将所探得准噶尔情报寄往清朝一事:“尔之诸行，如渐次探得准噶尔之［情形］并寄来此处，皆尔之诚心，诚属可嘉。特为护此善行，赠与各式器物。”关于拉达克早在1720年便通过康济鼐向清军提供准噶尔情报一事，亦反映在1732年雍正帝颁予尼玛纳木扎尔之子德中纳木扎尔(Bdeskyongrnamrgyal，1729—1739年在位)的谕旨中:“从前因尔父尼玛纳木扎尔与贝子康济鼐同心报効，朕已沛恩膏。今尔亦效法尔父，与贝勒颇罗鼐一体効力，甚属勤劳。”由此可见，拉达克通过西藏方面将准噶尔情报传达给清廷，最晚在1720年已经开始，并且对清军将准噶尔人驱逐出西藏的军事行动有过一定的助益。
然而在通过西藏与清廷寻求合作关系之外，拉达克人也同时与准噶尔人有所往来。早在1724年遣使清朝以前，拉达克人就与准噶尔汗国保持着通使关系。根据一份拉达克藏文档案，1715年尼玛纳木扎尔在位期间拉达克曾派遣一位名叫饶丹(Ｒabbrtan)的信使前往准噶尔。当1720年前后拉达克人暗中协助康济鼐与清军时，尼玛纳木扎尔也曾派遣一个使团前往准噶尔。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方面对于拉达克与准噶尔之间的交往，并非一无所悉。而此前清廷内部就是否信赖拉达克取得的准噶尔情报，也曾有过深刻的讨论。在雍正二年(1724)议政大臣会议决定暂缓晋封拉达克王的两年后，于雍正四年十一月间，负责西北准噶尔战事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认为“喇荡罕归顺天朝以来，实心出力，应予加恩”，因此又提出晋封拉达克王一事，并请求征询康济鼐之意，这项建议获得了雍正帝的认可。岳钟琪随后派遣参将王刚入藏，向康济鼐私下打听关于拉达克的地理位置与政局情况，随后将所得情报上奏雍正帝:
今据王刚禀称，住藏之日与康济鼐闲坐叙话，因说及拉荡罕从前效力并问其驻牧地方。康济鼐等即云，其地方与西藏、准噶尔三搭界，但到藏有三月路程，与哈齐甚近，止隔六、七日路。彼原系哈齐部落，每岁受哈齐数万银钱，彼亦极欲归附天朝，但恐怕哈齐闻之，必加扰害，不复与银钱过活。内地遥远，照应不及，以此不敢来归等语。据此则加以封号之处，似毋庸更议者矣……(朱批:所事幸朕斟酌不谬，实出朕意，并无他人见及于此)
岳钟琪的这份奏折，反映出清朝在1724年经议政大臣会议后，虽根据年羹尧的建议，决定暂缓晋封拉达克王一事，却持续对拉达克保持关注。而雍正帝1726年朱批虽称暂缓晋封拉达克王一事“实出朕意，并无他人见及于此”，显然是为了在年羹尧失势后刻意淡化其过去对拉达克事务的影响。岳钟琪的这份记录，同时反映出清朝开始认识到拉达克当时主要依附一个名叫“哈齐”的势力，“哈齐”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拉达克，并且给予其大量经济支持，拉达克因此难以内附清朝。而这个被称为“哈齐”的政权，正是藏语“喀切”(khache)的音写，意即“穆斯林”，在此指的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换句话说，清朝通过确认拉达克的地理位置与政治情况，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南亚次大陆上另一个强大的政权。日后莫卧儿帝国的相关情报，也随着清朝与拉达克交往的深化而逐渐映入清朝官员与知识人的视野中。1726年底至1727年初间，康济鼐向清军寄送了一封蒙古文书信用以传递其兄阿里总管喀锡鼐自拉达克处所获之准噶尔情报，当中又再次提及“喀齐”的地理信息:
阿里克地方噶布锡鼐于今年七月内接臈档罕处信息，并土克城办事人马克拉木巴、盆楚克拉布坦所送书信，俱于今年八月内到藏，云:去年谆噶儿向主子大兵处发兵一万两千名，又向遮尔掯北边白拉克、布喀尔回子地方发兵四千名，此系问自色尔忒、遮尔掯往喀齐买卖人之语，未知虚实。
康济鼐這份关于准噶尔军队动向的情报，言明获自前往印度贸易的叶尔羌商人。由此可见，清朝借由拉达克与西藏所构筑的情报网络，间接从往来中亚与南亚之间的穆斯林商团处获得情报。清朝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拉达克获得准噶尔的军情，却也因此逐步认识到莫卧儿帝国这个强大的伊斯兰政权。
根据上述1726年康济鼐所提供的信息，清廷因顾及莫卧儿帝国势力的影响，仍维持不加封拉达克汗的政策。即便如此，清朝方面仍然没有放弃积极地与拉达克建立情报交换关系的计划。雍正五年(1727)六月，首席噶伦康济鼐为阿尔布巴等其余噶伦联手谋害，以阿尔布巴、隆布鼐与札尔鼐等人为首的前藏势力，开始攻击属于后藏势力的颇罗鼐，西藏政局为之震动，双方内战一直持续到雍正六年七月，最终以清廷所支持的颇罗鼐获得胜利。清军在进入西藏平叛后，随即与继康济鼐成为后藏领袖的颇罗鼐确立合作关系，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由颇罗鼐率领的阿里地区的武装势力，继续从拉达克方面取得准噶尔的相关情报。雍正七年三月初，以入藏办事之吏部尚书查郎阿为首的驻藏清军，遣探子前往位于西藏阿里与南疆和田交界的克里雅山口一带，并携回拉达克王的书信，其王称:
贝子康济鼐与准噶尔交兵之时，我念及佛法，及皇上、达赖喇嘛诸事，与康济鼐同心协力，使事告成。今卫、工布有些妖魔鬼怪不顾皇帝、达赖喇嘛之事及土伯特国之安逸，企图总长部落，他们对康济鼐嫉恨在心，暗害了贝子康济鼐，一时风卷土伯特国，伊等悖逆皇上及达赖喇嘛，举行叛乱，扎萨克台吉整兵前往，事告成功。闻此即如亲眼目睹之快也。
而这封1729年初拉达克王寄往清军方面的书信，实际上是一封对驻藏清军的回信。当康济鼐遭到杀害后，1728年七月间驻藏副都统马腊与内阁学士僧格曾致书拉达克王，内称:
钦差驻藏大臣咨文拉达克汗尼玛纳木扎尔。昔日，康济鼐尔等二人乃为挚友，康济鼐将尔之懿行奏闻圣主，故而大皇帝施恩于尔。今康济鼐虽然离世，但恩恤之心如康济鼐在世一样，请将准噶尔之各类消息妥善告知。兹颇罗台吉来到召地，已将仇人咸俱拿获，正候大皇帝钦命审理此案之大臣前来。尔等素为好兄弟，故而知会于尔。
由此可知，当康济鼐遭到谋害后，驻藏清军曾经及时知会拉达克，并利用康济鼐生前和拉达克王尼玛纳木扎尔的友好关系，以寻求其支持，并希望拉达克方面继续通过康济鼐的继任者颇罗鼐，向清廷方面提供准噶尔的相关情报。
虽然即便在康济鼐死后，拉达克持续通过以颇罗鼐为首的阿里藏军势力与清朝保持合作，然而清廷内部对于是否信赖拉达克，仍采取保留态度。当阿尔布巴之乱平定后，雍正六年十月间，雍正帝又再次寄出上谕，询问将来在与准噶尔的战事中，是否有利用拉达克的可能性。岳钟琪则认为:“阿里克拉达克罕上明大义，戮力同心以拒谆噶儿之悖逆，其心实有可取。惟其所属番部，止可用之以防守，不便用之于进剿……如将来谆噶儿之事，惟仰恳圣恩谕知颇罗鼐，命其与拉达克罕等止在通谆噶儿各要隘处所防范堵御。若遇谆噶儿逆恶败逃窜匿，即行擒挐。”由此可见清朝方面对于是否利用拉达克于准噶尔战事，仍有所保留。雍正七年闰七月间，清廷甚至直接从西藏方面得知拉达克与准噶尔之间有使者往来的情形，岳钟琪与雍正帝并曾就此讨论准噶尔兵败后有无可能逃往拉达克。对此，岳钟琪经过多方考量，认为拉达克不太可能收容噶尔丹策零等人，并指出“拉达克系喀齐所属，亦不敢自作主张，擅留逆类。”
在雍正七年的这份奏折中，岳钟琪再次提到拉达克归属于“喀齐”之下，而这里的“喀齐”，很明显就是上述雍正四年奏折中所提到“哈齐”的异写。由于拉达克的关系，清朝再次提及了莫卧儿帝国这个强大的“喀齐”(穆斯林)政权，而这也反映出清朝因拉达克而开始搜集莫卧儿帝国的相关情报。雍正七年五月，清军准备进军准噶尔，在得知哈萨克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AbulkhairKhan，1693—1748)营帐西迁的信息，推测噶尔丹策零将来有可能逃往他西汗城(Tashkent)，或者通过克里雅山口逃往西藏。在探讨准噶尔人可能的逃亡路线时，岳钟琪指出:
查叶尔克木、哈什哈尔，去伊里不远，恐谆噶尔亦未必就此潜藏，独有克尔叶一路，较别部落稍远……但细查克尔叶东通西藏，南抵哈齐，北达苦苦脑儿，除此三路之外，再无别径。此内哈齐，乃回子最大部落;苦苦脑儿又系内地藩篱，彼必不敢向此二处逃遁，虽惟有西藏一途可往……俟明年初夏，颁发敕谕，令颇罗鼐整旅戒严，并带同后藏阿里之兵，知会拉荡汗一同派兵，分守此途要隘。
岳钟琪的这份奏折中，明确指出了关于清朝当时对莫卧儿帝国最重要的两点认识。其一为“喀齐乃回子最大部落”，清朝明确认识到莫卧儿帝国为周边最强大的穆斯林政权;其二为印度与阿里、叶尔羌等地之间的地理位置与交通孔道。由此可见在1720年代末，清朝不仅通过拉达克人探取准噶尔的内部情报，并且已经认识到与拉达克关系密切的莫卧儿帝国。
要言之，在1720年“驱准保藏”行动的过程中，拉达克人曾经协助康济鼐向清军提供准噶尔情报，并随后在1724年派遣使团随七世达赖喇嘛使者一同东行，与清朝正式建立联系。而清廷方面也随后展开了关于加封拉达克王与否的讨论，最终虑及康济鼐等藏人的感受与莫卧儿帝国势力的影响，晋封拉达克王之事最终被搁置。在1727年康济鼐被害后，拉达克仍继续通过以颇罗鼐为代表的阿里藏军势力与清廷联系。同时，清廷在通过西藏与拉达克交往的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了作为“喀齐”的莫卧儿帝国这个强大的伊斯兰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西藏、拉达克与泛喜马拉雅地区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在阿尔布巴为首的前藏势力垮台后，清廷通过与颇罗鼐为首的后藏势力联手，以拉萨与阿里为据点，构筑出遍布喜马拉雅地区的情报网络，其消息源主要为活跃于克什米尔、叶尔羌、尼泊尔乃至南亚次大陆之间的商团领袖。当时清军所驻扎的拉萨，也因此成为喜马拉雅地区多族群辐辏的一个政治经济重心。如雍正八年(1730)初，雍正帝赐予颇罗鼐等人的甘珠尔经等贵重礼品抵达拉萨，颇罗鼐率领“喀齐、巴尔布以及阿里之各头目，喇达克之差使，迎接十里之遥”，而这也反应出清廷在西藏所建构的情报网络，其视野并不局限在青康藏地区，而是与拉达克、尼泊尔甚至莫卧儿帝国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中拉达克一线，由于其位处准部与西藏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康济鼐、颇罗鼐等阿里地方领袖与拉达克王室之间的良好关系，自1720年代便为清廷所重视。然而清朝对于拉达克情报网的掌握并非一蹴而就，其建立过程实际上相当复杂曲折，到1730年代，清朝对于拉达克情报网的主控权方才确立。
四、1730年代初清朝与拉达克关系的确立
1720年代，拉达克对于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胜败，一直抱持着观望的态度。即便自1720年拉达克便持续为清朝提供准噶尔方面的相关情报，拉达克也一直保持与准噶尔通使往来的关系。如前所述，清朝最晚在雍正七年(1729)下半年已经注意到拉达克与准噶尔通使的问题。到雍正八年，拉达克对于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仍明确持观望态度，甚至向清朝坦诚与准噶尔人之间确实有所往来。雍正八年三月岳钟琪奏折称:“拉达克汗所寄婆罗鼐书中，云此时若不与之(按:即准噶尔)结好，无词却谢，是以勉强向伊云不妨讲好。”由此可见，直到1730年，拉达克对于清朝与准噶尔仍是采取两面讨好的策略，然而这个情况到了1731年之后，出现了重大的转变。
1729年，拉达克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以其年迈，考虑传位于长子德中纳木扎尔(Bdeskyongrnamrgyal，1729—1739年在位)，然而此后拉达克王室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继位纠纷。尼玛纳木扎尔的首位王后，也就是德中纳木扎尔的母亲，为西藏达波波绒(Dwagspobhrum)世族出身的贵族女子，她在德中纳木扎尔年幼时便已亡故。尼玛纳木扎尔再娶了一名出身卡普卢(Khaplu)世族的穆斯林女子悉西哈屯(Zizikhatun)，生下次子扎释纳木扎尔(Bkrashisrnamrgyal)。当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有意退位时，其继室悉西哈屯与次子扎释纳木扎尔，企图与长子德中纳木扎尔竞逐王位。关于1730年左右拉达克上层内部的王位斗争，拉达克史家多有论及，而拉达克史料对于这场王位斗争的经过多有语焉不详之处。前辈学者伯戴克根据拉达克史料，认为是贵族旧臣对悉西哈屯强烈不满，因此要求强迫幼子扎释纳木扎尔出家为僧，最终德中纳木扎尔出于对继母的尊重与爱戴，将异母弟扎释纳木扎尔分封在普里地区，这个开创性的论述受到拉达克研究者广泛地引用。然而根据中国新近出版之《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所收录的军机处满文录副档等相关记录，笔者认为1730年拉达克的王位继承纠纷，实际上与清朝欧亚情报网的建构息息相关。
雍正九年(1731)四月驻藏大臣马腊(Mala，1674—1736)将颇罗鼐所寄来的一封蒙古文书信译为满文并上奏清廷，其中提及拉达克王位继承纠纷的重要线索。这封奏折传递了驻扎在阿里的颇罗鼐长子、头等台吉朱尔默特策卜登(’Gyurmedtshebrtan，?—1749)所搜集到的信息:
拉达克之尼玛纳木扎尔，因年迈之故，其欲令其次子喇西纳木扎尔继位，其长子德中纳木扎尔争道:“拉达克处之旧例，皆为长子继位。倘若不令我继位，我将从台吉朱尔默特策卜登处请来军队，与尔等相争。”故尼玛纳木扎尔方才同属下诸人商讨后，令德中纳木扎尔继位。尼玛纳木扎尔分封喇西纳木扎尔巴克提等四地，令其居之。
由此可见作为长子的德中纳木扎尔之所以得以顺利继承拉达克王位，并不单纯是因为地方贵族反对悉西哈屯，而是因其凭借清廷所支持的阿里藏军势力，要挟其父尼玛纳木扎尔与异母弟扎释纳木扎尔等人。而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在畏惧颇罗鼐家族与其背后之清廷势力的情况下，被迫将王位传给长子德中纳木扎尔，而改封次子扎释纳木扎尔以巴尔蒂斯坦。此外，若更进一步考量长子德中纳木扎尔与其母系的卫藏背景，以及次子扎释纳木扎尔及其生母悉西哈屯的穆斯林贵族背景，便可理解这场王位斗争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并非伯戴克等学者所主张之继室对亲生次子的偏爱，而是拉达克王国内部信仰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的两大政治势力的倾轧;具有卫藏贵族血统、信仰佛教的德中纳木扎尔最终自然也就获得阿里藏军势力的支持。
考虑到德中纳木扎尔最终之所以能在拉达克王位斗争中胜出，主要仍是依赖清廷所支持的阿里头等台吉朱尔默特策卜登及其父颇罗鼐的武装势力，便不难理解为何在其顺利继位之后，便立即积极遣使联系清朝。这也是何以在雍正十年(1732)三月，雍正帝颁予德中纳木扎尔一道谕旨，不仅对其“尊崇佛教”表示赞许，也勉励其效法其父尼玛纳木扎尔与康济鼐前事，“与贝勒颇罗鼐一体効力”。雍正帝的这份上谕，反映了清朝与拉达克关系的两项基础:一为“尊崇佛教”的政治话语，亦即将满洲皇帝视为佛教护法乃至文殊菩萨转世;二是与清廷所支持之阿里藏军领袖颇罗鼐等人的紧密合作。
从现存清代档案中关于拉达克来文的整体分布看来，自朱尔默特策卜登于雍正九年四月禀报德中纳木扎尔继承拉达克王位以前，拉达克情报的传递，多由年羹尧、岳钟琪等负责准噶尔战事的军事将领所经手。而自1731年德中纳木扎尔与清朝再次巩固双边关系后，清朝欧亚情报网中的拉达克一线基本依循着“叶尔羌商团—拉达克—阿里藏军—颇罗鼐—驻藏大臣—清廷”这条线路迅速发展。这个情报在一般情况下的传递过程，首先由拉达克方面派人前往叶尔羌进行贸易，同时为清朝定期收集以准噶尔为核心的相关情报;随后拉达克王以藏文文书的形式，并通过临近拉达克的阿里藏军递交颇罗鼐;再由精通蒙藏双语的颇罗鼐译写为蒙古文，传递给驻藏大臣后译为满文并以奏折的形式寄往清廷。现存清代档案中的满文拉达克来文，多数分布在1731年德中纳木扎尔掌权之后，这似乎并非由于档案堙灭等偶然因素。相反，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清朝通过其所支持之阿里藏军介入1730年拉达克王位继承纠纷，扶植亲近卫藏、信仰佛教的德中纳木扎尔一系，从而确立拉达克在其欧亚情报网中的位置。
在雍正九年上半年雍正帝与新任拉达克王德中纳木扎尔重申双边关系后，拉达克继续向清朝方面提供了关于准噶尔的相关情报。值得注意的是，在雍正九年至雍正十年底之间，拉达克方面向清朝数次通报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凌曾派遣一位名叫纳辛巴巴(Nasinbaba)的使者率团经由叶尔羌、拉达克一路，前往拜见一位名叫巴咱汗(bajahan)的首领。对于这号人物，虽然前人稍有涉及，却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有人认为这位巴咱汗指的是印度西北一位名叫“巴沙尔汗”的地方领袖，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证据不足，有待商榷。笔者认为，所谓的巴咱汗并非统治“巴沙尔”(Bashahr)的地方王侯，而是波斯文“帕夏”(pādshāh)的音写，意为“大皇帝”。满文档案中曾多次使用“巴咱汗”(bajahan)或者“巴恰汗”(bacahan)来指代当时印度与伊朗的统治者，由此可见“巴咱汗”并非是“巴沙尔”(Bashahr)这个印度旁遮普地区小邦的君主。
那么波斯文中的皇帝“帕夏”(pādshāh)，又是如何转变为满文中的“巴咱/巴恰”(baja/baca)的呢?二者中间的音变差异，很明显与18世纪藏语中的波斯文借词“巴恰”(pacha)有关。检阅成书于1733年的《颇罗鼐传》，可以发现该书作者多卡策仁旺杰(Mdomkhartsheringdbangrgyal，1697—1764)在回顾1683年西藏与拉达克战争时，曾经提到当时拉达克王曾献上黄金请“巴恰王”(pacha’irgyalpo)派兵前来对抗噶尔丹策旺所率领的蒙藏联军，许多无辜的拉达克地方百姓因此被掳去“巴恰之地”(pacha’iyul)，而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瑏瑠《颇罗鼐传》中在此所提及的“巴恰王”与“巴恰之地”，实际上是指代莫卧儿皇帝与莫卧儿帝国。此外，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吉美林巴(’Jigsmedglingpa，1730—1798)在1789年撰写的《南方印度之论:八观明鉴》中，也曾多次使用“巴加”(paca)一词来称呼中国(tsinapaca，支那皇帝)、莫卧儿(tilingpaca，德里皇帝)与奥斯曼(rumpaca，罗马皇帝)帝国的统治者。由此可见藏文文献中的“巴恰/巴加”(pacha/paca)，实为波斯文“帕夏”(pādshāh)的音写。需要注意的是，18世纪的拉达克寄往清朝的情报，原件多使用藏文书写，随后才被转译为蒙古文、满文，因此满文档案中拉达克情报所记载的“巴咱/巴恰”(baja/baca)，其实是当时藏文“巴加/巴恰”(paca/pacha)的音写，而最终满文中的巴咱汗又辗转被载入汉文官书。
要言之，18世纪满文文献中所谓“巴咱汗”的来源，大致可以简化如下:波斯文“帕夏”(pādshāh)＞藏文“巴加/巴恰”(paca/pacha)＞滿文“巴咱/巴恰”(baja/baca)。这个称号并非一般地方诸侯所能使用，而是莫卧儿或波斯皇帝的头衔。笔者认为，1730年代初噶尔丹策零遣使联系的巴咱汗，正是莫卧儿帝国第十二任皇帝穆罕默德沙(Nasir-ud-DinMuhammadShah，1719—1748年间在位)，而这点在满文档案中也能获得验证。雍正九年(1731)七月拉达克王寄予颇罗鼐的一份情报中，指出噶尔丹策零之所以派遣纳辛巴巴率团前往巴咱汗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献庆贺玛玛沙汗即位之礼”，而此处满文档案所提及的“玛玛沙汗”(mamaahan)，正是当时莫卧儿皇帝“穆罕默德沙”(MuhammadShah)的音写。除此之外，在雍正十年底至十一年上半年间，拉达克又打听到纳辛巴巴使团返回准噶尔的情况。
从准噶尔处遣发至巴咱汗之使者纳辛巴巴返回准噶尔后，巴咱汗、拉达克汗并无派遣使者往准噶尔。令纳辛巴巴着喀齐之服，随从着拉达克之服;将纳辛巴巴充作巴咱汗之使，随从作拉达克之使，众人心中以为其来见噶尔丹策零，以此佯装行骗，其奸计是招摇如巴咱汗之大部、拉达克人等皆亲善遣使，欲令哈萨克等回子闻后分力提防。
这份满文奏折中，提到了纳辛巴巴从莫卧儿帝国回到准噶尔后，穿着“喀齐”的衣服佯装为穆罕默德沙的使臣，而准噶尔人的目的在于宣扬自己与莫卧儿帝国这样的强大伊斯兰势力通使友好，借此让哈萨克等周边穆斯林势力误以为莫卧儿帝国有可能出兵支援准噶尔。如前所述，这份档案中出现的满文“喀齐”(kaci)，无疑对应于藏文“喀切”(khache)，即自1720年代以来清朝档案里数次出现的“哈齐”，指的正是莫卧儿帝国。清朝对于莫卧儿帝国的认识，也随着1730年代初期以后清朝与拉达克之间情报往来而更加深刻。
随着1730年代初期清廷、阿里藏军与拉达克王德中纳木扎尔三者之间合作关系的确立，清朝所部属之欧亚情报网中的拉达克一线逐步发展。即便自1734年后，清准双方进入议和阶段，清朝却没有停止利用拉达克收取准噶尔情报的活动。1734年的清准议和，则又与1732年清军在额尔德尼召之役击败准噶尔人有关。雍正十一年，在清廷的授意下，颇罗鼐派遣其手下额尔克朝克图与达尔汉宰桑两人前往拉达克，希望拉达克人能够通过向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的穆斯林散播清军已在额尔德尼召痛击准噶尔人的情报，进而扩散至准噶尔汗国的周边各族群，使其腹背受敌。对于颇罗鼐的这个要求，拉达克王在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以藏文书信的形式回复给颇罗鼐，随后转由驻藏大臣马腊以满文奏折的形式连同拉达克寄来的藏文原信一同寄往清廷。这一组由马腊经手的满文奏折，已影印收录于《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笔者在2015年8月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满文录副折件》中发现并解读了这封满文奏折所根据的拉达克藏文原件《拉达克之德中纳木扎尔寄予贝勒颇罗鼐之藏文信》。根据拉达克王寄往颇罗鼐的藏文书信原文，可以得知在额尔德尼召之役后，拉达克王曾经派遣两位间谍与一位前往叶尔羌名叫哈瓦斯伯克的商人同行，准噶尔人从喀尔喀西撤后，不仅在正面战场遭遇清军的追击，还得面对叶尔羌、哈萨克、和硕特与土尔扈特等周边势力的反攻击。1733年底寄达清朝的这封珍贵的拉达克藏文来文，也贴切地反映出1734年准噶尔人最终与清朝方面展开议和的历史脉络。
五、1734年清准和谈与拉达克情报网的延伸
1734年不仅是清准走向和谈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拉达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根据拉达克史料，1733年巴蒂斯坦斯卡杜(Skardu)地方②的首领入侵卡普卢(Khaplu)。由于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的继室悉西哈屯出身自卡普卢贵族，其叔父卡普卢首领道拉特汗(DaulatKhan)向拉达克求援，德中纳木扎尔因此派兵援助卡普卢，最终成功驱逐斯卡杜的入侵者。这场战役巩固了拉达克对其巴蒂斯坦边疆的控制。随后在1734年，由于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与悉西哈屯希望将王女扎释旺母(Bkrashisdbangmo)嫁给信奉伊斯兰教的基什特瓦尔(Kishtwar)首领，受到德中纳木扎尔的强烈反对。拉达克王室因为婚配与宗教问题爆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内部矛盾，最终导致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与新国王德中纳木扎尔决裂，尼玛纳木扎尔随后搬至蒙贝(mulbhe)城与先前被分封至巴蒂斯坦的次子扎释纳木扎尔同住。这些拉达克史上关键的历史事件，在满文档案中也保留了许多珍贵的线索，可与拉达克史料相互参照。
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间，由于拉达克方面在当年一直未曾传递情报给清朝，这使颇罗鼐心生疑惑，因此再三致书拉达克王询问情况，但迟未获得回复。颇罗鼐通过在阿里噶尔宗(Sgarrdzong)驻扎的藏军，得知原来当时拉达克发生了边界战争:“拉达克尼玛纳木扎尔继室之母家的卡普卢(k’abula)人等，为巴勒提(Baldi)人所侵之时，德中纳木扎尔亲自领拉达克兵前去，故无回信。”随后颇罗鼐又再三去信询问拉达克方面情况，终于先后获得德中纳木扎尔王后布里旺姆(Bukhriddbangmo)、拉达克噶伦贡噶彭措(Kundga’phuntshogs)、新国王德中纳木扎尔与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等人的回信，颇罗鼐最终将这四封拉达克寄来的藏文信件翻译后交给驻藏大臣马腊。这一组文书为了解1734年拉达克与清朝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除了1733年拉达克与巴蒂斯坦之间的战争外，这组文书也反映了当时拉达克内部的其他重要事件。如噶伦贡噶彭措曾提及1734年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与新国王德中纳木扎尔分居一事:“老汗欲修新居，前往苏里克(surik)地方，现住穆比(mulbi)之地，与德中纳木扎尔之弟扎西纳木扎尔(jasinamjal)及其母一同居住该地。”由此可见，清廷通过颇罗鼐的积极探听，对于拉达克内部的重大政治情况曾有非常深刻且及时的认识。
除了拉达克的内部政局，1734年的这组书信也向清朝传达了许多关于莫卧儿帝国的相关信息。如在递交这组书信的同时，拉达克方面也呈上贡品，其中包含“喀齐之绸缎”(k’aciisuje)，即莫卧儿帝国的丝绸。噶伦贡噶彭措又提到拉达克当时曾积极与莫卧儿帝国展开贸易关系:
又我等将喀齐之处回子等商道妥善防守之计，与办理喀齐之地回子事务之人再三商议后，呈书巴咱汗，并获回信。或因巴咱汗之处回子大吏甚多，至今尚无明白消息回报。那位去年曾经此道从赫都丹(Hedudan)地方而行，名叫哈百伯克(Habaibek)之回子来了。哈百伯克云:“我等不久将抵达。”……去年厄纳忒可克(enetkek)之巴咱汗寄来恩赏我等之书、服饰等赏赐，并打探消息。今年出发者确实已抵喀齐地方，将于九月来到拉达克。
噶伦贡噶彭措的呈文明确指出1734年拉达克方面曾就维系商道安全一事，与莫卧儿帝国的官员进行协商，甚至接受莫卧儿皇帝穆罕默德沙赏赐的衣物，而拉达克史料中也曾记载1736年左右德中纳木扎尔曾获穆罕默德沙赐予锦囊诏书(kharīta)与荣誉袍(khil‘at)，足见1730年代拉达克王国与莫卧儿帝国在政治上有相对紧密的交往。此外，拉达克王室曾经与一位来自痕都斯坦、名叫“哈百伯克”(Habaibek)的商团领袖进行合作，而其当时即将在九月抵达拉达克。事实上这份满文档案中提及的去年曾从痕都斯坦前来拉达克的“哈百伯克”，也正是前一年(1733)额尔德尼召之役后曾经掩护两位进入叶尔羌刺探准噶尔情报的拉达克探子，并且于1733年藏历九月随探子一同返回拉达克的那位哈瓦斯伯克。这位哈瓦斯伯克不仅频繁往来痕都斯坦、拉达克与叶尔羌之间，而且与拉达克官方有直接的联系渠道，并曾掩护拉达克探子出入叶尔羌以便收取准噶尔情报。这些行动都为构筑清朝宏大的欧亚情报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清朝方面关于莫卧儿帝国的称呼，也随着穆斯林商人与拉达克王室的合作而开始丰富起来。除了藏文“喀齐”，源自波斯文的“痕都斯坦”也开始进入清朝的视野。先行研究认为直到乾隆年间为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痕都斯坦”方才首次映入清朝官员的眼帘，关于这点似乎值得再重新思考。实际上1734年通过拉达克与莫卧儿帝国的贸易往来，拉达克寄往清朝的情报中早已提及“痕都斯坦”。不仅如此，清朝在1720年代以降，就开始通过拉达克认识到莫卧儿帝国的强大，而1734年拉达克噶伦贡噶彭措又再次指出“巴咱汗”手下“回子大吏甚多”，指的应该就是莫卧儿帝国内各地的地方公侯。除此之外，当时已迁移至巴蒂斯坦的老国王尼玛纳木扎尔，也从另一个侧面提到了莫卧儿帝国的情况:“今厄纳忒可克巴咱汗之处，内外臣民皆安逸”，也反映出当时莫卧儿帝国在周边国家心中的强大形象。
实际上，清朝通过拉达克所构筑的情报网，并不只有“叶尔羌—拉达克—莫卧儿”这一条单线，而是通过拉达克交通中亚与南亚的特殊地理位置，广泛吸收往来的商团作为消息渠道，进而扩大情报来源。除了前文提及的叶尔羌外，喀什噶尔、布哈拉与撒马尔罕等中亚商业重镇所流通的许多情报，都经由莫卧儿帝国与中亚之间的长途贸易商队，被带往位于南亚与中亚地区之间的拉达克。18世纪莫卧儿、叶尔羌、准噶尔乃至中亚与俄罗斯之间的商业网络之兴盛，可能远超过今人的认识。如德中纳木扎勒在乾隆三年(1738)四月向清朝禀告从喀什噶尔返回莫卧儿帝国的回回商人处所打听到的情报:
前往哈什哈尔之地贸易之喀齐人等，在回程时抵达我拉达克之地，其言:名为布哈拉(buhar)之地其边界处来了许多厄鲁特蒙古，或为准噶尔人，或为土尔扈特人，未能知晓。又闻，此到来之众人中，又挑选少数人，遣至厄纳忒可克巴察汗跟前。
这段情报不仅反映出当时莫卧儿帝国的商团曾前往喀什噶尔等地进行贸易，更反映出18世纪上半叶卫拉特蒙古人与穆罕默德沙治下的莫卧儿帝国之间存在着通使关系。也正是准噶尔汗国与莫卧儿帝国之间的联系，使得清朝在1740年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南亚次大陆。
六、1740至1748年间准噶尔进藏熬茶与拉达克情报网的监控
从1734年清准展开议和起，直到1755年清朝出兵攻打准噶尔之间，当时的内亚世界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局面。在1740至1748年间，清朝曾三次开放准噶尔入藏熬茶。然而清朝虽准许准噶尔人入藏熬茶，却同时也通过拉达克情报网对之进行严密的监控。自1731年以来一直与清朝保持合作关系的德中纳木扎尔于1739年过世，自1740年以后，拉达克王国的政治实权转移至王后布里旺姆手中。而布里旺姆也因此承担了清朝欧亚情报网中的重要角色。乾隆五年(1740)九月，布里旺姆曾向清朝方面报告自准噶尔前往拉达克之商团的动向:
自准噶尔地方以名阿亥伯克之回子为首，带二十帐一百人，从叶尔羌而行，于本年七月十一日前来拉达克地方贸易。据告称:我等去年十月自准噶尔之伊犁游牧地启程，至叶尔羌过冬，雪融之后，始方起程至此。我等闻得，厄纳忒可克之巴咱汗与额林(erin)之巴咱汗彼此交恶构衅，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特命我等佯作贸易，乘机打听彼等谁人得胜，返回禀报。
由拉达克提供的上述情报纪录可知，噶尔丹策零曾经派遣一位名叫阿亥伯克的穆斯林商人率领百人左右的商团，从伊犁出发，一路经由叶尔羌抵达拉达克。这个商团除了表面上进行贸易活动外，也肩负着噶尔丹策零所交付的特殊任务:打探“厄纳忒可克”与“额林”地方两位巴咱汗之间的战争情况。这里除了“厄纳忒可克之巴咱汗”，即当时的莫卧儿皇帝穆罕默德沙之外，准噶尔商团还提到了一位“额林之巴咱汗”。满文中所谓的“额林”(erin)，其实就是“伊朗”(Irān)的音写;至于“额林之巴咱汗”，指的则是当时伊朗的统治者阿夫沙尔王朝(Afshariddynasty)的开国君主纳迪尔沙(NādirShāhAfshār，1736—1747年在位)。
如果把这份满文档案中的拉达克情报放置在全球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可以进一步发现当时整个内亚世界与清朝，对于南亚及中东世界有相当惊人的认识。1738年，伊朗的纳迪尔沙在征服汉达基王朝(Hotakdynasty)最后的据点坎大哈(Kandahar)后，将扩张的雄心投向当时逐渐衰败的莫卧儿帝国。1739年2月，纳迪尔沙赢得了关键性的卡尔纳尔之战(BattleofKarnal)，得以痛击莫卧儿大军，最终占领其首都德里并大肆掳掠。纳迪尔沙甚至从穆罕默德沙手中夺取了被视为莫卧儿帝国皇权象征的孔雀宝座(Takht-iTāvūs)，此后莫卧儿帝国逐渐走向衰败，这是18世纪南亚史上最为关键的历史事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远在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最晚在乾隆四年十月(1739年11月)以前，已经得知阿夫沙尔王朝与莫卧儿之间的战事，并且急于打听双方胜败情况，因此特别派遣阿亥伯克为首的穆斯林商团从伊犁一路潜行至拉达克以刺探情报。清朝也得以在1740年通过拉达克对准噶尔商团的观察，了解到关于当时南亚次大陆的重大变化，这一点对于今日史家如何重新认识清代中国、内亚、南亚乃至于中东的跨区域信息交流具有极为重大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准噶尔与拉达克之间的情报传递，除了行走于中亚与南亚之间的穆斯林商团外，藏传佛教僧人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1740年代一位拉达克出身的喇嘛噶津仁钦(Bka’drinrinchen)，便曾牵动清朝、拉达克与准噶尔三方的外交与情报关系。根据满文档案，噶津仁钦在1667年出生于拉达克，自幼便前往扎什伦布寺学习，并曾追随五世班禅喇嘛。在策零敦多卜率领准噶尔军队占领西藏期间，由于准噶尔台吉韦征和硕齐需要喇嘛，班禅喇嘛便将噶津仁钦派往准噶尔。随后噶尔丹策零得知其为班禅喇嘛的徒弟后，便将其留在身边，噶津仁钦也因此得以知道许多关于准噶尔内政与外交的详细情况，包含策旺阿喇布坦被毒害，罗布藏舒努出逃土尔扈特以及噶尔丹策零关押罗卜藏丹津等事情的详细原委等。噶津仁钦以答应协助噶尔丹策零收取西藏熬茶情报为由得以返回拉达克，并通过拉达克王后布里旺姆联系清朝，表达希望能够返回扎什伦布寺居住的意愿。然而清朝方面对于久居准噶尔的噶津仁钦非常怀疑，因此在乾隆七年(1742)四月对他录取了十分详细的口供。在噶津仁钦的口供中，提到了一条关于当时准噶尔外交情况极为关键的线索:
昔准噶尔所有之巴达克山、八剌黑、布哈拉等地方，现在皆为额林之巴扎汗所管，诚因该势力甚大，准噶尔极为恐惧。又准噶尔、俄罗斯之交界处有一盐湖，两边人等为彼此争盐，俄罗斯与准噶尔今亦不和。噶尔丹策零时常往厄纳忒可克之巴咱汗处派遣使者。
这里噶津仁钦喇嘛向清朝传递了三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信息。第一，巴达克山、八剌黑与布哈拉这片广袤的中亚核心区域(约为今日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一直延伸至阿富汗东部与塔吉克斯坦西部)，过去曾是准噶尔汗国的势力范围，然而现在却已经在额林巴咱汗，即伊朗阿夫沙尔王朝纳迪尔沙的统治之下。在1737—1740三年间，纳迪尔沙在中亚迅速扩张，这让邻近的准噶尔人不得不感到相当畏惧，这个消息也随着噶津仁钦经由拉达克转往后藏，被清朝所获得。
第二，俄罗斯在1740年代初准噶尔与俄罗斯曾因抢夺边境盐矿而交恶，此处指的应该就是准噶尔人与俄罗斯长期争夺的亚梅什湖(LakeYamysh)。早在16世纪上半叶，卫拉特诸部与俄罗斯便多次争夺亚梅什湖的盐矿资源。随着18世纪初俄罗斯向东推进并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流域开始建立要塞堡垒且试图在亚梅什湖一带探勘矿产资源，这使得将该地视为传统游牧地的准噶尔人感到不满。1714年，彼得大帝命军官伊凡·布赫戈利茨(IvanBuchholz，1671—1741)前往亚梅什湖区域探勘金矿，1715年10月布赫戈利茨率领近三千人的队伍来到位于当时俄准交界的亚梅什湖，随后开始建造要塞。1716年，准噶尔人围攻亚梅什湖附近的俄罗斯人要塞，并俘虏了俄罗斯人，其中包含后来教授准噶尔人火炮技术并绘制准噶尔地图的瑞典士兵雷纳特(JohanGustafRenat，1682—1744)。这一事件引发了准噶尔汗国与沙俄之间一连串的外交争议，直到1740年左右准噶尔与俄罗斯之间仍就亚梅什湖区域的边界问题而争执不下。
第三，噶尔丹策零直到1742年仍与莫卧儿帝国穆罕默德沙保持经常性的通使关系。清朝在拉达克一线所经营的情报网，不仅与穆斯林商团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也从藏传佛教僧人口中打听到当时周边如印度、伊朗、俄罗斯等地强大政权的即时动向。由此看来，清朝在18世纪不仅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政权，反而是通过立基于拉达克的情报网络，时刻掌握着当时欧亚大陆政局的最新动向。然而清朝对拉达克情报网的经营，并非无限制的扩张，随着新疆战事的平定，终在1759年逐步收缩。
七、1759年拉达克情报网的收缩与余绪
随着1745年后准噶尔内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清朝最终决定在1755年出兵攻打准噶尔。而随着准噶尔在1757年的崩溃，原本被信仰佛教的准噶尔人所压制的伊斯兰苏菲派势力，获得了发展的空间，终于导致了1757年的大小和卓之变。正在大小和卓之变爆发的同年，与清廷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七世达赖喇嘛于拉萨圆寂，为安定西藏的政教情况，清廷决定派遣精通满、蒙、藏语文的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前往拉萨。章嘉活佛当时受乾隆帝委托的任务，主要是寻找第八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根据藏文《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章嘉活佛在1759年确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后随即返回北京，并在1760年抵京。虽然藏文传记的记载侧重于章嘉活佛在藏期间的宗教活动，但事实上其赴藏一事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其一是辅助作为新摄政的第穆活佛执掌西藏政教事务，并分散藏地噶伦权力，其次就是联系拉达克以便查明大小和卓可能的撤退动向。乾隆二十四年(1759)闰六月，章嘉活佛从拉达克通过收集大小和卓逃往路线的同时，又再次收集到关于莫卧儿帝国的动向:“又闻，厄纳忒可克部阿郎吉尔巴察汗(alanggirbacahan)病殁，其子将承袭汗位，将守边头目内沙木勒木勒(neisamulmul)召捕。”此处的“阿郎吉尔巴察汗”，即阿拉姆吉尔二世(‘Azīzal-Dīn‘lamgīrII，1754—1759年在位);而“内沙木勒木勒”，即当时莫卧儿帝国权倾一时的倭色尔(vazīr，宰相)伊马德·穆勒克(‘Imādul-Mulk，1736—1800)，即噶兹都丁汗费罗兹·姜格三世(Ghāzīal-DīnKhanFerozeJungIII)。
伊马德·穆勒克是一位军事将领出身的权臣，他于1754年罢黜了莫卧儿帝国第十三任皇帝、穆罕默德沙之子艾哈迈德·沙·巴哈杜尔(AhmadShahBahādur，1748—1754年在位)，扶植了作为傀儡皇帝的德阿拉姆吉尔二世。随后又在1759年谋害了阿拉姆吉尔二世，并且援引信仰印度教的马尔他人(Maratha)进入德里，发动军事政变。阿拉姆吉尔二世之子被迫出逃，并宣称自己为莫卧儿皇帝，即沙·阿拉姆二世(Shah‘AlamII，1759—1806年在位)。由此可见，当1759年清廷试图通过拉达克追踪大小和卓逃亡路线的同时，又再次获得了关于莫卧儿帝国的情报，尤其是沙·阿拉姆二世与手握兵权的宰相伊马德·穆勒克二者间的权力斗争。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巴达克山在清朝的压力下，最终逮捕并处死大小和卓。在准噶尔与大小和卓均已被消灭的情况下，乾隆帝下达了“嗣后拉达克汗处，不必遣人探信”的命令，反映出西域战事平定后，清朝的拉达克情报网逐步收缩的历史进程。然而这并不代表清朝与拉达克的连结自1759年后彻底中断，只是拉达克情报的传递形式开始由藏文转向波斯文，这与当时拉达克国王策旺纳木扎尔(Tshedbangrnamrgyal，1752—1782年在位)本人改宗伊斯兰教有关。根据策旺纳木扎尔的请求，清廷自1760年开始通过波斯文与拉达克方面联系，而以波斯文书写的拉达克来文也因此得以保存在清代档案中。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波斯文书，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拉达克王策旺纳木扎尔曾再次致信清廷，指出当时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爱哈默特沙(AhmadShāhDurrānī，1747—1772)在印度与克什米尔的扩张情形。而这份波斯文信件也得以辗被缩译收入《平定准噶尔方略》中:
土伯特拉达克汗策旺那木扎尔遣人致书，臣等译看，其书云:闻爱乌罕头目爱哈黙特沙，恃强攻痕都期坦部落，取扎纳巴特城，以阿竒木伯克守之，自居拉固尔城。又克什米尔部落，旧头目名塞克专，爱哈黙特沙令其往见;不从，遂遣人统众数万攻之。塞克专迎战败溃，为其下人执送。爱哈黙特沙颇能体恤农商人等，如古之尼西尔宛时，羊虎同居，并不相害等语。臣等复书，奖其诚悃。
拉达克传达的信息中，反映出爱哈默特沙于1752、1757年先后攻占拉合尔与旧德里等地的主要城市。也正是通过拉达克寄来的情报，乾隆帝得以认识到当时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强大，因而随后做出“爱乌罕系一大部落”这样的判断。这也是何以其后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开始攻打巴达克山的原因。当乾隆三十三年(1768)乌什参赞大臣永贵等人力建“巴达克山牧场系我属地，断不可为他人所得”，乾隆帝本人却主张“我断不得插手其事”。很显然，当时乾隆帝已经通过拉达克传来的情报，认识到杜兰尼王朝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对手，清朝若贸然出兵维护巴达克山，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同年四月，清朝又再次接到拉达克王策旺纳木扎尔来信，指出杜兰尼王朝在克什米尔所扶植的统治者正在强力扫荡阿富汗人的反对势力，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当时对杜兰尼王朝势力的评估。
八、结语
根据本文以上的考察，清朝在1720至1760年代间通过拉达克所建立的情报网络，在搜集准噶尔信息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当时印度、俄罗斯、伊朗与中亚周边各地区的最新情报。早在1720年“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中，拉达克人便开始通过康济鼐等阿里藏军势力为清军提供准噶尔情报，并随后在1724年正式遣使清朝，希望与中国方面建立正式关系。也因此在1724至1726年间，清廷内部展开了是否晋封拉达克王的讨论，从而初次认识到了当时拉达克依附一个名叫“喀齐”(khache)的强大势力，即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同时，清朝也认识到拉达克与准噶尔汗国之间有所往来，因此对其可靠与否仍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直到1731年拉达克内部发生王位继承争夺，清廷巧妙地利用以颇罗鼐为首的阿里藏军势力介入拉达克内政并支持信奉佛教的德中纳木扎尔，自此确立了清朝与拉达克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依靠拉达克位居欧亚大陆多元文化交界带的核心地理位置，清朝得以通过拉达克获得多元而丰富的地理信息来源，其中尤以活跃于南亚、中亚与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穆斯林商团与藏传佛教僧人最为关键。例如曾频繁往来于痕都斯坦、拉达克与叶尔羌之间的哈瓦斯伯克与熟知准噶尔政局的噶津仁钦喇嘛所携带的情报，都曾辗转通过拉达克而为清朝所获得，这些信息不仅即时地反映了当时欧亚大陆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更同时促成了清朝地理认知的扩展。诸如关于18世纪前半叶准噶尔汗国与莫卧儿帝国之间的使者与贸易往来;1739年伊朗入侵印度的卡尔纳尔之战;伊朗纳迪尔沙在1730年代末于中亚的迅速扩张;1740年代准噶尔与俄罗斯人为亚梅什湖盐矿产生的外交矛盾;1759年莫卧儿帝国内部的军事政变;1760年代阿富汗爱哈默特沙征服北印度与克什米尔等拉达克寄来之情报等等，都使得清朝对当时欧亚大陆的政治变化有着相当即时的观察。
本文通过清代多语种文献，论证了清朝欧亚情报网中拉达克一线的发展。惟拉达克固然对清朝跨地域情报搜集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却只是其中的环节之一。清朝与哈萨克、布哈拉、爱乌罕等中亚政权，乃至于缅甸、暹罗与苏禄国等东南亚诸国间所构筑的信息网络，将是未来清史学界亟需开展的研究课题。
孔令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