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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催眠疗法与现代哲学成果的分歧：
第一，意识绝不仅仅可以被当作是一台具有感知、识别、判断、记忆能力的超级计算机，哪怕它可能因为规模的足够复杂而产生近似于人脑的功能。因其存在着关键的不能够解释的问题和视野盲区。
第二，话语不等于语言，就如同声音和文字不是形式的差异，而是本质的差异，因为其起源的听说与读写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的对象性活动。
第三，语词和语义的联系也并非先验的，而是历史的。当我们在谈论悲、喜、忧、叹诸如此类的情绪时，如果主体并未经历过类似的情绪唤起，那么对他来说这些情绪不过是些奇特的声音与词意的关联，而非语言和生命体验的关联。
第四，如果将催眠理解为计算机软件的安装写入，将意识理解一套足够复杂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人脑理解为计算机硬件，那么催眠者与催眠师的关系将被取消其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具体意义，人们将仅仅从其抽象的形式——即计算机和操作员的关系上来理解它。
正文
今天我开启的话题是关于催眠作为一门事业，关于这门事业的理论对意识、话语、语言的交互作用的一些常见的成见。其背后的原因，是来自美国肤浅的文化常识，还是相关心理学者借助一些生活用语方便传播普及，我们不加分辨，仅仅是谈论这些成见较之于我所了解的现代哲学成果，已经出现了怎样的分歧。
第一，意识绝不仅仅可以被当作是一台具有感知、识别、判断、记忆能力的超级计算机，哪怕它可能因为规模的足够复杂而产生近似于人脑的功能。因其存在着关键的不能够解释的问题和视野盲区。
当我和我的一位同学（计算机领域的研究生）谈论起人脑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时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这起源于我所抛出的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应该如何区分普通咖啡、无糖咖啡与不加奶咖啡（它们三者的成分配比并无不同）？我和他在经过讨论后都认同，人工智能的判断需要一系列关于咖啡的可能成分以及顾客的购买意愿的量化数据作为输入，而当顾客不需要糖（或者不需要奶）的诉求不在此列时，人工智能会把三杯咖啡判断为一样的，反之人工智能就能够判断他们的不同。总之，这无非是所搜集的信息是够充足的差别。然而他认为人类的意识判断与此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仅有规模的差别，要实现人类的科学进步，乃至最一般的学习过程，也可以被归结为获取到新的信息，并创造新的理论范畴来规定它。换句话说，这三杯咖啡的区别对人来说也只是是否考虑到顾客意愿的问题，如果未考虑这些信息，那么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但我的立场与此不同，我认为人与人工智能在此存在关键的不同，那就是对匮乏的直观感知，并且其在本质上不再属于基于形式逻辑和范畴规定所做的判断，而是来源于人类的感性活动。就一个鲜活的例子来说，当我感到饥饿时，我所体会到的不是我身体状态的失衡，由此来理性地考虑我需要何种食物。相反，我直接地强烈地陷入对食物的欲求之中，当我看见精致可口的食物时，我内心首先体会到的是那种急不可耐的冲动以及对其色香味失神的幻想之中。而这并非是因为有一个健康的营养表格预先规定了我的饥饿，我对饥饿的难耐和对饱腹的渴求是先于此，并且直接地强有力地促成了我的行动。如果你认为这样的描述还停留在动物性的层次，与当下人类的智慧成就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深入动物性的匮乏与人的匮乏有何不同。
反思意识是人与其匮乏的距离。这个距离同时也构成人类心智成就的广阔领域，使得人可以以更高的目的与更精致的演绎来重新追求所欲之物。我们可以想见越是心智成就越高的人，他越是能够与其匮乏保持距离，他虽饥饿但每每到特定时刻才会慢悠悠地饮食，他虽身形憔悴但却能发挥最后一点精力完成当下的事情，而越是心智贫乏的人，越是心意欲求被周身的事物牵绊着。就我所了解目前的心智科学，还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第二，话语不等于语言，就如同声音和文字不是形式的差异，而是本质的差异，因为其起源的听说与读写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的对象性活动。
话语起源的听说，在最初没有成体制的学校、监狱、法院等现代机构时，其形式是以较为平和的对话开始的，不平等的冲突往往诉诸直接的身体搏斗。只有当种感性矛盾的解决以体制的方式被规定时，不平等的教导、规训、审问等听说活动才得以完全展开。这些观点更加偏向西方文化，文化源头基本直指古希腊的雅典民主社会，那里的城邦公民闲逸自由，期间的平等交流才得以可能。而在中国文化中，以家族血缘关系所建立的长幼有序，亲疏贵贱之别则决定了一个人话语的分量和地位，即使是对社会的精英阶级来说，他们也在君主集权的框架下进行着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斗争。这时的平等对话几乎只有在平民阶级才可能发生了。所以在中国，话语起源的听说，更多地是以家长制的教训、规劝为主渗入到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
语言则起源于读写，它极大地推广了话语的传播范围，因此使得社会性增强，而削弱了其基于个体感性的不确定性。这种论调认为话语先于语言（文字）而产生，并且后者的产生继承拓展了前者的功能。我们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揭开语言的感性领域。
首先是关于语言中的时间性，即由文字、话语构成的诸如影视、文本、录音之种种语言的存在样式是如何与人的感性生活相关联并发展其自身的历史的。这里仅仅描述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由听到写的记录，当我们参与一场演讲，观看一幕电影，以及在和友人交流讨论之后，我们常常为了记录回忆保留经验，将其内容写作文字。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先是直接地在场，与我们的感官发生联系，随后又在我们回忆起它时，再体现在文字之中，被记录下的文字虽力图还原回忆中的内容，但终究已经变更了形式，成为了摹写已缺席的在场的痕迹。因此，语言就是缺席的在场，是以往活生生的感性经验的摹写，它以其确定的形式和意义使得未经验其在场的他人可以通过文字了解到“它曾在”、“它曾发生过”。但现今的大量文字作为知识的载体是被取消了其时间性，并高扬其工具性的文字，我们不再能够直接地从文字中读出过去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经验，并且这也不再成为理工类知识学者的目的，他们只需把握其中的确定的抽象内涵并在精确的实验条件下复现就足够了。然而，这依旧是对人类来说十分重要的领域，它将语言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一部分，当我们言说彼此和周遭事物的时候，它在我们身上唤起的不是对理性的确定内涵的理解，而是对我们过往感性经验的重现。因此，我书写到蝴蝶飞舞，落英纷纷的场景时，是在告诉你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曾经注视着这一切，曾经为这样的场景感动雀跃，是在告诉你“它曾在”那里。
其次是关于语言的生存性，如果说时间性仅仅是语言与人发生关联的历史，那么语言的生存性则直指人使用语言的感性活动本身的意义。人是如何接触语言，并进入语言之中的？当孩童还在牙牙学语时，他的母亲环抱住他，以一种温柔轻松的语调重复地解释每一个词，周围的人的声音嘈嘈错错的响起，他的父亲以低沉的声音有力地抛出确实无疑的话语。要描述这段时期的语言学习，与其说是学习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联，不如说是学习话语和说话者神情、肢体动作、氛围之间的关联，这时的语言更像是一种身体语言，它与我们比划、奔跑、微笑、流涕、拥抱一样没什么本质的不同。越过这一阶段，儿童开始慢慢意识到语言活动与其他活动的不同之处，这时语言与更加复杂的生存活动关联起来。儿童以他们直接地看似无目的的感性活动，如触摸、击打、吼叫来认识周围的事物，开始借助不清晰的声音向周围人表述的自己的不安、饥饿、紧张和喜悦。 再到孩子足够熟练的使用一些基本的词句，他便开始使用语言并进入到这个巨大的表意系统之中去，他开始向周围的人提问，花朵是什么？大海是什么？为什么草是绿色的？确定的语义将与孩子获得新鲜经验时体会到的满足、安全感相联系，而不确定的问题则将孩子的自我人格、心智建设的抛入到一个未知的，充满焦虑和不安的世界之中，并伴随他的一生。
第三，语词和语义的联系也并非先验的，而是历史的。当我们在谈论悲、喜、忧、叹诸如此类的情绪时，如果主体并未经历过类似的情绪唤起，那么对他来说这些情绪不过是些奇特的声音与词意的关联，而非语言和生命体验的关联。
语词和语义、能指与所指、符号和意义的关联是一切语言学的核心，过往的形而上学以及在其影响之下的腐旧科学仅仅将语言理解为给事物和事情贴上标签、添加描述的表意系统，他们未能发现语言就这份关联来说究竟为我们揭示了怎样一个世界。这份关联的两端在未被语言阐明、未被人们所理解之前乃是这样两处截然二分的领域：失去意义的符号将被忽视，甚至没有人会真正注意到并领域它的寓意，就像画板的边缘凌乱的墨渍一样，没有人会将它也看做是作品的内容。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充斥着事实却缺少真相的世界。与之相对的，缺少符号的意义将被遗忘，在时间的淘洗下如同滚落的流砂，如果今天我们不知为何而感到高兴，不明真相却觉得悲伤，那么它像我们传达的意义将在明天随风而逝，如果不加思考不加追问，人将成为动物，即便流落在世界的荒野也无所谓。这是一个没有确定感的充斥着情绪和欲望的世界。
语言的实质乃是这样一种命名性的力量，它将符号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关联在一起，通过为人的感性活动的每一种特别的形式命名，使它成为一处安定的场所，成为人领会自身存在的特别方式。因此，使树具有深意的在于一位乘荫的旅人，使风显得轻柔的在于一袭飘动的裙摆，使山川呈现险峻的在于一道攀登的步伐。于我来说，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在我每每遇到困境的关头，总是能忆起过去老师的告诫，同学的鼓励，书上那些令我感动的文字，它们之所以有意义在于道出了我自身的苦恼，同时为我面向不确定的未来的关头提供的一处安定之所。海德格尔曾说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所以语言史是家园的历史，命名的历史，也是人对自身言说的历史，所以请不要想方设法地追求话语的意义如何在言说者和聆听者那里保持一致，这份意义本就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相关联，我们所能达成理解的基础在于共同的感性活动，在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接地对话。如果你觉得有意义，请学会给它们命名，以诗歌以文辞，使它成为你生命中可以一以贯之的一部分。
第四，如果将催眠理解为计算机软件的安装写入，将意识理解一套足够复杂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人脑理解为计算机硬件，那么催眠者与催眠师的关系将被取消其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具体意义，人们将仅仅从其抽象的形式——即计算机和操作员的关系上来理解它。
催眠师和被催眠者的关系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如果将催眠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那么它和朋友之间、亲友之间的对话没有本质的不同。当然，我更加在意的是催眠本身更加特殊的一面，它并非是处于你我的清醒的意识水平上的对话。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对话都是基于人理性的认知方式，如行为认知疗法的创始人Aaron Beck不认同精神分析的意识-潜意识模型，而提出了理性思考和自动想法的两条平行线模型来解释我们日常的错误认知和情绪紊乱，其中隐含的预设是非理性意味着一种不受控制的、没有人格边界的，从而能够以各种方式来干预和调控的思维方式，而理性意味着另外一种清醒主动的、有明确人格边界的思考方式。我们首先当追问的是，非理性（感性）真的是如此浅薄低级的一种思维方式吗？况且即便如此，就伦理意义上说，我们也不应当在非知情的情况下干预他人的感性思维。
我们应当认识到感性-理性的对立乃是理性形而上学的腐朽传统中一部分，对当今西方文化所主导的原子化的个人以及平等交换的市场原则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对人类智慧的理解（尤其是在哲学上来说）终究是十分浅薄的。沿着后现代的非理性思潮，感性赋予了人关于生命和价值，生存和意义的领会，而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角色，与其说是开拓人类的智慧的先锋队，不如说是资本完成其增值目的的脚手架：理性的抽象原则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劳动通通置换为以利益为度量的经济关系，理性的逻辑必然性将旧社会的伦理道理改造为现代的法律、警察和各式各样的监管体制，理性的普遍可理解性将上述置换和改造推及全球，完成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先对这样一种论调做适当的清扫，再回过头来看催眠师与催眠者的关系。
催眠师作为职业，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其目的在于专题性地协调催眠者的感性需求，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关系，实现人生价值。而催眠者之所以寻求这种类型的治疗，大多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自身感性需求的困扰，如追求太过遥远的理想，陷入爱而不得的困扰，情感需要在压抑的工作氛围中得不到满足等等。原本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当中，人际关系亲密而丰富，我们可以借助和朋友、邻里之间的交往相处疏导情绪。但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熟人社会也在向生人社会过渡（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一天大家会变的和西方社会一样——人与人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狡计），这就带来了相当多无法解决的感性需求，需要心理专业的咨询师、治疗师来解决。接着进一步说，中国的心理咨询会不会西方世界有所不同呢？中国未来的人际关系能否在根本上减少这样的问题呢？我以为当人们更多地理解自己身处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现代社会割裂的交往、生活方式之后，应当更多地思考以上这两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