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山文甲”考辩
龚剑-真是不可不戒
编辑于 2022年04月18日 20:15

内容提要:《唐六典》所载唐朝甲制共有有十三类,其中“山文甲”的形制近代引起争议最多,现今多认为唐、宋天王、武士造像、水陆画中神将甲冑中常见的Y型甲片构成编缀的身甲是山文甲。本文立足于历代史料和现有考古、收藏实物,分析判断出Y型甲片构成身甲实乃环锁铠;而出现在唐史料中的山文甲,则是一种新型铠甲,是唐王朝对西域的铠甲引进吸收后纳入军制的一种铠甲。

 

关键词:环锁铠 山文甲 西域 吐蕃 粟特甲

 

 

 

       甲冑是衡量冷兵器时代一个国家军事能力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铠甲的多寡、制作水平的高低都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通常意义认为甲冑是个人防护具,其实这样的理解相对狭隘,甲冑的核心意义不是防护,而进攻。重甲武士是冷兵器时代整个军队进攻的核心力量,是战场中具有决胜力量的单位。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王朝,史料中记载唐军装备的甲冑极为丰富,由于中国史料中往往只注重记载事件,极少涉及工艺和造型,加之考古实物稀少,至今学界也无法对唐甲形制做出准确有效的梳理。

 

一、典籍中的唐甲

 

       唐朝军队中铠甲的普及程度较高,《唐通典》载“六分支甲,八分支头牟,四分支戟,一分支弩,一分支棒,三分支弓箭,一分支枪,一分支排,八分支佩刀”⑴。李荃《太白阴经》卷四《军械篇》所记唐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中装备有“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同书卷六《阴阳队图篇》记每队五十人装备“甲三十领,六分;战袍二十领,四分”⑵。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可知唐朝军制中,每队军士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装备有铠甲,这个装备数量是远胜于前朝军队铠甲装备数量。

        唐朝甲冑的制作和管理在唐王朝建立的初期就非常重视,贞观六年,把沿袭至隋代的少府设甲铠署的制度改为“甲坊署”,专事负责铠甲的生产。《新唐书》、《唐六典》载“甲坊署设令一人,正八品下。丛一人。正九品下。监作二人,从九品下” ;又: “甲坊令、弩坊令各掌其所修之物,督其缮造,辨其粗良;丞为之贰。凡财物之出纳,库藏之储备,必谨而守之”⑶。同时,北都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之属,辨其名物,审其制度,以时纳于武库。

         唐代《六典》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唐朝甲冑名称:“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乌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⑷,并且明确指出“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锁子甲皆铁甲也”。但是史料中并无记载各种甲冑式样,加之目前考古发掘中没有完整的唐甲出现,造成今人研究唐甲冑形制时,遇到了极大的障碍。“明光、光要、细鳞”都应该是不同形式甲片编缀的札甲,这些铠甲都是对北朝、隋甲制的延续,也是历代中国札甲的传承;“锁子甲”与今天所熟知的锁子甲无差异,也是唐朝对西域出现的铠甲引进,自汉代中原地区开始接触到原产于西域的环锁铠,环锁铠最早出现于曹植的《先帝赐臣铠甲表》中“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⑸。《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当时康国进贡唐朝的供品中,就有环锁铠,“开元初。屡遣使献环锁铠。”;“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国人立突昏为王。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瑙瓶、驼鸟卵及越诺、硃儒、胡旋女子”⑹。事实上吐蕃王朝由于地利关系,率先装备环锁铠。《旧唐书》载唐将郭知运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在九曲(今青海共和南)袭破吐蕃,“六年,知运又率兵入讨吐蕃,贼徒无备,遂掩至九曲,获环锁铠马牦牛等数万计”⑺。 环锁铠以朝贡、缴获的形式进入唐朝,随后唐朝很快掌握环锁铠制作方式并装备至军队,并且将其纳入十三种甲制之一。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由斯坦因带走的唐敦煌绢画中,能清晰看见唐锁子甲(图1)的形式。目前“乌鎚甲”则完全不知道其含义所指,故无法得知其形制。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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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谓“山文甲”的图像与雕塑

        唐“山文甲”是目前引起歧义最多的铠甲。研究古代甲冑史料,尤其是没有实物佐证的情况下,往往会望文生义,生搬硬套。晚唐至宋代之后,大量的石翁仲、天王、神将身上,水陆画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甲型,从甲片的外形来看,呈现Y字型,铠甲的批膊、身甲、甲裙皆是此种甲片,批膊和甲裙收边明显有装饰边条,有些铠甲胸口还保存甲绊环,腰部出现单独防护的捍腰。

        大英博物馆藏唐敦煌绢画《行道天王图》(ch.0018)中(图2),能清晰的看见毗沙门天王的胸甲和甲裙都是Y型甲片构成。造像以山西平遥双林寺宋韦陀像为例(图3),韦陀身甲的所有甲片都是Y字形,甲片中间凸起,各个甲片相互叠压,整体编缀成形后,边缘封闭,批膊和甲裙表现形式相同。其甲裙还有一个特殊细节,明显能看出甲裙向上折叠后被一个挂环固定(图4),这样变形只能理解为因为甲裙较长,站立时候,把甲裙折叠变短以方便行走,骑马或战阵时候,甲裙再放下以获得更大的防护面积。Y甲片形态和编联方式与中国自秦汉时期开始形成的札甲完全不同,札甲编缀的甲裙是完全不能折叠的,上下排的移动也是非常有限的距离,这是因甲片的造型、编缀的形式决定的,腰腹部、甲裙的下排可以稍微向上排活动,但是绝对不能形成折叠,所以这样的甲型肯定不是传统中国札甲的结构形式。韦陀的批膊上有虎吞,这样的虎吞形式继承了唐天王身甲的形制,因为没有唐甲实物出土,不能判断这样的虎吞是否真实存在,笔者更倾向此种装饰只出现在塑像之上作为一种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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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石雕博物馆的宋武士像与双林寺韦陀像铠甲形式完全一致(图5),明十三陵石翁仲也都身着类似甲制,但是甲叶略有不同,呈近似六边形(图6)。宋、元、明水陆画中神将也多采用Y型甲片编缀的铠甲,明代商喜绘制的“擒将图”中关羽的身甲被更为细腻的描绘,关羽的盔甲类似唐天王甲,前后甲用肩带连接,披膊、甲裙都是Y型甲片编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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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Y型甲片编缀的铠甲从塑像到绘画,从唐朝至明朝一直存在,甚至成为中国铠甲的一种代表形象,这样的甲制现在统称为“山纹甲”。但是迄今为止并无任何出土实物能与之对应,这样的称谓又是如何出现的?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冑》一书中阐述唐甲的时候,描述李爽墓陶俑的时候:“腹甲绘做山纹状”(图7),这是国内学界早期对Y型甲片的认知,也应该是对此类铠甲称之为山纹甲的源头。杨泓先生写这个陶俑时候,用“山纹”二字描述Y型甲片,原本并无大碍,但是随着各种解读的出现,似乎Y型甲片构成的铠甲就成为唐“山文甲”,这个观点是谬误的。

       笔者在多年研究后,判断这样的Y型甲实际上是环锁铠在塑像和绘画中的一种演变。环锁铠基本结构是“五环相扣”(图8),环锁铠在唐、宋石雕中能看出早期匠人的非常写实表现形式(图9)。宋代官方颁布《营造法式》一书中明确称Y构图为“锁子”(图10),这也说明至少是宋朝,Y型甲片构图来自环锁铠是被官方史料所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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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环锁铠源头是从西域或吐蕃的引进,因其制作精细和造型迥异于中国传统铠甲,同时价格高昂,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之物,为了追求锁子甲所蕴含的外来文明的审美意趣,唐人将环锁铠装饰在各种神将盔甲之上,这种对造像艺术化的处理也恰恰体现了唐人和宋人对充满异域文明的锁子甲的那种神秘感和威严感的表现。唐人和宋人以锁子甲各种不同形式的编缀为基础,将锁子甲的基础纹样进行演化和重新解构,在图像上出现一种密环结构,北宋李公麟绘制的《维摩诘辩经图》中的天王胸甲就是环锁铠的另外一种形式(图11),此种形象逐渐演绎,成为了中国塑像、绘画中天王、神将的铠甲形式,甚至演变成为中国式样铠甲的代表。

       所以这样Y型甲片构成的甲,实际就是环锁铠的演绎,并不是历史中的唐“山文甲”。这也合理的解释了双林寺韦陀甲裙可以折叠的问题。

三、图像和考古的唐甲

 

        那么真正的唐“山文甲”究竟是何种形制的铠甲?笔者大量的查阅敦煌资料和有限的考古实物,试图从中找寻答案。敦煌壁画、塑像,包括斯坦因带走的敦煌绢画中都有大量的中含有大量唐天王、神将、武士形象,这些塑像、壁画中都有较为详实的甲冑细节,这些甲冑细节毫无疑问都是来源于唐朝真实的甲冑蓝本,所以本文罗列这些塑像、图像资料中甲冑的细节,结合考古实物来推测真实唐甲的造型。

        塑像以甘肃敦煌莫高窟一九四窟天王像(图12)、上海博物馆藏天王像(图13)为样本,两尊天王像穿着的甲冑高度相似:冑的顿相向上反曲,身甲分成三部分结构:披膊和盆领为一结构,连接为一体;前胸和后背有各有单独的一层硬质护甲,用肩带连接,压住披膊;甲裙单独穿,较短,长叶甲片编缀成札甲,甲裙分成开襟和不开襟两类;上海博物院天王冑是由小甲叶编缀成型,甲片上端呈如意云型。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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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壁画中的天王像、武士像较多,榆林窟25窟左侧北方毗沙门天王、南方天王是目前保存较好的一铺中唐时期壁画,是吐蕃占领沙洲时期绘制,细节上有于阗、唐朝双重风格。北方天王侧身而立(图14),左手托五柱塔,右手持长戟。披膊和盆领一体结构,披膊为条型甲片;胸前和后背单独结构,用肩带连接前后护甲,前胸左右有金属装饰物;身甲为鱼鳞甲,甲裙为条形甲片编缀成札甲。甲裙和披膊的甲片在顶部都有突出部分,近似如意云头。腰侧悬长剑,剑首为环首,剑柄包鲛鱼皮,柄中有茎孔,孔口有装饰片,因剑在身侧,不知其剑是否有剑格,剑鞘尾端有明显珠饰。南方天王身姿略向右转(图15),冑为多瓣甲叶拼接,顿相由小甲叶编缀而成,披膊与盆领一体,前后胸甲以肩带连接,胸甲左右有圆形护甲,身甲腹部为鱼鳞甲,甲裙为札甲。右手持剑,剑首环形,应为龙纹。两尊天王的札甲甲片上有着共同的特点,甲叶上端成如意云型(图16)。

图14

图15

图16

       随着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笔者发现这样甲片形式不仅出现在敦煌壁画和造像中,在同时期敦煌的绢画中天王像都具有此类风格一致的甲片。法国吉美博物馆保存了敦煌绢画(EO.1162),绢画中的毗沙门天头戴三叶宝冠(图17),左右两肩出弧形炎肩,身甲为鱼鳞甲,胸口开襟,两襟有三条横束皮带,自两肩有璎珞连接三圆护,两圆护在胸口,一在腹部,甲裙为长条甲叶编织的札甲,腰部悬挂长剑,长剑为剑璏式样悬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绢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像(Pelliot chinois 4518)的甲冑形式与吉美博物馆毗沙门天王像构图相似,此绢画为五代时期(图18),正面构图形式,上身部分的身甲分成三部分结构:披膊和盆领为一结构,连接为一体,鱼鳞甲叶;前胸和后背有各有单独的一层硬质护甲,用肩带连接,压住披膊;内部身甲至腰部,身甲也为鱼鳞甲叶。甲裙为长叶片札甲。腹部挂一弧型短刀,腰侧未见长剑。两张绢画中的天王像甲裙极为一致,甲片上端都是如意云头形式。这两张天王像都是由斯坦因假借探险之名,从敦煌盗运至法国。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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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甲片形式不仅出现在壁画中,也出现在同时期造像中,图8上海博物馆藏天王俑冑上就绘制有此种甲叶形式;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唐风华》展中,出土于宝鸡的唐铜鎏金天王像身甲甲片也是如此造型(图19)。从现有的各种资料证明,中唐至五代期间的壁画、绢画、塑像都具有相同的甲片造型,说明此种甲片是唐甲中较为普及的一种形式。

图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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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像和雕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否能被考古资料所证实?中国考古界在目前公布的唐代甲冑考古资料非常有限,1976年7月中旬在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铁铠甲一领,“铁铠甲是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据发现人说,出土时甲片编联尚整齐,是一件完整的铠甲,收集到的甲片共三百二十二片, 按照甲片的形状, 可分成三种, 即宽条型、中宽型和窄条型” ⑻(图20)。西安1995年在唐含元殿考古中,“发掘出唐代甲片,为九层横向排列的甲片叠置而成, 锈蚀严重。残块大致呈长方形, 长40、宽约14.5、厚6 厘米。甲片呈圆角长方形, 上端和下端各有一小孔。长7、宽2.3 厘米。应是唐代宫廷卫士甲片的残存”⑼(图21)。较为遗憾的是,从目前的考古实物中,无法证实唐甲中有此类如意云头形甲片。

图20

图21

       笔者在查阅国内外敦煌毗沙门天王研究论文中,发现了一个极为值得探寻的细节,敦煌所有的毗沙门天王像其原型都来自西域,其传入是来源于阗国对毗沙门天王的崇拜。在对于阗国毗沙门天王的梳理中,发现斯坦因撰写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一书中记录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一尊天王像,丹丹乌里克遗址位于今新疆策勒县达玛沟乡东北约9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斯坦因发掘出一尊已经残损的塑像(图22),这尊塑像系遗址中二号佛寺出土,残存下半身,双脚分开踏在一横卧的人物上面,可以观察到塑像身穿铠甲,双脚穿靴,身甲较长。丹丹乌里克唐朝时的本名是“杰谢”,音译自于阗文的Gayseta,唐朝在此设杰谢镇,作为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的一环 。斯坦因对丹丹乌里克佛寺中的这尊造像被发掘出土时,观察到的衣饰特点描述道:“……甚至连铠甲上小金属片的铆钉和下垂的衣褶都雕画得清楚准确。毫无疑问,匠人所精心雕画的这些铠甲和服饰,都是他当时非常熟悉的物件的再现……”⑽。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指出此尊造像是典型的于阗风格天王像,美国学者威廉斯认为其可能在公元7—8世纪左右。丹丹乌里克遗址中的天王像身甲明显为鱼鳞甲,甲裙由甲叶编缀(或铆接)成型,甲叶最重要的特点是侧边成波浪形。

图22

        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保存的公元7世纪左右的一个粟特武士的银盘上(图23)、片治肯特的壁画中(图24),能够看到丹丹乌里克甲冑式样的源头。粟特风格的甲冑明显具有大翻领和中间开襟的形式,甲裙较长,明显为条状甲片编缀成札甲。在片治肯特遗址中粟特武士的资料显示,发现其内层穿锁子甲,外套长身札甲,其札甲形式与于阗风格的毗沙门天王、丹丹乌里克遗址天王有明显的相似性,其甲片侧边有曲线,与中国传统札甲甲片有明显不同。大英博物馆藏一新疆焉耆明屋(Ming-oi)出土的唐武士塑像(图25),其甲冑具有明显的中亚风格,其甲片也也合适典型的曲边风格。1958年黄文弼在新疆明屋考古时,在同一遗址发掘出“建中通宝”,该时间段正是吐蕃控制安西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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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时期,萨珊文化随着粟特人的贸易,从西亚传播至于阗,再传至长安。由此,可以清晰的认知于阗风格的札甲就是西域风格的札甲,此种札甲的源头来自于粟特人,而粟特人又明显受到了波斯萨珊文化的影响。

        笔者除了对中原地区唐甲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的同时,在查询1985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的对古格遗址考察报告中,发现古格遗址考古出土的甲片中有一些特殊的甲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古格故城》一书中称之为II C型、XE型,两种甲片的侧边呈波浪形(图26),遗址中也出土了此类甲片编缀成甲衣的实物(图27),“V型甲衣,仅发现1件,标本VI:采24从产品形状、皮下摆、中夹一排侧视呈S形甲片等情况分析,应该是一种甲衣的左侧背部和腰部”⑾。从出土实物中能明显看出最下一层甲叶的左侧都是曲边造型,与XE甲片较为相似,此类曲边甲片笔者也收藏到实物(图28)。在笔者收藏的一套西藏古札甲中,混编两片造型非常特殊的甲叶(图29),此套古札甲肯定是在修补过程中编入了更为早期风格的甲片,这两片甲叶造型极为古老,侧边的波浪形与古格考古所出的甲片有明显差异,从器形上来看,此种甲片与丹丹乌里克遗址天王甲裙的甲片完全一致,具有更明显的西域风格。吐蕃势力在7世纪崛起后,与唐朝反复争夺西域,“安史之乱”后曾经完全控制唐朝的安西四镇,在这个阶段吐蕃是完全直接接触西域文明,在史料中记载吐蕃曾经联合突厥对唐进攻。《新唐书· 高宗纪》仪凤二年(677年)曰:“是岁, 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 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同书《裴行俭传》记此事曰:“仪凤二年, 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诱蕃以动安西, 与吐蕃连合”⑿。由此,笔者推测吐蕃曾经装备过具有明显西域风格的铠甲,只是此种铠甲无完整实物流传或出土,笔者保存的吐蕃波浪边甲片就是吐蕃装备西域风格铠甲的例证,古格考古所出的曲边甲片应该是西域风格吐蕃化后的产物。古格考古中出现此类甲片,应该是古格王朝对吐蕃甲制的继承。古格王朝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形成的,古格王朝的第一任王德祖衮是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的重孙。西藏地区还出现过一种铁甲叶编缀的护臂(膝)(图30),此护甲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方对此护甲认为是护肩或膝,给出大约的年代为公元15-17世纪,此护甲的甲叶下沿为波浪形,正中脊线部分有较大的甲叶,从风格上来看,与古格曲边甲叶是一种语言形式,笔者认为此种甲叶极大的可能是西域风格甲叶在西藏地区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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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古格考古发现这种曲边甲片,无疑是吐蕃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至今国内文博界未见有对此类甲片做深度解读的论文,应是文博系统的研究焦点在武备系统中关注不多,所以此类甲片并未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

        事实上古格这两类曲边甲片的出现,证明了吐蕃王朝在控制西域的时期,吐蕃的甲冑受到过于阗、粟特人、萨珊文化的影响,由于吐蕃文化的包容性、延续性好,此种西域风格的甲片经历吐蕃王朝并延续至古格王朝。

         唐时期天王造像、大英博物馆天王绢画、榆林窟毗沙门天王像壁画中的云头形甲片,可以视作曲边甲叶的一些装饰性的异化,从核心角度讲,就是曲边甲叶中国化。由于受丧葬制度影响,中原地区考古尚无此类唐甲实物出土,但是古格地区出土的曲边甲叶,无疑证明了唐时期此类甲片存在的真实性,进而反映出敦煌天王像、宝鸡天王像的曲边甲叶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艺术家在进行壁画、塑像创造过程中异想天开。古格曲边甲叶的出现,也反映出吐蕃铁札甲和唐札甲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四、山文甲

 

        由此,笔者认为《唐六典》中记载的“山文甲”水落石出,“山文”二字是指甲片侧边如“山”形。日本正仓院保存的“金银钿装唐大刀”《献物账》中一段文字为“山文”做了另一种证明,原文记载如下:“金银钿荘唐大刀一口,刃长二尺六寸四分,锋者两刃,鲛皮把作山形,葛形裁文,鞘上末金镂作,白皮悬,紫皮带执。”此刀手柄朝刀刃方向有明显的波浪形分指结构(图31),日本在公元8世纪时期深受唐文化影响,遣词造句都是遵循唐制,故在《献物账》中称此种波浪形分指结构为“作山形”。此处的“山形”二字充分说明在唐人的眼中,此种波浪式曲边就似远山的峰顶,“山形”与“山文”互通。至此,笔者认为“山文甲”就是指由一侧为曲边的甲片编缀而成的铠甲,以图28甲片为例,其侧面曲边如同群山叠嶂(图32)。此种风格的甲片造型异于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甲片,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唐朝在控制西域的时期,接触到此种风格的甲制,加之李唐王朝本身较为崇尚胡风,故迅速将此类甲纳入军制。笔者推测唐人为了区别此甲不同于中原体系的甲,用曲边甲叶重叠之后类似山形的特点,故以“山文”称呼此类甲制。敦煌榆林窟025洞窟的毗沙门天王、南方天王像所穿的甲冑就应该是史料中记载的“山文甲”。

图31

图32

        此种铠甲在五代、宋初期都还有保留,成都永陵博物馆藏后蜀武士俑就有明确呈现(图33),武士的披膊就是典型的“山文甲”。宋代史料则对此种风格铠甲另外命名,《宋史·兵志》载“皇祐元年……宋守信所献……黑漆顺水山字铁甲……”⑿;《宋会要辑稿》载宋军平定岭南陈进叛乱时,“前军即持棹刀巨斧破其牌,贼皆衣顺水甲”⒀,说明至北宋时期,此种“山文甲”已经被命名为“顺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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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是在先收集到吐蕃此类甲片后,为了追朔其源头,开始大量查阅相关图像资料,由于古格、吐蕃资料较为稀少,很难得出准确的结果。笔者开始从唐壁画和塑像入手,发现唐毗沙门天王甲中大量存在云头形甲片,进而再追朔毗沙门天王崇拜的由来,然后对于阗和粟特、萨珊文化进行比对,逐渐厘清此种甲片的传播路径。

       此类曲边甲片应是西域文化对吐蕃、唐朝都产生了影响,但是由于丧葬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制约,唐朝墓葬未能出土此类实物,只是将此类甲片通过图像、塑像得以记录,而吐蕃由于其文化的多元性,和地域特性对文化因子保留完整,这样的甲片得以在古格保存。也正是由于这样保存,笔者推测由此类曲边甲片编缀的札甲应是唐史料中记载的“山文甲”,此类甲多用于仪仗、宿卫等,所以在唐天王像中大量展示此类风格的甲,唐代实战用札甲应该还是长乐公主墓壁画那种长条甲片形式。

当然这所有的推导都是基于唐王朝与吐蕃、西域广泛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做出思考,希望未来有更明确的考古证据能支持笔者这个推论。

 

参考资料:

⑴《通典》杜佑  卷一百四十八 兵一

⑵《太白阴经》李荃 卷四《军械篇》

⑶《唐六典》李林甫 卷二十二 少府军器监

⑷《唐六典》李林甫 卷十六 卫尉宗正寺

⑸《太平预览》卷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七

⑹《新唐书》 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⑺《旧唐书》卷一百三 列传第五十三

⑻《文物》1978年7月

⑼《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安家瑶  李春林《考古学报》1997-07-15

⑽《沙埋和阗废墟记》 斯坦因著 殷晴等译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 第185页

⑾《古格故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 

⑿《宋史·兵志》卷一百九十七 志第一百五十

⒀《宋会要辑稿》兵一〇 讨叛四 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