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运动员，谷爱凌无疑是非常优秀。
这个与她是个混血儿有何关系？
与她的肤色有何关系？
我好奇，如果她是个入了中国籍的黑人，大家的反应会怎样？
大家为什么那么在乎她的国籍？
可她的优秀与国籍有何关系？
运动员的国籍代表着什么？
与她的家庭背景有何关系？
寒门与豪门子弟夺冠的概率是否一样？
金钱与体育的关系又是什么？
体育是否成了资本集团的代言人？
我们为什么会通过体育为资本站队？
球迷之间为什么会打架？
带着这些问题，我回想起发生在我周边的现象。我记得费城无论是棒球队(Phillies)、橄榄球队(Eagles)、篮球队(76ers)还是其他什么队赢了，整个费城都沸腾起来，好像他们赢了就是我们自己赢了似的。
明显地，这些体育俱乐部是通过我们的拥护获利的，球迷越多，观看的票就越难得，与球队相关的商品就越畅销。球迷的支持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体育商业化的基础，地方政府、媒体都是球队的吹鼓手，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被他们裹挟起来了。
“我们”的球队赢了！“我们”的运动员夺冠了！
我们成为球队的粉丝、品牌的信徒。
如果自己是个业余运动员，即便是完全娱乐式的运动，也必然希望自己的团队赢，否则就不会参与体育比赛。
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在比赛，比如是自己的同学、同事、同乡，无论他们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我们也会为他们加油，毕竟对这些人我们更有感情。这些都是在我们自己即便是没有直接利益关联条件下也会产生的倾向。
如果比赛是有利可图的，那么站队的倾向就更强烈。
为什么我们对体育运动员技能的欣赏会消失在相互敌对的派性”血战”里？
先是同一个地区球迷之间的对峙，后是不同地域的对峙，再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峙。
或许我们可以从小事儿开始一步步地分析为什么我们不由自主地成为资本的炮灰，为资本之间的竞争站队，以至于相互谩骂、屠杀。
资本集团组织比赛的目的是盈利，当然希望关注比赛的人越多越好。鼓动观众为球队站队是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但是好像光这样分析还不够，因为半个世纪前的群众运动中也出现过大量的派仗，可各派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利害冲突。那么为什么他们之间的派仗会一步步地升级，甚至激烈到动枪动炮的地步？
派性的起源长期困惑着我。
对那些唯心主义的解释，比如什么人性呀、素质呀、文化传统呀等等的说辞我一贯不满意，觉得这些等于没解释。
通过研究历史，分析对比半个世纪前比如上海和武汉工人之间的派性差异，我的结论是派性的根源还是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有关。
起码半个世纪以前，上海工人对打派仗的兴趣就远远地低于武汉的，后者的工人多是农民的后代，与具有多代工人传统的上海大不相同。
纵观历史，我们也会看到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推测，原始社会的部落为了争夺猎场会相互屠杀，而部落内部的利益反而会比较一致。
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会动用日益改进的杀人武器，发动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这期间，封建社会的战争与原始社会的有相似处，比如长城的出现。但是更多的是统治者的贪婪，为了扩张，推动了武器和其他科技的发展。战争同时也加深了不同地域老百姓的敌对情绪和对”外人”的不信任。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战争的目的就大大地改观。资本扩张不再是简单的贪婪，市场的逻辑就是要么扩张，要么灭亡，市场和资源的争夺是否成功与资本集团生死攸关。
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打工人被资本集团组织了起来，在一个越来越长的产业链中企图造就不同地域工人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难，资本之间对市场和资源的争夺与工人的利益就越来越不相关。同行业的竞争或许还比较激烈，比如美国汽车工人把自己的失业归结于日本汽车的进口，但是让他同时也抵制日本其他的产品就比较难。
民族主义虽然有利于本民族的资本集团，老百姓对其他民族抽象的敌对情绪在具体的商品上就往往会消失，比如照相机还是日本的好，因此，对生产照相机的日本工人就难以保持敌视感。
再比如，美国工人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在抽象的层面上，或者是对陌生黑人的歧视可能还比较严重。但是对自己的黑人同事就往往和对黑人群体不一样，对自己所了解的认识的具体的黑人，他就难以有抽象的歧视，他与黑人同事的关系和他与其他白人的关系就比较相似，就更多地会基于每个具体人的品德、特征、性格或爱好而有不同的关系，就比较难有敌对的、敌视的态度。相反地，在对付资方的问题上，黑白工人的诉求反而是更一致的。
因此，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工人之间的对立就越难以为继。当然这只是大概率的一面，具体到一个地方或时间段，不同工人群体之间有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的对持或冲突，资方也特别乐意介入到工人之间的冲突中，挑动工人斗工人，自己从中牟利，比如乌克兰东部工业区的冲突。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也同时造就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物质条件。这次资本集团全球范围的争霸斗争更有可能适得其反，更容易使得全球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一同埋葬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