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文名《虚拟偶像研究 | 做主播、VUP和主播女孩重度依赖》，是一篇文献笔记（or 文献综述？），主要希望为VUP相关的研究找一些有益的学术语言。如有可以指正的，不胜感激。本文暂时没有太涉及到到VUP粉丝群体，因为相关的书才读了开头。如果本文反响好，可能会更一期VUP危机公关方面的文章作为方法论（
《主播女孩重度依赖》可能是近期最火热的独立游戏之一，尤其在国内，连原作者也吃惊于其墙外香的程度。当然，这离不开本作优秀的本地化，把Needy Girl Overdose翻译成主播女孩重度依赖远远降低了原作的电波味，还踩上了模拟主播（冷知识：糖糖并不是虚拟主播）的热点。借助虚拟主播营销独立游戏明显是一个帕累托最优式的营销渠道，主播容易获得节目效果，制作方通过意见领袖推销了游戏，观众也获得了快乐，之前湾友做的《Vtuber模拟器》也是如此。
当然，《Vtuber模拟器》比较简单，主要只展现了VUP选材和直播应对相关的场景，虽然《主播女孩重度依赖》是一部非常作者式的文本，其中模拟直播的内容和《小白兔电商》里的电商内容差不多敷衍，但还是展现了一定的深度，从而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比如，所谓“有人玩了这个游戏，然后取关了所有的虚拟主播”等等。
对于这款游戏的种种剧情分析与攻略，本文在此不打算做详细的论述，已经有很多文章做的很好了。这里个人更打算以其中的一些细节作为切入，来谈谈VUP研究的一些理论脉络。
拟剧论：角色论的三棱镜
《主播女孩重度依赖》中，最刺痛阿宅内心的可能就是其中两个推博账号的表现差异。作为主播前台的超天酱对粉丝展现出阳光、博爱的展演，后台的糖糖却是个深度依赖、与阿P关系亲密的地雷女。作者还不无恶趣味的设计了一些情节，如和阿P那啥过的超天酱推博发“大家是否都有着迷的事情”，而不通过与糖糖推博的互文，粉丝可能永远不会把这种暗示与某种亲密关系相联系起来。超天酱发博对粉丝说做了自己最喜欢颜色的美甲，但这颜色却是糖糖作为选项交给作为玩家的阿P选择的。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 这种双重性便是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而对其的操纵，就是所谓“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还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美国一些女大学生会故意在和男孩子约会的时候，降低自己的智商，比如会在男朋友面前故意拼错一个较长的单词，于是这时候，她们的男朋友就会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一边解释正确的拼法，一边说：‘亲爱的，你真笨啊，连这都不会拼。’”（非常有既视感了）
想要达成合格的“印象管理”，那么还要考虑到戈夫曼的另一关键概念：观众隔离。成功的观众隔离至少需要有两个具体的前提：其一是观众是可被识别的；其二是观众可被隔离的。 而考虑到社交媒体的特点，这种管理实际上更加容易。《主播女孩重度依赖》的官方也为糖糖在推特上开了账号，其中超天酱的账号对所有人公开，发布一些不存在的直播计划，而糖糖的账号则是上锁的，显示一人（即阿P）关注。这样的区隔无疑给人无尽的遐想，虽然我们大概率知道，糖糖的账号里大概什么都没有。
当然，这种印象管理也不是总是能成功，对此戈夫曼也提出 “给予”与“流露”两个概念。给予是我们主动、有意识传达的信息，比如发社交媒体的文案，流露则是无意识中传达的，如交流中眼神与体态。 而视频势与直播势的魅力差异，很大情况也在于这种印象管理的区分，比如“老二次元”播客中，对VUP碎花子的采访中也提到，尤其对于个人势VUP来说，在直播中保持一种人设（即role play）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播的久了，VUP的声线基本会无限接近于本音，性格也会基本与“中之人”保持一致。
随着长时间印象管理的负累，以及“流露”的信息越来越多，VUP前台的表演性与后台“中之人”的性格最终会产生重叠，而这种计划外的“流露”往往也是VUP“整活”切片的“流量密码”。这其中可能与观众的窥私欲有关，也可能是其中叙事的冲突与感受刺激了受众的趣味。
考虑到VUP行业的特殊性，VUP存在的互动场景可能并不止前后台两种。王钦在《虚拟主播，或“月之美兔”的忧郁》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虽然Vtuber的受众强调“虚拟感”，反对将虚拟形象与真人相关联，但在Vtuber在直播过程中喝水或中途方便时，受众却并不感到抵触。在张若禺的论文《虚拟播主传播场景中的互动研究》中，引用 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将电子媒介的虚拟环境拓展到“前前区-前区-中区-后区-深后区”的范围，并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能够同时适用在前后区的行为称之为“中区行为”。 他将VUP皮，即“拟态人”放到了自我呈现的“前前区”，视作主播缓解“表演”负累、拓展人设创造的载体，而将“中之人”的存在放在后区，而其间的如VUP对现实生活的参与，乃至“直播事故”等视作“中区行为”，即受众窥私欲与主动营造的距离感的折中，是观众所可以接受的。对于他的看法笔者暂且表示赞同，但对VUP“虚拟感”的研究无疑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 补：日本批评家谷島貫太曾在其文章中提出了虚拟主播的“三重身体”理论。他认为屏幕背后的“中之人”构成了虚拟主播的第一个身体，或称“person”。受众 无法直接接触这个身体，甚至在整个直播过程中，这个身体起到的主要作用是为仪器设备提供动作和表情数据，并为虚拟形象进行配音。其次，呈现在屏幕上的虚拟人物构成了虚拟主播的第二个身体，或称“chara”。它是受众直接接触的主播形象。经由直播等媒介形式而为受众接受的形象，则构成了虚拟主播的第三个身体，或称 “persona”。这一维度关涉虚拟主播如何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带有自身性格和风格的完整形象。——转引自郭健宁《网络虚拟主播的亚文化风格研究》
情感/关系劳动：异化之重，来自何方
关于娱乐产业，情感劳动的讨论无疑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而这在《主播女孩重度依赖》中就表现的非常明确——直播压力值会提高，对不喜欢的直播内容如软色情等，增压的程度比杂谈等内容要高不少。美国情感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 ( Hochschild) 通过对德尔塔航空空乘人员的分析，在吸收戈夫曼拟剧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感劳动 ( emotional labor) 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为了报酬，员工管理自己的情感，并按照组织对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的要求来表演。员工必须将自己的私人层面的感受与公共层面的规范性期待统一起来，并做出相应的情感表达。” 情感劳动理论将情感纳入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对从业者情感形式的剥削。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由于翻译的问题，常常将德勒兹的情动劳动（affective labor）同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混用为情感劳动，其中的区别可能主要在于主被动的差异，例如为圣嘉然万象天引更近于情动劳动，而圣嘉然“抗压”更近于情绪劳动。（德勒兹的“情动”理论分析的十分复杂，其实我还没怎么看懂）
霍克希尔德还指出情感展示的两个策略，即浅层表演 ( surface acting) 和深层表演 ( deep acting) 。浅层表演指的是个人展示一些符合社会期待或组织要求的情感，但是这些情感并未被主体所真实感觉和体验。因此，浅层表演在本质上是情感呈现主体在压抑不恰当的感受，并假装适当情感的展示方式。这是一种反应情感调解过程 ( reflect-focused process) ; 而深层表演则是个人在与他人互动时，会尝试唤起其将要展示的情感。这是改变内在情感以满足组织期待的过程，个人需要在情感表达之前调解内心的感受，也即先行情绪调节过程 ( antecedent-focused process) 。 以《主播女孩重度依赖》为例，玩家在直播间中删除冒犯性弹幕，会为超天酱减压，超天酱维持自身情绪与直播间氛围所构成的即是浅层表演。深层表演可能如VUP本身处于“低气压”的状态，为了直播可能会“想一点高兴的事情”，像《演员夜凪景》中一样调动过去经历来达到表演的效果，例如营造直播间轻松愉快的氛围等等。
霍克希尔德认为，不管是浅层表演和深层表演，其展示的情感并非是真实感受到的，是一种“缺少真诚”的表演，这样的情感劳动也必然会导致有害的结果。但是后续研究者认为，情感劳动尤其深层表演，并非必然导致情感耗竭和倦怠。 因为深层表演也可能调动的是期望与使命感，这样的劳动可能反而为VUP带来个人成就感等裨益。在潜在狗子等人的研究中，也指出VUP这样的工作作为一种荣格式“人格面具”，在扮演这种人格的同时，对扮演者“中之人”本身也起着一种疗愈作用。（即“你觉得有些人戴上了面具，其实Ta是摘下了面具”）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台资本主义”所展开的潜网之下，为了抢夺注意力资源，VUP可能不得不通过“异化”自身的方式进行情感劳动，这一点《主播女孩重度依赖》表现的很实际：十天内没有一定的粉丝量，糖糖就得“桥洞底下盖小被”，但如果愿意播某种选材的直播，可能一天就可以达到如此多的粉丝量了。
而单使用“情感劳动”、“情感外卖工厂”等概念或理论分析VUP时，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的感受到该理论在诠释中的抽象与孤立。以琉绮Ruki最后一次直播为例，Ruki在受到委屈，难以做到情绪管理，甚至表现出一种自我否定的态度（“可能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播”），但这很明显并非观众的看法。
回溯“情感劳动”的理论源流，我们必须注意到同为服务业，主播与空乘相比无疑，要同观众（被服务者）建立更为持久的关系，而观众也很明显不可能以一次表面上情绪控制的失败而推翻过往VUP为自己带来的陪伴与欢乐，恰恰相反，作为长期关系部分的粉丝会产生共情，自发的维护主播。在这种情形下，情感劳动理论无疑不足以分析VUP劳动了。
董晨宇在《做主播：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中引入了贝姆（Baym）的“关系劳动”（relational labor）理论。在对于北欧音乐人的研究中，贝姆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的高度普及，音乐人与他们的听众或粉丝维系着一种 “持续的、常规化的交流” ，从而形成一个能够孵化其工作利益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粉丝更类似于朋友、家人，而非消费者、顾客。作为对情感劳动理论的补充， 关系劳动理论包含着为提升另一方认知、理解做出的努力，也强调工作者面对不同社会连接时如何持续协商彼此间的“动态边界”（dynamic boundaries）。 也就是说，从VUP角度来分析，VUP一方面往往要通过“流露”的形式，让受众获得对自己的了解或认知，从而在自身与观众间建构经营一种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协调好作为主播在“亲密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动态边界。如果亲密关系过度，造成如“私联”等问题，对更广泛的观众间的关系无疑是种破坏，而经济关系的目的如果过于明显，也往往会损害观众对VUP本身人格的想象。在《主播女孩重度依赖》中，这种表现也很有趣，玩家可能发现作为阿P在保证糖糖压力、阴郁度不超标的同时，还必须将糖糖的好感度压在一定的位置，否则糖糖可能会茶饭不思无法直播，甚至直接终止游戏。
准社会交往/礼物：“羁绊”何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VUP的劳动除去表面的情绪与氛围控制，更重要的是对观众关系的长期维护。那么，VUP与观众的关系，具体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依照关系劳动的理论脉络，笔者接下来无疑该引入“准社会交往”，而这一概念在对网络主播的研究中往往已经被推入“准亲属交往”的程度中，例如说将粉丝称作“家人”。在VUP与粉丝的关系中，由于存在拟态身体的中介，达到准亲属交往的关系存在距离，只有少数较早的Vtuber会使用这种称谓，如梓璃梦（Azulim）对粉丝的称谓“前辈”，就很容易让观众将她带入到学妹的关系中。
而VUP往往使用同粉丝互动所产生的、带有自身符号与美好意象的接合词汇，这种“光晕泛化”式的称谓方式几乎与大陆饭圈文化的历史一样古老，也是VUP与粉丝之间表达爱意、提升身份认同的手段。“准社会关系”( Para-social interaction, 也有人译成“准社会交往”或“拟社会交往”) 是指受众将大众传媒中的人物当作真实人物做出反应，并与之形成一种准社会关系， 这一关系类似于面对面交往中建立的人际关系。 霍顿和沃尔最早在电视的收视情境中发现准社会交往现象的，他们观察到当地方新闻播音员在节目结束时说“晚安”时，很多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回答“晚安”，就如家庭成员在睡前互道晚安一样。这种准社会关系具有虚拟性、 即时性以及单向性的特点。从产生机制来看，这种关系往往来自于表演者引导与受众想象的共谋，而其解体与反作用往往与现实社会关系有极强的相似性。
如果以这种理论逻辑带入到V圈的一些危机中，了解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能并不困难：一方面可能是VUP在“流露”中破坏了观众对VUP本身人格亲密的想象 （没想到你私下是这样看待我们的！/一切都是营业罢了！） 。另一方面是观众意识到虽然自己与VUP存在联系，但也仅仅是“准”的，只要有“真”社会关系的、VUP的朋友介入，观众与VUP之间的“羁绊”就会被搅的天翻地覆 （原来我们还算不上你的朋友QAQ） 。而不宜使用“合法性”等政治学理论分析。（和朋友分手/割席了，因为朋友合法性不足？）
关于具体的危机公关技巧，笔者可能会在下一篇文章详谈，而对VUP与观众间关系的讨论，还需联系更多的理论工具进行讨论。例如，对VUP与观众经济关系的讨论，毕竟回避经济问题来谈VUP产业无疑是虚伪的，而自马塞尔莫斯《礼物》以来，对社会中“礼物”的考量非常热门。在孙信茹 《“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中，在总结了刷礼物为观众带来情感慰藉与身份资本（例如对主播提出一定的要求，关于此种权力关系的互动也是VUP营造“节目效果”的常客）的同时，也点出 “礼物之灵”（毛利人信仰中迫使收礼之人必须回礼，否则杀死那些不加回报者的存在。）式的互动在网络直播中依旧以一种话语权（读SC）、“身体表演”（对于VUP来说，可能只有礼物特效了）和私密互动式的方式得到回馈。 而在秀场直播中，“大哥”还可以获得主播的个人微信（虽然往往不是真的私人微信），这在VUP产业中，由于虚拟形象与“虚拟感”的限制，这往往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在“老二次元”播客对VUP碎花子的访谈中，其中也谈到了VUP独有，区别于其它网络直播的特点：上舰礼物的广泛应用。碎花子还提到很多VUP在上舰礼物上花费过多，极大挤压甚至导致VUP倒贴钱的可能。VUP上舰礼物作为回馈也有其明显的特点，即大多带有VUP本人的个人形象与标志，如钥匙扣、立牌等。“礼物理论”认为，礼物互动的方式使我们对他人的礼物多倍加爱惜，将他人礼物售卖转让是难以接受的，而带有VUP本人鲜明符号的礼物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对观众的认知与陪伴，甚至达成对VUP主体的召唤，也许也正如碎花子所说，上舰礼物也是留存舰长、维系长期关系的方法，尤其作为虚拟形象的VUP来说，有其存在的意义。
有趣的是，在现有的直播研究中，研究者基本都对准社会交往的粉丝达成“越界”，成为主播现实朋友伴侣的可能性抱消极态度，一方面直播间结构是实时视频（主播端）和文本聊天（观众端）可见性不对等的“共景监狱”，往往意味着观众对自己的了解要远远多于自己对观众的了解。《做主播》中的受访主播Gigi甚至表示自己像“在笼子中被调戏的宠物”。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主播必须在亲密关系与经济关系中摇摆，而讽刺的是，礼物本身所建立的经济关系也许反而会妨碍亲密关系的建立，受访主播Pear甚至坦言：
“ 主播都是很孤僻的，尤其刚开始的小主播，直播间里没有人，会有人从头陪你到下播，他不给你刷礼物，他就在那一直陪着你聊天。这种的，对我来说是真的拿来当朋友。但是，如果你刷了很多礼物，让我把你当朋友，这个是很难的，心里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隔阂。中间隔着一种你是卖家、我是买家的感觉。
这也许也是《主播女孩重度依赖》中作者将阿P设为场控的原因。正如董晨宇所述，网络直播的商品化亲密关系存在着这样的先天不稳定性。当然，VUP受众也有抵制同主播亲密关系，保持虚拟感的诉求。如此看来，也许VUP会成为未来网络直播（尤其是建立良性关系）的趋势也不一定。
互动仪式链：建构共同体
在上述三个部分中，笔者由VUP自我的呈现切入，讨论了VUP的劳动与观众关系的实质。那么，接下来就是VUP与观众建立什么样联系，如何维护这种联系了。（笔者在此简单开个头55）
在粉丝文化的建构研究中，兰德尔 • 科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其认为，仪式互动的形成需要四种要素：1. 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通过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当然，媒介即讯息，媒介如今已经成为身体的延伸，身体在场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2. 对局外人设限；3. 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集中注意力；4. 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在这四个要素之中，最重要的两个无疑相互的关注焦点和共享的情感状态。 而VUP受众在共同的文化消费中，专注于共同的对象，分享共同的情感，其间常常使用着局外人陌生的叙事与迷因，例如在评论区中发送、传递表达爱意的“定型文”、小作文、花墙，甚至记叙“仇恨教育”（其它VUP或运营对VUP和粉丝群体的冒犯行径）等等。这是粉丝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我们也可以由此来完善VUP与观众联系的建构。
当很多人谈及ACGN和直播产业，都一定程度存在着对受众的污名化倾向，将其视为陷入媒介依赖症状的粉丝（萌萌人），或是于网络中彰显话语权的“孤独的有钱人”（佬佬佬）。但实际上，除去粘度低的路人受众，也应当注意媒介等同式的受众（纯良？）。在过往准社会交往的理论逻辑中，准社会关系是现实社交的代替品，对于在现实中社会交往行为没有得到满足的那些人，这种代替会显得更为明显。但是越来越多的近期研究都表明，个体准社会关系的活跃程度与个体的孤独程度不成正比，反倒是一些在现实社会交往密切的人，在准社会关系上也很活跃，因为准社会交往与现实社会交往都需要相似社交态度，准社会交往与现实交往实际上可能变得相似甚至等同了。（对管人也会社恐的笔者表示赞同）
而对于陷入狂欢式亢奋快感，在虚拟化生存中进行 “无礼的游戏、诙谐的闹剧、村言俚语，讽刺的模拟，重复着脱冕、加冕的闹剧” 的受众（乐子人）；获得替代式满足、自恋性的自我投射 ( narcissistic self-reflection）的受众（指导、连体人），作为“过度的读者”“盗猎者”的UGC二创作者等受众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建立、维护联系，笔者还将在后续的文章（如何研究VUP粉丝群体、为VUP写的危机公关指南）做进一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