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词

       公元907年，朱温代唐自立为帝，国号为梁，标志着唐王朝统治的结束。此后，中国历史经历了约有半个多世纪的混乱局面。在北方，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更替出现；在南方，尚有割据一方的十个政权，即吴、南唐、闽、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吴越、楚、荆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代。

       五代十国是一个纷扰不宁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题材狭小，风格萎靡，但词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却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西蜀与南唐两个创作中心。巴蜀本天府之国，物产富饶，地又险要。当唐末干戈扰攘之际，许多士人多避地蜀中，这就增加了文化发展的因素，而蜀主又喜拉拢词人，因此，五代十国时，词人多聚集于蜀地。南唐在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时，国势虽然衰弱，但在李璟与李煜初即位时，国内却比较富强。《宋史》云：“初璟之袭父位也，属中原多故，卢文进、李金全、皇甫晖之徒皆奔于璟，跨据江淮三十余州，擅鱼盐之利，物力富盛。”这些情况，都有利于文艺的发展，于是词在两地便发展起来了。

       词的创作虽然在五代十国时渐盛，但词的产生却并非在此时。下面就词的起源、发展及唐五代词的情况分别作一介绍。

        一、关于词的起源问题

         关于词的起源，自古及今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约分为以下几种：

        1、词出于《诗经》。清徐訄《词苑丛谈》引《药园闲话》说：“屈子《离骚》亦名辞，汉武帝《秋风》亦名辞，词者诗之余也。然则词果有合于诗乎？曰按其调而知之也。《殷雷》之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鲡》之诗曰：‘鲡，于 鲨’，此二四言调也。《还》之诗曰：‘遭我乎 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江汜》之诗曰：‘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名调也，《东山》之诗曰：‘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观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行露》之诗曰：‘厌浥行露’，其二章曰：‘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源，非三百篇实祖弥哉？”此外，清代的汪森、丁朋等人也持此说，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只是看到了《诗经》中句式的长短不齐，与词中的长短句有相似之处，因而认定词源于《诗经》，实际上，词是长短句，但是长短句并非全是词。

         2、词出于乐府。主此说的有江顺诒，在《词学集成》中他说：“徐巨源曰：‘古诗者“风”之遗，乐府者雅之遗。苏李变而为黄初，建安变而为《选》体，流至齐、梁排律及唐之近体，而古诗遂亡。乐府变为吴趋，越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之属，以下逮于词，而乐府亦衰，然《子夜》《懊侬》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则诗余之作不谓之古乐府不可，余谓巨源之论词之源于乐府，是矣’”。这种说法，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如宋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明代杨慎在《词品序》、王世贞《艺苑卮言》等也持此看法，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乐府与词均入乐，但入乐的方式与入乐的标准均不同。

        3、词出于六朝杂言。主此者有清代徐訄。他说：“沈约《六忆诗》其三云：‘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亦词之滥觞也。”（见《词苑丛谈》）

       4、词出于唐代近体诗。主此说者有方成培。他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比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香研居词麈》）宋王灼《碧鸡浸志》，清沈翔凤《乐府余论》等也都持此说。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词是先有乐，再填词，最初可能没有专门的词，而近体诗则是把诗配乐演唱，遇到不合乐时加衬字，但这时还是诗，而不是词。

       以上几种看法，均不正确。其实，探讨词的起源，除了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外，还必有从乐曲入手，词是入乐演唱的，有曲始有词，因此不从词乐说起，词的起源就无法得到确切的说明。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的关系至为密切，从《诗经》开始中国诗歌就确立了同音乐相结合的传统。《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云：“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诗经》三百五篇皆可弦歌。而其中《风》、《雅》、《颂》的分类也是按音乐来划分的。楚辞皆作楚声，《九歌》本是神曲，为沅、湘间祭祀神灵的歌舞乐曲。有人以为《离骚》是楚国乐曲“劳商”的音转，同《九歌》《九章》一样，也是以乐为名。汉乐府大都是入乐的歌词，同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汉代的鼓吹曲是从匈奴传入的“北狄乐”，相和歌是“街陌谣讴”。六朝乐府吴声西曲统称为清商乐。唐宋词则标志着中国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所结合的音乐以及同音乐结合的方式，与前代的诗骚乐府相比大为不同，属于一个新的诗乐系统。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云：“自唐天宝十三载（754），始诏妙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与诗结合的音乐分为三种，一是所谓雅乐，二是清乐，三是宴（燕）乐。

        所谓雅乐，即先秦的古乐，《诗经》中的雅、颂，即是雅乐的诗歌。《诗经》中提到的乐器有二十九种，钟、鼓、琴、瑟就是庙堂雅乐的主要乐器。但是雅乐到了战国时代已经衰落。《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魏文侯是子夏的学生，在六国之君中算是最为好古的，可是他听雅乐已经昏昏欲睡了。《孟子·梁惠王下》说：梁惠王爱好音乐，但他申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见，雅乐已无力与新兴的俗乐争胜，不得不逐渐沦亡。到了唐宋时，郊庙祭祀享用的雅乐，不过是为了装点礼仪的仿古模拟品了。

       汉魏六朝时的音乐称为清乐。所谓乐府诗，就是配合清乐的歌词。清乐其始是汉魏的平调、清调、瑟调三调，称为相和三调，或清商三调（即宫调、商调、角调），行于中原。六朝的吴声、西曲则称清商乐（清调以商为主，故称清商），行于江南。清乐的主要乐器是丝竹。《晋书·乐志》说：相和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大子夜歌》说：“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清乐用的丝竹，指筝、瑟、箫、竽之类。《旧唐书》卷二十五（音乐二）：“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喜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乱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民）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隋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隋开皇八年（589），隋文帝灭陈，听到清乐说：“此华夏正声也。”但清乐从容和缓，音希而淡，入唐后逐渐衰落。《旧唐书·音乐志》云，南朝清乐至武则天时尚存六十三曲。自长安（武后年号701—704）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杨伸》、《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

       唐宋之际的音乐主要是燕乐。燕乐是隋唐时代的新乐，其源可以上溯到北朝的魏、齐、周诸代，由于南北朝分裂，音乐上也表现出南北乐的不同特点。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说：“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隋文帝统一后，对南北音乐进行汇集整理，并分别雅俗，于雅乐之外，置七部乐，至炀帝时定为九部乐。唐初仍按九部乐，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又命协律郎张文收造燕乐，并去礼毕曲，合为唐十部乐。《宋史·乐志》云：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取名燕乐（亦作宴乐）。因为它是燕京之乐，燕乐的主要部分是西凉乐、龟兹乐，唐灭突厥，唐的势力越过葱岭，直抵里海，通过欧亚大道，唐同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臻于极盛，到唐玄宗时“胡部新声”又一次在内地广泛传播，把唐代音乐推进到一个高潮。

        唐宋词所运用的音乐，是隋唐之际出现的燕乐，因此，我们如果探讨诗词的起源，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它，它决不可能把它推溯到隋唐燕乐之前，可以说词是隋唐燕乐出现后为配乐而创作的一种新的艺术成就，因而以前所谓“词是诗余”的说法均不科学。

       当然，从音乐的角度来说，词的产生与隋唐燕乐的流行关系密切，但就文学的角度来看，词的产生与唐代的近体诗也有一定的关系。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唐代不少诗人以诗多入乐著称，王维善音乐，能琵琶，他的《送元二使安西》谱为《渭城曲》，唐诗送别多唱，入宋以后犹传不衰。中唐时李贺、李益等还同教坊乐人相互合作，《新唐书·李贺传》云：“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管弦。”《李益传》云：“贞元末，名与宗人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以被声歌，供奉天子。”薛用弱《集异记》载王昌龄、王之涣、高适三人“旗亭画壁”故事，都是诗歌入乐为人传唱的明证。但是以近体诗入乐，还属于采诗入乐。而整齐的五七言句式，同参差不齐的乐曲始终是个矛盾。尽管入乐时，可以在节奏和歌法上，采用一些变通办法，使之适合歌唱，但矛盾还是存在的，而且乐曲愈复杂多变，这种矛盾就愈难克服，与乐曲合拍，本是创作歌词必须遵循的首要条件，在习用的五七言诗式外，探索创造一种诗、乐结的新方式，便是唯一的出路，而且这不光是废弃齐言采用杂言的问题，还要依乐章结构分遍、依节拍为句，依乐声高小清浊用字，而完全依据音乐的曲律制定相应的词律，这样经过无数诗人、乐工的努力，词从音乐上由曲调发展成了词调，从文学上形成了词律，这样，由采诗入乐，就发展到了依调填词。词的形式也就逐渐形成。

         二、从民间词到文人词

       从以上说明可知，词发源于唐。但就唐五代词的发展来说，又经过了从民间传播到文人创作的发展演变，二者相较，民间词的创作应早于文人词。因此，要了解最初词的原始风貌，必先了解民间词的创作。大凡词之初起，出于民间，乐工伶人，以文就声，由乐定辞，为当行本色。他们对词体的成立，其贡献是不必置疑的。从盛唐到中唐，为燕乐乐曲的繁盛时期，也是词体在民间、在乐界孕育生长期。可惜盛唐乐曲、乐辞散失过多，不能有较多资料供我们探究。近代敦煌词的发现是一个大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民间词的原始风貌。数百首敦煌曲，有一些是词的初体，保存了词的早期面貌。任二北先生《敦煌曲初探》考证敦煌曲内作于玄宗时的有三十二首，大曲三套，这些大体反映了词的初期创作的状态。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多用衬字，下片首句又仄起，同后来定型之词相比，显出它的原始与质朴。再如《望江南》二首：

莫扳我，扳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这）人折去那人扳，恩爱一时间。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闻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运用民歌惯用的比兴手法，或托物寄意，或触景生情，表现妇女的不幸命运。风格质朴、自然，都表现了词的初期阶段的特点。

       敦煌曲子词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说：“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可以看出，当时词调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但其艺术成就不一，优秀的作品想象丰富，比喻贴切，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通俗生动，但是在格调方面明显可以看出近体诗的影响，声律上还不够严格，艺术上总的说比较粗糙。

        词在民间流行以后，引起了文人的模仿与创作。关于文人词最早创作的时代，现在学术界尚意见不一。《全唐五代词》所辑始于初唐，其已是依调填词，但从风格上来看，尚是以诗为词，而比较一致的看法最迟在中唐时，文人已开始染指词的创作，据林大椿辑《唐五代词》，所收中唐文人词约14人117首，张璋、黄畬编《全唐五代词》，所收中唐文人词59人210首，其中如张松龄、张志和、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影响尤大。此外还有陆羽、徐士衡、李成矩、柳宗元、南卓六人，而张松龄、张志和、顾况、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的作品，现都传了下来，下面介绍其中几位。

       张志和（730？—810？）字子同，金华人，十六擢明经，肃宗时作过左金吾录事参军，后因事被贬。赦还，从此不再出仕，放浪江湖，自号烟波钓徒。著《玄真子》，因自号玄真子，其性格恬淡、潇洒，吐属亦妙。《唐书》本传载，陆羽尝问他：“孰为往来者？”答云：“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也，何有往来？”李德裕以他比严光，《唐书》亦将他列入《隐逸传》。他能书、画、击豉、吹笛，从游者颜真卿，陆羽皆当时名公与诗人，故为当时所注意，其词今存五首（见《尊前集》），皆歌咏渔家生活，其著名的是《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若立，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词很能写出他的恬淡、潇洒的人格，因而评者多称其有“远韵”，称它“妙绝”。

         志和词虽只五首，却值得注意。一是志和的诗如《太寥歌》、《空洞歌》、《渔父》等都松散少情致，而其词却妙造自然，诗不如词，预示着词将代替诗而兴的信息。二是自从志和以渔家生活入词后，除去与他应酬的时贤外，在五代有李珣、孙光完、李煜，在宋有苏轼、黄庭坚 、朱敦儒等人，皆写了不少这类题材，可见其影响之大。

        戴叔伦（732—789），字幼公，润州金坛人。其词存《调笑令》一首，其词曰：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

       韦应物词存《调笑令》二首，其一曰

        河汉，河汉，晓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王建有词四首，都是《调笑令》。其中“团扇”一词最著名，

       刘禹锡词存《忆江南》二首，皆留恋春光之作，内容无甚精彩处，又有《潇湘神》，今录一首见其貌。

春也去，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又有《忆江南》：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顰。

      白易居词有《长相思》及《忆江南》三首，最为著名。

《长相思》词云：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公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依楼。

     《忆江南》云：

江南好，风景旧曾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再重游。

江南忆，其次是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姓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三、关于李白词的真伪问题

在词的发展史上，有两首颇为引人著目的词，相传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作。这两首词，一首是《菩萨蛮》，一首是《忆秦娥》。

      前者云：

       平林漠漠烟所织，寒山一常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中归程，长亭更短亭。

       后者云：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但是，这两首词是否是李白所作，历来却歧见迭出，众说纷纭，至今仍未能有定论，到了八十年末期，学术界争论尤其激烈。现将古今各家之见胪述如次，以备参考。

       先谈《菩萨蛮》与《忆秦娥》的著录情况

        最早记录《菩萨蛮》一词为李白所作的是宋代释文莹，其《湘山野录》卷上云：“此词不知何人写于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曾布）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与释文莹同时的杨绘《时贤本事曲子前集》云：“近世谓小词起于温飞卿，然王建、白居易前于飞卿久矣。王建有《宫中三台》、《宫中调笑》。乐天有《谢秋娘》，咸在本集，与今小词同。《花间集序》则云起自李太白，《谢秋娘》一云《望江南》又曰：近传一阕云李白制，即今《菩萨蛮》，其词非白不能及，信其自白始也。”南宋黄昇《花庵词选》卷一所录唐词，首列李白七首，并以《菩萨蛮》、《忆秦娥》为“百代词曲之祖”。而对于《忆秦娥》，唐五代不见著录，北宋词人李之仪作《忆秦娥》词，注云：“用太白韵”（见《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五），后南宋邵博《河南郡氏闻见后录》卷四十九云：“李太白词也。予尝秋日饯客咸阳宝钗楼上，汉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词者，一座凄然而罢。”南宋末《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草堂诗馀》等，亦作李白词收入。

        以上是二词的著录情况，但在元萧士贇《李太白集》与宋本《李太白集》中，二词均未收录。疑问即从此而起。

          最早提出怀疑的是明人胡应麟，其《少宝山房笔丛·庄岳委谈》认为，据苏颚《杜阳杂编》，菩萨蛮曲牌大中年间才出现，李白不能用此牌，又云：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可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亦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胡震亨也提出怀疑，理由相同，但清代许多大学者，如刘熙载、况周颐、王国维等，则都值肯定的态度，总括起来：否认此词为李白所作的理由如下：

     （1）宋代如发现李白所作，为何唐人李阳冰、魏颢等编李白集时未收，宋人曾巩编李白集时也不收；

     （2）曾布家是否有《古风集》并收有李白词值得怀疑。

     （3）南宋郭氏倩《乐府诗集》为何未收。

     （4）《教坊记》虽收《菩萨蛮》曲牌，可能是后人所加。

      （5）鼎州沧水驿是否有此词值得怀疑。

     （6）龚自珍《最录李白集》认为李白作品，“有唐朝人伪者，有五代十国人伪者，有宋人伪者。”因而认为是后人（温庭筠）转嫁李白。

     （7）风格萧条，情调低沉，不类白作。

肯定的观点：

      （1）著录为李白所作，有文字根据，北宋时有三个文字根据，南宋时更多。

      （2）史书记载，玄宗命李白填词，可见李白是擅长填词的。

      （3）《菩萨蛮》曲牌，唐崔令钦《教访记》已著录，崔与李乃同时人，李白是可能运用此曲牌的。

      （4）词与诗的风格不同，李白二词当是安史之乱所写，所以有“汉家陵阙”之叹。

      （5）李白擅于填词，但还是以诗填词。王灼《碧鸡漫志》认为，《忆》、《菩》等是绝句的变革，这与词的初期阶段的特点是相符的。

        四、温庭筠与花间词派

      （一） 温庭筠

       1、生平

        温庭筠（818—870？），字飞卿，太原祈（今山西祈县）人，宰相温彦博的裔孙，少敏悟，才思艳丽，韶格清拔，工为辞章小赋。当时与李商隐齐名，称“温李”。然品行轻薄，无检束，喜作弦吹之音，好为侧艳之词，与贵胄令狐淳、裴诚等薄饮狎昵，数举进士不第，然文思敏捷，每入试押官韶作赋，凡八叉手而成，时人号“温八叉”，晚年徐商镇襄，署他为从官，不得志，去归江东，后任方城尉与国子监助教。相传宣宗帝喜听菩萨蛮，丞相令狐綯请他代作以进， 戒令勿泄，而他却不能守秘，致使令狐綯不喜，此事不知确否，然终身落魄却是事实。温庭筠词本有《握兰》、《金荃》二集，均已散佚。现存词约六十余首，具见《花间集》、《金奁集》诸选本中。其题材较为狭窄，多描写妇女容貌、服饰与情态，上承南朝诗风，下开花间词人，其影响在五代十国很大。

        2、词的创作

       温词在风格上最大的特点是艳丽。他无论是写容色，写服饰器用，写景物，大都用很藻丽的词句，[菩萨蛮]一词最能代表他的风格。

      小山重叠金明灭，云鬓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词中写女子服饰、容貌，极尽丽藻，给人以金碧耀目之感。所以，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云：“‘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这是精确的评论。“金”和“画屏”固然可使鹧鸪富丽，但同时也足以雕丧“鹧鸪”的生气，其成功与失败都包含在其中了。

      不过，温词中也有几首淡雅的，如：

梳洗罢，独依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忆江南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更漏子

这都是公认的佳作。

        3、地位

       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他是第一个全力创作词的人。以前的作者，大多是诗人，他们的名字皆以诗而传，词只是偶而为之。但到了温庭筠则不同，他是第一个专力词的创作。他有两个词集《握兰》、《金荃》，虽已失传，但在专力于词这一点上却非他人所能比。另外，他的诗在句法上也多与词相类（如：“簌簌金梭万缕红”、“兰钗委坠垂云发”等）。

        （2）诗词的不同的特点，到了温庭筠始开始显明。刘毓盘《词史》云：“其所创各体，如《南歌子》、《荷叶杯》、《蕃女怨》、《遐方怨》、《诉衷情》、《河传》、《更漏子》诸调等，虽自五七言诗句法出，而渐与五七言诗句法离。所谓解其声故能制其调也”。

        （3）就艺术上而言，温词善于创造词的意境，通过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构成艺术境界，表现人物情思，而艺术表现上又十分含蓄，在词的声律上也十分讲究，这对于推动词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4）自他以后，十国时，有不少词人专以他为祖尚，从而形成了一个词派——花间词派，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影响。

       （二）花间词派

        1、花间词派

        五代时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选录了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牛希济、欧阳炯、顾夐、孙光宪、和凝等十八家的词为《花间集》，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和凝外，其余都是集中于西蜀的文人，他们所作词在风格上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他们为花间词派。花间词人在创作上奉温庭筠为鼻祖，用艳丽的辞藻、华美的色彩，集中全力描写女人的恣态、生活和恋情。他们虽号称继承温词的风格，但实际上只是片面地发展了温词雕琢的一面，而缺乏温词的真实情感与意境创造，其题材比温词更狭窄，结果流于淫靡颓荡，因而在词的发展史上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2、韦庄的词

       在花间词派的词人中，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词人，其风格较为明丽清新，感情也较真挚，其最著名的是韦庄、牛希济、和凝诸人，其中尤以韦庄最出色。

        韦庄词最为人称道者有以下几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遂。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相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还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女冠子二首

      这 二首均写男女相思之情，前后两首均由今日之思生发，从时间上将今昔结合，由白日忆及去年离别，引发了晚上相入梦，构思巧妙，而写现实与梦中之人物情态，真实而又生动，语言浅显易懂，却又耐人寻味，真是不可多得。

此外还有：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断人肠。

——[菩萨蛮]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思帝乡]

前者直抒作者对江南的留恋情怀，写人写景，均极生动。后者写烂漫少女之追逐爱情，情态逼真，形象生动。 

       五、李煜与南唐词人

       与花间词人同时而稍晚的词家，集中在当时南唐的首都金陵，这些词人，文学史一般称他们为南唐词人。在南唐词人中，影响较大的有冯延巳，李璟，李煜，而李煜成就最高，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影响远超出当代，而及于整个词史。

       1、冯延巳（904—960），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的父亲令 事李昪，为歙州盐铁判官，很得人心。延巳在少年时，即有胆识，长大后又以文学见称于李昪，他以白衣身份见李昪，昪以他为秘书郎，后李璟为元帅，用他掌书记。璟即位，命他为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等，一直作到宰相。

       冯词在宋词时已散佚，宋仁宗嘉祐三年，陈世修辑录的一百十九首，名为《阳春集》，其中尚有羼入他人作品者，其可信为冯氏所作者，实不及百首。这此词就风格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缠绵委婉的，一类是沉挚决绝的，出名的是《鹊踏枝》十八首。如：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

      从这些词来看，冯词已开始摆脱着于人物容貌、服饰、情态的描绘，而是着力于人物内心无可排遣的哀愁。语言上也表现得比较清新、流转，不象花间词那样雕琢、堆砌。其出色之作还有下面一首《谒金门》

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行里，手挼红香蕊。 斗鸡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词写女子春日里愁情无法排遣，希冀心上人到来的心情，写法细腻、委婉，用词精炼准确，尤其词之结尾，含蓄蕴藉，耐人寻味。据说此词首句写景巧妙新颖，曾引起中主之嫉妒，他曾问：“‘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则答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

         冯词在宋初甚有影响。北宋初年词人晏殊、欧阳修均学冯词，而且在风格上极为相似，以致长期以来冯词混入晏、欧词中，无法分别出来。

         2、李璟（916—961），字伯玉，徐州（江苏徐州）人，他是李昪的长子。昪专吴政，他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后改司徒平章事，副都统等官。南唐建国，他封齐王，后昪卒，他嗣位，是为中主。此时南唐的疆域，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广袤数千里，凡三十余州，江南诸地本很富庶，又经过李昪与民休息政策，因此在南方诸国中，南唐是最强盛的了。李璟在初即位时，本也有进窥中原的野心，但是他无知人之明，他任用的陈觉、魏岑、查文徽等，时人痛斥为“五鬼”，946年，他用陈觉言，兴兵攻福州，大败而还。951年，他又遣边镐平湖湘，不久复失去。在经过几次大规模用兵后，南唐国内又继以大火、大荒，此后南唐兵力、财力便一蹶不振。955年，周师南侵，他割地六州，求其罢兵，后周师又侵，他最后只得献江北诸地，划江为治，去帝号，奉周正朔，成为周之外臣，961年，他便死了。

        中主在政治上虽然是个庸主，但他对于文学却有特殊的禀赋与爱好。《南唐书》载云：“嗣主美容止，有文学，甫十岁，吟新诗云：‘棲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人皆奇之。”《十国春秋》云：‘帝音容闲雅，眉目如画。好读书，能诗，多才艺，便骑射。”可见其禀赋。

       李璟词现存四首，其中最著名的是那首《摊破浣溪沙》了，其词曰：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此词作年约有二说：马令《南唐书·王感化传》云：“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阕，手写赐感化》”其中一首即此词。这样看，此词似是初即位是所作。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传》：“元宗尝因曲宫内殿，从容谓曰：‘吹皱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对曰：‘安得如陛下小楼玉笙寒之句’，时丧败不支，国几亡，稽首称臣于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语乃如此。”则此词似又是晚期之作，今从全词情思来看，后一种说法似更可靠。此词最大的特点是词的境界阔大了，感慨更深沉，不是单纯的个人离愁别恨，而是融入了国家兴衰的深愁。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曰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王氏所称前句有“美人迟暮之感”深得词心，这自然也有王氏自己人身世之感，而“细雨句”描写细腻，也值得称道。

        3、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为李璟的第六子，961年，李璟以国境蹙弱不自安，移豫章乃立李煜为太子监国。是年秋嗣位建康，此时南唐早已成为北朝的附庸，他即位后对于宋的策略是卑躬屈节，以珠宝、金帛结宋主的欢心。《宋史》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节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但宋所求者乃江南富庶之地，因此，这种进奉实不能满足。974年，宋遣将曹彬等伐南唐，次年冬，金陵陷，他遂率近臣殷崇义等肉袒出降。976年，他与家人及近臣十数人至宋京，宋太祖给他封了个侮辱性的封号——违命侯。自是以后，他由一国之君而成为俘虏。宋太宗继位后始革去他的耻辱封号，进封为陇西郡公，978年，被宋太宗派人用毒酒毒死。

       李煜在政治上是一个庸才，但在文艺上却是个天才。他不是经营天下的帝王，而是天生心灵敏锐，善于表现的文人。如果说对于南唐来说，李煜的即位是个悲剧，但对于文艺来说，却是一个大幸，因为它造就了词史上一位大词人。二者孰得孰失，后世必有能识者。

李煜的词，据刘毓盘所辑凡四十余首，这些词前后不同时期的内容与风格有所不同，他前期的词多写宫廷豪华生活，风格上也以花艳温馨为主。如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绉。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萧鼓奏。

      写他的狂歌酣舞，十足为亡国之音。

       李煜后期词随着国势的衰微以及最后国破家亡成为俘虏，词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他在词中表达了国破家亡的深哀巨痛，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是下面几首：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贪欢。独自莫恁阑！无限江山，别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破陈子]

        这些在情调上极其伤感、凄苦。虽然是写他归为臣虏后的深哀巨痛，但其中的情感则具有强烈的概括意义。在某种意义它概括了人类对于美好的东西失去后的悲伤，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读到李煜词时，并不因为他写的是亡国之恨而限制了人们对他的欣赏与理解，相反，它常常倒是激起人们的联想，引发人们的共鸣，究其原因，盖缘于此。

      李煜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词。”准确地道出了李煜词在词史上的地位。王国维的这一段话，析而言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1）李煜使词摆脱了五代以来词人通过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无意流露或曲折表达了自己心情的手法而直接倾泄自己的深哀巨痛，这就使词摆脱了在花前尊间曼声吟唱所形成的传统风格，而成为人们可以多方面抒情述志的新诗体。（2）在表现上，他多以白描手法抒写了他的感受，使词的风格朝着清疏俊畅的方面发展，对后代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在手法上，他长于用形象比喻，将抽象的东西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语言上词的语言更加明净优美，近于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