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0 前言

1 原始语的假说

2 历史比较法和原始语的构拟

3 看似差很远其实是同一个来源

4 格里姆定律：音变规律与例外的解释

5 青年语法学派：「语音规律没有例外」

6 古汉语的构拟

后记

参考文献

        本文括号附注西文若无特别注释均为英语。

0 前言

        自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便已非常明显了。例如，在上古的欧洲，文明世界的拉丁语（Latin）和希腊语（Greek）就一直是两种殊异的语言，更不用提当时并没有怎么得到记录的、还处在野蛮状态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语言。人们习以为常地把不同语言看作没有关系或者只有互相学习借用的关系，例如拉丁语中直接借用了许多希腊语词汇。

        中世纪的欧洲，西欧各国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人士把古典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而他们自己的母语或者根本并非拉丁语的后裔，如英语（English）、德语（German）；或者虽后来研究证明源于拉丁语但已经经过千百年的变化而面目全非，如法语（French）、意大利语（Italian）、西班牙语（Spanish）；需要从头学起；同时那时许多知识分子还需掌握古希腊语，以便阅读掌握古代经典文献。

        为了更好地解读古代经典文献、方便互相交流等目的，人们在学习不同语言的过程中开始研究语言本身，总结和记录了不少的语言规律以便更好地掌握这门语言以达到前述的目的，最原始的语言学已经在此萌芽。这种传统的语言学被称为语文学（philology），它仍然是为了文学、历史、文献、政治、语言教学等服务的，未形成系统而独立的学说。直到18到19世纪，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从诞生走到成熟，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人类对语言的认识上升到了全新的境界，也使得语言学（linguistics）真正成为独立的、研究语言本身的科学。

        虽然我们的专栏以闲聊汉语为主，但传统的中国的语言学仍停留在语文学层面上（音韵、文字、训诂，传统上称为小学），为了更好的理解汉语的前世今生以及汉语的亲戚们，我们要暂时把目光先转到欧洲，因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式和思维均起源于欧洲，最先研究成熟和最经典的研究实例都是欧洲人熟悉的几种语言。

1 原始语的假说

        近代欧洲人向外殖民的过程中，不少欧洲人来到了遥远东方的印度，并学习了印度的古典语言——梵语（Sanskrit）。一些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而对语言敏锐的学者们注意到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对应关系。印度与欧洲相隔如此遥远，而在古代文化交流如此匮乏，这种相似性显然不能用借用来解释。

        形式上的相似性促使人们猜想，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在它们本身得到记录更早的年代，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人们把目光转向更多的语言，发现波斯语（Persian）等更多语言也具有相似之处。18世纪，在印度工作的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 – 1794）提出了印欧语（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假说，认为从印度到欧洲的多种语言均来自一个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简称PIE）的分化。

        在基督教《圣经》中有着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传说，说在大洪水的劫难过后，诺亚（Noah）的子孙们回到地面上，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他们迁徙到一片平原时决定定居下来，并齐心协力建造一座城——也就是巴比伦城——和一座通天的高塔，而此举惊动了上帝，上帝决定阻止他们的行为，于是让他们的语言变得不同，互相不能交流，建塔的事因此而废止。这个神话传说似乎曲折地反映出了，远古时期的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后世分化差距越来越大乃至变为不同语言的一种集体记忆的民间流传。但神话传说毕竟是神话传说，我们需要客观事实的依据，加之以科学的理论方法来论证，才能使原始印欧语的猜想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

2 历史比较法和原始语的构拟

        科学的研究总是由事实材料和理论假说两部分组成的。比如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客观存在的各种物质便是研究的对象和材料，分析这些物质运动、变化等的现象，提出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稍微抽象地说，比如这里发生了现象B，我们提出一种理论解释认为B是由于A发生的。但科学理论的本质都是一种假说，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从逻辑上永远无法保证一种科学理论一定为真。如果A会导致B，现在我们观测到了B的发生，那我们就能说A为真吗？不能，因为还有许多更多的C、D、E……也有可能导致B。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还可能发现，A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能导致B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宣称A的适用范围了。例如在经典条件下物质运动的规律，可以很好的被牛顿力学解释，但这并不能说明牛顿力学一定为真；比如，广义相对论也可以导出经典条件下物质运动的规律（只是较为复杂）。那么，广义相对论就一定为真吗？不，我们无法知道，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又会发现新的现象使得现在的广义相对论需要修正。

        尽管科学理论不能保证在逻辑学上一定为真（true），但它却可以是可信（cogent）的。如果我们的假说能够经过目前已知的现象的检验，我们就可以相信它在我们已知的范畴的大多数时候是可以反映事物的运行规律的。

        一个合格的科学假说的基本条件是具有解释力，即，对于已知的现象，它能够做出逻辑自恰的解释。

        历史语言学采用科学的方法，还存在的各种语言与方言、文献记载的已消失语言资料等等，都是它可利用的材料。假说是在某些语言之间存在发生学（phylogenetics，借用生物学名词，在生物学上研究各物种亲缘关系、物种的诞生和演化的学科）上的关联，由同一个原始语发展而来。将各种语言材料加以比较分析，构拟出原始语的方法，叫作历史比较法，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的历史语言学叫作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通过历史比较法，19世纪的语言学家们，成功构拟出了一套详细的PIE，而现代诸语言的形式，就是PIE经过不同的音变规律发展的结果。这里仅举个例子：

        PIE：*ghʷermos（温暖的） （星号*代表构拟，非事实语料）

        塔吉克语（Tajik）：garm

        梵语：gharmah

        希腊语：thermos

        拉丁语：formus

        英语：warm

        可能有人会疑惑，PIE中的辅音*ghʷ，为什么希腊语就是th，拉丁语就是f了，英语就是w呢？这是以怎样的规则确立的呢？这就要涉及到一个材料的选取和分析问题了，事实上，差别正是历史比较法的关键，在差别中才能找出原始语的最可能的面目。

3 看似差很远其实是同一个来源

        我们先来看印欧语历史比较中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数词「二」，它在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Armenian）中的形式分别是：

        梵语：dvā

        希腊语：dyo

        拉丁语：duo

        亚美尼亚语：erku

        粗看下来，我们会感觉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之间至少在形式上具有着某种相似性，而亚美尼亚语的erku看上去毫不相似。但是我们考察更多词汇，如亚美尼亚语中一个词根是erki-（害怕），而古希腊语中也有一个词根dwi-表示害怕；亚美尼亚语中有一个形容词erkar（长），而古希腊语中也有一个形容词dwārón；诸如此类。如果是这样成系列而非孤例地出现对应，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亚美尼亚语中的这个erk-，就是与其他印欧语dw-对应的。

        我们再来看一组印欧语系下属的日耳曼语族——包含现在的英语、荷兰语（Dutch）、弗里斯语（Frisian）、德语、丹麦语（Danish）、瑞典语（Swedish）、法罗语（Faroese）、挪威语（Norwegian）、冰岛语（Icelandic）等——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在每种语言中，这些词里的元音虽然各有不同，但却呈现很整齐的对应关系，那我们就有信心说，有一部分的英语的/aʊ/、荷兰语的/œy/、德语的/aʊ/、丹麦语的/uː/、瑞典语的/ʉː/是有着相同来源的。它们就可以作为历史比较的材料。

        反之，各种偶然而非系统的对应现象，一眼看上去贴合得很好的，我们用作材料的时候反而要打个问号。例如，网上各种民科的关于英语和汉语同源词的惨不忍睹的研究，基本都是拿一两个词的对应关系大作文章……

4 格里姆定律：音变规律与例外的解释

        确立了材料之后我们就可以着手构建对应的规律了。德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格里姆（Jacob Grimm, 1785 – 1863）在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Rask, 1787 – 1832）工作的基础上完整系统地提出了数条描述日耳曼语塞音的音变规律，我们在这里拿来作为一个经典的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的例子：

规律1  PIE中的不送气清塞音*p, *t, *k，在日耳曼语中变为清擦音ɸ(f), θ, x (h)，例如：

• PIE *pod-（脚），拉丁语pēs, pedis，古希腊语poús, podós；英语foot，德语Fuß，哥特语（Gothic，一支已经灭绝的东部日耳曼语，在各种日耳曼语中拥有最早的文字记录）fōtus

• PIE *trit(y)ós（第三），拉丁语tertius，古希腊语tritos；英语third，哥特语þridja（þ这个字母等同于现代英语的th），冰岛语þriðji

• PIE *kʷód（什么），拉丁语quod，梵语kád，俄语（Russian）ko-；英语what，哥特语hwa，法罗语hvat

规律2  PIE中的不送气浊塞音*b, *d, *g，在日耳曼语中变为清塞音（日耳曼语不区分送气与否）p, t, k，例如：

• PIE *dʰewb-（深），拉脱维亚语（Latvian）dobs（空洞），立陶宛语（Lithuanian）dubùs（深，空洞）；英语deep，荷兰语diep，哥特语diups

• PIE *déḱm̥t（十），拉丁语decem，古希腊语déka，爱尔兰语（Irish）deich；英语ten，荷兰语tien，哥特语taíhun

• PIE  *ǵenh₁-（生育），拉丁语genus（出生，世系，种类），古希腊语génos（种类，种族）；英语kin（亲戚）和kind（种类），瑞典语 kön（性别），冰岛语kind（种族，种类，物种）

规律3  PIE中的浊送气塞音*bʱ, *dʱ, *gʱ，在日耳曼语中变为浊不送气塞音b, d, g。这个音在许多其他印欧语中也发生了变化，在拉丁语中分别变为f, f, h，在古希腊语中分别变为ph, th, kh（希腊字母φ, θ, χ）,在梵语中为bh、dh、h。例如：

• PIE *bʱréh₂tēr（兄弟），拉丁语frāter，古希腊语phrātēr，梵语bhrātṛ；英语brother，德语Bruder，哥特语broþar

• PIE *médʱu （甜饮），梵语mádhu（甜品，蜂蜜，蜜酒），古希腊语methu（酒）；英语mead（蜜酒），荷兰语mede（蜜酒），冰岛语mjöður（蜜酒）。值得一提的是汉语蜜可能就是来自这个词根，很有可能借自曾分布在新疆、甘肃、青海一带的吐火罗语（Tocharian，一支已灭绝的东部印欧语，汉朝时记载的月氏人即使用一种吐火罗语）。

• PIE *gʱóstis（陌生人），拉丁语hostis（主人）；英语guest（客人），荷兰语gast（客人），德语Gast（客人）

        雅各布·格里姆将上面的这三条规则发表在出版于1822年的《德语语法》一书中，一经面世便对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作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这是历史比较法第一次发挥出它的威力，使得「音变具有规律性」的观念逐渐得到广泛认同。他还有一个弟弟威廉·格里姆（Wilhelm Grimm, 1786 – 1859），我们这里岔开一点话题聊聊这对格里姆兄弟：兄弟二人毕生关系融洽，都对语言与历史民俗感兴趣，合作编写了《德语语法》《德意志语言史》，以及至他们去世还未完成的《德语辞典》。除此之外，在历史民俗方面，雅各布著有《德意志传说集》《德意志英雄集》，威廉著有《论德意志古代民歌》和《德意志英雄传说》。

        而他们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大名鼎鼎的《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格林」就是「格里姆」的不同翻译），这是他们兄弟二人搜集（并非创作）德国民间故事编著而成的，原题《儿童家庭童话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篇目如《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都是来自于此。

        其时德国尚未统一，处于诸侯林立状态。兄弟二人都曾在汉诺威王国的哥廷根大学任教授。1837年，新即位的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us, 1771 – 1851；1837 – 1851在位）拒绝对汉诺威宪法宣誓，并将依宪法选出的代表大会延期，公开否定宪法对国王的约束，并随即直接废除宪法，解散代表大会。大臣们对此噤若寒蝉的同时，哥廷根大学的三位教授却联名起草了关于此事的抗议书，其中就有雅各布·格里姆。而包含威廉·格里姆在内的另外四名教授也联署了这份抗议书。这次事件在汉诺威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国王震怒之际下令免去七人教授职位，并将三名起草者驱逐出境。他们七位反对独裁、发声捍卫法律的勇士后来被称作哥廷根七君子（Göttingen Seven）。现在哥廷根大学内还有以之为名的哥廷根七君子广场，上面有德国现代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 – 2015，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设计的“G7”纪念碑。

        雅各布被驱逐出境后接受普鲁士王国的邀请前往柏林大学（现在的柏林洪堡大学）任教，威廉也随他一同前往柏林，他们在那里继续编纂辞典的工作直至去世。为了纪念格里姆兄弟，通行欧元之前最后一版德国马克的1000马克面值纸币上便是兄弟二人的画像，背面则是《德语辞典》书影。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语言学上。雅各布·格里姆发现这三条定律的同时，也观察到有为数不少的不符合定律的情况。他对这些例外作了总结，并承认他暂时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例外1  PIE *p, *t, *k在日耳曼语中并未变成ɸ (f), θ, x (h)，而仍是p, t, k，例如：

• PIE *(s)ptyēw-（呕，吐，喷），拉丁语spuō，古希腊语ptúō；英语spew，荷兰语spuwen，德语speien，哥特语speiwan

• PIE *oḱtṓw（八），拉丁语octō，古希腊语óktō，爱尔兰语ocht；英语eight，荷兰语acht，德语acht，哥特语ahtau

• PIE *nókʷts（夜），拉丁语nox（单数属格noctis），古希腊语nýx（单数属格nyktós），梵语nákti；英语night，荷兰语nacht，德语Nacht，哥特语nahts

例外2  反应了PIE *bʱ, *dʱ, *gʱ的日耳曼语b, d, g，其在希腊语和梵语中的对应形式不是规则的ph, th, kh与bh, dh, h，而是p, t, k与b, d, g。（之所以采用这么别扭的表述是因为后来的研究认为是希腊语和梵语自身的变化，而日耳曼语自身是规则对应的。这里就不举例了。）

例外3  PIE *p, *t, *k在日耳曼语中并未变成ɸ (f), θ, x (h)，而是变成了b, d, g或是同部位浊擦音β(v), ð, ɣ，例如：

• PIE *septḿ̥（七），拉丁语septem，古希腊语heptá，梵语saptá；英语seven，德语sieben，哥特语sibun

• PIE *trit(y)ós（第三，这个词在上面讲规律1也出现过，注意两个t的不同演变），拉丁语tertius，古希腊语tritos；英语third，哥特语þridja，冰岛语þriðji

• PIE *ph₂tḗr（父亲），拉丁语pater，古希腊语patḗr，梵语pitṛ́；英语father，荷兰语vader，丹麦语fader

        如果不解决这几个看似无规则的例外，那么「规律」的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特别是PIE的 *p, *t, *k，完全是往各个方向发展的都有，这要如何称之为「规律」呢？语言学家们继续寻找其中的原因。

        卡尔·罗德纳（Carl Lottner, 1834 – 1873）发现，例外1的情况都出现于p, t, k前有一个清辅音的时候。以英语为例：spew、eight、night，这个现在已经不发音的gh却看穿了一切，它在荷兰语、德语里的同源词acht、nacht之前还有一个仍发音的清辅音ch /x/为例证。于是，例外1就可以用新的条件下的规律来描述了：在清辅音后面的p, t, k不发生变化。

        例外2的解决是在1862年，德国语言学家、数学家赫尔曼·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 1809 – 1877）提出是希腊语和梵语自身发生了变化：当连续出现以两个送气音辅音打头的音节时，第一个音节的送气音会通过异化（dissimilation）的作用变成不送气音，这被称为格拉斯曼定律（Grassmann's law）。通过格拉斯曼定律我们还可以推出，希腊语和梵语的异化失去送气是独立进行而非有发生学联系的，推理是这样的：PIE*bʱ, *dʱ, *gʱ在希腊语和梵语中分别对应p, t, k与b, d, g，这可以用*bʱ, *dʱ, *gʱ > ph, th, kh > p, t, k和*bʱ, *dʱ, *gʱ > b, d, g两个独立的变化来解释（"<"和">"代表向那个方向演变），若认为希腊语的p, t, k是经历了梵语相同的变化*bʱ, *dʱ, *gʱ > b, d, g然后再b, d, g > p, t, k，那么无法解释为什么希腊语原有的相同条件下的b, d, g没有跟着这部分由*bʱ, *dʱ, *gʱ变来的b, d, g一起演变；用希腊语的演变解释梵语的演变同理；因此二者是独立发展的。这就涉及到历史语言学中的一个相当基本的假设：排除其他语言的外部影响，一种语言内部已经合并的音位无法再次按历史曾有的对立条件分开。音位合并之后，原有的不同音位是不可区分的。

        例外3则是在1875年由丹麦语言学家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 1846 – 1896）解决的。维尔纳首先观察到，在例外3中，希腊语的重音都在后一个音节（在日耳曼语中对应规律不同的*p, *t, *k后面的音节），而日耳曼语的重音在前一个音节上。他提出，日耳曼语处在非重读元音和重读元音中间的清辅音弱化成了浊辅音，然后重音发生了前移。这被称为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演化次序为：（条件：非重读和重读音节之间）*p, *t, *k > ɸ(f), θ, x (h) > β(v), ð, ɣ 或 b, d, g >（重音前移）。对于到底是变成β(v), ð, ɣ还是b, d, g，后来的专门比较日耳曼语的研究证实是先变成β(v), ð, ɣ，而b, d, g是更后起的变化，也有一些语言的一些条件下并不变成b, d, g，此处不详述。

        至此，通过语言学家们大半个世纪的研究努力，一系列具有很高解释力的日耳曼语塞音音变规律就被构建了出来，可以总结如下：

        格里姆定律及其例外的解释和音变规律的构建是历史语言学的第一个系统的成绩。接下来受此启发，在更多语言学家们的努力下，对各种印欧语方方面面的历史比较使得人们得到了一整套的构拟的原始印欧语，以及从它到各种印欧语的音变规律的解释。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这里就不详细介绍每一个细节了。

5 青年语法学派：「语音规律没有例外」

        19世纪后半叶，以德国莱比锡大学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年轻的语言学家，他们相信语言变化服从着绝对严格的规律，正如同物质世界的变化严格地服从自然科学定律一样。他们被老一辈的语言学家称为青年语法学派（德语：Junggrammatiker）或者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Jung是德语「年轻」之意，包含着一定的揶揄成分，但他们却也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维尔纳定律的提出使得格里姆定律的所有例外均得到了系统性的解释，这极大鼓舞了他们的信心。而维尔纳本人也自认属于这个学派，他本人写道：「如果支配一种语言的规律有任何例外的话，那这例外一定另有原因。」1876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古斯特·雷斯金（August Leskien, 1840 – 1916）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语音规律没有例外。」

        青年语法学派认为，音变规律的实现方式在历时性（diachrony，指语言发展的历时时间维度）上是连续渐变的。例如，英语的长i在历史上就是/iː/，而它现在却读/aɪ/，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中间经历了一个从/iː/到/ei/，再到/ɛi/，再到/aɪ/等可以继续细分下去的连续变化过程，这就是著名的英语元音大推移（Great Vowel Shift），现在我们看到的英语与字母本身偏离甚远的鬼畜的长元音发音就是来源于此。但在共时性（synchrony，指同一个时间的平面维度）上是统一而不连续的，即，在同一个时间平面，同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同一音变规律下的所有语言单位都遵循同一个音变规律，整齐地发生变化，不然就是发生了方言的分化。这种音变方式被称为连续式音变。连续式音变是青年语法学派总结出来的一种重要的语言演变方式。

        青年语法学派在其信条的基础上，尝试用语音学的原因（深层是生理和心理的）去解释音变规律的更深层原因。他们尝试解释音变的生理基础，在「人类发音的生理器官是一致」的基础上认为所有语言的演变都依照相同的一些的规律，提出了很多语音层面的历史语言学变化解释。这些解释有些至今仍常常被使用着。

        但是，语言服从音变规律，真的能如物质世界的变化服从自然科学定律那样严丝合缝吗？青年语法学派在某些方面确实显得过于理想化了。他们构筑的是一个精美简洁的模型，正如牛顿力学那样；但是往往事与愿违，语言的复杂性远不是一个「语音规律没有例外」能够解释的。青年语法学派做了一些努力，例如，他们的第二个主要理论就是类比（analogy）理论，将一些无法用生理引导的音变规律解释的现象，归因于人们趋向于将形式统一简化的类比心理。还是以英语为例，英语在发展的历史上「不规则形式」越来越少，例如cow的复数形式原是kine，而现在大多数人已只使用cows作为其复数形式。这被解释为，与cow形态相似的sow等词的复数形式都是规律的sows等，复数加-s也是大多数词的形式，于是人们渐渐舍弃cow原本的不规则复数变化，转而使用cows这种规则的、可类推的形式。类比理论的确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姑且不论其解释力能否覆盖所有的「例外」，「类比」和「语音规律没有例外」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上的事，「类比」可以是语音层面的，语法层面的，构词层面的等等，并不能直面各种语音规律不能解释的东西。这种理论的漏洞，是青年语法学派理论的致命缺陷。

        现代语言学之父、语言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 – 1913）早年也曾是青年语法学派理论的信徒，但后来终究摒弃了他们的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语言学。这篇文章已经聊得够多了，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里再继续谈及历史语言学而后的发展。

6 古汉语的构拟

        现在，我们把目光重新回到汉语上。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学问，传统上被称为音韵学。在远古的时代，人们对于语言都多只有粗浅的认识和倾向于感性的记录。大约从南朝开始，学者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上了一个层面，开始注意到汉语的一些语言特征例如四声、平仄等。为了吟诗作赋等需要人们又开始编写韵书，将字按声韵排列成书。最重要的一本韵书便是隋人陆词（字法言）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编写成的《切韵》一书，反映了南朝后期金陵、洛下的读书音音系，后由于其成为唐宋官修韵书的底本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切韵》原本已不存，后世最通行的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陈彭年、丘雍等奉诏修订而成的《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它的性质仍然是《切韵》的修订本，并未反映这四百多年的语言的变化。除了《切韵》本体以外，陆法言为之作的序亦是名篇：

今返初服，私训诸子弟，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屏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存者则贵贱礼隔，以报绝交之旨。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何烦泣玉，未得悬金。藏之名山，昔怪马迁之言大；持以盖酱，今叹扬雄之口吃。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也。

——《〈切韵〉序》节选

        由于韵书的存在，我们能很容易地直接得到《切韵》的音系。但是由于汉字是意音文字，并非纯粹的拼音文字，我们无法通过这个知道《切韵》音系的真实音值。可以对比一下拉丁语，拉丁语也是有文字记录的逝去的语言，但因为使用的拼音文字且该文字被传承了下来，以至于拉丁语可以直接呈现它的全部面貌。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语言的音系可以由拉丁语推来，是拉丁语的后裔；而拉丁语本身作为一种古语言，从某种角度来讲，又比现代活着的语言更接近原始语；这种意义上，拉丁语是很重要的联系古今印欧语的一道桥梁。那么，我们能不能想办法让《切韵》为代表的历史文献也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呢？答案自然是可以的，但这就需要历史语言学的帮助了。

        在没有历史比较法的年代，传统中国对音韵学的研究始终在历史文献上兜圈子，而且受制于汉字的特性只能做到「类」的划分，无法对具体的「值」进行研究。清代小学发达，对音韵学的研究几乎到达了传统语文学能做的极限，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 – 1815）根据《诗经》的押韵等材料划分出了《诗经》汉语的韵母，但他也无从知晓具体的音值。他通过细致的研究，将《诗经》汉语分出了「支」「脂」「之」三个韵部（每个字为其韵的代表字），但在清代，这三个韵部早已不能直观看出任何的差别规律。段玉裁在给朋友江有诰（？ – 1851）的信中感叹道：「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眼看着音韵的研究，就要一步一步走进死胡同了。

        但步入近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渐增多，这使得情形开始改变了。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西方的学者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直接前往东方接触到一手的语言材料，同时又能获知西方语言学界的新动向，利用最新的历史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已经是势在必行了。第一个这样做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 – 1978），他在其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第一次引入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学。他首先搜集各地汉语方言材料，整理音系，认为大部分汉语的方言音系均可由《切韵》音系推出，于是他假定《切韵》音系即是现代大部分方言的祖语，那么就可以通过对现代汉语方言进行历史比较来构拟出《切韵》音系的音值了。

        高本汉作为先驱者，其研究缺陷是很多的，犯了不少细节错误，例如《切韵》音系能区分的一些音位，高本汉没有注意到而将其混为一谈了；还有一些历史比较法自身局限造成的错误。尽管如此，高本汉划时代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一大批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家都深受高本汉影响。关于古汉语构拟具体细致的内容远不是一两篇文章能囊括的，这里就只能总括性地说到这里。

后记 

        这篇文章主要还是介绍一些基本的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理念、思维与实例，以及一些语言学史。对于汉语（古汉语和现代方言）的研究是可以写好多专著的超级大工程，我以后如果要写大概也只能以很缓慢的速度展开（说白了就是咕咕咕

        不过我仍然致力于讲述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与展现语言学本身的力量与美感，希望看到这里的各位能从各种新的思想、方法里闪耀的人类的智慧中，一窥语言学之美吧。

参考文献

[1]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2] Antoine Meillet (1925).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Oslo: H. Aschehoug.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3] C. Stephen Layman (2004). The Power of Logic (3rd edition), C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逻辑的力量》杨武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