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天灾频发，战事频繁，因军饷不足导致的兵变也多，崇祯元年七月二十日，蓟镇因欠饷兵变[1]二十五日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因此在八月初八日自缢[2]十月初二日，锦州因缺饷效仿宁远进行兵变[3]十二月固原兵变[4]形势不容乐观。从崇祯皇帝登基时犒赏军队的银两数额就能看出，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当时天启皇帝驾崩，属于于崇祯皇帝的在位期间）新皇登基，东拼西凑了五十四万两银子犒赏边军[5]当时登基后对边军进行犒赏已经成为了惯例[7]但崇祯皇帝犒军的银两数额比起泰昌皇帝在刚登基时发内帑犒军一次性就发了一百万两白银[6]与天启皇帝用内帑犒军一次性就发了一百八十万两[7]相比，崇祯皇帝发的银两数目较小，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内帑在崇祯皇帝登基之前就已经用光了，甚至已经落魄到了需要变卖宫中宝物补充军饷的地步[8]如果仅仅只是穷，倒也不算多严重，但问题是当时军队严重欠饷，一招不慎就会爆发兵变，就在崇祯皇帝登基前一个月天启七年七月，九边欠饷就达到了相当恐怖的七百八十万两白银，欠饷的严重程度令当时的户部尚书郭允厚束手无策，忧思成疾[9]可见崇祯皇帝接手的财政情况相当棘手，为了处理此事，崇祯皇帝在登基之初就着手布置，天启七年十一月，崇祯皇帝将各地给魏忠贤建的生祠拆毁[10]获白银五十万两，加上户部赞助的三十万两，合计八十万两，用于补发登基时犒军的赏银[11]后来又发二百一十四万犒军，同时命令户部、兵部、工部各自出十万，太仆寺出六万、光禄寺出三万，顺天府出一万补齐漏发的四十万两银子[12]崇祯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崇祯皇帝再次动用穷的连老鼠都没有的内帑，硬生生从里面扣出了三十万发宣府、大同以及东江的军饷[13]五月十九日又发内帑五十万两给边军发军饷[14]六月二十日，户部右给事中黄承昊认为如今的边军军饷与京城杂项比以往增加了很多，而之前叶淇改进的盐法，折色换粮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当下的情况了，现在粮价很高，应当快速恢复大明初期的开中法，先在一边实验其可行性，再逐步应用到九边，预计十年可成，同时他认为西北有大量荒地，应当在西北开荒种田，发展生产，崇祯皇帝全部采纳[15]（旱灾：以后西北会托我的“福”荒地会变得更多）
但这些筹措军饷的行动显然无法解决严重的军饷问题，普通手段财政力不从心，于是崇祯皇帝开始想办法节流，首先便是惩处贪污与清汰空饷和冗兵冗员，如天启七年四月，蓟辽督师王之臣弹劾总兵赵率教，疏中便指出鸿胪寺官员在天启四年十二月仅有173人，到魏忠贤离职时，鸿胪寺官员已经骤增至527人，一年就要四千多石米，且官员姓氏都是阉党主要成员的姓氏，一看就是阉党亲信在抱团贪污，提议将他们调查辞退[16]崇祯元年二月十九日，工科右給事潘士闻上疏弹劾毛文龙，指出毛文龙，行贿太监，疑似跟魏忠贤有来往，糜饷冒功，贪淫杀降，僭称钦旨，提议让毛文龙移镇，核准东江的真实兵力，裁汰冗员[17]二十二日吏科给事中刘汉儒上疏弹劾王继曾，疏中指出锦衣卫是阉党捞钱的好地方，之前发军赏，到昌平的银子有四万，每名士兵应分二两银子，所以士兵应当有两万，但昌平士兵确只有几千名，阉党梁梦环足足贪了三万两给魏忠贤修生祠，就算发银子补上也只是他们闯祸，但却让朝廷买单。于是崇祯皇帝命令调查昌平镇兵，裁撤锦衣卫中的冗员[18]四月初三，督饷御史刘重庆上报辽东军饷分旧饷与新饷，七十二万旧饷早在设置辽东军镇时就有了，新饷则是后来征调其他地方兵援辽后设置的，但有了新饷却没了旧饷，后来经过前任饷臣争取才换来四十五万帮支，但也不够用，于是只能上疏借内帑一用，皇上虽然想办法筹钱解一时之急，但还是需要查清辽饷，核对兵马，查清哪内部管理的松懈和腐败，而且现在增兵增饷，汰兵却不汰饷，这种情况不行啊[19]六月二十日，户部右给事中黄承也反应了增兵增饷，汰兵却不汰饷的痹症[15]十二月初七日，崇祯皇帝接到兵科给事中张承诏的上报，张承诏指出除了冒滥空饷，国家屯田的荒废致使京运压力骤增也是导致如今军饷困境的原因之一，于是崇祯皇帝下令九边各镇清查屯田荒废与京运压力增大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冒滥兵饷也要进行清汰[20]可见崇祯皇帝登基之初汰兵汰饷是有必要的
七月十四日，平台召对，袁崇焕声称辽东缺军饷120万，他裁军先省出60万（袁崇焕裁军与崇祯皇帝的清汰空饷方面的操作明显不同）户部再筹措60万就行了[21]二十七日四川道御史梁子璠提议理清军饷，裁汰老弱，缩兵就饷，于是崇祯皇帝下令户部与兵部派出廉洁干练的官员清查此事[22]而此次裁军的目的是为了裁汰空饷，保留精兵，而不是为了省钱不顾一切，这个政策也要求户部、兵部、工部与九边督抚大臣勠力同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3]到九月末，经讨论，为满足袁崇焕所主导的目标，仍尽力将584万辽饷逐步缩减至至480万两[24]经过汰兵汰饷，到十二月初七日，蓟辽督师袁崇焕上报，经裁汰后的辽东兵额为七万一千多，关内兵额为四万零二百多[25]崇祯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喻安性上疏称他调查了一支号称有一千五百名士兵的军队，但实际上只查到五百名，其中还有老弱充数，二十六日召对时，崇祯皇帝与内阁大臣以此疏为出发点就清汰虚冒，汰兵汰饷的问题进行讨论，先是之前陶崇道请求裁撤添设之兵（当时分旧兵与添设之兵，旧兵是原本就存在的兵额，添设之兵是后来从其他军镇抽调或招募的，与崇祯皇帝清汰空饷的计划有区别）可清汰有阻力，顺天巡抚王应豸在蓟镇裁军，裁撤过多导致兵变，而其他督抚却没有几个裁军的，比如恒山等第驻扎的新兵，袁崇焕原本要求将他们裁掉，后来又改口说不能裁军，如今军饷入不敷出，户部尚书毕自严人都麻了，之前调兵准备援辽的军队因战事稍缓，如今分别驻扎在蓟镇的九标十二路，动不动就整活，户部尚书毕自严和崇祯皇帝一听这话气的欠饷也不想发了，兵部尚书王洽见毕自严和崇祯皇帝都红温了，讲了好消息给二人缓缓，内容为甘肃巡抚梅之涣裁军一千多人，省了一万多两白银，毛文龙的东江镇兵数由十五万变成了两万八千人，裁军十二万，崇祯皇帝又问陶崇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想裁军，陶崇道说他之前说不肖有不肯裁汰的理由，其实贤良也有不肯裁汰的理由，崇祯皇帝一听这话心情瞬间好了，随后又进行了短暂的商议，最后崇祯皇帝强调他最开始裁军是为了清汰空饷，紧要额兵不可裁汰，大臣们要仔细斟酌哪些该裁汰，哪些不该裁汰[26]后经户部精确计算，军饷支出需要5130886两9钱6厘，节省七十多万两军饷[27]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仍需继续裁汰军饷，当时蓟镇旧额兵力（建州正式反叛开启辽东战事前的兵力额度）缺少三万三千六百人，而蓟镇新兵（从其他军镇调发或新招募的兵）有三万三千三百人，于是提议以新兵补旧兵，袁崇焕要求蓟镇只保留一万两千人补充旧额，兵部则认为应当保留一万八千人补充旧额，崇祯皇帝未表明态度，要求巡按御史与督、抚、镇、道共同商议兵额补缺[28]显然崇祯皇帝也有些拿不准，一个是承诺五年平辽的袁崇焕，崇祯皇帝并不打算过多干涉，一个是兵部，处理这方面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他不敢轻易定下兵额补缺的数目，而在皇帝不表态的情况下，虽然表面上是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共同商议，但实际上兵额补缺多少自然是被当时在裁军这方面一手遮天的袁崇焕把控的了。六月五日，袁崇焕双岛斩帅，东江毛文龙遇害，到八月十八日袁崇焕定下了东江镇的军饷，军饷为四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两、草折银十万三千五百九十九两、米十三万六千二百石、料十八万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米比之前少了三万石，军饷比之前东江镇的军饷耗费还多了十八万五千余两，并上报皇帝称他完成了将军饷控制到四百八十万两的目标[29]
虽然袁崇焕完成了四百八十万军饷的目标，但由于蓟镇裁汰太多，导致明军在己巳之变时瞭望无人[30]
除裁军汰饷之外，崇祯皇帝对付贪官污吏，节省财力的眼睛并未闭上，而是在裁军汰饷期间又将眼睛扫向了驿站，崇祯二年四月初九日，刑科右给事中刘懋上疏称今天下大多数州县苦驿站久矣，贪官污吏横行，平时祸害平民，人情全被官员拿走了，驿卒嚣张跋扈，驿站马匹本是用以传递军情、文书，驿卒转运钱粮物料以及负责官员结束职业生涯后传皇帝敕书与诏书，这些事都需要有驿站中的马匹完成，需要多少就是多少，不能乱加，请求崇祯皇帝裁撤驿站，驿马每十匹裁六匹，驿卒每十名裁六名。崇祯皇帝看到后认为说的很有道理，对刘懋的建议全部采纳，并将刘懋改为兵科左纠事中，专管驿递事务[32]虽然初心好，但大量裁撤驿卒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可怕后果，山西、陕西两省民众很多都依靠驿站为生，失业后难以生存，纷纷加入起义军[32]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自成
顺天巡抚王应豸报蓟门饥军于七月二十日鼓噪索饷，焚抢火药，多方措处始克解散，今虽归伍，请先发欠饷三月，以安军心，下所司速行——《崇祯长编》卷之十二
辽东宁远军变，执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毕自肃，先是宁远军乏粮，四月，自肃请之户部，户部未发，悍卒因大哗露刃，排幕府，缚自肃及总兵官朱梅、推官苏涵淳、州同知张世荣，置谯楼上，捶击交下，自肃伤，殊血被面，兵备道郭广新至身翼，自肃为解，括抚赏及朋椿二万金不厌，益借商民足五万金始解，自肃草奏引罪，走中左所，八月丙申自经死——《崇祯长编》卷之十一甲申
己丑，召廷臣于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阁臣求允发，帝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请汰兵减饷，今何仍之乎？”兵部尚书王在晋曰：“减汰当来岁。”阁臣请发二十万金，礼部侍郎周延儒曰：“关门昔防边，今且防兵，前宁远哗即饷之，今锦州效尤，又饷之，倘九边各仿，视其何以应？”延儒又曰：“臣非阻发帑，当求经久之策，帝称善，又责科道官言事失实，即召对，商榷徒具文耳，诸臣俱愧谢——《崇祯长编》卷之十三
十二月，三边总督武之望奏固原兵变【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兵劫固原州库】总兵钱中选无军纪得免，论巡按御史吴焕、纠巡抚胡廷宴瞆眊不视事，与延抚岳和声以边兵饥民互相推匿，所奏报俱不实，致成大患，兵部尚书王洽请覆其事以闻——《绥寇纪略》
壬戌，发户部太仓银三十万两、工部银二十万两、光禄寺银三万两、顺天府税契等项银一万两为边军登极恩赉，人二金——《崇祯长编》
谕兵部，并敕护卫官兵戒严中外，发帑金一百万犒九边，奉遗旨也——《明光宗实录》
癸酉，发内帑一百八十万劳边，上谕户兵二部：“朕惟登极覃恩赏赉各边军士，系累朝旧典，但人数甚多，稽查不易，近该礼部具奏边军数目，恐临期不无增减，解银到日著各该巡按御史严行道将设法清查，按名给散，务使见在者人沾实惠，逃亡事故者不得冒领，事完将用过银两的数报部查考，余剩的留抵户部，年例其辽东额兵累年损伤无算，援兵出关之后逃亡更多，也著监军御史加意严核，毋得尽凭将领开致滋虚冒尔，部作速通行各镇，一体遵行，故谕——《明熹宗实录》
神宗四十八年，熹宗在位七年，蓄积扫地无余。兵兴以来，帑藏悬磬，将累朝所铸银瓮银盎、罇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空乏可知矣——《野史无文》
辛巳，户部尚书郭允厚：“臣病起于忧思，臣忧起于空乏如黔饷之请、岛饷之增、辽饷之已措而苦未措也，种种关心，无以自遂，盖太仓之岁入仅三百三十万，而岁出该五百余万，臣思之而无策也，省直之岁徵仅三百三十万，而九边之岁支已该三百二十万，臣思之而无策也，三百三十万之应解京者甫一解京，而先有一百八十万之支也，三百二十万之该解边者未解边，而更有七百八十万之欠也——《明熹宗实录》
令拆毁魏忠贤建祠，变卖助边——《崇祯长编》卷之三甲子朔
发御前银五十万两与户部先凑银三十万两为登极赏赉边军之用——《崇祯长编》卷之三癸酉（发犒军赏赐与拆生祠旨意同月，推测这五十四万是拆魏忠贤生祠变卖后得到的）
再发御前库银八十万两，与九发五十万两共一百三十万两，并先派各部因八十四万两充赏赉之费，其未敷四十万，著户、兵、工三部各出十万两、太仆寺六万两、光禄寺三万两、顺天府一万两星速措发——《崇祯长编》卷之三己丑
发帑金三十万分给宣、大、东江——《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崇祯元年正月甲申
发帑金五十万饷边——《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元年五月己卯
户科右给事中黄承昊言：“祖宗朝边饷止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金，神祖时至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金，先帝时至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金，其他京支杂项，万历间岁放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金，迩来放至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金，今出数共五百余万，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少百五六十万。况外解节欠黔饷三项，实计岁入仅二百万耳，戍卒安能无脱巾，而司农安得不仰屋乎。乞敕各边督、抚，清覆历年增饷何一增不复减。至京支杂项，万历何以少，天启何以顿加三十四万九百有奇，敕各衙门各自严汰。又先臣叶淇变盐法、改折色输部边，粟贵则银贱，必复祖制开中输边之法，或先行于一边，次等行之九边，十年尽复其故，西北多旷土，责有司开荒，东南多水灾，加浙直巡边御史兼管水利，又禁私铸。”上纳之，下户部即行——《国榷》卷八十九元年六月己酉
丁酉，督师尚书王之臣疏劾总兵赵率教，言其传事弥缝，任情渔猎，蝇营狗苟，虎视狼贪，闻大敌则惊虫伏鼠，死不出门，弄大权则，野鸟群鸾，专能欺主，乞将率教逮赴廷尉会场，总督苏茂相言在京官员支领禄米，鸿胪寺带俸序班自天启四年十二月册载一百七十三员，至魏忠贤辞政，遂增至五百二十七员每岁费米四千有奇，册开魏、田、客、崔、李诸姓甚众，其为奸党冒滥无疑，请赐查汰，从之——《崇祯长编》卷之四
工科右给事潘士闻，疏紏毛文龙岛兵不过二万，虚称十五万，贿通覆饷内监，謟事忠贤，冒功糜饷，贪淫杀降，僭称钦旨，请令移镇要害近地，核其兵数，汰其冗员，下所司议——《崇祯长编》卷之六辛亥
癸未，吏科给事中刘汉儒疏劾太仆寺卿王继曾察处被甑躐，致京卿媚奸通内，明明有据为俞咨皋护身，遂使海寇一案莫可穷究，桑梓百万生灵曾不敌咨皋千金之入可观颜于朝绅之列耶，原任吏部郎中例转湖广参政，汤景明初任肃宁知县，再调河间窥魏忠贤逆焰方张，遂倒身门下，未几，以陪推司官用矣，可从宽典乎？我国家金吾之官任至重而体统最尊，自逆璫用事，则锦衣之堂半为厮养之窟，动至盈千盈百，其糜金钱而滥名器莫此为甚，己奉旨澄汰，苐闻有暗布机关，思为傍挠者非仗天威，再为申饬，恐成南阳之不可问也，钦颁军赏昭皇仁之浩荡诚异数也，昌平钦赏四万余两照每名二两应有兵二万余名，往年尚有七八千名，今渐耗其过半，闻旧关臣梁梦环票动饷银三万两为忠贤修祠，今即以赏银抵补，将使朝廷德意徒为奸徒偿债耶。旨令王继曾、汤景明分别议处，锦衣冗员尽行清汰，昌平重镇见兵耗至数千，著巡阅御史及昌平道臣细加查核来说——《崇祯长编》卷之七
甲午，督饷直省御史刘重庆言：“自有辽镇即有辽粮，岁计京运等项旧饷盖七十二万余两，此正项也，后以征调云集始增新饷，遂将旧饷置于无何有之乡，虽经前饷臣力争之，而部臣承认每岁旧库帮支银四十五万两有奇，不思此项银两原系正额，非干帮支以旧额之正饷改帮支之异名，大非其旨之正矣，然使全饷总属于辽，每岁尚可支，吾帮支或得稍缓，迩者黔蜀用兵已割五省，不复入新饷矣，今岁则又将山东一省属诸海外入额，日蹙兵数，日增捉襟肘露，究将柰何，昨部臣不得已具疏借帑，蒙皇上慨允，另行搜括救此目前之急，仍祈敕部将辽镇原设旧饷立刻清查，复归辽饷，弗得更以帮支为名，至于稽核兵马，清查耗蠹，尤目前急著，细阅本年，预计疏关外官兵以八万为额，关内兵丁以六万为额，查送营策寥寥无几，即如内镇标兵一项虽云清汰，而月饷未减一岁之中，但闻增饷而始增兵，不闻汰兵而并汰饷，民膏有尽，漏卮无穷，万非计之得也。”下户兵二部议覆——《崇祯长编》卷之八
兵科给事中张承诏查核九边军饷旧额，新增始万历元年至崇祯元年，各边京运有一二岁一增者，有三五岁一增者，有一镇五六增，增额浮于原额者，有递减递增，而所减不胜其所增者，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京运万历元年旧有定额，其后额外又复加增蓟密永昌易五镇，万历初年未有成额，每岁祗计外入多寡，而以京运补足，故游移靡，尝而滥觞忒甚，至三十一年始，著为定额，然缘滥觞之后以为额较初年已侈，而近年仍有溢额，至于民屯，国家边饷大半所取资者也，京运日增不问，而知民屯之废，查户部册藉，宣大等镇自万历初年以来止，载京运定额，民屯数目已不载，蓟密永昌等镇万历初年间亦止载，本年发京运若干，亦未分折民运、屯运之数，户部既以无徵臣，实无缘以覆，今幸遇皇上悉边计，励精振刷，俞台臣梁子璠之请，命臣与户部两臣协同考核边镇地，遥军饷重务，臣即心知冒滥之多，而何敢以遥度之臆见，指定为必减之数？惟是九月，边诸臣各同心厘饬，实实清减，不论何年何项，但计某处必不可减，某处可以无增加意节裁，修复民屯，清汰冒滥，还其本无不足之源，何皇祖初年之制不可复哉？旨云：京运钱粮原以济民屯，二运之穷，今民屯数目未清，京运如何节省？尔部即备行各边，每边查原额民屯若干，后来因何民屯日减，京运日增，并将清理民屯之法修书前来，再将此疏通行研对，务清虚冒以符原额计开——《崇祯长编》卷之十六癸巳
臣崇焕奏曰：东夷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解，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难？臣所赖者，皇上圣明，雨露无不栽培，雷霆无不挫折。臣居平打算，又约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盖自为辽而有加派之新饷，臣昨与户臣王家祯对面打算，查每岁新饷入数与出数，已缺一百二十万，臣能于臣督属中裁省六十万，部臣自措六十万，则不忧不足矣。但饷有旧当新者还，臣将新抵旧，令臣不充于用。上召户部，臣家祯奏曰：新旧饷原分两库，近因北直州县籴买辽米辽豆，动支旧饷，宜扣新饷抵还，非那借也。迩者盐课已将解到，臣部当尽数解辽。且关内外有新饷而无旧饷，宣大有旧无新，蓟密永津新旧兼有。臣部以新饷发关外，以旧饷发各镇，新旧款项丝毫不差——《颂天胪笔》
丙戌，四川道御史梁子璠陈理财生节二端：“九边之饷，国初止四十七万，今增至三百五十余万，当彻底清厘，汰去老弱，止用精兵若干，该饷若干，缘饷定兵，减兵就饷，于帝平台出，子璠疏示阁臣。”召问户兵部臣：“兵饷何以冒滥至此？”户侍郎王家桢曰：“各边有事，督抚累次奏请添兵增饷，积弊已非一日。”帝谓：“兵不加增，饷何故多？”兵尚书王在晋曰：“国初设各卫所，军即兵也，军政废，始召募兵，日增而自此多矣。”帝命子璠读疏，至老弱之人皆荷戈而勿克。帝曰：“荷戈皆老弱如何不查？”随敕户兵二部遣廉干司属核之——《崇祯长编》卷之七
甲寅，云南道御史潘士遴言：“年来兵籍空选蠹饷已极，识者有兵清自然饷足之策，盖清兵正欲清豪强影占之兵，非汰兵之谓也，核饷正欲核贪，弁隐冒之饷非减饷之谓也，为今之计在兵部，急宜传谕各边，今日朝廷核饷，专在练兵，止期兵精，非期饷省，将士宜备晓此意，在户部需关会各边抚臣于兵饷，对计处预湏满盘理会，饷期不呼而自发，勿待疾呼而后发，启无赖挑激脱巾之衅也，然其关键处全在内外诸臣同心共济，盖督抚身在边外，所请动关兵，机呼吸间不容发，深者既不可宣泄，浅者又不足动听，若非内部先意，体谅随呼随应安得著著凑手？乞敕户兵工三部与九边督抚事事同心，共济事成同功，事误同过，三事合为一人，其于安内攘外得万全之效矣，是之——《崇祯长编》卷之十二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一
[25]督师袁崇焕奏核定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以二年正月为始，户部视此数给饷，是之……兵科给事中张承诏查核九边军饷旧额新增始万历元年至崇祯元年，各边京运有一二虽一增者，有三五岁一增者，有一镇五六增，增额浮于原额者，有递减递增而所减不胜其所增者，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京运万历元年旧有定额，其后额外又复加增蓟、密、永、昌、易五镇，万历初年未有成额每岁祗计外入多寡，而以京运补足，故游移靡，尝而滥觞忒甚，至三十一年始，著为定额，然缘滥觞之后以为额，较初年已侈，而近年仍有溢额，至于民屯，国家边饷大半所取资者也，京运日增不问而知民屯之废，查户部册藉，宣大等镇自万历初年以来止载京运定额，民屯数目已不载，蓟、密、永、昌等镇万历初年间亦止载，本年发京运若干，亦未分折民运，屯运之数，户部既以无，徵臣实无缘以覆，今幸遇皇上，悉边计励精振刷，俞台臣梁子璠之请命，臣与户部两臣协同考核，边镇地遥军饷重务，臣即心知冒滥之多，而何敢以遥度之臆见，指定为必减之数，惟是九月，边诸臣各同心厘饬，清减不论何年何项，但计某处必不可减，某处可以无增加，意节裁修复民屯，清汰冒滥，还其本无不足之源，何皇祖初年之制不可复哉。旨云：“京运钱粮原以济民屯二运之穷，今民屯数目未清，京运如何节省？尔部即备行各边，每边查原额民屯若干，后来因何民屯日减，京运日增，并将清理民屯之法修书前来再将此疏通行研对，务清虚冒以符原额——《崇祯长编》卷之十六癸巳
[26]上又手一疏，命辅臣传看，上曰：“卿等如何说？”爌奏：“兵有虚冒，果然应汰。”上曰：“昨日，喻安性疏称一千五百兵只有五百，就五百中还有虚弱，还敢说粮饷不足？若依他行得否？”爌奏：“科臣之言可行，还须与地方官酌议。”上曰：“冗烦不去，粮饷到底不清。不清饷，民何以苏？卿等各有为国为民之心，如今为辽饷加派，又征旧欠，又有火耗，百姓苦累已极。”爌奏：“宜令抚按官严禁火耗。”上曰：“果然当责成地方官，但贪官污吏科道官何不即指名参奏？命辅臣起召兵科陶崇道至槛外，命自宣前，疏宣汔崇道起入班。上览疏，又召崇道，上问曰：“如今悬定要汰，不知边上虚实，如何汰得？”崇道奏：“边兵原有多寡，多者就其多而汰之，寡者就其寡而汰之。”上问辅臣曰：“卿如何说？”爌奏：“汰兵原是要清占冒及增设浮兵。”上曰：“前命汰兵便说某处有流贼，要借兵弹压，真不可汰么？”崇道奏：“臣所欲裁者额外添设之兵，非旧存之兵也。”上又问崇道：“疏内蓟、密、永、津及恒上、磁州、登、莱等处新兵果是添设否？”爌奏：“各處有事便求添设，原比往时增了许多。”上召户兵两部尚书入问曰：“卿等如何说？”户部尚书毕自严奏：“今天下当民穷财尽之时，臣部何敢轻议搜括？无奈军饷不敷出浮于入，在在索饷，处处呼庚，臣部不得不讲求足饷之策，昨条陈六款，乃一得之愚，以备圣明采择，非自谓有当也。”上曰：“卿所陈六款若得人亦自可行。”自严奏：“科臣陶崇道疏请汰兵，臣部先已会各边督抚清汰，只有王应豸清汰颇多又生鼓噪之变，其余无一奉行者，今九边月饷该三百万，一岁所入不过二百余万，况有旧欠者如何得足？”上曰：“卿部须设法措处。”自严奏：“王象乾所需正饷，臣部缺乏尚不能措，旧欠万难补足。”上问兵部：“卿如何说？”王洽奏：“见今入数少于出数不及，今讲求恐非长久之策。”上曰：“汰了兵饷自足。”自严奏：“昨蓟镇鼓噪，王洽疏内多以无饷为言，其实责臣，臣实切惶惧。”上曰：“积久，兵饷一时自难尽完，昨鼓噪自有别情，不在缺饷上。”又问：“汰兵如何？”洽奏：“陶崇道所奏应汰者是近日召募之兵，如德州、磁州诸处若九边之兵只有清查法，无汰法。”自严奏：“如恒山等处营新兵，曾经袁督师议裁各抚按，又言不可裁，兵部又复不裁，臣部莫知适从。”洽奏：“兵亦有当汰的。”自严奏：“兵部虽说当汰，外边总不奉行，且如蓟、密、永、津原有旧兵，今又添设新兵，每岁多用饷八十余万，实当清汰。”龙锡奏：“德州近日已裁过了。”上曰：“如今要实实汰去，卿部须当申饬。”洽奏：“前镇新兵，此时可裁，缘向日援辽调来三万余人后因辽事稍缓，恐散遣致乱分于九标十二路，今倡乱者多系此兵。”自严奏：“今乘其乱而汰之，缺者勿补自当减少。”上曰：“如今各边鼓噪，动以缺乏为名，或说欠八个月或说欠十个月，这俱是旧欠，与现在何干？”洽奏：“兵有占役虚伍，宜责成督抚，酌量冲缓，应汰者方可汰。”上曰：“卿要实实汰兵，各督抚将官俱要预先申饬，有不才的即指名参来，重治此是卿部职掌，卿先年在外任冲缓岂有不知？”洽奏：“近日，甘肃巡抚梅之焕裁兵一千余名，汰饷一万余两，此是能汰者。”上复举崇道疏：末假毛文龙牵不成牵，掣不成掣，初谓非十五万不可，自道臣王廷试勒令二万八千，就裁去十二万余，若是文龙自裁，决不肯去一人等语。”问辅臣，爌奏：“裁得甚好，做得稍迟。”上视崇道曰：“如何各处不肯裁？”崇道奏：“臣原说不肖者十不肯裁，即贤者亦十不肯裁，须在上边汰去，上顾辅臣曰：“陶崇道说不肖者有十不肯裁，贤者亦有十不肯裁，此语甚是。”龙锡奏：“祖宗朝常遣科臣阅视，要清兵还宜差科臣。”自严、洽皆以以为请，爌奏：“旧制虽遣科臣，后来专属巡按御史，毕竟地方官见得真，科臣差遣可省标奏，阅视查核总要得，人语云‘有治人，无治法’”上曰：“巡按御史亦是专差钱粮，弊窦可查，核不必另差。”自严奏：“按臣与督抚道将情面相关，还以差科臣为便。”上顾兵部曰：“此系卿部职掌，即传谕各边，实心清汰，违者查参。”龙锡奏：“俱要指名说。”上曰：“是，要指名参。”爌奏：“制驭兵卒要好将官，地方鼓噪多是将领挑发，如有好将官亦不至鼓噪。”上曰：“朕初意清汰原是查核虚冒，紧要额兵如何汰得？卿等还要斟酌。”上持疏将授辅臣，又曰：“贤不肖十不肯甚有理，卿等改票来。”命起，上又手一疏示辅臣问：“这疏说得如何？”爌等奏：“兵部昨有复驿递疏，当经圣览。”上曰：“朕俱览过了，此疏中各款如何？”标奏：“兵部复驿本皆属切要，若著实举行，驿弊自清。”爌奏：“驿递原有额设钱粮。”上曰：“不是额设，是旋增加的驿递疲累，民不堪命，一匹马先五十两今增至一百六十两，要减下些。”爌奏：“这还责成巡按查核。”上曰：“驿递之设原为紧急文书飞报军情，今遣白牌骚扰驿递，朕屡旨严禁，全不遵行，朕当以重典处之。”爌奏：“圣渝严切，诸臣不敢违玩。”上曰：“不敢者只良乡、涿州两处，其余还照旧，怎见得不敢？”上召刑科刘懋，命自宣驿递本，上起立倾听宣毕，上坐，问懋曰：“一匹马如何用工食一百六十两？”懋奏：“就臣一县言之，添至一百六十两，别县尚有赔加至三百两，而驿递独称苦累者。”上因问辅臣如何三百两独称苦累，标奏：“只是差役过多，所以龙锡奏马户一百三四十两，工食还是赔的，如今先要清查应付，然后查（前六行查字删裁减）工食若先裁了，工食应付不清，百姓越发苦了。”爌奏：“各差自有祖宗旧制，载在会典，原有定额。”懋奏：“年来驿递疲累已极，只为情面，不破过客任意需索，州县不敢不如照祖制裁定（过九行过字下添客穷二字）于无处，需索有司穷于无处奉承，就将裁省工食银或全豁以宽民力，或进解以抵新饷，国与民两受其利，上顾辅臣曰：“还是蠲在民间才是。”爌奏：“这节省银两地方，所在困乏，似当藏富于民。”上云：“百姓困乏已极，不过苏之而已。”爌奏：“此项如正解，一年亦无几何，若年年常解，当作正供，后来脱卸不能，愈重困百姓了，诚该蠲之百姓，见皇上德意。”上然之，因曰：“裁之一字甚有理，卿等改票来，以后以礼致仕，飞报军情及奉钦差等项，才许驰驿，其余一概禁绝，不许擅用。”爌奏：“为遵照会典的行。”上曰：“昨主事吴鸣虞疏说天下兵马钱粮等项，谁是会典之旧，惟恩典等事辄引会典为言，还照祖宗旧制行才是。”上命懋起，寻召各官俱来，谕曰：“去年三冬无雪，今年三春无雨，这等荒旱，麦苗枯稿，是我君臣之过，民所依者食，卿等为国为民，各宜虔诚祈祷。”爌奏：“皇上励精图治，注念小民，即此一语便足感动天心，雨泽愆期皆因臣等奉职无状，所致至烦圣虑。”上曰：“卿等大小臣工各修职业，何事不理？如何致此亢旱？君臣一体，朕以前屡申严谕，不肯奉行，降罚一二员官，原不得已，若各修职业，君臣可以相安，卿等勉之。”诸臣承旨起，出槛外，行礼毕，上还宫——《崇祯长编》卷之二十辛亥
[27]《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五
[28]《度支奏议》边饷司卷一
[29]庚午，督师尚书袁崇焕疏言：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柰文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参将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设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地，今止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其将领所用仅三十员，而彼中副、参、游、守无算，即登戎籍已四百余员，臣已行取贤，否履历，择其能者用之，否者汰之，即能而用不及者，如骈拇收回听用，而兵马分数，不得不预定，饷匮时艰，兵不能多，而既设两协，以资犄角，少不足用，臣拟设马兵十营，步兵五营，岁用兵饷折色银四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两、草折银一十万三千五百九十九两、米十三万六千二百石、料十八万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米则减旧额三万石，银则加于旧额十八万五千余两，而草折、料、豆在外也更定一番，如衣之有领，如纲之可提，再益之盔甲器械，加之训练，整齐驱而用之，步步踏实，化海外之游魂为恢复之精锐，臣之所以用东江者如此，虽钱粮不无少增，而裒益通融，合算四镇不过四百八十万，臣前言不敢不践也。得旨，东江马步营兵分协统领，具见调度，兵减粮增，务收实用，本折照数预措，并添设粮厅，悉如议，所司知之——《崇祯长编》卷之二十五
[30]吏科给事中祝世羙以敌兵出境，四城俱复捷胜之后当急修乘时之策，因陈四事曰：大安、龙井、洪山、罗文、鲇鱼诸口尽已拆坏，急宜募难民以图补葺，则修筑之中可寓赈济之意，去冬入遵之役，由于台兵尽汰，瞭望无人，今宜速添夜役，重赏死士，得彼情形，可以预吾布置，昨闻茅元仪激变，岛中兵马散而归敌，东江既无牵制，则从海口窥天津，势所必至，宜令关宁将士分布海口、天津，抚镇多练浙兵以备不虞，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处人民残杀之后，地土抛荒甚多，如叛贼白养粹、崔及第、李致和等皆彼中巨室，其地不下数十万顷，速宜募人屯种以为储饷之用，否则奸猾隐占，将士虚冒，将不可问矣，章下所司行之——《崇祯长编》卷之三十四崇祯三年五月十六日乙未
[31]刑科右给事中刘懋疏言：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者十七八矣，臣世居卫途，两令冲县曾备悉其弊，为调停之说者不过曰加增工食、曰佥派里甲、曰官为顾养、曰里甲帮贴，夫民穷已无可加，民愚又非所习，私帮而奸棍恣饱其贪，则明攫者十一，而暗攫者十九也，为禁革之说者不过曰查勘合牌票、革需索冒滥，禁枉道旗吹，夫假牌需索等弊皆仕途之强有力者也，贻害在民，情面在官，即三令五申亦止行于良涿，良涿而外束高阁矣，即以臣县言之初，马止三十匹，每匹工食银五十两渐增，而马五十匹工食增而八十两，再增而一百两，一百二十两，又增而一百六十两，而驿益困其故何也？按国初马递止以飞报军情，所夫止以递运上供物料，给边前粮，非为有司行李往来投也，大臣以礼致仕，其不驰驿可知也，抚按钦差行部始给脚力，非钦差其不给脚力，可知也，今自京官及司道州县何官不借勘合？何役不讨火牌？且以私牌、私票横行不绝，几于天壤间无不驿驰之人，其中不仁贪官马动以六七十匹，夫动以二三百名，而差役无艺之需索，无情之凌辱，又不与焉，奈之何驿不困，而民不逃也，臣以调停不能，禁革不止，直捷一法曰裁之而已，马自飞报军情，齐奏抚按章疏，传递抚按紧急公文，而外所夫自抬送上供物料，给边钱粮，而外大臣以礼致仕，京官奉命差遣，有敕诏等书者，量烦简大小，各应给马，几匹脚力，几头扛夫，几名注定，名数不许滥加，自非然者，京官、外官给假告病，罢贤等项俱不得私遣牌票，违者计夫马数，追赃坐罪，其各驿马所夫照太原有工食，每十匹裁六匹，每十名裁六名，规则一定，过客虽欲非法索之，而穷于无可索县官，虽欲曲意奉之，而穷于无可奉其裁去，夫马工食银两总计若干或全豁以款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饷则驿递免骚扰之苦，而国与民亦受涓滴之利，计似无便于此者。得旨，旧制驿递原为奏报解送，奉差及大臣以礼致仕，与奉旨驰驿者方准应付，近来一概滥及屡禁不遵，本内奏骚扰困敝情形深为痛切，将刘懋改为兵科专管驿递事务，懋即同兵部确议，将前项应付，必不可已者，酌定项款，凡勘合火牌，兵部内出者经懋挂号发给抚按，外来者听懋验号注销，其洗改枉道多，多填借用及自遣白牌等，一有发觉，本官及地方官承行者拿问重治，仍设法责防不时纠奏，年终该抚按将各县驿应付，夫马数目髅报部科，驳查每年，节省若干，即将额派工食照数减编以苏民（四行民下添力字）刘懋既受此委任，当悉心振刷，务合尔疏，十分减六之议俟，一二年弊清数定，破格优擢，不得牵徇情面食言旷职，责有所归——《崇祯长编》卷之二十甲午
[32]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