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佛学兴盛,但是佛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的重建。到了宋明新儒家这个阶段,为什么宋明儒家不同于原儒(先秦时期的儒家),因为不同所有叫“新”儒家,一方面它把道家思想的精华吸收到儒家学说中去了,另一方面把佛家思想的精华,也就是禅宗思想的精华也吸收到儒家学说中去,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合流的思想的格局。在禅宗的启发下,仍然以儒家为根本,开辟新道统。这个道统倘若开成了,中国局面将为之一变,文化生命再起。
新道统,是指在中国树立道德自觉的主体。

「文化生命」就是能运用思想的生命,不是指运用知识,在知识中不等于在思想中。 动物的生命不需要运用思想,人的生命就生物学的观点看跟动物的生命没区别,我们被称为高级灵长类生物,但是我们又被称为人,作为人就有一个文化生命这一点,必须运用思想。因为是运用思想的生命,才能提出生命的理想,并且为实现生命的理想而从事生命奋斗。
「文化生命」能提出生命理想,能从事生命奋斗。
那么「文化生命」的衰落,就是指没有生命的理想,也就谈不上是从事真正的生命奋斗。
文化生命的强弱盛衰是由客观标准来判断的,标准有两条:德性与创造性
一个文化生命强盛的民族,一有德行,二有创造性。
宋明新儒学起来的时候,中国文化生命就是衰弱的,一无德行,二无创造性。陆九渊应邀到岳麓书院讲《论语》,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做了非常深刻的批判。那些学子们、书生们无非要科举考试、要及第做官,所以他们对孔子学说的理解,在字面上似乎都很对,但不是出于本心的。他把这些文人的状况,和孔子的学说加以比较,拿心学的思想来讨论。所以宋明时期的知识分子做论道学问的人,都面对当时中国文化生命衰弱的现实。于是要拯救,宋明新儒学开始起步了。北宋有五大思想家,史称「北宋五子」:周敦颐、邵康节(邵雍)、张载、横渠、程颢、程颐(二程兄弟)。当时中国汉语没有哲学这个词,近代日本学者西周在汉字中找了一个「哲」、一个「学」字,合起来翻译philosophy,没这个词不等于中国没哲学,哲学就是论道的学问。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所谓「绝学」是指先秦时候中国的哲学,「智慧在古代」,后人的智慧是对古代智慧的传承。无论哪家哪派,其共同的主题就是「立心立命」。天下众生在何处立命,以往的智慧如何勿令断绝、得到传承,为一个民族筹划它的光明未来,叫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哲学,其业甚伟。
主题是共同的,这是那个时代必须解决的课题,那么课题是什么?中国人向来是有道德的,但是不是出于内心的自觉,而是出于对外部权威被迫的服从,和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这是他律,不是自律。什么是主体,道德自律的主体。王阳明做了概括: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
「破心中贼」,就是树立道德自觉的主体。这是根本重要的,也就是主体性原则要确立,要打破主奴关系的文化、打破少数人的外部权威对其他人的支配。
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
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王阳明
点出了宋明新儒学的目标。

如何破心中之贼,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分歧,一派是「理学派」,另一派是「心学派」,都是北宋时期二程兄弟开的先河,哥哥程颢开了心学的先河,弟弟程颐开了理学的路。这两条路在南宋时期分别有继承者,陆九渊继承心学的路子,朱熹继承理学的路子。这两派的对立其实就是两个命题的对立:性即理/心即理。
这个「性」指的是人性,「理」指的是天理,性即理就是天理在人性中。破心中贼树立道德自觉的主体应当走什么路呢,理学派主张性即理,我们要人性达到自我认识,人认识了自己本有的人性,也就认识了天理。但是人要达到自我认识极其困难,《大学》当中有八条目,关于修身的八个环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天理无处不在,一事一物上都有天理,我们第一步格物,要从外部事物当中格到天理,这叫「即物穷理」。我们去观察事物,不过这个「格」所表达的观察,跟欧洲科学讲的观察不是一回事。格物很难,它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一事一物都是个别事物、特殊事物,格物就是要从个别的特殊事物上,去发现一般普遍的天理,朱熹主张走这条路。当我们在一事一物上求得天理了,我们也就认识了人自身的人性。就像事物都是由天理规定出它们的性质一样,人性也是天理规定的。发现了天理也便了解了人性,按照对人性的了解也就是按照对天理的了解来做人,这样就能把个人的私欲给克制掉,存天理、灭人性。
陆九渊认为朱熹这条路其实走不通,我们如何可能于外部事物上穷天理呢?天理成了认识的对象,我们如何认识天理,其实搞错了,天理跟人心一致,心即理。不能脱离人心讲天理,脱离人心讲天理,天理就成了僵死的教条,它仍然不可能树立道德自觉的主体。
天理和人心的关系是什么?朱熹认为,天理规定出人心来,以孝父母这件事做例子,他说天下本有孝之理,所以我们才会有孝亲之心。孝父母的情感哪里来,天理规定的,于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理是不朽的、永恒的,哪怕世界粉碎,天理还在,例如孝之理总在的。
我们可以为朱熹做论证的,举个例子,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要体现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宇宙中至少要有两个物体,比方式一个地球、一个苹果,苹果成熟了之后从树上掉下来而不是飞出去,地球有重力吸引了苹果掉地上。假如体现万有引力的物体都消失了,那么万有引力定律本身消失了没有?肯定没消失。一旦宇宙中又有了两个物体,它们一定服从万有引力定律。天理是不朽的,我们认识到不朽的天理,我们自然就在天道中了。问题出在哪?
我们头脑中认识的那份理,我们真能遵从它吗?我们的生命实践就自然会遵奉天理吗?天下人都知道孝之理,但是那么多子女对父母不孝,这怎么解释呢?认识孝之理却没有孝之心,看来天理不是头脑认识的对象,天理本在我们心中,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让我们的心回归它的本真情感,这个本真的情感就是后来王阳明说的「良知」。脱离人心讲天理,这天理就是一大堆道德规则,我们去遵守它,却每每做不到,我们挣扎着去服从道德规则,但心是生命情感的居所,如果生命情感在它的本真状态中,它自然去做了。
人的生命实践都是情感推动的。
我们对道理的认识,它并不是我们实践的动力。
心是生命情感,是种情感的力量。脱离人心的天理就是僵死的教条。若我们通过服从在人心之上的天理,我们仍然不是道德自觉的主体。宋明新儒学所面对的共同的课题同样没有解决。头脑对道理的认识,不能转化为我们实际的行为,如果我们还把这规则死死的守住,恐怕还出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叫「礼教杀人」,「礼」就是道德规则。
举一个例子,儒家有一个道德规则,叫男女授受不亲,孟子曰:嫂子溺水而不援,豺狼也。假如你的嫂子掉到水里了,你守出那个道德规则来保持你的道德名声,你都不去救她,你的心出了问题。天理究竟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不要违背我们本真的生命情感,而为了遵守某种外在的规则,把本真的生命情感遮蔽掉了。
性即理的「理」是认知的对象
是外部的法则
心即理的「理」不是头脑认识的对象
是情感之条理
人的情感可能有个体差异,本真的生命情感的条理是没有区别的。本真的生命情感本有的条理,简称「情理」,「理」离不开「情」。汉语词语「道理」:理是一个事物存在的根据,一个事物有了它的存在根据了,它就得了它的那份理了。一个事物存在的根据来自天道,那么天道又在哪里,天道在人民心目中、在日用常行内、在柴米油盐里,合起来叫道理。
少年王阳明立下的志向就是学做圣贤,但他一直苦于做圣贤的路径。有一年他从京城返回家乡,路上去拜访一个当时的硕儒,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大学问家,叫娄谅,号一斋先生。他推荐王阳明去读朱熹的学问,当时王阳明大喜过望,就开始读朱熹的学问了,讲格物致知,讲即物穷理,讲于一事一物上求天理。之后就有了那个著名的故事,格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没有格到天理,反倒格了一身病来,他开始怀疑这条路。然后他学道教、学养生, 但是不行,道教没有教他做圣贤的道路,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又开始接触佛教了,结果还是不行,因为禅宗修行毕竟是佛教的目标,解决个人的生死问题,要了生死,达到不生不死的涅槃境界,这也跟学做圣贤没关系。这就是王阳明一生「为学三变」,终于又回归到儒家,可见少年立志的重要性。回归儒家之后,他毕竟得到了道家的修养和佛家思想的滋养,特别是禅宗,之后他被贬到贵州修文县,做一个驿站的站长。当时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环境非常的艰苦,他在那里历经磨难,在一天半夜里,他突然悟了。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悟出了什么呢?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

以前向外求都是错了的,我们本心具备。心即理,于是王阳明承陆九渊的心学路子,在陆九渊的基础上把心学完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理论体系,是功夫体系。假如走程朱理学的路,不是功夫是「认识」,那是认识论的立场,朱熹主张可知论。什么是认识天理,我们认识成功的条件一是有一个心,二是有一个理,它们能统一,但这个心叫「认识心」,叫心与理,是能够统一的,这是朱熹的意思,但是问题错在一个字,「与」字,先把心和理分开,再说它们能统一。这个「与」字应当换成「即」,从心与理转变为「心即理」,就是从理学派的立场转变为心学派的立场。这个「即」字表明,我们养成道德自觉的主体,不是下认知的功夫。「心即理」,是就本心上下功夫,不是认知活动。陆九渊的学问,粗了一点,没有就功夫上展开,原则上都说了,绝不是心与理,而是心即理,但是如何学做圣贤的路,还是要下功夫。
学做圣贤
不是做学问
而是要下功夫
阳明心学完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功夫体系,是讲实践的,而不是讨论理论问题的,种种实践的功夫基本方面都保存在《传习录》里。《传习录》分了上中下三卷,上卷和下卷都是对话录,王阳明就他的学生向他的提问做回答,而这些问题都是在下功夫的时候遇到的困境,都是心灵在修养的时候遇到的真实的困惑。中卷是八封书信,回答友人的提问,朋友写信给王阳明就功夫的体系提问,王阳明一一回答。
例:良知人人具备,为什么还要致良知?一个「致」字,就是实践。让良知在你所做的事情中得到呈现。一方面是人人都具备的良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致良知,要实践的。 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就是良知,没人教你的,比方说你不能接受你的上级如此这般对待你,这本是你的良知,良知何须教也。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
「良知」,不思虑就知道的,不要学就行的。
王阳明从中取二字么「良知」,用「良知」做了心学的核心。己所不欲就是良知,勿施于人是致良知,你不能接受你的上级如此这般对待你,你就不要用这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下级,做到这一点就是致良知。简单的例子,就致良知跟良知的区分,一种情况是良知呈现出来了,良知有了,结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下级,不就又把良知遮蔽了吗。所以致良知是个功夫,我们要下生命情感的功夫。
还有一种情况,良知被遮蔽。有人认为上级如此般对待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他是上级我是下级,这是奴才的意思,主子如此对待自己,奴才认为是对的,这就奴性了。奴性就是对良知的遮蔽,结果这个人又遇到了比他地位低的人,这时候他就不是奴才了,他立刻成了主子,在自己的下级面前,把下级当奴才自己做主子了。凡有奴性的人一定如此。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痼疾,就一直没解决的毛病。
每个人发现自己的毛病、问题,要下那个功夫,《传习录》里面展开了,这叫养心的功夫,存养扩充我们的心,把心养的和天一样大。这是功夫,心学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阳明心学是「良知实学」,不是空讲、空论,叫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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