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原来刊载在校友公众号的旧文，为了最近要上的现代性主题书单预热，先发发文章先】

1830年的柏林，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讲堂上说，世界历史是理性的进程。“理性”，成了人类最美好、最崇高的词汇，是启蒙运动中最闪耀的明星。人们满怀期待，在理性的指导下，迈向全新的时代。

那一年，李鸿章7岁，还在安徽老家的书屋里，萌态可爱地念着经史子集。清王朝在即将到来的风暴前，安静地享受着落日余晖。

1933年的柏林，希特勒以德国总理的身份驶过街头，正式开启了独裁之路。紧接着，600万犹太人坐上了通向集中营的汽车，他们的统计单位，变成了“吨”。一场泯灭人性的种族屠杀、民族浩劫，和启蒙运动中理性描绘的未来，截然相反。

那一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去往美国学习，已经15年，距他回到中国，到清华任教，已经7年。他属于清华最早的那批学子，带回了科学理性的知识与建设祖国的热情。

理性与封建，浩劫与新生，欧洲和中国在历史节点上偶然间的错位，让人感叹时代不同的命运车轮。而齐格蒙特·鲍曼，同样是来自那个年代的社会学家，他和“科学理性”、“那个年代”，有着怎样的缘分？他的思想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借这篇小文，为大家介绍一二。

为什么要读一个老爷子的絮絮叨叨？

鲍曼，享年92岁的社会学者，波兰裔，你可能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但他却可能是最适合我们今天、当下阅读的思想家之一。

 鲍曼，一生都是“异乡人”。他出生波兰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家庭，二战爆发后全家逃向苏联，后来在反犹清洗中流亡到英国，终生未归。而在他1998年阿多诺奖颁奖现场，无论是播放波兰国歌还是英国国歌都显得格格不出，鲍曼只有选择了欧盟“盟歌”，欢乐颂。一生都是局外人，这让鲍曼懂得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鲍曼的书虽然大多写在至少二十年前，却像“神预言”一般，像“刻刀”一般，雕塑出当下社会最突出的特点。读鲍曼，看世界，更清醒。接下来的五本好书，为大家一一介绍。

五本书，五种重新理解世界的视角

《现代性与大屠杀》——重新理解“理性”

1942年9月1日，卡突斯加由一群犹太人组成的委员会，在接到了德国人的电报命令之后，开会，接着，集体选择结束生命。

为什么一群犹太人会集体走向如此悲壮的结局？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选择与德国人合作，挑选犹太人去俄国的集中营，他们的家人朋友也可以得以保全。而他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以死亡来反抗纳粹，拒不合作。但这种悲壮的“反击”却不是主流，更多犹太委员会选择的是“理性计算”，为了保护自己能保护的亲人朋友，选择与纳粹合作。

而当时身在德国的科学家对纳粹做何反应呢？1933年的夏天，身在德国的像普朗克、海森堡这样后来鼎鼎大名的科学家，都向他人提出忠告，说要耐心，要克制，要等到“秩序”恢复，要让他们的职业自主性得到维护，于是对纳粹的行为选择了“冷眼旁观”。

难道是科学家们都没有良心吗？其实不仅是科学家们，当时德国整个社会都与犹太人分隔开来，犹太人被“非人化”，被“非我族类”化，于是对他们的屠杀成了遥远的、无关紧要的一项纳粹命令，普通民众看不见也听不见。

而对于执行屠杀任务的官僚、士兵、志愿者来说，他们也只是觉得自己在做流水线上的一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中一个小小的步骤。在这场悲剧中，除了疯狂的法西斯之外，所有人都是做着理性的决定——少量犹太人配合德国人，争取亲友们活下来的机会，是理性；科学家们保持中立，保存下来，是理性；参与屠杀的官僚，以执行任务的方式完成屠杀，是理性。

这或者是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最有阅读价值的地方，他提出了大屠杀中的“理性困境”。这场让几百万犹太人丧失生命的大屠杀，并不是一场人们想象中的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之人，出于对犹太人难以压制的恨意，头脑发热之下的激情犯罪。不，鲍曼认为，这场大屠杀恰恰在现代化的官僚体系下，一群能通过道德测试的理性人完成的任务。

马克斯·韦伯曾经锐利地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说“工具理性”是指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寻找合适手段的理性。而“价值理性”是指思考这个目的本身，是否有价值。我们作为现代人，常常会习惯于用“工具理性”思考，有时却容易忽略，这件事件背后是否能有情感价值、道德价值等等更多元的价值。

鲍曼认为，“理性”是现代人很重要的思维工具，但如果当我们只用“理性”，却忽略了人类社会还有良心、道德、尊严时，当整个系统里的参与者，都只会理性思考，一旦系统朝向灾难的方向时，还能有人站出来喊停吗？当一个疯子在掌握方向时，出于系统理性，所有人都配合时，一小撮“良心反抗者”能做出的喊停的方法，或许就只有像开头提到的犹太委员会，献出生命的悲壮。鲍曼不希望任何一个社会走到这一步，他也在用这本《现代性与大屠杀》，为现代人敲响警钟，希望悲剧不再降临。

鲍曼希望我们记得，理性有价值，但理性也有边界。除了理性，人类还同时拥有其他有价值的思维方式。

《现代性与矛盾性》——重新理解“科学”

如果说，《现代性与大屠杀》让我们理解了“理性”，那这本《现代性与矛盾性》就让重新审视了“科学”。

在园子里耳濡目染的浸泡下，能感受到科研工作者们的科学精神。他们总会对纷繁复杂的现象，研究，总结，重复，总结规律，再实验，重复，验证规律。总之就是，不断地对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寻找到一个确定性的答案。

好像科学家们都有一定程度的强迫症，不允许矛盾的存在，他们就像宇宙间的园丁一样，为各种未知花草取上了名字，找出了生长规律，同时为它们分类、归纳，找到同性。但鲍曼认为，这种“园丁式”的科学精神一旦过界，进入社会领域，可能会有问题。

其中“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人种学”与“优生学”与纳粹的结合。人类被分成三六九等，为了强化人种可以屠杀所谓的“劣等民族”。当面对与自己语言、文化、习俗不同的“他者”时，“现代科学”的下意识反应可能是，重新寻找秩序，拔除花园里的杂草一样，“净化”这群人。全球化浪潮下的移民，就成了“异乡人”，也成了社会中需要被排挤、被净化的杂草。

当然，可能鲍曼所定义的现代科学精神也有不全面的地方，因为在科学史上，“量子力学”背后的“不确定性原理”，改变了现代物理学甚至科学的面貌。科学中也有不确定，也讲概率，也会容纳矛盾与未知。

但鲍曼想通过研究现代社会中对多元性不具包容态度的倾向，比如“民族主义”“人种学”“反移民”等等现象，让我们能看到拥抱多元的必要性。矛盾的世界，也是如彩虹般多彩绚烂的。

《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重新理解“工作”

我们都先后经历了互联网行业的“内卷”，体会着“社畜”的高压与紧张。这时再读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更多了一份对“工作”的共鸣与反思——简直写进心坎里了。

鲍曼首先提到了劳动者，也就是“社畜”们被工作侵占生活的状态，工作伦理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休息是不体面的。换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而且鼓舞人心的活动。即使你看不到任何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

正是这种不停歇式的工作伦理，才让劳动者变得越发“内卷”且“倦怠”。

有停不下来的劳动者，也有停不下来的消费者。现代消费主义让我们陷入了“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就和带货直播间永远都有“3、2、1上链接”的兴奋尖叫与倒数如出一辙。

但同时，隔绝在工作与消费主义之外的，还有现代性造就下的“新穷人”。因为在福利社会的支持下，穷人可以不工作得以生存，但他们的低廉生活费也不足以支持他们通过消费来“回报”其他纳税人的支出。于是，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彻底的麻烦”。之前读过描写美国社会的《下沉年代》与《扫地出门》，美国贫民窟就处于这样越来越被边缘化的状态。

鲍曼的笔就像一把锐利却精致的刻刀，犀利又准确地描述了我们当今大多数社会都面临的问题，也让我们身为“打工人”也对工作与生活，多了一份旁观者的视角。

《现代性与全球化》——重新理解“贫富”

鲍曼关于“贫富”的话题，在他《现代化与全球化》一书中还有更充分地展开。在鲍曼眼中，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时空压缩”，也就是远距离已经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难关。

鲍曼提出，“距离”是社会造就的产物。具体来说就是，对富人来说，距离已经不复存在，全球流行都是轻而易举的；而对穷人来说，哪怕是贫民窟以外，无论是新兴商场还是其他高档消费场，都已经是无法进入的遥远他乡，更不要提全球性的流动了。所以新时代的贫富差距变成了“可流动性”的差别。

也希望大家能在工作生活中从“社会空间利用”的角度出发，有条件的话，能推动惠及更多人、包括更多生活条件穷困的人群的项目。 

《流动的现代性》——重新理解“生活”

如果说，前面四本书分别从“理性”、“科学”、“工作”与“贫富”的角度，给了我们新的观察视角，那最后这本书可以说为我们当下变动不安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解释版本。这本书写于世纪之交，却像能预知未来一般，精准地描述了二十年后的今日社会。鲍曼在这本《流动的现代性》中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流动”的时代。

拿“劳动”来举例，我们的工作进入了“流动”的状态。人们的职业轨迹与道路已不再像“福特时代”工厂的工人一样，有可预见的、既定的轨道。合作模式可以是临时的、远程的，项目和资本也是全球流动、往利润更高的方向转移。打工人在职场中，已不再是“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心态，大多是暂时性地合作与互惠的状态。

这种“流动性”还体现在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状态。人们的生活更多像是“游戏”，对未来每一关的规则都是未知的，所以对未来的计划也常常是“短暂的、多变的、无常的，最多只能看到此后仅有的几步”。

的确，在疫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了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而读鲍曼的作品，也能让我们从高屋建瓴的社会学理论层面，去理解当下生活，也多了一份观察工具。

尾声

鲍曼于2017年逝世。在刊登于英国《卫报》上的鲍曼悼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的作品提醒着我们，这世界是由人类的双手创造的，也可以由人类改造其面貌。鲍曼怀抱着热情与悲观，书写着作品，是因为他相信，人类始终需要和这个挑战所抗争。”

这个“挑战”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决心与能力，这是把双刃剑，现代科学的进步是人类能力的体现，但少数人的非理性与历史的偶然交织，也会带来冲突、战争与屠杀的悲剧。

人既有尊严荣光，也有阴暗丑恶——这一点，鲍曼始终是冷眼看待的。

他对现代社会是冷静而悲观的，因为他经历过、目睹过至暗时刻。但在他的犀利笔触下，仍然有一颗热忱的心，他对贫富差距的关注，对生存空间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叩问，都还是在希望着：或许，当我们都能既理性又宽容，既追求改造世界，也掌握边界与有所不为，那或许就是值得期许的未来吧。共勉，加油。